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权威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论文

科学发展观在博弈世界中运动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文化进步的方向进步是自然界中神秘的概念，任何生物都是沿用这一条件和大自然保持着同步，如果失去方向就会停滞，就会在方向的尽头消失。科学发展观的进步不再是自然界无目的、无明确方向的演化，而是把马克思的革命斗争思想演化成了改革开放，又把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演化成了心物二元论的博弈实体文化。以人为本对应的唯物主义是一项博弈的基本原则，是一个创新的文化成果。科学发展观是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一个精神的文化世界。《博弈圣经》对精神作了陈述：“我们把主体的瘾魂，用气质自由合成的唯一个性，看成精神。”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文化，在每个人精神上的活动会制造一切文明，并对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有重要影响，它的各种观念可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扎根于人民心中。它为生产力的博弈创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物质条件和社会面貌。它还体现着与时俱进的时代创新潮流，迎接全球经济与科技方面的挑战。在具体问题上，它把正理作为经济行为的导向，用道德与博弈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并把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文化融入这个社会的文明之中。可以说，科学发展观这个先进文化的方向才是民族的未来。我们应该广泛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博弈圣经》对内涵曾这样描述：“内涵是主体里的瘾魂、气质、个性、精神被我们用情感的概念，创作出来的一切属性之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文化，把它的精神内涵落实到具体事件中，归为一个博弈实体，然后用科学精神、用心物二元论的平行法则实践区分出实体与性质，以此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任何矛盾和斗争的文化形式，都是一次向前，矛盾论却有可能使经济停顿。未来的经济不完全是掠夺经济，而是道德与博弈经济，也是博弈实体经济。博弈实体知识论就是区分，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因而，谁掌握了博弈知识论，谁就掌握了个人的先进生产力。这样，他会把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集中起来，展开竞争，追求民族个性、民族自信、民族价值观和民族自豪感，鼓励人民用道德与博弈的知识权衡利弊，用国正论的非绝对对立性区分出大小、多少、好坏，从而作出正理的选择。不能再用矛盾论这种简单的方式认识事物，而应该用国正论的非绝对对立的哲学，更广泛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内涵，识别博弈实体的文化和更复杂的问题，在学习实践中培育高层的知识水平。高层应该不断拓宽科学发展观的帕累托边际效应，更快地利用更多的效应提高各级组织的凝聚力，让每一个人理解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博弈实体，让每一个人懂得和博弈实体的关系，从而更加巩固执政的地位。当前，要把科学发展观来自大自然的科学成分更快地形成理论，因为忠诚的民众迫不及待地需要这个理论。如果这个理论在应用时变得迟缓、勉强，就会有人在犹豫中给以讥笑。一个高深的科学理论，如果让一些有成就的科学家解释就会形成理论，如果让一个原始的部落解释就会形成宗教，如果让一帮虚伪的人解释就会形成口号，如果让忠诚的人民解释，他们就会变成实干家。《货币的威力》一书中曾说：“忠诚的价值是让你兴盛的法则。”我们先不要评价民众对科学发展观的忠诚和信仰，而是先看高端专家在讲坛上能不能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用情感、用真诚表现出语言的节拍。《博弈圣经》上说：“诗人的情感，画家的情感都是语言节拍式的表达。”“这种表达尽管不是无意的，但人们也不会忘记语言节奏，最终会接近节奏的发源地。也许自然界就是一段音乐或一首诗，无声不动的东西也有声乐转化来的效果，刺激着人的情感，影响着人的动作。眼前无形的非物质的东西只要借助一种媒介就会产生节拍的效果，节拍是人接受外来信息的最基础形式。”那些自我培育而成的各路科学家，应该用深思熟虑的思想，用不同的语言节拍，表现出生动、鲜活、掷地有声的科学发展观概念，表现出成熟甜美的科学发展观文化，表现出治国主题的科学发展观教育。人类越是朝气蓬勃，需求越是简单。科学发展观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简明的问答形式，即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什么是发展，什么是观念，什么是正理，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博弈。今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是一个创新或纠正偏差的过程，也是文明的发展过程。只有不断地吸收各民族之长，借用各种内容和形式，帮助民众理解和信服简明的理论，民众才有兴趣，才会信仰。改革开放已经满足了民众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当前，我们还需要从科学发展观理论中找出最具睿智的格言、名句，人人当成准则，来指导民众更快地信仰与钦佩。这就是文化进步的方向。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文明的流动今日的科学发展观不再是西方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哲学，不再用非白即黑的矛盾论看待万事万物。矛盾论是博弈的最终结构，它显示了粗暴斗争的简单性。它只能显示博弈的动机，还不能称为博弈的思维。其实，革命斗争哲学并没有在辩证的发扬和放弃中，利用博弈的手段给以和解，而和解的有效性应该是哲学的功能。西方斗争哲学中的属性是局限的鲁莽哲学，它只能表现出勇敢和对抗的博弈优势，这只能说是对一部分生命的尊重。任何一个人不需要学习，利用这种单一斗争的方式，就可以形成对抗，但这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反而造成翻来覆去的争论和无休止的纠缠。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素是发展，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些都展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正理均赢论的概念。科学是大自然永恒不变的主题；发展就是增长，是连续性的自然特征；观念是所有文化的中心。我们通过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发现它是从马克思革命斗争思想演化过来的一套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文明模式，这种演化是时代的文化开放。科学发展观会使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在智力、知识以及认识世界的方方面面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是自然的概念。我们呼唤科学，追求科学，其实我们就是走在科学的文化进程中。如果想从中找到自己，必须依赖自我创造的文明，才能被感知、被遗存。美好的理想是博弈的思想，坚定的言辞是赌徒的誓言。空想的共产主义属于精神的文化，空想的博弈结果属于精神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是空想的虚无特性。空想不是科学，是文化进程中博弈的性质；空想不是对错，是文化进程中博弈的属性。可以说，文化进程就是一直在猜想，直到文明的达成，实现“文明的永恒、普适、唯一性就是科学”的论断。为什么会有矛盾论？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两种派别？这是大自然给定的国正论，是非绝对对立性的两块，一大块，一小块，大块为国，小块为正。无论多么复杂的事物，人的大脑都会把一个实体粗略地分为两块。《博弈圣经》在《哲学是博弈的路标》一文中陈述了国正论形成的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起构成了时间的特征，通过时间，我们把主观认识的在场的东西持续不断地引入了思想中，一旦我们深思它，未来的它就是大小不同的两块，我们把分配给它的时间在它上面停留，一段时间之后，物体便会区分出大小。因此，心灵活动创造了观念，经验观察提供了理智。两块物体在时间的交互中，我们就以各种矛盾思考并陈述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处于各种矛盾的陈述中。”我们今天用非绝对对立的国正论哲学观察人的行为，发现人在社会中始终处于文明与野蛮的非绝对对立之中。文明与野蛮的发生不可复原。文明是进步、创造、增长，野蛮是倒退、创造、浪费。它们都有着共同“创造”这一小半的特性，而其它一大半则不同，这就是非绝对对立的国正论。它可以引导人们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在无限多的博弈行为中，用正理的标准检验自己的行为。现在，东方人认识到是科学发展观造成了社会的繁荣。很多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宣讲它的要义和主张，出现了一大批宣讲家，但他们之中绝大部分是表面和字面上的理解，是一些经验的总结和常识，还没有真正让人信服的绝妙的理论和新潮的概念。实际上，那些看似没有阶级性的文章，才是最有价值的理论。《博弈圣经》上说：“只有科学才能形成理论。”观察人类的行为可以得知，所有的人都是在鉴赏目标没落时，很容易出现信仰。几乎所有的信仰都是在中立时刻的一次觉醒，都是在飞秒瞬间用感情确定了派别。唯独当认为科学发展观是真理的时候，个人才拥有真理，才显示出真理的普适，并与它共存，这样才能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忠诚信仰者。《<博弈圣经> 与科学发展观的特征》上说：“经过飞秒瞬间将主题的文化基因积累的爱融入科学发展观的实体基因里，那才是对科学发展观真正的爱。”让那些有发明、有发现的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和青年学术才子们，一起挖掘科学发展观里的科学概念，剥离出简明鲜活的理论，撰写出与科学发展观相匹配的经典文句，在民众大脑中固定下来变成尺子，这样才符合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符合正理作为检验博弈行为的唯一标准，也会避免无意义的纠缠。一个繁荣社会的文化主题，一个光彩照人的文化果实，一个治国的纲领，一定会扎根于人民心中。主题里一个闪亮的表征，甚至一句话或一个理念，可以有效抑制人生无谓的争吵，也可以发挥威力无比的社会效应。像“不折腾”三个字，已经出色地表现了这种本质特征，它让社会肃静了很多。我们眼前是一个有形的物质世界，物质是世界的本源，物质的瘾魂、气质决定人的精神，精神演变成文化，形成了文化进程，一直到文明的达成。文明的流动是人类进步的理性化目标，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社会就是这样不断地进步、不断地圈环，并以博弈的形式和科学的方式进展着。三、科学发展观的正理是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博弈人们对于情感只能粗略地分成两块：一块是精神，一块是感情。目前，人们还没有能力直接创建这种情感，只有根据以人为本，让精神利用人体携带的信息与外界沟通。科学发展观提倡建设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正是在一个大国崛起之时，对文化进行更精准透彻的思考。如果放弃精神，社会就会变得贫乏。人们只要满足基本生存条件之后，就会将精神扩充到物质上来。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像一根琴弦，琴弦上不同节段有不同的空间节律。主题瘾魂——人的精神——情感文化——物质文明，这是一个社会文化三节律。精神文明的力量是来自主体瘾魂的动量，主体的欲望感觉到的文明，都是琴弦三节律性的文明。《博弈圣经》上说：“感情是依赖，是瘾魂驱动欲望过程中的殷勤创作。”感情与精神是瘾魂的动态信息，能动的智慧功能是构成整体科学文化的开端，也是人与自然的能动功能，它会创造物质文明。物质是局部的科学基础，也是构成科技商品反应出价值的优势效应。所以，几百年来它构成了西方经济体系的基础，并且组成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国家等等。以上这些一旦形成一个博弈实体，任何人都会很自然地从周边向外扩张。人与物在场景中的三元实体结构（即精神与物质和第三空间的三元结构），是一种创新结构或二特性平行法则。以人为本对应的唯物主义是物的概念，也是实体的概念，这种人与物相比较的状态，是相信自我的主要原因。如果在这里追加无数的自我反映，有时觉得伟大，有时觉得渺小，这种复杂的情感和智力的文化在混沌的背景中，由于生物亲序的本性，会产生文明。《博弈圣经》对文明的解释：“文化进程里恩怨游戏的终结就是文明。”精神与物质之间用情感和利益创造了局部文明，人们把局部的文明奉为科学，把局部的利益奉为真理。政治一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博弈实体，就能够对人的精神和物质观念造成影响，其自身延续和社会持续发展会特别地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大地物产丰美。一个和谐社会的依据就是稳定的博弈实体背景，它里面的各种关系合情合理地围绕着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主题，所表现出来的真、善、美和高尚感，会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科学发展观主题的瘾魂对全民产生的精神影响一旦得到了传承，人人会得到博弈文明的教育，也会提升博弈文明的层级。确切地说，我们会把博弈的文明成果归为精神。自古以来，人的文明起源于神的教育，起源于宗教信仰的教育，起源于时代主题的教育。今日，我们接受的是科学发展观的教育，也是接受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中博弈正理的教育。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要用简单的矛盾论谈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博弈实体的结构，所以会错误地把博弈实体中的众多性质挑出来两个，让它们相互对立，就相当于错误地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再用粗略的矛盾论解释它，这样就会出现任何人都谈不清的悖论。由于政治主题、精神和物质是三元实体结构，人们最终会引进国正论的哲学认识这个博弈实体，把它分为一大块一小块，这会引出许许多多博弈正理的概念。在科学发展观介绍中有一句话“第一，以人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应该改为“第一，以人为本对应的唯物主义才是一项博弈的基本原则。”科学发展观讲的以人为本对应的唯物主义才是一个完整的博弈结构。那么，这个结构的标准是什么呢？怎样确定里面的正理呢？其实，这里的标准就是博弈实体知识论，它可以用国正论区分出实体与性质。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本质，就是要给人的行为定性，区分出输赢与均衡，找到博弈正理。（正理：在博弈中的终极真相是无法从生物特性得到的，留出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引进一种方法，并用一种策略行为与初择样本的直觉进行对抗，用定性分解找出它的最小单元，看清粒子行为的内部结构，建立决策粒子二特性对局，这是唯一成功通向破解奥秘的理论。）其实，寻找博弈正理的方法早已存在于人类的各种文明之中，人们没有意识到它在文化进程中一直悄悄地进行着，我们今天突然明白它，也许就像认识古代神秘的文明一样，非常神奇。假如你想预见这个时代对我们自己的影响，应该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这个伟大的命题开始。四、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是对道德与博弈的思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战略，只有摸着石头过河。科学发展观就是一个战略性的治国纲领，它是一个文化统帅，它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它是国家战略的概念。战略是大自然的计谋，它是所有事件的总括。战略是一个博弈体系，它与战术对应着。《博弈圣经》上说：“战略是寻找连续正理、科学的文明实体。战术是达成局部真理 、文明的文化性质。”战略的六法则：寻找、连续、正理、科学、文明、实体；对应战术的六性质：寻找—达成、连续—局部、正理—真理、科学—文明、文明—文化、实体—性质。战略体系中的每一项内容都可构成战略和战术的元素。战略和战术是用国正论非绝对对立性区分出了哪是实体，哪是性质。战略的唯一性不可复制，无限宽广，又有万能的理性。战略不会直接呈现在大脑中，它是通过对博弈实体的区分，才给出计划、判断、执行的种种行为的观念。其实，一切输赢、大小、多少、好坏的选择，一切欲望的达成，以及一切真理的实现都是一种区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特性和任何战略一样，都是靠他人的行动才能学习实践，它自上而下贯穿各组织活动的各个阶段，并发挥战略优势设计的帕累托边际效应。《博弈圣经》上说：“战略的定义范式是检验国家战略、军事战略、经济战略、企业战略的模块，这是领导人博弈对抗战胜对手的六法则，可以检验出战略策略的缺陷，也可以检验战略家的能力，罪犯创造的罪恶只包含在战术中。战略的特征是发现智谋的纲领，战术的特征是创造实在的行为。”战术的六性质是对创新结果的挑战。如果没有国正论的非绝对对立的哲学，怎么解释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在博弈实体里，一个人与博弈实体的关系是相伴相生的。《博弈圣经》上说：“实体一元论在数目上的同一性，发生的因果次序不属于个人的部分本性，这种属性是实体的性质。”这种复杂的实体关系用矛盾论解释不了。矛盾论看似沿着一条无懈可击的路走下去，最后却出现了包容，出现了悖论。所谓矛盾论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思维方式，根本无法应付未来博弈实体中的一切经济问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社会成为一个大的博弈实体，每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必须纳入到经济体系中。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符合国际规则（即道德与国际惯例），而孤立主义、利己主义是《博弈圣经》上说的经济学里的一二七死亡法则。所以，将来的国家发展战略既要考虑他人，还要保持国家的自身利益和稳定发展，这就需要道德和博弈。“优先预测悲剧后作出的忍让是道德，优先预测胜利前作出的竞争是博弈”。“道德与自信没有法纪，是第三空地里游荡的个人意志”。道德让人依赖自身，按照各种规则负起责任，自觉遵守或自我惩罚。道德是人类对自然的义务。道德是世界的秩序，道德适应这个世界。《博弈圣经》中《博弈文化属性之魂》一文，有一段充满哲学意味的隐喻：“假如这个与竞争基本对立的文化思想能被所有的人接受，它将会繁荣整个世界。”我们在《博弈圣经》的后记中找到了答案：“竞争与忍让基本对立，博弈与道德基本对立。”道德与法律在阳光下完美的体现就是道德与博弈。独特的博弈知识就是区分，区分后又经过整合重要资源会再次形成博弈实体，这种战略背景的复杂多样性特点会使对手的智力失效，一切外部取胜的理论都会变成教条，而外部又难以观察模仿。一个竞争者，如果不能用国正论哲学对独特的战略进行区分，就把其作为初择样本组织有效的对抗，那失败一定是一大半。在未来的一切竞争中，高官或企业CEO要想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增加博弈知识，才能获得优势；缺少博弈知识，只能风光一时。未来战略的分析就是对博弈实体知识论的分析，博弈实体知识论就是对博弈实体与性质的区分，它有隐性的属性，有高度的战略价值。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国家的战略，它是实体的概念，它会悄悄地推进着国家的博弈工程。无论哪一个民族，如果更多地掌握博弈正理，它就会成为经济中心；如果失去了博弈正理，就会失控了经济。未来不是看你在战术中具有优先的经济模式，也不是看你在战术中具有局部的线性秩序，而是看你在博弈实体中掌握多少战略优势特性，这样才会在未来拥有市场经济地位。近年来，通过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和各种频繁的经贸往来，各行各业的业务都降到微不足道的程度。科学发展观提倡的一切创新，是指业务的创新，也是博弈金融计谋的创新。将来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的创新，会把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银行、证券、保险和博弈实体机构里。在未来的虚拟经济中，财富已经没有传统概念里的形态，财富的流动已不再是实物的运输性流动，而是一种道德与博弈的文化形式。在国与国之间、财长和行长之间、一切掌握巨额财富的高管之间，他们也许在一顿午餐或一张咖啡桌上，就把一个国家的财富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这就像猜测“高熵赛棋”红兰粒子一样简单。未来各国之间利用博弈的手段进行财富的大掠夺，会屡见不鲜。也许不远的将来，正像《博弈圣经》在开篇中写道的：“军事战争以外的另一场战争就是——经济博弈大战，也是未来所有的人都要参与的最文明的战争。”将来也许会有传闻，一些政治、经济、高管精英会冲破那些经济的壁垒，潇潇洒洒不分昼夜地飞越五洲大洋，在国际的交往中人不知鬼不觉地将对手的财富通过博弈的方式，转到自己手中。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发展观的博弈战略就是联系世界经济的桥梁和纽带。科学发展观的博弈知识论就是方法论，它是人类未来还未掌握的最具威胁性的文化武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东方的未来是一个遵照科学发展观建造的创新型国家，更多的人接受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和训练，会显示出精神和物质的两大文明。到那时，各式各样博弈行为的竞争，会演变成世界经济竞赛。也许人们懂得了博弈实体的优势，掌握了博弈实体知识论的区分，根据正理均赢论的持续性概念，把人类未来的经济行为引向世界，演变成最文明的世界博弈竞赛。那时的东方社会一定是令人神往的博弈乐土。《博弈圣经》中说：“一个民族博弈知识的落后，也会落后其他民族。无论是穷国和富国，还是穷人和富人，都会要求改善博弈的结果。”“穷富的区别就在于分享博弈正理的多少。”科学发展观正在利用道德与博弈的版本作为战略，整合人才、知识、科技、创新的一切优势，推进着国家的富强，并向未来发出挑战。一个国家的高端人群和各界精英如果掌握了更多的博弈知识，掌握了博弈方法论，就会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成就。也许在某一时期，他们参与世界博弈的混战，世界经济也会为此颤抖。

学术规范，不仅是指建立各种形式的规则,而且还涉及到学术内容的实质性规则,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大学学术规范学术论文，仅供参考!

学术规范的法学思考

[摘要]大学内部学术失范的根源在于学术权力的滥用，具体体现为学术权力的程序合法性欠缺、学术权力的公共性缺失、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缺位。文章立足法学视角，以大学中的学术权力为基点，探析学术失范的权力因素，并为学术权力的规范化行使提供制度设计，即学术权力应遵循程序正义原则，恪守学术性特质以及健全学术权力的监督机制。

[关键词]学术权力 学术规范 学术责任

[作者简介]夏民(1967- )，男，江苏镇江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江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教育法学。(江苏 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9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完善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法治思考”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SJD820006)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6-0187-02

大学中的学术失范现象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对其性质、原因及其解决路径的分析并不完全相同，但却颇有见地。本文试图从法学的视角，以大学中的学术权力为基点，探析学术失范的权力因素，并为学术权力的规范化行使提供制度设计。

一、学术权威与学术失范

大学是知识之府，大学的基本职能可以概括为传授知识、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在大学，个体之间拥有的知识并不等同，某位学者在其专业领域内学术造诣深、学术水平高、学术影响大，成为其他学者心目中受尊敬、受崇拜的人物，就会被称为学术权威。学术权威的影响力既非出自于行政组织中的地位，也非沿袭传统的家族权力，而是以学术人员自身的学术修养、学术成就、学术魅力等因素为基础的个人威信和威望。通常没有保障其作用发挥的制度机制，也没有明确的法定影响对象。学术权威一旦与校长、院长、处长等大学中的行政地位相结合，就会使其影响力明显增强，既出于个人的权威，又源于组织的因素。

学术权威是大学名望的象征。世界范围内大学的声誉与排名，往往取决于其具有的享誉海内外的学术权威的质量与数量。恰如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齐先生所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学术权威作为大学中学术和学科的带头人，对大学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学术权威能立足学科发展的前沿，洞察学科发展的脉络，引领学科发展的走向，推陈学科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学术权威作为大学中左右学术权力的重要因素，在众多学术人员汇集的学术组织中，能平衡学术人员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促进学术组织内部形成合理的梯级人员结构，保持学术组织的和谐稳定。因此，大学应该善待学术权威。但学术权威本身特殊的地位容易引发封闭、偏执和保守的倾向，甚至出现学术权威挤占学术资源、垄断学术话语体系、限制学术研究空间等不良现象。对此，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曾明确提出批评：“科学创新最大的障碍往往来自于某些具有影响力的权威学者，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术话语权，同时有自己成熟的研究框架，所以有时会无法接受新的思想，后者可能被看作是对他们学术地位和权威的挑战。”事实上，作为传统学术圣地的大学，目前在学术研究计划、经费申请、研究行为、研究评审和研究报告等学术活动过程中，出现了诸多背离学术界公认的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现象，尽管不能完全归责于学术权威，但与学术权威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关。

二、学术失范的权力因素

1.大学学术权力的程序合法性欠缺。这里提及的学术权力程序合法性主要指从权力产生的基础和行使方式来看，学术权力是否遵循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大学内部相关的自治性规范文件所规定基本要求。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我国大学的学术权力，其合法性欠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学术权力来源的角度看，学术组织成员组成欠缺合法性。大学中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学术组织行使着教授治学的职能，决定着教师职称的评定、学生学位的授予、教学科研成果奖项的推荐等重要学术事项。但学术组织成员的组成不是由教师或教师代表选举产生，而是由大学中的党政部门指定产生。这样产生的学术组织很难真正代表教师群体的意愿，学术组织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受到置疑。二是从学术权力行使的角度分析，学术权力未能遵循透明、公平、回避等程序要求。由于学术组织的成员指定产生，缺乏选举所要求的准入与更换机制，人员更迭比较缓慢，学术组织成为遍布“熟人”的机构，彼此之间容易形成利益链，进行利益的勾兑与交换，透明、公平、回避等程序要求则往往成为摆设。以学术管理中的项目遴选为例，实际观察到的现象是，有许多环节的匿名评审与回避原则被规避，评审专家对于自己工作单位的申报者、或与自身关系密切的申报者并没有做到回避原则，直接导致了徇私舞弊现象的出现。

2.大学学术权力公共性的弱化。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性”包含了权利与义务的均等性原则，即“特定文化传统中成员所共享某种利益，并继而一同承担对应义务的性质”。学术权力植根于学术，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所以，就应然的意义而言，学术权力是学术共同体的公共权力，应当公平地赋予学术共同体中的每位成员，以体现权力的公共性和公正性，彰显学术自由和平等的理念。遗憾的是，这种理论逻辑并没有转化为实践行为。在学术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学术权力的主体通常是某个社会体制中的成员，其日常行为主要与该体制发生联系，所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维护自我利益的行为倾向，继而或潜在或明确地将这种行为趋向带到学术事务管理与资源分配中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学术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这方面显著的例证是西方大学讲座制度的变迁。讲座教授制度曾为近代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教授权力的膨胀，该制度消极的一面，如垄断研究资源、压制新生力量等不断浮现。到19世纪末，西方大学讲座制已变得僵化，讲座制的教授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对其研究领域内新兴专业采取打压措施，不允许其成立新的研究所或开设独立的讲座，严重阻碍了新兴学科的发展。为了捍卫学术权力的“公共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讲座制逐步瓦解，转向系科制。 3.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缺位。权力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既然学术组织及其成员被授予一定的权力，就应当对相应的权力行使的结果负责。责任机制缺位学术权力，必然导致权力行使的无序与无度。美国著名的学者、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就曾对现代大学学术权力缺乏监督机制、责任机制有着深刻的认知，他在《学术责任》一书中提到：“回顾历史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方面，即使科学家们对某些学术不端行为有着清楚的认识，但他们宁愿保持缄默，也不将此类行为公之于众。另一方面，某些专门委员会或小组在调查具体事件时行为也比较浮夸草率，在制度执行中也没有遵循严格的程序。”在肯尼迪看来，学术失范问题的处理机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和无奈，根源在于责任机制的缺位。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缺位，大学内部弥漫着对学术权力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使得大学中最重要的学术组织――学术委员会，被戏称为“学术居委会”。“大学内部的学术委员会应该捍卫学术研究的尊严，但在当下高校权力框架下，学术委员会经常出现失语的现象，无法具备应有的严肃性、权威性，发挥其效力，更像是‘学术居委会’。”

三、学术权力的规范行使

1.学术权力要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程序正义理念下的法律制度，坚信实体正义是无懈可击的，并且只是程序正义结果的衍生物或副产品。程序正义维护的是程序规则的权威，程序公平体现的是任何人没有超越程序规则的特权。学术权力要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学术组织成员的产生要体现民主原则，即要将学术组织成员选拔的时间、地点、规则和条件公开，选举产生，防止组织或个人指派，杜绝暗箱操作，以消解权力相对人对学术组织权力正当性的质疑。学术权力运作要遵循严格的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旨在消除权力运行过程中利益关联人造成的不利影响，依此原则，在学术权力行使过程中，与权力相对人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学术组织成员应自行或强行退出，以公正权力行使的公正性。保障权力相对人的相应权利，现代行政管理理论认为，管理对象不是单纯的行为客体，也不是简单的受动者，为达到良好的管理效果，需要程序的双向互动，将管理对象纳入权力行使过程中，使其通晓权力行使的状况。完善相对人申诉及对话制度，对话渠道的畅通是保障相对人权利的重要因素。当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学术决议时，应及时告知其该决定的理由，听取其意见并告知其享有的法定权利救济渠道。

2.学术权力要恪守学术性特质。学术权力恪守学术性特质的根本要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权力行使的主体只能是学者，而不能是行政官员。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基于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而不是源于行政职务和职级。二是学术权力作用的范围只能是学术事务，而不能是对其有重大利益诱惑的非学术事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大学权力的两种不同取向，两者在取得方式、性质、地位、作用范围、外部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不可混同。三是学术权力作用的目的是保障学术自由。保障学术自由既要完善保护学术自由的外在制度，建立保障学术自由的法律规范，反对滥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自由，又要培育以学术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内在制度，彰显学术独立精神，提升学术道德水准，严惩学术失范行为，营造宽容学术氛围。

3.健全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已认识到学术责任的重要性，曾就加强学风建设问题提出了“八个提倡、八个反对”，其中有“提倡学术批评、学术责任，反对一团和气、恶语伤人”的提法。实际上，将大学学术权力放置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不难发现，大学自身所具备的历史责任感，大学不能再简单地以学术自由为借口逃避责任。“既然现代大学在科学创新和学术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我们认为，责任感是大学固有的内涵，大学不应回避该问题，它应该对实验开发中的研究成果承担一切责任。”健全的权力责任机制是大学存续、持久并担负起社会责任的重要保证。为了将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落到实处，建立学术纠纷解决机制不可或缺。要审视现行的司法解决机制，法官长于案件事实认定和诉讼程序的掌控，但对于超越自己专业知识之外的学术判断则束手无策。因此，司法介入学术纠纷的法律困境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完善学术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途径在于设立学术纠纷仲裁制度。“仲裁制度源于公民之间的私法领域，并最终延伸至与权力相关的公法领域，它同时具备公法与私法的双重特点。这一特质与学术纠纷兼具公私特征是耦合的，也是仲裁制度得以介入学术纠纷领域的情感基础。”学术纠纷仲裁制度通过设立仲裁委员会及仲裁庭来裁决纠纷。仲裁委员会在具体裁决案件时，由争议当事双方从仲裁委员会设立的专家库里选择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仲裁庭根据案件事实，在公开、回避、自愿、充分辩论的基础上，依照法律规定和科学原理作出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的公正裁决。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学术自由、“官本位”及学术规范[J].读书，2004(1).

[2]陈韶峰.试论学术评审中的委员会决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3(5).

[3]李明伍.公共性的一般类型及其若干传统模型[J].社会学研究，1997(4).

[4](美)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M].阎凤桥，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5]魏英杰.患有软骨病的“学术居委会”[N]，中国青年报，2005-12-26.

[6]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7]李昌祖.高校学术纠纷的司法有限介入[J].教育评论，2008(4).

学术规范相关问题研究

【摘要】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关于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的讨论并未对“学风”、“学术规范”等概念进行准确定义。学术研究一旦失范,可能会导致学术腐败。如果对学术腐败现象的危害性没有清醒认识,便会对学术自身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学风 学术规范 学术

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关于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的讨论,被誉为是“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①以社会科学界、人文科学界为主,包括自然科学界在内诸多学科的学者广泛参与,对学术研究中的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有关学术规范的讨论

最早对学风问题、学术规范讨论进行梳理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先生。1998年《中国书评》复刊号发表了杨玉圣《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一文,第一次提出学术规范讨论是“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也正是这篇《备忘录》,基于当时种种学术失范现象的描述,对什么是学术规范化,要不要规范化和如何规范化等问题,比较全面地总结了讨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同意见。2000年9月,《学术界》杂志第5期发表了井建斌的《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九十年代学界新的关注热点》一文,该文在《备忘录》的基础上,“补充了1999~2000年学术规范讨论的材料和作者通过采访所获得的一些材料”。②2002年2月28日,杨玉圣主办的“学术批评网”发表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胡杨的《建树学术规范反对学术腐败――〈自然辩证法通讯〉“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讨论综述》一文,该文对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进行了现象总结,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树学术规范、打击学术腐败的具体措施,并对《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开展的持续一年多的大讨论中提出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思考。2002年4月16日,“学术批评网”发表了周祥森《新旧中西的冲突――大变革时期的学术规范讨论及其启示》一文。与前面三篇文章客观地介绍各方观点、描述学术失范现象,并加以适当点评所不同的是,周祥森对学术规范讨论究竟肇始于何时、学术规范讨论的深层背景究竟是什么、如何界定学术规范等有关学术规范讨论的实质性、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分析,并明确提出:“这场历时十余年并仍在发展着的学术大讨论,是新旧中西冲突和大变革时期学术范式转换的必然产物,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学科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国学人关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学科本土化、国际化努力的有益探索”。③笔者认为,这篇文章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关于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讨论分析较为透彻、考证较为确凿、总结较为全面。与此同时,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学术期刊杂志社或编辑部还与国内一些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组织召开了关于学风问题、学术规范的研讨会,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建设的宏观角度来研讨学风和学术规范问题,从而推动了学风建设和学术规范讨论的不断深入。

然而,遗憾的是,就在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的讨论在整个学术界虽未形成统一认识但却普遍得以开展的同时,由于学风不正、违反学术规范所导致的学术腐败事件却在近年内屡被批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学术规范”相关概念及其解读

学风。就个体而言,学风是学习者主观的精神因素在学习和探究过程中的内在和外在的综合表现。它既反映了学习者学习素养的高低、学习意志的强弱和学习志向的远近,又反映了学习者在选择研究方法、构建思维模式中的某种倾向,还在某种程度上直接预示着学习者学习探究活动的成败。就某个正常的学术领域或某个正常的学术共同体而言,学风是沟通交流的桥梁、团结协作的纽带和不懈追求的精神动力。从事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的大学教师,应有身正为范的崇高师德、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研究精神、明确合理的治学方法,否则不仅做不好学问、做不好学者、做不好教师,还要误人子弟。因此,学风问题对于大学教师来说,是涉及科学精神、治学态度、教书育人,事关教育成败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因此,必须大力加强高校学风建设。

学术规范。邓正来认为:“所谓规范化问题,不仅是指建立各种形式的规则,而且还涉及到学术内容的实质性规则,比如如何建立学术评价机制,如何建构学术研究范式,如何营造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传统,等等”。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陆学艺研究员和景天魁研究员对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化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学规范化的学术建设应当包括科研和管理两个方面。在科研方面,规范化的学术建设涉及到:操作层面,要有研究者基本认同的研究方法;知识层面,要有基本的、大致为学者所接受的理论和概念系统;道德层面,研究者应当具有自律精神。在科研管理方面,课题论证要符合严格的程序和规范的格式,发表论文要有正规的审稿制度,成果评价要有科学标准等等。⑤在众多的讨论文章中,以上这两种观点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学术规范涉及的具体范围,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笔者认为,学术规范的界定既应当包括理念和价值的层面,也应当包括程序和操作的层面。因此,所谓学术规范,可以认为是学术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形成的、并为学术共同体中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可的学术价值观念和学术行为模式,具体包括学术道德规范、学术研究规范、学术管理规范、学术评审规范和学术批评规范五个方面。这样的界定避免了对学术规范琐碎的现象性描述,将学术规范具体化在不同的学术研究阶段,同时便于对学术失范现象加以明确的分类。

学术腐败。学术研究中不遵守规范,产生“失范”行为,并超越了某种界限,就可能发生质的变化,即可能进一步堕落为当前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重点揭露和批判的“学术腐败”。笔者认为,所谓学术腐败,是指违反了学术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形成,并为绝大多数教科研人员认可的学术道德准则、学术价值观念和学术研究规范,采取一切不正当手段获得荣誉和利益的学术堕落行为。从根本上来说,导致当前高校学术腐败行为日益为社会所严重关注的原因,是由于高校是人才培养的场所、是探究学问的地方,大学教师学风不正引发的学术失范现象甚至学术腐败行为不仅有可能使我们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落空,学术研究丧失最宝贵的原创性,还有可能击穿社会的道德底线、导致全社会的道德“雪崩”。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或许不会马上得以表现,但却并非没有可能。

学术为何需要规范

学术腐败尤其是高校学术腐败不仅亵渎了学术尊严,玷污了学界圣洁,腐蚀了大学教师队伍,违背了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阻碍了学术发展创新和人才健康成长,更严重的是影响到科教兴国战略的贯彻落实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对学术发展的严重妨碍。学术活动作为知识的传承、研习、探索和应用活动,需要对于客观真理的热诚追求和忠实服膺。学术的发展,离不开那种奠立在客观性、诚实性和无私利性基础之上的高尚的学术道德,离不开追求原创性的强烈的创新动机。政治求公、经济求利、学术求真。学术共同体是一个以“求真”作为自己主导价值的共同体,其运作秩序主要是靠学者所特有的精神气质来维持。

对于社会进步的阻碍。在每一时代,站在探求知识和真理前沿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师的精神气质,总是起着引领时代思想的作用。特别是近代,自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中国的人文思想开始具有了它的现代形态。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以民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新文化把中国的人文思想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人文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转型期发轫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联系。正由于此,知识分子才得以被称为社会的精英和时代的精神脊梁。如果这些人腐败堕落,将严重阻碍社会的整体发展。

潜移默化而又极其顽固的渗透性、蔓延性和扩散性。有人曾对中国的职业声望进行过调查,选择了当时(1998年)社会上最有代表性的14种职业,对国内7所有代表性的城市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所有城市的被调查人均将科学家和大学教授排在职业声望排行榜的第一、二位。⑥这充分说明整个社会对知识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的信任和期望。如果连为人师表的大学教师也难以抵御社会腐败的侵袭,那么,何以通过教育去教化社会?要避免或拯救学术腐败所可能或已经导致的学术发展危机、社会精神危机和人的发展危机,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抵制和反对学术腐败的任务,无论这是未雨绸缪也好,还是亡羊补牢也罢。(作者分别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江苏省教育评估院副教授)

注释

①杨玉圣:“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②③周祥森:“新旧中西的冲突――大变革时期的学术规范讨论及其启示”,http://www.省略,2002年4月16日。

④邓正来:“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出版座谈纪要”,《东方》,1995年第2期。

⑤陆学艺,景天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⑥夏学銮:《转型期的中国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