歧路灯小说研究的论文

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其卷八著录《歧路灯》一则，引《阙名笔记》云：吾乡前辈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120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惜其后代零落，同时亲旧，又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仅留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此亦一大憾事也。这是本世纪见知的最早的有关《歧路灯》的记载。其所谓“纯从《红楼梦》脱胎”，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歧路灯》之所以流传不广，其原因也不在于无人为之刊行。但是，这段著录文字至少说明，学者已对这部小说发生了兴趣。30年代，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歧路灯》，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亦转录了《小说考证》的材料。1924年，洛阳清义堂将《歧路灯》石印行世，共105回，前有杨懋生《序》及张青莲《跋》，对李绿园及其《歧路灯》作了介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歧路灯》成书以来的第一个印本，在《歧路灯》流传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然而正如张青莲《跋》中所言：“冗务匆匆，未及校勘，仅依原本，未免以讹传讹。”因此书中亥豕鲁鱼，随处可见，加之印数不多，流传仍是不广。1927年，北京朴社（景山书社）开始排印出版冯友兰、冯沅君兄妹的校点本，可惜只印行了第一册26回，未见下文。朴社排印本前冠有冯友兰写的一篇长序，对《歧路灯》的思想内容及艺术上的得失作了全面的评价。冯友兰《序》中说：“《歧路灯》的道学气太重，的确是一个大毛病。幸而李绿园在书中所写的，大部分是在上述‘此义’之反面……他那一管道学先生的笔，颇有描写事物的能力，其中并且含有许多刺。”冯友兰对《歧路灯》所描写的当时社会生活的种种情况均作了比较公允客观的评论，非常欣赏小说的语言（尤其是河南方言）运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同年，冯友兰还辑成《李绿园公诗钞》；朴社排印本前还有董作宾写的《李绿园传略》，对李绿园的生卒年及年谱作了初步考证与整理。冯、董所作的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八十年来最早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的贡献。由于印本的问世，给研究者提供了文本上的便利，于是，学界开始有研究论文发表，但是，有价值的专论不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有郭绍虞与朱自清的文章。郭绍虞于1928年初在《文学周报》5卷25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介绍歧路灯》的论文，将《歧路灯》与《红楼梦》、《儒林外史》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郭绍虞称赞“李绿园竟能于常谈中述至理，竟能于述至理中使人不觉得是常谈。意清而语不陈，语不陈则意亦不觉得是清庸了。这实是他的难能处，也即是他的成功处。这种成功，全由于他精锐的思路与隽爽的笔性，足以驾驭这沉闷的题材”。朱自清于同年年底在《一般》第6卷第4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歧路灯》的文章，认为《歧路灯》与《红楼梦》是“中国旧来仅有的两部可以称为真正‘长篇’的小说”。朱自清的观点与郭绍虞大致相同，尤其对《歧路灯》在情节结构上取得的成就极为赞赏，指出：“全书滴水不漏，圆如转环，无臃肿和断续的毛病”，“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朱自清在文末说：“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此外，1928年4月23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佚名的文章《评〈歧路灯〉》，对《歧路灯》的人物塑造、社会生活描写及语言等，大加赞扬，认为是“写真实主义的上乘”作品。又有徐玉诺，不仅帮助冯友兰搜集有关李绿园与《歧路灯》的资料，还在1928年11月11日半月刊《明天》1卷4期发表《〈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在1929年8月14日《明天》3卷8期发表《墙角消夏琐记（其一）》，在1929年10月16日《明天》2卷10期发表《墙角消夏琐记（其二）》，对《歧路灯》与李绿园作了考论，肯定《歧路灯》在无意中深刻攻击八股文先生及孔孟之道的同时，也指出因作者现实生活经验不足而导致小说描写时见空洞的弊端。郭绍虞与朱自清等人均只读了朴社排印本第一册26回，未及读到全书。他们的观点，自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却是代表了当时学界对《歧路灯》的一般看法，是本世纪《歧路灯》研究早期的有影响的成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洛阳清义堂本印数过少，朴社排印本未能完成；在此后的四五十年间，尽管有人对《歧路灯》持有很高的评价，如李敏修于《中州文献汇编·总序》中盛赞《歧路灯》“开近世平民文学之先声”，但学界很少有人对之作深入、全面的研究，《歧路灯》似乎再次面临被“埋没”的尴尬境地。 直至本世纪60年代，河南学者栾星致力于《歧路灯》钞本的寻访工作，并搜集有关李绿园与《歧路灯》的研究资料。栾星花十年的精力，于70年代完成了《歧路灯》的校注工作，并辑成《歧路灯研究资料》一书。由于当时出版不易，一直到1980年，才由中州书画社（现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灯》栾星校注本，1982年出版了《歧路灯研究资料》。栾星以清乾隆末年钞本《歧路灯》为原本，参稽他本（见知《歧路灯》清代钞本、民国过录本及清义堂石印本、朴社排印本共11种），校定全书为108回，并作注千余条，于俚语、方言、称谓、名物制度及古人、古籍、历史事件、三教九流行藏等，加以注释，详加考订，颇为精审，予读者以很大的便利。《歧路灯研究资料》一书分《李绿园传》、《李绿园诗文辑佚》、《歧路灯旧闻钞》三部分，后有《附录：李绿园〈家训谆言〉81条》。这部书提供了李绿园的家世生平、交游、著述以及有关《歧路灯》的研究等多方面的宝贵资料，搜罗较为完备，编排亦颇合理，且详注出处，为研究者所欢迎。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出版后，立即在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引起热烈反响，中国大陆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台湾的《联合报》，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等报章，纷纷以《埋没二百多年的古典白话小说〈歧路灯〉出版》、《一部被埋没二百多年的小说》、《再放光芒的〈歧路灯〉》、《被誉为〈红楼梦〉以外又一巨著》等标题加以报道，随之，一些学者在各类报纸或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对《歧路灯》展开热烈讨论。 1981年、1982年与1984年，在河南省郑州、洛阳与开封先后召开了三次《歧路灯》学术讨论会，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与1984年分别编辑出版了两部《歧路灯》论丛，收录了提交前两次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论文和一些知名学者的文章。此外，散见于各类刊物的论文亦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自1928年至1983年底，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歧路灯》的研究论文（含少量报道文章）有110篇左右。这些论文对李绿园的生平思想、《歧路灯》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如结构、人物、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探讨。亦有学者对小说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作专门研究，或对小说所反映的清康熙、乾隆时期的开封城市经济、有关戏曲的描写及民俗等作详细的考证。由于李绿园及《歧路灯》本身思想及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学者们的研究涉及的范围亦较广，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认为《歧路灯》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是一部平庸的作品，根本不能与《儒林外史》相提并论；二是认为《歧路灯》是优秀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与《儒林外史》在伯仲之间；第三种观点较为平和，认为《歧路灯》不及《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些一流佳作，应属于二流作品，但还是较为成功的，有其独特的风貌。持否定观点的，可以蓝翎的文章《“埋没”说质疑》（见《歧路灯论丛（一）》）为代表。蓝文认为：李绿园的“创作思想的确是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精神的大倒退，大大发展了开创人情小说的《金瓶梅》本来就有的说教因素的落后面，使‘人情小说’的发展岔向了歧路”，“《歧路灯》的确要宣传儒家的正统思想，把这种腐朽的思想看成人生指路的明灯”，“作为文学欣赏的对象，《歧路灯》就相当缺乏艺术吸引力，能让人愉快的读下去”，“是一部思想平庸艺术平平的古代小说”，与《醒世姻缘传》一样，“就二者思想的落后和艺术的平庸来看，‘则伯仲之间，各有短长，难分高下’。它们是同一创作思潮的产物，是‘人情小说’发展过程中一股混杂着更多的泥沙和腐物的浊流”。其评价之低，在当时的学者中，可能没有第二人。持肯定观点的，则可以张国光的长篇论文《我国古代的〈教育诗〉与社会风俗画》（见《歧路灯论丛（一）》）为代表。此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批驳蓝翎的《“埋没”说质疑》而作，副标题即为《〈歧路灯〉新论兼评〈“埋没”说质疑〉》。张文对蓝文作了严厉的批驳，并提出了对《歧路灯》的肯定性评价。张文认为“《歧路灯》是一部值得借鉴的教育小说”，“李绿园不仅是一位小说家，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称赞“《歧路灯》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幅风俗画”，并且指出，《歧路灯》在艺术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人物描写诸方面均取得出色的成就，认为“作者虽然主要是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刻划人物，但有时也不排斥浪漫主义”。张文的结论是，“《歧路灯》是一部有较高的思想水平与艺术成就的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在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暴露当时的魑魅魍魉的丑恶本质的深度方面超过了前者（《红楼梦》）”。张文建议，对这部“被埋没了二百多年的优秀古典小说”，“做父母的似可以一读”，“青年人可以一读”，“治文学史的人，更必需读它”，“因为它确可看作是新发掘出来的一部有价值的古代小说，即使不能与稍后的《红楼梦》并驾齐驱，但也足以使《儒林外史》相形见绌”。如此高的评价，在当时的学术界也是罕见的。至于持中间态度的观点，可以任访秋、范宁等人的文章为代表。任访秋在《漫谈〈歧路灯〉》（见《歧路灯论丛（一）》）一文中认为，“假若把《儒林外史》、《红楼梦》列为第一流，那么《歧路灯》就不能不属于第二流。因为不论是思想同艺术，较之前两书都是大有逊色的”，但对《歧路灯》的成就也作了肯定的评价，指出，“《歧路灯》毕竟是一部长篇巨著，作者社会阅历较深，而各方面的知识也比较丰富……所以作者对清代中叶的朝章国政，科场惯例，社会风俗……书中凡涉及到的，无不一丝不苟认真地给以详细的论述与描绘，从而扩大了读者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知识，对于了解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是有着深刻的意义的。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应该给它以一定的地位的”。范宁的《〈歧路灯〉读后感》（见《歧路灯论丛（二）》）也认为，“《歧路灯》整个思想主题是不高明的，人物塑造也不很成功，但记录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思想状况，涉及的生活面相当广阔……读者可以从其中看到封建社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实际上，任文与范文肯定的主要还是在《歧路灯》这部小说的认识价值上，并不同意将之看成为一流佳作。无论是肯定也好，还是否定也好，毕竟反映了学术界对《歧路灯》的关注与热情，对于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到了80年代后期，这种富于学术气氛的热闹局面渐渐趋于平静，直至今日，虽然中国大陆学术界还不时有关于李绿园及其《歧路灯》的论文发表，杜贵晨在1992年出版了著作《李绿园与歧路灯》（辽宁教育出版社），但终究没有形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学术研究热点。与此同时，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的学术界，对《歧路灯》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当栾星校注本出版后，似乎台湾与香港地区的热情比大陆为高，所给予的评价也几乎是一致的赞扬与肯定。台湾出版界在80年代至少有四家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灯》，较之大陆为多。但学者发表的研究论文，则比较的冷静与平和。如发表于1983年1月13日台湾《中国时报》王孝廉的《歧路灯的再发现与再评价》一文认为：“这部被埋没了两百多年的小说是一本相当可读的小说，但充其量只能和另一本类似的小说《蜃楼志》相等；将它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并列而为清代三大小说，是有些言过其实的。”此外，台湾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已有人将《歧路灯》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如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生陈翠芬、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生郑在亮（韩国），在1986年与1988年先后以《歧路灯研究》作为学位论文，获取硕士学位。郑在亮回韩国后，将学位论文陆续发表于本国的《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等刊物，引起了韩国学者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台湾师大书苑有限公司出版了吴秀玉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一书。吴秀玉热心于此项工作，曾五次抵豫，二度入黔，搜集资料，访问学者，历五年寒暑，写成了这部30余万言的著作。全书共分七章，对李绿园的家世、生平事迹、著述及《歧路灯》的流传、写作背景、思想内容、创作艺术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和探讨，资料之翔实，可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歧路灯》研究著作。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歧路灯》的专著，但在中国大陆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纵观80年来《歧路灯》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学术界，在总体上对《歧路灯》的评价不高，主要是认为其思想陈腐，道学气浓厚，专于说教，不具备反封建主义的光辉，但对其在反映生活面之广以及描写方面如人物塑造、语言运用、情节结构等方面的成就，仍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在此期间，除了在20年代与80年代曾有过两次《歧路灯》研究的小高潮外，学者似乎很少有人愿意对之下工夫作一番深入研究，对于《歧路灯》这样一部有着独特个性的长篇巨著来说，似乎也令人感到有点遗憾；但是，据说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延年，在1998年以《歧路灯研究》作为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笔者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研究李绿园与《歧路灯》，以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全面深入与发展。

泛指高官重臣三台八座：（紫薇斗数星耀）二星属土，主贵，为吉星，喜合照或同宫，不喜分而各行。二星可辅佐紫微，主有权势，喜同宫入命或分守命身宫，得诸吉守照，则主贵显可期。得一星守命，虽可主贵，但多早年离家，出外发迹。二星之一入夫妻宫，主夫妇分离，不吉，同守夫妻宫则白首偕老。二星合守迁移宫，每得贵人之助，平步青云，单守则独力营求。三台阳土，八座阴土，辅日月之光。主正直、平和、扶主曜之星。三台之性格，为耿直无私，有威仪，逢吉加吉祥。八座之性格，为直爽而急躁，口快心直，且是善良多义，逢吉加吉祥。此二星若逢日月同度，对照，及三合，可增日月之光辉，十二宫中无失陷。于病，多主胃脾之疾。于田宅，主富足，近有三列成行之房屋，及牌楼，或八字形之建筑等，以吉论。（此二星专主交通工具）。

李绿园最受世人关注的代表作还是长篇小说《歧路灯》。《歧路灯》的创作始于1749年，中间因“舟车海内”一度辍笔，1777年才脱稿，历时30年。小说一共一百零八回，60多万字。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普通人的生活，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同为清代文坛上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歧路灯》以清乾隆时期的太平盛世为时代背景，反映盛世背后隐藏的教育危机和社会危机。小说以富家子弟谭绍闻如何由一个败家浪子回头重振家业的故事为主要线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教育危机的严重性，为社会教育敲响了警钟，为误入歧途的青年找出了指路明灯。这部小说开创了我国教育题材古典小说的先河。小说生动形象地揭示了青少年堕落的四大原因：家庭教育不当，教师素质不高，社会交往不慎，个人意志不坚。概括出了古今青少年失足犯罪的一般规律，对于当代人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200多年来，《歧路灯》多以抄本流传，后经河南大学栾星教授校注，1980年，这本被誉为18世纪中国普通人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杰作才得以出版发行。《歧路灯》是我国小说史上仅有的一部以“浪子回头”为题材的长篇白话小说。李绿园在小说中劝诫世人:教子要严，延师要正，交友要慎。书中谭孝移的临终遗言，“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八个字，则是小说的主旨，堪称封建时代教育子弟的指路明灯。后人对《歧路灯》的评价也很高，清乾嘉学者吕中一评李绿园是“以左丘、司马之笔，写布帛菽粟之文章”；近代小说史家蒋瑞藻称《歧路灯》“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朱自清先生认为：“《歧路灯》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歧路灯》的故事假托明代嘉靖朝事，实际上写的是作者当时代的社会情景。书叙河南省会祥符（今河南开封）一个普通读书人的家庭由盛而衰，败而复兴的经过。这家的独生子谭绍闻背弃了父亲谭孝移临终时要他“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嘱咐，在母亲王氏的娇惯下，择师不当，又受同辈浮浪子弟的引诱，逐步走上歧途。中途几次在父执、良师、义仆的劝阻下想改恶从善，无奈屡次旧病复发，终至倾家荡产。最后他在族兄谭绍衣的帮助下，浪子回头，重整家业，功成名就。李绿园以谭绍闻误入歧途又浪子回头这一线索为中心，突破了家庭的囿限，把描写的笔触伸向广阔的社会，从省城到京都，从亳州到济宁，从北方乡镇到浙江海防，都是人物活动的舞台。小说“描写人情，千态毕露”，有姓名的人物就有二百六十多个，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式人物，应有尽有，展现了清代中期社会吏治腐败，世风浇薄、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凡此种种使《歧路灯》得以成为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艺术长卷，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构。李绿园在《歧路灯》中为疗救青少年，提耳面命了八个字：“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在第九十五回，他借谭绍衣之口，大声疾呼：“这是满天下子弟的‘八字小学’，是咱家子弟的‘八字孝经’”，要“镂之以肝，印之以心”，“用以为子孙命名世系”。李绿园以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从正反两方面来反复阐述这八个字，从而突破了作者的理学思想的禁锢，使小说表达出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蕴涵。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清代社会的黑暗，真实地描画出各级官僚胥吏贪污受贿的无耻行径。书中的满相公说过：“天下无论院司府道、州县佐贰、书办衙役，有一千人，就有九百九十个要钱作弊的。”此可谓清代官场的真实写照。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形象地描写了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引起的各阶级各阶层的升沉，从而对时代的内涵和历史的进程作出了较为准确生动的表述。他以大量的笔墨写谭绍闻、盛希侨、张绳祖、夏逢若等官宦后裔不可阻挡的衰败，地主阶级后继乏人，谭绍闻的前妻、恪守三从四德的淑女孔慧娘在谭家站不住脚，终于郁闷成疾而死，作了理教的牺牲品。续娶的富商之女巫翠姐慕谭家的世家名声，却不理那一套三从四德的清规，看戏、打扮、摸牌，甚至和妓女平起平坐。她嘲笑谭家的败落，表现了市民阶层虽在潜意识中还残留着往日的卑谦，却以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气势向封建世家进逼的时代变化。由于李绿园对世情的洞察，他写出的各种社会鬼蜮现象，有着勾魂摄魄兀现纸上的艺术魅力和认识价值。在这些群像中夏逢若从十六回出场，到一百回遣发极边结局，计有四十七回写到他。他像勾命的无常一样，拉谭绍闻下水，步步走上歧途。从这一封建破落户子弟的畸形人物身上，人们从另一个侧面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溃烂。以“循吏”自诩的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塑造了一批能“通经致用”的儒生和奉法循礼的好官形象。谭绍闻的父执和老师娄潜斋，在全祥符城士人中唯有他“端方而多历练”。李绿园极称他才是“正经理学”，又借书中程嵩淑赞他：“相处二十多年，潜老有一句理学话不曾？他做的事儿有一宗不理学么？”娄潜斋中了进士出仕馆陶，“满馆陶境内个个都是念佛的，连孩子老婆都是说青天老爷。”李绿园还写了谭绍衣慈悲为怀，关心民瘼的德行。他在审理邪教案时，将录有教众名单的黄皮书私下烧掉，不予追查，表现了儒家“为政焉用杀”的观点。书中“季刺史午夜筹荒政”的情节，则表现了“士为民役”的观点。李绿园还在书中刻画了一些胸无点墨的冬烘秀才、士林败类。他斥责这些人，“说的不出于孔孟，就出于程朱，其实口里说，心里却不省的。他靠住大门楼子吃饭，竟是经书中一个城狐社鼠!……更有一等，理学嘴银钱心，搦住印把子一心直是想钱，把书香变成铜臭”（第三十九回）。这些都是和他遵奉封建法统，宣扬忠孝节义，关心民生疾苦，希望吏治清明的政治抱负一脉相通的。他还写在“太平盛世”下，农民“刮榆树之皮，挖地梨之根”以充饥，“鬻儿卖女以供籴，拆屋析椽以为爨”（第九十四回）；土豪管贻安霸占民女，逼良为娼，枉害人命还有恃无恐。这些情节的描写，使人感到李绿园对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事不堪问了的忧虑和悲观，对劳动人民所受压迫的关心和同情。他还在小说中反对急功近利的八股取士制度，批评戕害人性的二十四孝，同情再醮寡妇姜氏与谭绍闻有情而不能成为眷属，痛斥当时流行的术数之学、看风水、躲殃等迷信活动，认为“士农工商，都是正业”，这些都反映了李绿园求真务实的理性思考和正直的操行品德。李绿园在小说中还提出了一整套教育理论，并且让书中的人物从正反两方面一一验证这些理论。他肯定戏曲等通俗文艺的教化作用。他的教育思想也是很值得我们加以认识和研究的。李绿园的创作，把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艺术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反对文学创作的浪漫主义和艺术幻想，推崇杜甫“麻鞋见天子”的载道又写实的创作。这种载道的文艺观和世情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结合，正是《歧路灯》的特色。在题材的摄取上，李绿园不在捃拾稗官野史，也不用历史演义，即乏神魔灵怪，亦无英雄传奇，而是以谭家的变迁为构思主体，于此一个平常的家庭，既能写琐事，也能写婚丧豪奢，冷语热肠，有情有理，反写正写，劝诫讥讽均佳。他使《歧路灯》像中流砥柱一样，崛起于才子佳人小说的泛滥之中。李绿园写实主义的创作成就突出表现在《歧路灯》的人物形象塑造上。他使许多人物以独特的风姿和魅力成为古代小说艺术画廊中具有永久价值的形象。李绿园打破了人物性格一出场就定型化的传统写法，写出了谭绍闻这样一个误入歧途堕落破败，后又重新走上正路的地主子弟的典型。同属这类转变型的人物还有盛希侨和王隆吉，构成了古代小说中前所未有的转变型人物系列。他所塑造的四十多名市井无赖匪类人物，也大多性格鲜明，声情各异。夏逢若是刁钻谲诈、奸猾狡黠、厚颜无耻的流氓恶棍，张绳祖是阴险世故、勾结官府坐地分赃的老赌棍，管贻安是粗狂鄙俗的恶少，茅拔茹是蛮横鄙猥、狠毒凶顽又低能的戏霸，虎镇邦是精于赌术、狐假虎威、色厉内荏的兵痞，可谓面目截然不同，各具精神形色。市井无赖夏逢若的形象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书中许多女性形象的刻画也很成功。不但王氏、孔慧娘、巫翠姐、冰梅以及惠养民妻滑氏这些重要人物形神毕现，各具个性，就连那些出场不多的小人物，如寡妇姜氏、巫婆赵大娘、官媒薛窝窝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使人过目不忘。这些人物全从李绿园所历所见的生活中来，故能突破其它小说类型化的描写，达到典型化的水准。李绿园不重人物面貌和服饰的静态描画，而善于以出神入化的白描手法，将人物置于特定的环境中加以对比和映衬，从而使人物形象相得益彰。《歧路灯》的语言简炼精当，书卷气和俗语俚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雅俗得当，很富于表现力。人物语言各依身分，读来如闻如见，凸现眼前。在《歧路灯》的结构上，李绿园按起承转合苦心孤诣地加以设计安排，大开大合，首尾照应，滴水不漏，经纬分明。随着故事的开展，小说描画了一幅幅生动活泼的社会风俗画面。他善于用含蓄的对比手法和委婉的讽刺技巧，使《歧路灯》达到了旨微语婉的讽刺效果。他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老老实实地叙写，没有怪诞和变态，反使讽刺笔墨入木三分更为发人深思。当然，小说中的理学说教，相似情节的重复，庋学问，掉书袋等毛病，严重损害了《歧路灯》的艺术成就；全书的道学气也影响了读者的欣赏胃口。特别是八十回以后，是他晚年续写的大团圆结局。这种强扭的结局不符合生活的真实，致使不少人物性格前后脱节。他自己也感叹道：“后半笔意不逮前茅，识者谅我桑榆可也。”评价李绿园的小说创作，应当注意到《金瓶梅》的影响。李绿园指斥《金瓶梅》是“诲淫”“宣淫”之书，他要反其道而行之，“借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他在小说中表白：“草了一回又一回，矫揉何敢效《瓶梅》！”但实际上他“深得《金瓶》壸奥”。两部小说都把故事的背景假托于前朝，而用写实的态度，以一个家庭为中心反映了各自时代的社会生活。《金瓶梅》写西门庆由盛至衰，重点写其盛；《歧路灯》写谭绍闻由败而复兴，重点写其败。两书中不少人物性格有相通之处，特别是那些妇女和市井无赖形象。但李绿园的略貌取神、语言精炼的白描手法较《金瓶梅》则更加纯熟。由《金瓶梅》到《歧路灯》，可以约略看出文人独立创作世情小说的发展轨迹，标志着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创作艺术进入了成熟阶段。朱自清先生在评价《歧路灯》时指出：“单论结构，不独《儒林外史》不能和本书相比，就是《红楼梦》也还较逊一筹；我们可以说，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惟一的真正长篇小说。”“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歧路灯>》）李绿园无愧是我国古代第一流水平的长篇小说家。

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大致同时问世于清乾隆年间，由豫人李绿园创作的长篇小说《歧路灯》，洋洋70余万言，108回，在当时说部之林独树一帜。但是，此书脱稿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都以钞本形式在河南乡村流传，知者寥寥，并未引起读者及学界的注意。20世纪20年代起，《歧路灯》始有印本出现，才开始了对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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