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我不是潘金莲

第一章 冯小刚的生平经历及其创作主题文如其人，譬如研究一定文化区间内的文学作品就一定要解构该区间内创作主体的身心状况。同样，影视作品的主题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导演本人生活经历、爱好兴趣以及价值趋向的淬取与流渗，那么对冯小刚本人的细化研究则是不可或缺的。本章会结合冯小刚的个人生活经历，从冯小刚作品在不同时空语境下传播的市民生活观与市民生存观为架构支点，叙述其生活经历与创作主题间的具体关联。 冯小刚的生平经历 在北京这所充满经济味道的大都市中，冯小刚也如类型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出生在与其地域经济水平大相径庭的一户贫困家庭里。可不同的是，他没有故事中既定的主角光环。在他很小的时候便承受分母离异的悲痛，父爱对他来说就像水中的月牙，可望而不可即。接着也如常规主人公一般他的故事步入轨迹化，努力学习，高中毕业，参加部队，成为文工团的一员。从部队转业后，冯仍从事文艺宣传工作。27岁时，他凭借扎实的美术功底与文学创作能力经好友引荐成为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美工。他除了从事美工工作外，还积极参与各类电视剧的拍摄以及剧本的编写和歌词的创作，这些实践为他后来电影事业的腾飞奠定了基础。90年代的冯小刚是疯狂的，除了这些他还涉足小品行业，1992创作小品《今晚我们相识》，之后又创作相声《面的与皇冠》，1993年执导首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90年代丰富的多元创作经历与80年代底层工作的实践摸索使得冯小刚对艺术事业的“野心”越来越大，终于于1997拍摄中国首部贺岁商业片《甲方乙方》，以3600万元的票房成为中国内地贺岁档的票房总冠军。作为商业电影导演，冯小刚几乎年年必有新作，从1997年到2004年冯小刚的贺岁喜剧一次又一次的刷新着华语影片的档期票房纪录。2007年，冯小刚已德高望重，他凭借对艺术商业独有的感知能力以及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发觉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快节奏生活脉搏，也是于本年起冯导迅速改革作品的主题风格，《集结号》则是一个先声。尔后的10年中冯小刚对其作品中的经济因子逐步弱化，他学起了张艺谋与陈凯歌，宛如一位知性的学者，又如一名谨严的解剖学家，在液态化的社会容器中一步步探析更高层次的意义表达。 冯小刚的创作主题 1997 甲方乙方 葛优、刘蓓、何冰 讲述了主角通过“好梦一日游”业务玩弄了不健康愿望的人，帮助绝望中的人取得自信。影片对现代都市人富裕生活背后内心的空虚予以关注，并对现实中“好梦一日游”式的社会人群予以歌颂。 1998 不见不散 葛优、徐帆 将视点放在异国他乡，关注了身处海外的都市小人物艰难的生活状态以及弘扬关爱与共的传统情怀 1999 没完没了 葛优、傅彪、吴倩莲 讲述了出租车司机为报复拖欠他工资的老板将其女朋友绑架的故事。关注了现代商业社会司空见惯并亟待解决的债务问题，但在故事的结局反应了人性的温暖。 2000 一声叹息 张国立、徐帆、刘蓓 讲述了编剧梁亚洲在妻子与情人之间摇摆不定，处理微妙关系的故事。影片关注了现代都市中最为敏感的婚外情问题 2001 大腕 葛优、关之琳 讲述电影制片厂下岗职工为好莱坞大腕置办葬礼的故事。影片将视点放在现代都市中无孔不入的金钱意识很浓的商业广告，表达对此类社会问题热切的关注 2004 天下无贼 刘德华、王宝强、刘若英 讲述夫妻两人为了圆傻根一个天下无贼的梦由“贼”到“侠”、由“恶”到“善”的故事。反映人性的复杂与温暖。 2007 集结号 张涵予、邓超 讲述惨烈的解放战争时期连长谷子地为探明当年集结号的真相，为九连牺牲的战友们争取荣誉的故事。影片塑造了中国式的英雄主义与独立个体意识。冯小刚风格流变已初现端倪。 2009 非诚勿扰 葛优、舒淇 讲述了一夜暴富的大踏入征婚之旅的故事，在各式的相亲中终于收获属于自己的爱情。影片通过各类的相亲对象讽刺了各类的社会人群并赞扬了爱情的可贵。 2010 唐山大地震 徐帆、张静初、李晨 影片通过破碎的影像奇观还原唐山大地震，并讲述了32年后家人重逢的故事。影片通过都市的残破与人性的良善形成对比，是冯小刚从早期安稳的社会环境中讲述人类的空虚到社会剧变对人类的影响的正式转型之作。 2011 一九四二 张国立、陈道明 讲述1942年河南大灾荒老地主一家去陕西逃亡的故事。影片着重描写大时代背景下微观个体的抉择与悲哀。 2013 私人订制 葛优、白百何 讲述一系列令人捧腹大笑的圆梦故事，“圆梦四人组”在各式的荒诞事中帮助每一位客户梦想成真 2016 我不是潘金莲 范冰冰 讲述李雪莲为纠正她不是潘金莲而上诉十年，辩驳清白的故事。影片用荒诞的喜剧形式表达人物行为与价值意义的矛盾，表达个体存在的危机。是冯小刚风格流变的巅峰之作。 不难看出，从1997年的《甲方乙方》到2004年的《天下无贼》冯氏电影创作主题大体都是在阐述“小人物，大情怀”影视表达。所以你看，在影视人物形象的刻画中冯小刚一再突出人物之小，生活之难，事件发生的时间始末一定是在当代的，事件发生的地域环境一定是在城市中的。这与同时期张艺谋的《活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中对于年代更迭，时空递进，乡村集市的破落之感以及泛城市化的叙述是截然不同的。正是因为冯小刚的作品对于时空环境的约定性与唯一性，促使冯氏电影早期的主题核心始终围绕着都市生活，既无法突破这单一题材的桎梏而拥有广阔的艺术表达视野，又无法脱离世俗文化的单元局限，这使得冯小刚电影的主题表意系统始终滞留在寻常百姓之家；但滞留不并意味着颓废，相反冯氏电影做到了深度的开采与挖掘。像《甲方乙方》中的“好梦一日游”公司这个助人为乐的小团体就是以冯小刚、王朔早年创立的北京好梦影视策划服务公司为实践雏形的，冯在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受众后在影片中对于都市人生活状态的刻画是多方面，既有尊严卑弱的正面表达，又有嬉笑戏谑后的辛酸，紧贴90时代都市生活的主题和节奏。《不见不散》中的李清一直梦想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发挥国内所学的本领，而遇到警察时不会讲英语的窘困又何尝不是对时下趋之若鹜的生活观的一种反讽。冯扬长避短，90年代的他最擅长的就是用极具生活质感的虚构与荒诞来折射各类城市小人物的生活视角，进而规避现实。 2007年始冯氏电影则将作品主题聚焦在动荡大年代的生存反思上。如《集结号》通过惨烈的巷战场面以及强震有力的视听效果很自然的将观众拉入了这一战争时空之中，观众与士兵站在同一个视点线上，无形之中观众成为了士兵中的一员，抛开美术设计和剪辑技巧的精妙所致，冯小刚似乎有意让观众毛骨悚然，进而对如何生存、生存为何这两方面沉重的课题予以反思。从不流血、从不死人的冯氏电影开始尝试着转型升级，继而在《唐山大地震》和《1942》中通过对生与死的描摹与勾勒，一方面以惨烈的崩坏奇观直击快节奏时代下的观影群体的心灵脉搏，一方面又以人物形象的非脸谱化肯定个体生命意义的价值，从而映射当代经济社会下的人类生存困惑。可以说，此时的冯氏电影的主题风格已完全由都市人物的生活关切流变为社会成员的生存思索，而到了《我不是潘金莲》则将这一思索进行了深而广的讨论。 第二章 冯小刚作品主题思想及其流变 影视作品中的具体影像既不是抽象的符号，又不是概念的堆砌，而是将带有思想特性的一帧帧画面在充满视觉造型的前提下投映在大银幕上。本章会通过对冯小刚电影中的影像、意象和形象这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来分析其影片的主题思想及其流变规律。 “都市”框架的确立——“都市”意象”与“都市人”形象 “都市”意象在镜头与影像中的寓意表达 纵观冯小刚早年的贺岁喜剧故事中，一定是在当代的时间条件与城市的空间制约下展开的。其实从商业电影的经济运作来看，物化的都市感本就切近生活，这种类型片的拍摄本就利于票房稳健，但冯小刚在考虑经济的同时我们从其影像构造中依然可以说其兼顾文艺。《甲方乙方》中“好梦一日游”公司的办公室平整而质朴，这是典型的带有民居意味的：狭小的待客室，破败的书架，杂七杂八的书籍，掉漆的白墙，生锈的铁门。而到了《一声叹息》中梁亚洲居住的异国小洲中的别墅则全然是另一番景致：豪华明亮的别墅，应有尽有的生活日常品，排排笔直的绿色椰林。这两部作品中对于这类都市元素的意象的选择是十分考究的，1997年经济改革深入，城市化的步伐极速，都市成为了玻璃、钢材、柏油、蓝天这类极具意象表达力的集合体，而姚远一群人居住在这个简陋的民居工作室则显得与外界的大都市气息格格不入，耐人寻味的地方便在于此，一个资金匮乏的圆梦团队为了实现受众对于梦想和自由的渴求，可以调动坦克、吉普车、军械武器甚至模仿反清斗士上演了一出无间道。冯小刚于此树立的都市人形象则有一番“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执著与坚守。 而梁亚洲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很矛盾的情感集结体，可以说他的感情一直处于妻子和情人间摇摆不定。很多研究冯小刚喜剧的论文谈及《一声叹息》大约都停留在了当代婚外情问题这个探讨层面，其实“情人”与“妻子”这两个都市人形象又何尝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都市体验观和生活价值观。冯小刚在为这部影片选景时，白色的、宽敞的、洋式的别墅意象又何尝不是一种西方生活观的寓含，90年代经济的深入牵引市民对西式生活充满了好奇与向往，他们往往“惊讶的发现，美国人民并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是这种常规心理的失衡与逆变造成了他们对当下生活方式与态度的质疑。梁亚洲是情夫，同样也是这种常规生活方式的挑战者，但故事的结局是梁亚洲摒弃了这种诱惑回到了妻子身边，换言之，回到了90年代的中国生活方式之中。无论是对于都市人形象的塑造抑或是都市意象的寓含，冯小刚都十分自然的并令观众心悦诚服的接受了他隐藏在画面符号体系之下的隐晦表达，这种表达或是工业文明之下的冯带有自身生活体验的私人表达，也或是令观众能够重新审视定位自身的大众表达，更或是冯小刚糅合了大众视野与自身对于都市情感体验的淬取而形成的独特表达体系。总而言之，冯氏主题中，折射当代生活百态的城市框架确立了。 “都市人”形象的深度与温度 90年代的都市类型片，如果谈到集大成者，非冯小刚莫属。他的取胜之处，在于能令台下的观众含着眼泪微笑，大众触觉系统最敏锐的不是影片的深度，而是温度。在《甲方乙方》中姚远慕求的周北燕，在知晓姚远最后将新买的宅房借给丧妻之痛的北漂者时，与葛优温馨的一抱以及周遭制造的浪漫氛围无疑许多观众留下了泪水。还有在《不见不散》中，坐在刘元对面的女人换成了李清时，两人在异国他乡的分分合合的爱情不由得令人唏嘘刘元的桃花运为何如此之绵长。《没完没了》中的韩冬为了治疗植物人的姐姐而“视财如命”，让观众在笑中有了几分人性的触动。正是冯小刚运用影视人物的正能量行为才一步步的将人物内在的温度充分的浸染在了大众的感知系统之中。冯氏电影在塑造人物温度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深度的思考，如在《大腕》中冯小刚对于世纪之交下商品经济的猛劲发展带来的“广告现象”予以幽默的讥讽与嘲弄，以及在这种经济社会之中的边缘群体——盗贼形象的塑造。《天下无贼》中王薄本是没有善恶逻辑信条的贼，就因为妻子王丽决定保护一个有缘的傻弟弟最后付出了生命。影片中的戏剧冲突原本是黎叔与王薄的偷技较量，而这个操着河南乡话的傻根的出现让王薄一次次对道义有了新的认知，二者的技艺冲突成为了王薄自身善恶冲突的附庸。冯小刚对原有戏剧冲突的迁徙成功的刻画了王薄这一形象的深度韵味，即社会边缘群体对于道德失衡的厘清与扭正。 “破碎的都市”——现实都市的影像解构与理想都市的精神重塑 在经历了90年代贺岁喜剧的沉淀，冯小刚决定乘胜追击跨题材表达影视艺术的寓含。可以说，07年随着《集结号》的问世冯小刚突破其影片类型成规的桎梏，同时也对经济社会下快节奏的生活提出了新的课题：当代生命意义本位的缺失与寻觅。冯小刚借助历史、鲜血与崩塌扩大了他的表达范畴。 “都市”在现实空间上的崩塌与破败 “都市”一直以来是冯小刚电影主题思想最有力的表意符号，90年代的冯着重笔墨去描摹、去勾勒，而《集结号》《唐山大地震》《1942》则是对都市在视觉符号上的摧毁。可以说此时冯小刚的主题风格已由日常生活的哲思转场为奇观现实的敲击。冯小刚试图凭借对既定的历史创伤的叙述来强化自身的现实主义主题倾向。在具体的视觉传达上，冯小刚习惯于在影片的开头利用长镜头突出“大画面，小人物”的对比效果。画面也往往是剧烈晃动的，以此模拟战争人物、地震余波、群族迁徙的状态与感觉。在崩塌、破败、血腥之中冯小刚完成了冯氏暴力美学机制，不同于吴宇森电影的视觉冲击与心理震撼，冯小刚似乎有更深长的意味。21世纪经济的壮大使人和钱的主仆关系发生了质的转换，社会精英阶层已经率先脱离了仅流于生活层面的冗赘思考，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对自我生存意义的强势肯定。这种肯定可以体现在劫后余生、英雄主义、主角光环上的寄托甚至可以体现在摧毁与破坏的发泄。在大多数人眼中，都市在空间意义上的崩塌与破坏已然不是视觉冲击的简单需要，更是一种极具质感的心理慰安。可以说此时冯小刚的电影主题也在顺应时代的心理趋向，在积满灰土的颓败画面之下又塑造了《集结号》中连长谷子地的英雄形象，大地震过后方达一家人劫后余生多年相认的喜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生命本体意义的讴歌与肯定。 “不破不立”——影像内外的人文关怀与慰藉 冯小刚是精明的、是文艺的。如果只有对断壁残垣的刻画而不对折射的人性问题进行艺术加工的话那么无疑是简单的画幅拼贴，对观众的心理需要也只是昙花一现式的满足，不利于电影商业与艺术表达的持久。所以在《1942》中，河南与西安的交界尸堆里，张国立饰演的老东家颓废的走着，直到一个遗弃的小女孩被他发现，老东家甚至忘却了路人甲应有的矜持与礼节，毫不犹豫的收其为孙，最后的镜头也滞留在了二人相扶相搀渐行渐远，也是于此为这部黑暗系的历史灾难片增添了唯一的一抹亮色。可以说，这一幕不仅是对老东家这一影视形象的苦难经历的安慰又是对片场观众的一份精神鼓舞。沉重的灾难与人祸营造出迥异于当代生活的时空错置感，如今当代人生命本位的流失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微观个体的无奈亦有殊途同归之感。这也是冯小刚电影主题流变后最成功之处，冯小刚总是在受众需要发泄与慰安之际提供与之匹配的强有力的画幅震撼，在受众需要鼓舞与关怀之处又予以人文主义的施舍。这种施舍是流于影视内外的，一方面冯要完成自身作品的类型突破，塑造更有人物张力的形象特质，一方面又要通过对人类生存问题本身的肯定进行艺术输出。而冯氏电影流变后的一个约定套路，即是“不破不立”，必要的天灾人祸，或是地震或是兵灾，对现有的都市物化形象进行摧毁与解构，紧接着建立一个充满个体生命力的英雄形象（如《集结号》中连长谷子地）或是在影片的适当部分对悲剧人物予以带有人文精神的激励与鼓舞。冯氏电影对于生存观的视野便这样架构起来了。 “荒谬的都市”——集合空间内行为与意义的矛盾 1997年至2016年，中国社会内在体状的变迁仿佛经历了三个阶段：固态化社会，固液共存状社会、液态化社会。冯小刚的电影一直以来都是利用集体空间内部的人物关系来诠释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人民思想状态与心理特征。2016年《我不是潘金莲》的推出则比较有深度的传达出了一个新的影视哲学视野：当代都市人群无论生活还是生存都显得毫无意义，荒谬至极。 “含沙射影”——当代生活本身的荒诞不经 提到荒诞主义，很多人会想起姜文的电影。相比之姜文的《让子弹飞》《一步之遥》这类荒诞题材的类型电影，冯小刚则把荒诞的发生场所放在了当代大都市环境之下，而非民国的某某边陲小城。在《我不是潘金莲》这部电影中，即用荒诞的表现手法突出李雪莲形象的存在危机感。她为了证明“我不是潘金莲”这个说法而上访十几年，但从故事的过程来看她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的帮助，虽然也有过院长、市长、省长一致声明要解决问题，但口头声誉这个问题从具体的行政手段上无法得到任何解决。从事件的起因看，李雪莲的“潘金莲”形象从其一开始欺社会房产的行为举动中就埋下了定论。所以说，她的行为举动是善恶难言的但细细想来恢复声誉这件事又似乎是行之必然的，而以上访的形式恢复声誉则是隔靴搔痒。与其说李雪莲热衷于上访，莫不如切中要害，直言李雪莲视声誉为其存在的标式，一旦触动了这个标式，她会觉得自身的存在意义变得空无、变得异化，只有通过大众的舆论导向才能完成对自身的救赎。可以说，冯小刚于此树立了一个十分矛盾却又十分必要的模式：声誉（生存意义）——声誉被毁（生存意义流失）——上诉（找回生存意义并以此为生活方式）——上诉失败（生存意义终结、生活方式易位）。而从本源来看，恰恰又是李雪莲自己因为想多分房要导致的生存与生活的失败，从一定意义来讲又是其作茧自缚。有很多论文研究者称该影片是一部官场讽喻小说，其实深度的剖析，这部影片的主体并不在官场，而在于李雪莲本体，冯小刚将该片的主题思想更多的凝注在了个体生存质感虚无这一表达层面上了。2016年的冯小刚电影已然扎进了当代社会人心的最深处了。 社会行为价值与意义的深度拷问 冯小刚的商业电影在90年代以来一直在满足大众主体的世俗性欲求，进军20世纪初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精英视野的一种满足，而2016年《我不是潘金莲》的问世则囊括了社会成员时下的普遍特性：存在价值（生存、生活）的迷惘。影片中李雪莲追求的是一个若有若无的名誉，当时平民大众与社会精英追求的又是什么呢？影片极尽篇幅突出李雪莲上诉的决心与毅力，影视行为符号的内在象征着大众社会行为的若趋性。李雪莲的行为意义是善恶、对错、黑白难以辩清的，但通过这种沉重的主观情绪、积极争取的奋斗决心和荒唐怪诞的个体辩驳来预示时下液态化社会的大众行为价值与生存状态最合适不过了。不仅是社会要素是液态化的，连人的行为驱动也是液态化的。为了多分房而假离婚，口头却说是真离婚的行为是液态化的；为了证明自身不是潘金莲而强调之前的真离婚实则为假离婚的行为是液态化的；得知前夫身亡坚持十几年的上诉历程而就此终止，默认自身是潘金莲，那么十几年的上诉历程也是液态化的。当冯小刚将电影文本当做全面的艺术材料来构建之时，我想此时的冯氏电影主题才更贴近于社会图景的刻画与解读。可以说此时冯氏电影主题风格的流变才真正具有艺术性，一味的生活百态反思是不够的，一碗慰安生命本体意义的心灵鸡汤是不够的，只有于今时今日，于此液态化的社会下对普遍生存成员存在价值的拷问与诘难才真正对得起影视艺术的最高谛旨。 第三章 主题流变的心理学探析 冯氏电影的主题流变是两方面的：创作主体的思想流变与受众欲求的主观流变。毋庸置疑，一切电影的主题、风格、叙事或视听效果的流变的主要参照物一定是受众观影心理的驱动。本章会从大众观影需要和冯小刚本人的创作改革入手，探析冯氏电影主题流变的心理因素。 嘴“刁”的观众——大众文化需求心理探析 1997年香港回归，经济改革深入，市民享乐心理占据观影心理的主体。90年代的陈凯歌与张艺谋拍摄了大量的文艺剧情片，虽然国际上获奖无数，但国内票房惨淡，这与大众的观影心理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90年代的市民阶级可以说是影视产业消费的有力队伍，他们更喜欢关注当前正经历的、置于其中的影视表达视野，而冯小刚的电影恰值其时，他往往以平凡小人物的视角将生活的种种困惑、无奈以夸张、滑稽的喜剧形式表现出来，故事的结局也往往是大众接受的由喜到悲的大团圆式结局。但是这种视野的生命力是有限的，随着都市生活的快节奏的疲惫感以及工业社会过渡到信息化社会四面八方而来的施压使得大众对个体生活意义性的大银幕寄托越来越重，文化精英阶层的寄托欲求尤为明显，他们处在社会结构的尖端，信息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担子始终肩负在他们身上，他们需要奇观冲击视觉，需要独特个体来诠释意义，此时冯氏电影的主题改革是必要的，况冯小刚本人也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一份子，他也需要对自身作品的表意系统予以升格和深化。步入2016年，碎片化的阅读、碎片化的记忆、碎片化的交际、碎片化的文明构成了当代液体容器般的流体社会。社会的参与主体——人的心理也是流动的、浮躁的、破碎的，人们需要荒诞与怪异来表达这种不可言喻的惆怅，冯小刚再一次做出了选择，切合大众时下心理状态的《我不是潘金莲》问世，标志着冯氏电影风格的再一次流变。观众的口味是“刁”的，冯小刚的汤药是“稳”的，正是冯小刚对大众文化需求心理的洞若观火使得今日的冯小刚电影研究成为解读大众心理迁徙的重要参数。 “经济与文艺”——冯小刚本人双重心理探析 冯小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你在拍电影的时候你脑子里就得有一个市场的概念”“更多的时间，我是一个观众我不是一个导演”。这句话在以《甲方乙方》为开端的贺岁喜剧系列就有所体现，他一直对市场环境、受众审美情趣、社会风尚、制片成本的变化采取着不同的商业运作方式，主动调整着电影的类型、主题思想、受众阶层以形成自身独特的商业运作体系。强大的经济观念既是冯氏电影稳赚不亏的主要因素，又是冯氏电影能够在90年代始终能够存活向上的有力驱动。从华语影史的进程来看，90年代长期的政治电影、文艺电影的主旋律输出客观上弱化了商业电影的部分艺术特质，使得商业电影在中国影视行业受到了各方面的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电影产业长期陷入低谷、内容呆板化以至受众流失、市场萎靡的重要原因。冯小刚正是在这样一种危险处境中以平民生活观为着眼点逐步强化自身商业影视作品中的艺术感觉，这种艺术感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其作品的市场观而服务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艺术与经济的平衡机制为冯小刚电影提供了宝贵的影视生命力与符号特质。在经历了90年代的商业电影尴尬处境，迈入新世纪，冯小刚则更将注重这种平衡机制的合理运用，如在《天下无贼》中冯小刚在演员结构（刘德华的出演）上以及选景倾向（南方景别）上无不兼顾着一定的南方的受众，于此也可见冯小刚追求市场扩大化的良苦用心;而从影片内容主题上，冯小刚又极力刻画社会边缘群体的挣扎与自我救赎，具有很强烈的艺术张力。如果说早年冯小刚的艺术传播规则是为其商业服务的，那么此时已贵为国家一流导演的他更多的是想追求艺术产品本体的塑化，此时的经济观念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其艺术受众的扩大化所必需的。一个处在影视行业的尖端人物，哪个不想名利双收？市侩的诟名对于此时的冯小刚是不想听到的。况冯小刚早年有过丰富的艺术从业经历，此时天时（大众希求的影视艺术寄托）地利（庞大的资金队伍）人和（强大的受众号召力）已备，冯对于电影主题内容的深化已然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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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潘金莲》是刘震云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无腰封的裸书充分展现了内容品质的自信。虽然书中写了国策，写了官场与小民，但刘震云称：这并不是一部政治小说，而是生活小说。

不谈感动 但讲幽默文/梦里诗书 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的改编，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不仅呈现着一场用黑色幽默所写实的现代官场现形记，而对三种不同画幅的善用，更使电影在观感上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意蕴，可以说冯式喜剧的魅力在这部电影中即有着延续也有着创新。圆形、正方形、宽银幕三种不同画幅的善用，成为了电影一道鲜明的亮点，在主人公李雪莲故事所发生的地方，电影采用了圆形画幅，这一占据了绝大多数时间的画幅，不仅形成了一种对人物和内心的聚焦，契合电影水墨丹青般的质感，也使电影仿若一场唯美的画卷，而当李雪莲上访进京的时候，电影又采用了方形画幅体现法制社会的天圆地方，李雪莲不再告状，回忆新生活的时候，画符也变回了正常的宽银幕，体现主人公对执念的放下，这使《我不是潘金莲》在颇具意境之美的同时又做到了与人物剧情的高度契合。电影剧情上以一个假离婚不料被丈夫假戏真做，还污蔑为“潘金莲”的女人李雪莲为展开，她为了去还自已清白，执拗不肯妥协的四处告状希望各级官员给她帮助，但电影中的官员，看似在帮助她试图去解决问题，但实则只是明哲保身的求和谐求稳定，甚至阻挠她继续上访，以此所引发的诸多黑色幽默在逗人捧腹的同时。也令电影的深度从一个情感纠葛的故事转化成了一场将矛头直指体制，极具讽刺意味的现代官僚主义现形记。在看这部作品的同时，其不经会令人联想到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虽然不论是从拍摄手法，还是从构思形式来说，《我不是潘金莲》都显得更胜一筹，但从故事的根本来看，李雪莲或许很可怜，但她所做的种种却并不值得认可，在她的身上看不到一种《秋菊打官司》那源于对公平正义的坚守，在法律对她不利的时候，她选择了钻空子，假离婚，而当了，又希望法律能给她以帮助，甚至偏执的想利用他人帮自已杀人，如若并非是突如其来的意外，那么这个故事又应该走向何处？以如此手法所形成的官场讽刺，并无从反衬小人物的苦难与对正义公知的告解。虽然电影在感情上很难给人以何般真挚的动容，但我更愿意相信冯小刚这次已然在严苛的审核制度下做到了极致，对比如今浮夸盛行的中国电影，不谈感动，但讲幽默的这场官场现形记仍显得如此弥足珍贵。

《我不是潘金莲》对信访制度的表现，是辜负了这个题材的。

1.如果我们简单认为，到北京上访就是政治问题，就需要像电影里那样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那就是体制外的想当然。事实上，李雪莲即使像电影里描述的，以后的十年每年都进京上访，也不会对地方政府有任何威胁。为什么呢？

2.首先，国家信访局有依法逐级走访制度，即只要你有信访事项，无论是合法还是不合法，诉求是否合理，都可以从基层的乡县市一直到省和国家信访局逐级上访，所有来访都会被等登记在册。即使重复进京访，甚至到国家部委、机关门前上访，像计生委、住建部、环保部等，也不会被计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中，因为依法接受群众来信来访是所有国家机关的义务。是不是很意外？但法《信访条例》就是这么规定的。

3.那是什么情况会给官员考核带来麻烦，俗称记账呢？在一个个上访村血淋淋的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呢？被打，非法拘禁这些是子虚乌有？当然不是。这些人大多是另一种情形，叫非正常访，即到所谓敏感地区进行喊口号、拉横幅等形式的上访。这些区域要么是中央机关办公地区，要么涉外，到了这些地方，上访的性质变了，属于恶性事件。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地方政府的工作可能没有做到位，同时也是为了纾解这些区域的治安压力，因而进行考核。所以，杨老太太之所以被重兵把守，是因为他正常程序已经走完，开始走不合理程序了，一再发生非正常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