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娜拉论文文献

个人认为《玩偶之家》塑造的女主人娜拉甘心做海尔茂的“小鸟儿”、“小松鼠”、“小孩儿”,为海尔茂唱歌, 跳舞。此时她的生活一切围着海尔茂转,幕启时便对海尔茂说,“你不赞成的事情我不做”。而在家庭中, 海尔茂之所以如此频繁地称娜拉为“小鸟儿”、“小松鼠”、“乱花钱的小孩儿”，就是利用意象将娜拉形容成花钱养着的宠物,要求娜拉“唱歌的鸟儿要唱得清清楚楚，不要瞎唱 ”，认为娜拉做丈夫所想,不做丈夫所反是理所应当的。

娜拉的家庭玩偶形象不仅是丈夫塑造的，在出嫁前，父亲的管教也塑造了她。谈到与丈夫海尔茂的关系,她说“跟托伐在一块儿有点像跟爸爸在一块儿”,回忆起与爸爸的生活,她虽然喜欢爸爸,但常溜到佣人屋子里,因为爸爸时常教训 她。

父亲和丈夫对“玩偶”形象的塑造集中的剧情和语言表达上，是一种正面的凸显。除此之外，大量的对比与暗示、衬托被用于塑造“玩偶”形象。最鲜明的例子是林丹太太。娜拉曾为“玩偶”,如今已觉醒。而林丹太太则是不自知的“玩偶”。

当得知娜拉曾经私下伪造签名借款救夫时,她立马表示反对,声称“太鲁莽”。说不清原因,只是一个劲地认为不管什么事,“瞒着他(丈夫),就是太鲁莽”。

林丹太太将玩偶的形象彻底地展示出来，她不仅是一个家庭玩偶，也是一个社会玩偶，她的存在完全衬托了娜拉的玩偶形象：女性在那个时代受到的不平等对待对每一个女性而言却都是公平的。

主人公娜拉是一个活泼可爱、美丽热情的女子，婚后却成了丈夫的玩偶。

在丈夫穷困潦倒、病魔缠身时，为了给丈夫治病救命，她冒名签字秘密向人借钱。她偷偷干活，挣钱还债。后来丈夫当了银行经理，决定辞退一个雇员，而这人恰好是娜拉的债主。他以娜拉冒名签字的罪名要挟她，以便保住自己的职位。

娜拉的丈夫知道后大发雷霆，辱骂娜拉。后来债主决定不再威胁，她丈夫觉得名誉已经保住，立刻对娜拉温柔起来。这时娜拉看透了丈夫的极端自私和卑鄙的灵魂，看穿了资产阶级社会道德的虚伪，毅然离开了玩偶之家。

作品价值

作品揭露了海尔茂一类当时社会典型的“正人君子”的虚伪面目，提出了现时社会的法律、伦理、妇女地位等问题，是问题剧的代表作品之一。

《玩偶之家》一发表，立即引起人们的重视，接连在丹麦、挪威、英国、美国和法国连续演出，反响强烈。“五四”时期，《玩偶之家》译成中文，并在国内上演，在我国妇女解放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该剧本多次重印发行。

亨利克•易卜生(1928-1906)，是挪威人民引以自豪的戏剧大师、欧洲近代戏剧新纪元的开创者，他在戏剧史上享有同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一样不朽的声誉。从二十年代起，我国读者就熟知这个伟大的名字;当时在我国的反封建斗争和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中，他的一些名著曾经起过不少的促进作用。 易卜生出生于挪威海滨一个小城斯基恩。少年时期，因父亲破产，家道中落，没有进成大学，不满十六岁就到一家药店当学徒。社会的势利，生活的艰辛，培养了他的愤世嫉俗的性格和个人奋斗的意志。在繁重而琐碎的学徒工作之余，他刻苦读书求知，并学习文艺写作。1848年欧洲的革命浪潮和挪威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激发了青年易卜生的政治热情和民族意识，他开始写了一些歌颂历史英雄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剧作。接着，他先后在卑尔根和奥斯陆被剧院聘为导演和经理，达十余年之久。这段经历加深了他对挪威社会政治的失望，于是愤而出国，在意大利和德国度过二十七年(1863-91)的侨居生活，同时在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晚年才回奥斯陆。 易卜生一生共写了二十多部剧作，除早期那些浪漫抒情诗剧外，主要是现实主义的散文剧即话剧。这些散文剧大都以习见而又重大的社会问题为题材，通常被称为“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和《人民公敌》(1882)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 易卜生的整个创作生涯恰值十九世纪后半叶。在他的笔下，欧洲资产阶级的形象比在莎士比亚、莫里哀笔下显得更腐烂、更丑恶，也更令人憎恨，这是很自然的。他的犀利的笔锋饱含着愤激的热情，戳穿了资产阶级在道德、法律、宗教、教育以及家庭关系多方面的假面具，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荒谬。《玩偶之家》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婚姻关系、对于资产阶级的男权中心思想的一篇义正辞严的控诉书。 《玩偶之家》创作于1879年。女主人公娜拉出身中等家庭，美丽活泼，天真热情。她热烈而真诚地爱着自己的丈夫海尔茂。为替丈夫治病，她曾冒名举债，又熬夜抄写文件，挣钱、省钱，偷偷还债。如果需要，她甚至表示可以为丈夫而死。但她的丈夫(过去的银行职员，现在的银行经理)，却是个虚伪自私的资产阶级市侩，他平时管她叫“小鸟儿”、“小松鼠儿”，可一旦知道娜拉曾冒名举债，危及自己的社会名声和地位时，便一反常态，大骂她是“犯罪女人”，还扬言要剥夺他教育子女的权利，要对她进行法律、宗教制裁。后来，当债主受女友感化，退回了冒名借据时，他又转变态度，表示要永远爱她和保护她。经此转折，娜拉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泥娃娃”处境，发现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于是对保护这家庭关系的资产阶级法律、道德、宗教，提出了严重怀疑和激烈批判，并毅然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叛逆女性。她对社会的背叛和弃家出走，被誉为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然而，在素把妇女当作玩偶的社会里，娜拉真能求得独立解放吗?茫茫黑夜，她又能走向何处?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 “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确实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女主人娜拉表面上是一个未经世故开凿的青年妇女，一贯被人唤作“小鸟儿”、“小松鼠儿”，实际上上她性格善良而坚强，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负重，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她因挽救丈夫的生命，曾经瞒着他向人借了一笔债;同时想给垂危的父亲省却烦恼，又冒名签了一个字。就是由于这件合情合理的行为，资产阶级的“不讲理的法律”却逼得她走投无路。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之后，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济、承担危局的时刻，她却发现自己为之作出牺牲的丈夫竟是一个虚伪而卑劣的市侩。她终于觉醒过来，认识到自己婚前不过是父亲的玩偶，婚后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从来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于是，她毅然决然抛弃丈夫和孩子，从囚笼似的家庭出走了。 但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这是本剧读者历来关心的一个问题。易卜生出生于一个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家，周围弥漫着小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以妥协、投机为能事的市侩气息。对这一类庸俗、虚伪的政治和政治家，他是深恶痛绝的，甚至如他自己所说，不惜与之“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但是，这里也相应地产生了挪威小资产者易卜生的悲观主义。弗朗茨•梅林在一篇关于这位剧作家的评论中指出：“易卜生再怎样伟大，他毕竟是个资产阶级诗人;他既是悲观主义者，并且必然是悲观主义者，他对于本阶级的没落便看不见、也不能看见任何解救办法。”这位剧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只能唯心地歌颂“人的精神的反叛 ”，把具有这种反叛精神的主人公当作“高尚的人性”加以憧憬。他限于环境和阶阶，看不见革命的政治和政治家，更不信仰他根本无从接触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也就不能在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生活基础上为他的主人公开辟真正的出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娜拉要真正解放自己，当然不能一走了之。妇女解放的着急当然不在于仅仅摆脱或打倒海尔茂之流及其男权中心的婚姻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因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娜拉在觉醒之前所以受制于海尔茂，正由于海尔茂首先在经济上统治了她。因此，娜拉要挣脱海尔茂的控制，决不能单凭一点反叛精神，而必须首先在经济争取独立的人格。她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妇女的解放，必须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彻底变革为前提。她所梦想的“奇迹中的奇迹”，即她和海尔茂都“改变到咱们在一起儿过日子真正象夫妻”，也只有在通过改造社会环境而改造人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 在世界文学史上，易卜生曾经被称为“一个伟大的问号”。这个“问号”至今仍然发人深省，促使人们思考：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被摧毁之后，还应当怎样进一步消除和肃清易卜生在《玩偶之家》等剧中所痛斥的资产阶级的传统道德、市侩意识及其流毒。在这个意义上，易卜生的戏剧对于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正是一宗宝贵的精神财富。

《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是一个善良、热情、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她的觉醒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娜拉简单、善良、优雅、可爱。更可贵的是她对海尔茂始终不渝的爱。

她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倾向的叛逆女性形象，反抗男权主义和不合理的社会观念，争取妇女解放，追求人格独立，具有自由意志的“精神叛逆”形象。她聪明活泼，美丽天真，充满诗意，追求自己的理想。坚忍、真诚、善良、乐于助人、自我牺牲，同时，她也充满了人的尊严，具有精神叛逆的特点，争取个人的独立、地位的平等和生存的权利。

她的爱是博大无私的，不求任何回报。婚后第一年，海尔茂病得很重，医生告诉娜拉，只有去南方的意大利才能康复。当时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娜拉借了钱，伪造了父亲的签名，因为她也不想打扰当时奄奄一息的父亲。娜拉伪造签名的行为违反了法律，但她无助的行为，却最直接地体现了人性善良的一面。她冒着名誉扫地的危险去救她丈夫。为了不让他感到不安和羞愧，她独自保守着这个秘密。后来，为了还债，她不得不做一些艰苦的工作，攒钱，终于还清了贷款。

没想到，当她意识到自己的秘密即将被揭露时，她突然从坚强和勇敢变成了焦虑。她确实是一个没有世故经验的“大孩子”。她不知道如何应对债权人的威胁和诱惑。她甚至想要独自承担所有的后果，自杀来逃避现实的残酷，只是为了不让丈夫以任何方式被牵连。即使身处险境，在娜拉的内心深处，她仍然祈祷海茂尔坚定地站在她身边，他们一起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当毛海尔从债权人的第一封信中得知这一情况后，他对娜拉大吼大叫，斥责她是，毛海尔对娜拉态度的突然转变，击溃了娜拉心中的防线，娜拉终于在这不堪入耳的叫骂声中醒悟过来。从始至终，她都是一个玩偶，只是从父亲的控制变成了丈夫的控制，无论在谁的手中，她都永远无法逃脱被支配和操纵的命运。

问题说得不够详细。

娜拉所决意离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那是一个充斥着“衰人”的所谓男人世界：海尔茂懦弱无能、心胸狭窄；阮克大夫早已病入膏肓；而柯洛克斯泰更是个宵小之人！难怪娜拉会感叹说：“我几乎觉得自己像一个男人。”阮克大夫在楼道里会说出这样的话：“咱们别站在风口里说话”；而海尔茂接下来说的话就堪称厚颜无耻：“走吧，林丹太太。这股冷风只有做妈妈的受得了。”最让娜拉难以接受的是，海尔茂对自己的失控会做出这样的解释：“刚才我觉得好像天要塌下来，就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你千万别放在心上。”所以娜拉才会大声地对他说，他不是她理想中的那种男人，她不再爱他了！在易卜生看来，当下的这个文明社会已经疾病缠身，因为构成这一文明的个体已呈衰落趋势；唯一的希望是在妇女身上，他在演讲时说“女人可以帮助解决社会的问题，但她们只能以母亲的身份介入”，指的就是这一层意思：“新的女性”将为我们诞生新的人类；目前的这帮男人已经没有指望！易卜生在多种场合表达了这一激进的思想：西方世界就像一艘行将沉没的船，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救！而娜拉就正是一个自救的榜样。她所抛下的是一个已经死亡的世界，而她迎来的应该是一片新天地。《玩偶之家》寄期望于女性的出走与解放，本身就是对现存男性世界的一种否定。这才是易卜生构思该剧的寓意所在！不但人类的婚姻和家庭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基础上，而且整个西方文明的道德基础就令人堪忧：在两千年基督教道德原则下成长起来的男人们，已经无法为我们承担每日出现的危机，更谈何开拓什么新的未来！海尔茂就是这种中产阶级男人的典型代表：事业有成，温文而雅，然而他们的内心却是腐朽而脆弱的：自私、贪婪而又谨小慎微。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寄期望于“新女性”！这种新女性就该是娜拉：她们是率性敢为的真人，无所畏惧，无拘无束！一旦看清事情的真相，就决不可能再苟且相容。所以娜拉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托伐，就在那当口，我好像忽然从梦里醒过来，我简直跟一个陌生人同居了八年，给他生了三个孩子。喔，想起来真难受！我恨透了自己没出息。”她开始看清自己的真实地位，看清这个社会的虚伪和非正义性；然而她并不悲观绝望，倒是欣喜于自己的觉悟和解放。所以她才能毫不迟疑地摔门而去！真正悲哀的倒是海尔茂：他所代表的父权和夫权社会遭受了娜拉沉重的一击！这正是易卜生所喜悦的。这大概也是易卜生称该剧为“现代悲剧”的真实含义所在。

《玩偶之家》是一部非常有名气的戏剧，其中的娜拉是一个比较倔强，而且敢于尝试新鲜事物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