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军事航空医学培训教育的思考
本文针对军事航空医学任职培训教育中的不足之处，改进对策主要是树立科学的任职培训理念，完善教学内容，加强日常管理，建好任职培训基地，以提高任职培训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随着现代化战争形式的不断变化，新军事变革对战场伤病救治和卫勤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建立系统完善的军事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任职培训教育是第四军医大学培养具有良好军事素质、政治素质、心理素质并具备熟练军事医学专业技能的复合型军事医学人才、推动军事医学科技不断进步的重要方式，是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之一。航空兵部队每年均会安排在部队一线从事航空医学卫生保障工作数年的卫生人员参加第四军医大学承担的航空卫生勤务等方向的任职培训，如航空兵部队卫勤管理干部培训班和全军直升机应急医疗救援培训班等。通过任职培训，进修人员可了解更多的新概念、新知识和新技术，拓宽眼界，增强技能，提高完成部队医学保障任务的信心。但是，作者在学校学习过程中，也发现现行任职教育中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故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和学习体验，对军事医学培训授课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抛砖引玉，为更有效地开展军事医学教育，提高教学水平提供参考。
一、树立任职培训理念
任职培训是不同于学历教育的一种新教育模式。学历教育注重基础性、知识性、长效性的教学内容，是着重培养坚实基础知识的教学模式。而作为部队工作人员，返校参加任职培训，所期望的是强化岗位工作能力的职业再教育，具有明确的岗位指向性。任职培训就是面对部队、岗位、职能的强化教育，具有针对性强、实践性强和综合性强的特点，注重实效性、前沿性、专项性的教学内容，应满足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要求，按照部队平战时保障需要什么、院校就教什么的原则，制定贴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授课方案。虽然学校教学组做了精心准备，内容也尽量贴近部队需求，但培训的方式还是更多地沿用了学历教育的灌输式模式，课程形式相对单一，以理论课和实习课为主，缺乏讨论课和室外实践课等重要方式。学习方式也以教师授课，学生听讲为主，缺乏以部队训练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心，开展针对性强的讨论式教学和实践式教学等主动学习方式。最终，由于缺乏实践，短期内又被动地接触了大量基础理论，进修人员难于消化，培训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因此，任职教育应按照任职培训的理念，以任职能力的提高为本位，重视培养参训人员的实践能力和解决岗位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训用结合、教战一致，重视综合素质培养”的新教育观念，发挥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更新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果。[1]
二、完善任职培训内容
任职教育要求这类教育必须贴近岗位任职需求，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必须有先进、配套的教学内容和条件作保障。俄罗斯的军事医学教育教学内容涉及大量卫国战争、阿富汗战争和车臣战争等实战伤员救治的经验和教训，授课教师多数参加过阿富汗战争或车臣战争，具有丰富的经验，熟知部队的情况，教学中针对性较强，能很好地利用实例讲授战时处理的原则和方法。[2]而我军部队军医大学的教师们对部队不够熟悉，对基层卫生管理缺乏亲身体会，授课中的内容结构和思维方式与部队实践存在脱节。在短则10天、长则数月的学习中，基础理论学习的内容更多的是学历教育的内容，难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因此，教师们要尽量参与部队的训练，增加部队代职和调研经历，提高自身的部队实践经验，了解实际问题，在教学中把部队最新的技术用于教学，学校也应尽量在培训授课中选派有部队实践经验的工作人员或聘请部队中经验丰富且文化水平较高的军官和专业技术干部授课，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三、加强任职培训管理
任职培训是以补充、更新、拓展新知识，提高新技能为目的，是军队各级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选派参加培训授课的人员都是各级单位着重培养的专业人才。参训人员虽然来自不同单位，但是从事的工作和培训内容均具有一定相关性，通过学习，对提高基层部队的卫生保障能力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军医大学对培训任务和培训管理是非常重视的，但个别参训人员却对学习机会重视不足，一方面是由于自我要求低，一方面是授课环节出了问题。现有的培训任务基本上都是宽进宽出，由于有时出现课程设置单一、授课内容吸引力不足、考核标准较低等情况，参训人员容易出现脱课现象。因此，任职教育应加大任务和比重，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并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重点采用案例讨论式、现场观摩式和技能实践式教学来激发参训人员的学习兴趣，也可适当开展一些新型的教学模式如慕课（MassiveOpenOnlineCourse，MOOCs）、微课程等来提高参训人员的学习积极性，[3、4]同时也要严格考核标准，加强教学管理，提高参训人员的学习效率和素质水平。
四、建好任职培训基地
院校一般均拥有教育资源的优势，在教师素质、教学场所和教学设备上能满足学历教育的需求。但任职培训由于着力于部队实际问题，在教师、场所和设备上有不同于学历教育的特殊需求，更多强调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的转化。正如上所述，理论教学是军医大学的优势，但是涉及到如野外救生、空运后送、设备操控等场所和装备的教学，往往由于资源的缺乏而只能纸上谈兵了。现有的教学装备与部队列装装备也有所脱节，出现部队的装备没有培训，培训的装备却没有列装的现象，甚至在先进性上出现“倒挂”，致使任职培训的岗位针对性和实践性难以在教学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样的教学即不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提高参训人员的工作能力，也不利于院校任职教育培训基地的长远建设。因此，院校要更新现有的教学装备，及时请领部队列装装备，使任职教育真正紧贴部队、紧贴岗位、紧贴装备，提高培训人员的岗位任职能力。同时也可采用联训联教机制，开展联合教育训练，充分发挥学校专业技能和部队实践环境的优势，增强参训人员的任职能力，拓展院校任职培训基地的教学资源。
作者：朱长远？张舒？赵疆东来源：新西部·中旬刊2016年9期
第2篇：打造航空医学人才高地
如史诗般波澜壮阔，似交响乐荡气回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1949年成立以来，从初创时期马拉飞机转场，到新中国成立不久便扬威抗美援朝战场；从主战装备全部依靠进口，到国产新型三代战机翱翔蓝天……如今已初步发展成为一支多兵种组成的战略军种。
不论何时，看到那浓烈厚重的“空军蓝”，听到训练机起飞的轰鸣声，望到鹰击长空的雄姿，我们总会在内心深处生发莫名的自豪，感到无比的踏实。
在人民空军的威武行列中，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和平时期，他们不每天穿军装，却同样肩负着军人的使命；战争年代，他们无需攻克堡垒，但也要奔赴前线，经受炮火洗礼；身为空军，他们不用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却要为所有空军官兵的健康保驾护航。
他们是空军医疗卫生队伍。走在这支特殊队伍最前列的，当属空军总医院人。空军总医院是新中国航空医学的发源地，从1956年建院以来，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中，一直站在我国航空医学的最前沿，伴随着人民空军的发展壮大而一路走来。这颗红色火种在革命烽火中催生萌芽，在强军号角中蓬勃壮大。
身为勇于开拓的军人，一代又一代空军总医院人为飞行人员诊疗救治，为祖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不懈的努力。他们为祖国选拔了第一批飞行员、航天员；他们开创“新医正骨医疗法”、力主攻关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病症，竭尽全力提高飞行员的飞行寿命。战火硝烟留下他们不屈的身影；飞翔矩阵凝聚他们智慧的守望；祖国建设承载他们奉献的真诚；危急时刻谱写军民共克时艰的凯歌。
作为心怀大爱的医生，他们同样为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孜孜不倦地奋斗着。多年来，他们紧追世界医学最前沿，努力自主创新，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病、国内首例半匹配骨髓移植获得成功、现代放疗技术治疗肿瘤新理念得以推广……一项又一项新技术，在空军总医院人的努力下获得成功，他们用实践诠释了“关爱生命、善待患者”的博爱精神，以赤子之心担负着守护民众健康的重任。
近年以来，医患矛盾尖锐已成为社会问题，针对医生的暴力冲突恶性事件频频发生，尤其近来哈医大“王浩事件”、北京人民医院医生邢志敏被刺事件，都让人备感忧虑。与之相似，空军总医院人同样长期超负荷工作，同样面临医患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不同的是，军人责任、医者仁心，双重的使命和军队的传统，让他们对自己必须有更加严格的纪律、严谨的作风——加倍珍惜军人荣誉，一心一意为患者服务，坚决拒绝形形色色的各种诱惑，打造军队医疗卫生机构的一方净土。不断增长的患者量、民众口耳相传的信任感、持续扩大大社会影响力，是对他们最好的赞誉。
那么，到底是什么铸就了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集体？肩负着蓝天所赋予的使命，空军总医院如何获得累累硕果？
本期专题，让我们走近这12位空军医学专家和空军总医院的青年人才队伍，通过他们，感受空军总医院的时代特征和精神风貌。
作者：居传震来源：中华儿女2012年8期
第3篇：ICAO：更改航空医学要求，建立健康教育体系
为了更加关注飞行员的心理健康，航空医疗当局正在考虑更改他们对常规航空健康体检的要求。国际民航组织（ICAO）正在考虑采取措施将现有的建议升级为一项要求，即要求国家民航当局建立针对飞行执照持有者的健康教育体系。
在德国之翼坠机事件后，国际民航组织的航空医学科科长安东尼·埃文斯（AnthonyEvans）曾公开表示，一旦国际民航组织航行委员会通过了这项要求，至2016年末，将有望出台一个专门针对飞行员精神健康方面的规定。埃文斯表示：“我们需要完善的教育体系，用以帮助那些有心理健康问题的飞行员，这将涵盖到全行业（监管机构、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范围内。”
ICAO所提出的要求将指导国际民航组织所有成员国中的飞行执照颁发当局“对那些需要进行医学评估的飞行执照持者进行适当的航空健康教育，从而降低威胁飞行安全的医学风险。”
在德国之翼空难中，机上的150人全部遇难。尽管法国航空事故调查处尚未完成调查，但初步报告显示，该飞机的副驾驶将机长锁在驾驶舱外，擅自更改A320飞机的飞行路径，使之撞向地面。新闻报道援引德国航空当局的消息，称该副驾驶在获得飞行执照前曾长期治疗抑郁症，此外还有自杀倾向。在商业运输内的航空事故和事件中，很少有直接界定为飞行员心理健康而导致的事故。在某些情况下，事故调查人员一直无法就飞行员的精神状态与事故的发生有何联系而达成一致。然而，近年来，航空医学相关机构修订了指导方针，希望能提高辨别飞行员心理问题方面的能力。
对心理健康的筛查仍待改进
在德国之翼空难发生之前，国际民航组织的上述提议就已经提交并开始接受审定。早在2012年，国际民航组织的“民用航空医学手册”就提出了要特别注意飞行员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提议。“尤其是持有飞行执照的年轻人”，该“指南”写道，“飞行员存在的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特定疾病（主要是精神问题和行为问题）与用来检查飞行员的手段（传统的身体检查）明显不匹配。”
航空航天医学会有关心理健康的提议是在2012年3月27日的空难发生后提出的。在那次空难中，美国捷蓝航空的机长关闭了正在驾驶的空客A320客机的无线电装置，并告知副驾驶他已更改原定的目的地，然后开始咒骂耶稣和恐怖分子。
航空航天医学会（AsMA）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德国之翼空难后该协会网站上发布了一些评论，在评论中，航空航天医学会主席小菲利普·J.斯卡帕（PhilipJ.ScarpaJr.）表示，“招聘过程中进行初步筛选后，大多数航空公司不再对飞行员进行任何定期心理健康评估。航空业在飞行员心理健康筛查方面仍有改进空间。”
斯卡帕指出，要预测出突然出现的问题虽然很难，但也“不要为常规测试进行辩护”，抑郁、焦虑、躁狂和其他问题的诊断相对比较容易，而且对这些问题的筛查势在必行。航空航天医学会支持在例行航空医学检查中对飞行员进行“尽量不作更改的、易于操作的有效的心理测试”。除了筛选以外，航空公司也应该教育飞行员和他们的家庭如何辨认和上报精神病的迹象。
斯卡帕表示，此外，航空公司还应为飞行员提供可以报告一切问题的“安全地带”，这对于鼓励飞行员主动上报自身存在的问题十分重要。比如飞行员工会等机构，能够增加飞行员报告心理健康问题和机构向飞行员提供心理援助的概率。
斯卡帕称，这些提议号召对飞行员进行测试。对航空体格检查人员而言，在飞行员已有的定期航空体格检查中操作这些测试非常简单。
航空航天医学会称“不建议将全面的精神病评估纳入飞行员的常规航空医学评估中”，而是“在总体上让航空医学检查人员和航空界更加关注飞行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尤其是关注那些可检查出来的、更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生活中会影响飞行员和飞行性能的压力源。我们鼓励这么做，方法是提高教育力度，并在全球范围内提高对航空业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的认识。”
这些指南也建议这些测试可以以向飞行员提问的方式进行，提问的方式有助于营造一种不具威胁性的环境，并有助于医生与飞行员建立融洽关系，从而可以了解飞行员的工作、家庭情况。
飞行员更倾向于“扬长避短”
罗恩·弗雷（RonFrey）称，航空航天医学会提出了使用“快速有效”的方法来发现飞行员的心理健康问题，然而该提议并没有继续深入。弗雷是一名组织心理学家，还是加拿大渥太华人为因素和事故调查所的资深合伙人。他称国际民航组织和国家监管机构需要“一个更加现代化和完整的方法来评估飞行员的心理健康。”
“航空业存在的问题错综复杂，”弗雷称。他在包括航空业在内的几个行业进行工作心理评估工作。多年来，全面的心理测试在许多行业内的实践效果都很好，且应该将心理健康测试纳入到常规的航空医学检查内，传统上常规检查主要用于检查身体。他表示，如果操作和审查恰当，这些测试就能够辨别出飞行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即便受测者试图隐藏自身的问题。
弗雷称，飞行员选择不上报自己的工作压力、劳累、抑郁和焦虑的症状这种情况在航空业内非常普遍。飞行员不上报抑郁和焦虑的症状以及潜在相关的问题，使得评估这些精神健康问题变得很难。据相关研究统计，在普通人群中，10%～15%的人有过精神抑郁的经历，这些抑郁症患者的自杀风险比一般人高出20倍。弗雷表示，现在还无法获得能够判断出飞行员中抑郁症严重程度的数据，因为当飞行员被问到心理健康问题时，他们更倾向于“扬长避短。”“航空公司实施了很多应对措施，但不幸的是，诸多漏洞依然很多。在航空业内，解决工程漏洞、结构漏洞比较简单，但要解决人的问题就难多了。”
欧洲心理学家协会联盟（EFPA）和欧洲航空心理学协会（EAAP）发表联合声明，不仅支持在飞行训练和在航空公司工作之前进行心理评估，还支持“在飞行员的定期身体检查和获得广泛接受的航空公司政策和程序中，对飞行员的心理健康进行多次评估，确保飞行员安全飞行。”
不过，这些机构补充道，现有的心理评估和人为因素训练是“航空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方式的原因之一”；再加上技术进步和操作要求，像德国之翼空难这样的事件“极为少见”。
作者：LindaWerfelman来源：环球飞行2015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