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错案证据问题研究论文

（一）主要著作专著：《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法律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专著：《刑事证据规则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专著：《你有权保持沉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8月版；专著：《刑事诉讼法精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3月版；译著：《宪法与刑事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美国法律文库）；合著：《诉讼法的理念与运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版；合著：《诉讼制度改革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11月版；合著：《刑事证据潜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副主编：《证据学论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参编：《<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及论证》，张保生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参著：《中国的陪审制度向何处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参著：《证据法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参著：《简明证据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参著：《律师职业行为规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参著：《政府律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参著：《美国刑事诉讼规则》，检察出版社2002年12月版；参著：《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参著：《刑事赔偿的理论与实务》，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9月版；参著：《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6月版；参著：《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6月版；参著：《诉讼法专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3月版；参译：《证据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版；编著：《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5月版；编著：《诉讼法与仲裁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三版；编著：《诉讼法50讲》，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2007年、2008年版；参编：《新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版；（二）主要论文《现实已经发生——论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7年第11期转载；《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对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反思》，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7年第7期转载；《证据规则的性质、功能与体系》，载《中国司法》2007年第5期；《程序异化论》，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3期；《重读贝卡利亚的刑事程序法思想》，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3期；《论反诉》，载《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6期；《论我国刑事赔偿的特有原则》，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6期；《超期羁押刑事赔偿若干问题探析》，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1期；《证人作证豁免权探析》，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4期；《沉默权的宪政思考》，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1期；《律师会见难的现状与反思》，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3期；《律师文摘》2007年第四辑转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8月版；《论被害人陈述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12《被害人与检察官关系的梳理和优化》，《中国检察官》2010-12《论我国现行“政策性修宪”模式的局限性》，载《法学》1999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0年第2期转摘；《证据的可采性与非法证据排除》、《从证明标准看刑事错案》，载《证据学论坛》（第1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证人制度三人谈》，载《证据学论坛》（第9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9月版；《当前法学研究中的“痞子文风”及其解析》，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审前准备程序：走出改革的误区》，载《现代法学》2000年增刊；《诉讼法视野下证据法》，证据科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裁判体系》，载《烟台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1999年宪法修改的前前后后》，载《当代法学》2000年第3期；《中国社会对沉默权的容忍度有多大——“沉默权在中国”调研报告》，载《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5期；《全国诉讼法学会年会观点综述》，载《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2期；《〈新中国宪政之路〉评析》，载《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2期；《论我国行政诉讼的困境与解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2期，及《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CUPA）2000年第6期转摘；《完善我国陪审制立法的若干建议》，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论〈合同法〉中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新发展》，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我国陪审制改革十大问题论纲》，载《中国律师》；《仲裁司法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载《燕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证据的困惑——“借腹生子”案评析》，载《律师与法制》2001年第7期；《我国宪法应明确规定沉默权》，载《法学论坛》2001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1年 第4期转摘，《法学文摘卡》2001年第2期转载；《论“政策性修宪”与“制度性修宪”》，载《法学论坛》2000年第2期；《应当重视我国“诉讼法哲学”的构建》，载《法学论坛》2000年第5期；《程序的人文精神》，载《上海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5000字；《京沪两地法学家差异谈》，载《法学家茶座》（第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律师名片纵横谈》，《法学家茶座》（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律师文摘》2004年第1辑转载；《论沉默权在我国的价值选择与制度整合》，载《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法院真得会被案件淹没吗——美国辩诉交易的实证考察》，载北大法律信息网“焦点法谈”；《再论存疑不起诉的刑事赔偿——与陈华先生商榷》，载《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关于完善我国庭审质证的若干思考》，载《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禁止律师执业不正当竞争的现状与对策》，载《安徽律师》2002年第1期，8000字；《程序正义与实体真实——关于一起案件“相对合理主义”视角的考察》，载《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论提起反诉的条件》，载《河北法学》2001年第6期，4000字；《宪法修改与制度完善》，载《法学研究交流》2000年第3期，6000字；《废除我国陪审制度的理性思考》，载《法律与社会》2000年第3期，9000字；《论我国审前准备程序改革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载《四川审判》2000年第2期，3000字；《关于我国当庭宣判若干问题的探析》，载《天津律师》2000年第5期，5000字；《律师执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解析》，载《天津律师》2002年第1期，5000字；《论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从马克思的一段话说开去》，载《贵州法学》2000年第2期；《从宪法修正案看我国法治观念的三大改变——评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载《上海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庭审质证若干问题探讨》，载《上海检察调研》2001年第9期。（三）主要报纸文章《建议将依法治国明确写入宪法》，载《北京法制报》1998年10月16日；《我国刑事诉讼应确立管辖权异议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7月4日；《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载《检察日报》2006年1月5日；《关注深圳独立候选人事件》，载《南方都市报》2003年5月22日“观察家”栏目；《要把外来工的选举权利落到实处》，载《南方都市报》2003年6月3日“社评”栏目；《警察验证权责对等是身份证法亮点》，载《南方都市报》2003年6月29日“社评”栏目；《“首办责任制”的宪法意义》，载《南方都市报》2003年7月31日；《立法要体现对弱者的关怀》，载《南方都市报》2003年10月27日；《“人大面试官员”的宪政意义》，载《新京报》2004年5月8日“社论”；《人大个案监督要谨慎对待》，载《新京报》2004年4月27日“社论”；《规范程序让代表更好反映民意》，载《新京报》2004年2月20日；《“律师在场”意义重大，难题不小》，载《新京报》2005年1月15日“社论”；《学生是否有权在宿舍吃饭？》，载《上海法制报》1999年12月15日第5版社评；《BOT投资中的风险与防范》，载《上海法制报》1998年11月30日第4版；《BOT——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载《上海法制报》1998年11月2日第4版；《华政学者、上海律师谈司法公正研讨会综述》，载《政法成人教学》2000年第3期；《论普通程序兼并督促程序》，载《政法成人教学》2000年第2期；另外，发表《“修宪”背后的故事》、《“谈判”小记》、《“好事”也要打假》等杂文若干。（四）承担项目情况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刑事证据规则实证研究”，经费7万元；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校级项目“刑事证据规则实证分析”，经费4万元；2008年中国政法大学校级项目“刑事证据规则实证分析”，经费4万元；2004年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刑事被害人权利的程序保护与救济”，经费2万元。主持北京市教委法庭科学基地项目1项。参与“证据科学的理论体系与应用”等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北京市教委、福特基金会项目7项。（五）获奖情况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奖；“君合律师人才奖学金”第一名；河北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3年年会论文评比二等奖;秦皇岛市第三届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等。

其实在刑事案件中造成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包括: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缺乏足够的客观证据，过分依赖于鉴定结论、办案人员及审判程序易受外来因素的影响等等      (一)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是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重要原因之一      刑讯逼供主要发生在刑事侦查阶段，即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讯的方式逼取嫌疑人口供，以便对其进行定罪处罚。在绝大部分刑事冤案中，其实都是在侦查阶段采取了对犯罪嫌疑人予以刑讯逼供行为的。而定案的主要事实依据来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的供述和辩解从而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缺乏足够的客观证据，过分依赖于鉴定结论是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重要原因之二      鉴于鉴定人员水平的不均衡，鉴定人由于自身原因比如:没有严格按照鉴定程序规范进行鉴定或者不具备鉴定资质超及越资质进行鉴定，从而得出偏离客观事实或歪曲客观事实的结错误的鉴定结论。而案件主要事实过于依赖鉴定结论或者犯罪嫌疑人本人的供述和辩解，进而导致冤家错案的发生。      (三)办案人员及审判程序易受外来因素的影响是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重要原因之三      办案人员可能会受到媒体、舆论及结案压力使得冤假错案没有在司法程序中排除非法证据，而公安机关在开始侦查时，由于一种惯性思维的影响，会更加注重对有罪证据的收集，而忽略了能够证明嫌疑人无罪的证据的搜集，还有一些冤假错案中口供的广泛使用，也是产生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我国法律是“重视证据而不轻信口供” 对于刑讯逼供所得的证据，即使法院依照被告人或者其辩护人的请求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时也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而放弃。辩护律师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也被认为是没有证据依托的狡辩，辩护律师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他的力量无法与国家机关相抗衡。至此，冤假错案因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先入为主的想法就产生了。这两个个案，他们提出的赔偿要求你认为合理吗?会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这两个案件，他们提出的国家赔偿可以得到如下方面: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生命健康权的损害赔偿、精神抚慰金。而其中精神抚慰金受理的法院不一定可以全部支持。      一、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8日下发通知，公布了自2020年5月18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元。      二、生命健康权的损害赔偿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三、精神抚慰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是目前唯一的标准依据。七、综合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决定采用“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方式的，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精神损害事实和严重后果的具体情况;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方式等具体情节;罪名、刑罚的轻重;纠错的环节及过程;赔偿请求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平均生活水平;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还应当注意体现法律规定的“抚慰”性质，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最低不少于一千元。      受害人对精神损害事实和严重后果的产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少或者不予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该《意见》除了列明决定金额大小应当综合考虑的因素外，仅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同时最低不少于一千元。      过往经过平反、纠正的冤假错案中，当事人申请的国家赔偿金额与最终赔偿金额之间都有不小的落差。以聂树斌案为例，家属申请共计约1392万元赔偿，而河北省高院最终决定赔偿268万元，仅支持了申请数额的不到20%。      冤假错案对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侵犯是全方位的。 除了经济上的赔偿，这些蒙冤者今后如何才能更好的融入社会?有什么建议?      建议国家相关部门或者社会中一些公司、企业，可以为蒙冤者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就业机会，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可以出台相关的补救措施为蒙冤者更好的融入社会提供有力保障。

【摘要】刑事错案妨碍了司法的公正性，加强责任追究制度的落实有助于监督办案人员、确保判决质量、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本文首先对刑事错案及其危害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刑事错案责任追究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最后结合我国现状探讨了关于完善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相关措施。【关键词】刑事错案；责任追究；法律法规刑事错案的出现损害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形象，近年出现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浙江叔侄案等案件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值得引起重视。加强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落实有助于监督办案人员、确保判决质量、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本文对此进行探讨。一、刑事错案概述所谓刑事错案是指在办理各类案件时，由于对案件性质判断错误或对事实的认定发生错误，从而对所需要处理的问题作出错误结论，导致当事人被错误处理，侵犯当事人权益的案件。“错案”是指各级法院对原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明显不当，损害了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和诉讼权益，按照审判程序改判了的案件以及发生其他执法错误，需要追究责任的案件。无论社会角度还是法律角度来说，刑事错案都有巨大的危害。首先，刑事错案给当事人及其家庭造成无法弥补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失，当事人甚至可能蒙受不白之冤失去自由和生命。其次，刑事错案对法律的权威性造成了挑战，动摇了人们对法律公平公正性的认知；此外，刑事错案的发生导致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秩序。最后，刑事错案的发生会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二、刑事错案责任追究的必要性分析刑事错案责任追究是处理刑事错案过程中重要的内容，这一过程是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必由之路。在此对刑事错案责任追究的必要性进行分析。首先，追究刑事错案责任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方针要求立法公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追究刑事错案责任正是违法必究的重要体现。实施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核心追求真相，只要在办案过程中出现了违法行为，造成错案，就应当马上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纠正，不允许由任何例外。普通公民如果触犯了法律，应当得到相应的惩罚，法律的执行者如果在执法过程中触犯法律，也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无论是谁，不管身居何位，刑事错案事件中的责任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其次，追究刑事错案责任是法律规则原则的要求。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中明确规定了责任自负原则，即违法行为人应当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不能让没有违法行为的人承担法律责任；要保证责任人受到法律追究，也要保证无责任者不受法律追究，做到不枉不纵。错案责任的追究也是责任自负原则的体现。对造成错案的责任人，该追究纪律责任的追究纪律责任，该追究法律责任的追究法律责任。此外，追究错案责任是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的要求。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规定罪行和刑事责任应该相对应。在刑事错案责任中，主要需要对过错责任进行认定。相应的，在错案责任的认定与追究中，正是体现了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要求错案责任的大小应与司法人员的过错与后果严重程度相适应。三、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完善我国目前处于法制建设初级阶段，刑事错案不可避免会有发生，如何完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是完善相关法规，减少错案发生的必要途径，在此进行简述。（一）统一和完善错案责任追究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在刑事错案责任追究的立法中普遍存在多头立法和重复立法的现象，这一方面造成了立法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应当通过法律法规的确立和全国范围内适用的《错案责任追究法》的制定，解决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不统一、追究标准不统一、追究程序不统一等问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规定，将各有关法律文件中的错案责任追究内容进行综合、汇总，依照严格的立法程序，制定全国范围内《错案责任追究法》，并颁布实施，解决全国范围内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不统一问题。（二）明确制定刑事错案责任归属相关细则完善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另一重要方面是要有明确制定刑事错案责任归属相关细则。具体来说，要通过制定确定刑事错案责任人的相关规定，来保障追责制度的顺利实施。只有通过确定错案责任人，才能对刑事错案的责任进行追究。在确定错案责任人时，应当把错案认定标准与责任追究标准相区、将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相区别，做到不枉不纵，彰显正义。另外，在责任归属认定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到办案人员的利益，也就是说确定办案人员仅仅对案件事实负责，如办案人员如实介绍案情，并按正规程序处理造成的错案，办案人员不无需承担错案责任，应有决定处理结果的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三）积极落实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实践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和认识的局限性，刑事错案无法完全避免，目前国错案追究制度尚处在起步阶段，除了法律法规的完善之外，也应当通过一系列手段，积极落实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实践，尽量避免错案的发生。具体来说，可通过如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在案件的侦破和处理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并注重办案过程中程序公正化，提高办案过程的透明度；其次，在办案过程中应当杜绝任何形式的的刑讯逼供，并对逼供现象和徇私枉法现象进行积极处理；此外，应当加强考核提高执法、司法人员的基本素质，保障法律法规能得到落实；最后，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刑事错案追责制度，对当事人进行赔偿，对责任人进行赔偿。刑事错案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刑事错案的发生不仅给当事人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更使法律的公平公正性蒙羞。建立和完善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能够有效制约案件办理过程中各方的权力，促使各方更加公平公正地对待案件，从而减少刑事错案发生的概率，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参考文献：[1]熊谋林，廉怡然，杨文强.全球刑事无罪错案的实证研究（1900-2012）[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02）.[2]谢亚平，崔四星.对错案责任追究制的理性思考[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3]崔敏，王乐龙.刑事错案概念的深层次分析[J].法治研究，2009（01）.

改变整体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司法必须独立，公民必须有信仰。

刑事审判如何防止冤假错案文／陈杰人最高法院11月21日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该意见从尊重保障人权、强化证据审查、认真把关审核等五个方面提出27条具体意见，以防范冤假错案。很多人对此给予好评，甚至欢呼如潮。不过在我看来，这个意见，无非就是多年来最高法对司法公正口惠而实不至的又一次演戏而已。众所周知，刑事审判冤假错案不断的原因，主要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公检法从相互制衡沦为相互配合式流水作业；二是有罪推定思想作怪，缺乏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应有尊重，把破案等同于定罪；三是先入为主，未审先定，无视基本的证据规则，基本漠视辩护人和辩护意见；四是错误地将刑事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任务化、政治化，法院成为专政的工具。比如这次意见提出，“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看到这样的意见，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法院早就知道侦查阶段存在这些惨无人道的审讯方式，但问题是，有多少法院，在多少次案件的审理中，认定过这些行为？在笔者的印象中，除非被告人特别聪明或特别幸运，有关刑讯逼供的真相才得以浮出水面，而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告人提出自己被刑讯逼供的意见，都被法官一概否定。又以审判公开为例，这些年来，最高法强调过无数次，但迄今为止，一是公众越关心的重大敏感案件，越没机会旁听，二是绝大多数司法文书不公开，查询就更是难上加难，三是法院的审判大厅门难进，法警对待旁听人员的态度如狼似虎，如临大敌。这样的作派下，司法的公开岂不是一句笑话？再以尊重人权为例，刑事审判中，被告人戴着手铐、穿着囚衣的情形到处可见，这种未审先定的方式和羞辱被告人人格的做法，法官们都习以为常。法官甚至对被告人发表质证和辩护意见也常常横加干涉。在案件尚未审结之时，连法官都已经在内心认定被告人有罪，司法的公正还有什么保障？前述种种问题，其实归根结底都来源于同一个因素——那就是法官没有把自己当法官，而是把自己当成统治者的专政工具，并自觉不自觉地沦为侦查机关的下人，只要是侦查机关抓获的人，只要是检察院起诉过来的人，法官首先就基于角色的错位而内心认定是“坏人”，继而以先入为主的心态去努力追求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和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审判要切实防止冤假错案发生，光靠那些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套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法官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角色自省，把自己从专政工具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做真正中立、消极的裁判者，二是真正尊重同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律师的人格和意见，至少把律师和检察官放到同等的位置去尊重。具备了这两个修养，才可能真正从内心去追求刑事审判的中立和公正。（本文专为搜狐博客而作，如有转载请注明来自搜狐博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