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文研究李教授论文

1、是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知道历史上有个商王朝，而且这些文献无一是成于商代的。而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将大量的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同时，他根据缀合的两片卜辞，发现上甲以后几位先公之次序应是报乙、报丙、报丁，《史记》以报丁、报乙、报丙为序，是后世传抄而成的。这篇著名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件大事，而且鉴于殷商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发现也是世界历史研究中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 2、在于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了《殷本纪》的史料价值，使《史记》之类历史文献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商史。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也恐非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3、是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催生作用。1927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继续在此地寻找甲骨。当李济主持第二次发掘时，已开始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认识到“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并从而取得以后14次发掘的重大收获，所以可以说，正是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4、是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甲骨文的发现，极为有力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还比较远，有很多象形、会意文字，令近代诸多学者眼界大开。《说文解字》以小篆为本解释字原的理论的错误得以纠正，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中国文字的真正的起源。 5、是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自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在中国以及海外众多学者的努力和追求之下，不仅为甲骨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使甲骨学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而且大大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古代文明，促进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

一，是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二，在于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了《殷本纪》的史料价值，使《史记》之类历史文献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商史。三，是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四，是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五，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

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一，是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知道历史上有个商王朝，而且这些文献无一是成于商代的。最系统讲商史的是西汉司马迁所撰《史记·殷本纪》；即使连公认为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在西周时期被改造过的文章。由于文献奇缺，更缺乏同时代的文字史料，以至在本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胡适仍主张“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3]。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将大量的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4]，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同时，他根据缀合的两片卜辞（《殷墟卜辞后编》上8·14＋《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1·10），发现上甲以后几位先公之次序应是报乙、报丙、报丁，《史记》以报丁、报乙、报丙为序，是后世传抄致讹。这篇著名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件大事，而且鉴于殷商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发现也是世界历史研究中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二，在于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了《殷本纪》的史料价值，使《史记》之类历史文献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商史。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5]，那么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也恐非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三，是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6]。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催生作用。1927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为了继续在此地寻找甲骨[7]。当李济主持第二次发掘时，已开始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认识到“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8]。并从而取得以后14次发掘的重大收获，所以可以说，正是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四，是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在乾嘉学风的影响下，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光绪九年（1883年）刊行的吴大澄《说文古籀补》以金文资料充实、修订《说文》，为中国文字学向近现代文字学发展搭起了一座桥梁。甲骨文的发现更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原的理论与其整个文字系统皆难以维持，从而使“许学最后的壁垒也被冲破了”，从此“中国文字学就到了一个新的时期”[9]。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想必大家都已经熟悉了，那么甲骨文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文字呢？ 自从十九世纪末发现甲骨文以来，共发现甲骨十六万余片，发现单字四千余，已辨识1752字。这些甲骨和青铜器一起成为我们了解商代宫廷生活的第一手资料。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要从甲骨文的产生说起。 《尚书?多士》里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商朝人写的“册”字，是细长的竹木被绳带编串的形象；“典”字是双手拱“册”的形象。但是商人的“典册”写于竹木之上，极易腐朽，到了春秋时期已经见不到多少了，所以孔子才发出：“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也。（《论语?八佾》）”《史记?殷本纪》虽然有个大致的轮廓，但全篇仅两千余字，仍显简略。 还好，商人给我们留下了另外两种东西，可以让我们对他们的生活有个大致的了解。这就是甲骨和金文。“金文”就是铸于铜器上的文字。刻于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大多为商王占卜的记录，称“卜辞”，也有一些和占卜无关的东西，所以统称为“甲骨文”。 甲骨文由来 甲骨文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 商代统治 者迷信鬼神，其行事以前往往用龟甲兽骨占卜 吉凶，以后又在甲骨上刻记所占事项及事后应 验的卜辞或有关记事，其文字称甲骨文。 自清末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有文字之甲骨，整整100年了,目前出土数量在15万片之上，大多为盘庚迁殷至纣亡王室遗物。 以出至殷墟，故又称殷墟文字；因所刻多为卜辞，故又称贞卜文字。甲骨文目前出土的单字共有4500个,已识2000余字,公认千余字。它记载了三千多年前中国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是现存最早 最珍贵的历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