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科学专业概论论文

环境技术政策分析（一） 环境技术政策的含义关于政策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在中外有关政策科学方面的文献报道中，有数十种之多，至今没有一致公认的定义。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认为，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美籍加拿大学者戴维•伊斯顿指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政策科学主要的倡导者和创立者哈罗德•拉斯韦尔与亚伯拉罕•卡普兰认为，政策 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罗伯特 • 艾斯顿认为，政策就是“政府机构和它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托马斯•戴伊认为，“凡是政府决定做的或不做的事情” 就是公共政策；詹姆斯•安德森认为政策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而这些活动是由一个或一批行为者，为处理某一问题或有关事务而采取的；卡尔•弗里德里奇认为，政策是“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个人、团体或政府有计划的活动过程，提出政策的用意就是利用动机、克服障碍，以实现某个既定 的目标，或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我国的 《辞海》 将政策定义为“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政策学者孙光认为，政策“是国家和政党为了实现一定的总目标而确定的行动准则，它表现为对人们的利益进行分配和调节的政治措施和复杂过程”；王福生认为政策可以解释为 “人们为实现某一目标而确定的行为准则和谋略”、“简言之，政策就是治党治国的规则和方略”；张金马认为，政策是 “党和政府用以规范、引导有关机构团体和个人行为的准则或指南。其表现形式有法律、规章、行政命令、政府首脑的书面或口头声明和指示以及行动计划与策略等”；陈振明认为，政策 “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伍启元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所采取对公私行为的指引。”科学技术政策成为一个专业术语，并被经济发达国家和科技发达国家共同采用，是从1963年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开发区适用的科技会议以后才开始的。尽管科学技术政策已被广泛地使用，并成为国家对科技活动实行控制的重要手段，但目前仍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东北大学娄成武教授认为，技术政策是 “为了开发某个行业（技术领域），用以调节、控制技术发展所拟订的政策，主要体现在某个行业（技术领域） 的发展方向和构成的转变、比例关系的变化”。许正中认为，技术政策 “就是国家为了对技术活动的投入、运作、产出、转化各环节进行调控而建立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知识生产的技术方针和实现技术方针的体系”。1986年，由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的 《中国科学技术指南》认为：技术政策是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应当遵循的准则，旨在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1988 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的科学技术蓝皮书第1号——《国家十四个重要领域技术政策要点》——在前言中明确指出：“技术政策是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是国家宏观指导和调控经济建设活动的强有力手段，尤其对科技攻关、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重点建设项目的技术选择，以及生产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变革和发展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所以，必须把技术政策放在与重大经济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加以认真贯彻执行。技术政策的主要内容大体包括发展目标、行业结构、技术选择和技术进步的途径、路线、措施4个方面；技术政策体系是科技方针的展开和具体化，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技术活动的态度及对技术活动各个环节的控制，也体现了国家对技术发展方向和规模进行的控制。在制定一个领域的技术政策时，应当根据该领域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抓住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提出相应的措施。我国原国家环保局局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认为，环境技术政策就是国家根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在环境保护方面制定的一系列技术行动准则。武汉大学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技术政策是为了解决一定历史阶段的环境问题、落实环境保护战略方针，并达到预期环境保护目标，调整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及与之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国家机关制定并以特定形式发布的环境保护技术原则、途径、方向、手段和要求。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李康教授认为，环境保护技术政策是指在经济能力许可的前提下，为适应多、快、好、省地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科技手段及科学方法的集合。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朱庚申副教授认为，环境保护的技术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行业为对象，在行业政策许可范围内，引导企业采取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生产和污染防治技术的政策，环境保护的技术政策是企业制定污染防治对策的依据，也是开展环境监督管理的出发点，由于行业和领域不同，环境问题产生的途径和方式就不同，解决环境问题所采用的污染治理技术和生产技术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了有不同的环境保护技术政策。环境技术政策也是环境政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环境技术政策外，环境政策还包括环境管理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环境产业政策、环境外交政策，它们实际上是环境保护与经济、科学技术、科学管理、产业以及外交活动相交叉的结果，并与环境经济学、环境技术科学、环境管理科学、环境产业和环境外交学等交叉科学或学科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些环境政策和其他许多领域的政策之间也存在着交叉和渗透。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延伸的政策，除了包括环境技术政策外，显然还包括其他环境政策以及许多其他领域的政策 （诸如区域宏观经济布局与产业发展政策、科技发展政策、对外贸易政策、投资和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其他环境政策以及许多其他领域的政策与环境技术政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其中的某些具体政策还是执行环境技术政策不可缺少的支持条件，因而在研究环境技术政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时，还必须考虑与环境技术政策相配套的相关政策问题，其中主要是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问题。环境技术政策通常是一国编制环境科技发展规划、环境保护中长期规划，指导环境科技攻关、技术开发与引进和环保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据，是实现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技术保障。因此，新世纪的环境技术政策要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环境和发展相协调为目标依据，不断地适时修改、完善和创新。（二） 环境技术政策的全息性特征全息性是指诸多事物的局部与局部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包含相同的信息，或者某一事物低层次的局部包含着高层次整体的全部信息。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制定的环境技术政策，涵盖了人与自然、经济与资源环境、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多层面关系，它所具有的全息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1. 政策的多元性交叉与渗透由环境、经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息性所决定的环境技术政策的全息性，首先表现为环境技术政策体系内部以及环境技术政策与其他环境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之间的多元性交叉与渗透。此种交叉、渗透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在许多其他领域是不可比拟的。比如，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生产管理模式，以及不可持续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方式，直接造成资源能源的高消耗、大量浪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由于宏观经济布局、人口空间分布不合理，加上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导致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及其产业结构的严重雷同，以及污染性乡镇工业和其他小型、分散、落后的加工工业的规划缺乏统筹，致使一些人口、工业、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高度密集区的土地、淡水资源严重短缺，大气和水环境污染达到环境公害的水平，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受到危害，生存环境质量每况愈下，等等。这些多层面、多因素和多环节的复杂因素关系链，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方面负面影响和结果，恰恰是以往执行的环境技术政策、其他环境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在许多方面不协调，甚至违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从反面证明了环境技术政策与其他环境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之间的多元交叉与渗透的特征，同时也证明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保证这些政策全方位正向交叉与渗透的前提。2. 政策体系的多向相关性和整体性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依存性及其相互作用，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的全息性，决定了环境技术政策体系的多向相关性和整体性，即环境技术政策体系内部的纵向、横向相关性，某些环境技术政策与其体系外部的纵向、横向相关性，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的整体性。比如，在研究、制定中国能源发展与大气污染控制政策时，从能源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出发，不仅要考察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与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性，技术进步、科学管理、能源价格与全面降低能源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可持续消费的相互关系等，还要考察把更多的煤炭转化为电力、发展水能与核能发电以及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经济和技术问题，以尽可能增加清洁能源的比重，为从源头上缓解能源发展与大气污染日益严重的矛盾提供保证。由此可见，环境技术政策体系的多向相关性和整体性不仅反映了环境技术政策的高度复杂性和政策调控作用的系统性，而且是环境技术政策多元性交叉与渗透在深层次的表现。3. 发展观和价值观是政策思想的灵魂历史经验表明，资源衰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之所以产生和日趋严重，而且，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还出现了人口数量的增长、经济开发规模和开发强度、社会消费总量及其资源消耗总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资源环境最大允许承载能力的严重状况，并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不经济性，即资源环境损失的累积效应，究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只顾发展，不顾资源环境，甚至虐待资源环境，并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且不具有原生价值。尽管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误会，但却是近二百年工业经济和“黑色工业”时代的历史事实，并在某种意义上，是难以避免的。建立在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的资源环境价值观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为之服务的资源环境政策，从观念上革新了传统发展观和错误的价值观，正在改变着人们对发展与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的思维定势和思维方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在发展中保护和改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并使其中的某些资源得以永续利用的全新思想正在人们的头脑中建立。上述发展观和价值观是环境技术政策思想的灵魂，而且，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研究、制定的新的环境技术政策体系能否有效地付诸实施，能否在实践中起到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调控作用，首先取决于人们，特别是各级决策管理者能否自觉地接受并把握环境技术政策思想的灵魂。4. 政策的稳定性与可变性在确立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之后，所制定的环境技术政策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和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由于客观条件将会产生比人们预料的更快的变化，况且，目前人们尚未完全认识某些深层次的变化，客观上存在着某些不确定性，所以，环境技术政策还具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必不可少的可变性。环境技术政策的稳定性是指在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唯一选择并需要当代人和后代人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的条件下，基本的政策框架、主要和长效的政策内容将会延续相当长的时期，在此时间跨度中，不会有实质性改变；环境技术政策的可变性，是指某些具体政策在制定政策的经济、科技、社会依据发生变化之后的正常变动，其中包括政策内容的调整和补充、部分条款的更新替代等。正确认识和把握环境技术政策的稳定性与可变性的相互关系，包括提高对所研究、制定政策的稳定性的认识能力和处理能力，并把握政策变动的层次、内容和时机，变动后的政策对原有政策调整或否定的适宜度，调整、更新的政策与继续执行的原有政策的协调，等等。这些都是政策学者和研究编制环境技术政策者面临的重要课题。5. 政策执行中的连锁反应和波及效应环境技术政策的多元交叉与渗透、多向相关性和整体性以及发展观、价值观对执行政策的影响等，将会在环境技术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产生连锁反应与波及效应。比如，在控制建设项目环境污染的政策中规定，首先在立项前，要进行环境影响的评价；立项建设过程中，要对控制污染的设施是否与主体工程同步到位及其控制效果进行审查和验收；然后，在建设项目投入生产运行后，要进一步执行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政策和排污收费政策；进而根据实际情况和有关政策，开展清洁生产的审计工作，按照节约资源、控制污染的基本政策来编制清洁生产方案，并分步骤付诸实施。如果这些环境技术政策和有关的其他调控手段都能被严格执行和采用，那么，这些污染性建设项目的生产活动与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的矛盾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协调，使环境技术政策在发展与资源环境良性循环轨道上产生一系列活动过程、环节及后果的正向连锁反应，并在所有污染源都处于有关环境技术政策、法规的控制和管理监督的条件下，出现波及效应；反之，将会产生在恶性循环轨道上的一系列反向连锁反应和波及效应，从而使环境污染日益恶化。在认识环境技术政策的上述主要特征之后，将会从中引申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为进一步研究环境技术政策理论问题提供有利条件和科学依据。参考文献1 顾海波．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环境技术政策创新．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4；2 张兰生．实用环境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3 娄成武．当前我国科技政策研究的若干问题．东北大学学报．2002；4 中国科学院能源战略研究组．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专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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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国科学院陆地生态过程重点实验室主任、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周启星认为，环境生物技术是21世纪国际生物技术的一大热点，兼有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特点，在环境污染治理与修复、自然资源可持续再生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从根本上体现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环境生物技术相关产业也正迅速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 内容和分析环境生物技术是一个纯生态过程，这使得该技术在解决环境问题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显著的优越性，从根本上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周启星介绍，环境生物技术可按技术的难易程度，划分为高、中和低三个层次，其中高层次环境生物技术指以分子生物学技术为主体、以基因工程为主导的污染控制与监测技术，中层次环境生物技术是以目前大量应用的、经过工艺改革与技术创新的生物处理技术，低层次环境生物技术则指各类自然净化系统。应用中三个层次的技术互相渗透、协同一致，供决策者和用户根据“经济”、“可持续”原则酌情选用“现代环境生物技术的兴起，确实有其‘不得不发展’的现实需求。”周启星解释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传统环境处理技术无法解决的环境污染问题，包括高效降解有机有毒污染物的基因工程菌和抗污染、超积累型转基因植物的研究，无害化或无污染生物生产工艺技术研究，废物资源化工程研究等。在这些方面，现代环境生物技术与传统技术相比效率高、速度快，更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正因为要“能传统环境技术之不能”，当代环境生物技术的发展热点主要集中在高层次技术，即以分子生物学技术为主体，以基因工程为主导的污染诊断、污染监测、污染控制及污染生态修复技术上。其中，环境生物新技术、新方法的开发和利用，如污染环境的分子诊断技术是污染控制与修复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当前环境生物技术研究人员，仍不能很好地用生物芯片、转基因、干细胞、蛋白质组、代谢组、生物发光等技术，发展出有效的污染检测与监测方法。人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人类总是在不断地改造环境，创造不仅使用，而且美观的环境空间。城市所意味的，不仅仅是建筑、街道、商店等人工建构物的堆积，而蕴涵着在诸多功能性设施及硬质景观相伴下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和城市居民多姿多彩的生活。从外在的视觉影像来看，城市是由其平面结构、天际轮廓、各色建筑、街市设施、区域地标、开放的空间、植栽园林及穿梭不定的交通工具所构成，然而这些都是城市人在选择和被选择的行为方式下形成的物质形态，其间蕴涵着深厚的自然法则、社会心理、人文情感及历史沧桑。城市化在为人们带来许多益处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民健康产生影响。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的气候变化（如热岛效应）和环境污染，包括水、空气、噪声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等；二是自然资源的耗竭与短缺，特别是淡水、化石燃料、耕地的过度利用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三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导致大量的社会问题，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绿地减少、教育与卫生滞后等。生态城市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建设起来的城市。生态市建设，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决策和管理方法，充分挖掘市域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具有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生态城市实践方法应该是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保证长期的生态健康和后代人生存与发展所需的资源。中国的生态城市规划同其他的规划有两点区别。它的规划时间一般超过20年（总体规划的年限），为长期的发展指明方向。另外，生态城市规划比起其他的规划所涵盖的内容更广泛。中国的生态城市方法反映了最需解决的两个方面—经济和生态，目的是为寻求经济和社会利益，长期的生态健康和资源管理之间的协调发展。社会问题会在生态城市的讨论中变得越来越来重要。第一，重视城市生态学理论的探索，特别是不同规模城市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第二，扩大城市科学研究的范围，即从由单一的城市为对象的研究，转变为对城乡复合生态系统的研究，包括半城市化地区的研究和乡村工业化与城市群的研究；第三，发展生态城市建设适用技术体系，促进现有技术的生态化；第四，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生态景观规划和生态文化的方法论上的指导；第五，建立相应的政策、法令和奖惩制度，促进生态城市的发展；第六，加强教育、培训和生态城市的能力建设，增强生态意识；第七，加强国际间、城市间和社区间的合作与交流.。 “我们有一个责任，即不仅仅是仔细考虑美的含义，而且开放我们自己去体验美并且遵循美的引导。这种人类特有的适应才能帮助我们同自然界发展一种伦理关系。” ——.奥斯丁 在我国许多城市社区及城乡结合部区域，由于土地利用方式及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使得大面积裸露的土地受到长期的侵蚀和沙化，原由树林植被被轻易伐弃；水资源短缺，垃圾、废水处理系统不完善，环境污染加剧等情形在生态上个社区的健康生存发展带来长久的、潜在的危机。另一方面，社区中旧有的建筑街道、溪水及文化名胜等历史文化景观在社区的改建和新建中被轻易拆除、解体或毁坏。这显然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相符合。而在北京市，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我们在北京西郊的实习当中，就见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在环境艺术的生存与推广中，不可避免地面对着人居环境及相关区域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维护的需求。1972年6月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旨在鼓舞和知道世界各国人民保持和改善人类环境的宣言，即《人类环境宣言》。宣言中强调指出，“……人的定居和城市化工作必须加以规划，以避免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它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对于大地环境经管规划和较大型的公共艺术的推广活动方面应当做到： 1、树立社会文化和经济开发活动中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2、珍惜和合理使用土地及景观资源。 3、反省和避免艺术规划和创作活动中有碍于人类极其社会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状态。 4、明晰公共文化艺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5、确立公共艺术推广与城市环境及景观规划间的协调与统合的原则。 客观上，公共艺术在当代城市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的改造与维护中，正应该起到它美化环境、催发人气、促进正确的生态观念、协助绿色革命的部分作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自然环境和绿色生态系统遭到前所未有的毁坏和失衡，森林、绿地、湿地及地表水环境资源大量消失，成为威胁城市生存环境，威胁人类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因此，无论从维护人类社会宏观生态环境的目的着眼，还是从公共艺术及其景观的审美效应出发，都必须强调公共艺术与城市环境中绿色生态建设的密切关系，促使公共艺术在总体上与硬质景观和绿色生态元素之间，达到平衡与和谐，从而达到优化和“软化”城市环境的效果。城市环境艺术，一种在选择之中的进步与慰藉。当前无论是大中城市还是小城镇和乡村,生态化建设实践己在我国蓬勃展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生态化发展及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生态城市的提出是基于人类生态文明的觉醒和对传统工业化和工业城市的反思，生态城市已不是纯自然的生态，而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共生的城市生态，它和卫生城市、园林城市、山水城市、花园城市、森林城市、异曲而同工，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都具有提高市民文化素质与生活质量的功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生态环境条件千差万别，不可能单一的发展类型和发展模式，需因地制宜的创造各种生态城市规划类型和各种发展模式。面向新世纪，人类的取向和选择必然是生态化。城市走生态化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城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生态城市离不开创造性的规划设计,创造性的规划设计需要前瞻性的理论指导。开展对生态城市的研究成为城市(规划)研究的前沿课题。改变传统的城市规划价值观,有必要在新的生态价值观指导下对当前城市规划理论进行根本性变革,系统地研究生态城市理论原理及其规划设计方法、手段、技术等一系列问题，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要解决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使之自然、经济、社会生态化，根本的途径在于改变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和资源利用方式，采取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循环经济的模式，实现低排放或零排放目标，是城市生态化的必然，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生态城市理念所包含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城市与自然共存的目标，对国内今后的城市规划工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在当今科学技术相当发达、人类改造自然（即干预自然）的能力远远超出以往的情形，人类必须意识到任何人居环境(包括城市)都是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活动必需在生态极限内进行，并充分地体现在规划之中，这是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建立生态城市的根本保证 参考资料来源：1、现代环境艺术 邱长沛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2、公共艺术的观念与取向 翁剑青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