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论丛期刊2019年第34期

孟子身处战国中期，这是一个战争不断的时代，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随着铁犁牛耕的推广使用，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大量的耕田被开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私田，奴隶社会的土地制度逐渐土崩瓦解。越来越多的人凭借军功、贸易获得私田，而王公贵族在这样的变动下渐渐失去世代相传的土地，土地私有制逐渐得以确立。而孟子主张“井田制”，并将其作为施行“仁政”的基础。在孟子看来，“井田制”不仅可以保证国家的税收和农民的收入，也可以使农民建立起高尚的心志和稳定的生活。然而在当时私田大量涌现、土地私有制露出萌芽的情况下，“井田制”已经失去了其现实基础。此外由于战火连天，农民们常常为了躲避战争而流离失所、居无定处，根本无法进行耕作，因此，“井田制”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作为孟子“仁政”实施的现实基础，不合时宜的“井田制”使得其“仁政”也难以施行。其次，私有制的盛行使得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一方面，许多平民因为军功、贸易等原因得到大量私田，有了一定的财产，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同时一部分贵族和士沦则落为平民。另一方面，周王朝日渐没落，齐、楚等大国对天子的地位虎视眈眈，滕国、宋国等小国也试图通过变法谋求生存。各国都企图通过推动战争，实现社会变革，从而达到自己的利益，即“王天下”。在这个竞相争王的社会中，利益对君主才是最重要的。“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期待孟子能够给自己一些富国强兵的建议与策略，而孟子却认为拥有“仁义”就足矣。在孟子看来，仁义是制胜法宝，但是在君主看来只有赢得战争才是强国之关键，两者思想意识的差别使得孟子的“仁政”学说并不受君主喜欢。孟子认为百姓是国家政治的第一位，一切政策的实施都应该以百姓为主，因此君主若想实现“王天下”，就必须从百姓的利益出发。在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中，仁义道德、百姓民心确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朝代的更替是由仁义道德决定的。战争总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并决定孰胜孰败，哪怕是孟子称为道德典范的周文王也是靠战争夺取天下的。在当时那个各国均想称霸天下的时代，无论是保卫还是扩张自己的领土，战争都是唯一且必需的途径。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孟子的“仁政”显得就很软弱无力。来源：西部论丛

中国一贯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所以是没有所谓盟友一说的。中国在外交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不结盟不称霸。

中国最好的三个盟友是：巴基斯坦、苏里南和东帝汶。

1、巴基斯坦

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伊斯兰国家，曾经是英国殖民地，二战结束后，1947年巴基斯坦正式宣布独立，中国和巴基斯坦结缘已久，上世纪70年代，巴基斯坦力挺中国取得联合国合法席位，汶川地震时，巴基斯坦几乎将全部备用帐篷支援中国，虽然价值不大，但是心意令人感动。

除此之外，巴基斯坦对中国人非常尊敬，走在巴基斯坦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商店标语：中国人免费，很多巴基斯坦人民遇到中国人时，都会主动打招呼问好，而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对巴基斯坦也没得说，各种支援、合作不断，帮助其发展，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第一次“一票否决权”就用在帮助巴基斯坦的事情上，正因为两国良好的关系，中国人称巴基斯坦为“巴铁”。

2、苏里南

是南美洲最小的国家，人口不足百万，领土面积狭小，但是他与中国却是真正的盟友，2014年4月，苏里南政府将中国农历新年规定为国家公共节假日，还将中国客家语言当成为法定语言，从1976年与中国建交以后，苏里南总统多次对中国进行访问，两国在文化、教育等方面合作密切，苏里南逐渐成为中国最坚实的盟友。

3、东帝汶

对中国更是满满的善意，2002年宣布独立，建国之后仅2小时就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虽然东帝汶只是一个小国，但是却很有骨气，建国之后高调声明，禁止日本人入境，与对中国的态度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可以说东帝汶就是中国的一个粉丝。

不管是“巴铁”，还是苏里南和东帝汶，他们对中国充满善意，中国作为礼仪之邦，也将他们视为朋友，在多方面为其提供帮助，可以说这三个国家是中国的三大铁杆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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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戈尔巴乔夫改革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从赫鲁晓夫所施行的改革起，之后苏联的改革就呈现一个间断的不连续状态，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苏联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已经处于爆发的前夕。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尔巴乔夫开始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其所奉行的“改革与新思维”理念，从改革之初就想从本质上来一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的彻底性变革和重建运动。通过对斯大林所流传下来的政治体制宝贵遗产进行极其彻底的抛弃，促成自身所信奉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成功建立。现在从下述四个方面比较科学社会主义与戈尔巴乔夫所信奉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一是，在国家权力方面。前者的主张是国家权力不可分割，而后者则主张可把国家权利分成三部分，来相互抗衡；二是，在政权方面。前者的主张是坚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后者却是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主张；三是，在指导思想方面。前者充分强调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后者却恰恰相反，坚持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主张；四是，在经济制度方面。前者强调的是要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主张，而后者则是坚守混合经济的主张，该经济制度的实质就是私有制占主体地位，也就是说，二者在经济制度方面的主张完全相反。基于此，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完全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和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于激进、大胆，使国家根基发生了动摇，因而也难以取得很好的改革成效，甚至可以这样说，失败是不难预见的事情[1]。三、体制僵化与经济倒退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基础是经济，上层建筑是政治，如果这二者一道被抛弃和倾覆的话，那么一个国家也会随之覆灭，苏联的解体就是如此。苏联整个国家所奉行的经济模式以及政治体制模式，都与现代经济发展所蕴含的规律严重背离，对苏联地方上、各大企业以及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造成极大的损伤和压制。尽管在全社会中推行了经济方面的改革，但是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经济不断不上涨，反而出现发展趋势变缓，甚至是出现缓慢的下滑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此时，苏联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比例所存在的失调问题更为严重，更进一步来说，制度上所固有的弊端得以显现[3]。加之，政治运动推进的日益深化，坚持对反对派进行无情的消灭以及对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士进行无情的压制，最终达到一个苏联、一个党的目的，严密的控制意识形态，这都使得整个苏联变得更加封闭、麻木以及僵化。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本来就呈现着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态势，经济要想发展，就必须有较好的制度保障。反过来，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也会促进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整个国家的长足发展。但是苏联的体制却太过僵化，使得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的束缚，毫无自由可言，加之上述提到的各种政治活动的深入开展和进行，使整个国家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沉默，可以说已经从根子上腐烂了[4]。来源：西部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