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与疫情的小论文

文 | 观心居士 本次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症状，据媒体用西医口吻所作表述 ，其一般症状是 : “ 发热、乏力、干咳。逐渐出现呼吸困难。部分患者起病症状轻微，可无发热。” 严重者出现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 、 “脓毒症休克”、  “ 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 ” 、 “ 出凝血功能障碍 ”。 从以上表述来看，现代医疗体系，中医已被彻底排除在外。没有任何一个大型中医医院发布中医式的疫情通报。 上述西医式的表述，很显然，它应当表述到的方面，很多都没有表述到。作为疫情通报，它在述证上显得既不充分也不够合理。 科学而规范的疫情通报，不但应警醒全民，其目的更应为了迅速厘清病理而服务。这就要求必须在疫情公开通报中清晰注明哪些是初诊未服药时的症状、哪些是入院治疗后的症状以及应用过什么药。 疫情症状通报，如不分清楚医疗干预后和干预前症状，就无法为整个社会医疗界提供准确的判断依据。 因为必须正视:  任何医疗机构的干预方案，都有可能偏离正确的医疗方向。只有将重型疫情的干预过程置于全社会医疗界的了解之下，才是最佳处置方案。 无论西医，或者中医负有疫情防控责任的机构，都应按照预前、预后的咨文规范去发布疫情，出具详细的疫情咨文。才能迅速使社会充分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从而激活社会全体医疗系统智慧之力。 重型疫情，除由西医系统对社会作出疫情通报外，也应当由国家指定大型中医院或由参与申报的大型中医院，参与发布疫情通报咨文。 中西两套医疗系统，应根据自身医学特点而各作表述。以其不同理念，各自充分参与防控。由患者自行选择应用中医或者西医预防和治疗。国家应当通过立法来规范重型疫情发布流程。 如本次疫情通报中，只靠上述西医口吻的简陋表述，中医是无法看懂的。 如果像目前这样，只由西医参与疫情防控，我们国家只能是空守一座辉煌中医宝库，而完全不能使它发挥应有的真实作用，实是对整个社会力量的巨大浪费。 对于中医来说，本次西医式口吻的疫情通报，最明显的问题是在基本的预前、预后症状表述上，极不清晰，无法给广大中医提供基本的、有效的参考依据。 不但如此，而且对于最重要的，患者本身的冷热感受，完全没有表述。这就失去了中医病理学上最重要的判断依据。 中医伤寒科（伤寒病与温热病的统称）疾病，患者本身的冷热感受，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寒症、热症的判断依据。 从目前媒体所载文章来看，本次疫情通报，或是南方医疗机构所发布。譬如通报中所用“发热”一词。 南方医生口中的发热，用北方话来说，实际上是或许是指发烧。但北方医生从来不说发热，也理解不了发热的具体意思。 发热到底是患者自感体内有热而不怕冷， 还是自感体内无热而怕冷？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寒热概念。 古代南北交流不发达的情况下，南北语境的差异，会使古代医学家在医书中有发热这种表述。 但在资讯如此发达的现代，南北用语交流互通的时代背景下，仍作“发热”这种表述，就很容易造成中医学概念上的混淆了。 每个人都很有感受 ，人在发烧的时候身体反而感觉很冷。那这很显然是寒病。 现代医疗如果仍以歧义显著的“发热”这种词汇去述症，就很容易面临伤寒病在应当散寒或温补的情况下，反被施以寒凉药物去“清热”就可怕了。反向治疗大概率会对患者生命构成重大威胁。 南方人不一定对“发烧”体会很深刻。因为事实上南方以前确实桂枝汤证多，而北方是麻黄汤证多，桂枝汤证极罕见。这一点是众多南方医生无法理解的。 这二种汤证在发烧程度轻重上有显著不同，所以南方人与北方人在发烧感受上是很有差异的。但在资讯发达而南北互交互通的今天。实不应再混淆发热与发烧之别。 本次疫情之所能流行，鄙人的看法:  一是医学界长期以来的一些用药法度有待商榷。二是北病南渐、东病西渐的问题。 在当今空调冰箱普遍应用、饮食东西互通的时代背景下，原先在北方的一些病症渐移到南方，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病症渐移西陆，使地区性的原先即使有用的某些治疗经验现在也不管用了。 比如南方原先桂枝汤证绝多，麻黄汤证绝少。西部内陆人原先不太食用海鲜，而现在也大量食用了。 当人们生活环境、饮食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病征必然随之变化。环境、饮食对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人们的一般观念所认为的。 而现在有的医生就难以适应这种时代性的病征变化了。比如，原先南方医生惯用桂枝汤，认为它是天下第一汤方，认为南方绝大多数伤寒科患者永远都是桂枝汤证。 但现在因为空调冰箱的广泛使用，海鲜、冷饮的普遍食用，使南方人实际上很多人出现了麻黄汤证。原先擅长桂枝汤证的某些医生，似乎就对此并无什么经验了。 这就很容易造成治疗上的失当。因为麻黄汤证，被误用桂枝汤证，对于重症患者来说，很容易造成强烈反面影响。 对于三阴积寒患者来说，桂枝汤中的白芍足以对此类患者造成重大伤害，不但使其痰饮骤增，咳嗽加重，对于少阴与厥阴积寒特别重的患者，尤其是冬季，少量白芍也能威胁到患者的生命。 现代南方人生活环境与饮食改变的大背景下，三阴积寒患者变得极多。麻黄汤虽主治太阴寒病，它对少阴寒病、厥阴寒病也都功效卓著。若加以变化，其药理最散一切寒邪。 本次武汉流行病疫情，如果有充分的判断依据，知悉患者自身感觉是冷还是热，知悉初诊未预患者的中医式问证症状。那就能准确判断出它的病理及病的成因，也能制订出准确的中药治疗方案。 但现在并不知道患者的冷热感觉情况，就仅仅只能做常理化推断了: 一、 推断为狭义上的伤寒证。（广义伤寒既包括伤寒也包括温病。）本次疫情病源很有可能不是来自于其他的野生动物。而是来自于海鲜。因海鲜在百食之中，最能寒人三阴，致人阳气萎顿，其发烧症状才最能讲通。 之所以推断为食用海鲜产生初始病源，是因疫情通报中有发烧这一项症状。从中医病理学来讲，凡伤寒科（包括伤寒与温病）发烧证，阳气衰者决多。 “逐渐出现呼吸困难”，极大可能不是原发性呼吸困难，而是治疗用药不当，寒症作热症治，使患者阳气本虚的情况下，又阳气骤失所致呼吸困难。当然有可能是患者自行用药失当所致。 “严重者出现脓毒症和出凝血障碍”，也有可能是后发药源性反应。本次疫情通报中，并未言明此到底是初诊原发患者，还是用药干预治疗后的患者，更未注明出凝血障碍是在预后哪个阶段产生、用过何种药物后产生。在如此混乱的治疗状态下，只能推断为药源性反应了。 我们如果按照阳虚寒症以断，对于初诊原发患者，未应用过任何药物的，如果确有怕冷的反应，我在此给出的治疗方案是: 以麻黄汤方合剂驱散三阴伏寒。 此合剂有中成药“风寒感冒颗粒”，成分有麻黄、葛根、紫苏叶、桂枝、白芷、陈皮、苦杏仁、桔梗、甘草、干姜，辅料为蔗糖。 该药根据不同生产厂家的药力药效之不同，可一次服用一袋或者两袋，一天两次，一共服用服用二次即可。北方任何药店均有售。 其药理，乃在开散，故切不可多次服用。因人身不可开散无度。患者服药后两天内应在室内，勿受风寒。 注意:  此药只应当使用于寒症初诊患者，未受到错误治疗者。若已受到错误治疗，寒热交杂、气机失调，则不宜使用。因其药性，乃是开散之中存有温性。 患者使用此药如果退烧了，休息两天即可。病即愈。不必另服药物。 如患者原有发烧反复，不耐风寒。重者有头疼恶心、或周身骨疼之症状，是其身有伏寒，或阳气本虚之因。在服用一次风寒感冒颗粒后，未有效缓解的情况下，应改施四逆汤。 应以制附子35克、干姜10克、炙甘草6克 ，煎汤服用。症状重者，制附子应增至55克。七碗水煎成三碗水。不必全服，服用一碗即可。 注意: 不可多次服用。南方人尤其西南人普遍视附子为毒物，实际上制附子若所制合格，并无甚毒。又因制附子（炮附子）之制作过程，乃已蒸制其药性，其药气实低。 附子于白药中乃唯一真火正药。人舍此而不能得真火正阳。但此药终归是阳火之性，若病愈而继多次服用，必致刑人真阴。反失阴阳调和之道。 注意:  以上治疗方法，是必须确定此次流行病的患者是寒症的情况下，方可实施。 确定寒症、热症的依据标准，是患者自身的感觉冷热，如怕冷，是寒症。如怕热，是热症。初诊患者未经治疗的，应当照此判断。如已经用药干预、且治疗不恰当的，不应再照此法用药。 二、 除寒病外，此次疫情属于温热病的判断依据，在我看来更加不足。故暂不作温热病之推论。我仍倾向于认为“严重者出现脓毒症和出凝血障碍”是治疗不当所产生的药源性病症。 因我上面说过，医学界长期以来的一些用药法度有待商榷。此乃客气之言，实际上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医疗界基于错误的医理认知、错误的药学认知实多。以前在我的文章中多有论述。 当代无论是在非处方药的药物普及上，还是在医疗用药制度上，都存在极大问题。药店和医院，非处方药及处方药的种种严重问题，是社会难以抵抗疫情或疫情发生变异的根本原因。 现代社会的医药应用，无论是继承古方，还是今方，都存在极大的药理问题。在医理和药理上几乎都是不通的。 例如药店中最流行的 “感冒清热颗粒”，其成分为: 荆芥穗、薄荷、防风、柴胡、紫苏叶、葛根、桔梗、苦杏仁、白芷、苦地丁、芦根。 全中国任何城市、任何药店里都能找到它。这就问题非常大了。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类药物的普及程度如此之高，细思极恐。类此“四不像”药物于市面大肆流行。对于国民健康之破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此药无论是伤寒病、还是温热病，都决不可服用。 如果是伤寒病，薄荷、柴胡、苦地丁、芦根都是绝不可用的。若是北方的伤寒病患者，用了此药只能使伤寒病加重、缠绵不愈。 如果是温热病，其方中荆芥穗、紫苏叶、防风、白芷亦绝不可用。此成药若用之于温热病，必使患者寒热错杂。 一切寒热错杂之症，莫不由人用药失当所成。故很多本应迅速治愈之病，常由人为治疗失当故而成久医不愈之症。若真明医，必常感叹医界观念、手段之混乱，用药之不求精纯，常使世人之病不得其治。 中医无论从固有俗成之观念，还是从人才教育体系，方方面面都存在极大问题。例如中华自古以来，中医除了分为跌打外科和内科大夫以外，从未有其他分科问题。但现时代之实际情况决定中医必须再分科了。 中医从学系上来分，必须分为伤寒（含温病）与慢病二门。中国的中医教育体系如果要成功，使中医真正变为有用之术，就必须这样来分。 之所以必须这样来分，是因为从现实来看，相当多的学《伤寒论》的中医并不懂慢性疾病调养的医理和药理。 许多治疗伤寒（广义）急症的方药，例如柴胡，被套用到慢病上，其医理和用药都很不正确。当代中医临床实践中有大量这样的现象。 但是，如果医术学到高境界，伤寒与慢病二门又是完全可以相通的。高境界是理通与药通的境界。 医术若达到理通与药通之境界，对于任何病，一切急慢之症，只要知其具体症状，就会马上知道它的发病机理和相应的治疗方法。 习医者如不能达此境界，想要悬壶济世，则终不免祸世。故古来医家皆叹习医之难，皆开示医才须达通神境界方可。 当下中医犹如中华武术之境遇，论及理通与药通，均相去甚远而失真义。我并非对大众说中医学本身不行，实是对当下中医之政策环境、人才制度等根子问题恨铁不成钢罢了。 观心居士，中医病理学家、中药学家。所著《观心庐医话》义理精深，体系宏大，被誉为“小内经”，深受各大医院医师、医科大学师生、民间医生推崇学习。此文章是复制微信公众号真友文化上观心居士1月23日发布文章。

传染流行病，一直都是人类文明的生死大敌，即便到了如今，全世界仍然会为大规模的流行疾病头痛不已，而在过去科技水平落后的古代，如果爆发疾病，古人们又会如何应对呢？

因为不知道疾病的科学原理，因此过去面对各种疫症，人们通通将其称之为瘟疫，它往往爆发在战争、饥寒、干旱之后之后。

《周礼》就曾经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而吕氏春秋提到：“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这说明当时的医疗知识，人们意识到，如果季节反常，那么就很有可能发生疾病。然而瘟疫远远比想象的要恐怖。

东汉末年三国乱世，干旱和战乱导致大规模的瘟疫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角组建黄巾军，正是以符水救人的名义拉拢信众，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回忆：“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同样在《说疫气》提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著名的建安七子中，徐干、陈琳、刘桢、应玚全部是感染瘟疫去世于217年，由此可见古代瘟疫的破坏力。

朝廷民间对瘟疫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是怎么做的呢？首先，就是切断传播途径，清朝时期，天花流行，害死了不少人，尤其是满族人，对这种疾病十分没有抵抗力，民间流传“满人畏痘如畏虎。”因此清朝统治者颁布了很多法令，一旦发生疫情，必须马上将其封锁，而已经出痘的人严禁出走，那些没有出痘却在疫区出现的人，要送到偏远地区隔离，而对于及时报告疫情或者擅自掩埋天花死亡者的人，朝廷一定重罪处理。顺治二年皇帝就颁布下谕旨：“凡是民间出痘者，立即迁出城外四十里进行隔离。”

而在秦朝开始，中国就已经建立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早的麻风医院：疠迁所，这里是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地方，《秦墓竹简》：“疠，何论？当迁疠迁所。”而到了后来还出现了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疠迁庙以及疠人坊，《太平广记》写到，在唐代，“昉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元和志》载：“唐至德二年冬月丙寅，筑养疾院于泾阳。”

古代抗疫最积极的官僚是谁呢？或许大家会感到意外，那就是篡汉的王莽，9岁的时候，王莽主政，当时青州爆发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饿殍直接导致瘟疫，在大司马王莽的带领下，200多名官民自愿献出田地住宅提供救护场所，灾区也减免税收，王莽还在长安城造了一条闾里，将病人安置在其中，受灾的县郡，县官会发给那些灾民口粮，病愈后的灾民还会获得土地和生活用具。这也让王莽深得百姓人心。

还有就是控制灾害的源头了，宋神宗间的虔州瘟疫，始作俑者正是因为上头被污染的水源，一直到新任知州刘彝开始采取防治措施，将“雨污分离”的思路设计了著名的排水系统“福寿沟”，疫情才得到控制。

人们也开始广泛的使用大黄中药进行抗疫。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就有不少珍贵的药方。当然了，有科学的管控，但是也有一些迷信在里头，比如汉朝时期前面所说的张角，鼓励百姓喝符水治病，但是能不能治好，就要看你心虔诚不虔诚了。

因为了解不足，过去缺少流行疾病的防控手段，因此瘟疫始终是非常深的灾难。

近日，中国全境爆发新冠病毒疫情，起因为野生动物传播，可能为中华马蹄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瘟疫（天花、鼠疫、霍乱等）自古便是一个社会性的难题。早在商代，中国就有了瘟疫的文献记载 《小屯·殷墟文字乙编》 ，到春秋战国时，人们已对疫情有了较高的认识， 《礼记·月令》 多次提到“ 疫 ”：

先民们早已总结出，季节异常、违背自然规律行事，容易爆发疫情。

在古代中医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瘟疫理论。 《素问·本病论》 中首次提出了“瘟疫”病名， 《黄帝内经》 则出现了“疠”、“温厉”、“疫”等九个概念， 《内经》 提出五运内气导致瘟疫，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 的问世也是由于疫病。

那么古代是如何解决疫病问题的呢？

晋、隋、唐时期，人们对瘟疫的认知处于上升阶段，但留下了许多方剂，流传至今，依然沿用。这时期提出的“ 太乙流金方 ”流传极广：

唐代王焘于 《外台秘要》 中记载了22种辟瘟方，如知母解肌汤、大青消毒汤、地黄汤、香豉汤等。

到了宋、元、金时期，中医学的发展已趋向于完善，将瘟疫性质仔细区分、对症下药。宋代庞安在 《伤寒总病论》 中，将伤寒与温病区分；金代刘完素则为寒凉派代表人物；张从正在 《儒门事亲》 中将瘟疫分为“天”与“地”两类。这些理论研究，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

到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已经总结出一系列相当完善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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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隔离控制。

西汉时， 《后汉书·孝安帝纪第五》 就有记载：

——对瘟疫患者的尸体进行隔离，能有效防范疫情传播。光进行尸体掩埋是不够的，清代熊立品 《治疫全书》 中记载道：

即邻里之间，首先就要切断联系。家人之间，亦要注意隔离，如清代陈耕道 《疫痧草》 记载： “家有疫人，吸收病人之毒而发病者，为传染，兄发痧而预使弟服药，若弟发痧而使兄他居之为妙乎？” ，强调环境隔离。王孟英 《重订霍乱论》 中记载： “人烟稠密之区，疫疠流行。” ，强调在疫情传播阶段，人们要避免聚集性活动，避免近距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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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控制环境。

《鸡肋篇》 中记载： “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热水。” ，和西方人不同，我国自古就重视喝煮沸过的水，这样就能防止病菌侵入。但光靠煮沸热水也是不够的，在疫病传播期间，将井水消毒、空气消毒也是重要的举措之一，在古装类型的电视剧中，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一旦出现瘟疫，井水就成了需要切断的来源之一。

《肘后备急方》 中首次提出了 空气消毒法 ，即用雌黄、雄黄、朱砂等消毒物制成虎头杀鬼方，在房屋中燃烧进行空气消毒；清代刘松峰的 《松峰说疫》 记载了饮用水消毒法：用赤豆、糯米浸泡在水缸中，每日取用；将苍术净水消毒；用麻子三七粒、赤豆七粒共撒水井中。

此外，居住之所的洁净也极为重要，陈虬 《瘟疫霍乱乱答问》 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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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个人调养。

疫情泛滥时，应当注意个人卫生。《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

《延年秘录》 中记载，用桂心、兰草、大黄、麻黄等沐浴，可止疫情。

在精神上， 《内经》 中记载：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 陈虬 《瘟疫霍乱乱答问》 中写道： “一切耗神之事，总宜戒断。”，强调颐养正气，注重精神调养。

此外，饮食方面，需要忌口。晋代葛洪 《肘后备急方》 记载： “凡得毒病后百日之内，禁食猪、犬、羊肉……又禁食面食、胡蒜、韭、生菜、虾辈。”

总之，清代基本形成了对抗疫情的体系，但由于科学技术不够，无法如现代这般快速有效地解决疫情。此次新冠病毒疫情，适当参考清代体系的防疫手段也是有些用处的。

作者：奇妙丸

（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