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学术的影响论文

[见忍法师]浅谈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影响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并于公元一世纪扎根于中国之后,不断吸收西域和印度新兴学说和学派的成果并与民族传统文化结合而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汉语、藏语和巴利语三大系统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佛教,可以说它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传布范围最广,影响深远,包罗万象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1、中国佛教的历史渊源如果我们把自公元前四世纪开始(佛灭后百余年)至十二世纪为止的一千五六百年的印度佛教历史平均分为三个时期,则汉语系佛教囊括了第一二两期的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以及第三期秘密佛教的根本部分;藏语系佛教译传了初期佛教的律典以及二三两期的绝大部分经论;巴利语系的佛教基本上使用巴利语原典,也有一部分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由此可见,现在流传于中国的三个语系的佛教可以说是全面地继承了印度历史上的三期佛教。2、中国佛教的形成及影响但是,中国的佛教除了巴利语系佛教以外,汉藏两语系的佛教都有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加以丰富发展的特点,其突出的表现是各种学派和宗派的繁兴,如汉藏两个语系都能列出十个以上的大小派别。其次是汉藏两语系的佛教在戒律上仍奉行声闻乘的戒律,并用大乘教义进行解释;在信仰上完全奉行大乘的教义,所以不存在大乘和小乘之间的争论。其三,自公元一世纪中佛教传入中国后历代王朝大都对佛教采取保护和帮助其发展的政策,在法令上使出家僧徒和寺院享受某些特殊待遇,僧徒的生活原则上由国家提供一定的保证。其四,中国历代大多数帝王都给予佛教的高僧以崇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封为国师、帝师、活佛等。其五,佛教在中国与其它教派、学派(如儒学、道教)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这和印度的佛教与外道始终处于敌视、对立和激烈斗争的情况不同。其六,佛教渗入到中国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自晋朝以来,中国的诗歌、绘画、书法、雕塑、石刻、印刷、建筑等无不受到佛教的影响;对医药和历算的发展佛教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音乐、戏剧、小说等的发展同样受到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佛教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达千年之久,而宋明理学则是在禅宗思想的直接启发下兴起的,所以学者们认为理学实际上是变相的佛教禅学。其七,中国佛教的教义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广的。我们最近初步估计了一下,发现通行语言中常用的成语约有一千余条都发源于佛教。其八,中国佛教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传播到其他国家和民族又都形成兴旺发达的局面,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历时最长的,以和平方式传播的,强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成果是有目共睹的。3、从“人间佛教”思想看中国佛教的继承和发展我国佛教界为发扬佛陀利生济世的精神,主张提倡以人为中心的“人间佛教”思想。事实上,人间佛教这一思想并非后人所创立,在《增一阿含》中佛告天帝释,“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中观宗之祖龙树在《大智度论》提出,“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瑜伽宗的祖师弥勒和无著在《瑜伽论》和《大庄严经论》中提出菩萨若不学习“五明”就不能证得一切智智。尤其是《大庄严经论》中提出化身佛教化众生的四种示现以工巧为首。大乘的这些积极入世的光辉思想传译到中国后,为历代的佛教大师所继承和发扬,力求使佛教思想和民族优秀传统进行有机的结合,使佛教的思想精神能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身心活动和社会实践中。隋唐时期在中国建立的几大宗派几乎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和倾向,其中尤以禅宗最为出色,他们高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法印,使佛法与人生打成一片。中国佛教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增强了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人间佛教是原始佛教本来具有的思想,不过在中国大乘佛教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和体现罢了。这个思想运动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程,它在佛灭后的第三个五百年中(隋唐时期)以汹涌澎湃的气势席卷了整个东亚地区,在各个不同语言的民族和国家中都结出令人称羡的丰盛果实。尤其是近代高僧太虚大师力推“人间佛教”精神,使得人间佛教思想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得到内进一步明确和升华,其影响更加深远,成果更加丰富。4、近代中国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中国佛教自公元四世纪中东传朝鲜,公元六世纪初东传日本,先后同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各国有着频繁的交往。到了近代,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在世界上越来越受到重视。自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旧中国恹恹一息的佛教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在修复寺庙、保护名胜古迹,整顿僧伽制度,发展佛教文化事业,培训僧伽人材等各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人民政府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新宪法中规定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条文,保障信徒的正常宗教活动。重点寺庙的恢复,佛教院校和各种培训班的开办,名胜古迹的整修保护,佛事和各种节日活动的开放,出家僧团的后继人的大规模培训,佛教经籍印刷发行业务的恢复等等,所有这些说明在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还有更值得注意的一面就是我们正在使“人间佛教”的思想与现代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新趋势、新水平相结合,力求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我们同许多国家的佛教界进行了友好联系和多种形式的佛教文化学术交流,开展了互访,互派留学生,互相馈赠经典和出版物等方面的活动。同时,成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开展多学科的系统研究工作。各著名大学及研究机构有越来越多的年青一代学者开展对佛教的学术研究工作,不断发表有关论著,对佛学的具体问题进行探索,并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当然,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论著是从批评佛教的立场出发的。但是,我们注意到:一、论文中肯定佛教的成绩和贡献的趋势正在日益增强;二、批评的矛头正是指向背离人间佛教宗旨的消极成分。因此,也可以说批评者正是从相反的方面抑制和清除消极因素,为人间佛教的发扬光大开辟了道路。另外,不少出版社制定了系统出版古籍的长期规划,出版了汉文和藏文的佛教经籍,包括有关佛教的历史、传记、医学、文艺等的古代名著,数量日益增多。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增强了我们恢复中国佛学研究在国际上占领先地位的信心。在政府的大力赞助支持下,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搜集经版、经书和文物的工作,并设法予以集中、整理、修补、保存。如南京金陵刻经处对于汉文木刻经版,四川德格印经院对于藏文木刻经版,北京佛教图书文物馆对于房山石经,都已进行了巨大的努力,或恢复和扩大了原有业务,或已取得积极成果。尤其重要的是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中华大藏经》正在编印出版。这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其汉文部分,收书二万余卷,是迄今为止的最完备的汉文佛典的总集。另外,有关佛学研究工作的各种工具书的编集出版也是值得注意的一方面,如《藏汉大辞典》的编辑出版,《佛学大辞典》的重版等等。这些工作的完成必将对佛教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的方便。总之,佛教自古印度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传统文化充分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佛教,它在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及其它各个领域的同时,远播海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全国佛教界和佛学界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工作下,中国佛教的发展是振奋人心的,它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前景是非一片光明。可以说:中国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发展于中国大地,影响着全世界,它将在中国土地上继续孕育成长,它将满怀信心迈向未来,迈向人间佛教的理想境界,一个全人类和平幸福、共同繁荣、昌盛的华藏庄严世界。

精神信仰而已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于宗教，而是于宗教之外，如文学、思想、艺术等等，均有显著的影向，兹分述于后：（一）对思想界的影响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至于儒家，亦因帝王及名儒，多转向佛，致使当时卫道者辟佛，但终因佛教思想之超越，翻译文学的优美，当时一流儒者，无不学佛，唐朝一般思想家，竟以佛教空有二门，及非空非有之中道义，作为调和甚至领导儒道之根据。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因为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旨在参究人生根本原理，使人自己研究，有以发明－－明心见性，方可论学。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例如：周命门人参究‘孔子颜回所乐为何事’？程亦命门人观察‘喜怒哀乐末发前之气象’而且主张半日读经，半日静坐，皆受佛教禅宗参究‘生从何来，死从何往？’或‘父母末生我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之思想所影飨。至于宋之陆象山，更进而以‘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明之王阳明，亦取禅宗方法，为其提倡‘致良知’的根本。总而言之，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彼等本乎佛理，加以所学，而建立一套学术思想与理论，此即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宋明理学，凡研究中国哲学史者，想必有同感。（二）对文学界的影响佛经翻译的中坚时代，是晚汉至盛唐六百年间，佛教大藏经中，五六千卷的经典，皆是此时的产品，宋元以后，虽间有所译，但已微不足道矣。中国南北朝至惰唐之间，大师辈出，翻译的人物，不下数百，其中最杰出，而对中国文学贡献最大的，当推罗什与玄奘。罗什是旧译时代的泰斗，玄奘则是新译时代之俊杰；奘译卷帙，虽富于罗什，而什译之范围，却广于玄奘，两者智等誉齐，势均力敌。旧译多尚直译，所以罗什译本，带有极丰富之西域天然语趣，不但对中国思想界辟一新天地，而且对中国文学之影飨尤巨。至于新译时代，则转趋意译，其文笔之生动有趣，格式之新颖，词语之创新，结构的精美，竟使中国文学，为之变质，兹举三点如下：（1）国语内容为之扩大中国自汉朝以后，学者唯古是尚，不敢稍有创作，虽有新观念，亦必套以古词，使一切学术均带有灰色，毫无生趣。佛经初期翻译，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相象语者亦袭古，后研究日深，感觉旧语与新义，甚难配合，若仍用古语，未免笼络失真，或词不达意，因而致力于新语之创造，无形中促进国语内容日趋扩大，现在之佛学大辞典，虽然推未能搜尽佛经所有新名词，但睹之亦足使人叹为观止。至于日本所编之佛学大辞典，所收集之三万五千余语，皆汉晋至隋唐间，诸译师所创之新语，此等新语之加入中国语言系统，而变为新成分，国语内容，焉得不扩大之理？（2）语法及文体之变化只要揭开佛经一读，便觉其文体与普通书籍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佛经既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亦不用朗文之绮丽词句，同时佛经中倒装文法既多，而形容词，重牒语，及同格的词句亦不少，特别是一篇中，散文与诗歌交错，不管是诗体的偈颂，或散文式的长行，内容或说理、或述事、或问答，或譬喻、皆兼而有之。唐朝以后，中国文体，多近于写真顺畅，一洗六朝之纤尘，未尝不是受佛经翻译文学的影飨。总之，佛经文章构造形式新而美，外来语调色彩亦浓，使人赞之，自有一种调和而新鲜之感，可说是当时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此种新文体的创立，罗什及其门下居功至伟。唐朝佛经翻译虽盛，但若从文学方面较量，则后之译者，竟无过于罗什。（3）文学情趣的发展中国近代之纯文学，例如小说歌曲，甚至文艺创作，皆与佛经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因为中国佛教，自罗什以后，几为大乘派所独占，然大乘之勃兴，却在佛灭后。其首先倡导者应推马鸣，读罗什马鸣菩萨传，知其实为一大文学家及大音乐家，其著作及弘法事业，均本所学，故其著「佛本行赞’一书，可以说是：一首三万余言的长歌；译本虽然不重音韵，但读之，就觉其与孔雀东南虱飞等古絮乐府相仿佛。其所著大乘庄严论，则简直是‘儒林外史’式的一部小说，其材虽取自四阿含，但经其美妙之文笔点缀，竟使读者心动神往。马鸣以后的大乘经典，大都以壮润文澜，演极微妙之教理，如华严、涅燊、般若等富有文学性的经典，再经译界宗匠，以极美妙之国语为之翻译，读之，即使不信佛理，亦醉心于其词句而不忍释手，所以，中国文人皆爱好读佛经以助其文章之美妙，甚而想像力不期而增加，诠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