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史读后感论文格式

自秦汉以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出现过多次的变法，但所有这些变法，无不是在不改变封建主义统治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的，当时也不存在改变这种统治基础的条件。而19世纪的戊戌变法维新，则具有与以往任何一次变法不同的特点。这次运动的特点：一是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二是维新，进行改革，要求废科举、办学堂，从“以农立国”改变成“以工立国”，从封建的君主专制改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以便“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发展社会经济。下面我将从这次运动的背景、内容、评价等方面试加以论述。一、背景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尖锐，经济发展停滞，政治腐败，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末期。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在加深。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中，为了求得苟安，不得不在顽固派的一片反对声中，搞起了洋务运动。然由于其严重的封建性和官僚性，连年亏损，甲午惨败，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寿终正寝，中华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戊戌维新派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代。二、内容“中国两千年来，以法治天下，而今国势贫弱，至于危迫者，盖法弊致然也。”[1]若求“万世之法”，须“变通旧法”[2]在康有为看来，皇帝“若果能涤除积习，别立堂基”，那么中国便“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雪仇耻”，甚至“为地球而有余”。[3]“皇上览之，肃然动容”，从此，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关系日益密切。1898年4月23日，光绪帝毅然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开始。具体内容如下：（一）在政治上，主张效法西方的议会民主政治，变中国的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酝酿已久。他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一次比一次明确地加以陈述，最后终于提出开国会、立宪法。然而，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有为却不再提开国会、立宪法，而是主张在中央设制度局总其纲，由“皇帝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充任”，并可每天同皇帝见面，共同议政，总揽新政大权。下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局分其事。凡制度局议定的新政，都交给十二局分别执行。制度局成为立法机关，十二局则成为行政机关。至于地方，道设民政局，县设民政分局，以推行新政。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制度局开不成，他又建议开懋勤殿。（二）从上可以看出，从设议院、立宪法到开制度局、懋勤殿，无疑反映了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在倒退。但能否就据此认为康有为背叛了自己开国会、立宪法的政治纲领呢？我认为这样说是有待商榷的。其实，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以说得很清楚，“日本变法之始，先正定官制，可谓知本”，[4]其中制度局“尤为变法之下手”，[5]被视为“存亡强弱第一关键”。[6]中国既然要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当然也应该把制度局作为变法的“关键”，因此把设立制度局的主张和方案放在首位也就是顺理成章地了。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是一种初级的上议院，或叫做中国式的特殊上议院；制度局下的十二局和地方上的“新政局”、“民政局”，则是康有为设想的执行制度局决议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样一来，康有为设立的制度局和十二局、新政局、民政局，就成了改造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的方案，势必引起清朝政局的根本变革，使守旧派大权旁落，维新派执掌权柄。至于开懋勤殿，无非是企图以“复古制”的幌子来掩人耳目，减少反对派的阻力。所以我认为，开制度局、懋勤殿和设议院是不矛盾的，它们只不过是高低级别之间互相衔接的一个系列。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考虑到守旧势力太大，加之民智未开，条件不成熟，他主张开制度局或开懋勤殿，是为国会做准备，不能简单地视为背叛。相反，这恰恰是他从纯理论的议会观落实到比较切合实际的方案上来，正是他变法思想日趋成熟和务实的表现。综观康有为的一生，实行君主立宪是康有为一直坚持的现实的政治理想。（三）在经济上，他主张效法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发展中国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其内容，包括振兴工业、商业、农业、开矿，筑路，行轮船，兴邮政，设银行，劝奖工艺，鼓励发明，废除漕运，裁撤厘金，抚恤贫穷等。此外，他还提出过统筹全局、大筹巨款以行新政等。康有为明确要求以工立国。这些经济改革措施，目的在于谋求中国富强，拯救民族危亡，同时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虽然由于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没有来得及实施，但这种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四）在军事上，他主张停止武试，改设军事学堂，废除八旗，裁撤绿营，仿效德、日等国的练兵制度，编练新式陆海军，以增强国防，抵御外侮，同时保护商务，维护主权。此外，他还主张力行保甲，举办团练，维护社会治安。这些军事措施，虽然目的是保卫清政府的统治，维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它客观上对我国军事面向时代、增强国防实力，维护祖国主权的独立和完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五）在文教上，他主张效法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制度，取代封建的文化教育制度。其内容，包括废除八股，开办学堂，翻译欧、美和日本各国的书籍，派员出国留学，开设报馆，废书院、淫祠，改为学堂等。在办学问题上，他主张中国仿效德国和日本的学制，开办大、中、小学堂，设立工、农、医等各类专门学堂，学习（下转第61页）（上接第59页）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同时他还建议建立合理的考试制度及人才录用制度。主张把中学和西学，基础和专业，理论和实践知识，都作为考试的内容。选拔人才，不要因循守旧，而应破格录用。这些文教改革方案，是为政治、经济改革服务的，在当时起了解放思想，培育人才，改变社会风气的进步作用。虽然，西太后很快就发动政变，恢复科举制度，但“旧藩顿决，泉涌淘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蔽抑遏矣！”[7]三、评价邓小平说“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8]戊戌变法运动既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爱国维新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又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扫千载之秕政弊风，开四万万人之聪明才智”[9]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新生的资产阶级初步登上政治舞台，继承、发展和改善了早期维新派的主张，初步提出了比较完整地纲领，用以改革政权结构。其中心思想，是在君主立宪政体下，发展资本主义，自强救国。它突破了中国数十年来学习西方只学习其皮毛，不学习其根本的限制，首次把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之一——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的模式，引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之中，为中国提出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改革方案，这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一次飞跃。这在当时君主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无疑是一种进步的主张。变法虽然失败，但已经动摇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传统，其功不可没。它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启蒙作用。它虽然没有唤起广大民众，但至少唤起了沉迷于故纸堆中和举业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使他们认识到必须起来实行耕本性的变革。他们从此弃旧图新，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有的人还从维新转向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受过维新思想的洗礼，后来在吸收它的营养，扬弃它的糟粕的基础上开辟革命的道路，其进步作用是不言而语的。但它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有着明显地不彻底性和天真幼稚的色彩：它不敢彻底否定君权，不敢触及封建土地制度，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依靠皇帝自上而下进行维新，不敢依靠人民自下而上进行革命，充分地表现出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软弱性。但总的来说，作为我国近代史上一次影响深远地爱国、维新、改革、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开辟了批判封建主义的新风气，冲决了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清政府的不可救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促进之功。它对新学的传播、新教育制度的建立、新知识阶层的产生，都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它的历史业绩是不能抹杀的。

首先，我想说，《戊戌变法史》这木书全而系统地论述了近百年前由康有为、梁启超 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发生、发展及其失败的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主要维新人物及相 关者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而木书的作者也是-•位很厉害的人物，之所以写出这样好的著作， 与他的经历也有一定关系，汤志钧1924年6月生人，祖籍江苏常州，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兼任教授，华 中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兼任教授，台湾东海大学客座教授。所以说，这是一木值得大家 去品味的一木近代史著作。作者在木书中，跳出戊戌变法事件的木身来分析戊戌变法事件的内在起因、人物矛盾、 外国势力的影响等等。对于1898年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变革的内部力量以及外部 原因，涉及变革275份上书材料，作者都详细读过过，并从信的内容、政治制度以及 <些关 键事件都做了深刻分析读完木书，最让我收获大的是，康有为这个变法的核心人物，变法后怎么逃脱清朝政 府的抓捕的、又怎么在香港发表文章、逗留日木，最后怎么去英国的。任何一种变革，总是-•种痛苦的转型，有时候变革的倡导者反而获得的痛苦会比被变 革者更多。康有为的变革意见事实上最后靠辛亥革命的武力才能达到，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 可以体制内完成。书中的最后•-•章大晕篇幅是作者在日木收集历史资料来分析康有为变法后， 日本、英国势力的较晕，以及康有为在当时《中国邮报》接授记者釆访所发表的“政治幼稚” 的言论，作者认为可能导致慈禧对这些变革彻底否定。如果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翁同龢等人 能够联合慈禧、光绪一起参与变革，那么历史或许会重写了！作为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当时西方资木主义的先进思潮进入中国，受影响的不仅 仅是当时康有为这样的激进人物，即使温和改革派的张之洞也是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而受光绪皇帝赞赏。问题是张之洞为什么能够得到慈禧和光绪的双重认可，而康有为却落得 个流亡？可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