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妮娜论文参考文献

很多的：：：1.论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 苏健夫 黑河学刊 2014-12-202.《德伯家的苔丝》与《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人公形象对比分析 张萌; 张静静 作家 2015-06-28 3.浅谈《安娜·卡列尼娜》 赵梓杉 世纪桥 2014-02-204.浅析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 张方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9-25

论安娜·卡列宁娜的悲剧心理 摘要:安娜·卡列宁娜是托尔斯泰创造的一个为了追求爱情自由而与整个上流社会抗争并最终以死的悲剧收场的妇女形象。根据安娜所处时代、生活环境、自身特性的心理探讨,可以探究其最终卧轨自杀的悲剧的起源、时代性、自身性以及终结等几个方面的意义。关键词:安娜;弗龙斯基;爱情;悲剧;心理安娜·卡列宁娜的形象,是俄国文学中一个独具一格的妇女形象,是托尔斯泰最伟大的艺术创造之一,也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最高的成就之一。她既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那种时代的最先进的、坚定地追求新生活的平民知识分子女性,也不是屠格涅夫笔下那种近似圣洁的追求着朦胧的理想的贵族少女,更不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那种没有接触过资产阶级文明的、精神世界备受压抑的俄国中产阶级的妇女。她是在典型的俄国贵族社会的教养下长大的。她在结婚8年之后热烈地爱上了贵族军官弗龙斯基,为了他不顾社会舆论的压力,毅然抛弃了丈夫与儿子,和他生活在一起。但后来由于双方生活与精神空虚,互不满意而导致关系破裂,安娜卧轨自杀。安娜与弗龙斯基在莫斯科车站上的第一次相见有着致命的后果。托尔斯泰在这个场面中加进了大量的内心动作,同时重心放在表现她精神美上,详细地形容了她的双眼中以及她的脸上的情感流露,并且还表明了弗龙斯基身上所引起的相应的“反应”。而使人感到无力的也正是在这次见面中弗龙斯基身上所表现的那种习见的社交气派。安娜使他感到震惊的并不是外表美,而是那种内心美的闪现。打动他的并不是“彼得堡式”的瞥视,而是那种“女性”的瞥视,就像那是一开头就用间接的方式强调地写出来的那样。托尔斯泰写道:“凭着社交界中人的眼力,瞥了一瞥这位夫人的风姿,弗龙斯基就辨别出她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他道了声歉,就走进车厢去,但是感到他非得再看她一眼不可;这并不是因为她非常美丽,也不是因为她的整个姿态上所显露出来的优美文雅的风度,而是因为在她走过他身边时她那迷人的脸上的表情带着几分特别的柔情蜜意。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也掉过头来了。”[1]84对安娜眼睛的描写成为整个场面的逻辑中心:“她那双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注意地盯着他的脸,好像她在辨认他一样,随后又立刻转向走过的人群,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人似的。”[1]84这样就强调出了这次注视的短暂性和端庄性。而且安娜事实上也的确是在月台上等候着她的哥哥。弗龙斯基对于这次注视所发生的反应是整个以后发生的事情的关键。托尔斯泰详细地写到弗龙斯基的“反应”。他“注意到有一股压抑着的生气流露在她的脸上,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弯曲了的隐隐约约的微笑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整个的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地竭力隐藏住她眼睛里的光辉,但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1]84托尔斯泰把这个短暂的单一的印象,出色地一剖为二:开始它先从作者的口里述说出来,接着它又作为“她”的特点,深印入弗龙斯基的头脑中,由他埋藏在自己的心底里而随身带走的印象而刻画出来。须知正是在这以后,被“她”打中了心坎,心里充满了“她”的弗龙斯基才走进车厢去见他的母亲。弗龙斯基吻了母亲的手,在她身边坐下时,“不由自主地倾听着门外一个女人的声音;他知道这是他在门边遇见的那位夫人的声音。”[1]84他还不知道她是谁,可是他已经知道这又是“她”。现在她虽是在门外,可是弗龙斯基在思想上却是全副身心都在那儿,跟她在一起。兄妹之间亲人的接吻是通过弗龙斯基的眼里描写出来的,他这时已经紧盯住不肯放过安娜的每一个动作了:“她就用左臂搂住他的脖颈,那动作的坚定和娴熟使弗龙斯基为之惊异,她迅速地把她哥哥拉到面前,热烈地和他接吻。”[1]85这里弗龙斯基就已经为她那“娴熟的果断”而感到惊异(以后他就要为此而感到惊恐)。弗龙斯基母亲的话,把她儿子当时那种他自己还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的情感内在发展的整个阶段都衬托了出来,她对安娜的那几句平平常常的社交界的赞誉,联系着前后文看起来具有了深刻的含义:“‘可爱极了,不是吗?’———伯爵夫人说到卡列宁夫人。”[1]86我们觉得这种话似乎根本就无需向他问,现在既然问了这句话,这里面就流露出有某种禁止他除了安娜“可爱”以外再有其它非分之想的意思:“她丈夫让她和我坐在一个车厢里,”伯爵夫人接着说:“我也高兴和她一道。我们一路上净谈天。”[1]86丈夫和母亲原来都是造成这次致命的会见的无心的帮凶。下文母亲口里的那几句也同样无关紧要的上流社会闲谈,又“从反面”来证明弗龙斯基没有过去,而只有现在和未来:“而你,我听说你们情投意合。好极了,我亲爱的,好极了。”[1]86比什么更好呢?母亲心里产生了某种下意识的比较,这段话的一半是用法文说的,这更加强了它的随便说说,无所用心的色彩。然而言语中已经可以觉察出弗龙斯基的母亲对于她儿子醉心于安娜这件事所抱的不赞成的态度。尽管“别人”还没有“谈论”这件事,然而在弗龙斯基身上所产生的,却恰好正就是对安娜的那种“不纯洁”的爱情。小说的第一部分整个就用来描写安娜对弗龙斯基的那种深刻、真诚、动人的爱的历史,向读者表明这种情感产生的经过。托尔斯泰创造了一位以内心体验的深刻与感情的强烈和真挚为特色的杰出的妇女的迷人形象。安娜浑身充满着娴雅和典丽,同时又充满着自然和朴质,然而她最主要的特点,还在于那股透过她的微笑和眼神所流露出来的、洋溢在她全身心的压抑不住的生气,生的欲望和获取真正幸福的不可遏止的渴望。这是安娜性格的核心,是她与弗龙斯基爱情之所由来,也是她悲剧的内在根源。实际上,托尔斯泰在安娜一出场就对其死因埋下了伏笔:生气、生命力是这个垂死的封建社会所不需要的。1861年,沙皇迫于形势,实行“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这是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迈进的第一步。它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但仍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残余。19世纪70年代初,俄国教会虽然准许离婚,实际上以其苛刻条件(如必须一方下落不明)禁止离婚,同时离婚妇女不得再结婚。腐朽透顶的俄国贵族社会在神圣的婚姻的外表下容忍男子“毫不忸怩地耽溺于一切情欲”[1]155,也容许妇女苟且偷情,却决不给妇女少许她们应享受的自由、平等的社会权利。在这里,道德败坏的男女可以在虚伪中游泳,但对于一个生性诚实的已婚妇女来说,即使她由于正当理由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如果她希望公开自己的爱情,合理解决这个问题,获得幸福的生活,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摆在安娜面前的是两条路:或是向虚伪投降,与堕落的上流社会同流合污;或是蔑视一切阻挠,公开大胆地去爱,不惜为之做出任何牺牲。她对弗龙斯基说:“爱……我之所以不喜欢那个字眼就因为它对于我有太多的意义,远非你所能了解的。”[1]194这不仅表现出安娜对爱情严肃认真的态度,同时也是封建俄国社会中妇女处境在她心理上的某种折射。对于生活在贵族社会中诚实真挚、光明磊落的安娜来说,爱上自己丈夫以外的一个男人是不可想象的一件大事。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人与人的关系和思想感情上的变化。如果说生活在19世纪20年代的达吉雅娜会向奥涅金表明爱意,却又要求自己对丈夫忠诚一世。而生活在40年代的丽萨维塔虽然对那个缺乏任何理想与激情的企业家丈夫感到失望,也只能让自己郁郁而死的话,那么,生活在1861年改革之后,人们获得了“人格的普遍提高”[2]292的70年代的安娜却准备为自己争取幸福而进行斗争了。换言之,个性解放的要求,人追求幸福的本性战胜了封建道德偏见的束缚。正像她后来说的:“我知道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么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1]397安娜的大胆与勇敢不仅表现在她敢于爱弗龙斯基,而且在敢于公开自己的爱情,这就意味着向那个维护一切虚伪的旧礼教的上流社会挑战,她不顾任何后果毅然决然地这样做了。她说:“无论怎样,我都要冲破他想用来擒住我的那面虚伪的网。随便什么都比虚伪和欺好。”[1]397她是她那个阶层中的佼佼者,她比维护正统的多莉在精神境界上要丰富得多。但安娜的爱情一开始就注定要以悲剧告终,因为她面对着比她强大得多的敌人。垂死的封建的俄国社会除了用法律来压制一切异己行为外,还用强大的宗教势力禁锢着人们的心灵。在这方面,安娜本身就负有沉重的精神枷锁。她不仅没有什么先进的思想可以指导自己的行动,相反,深深地相信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这种负罪感来源于她的丈夫———卡列宁。安娜渴望巨大的、真正的幸福,但卡列宁不仅不能给她幸福,相反的,他还“摧残”她的生命,“摧残”她身上一切有生命力的和真正美好的东西。安娜渴望“自由而大胆地爱”[1]489弗龙斯基,然而在这条爱的道路上,却有着卡列宁和上流社会这样一些无法克服的障碍。小说女主角生活悲剧的基本原因也就在于此。真挚而正直的安娜对一切谎言和做作都抱着深深的厌恶,然而结果她却落在一种自己也不得不说谎和欺的处境里。安娜还指望着什么时候她的痛苦会宣告终结,各种关系会彻底明朗化,她生活中的一切都会趋于明确,她还相信自己被迫生活在其中的那种“虚伪的蛛网”[1]397有可能加以冲破。然而经过跟丈夫的一场谈话,首先关心保持外表的体面的卡列宁却坚持一切维持原状。安娜重新陷入了强烈的精神苦恼。她从心底里感觉到自己将会无力改变自己的处境,感到社交生活对她来说是宝贵的,可是不管说来多么痛苦,她终将“永远是一个有罪的妻子。”[1]398然而,尽管安娜十分珍视她在社交界的地位,她却感到自己在社交界妇女中是孤独的。从天性的淳厚、情感的强烈和感受的真挚来讲,她比贝特西、丽莎·梅尔卡洛娃、萨福·施托尔茨之类的人要无可比拟的高尚得多,贝特西们公开会见自己的情人,丝毫也不因此而感到痛苦。这些“把睡帽乱丢在磨坊后面”的社交界娼妓,需要用情人来排遣她们空虚而不道德的生活。为了替夫妻生活间的不忠实辩解,贝特西竟说通奸者的角色中有着某种“美妙、庄严”的东西,这种话强烈地表现出了上流社会圈子中的道德腐化。上流社会能够赞许情人、通奸者,但却不承认任何真正的深刻的感情的真诚流露,甚至还加以指责———上流社会对于安娜的敌视态度,其原因就在于此。安娜不能听从贝特西及其周围的人所提出的各种“忠告”。她在自己的精神苦痛中是孤独的,而且尽管她得到了卡列宁的饶恕,并且仍旧像先前那样傲然昂起她那有罪的头来,向他断言说:“现在的我是真正的我”。[1]558可是她却仍然无法把自己改变成另一个人。面临着眼看就要到来的死亡而产生的那种心灵的“软化”过去之后,安娜又重新强烈地憎恨起卡列宁来,觉得死是她脱离难挨的痛苦的唯一可能出路的想法又重新回来了。她向哥哥坦白说:“我像一根拉得太紧的弦,一定会断的。但是却还没有了结……而这结局会是很可怕的呢。”[1]577对弗龙斯基她也说,在他们的恋爱中有“某种可怕的东西。”[1]204由此可见,一种悲剧性的命定感和对不可避免的惨祸的预期,始终不曾离开过她的脑海。随之而来的一切———她跟弗龙斯基在国外的生活,以及随后在田庄上的生活,虽然使安娜心里产生了一种“不可原谅的幸福”[1]625的感觉,可是她也仍旧跟先前一样无法获得心灵上的平静。跟儿子分手使她感到痛苦,同时她也知道弗龙斯基“永远……无法懂得她的痛苦之深”。[1]715确实,弗龙斯基的行为也表明他并不是一个能够分尝安娜内心渴望的人。他本是个不值得安娜爱的人物,在他跟她的关系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一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胜利感”[1]1029,一当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时候,他就开始厌倦起她的爱情来。在悲剧性的结局发生以前不久,震惊于安娜的聪明、娴雅、美丽和正直的列文,就感到“难过,而且生怕弗龙斯基不十分了解她”[1]946,实际上正就是那样。弗龙斯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安娜,因为她在精神上比他丰富,在情感上也比他更有禀赋,她自始至终是个不跟贵族社会妥协的人。而弗龙斯基在精神上却比安娜脆弱,他没有严肃的内心需求,也没有足够的毅力来与贵族社会的虚伪传统彻底决裂,甚至还在实质上投降了它们。因此,他跟整个弃绝安娜的“社会”一道,都对她悲惨的毁灭负有责任。安娜与儿子的那次秘密会见给安娜带来了那么大的喜悦和那么绝望的痛苦,关于它的描写是全书中最精彩的篇幅之一。安娜和儿子告别之时完全忘记了送给儿子的礼物而又将礼物匆匆带走,这里特别鲜明地表现了女主角精神面貌的动人魔力。作家以惊人的艺术表现力展示了安娜的痛苦程度,她对儿子的情感深度,以及那个失去了母亲的抚爱的孩子谢辽沙的真挚的悲伤。跟儿子永远分了手的安娜,同时也遭到了社交界的摒弃。她跟弗龙斯基的生活也并非完全顺利。弗龙斯基家里笼罩着的整个气氛,都是极度做作和虚伪的。在那里人们不是在生活,而是在表演。到安娜这里来做客的多莉,以一个终日操劳的妇女和许多孩子的母亲的眼光来看这种生活,深深地体会到它的全部虚假和不自然:“一整天她一直觉得,好像她在跟一些比她高明的演员在剧院里演戏,她的拙劣的演技把整个好戏都给破坏了。”[1]856这种很有意思的观察首先最适用于弗龙斯基,他这时已经在懊悔自己对安娜的倾心,可是还竭力想把他真正的感情掩藏在温存的言语之下。尽管多莉被安娜身上“那种仅仅在恋爱期间的女人身上才有的……瞬间即逝的美貌所打动”[1]825,但是这种美毕竟是“瞬间即逝”的:在她表面的活泼,她新近才有的俏丽风情下,掩藏着难忍的内心痛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安娜脸上出现了眯缝起眼睛来的“新习惯”。“好像她眯着眼睛不肯正视生活,好不看见一切事实。”[1]847多莉心里寻思。实际上也正就是这样。在她心灵的深处,一切都并不像在她的整个外表上那样爽朗、美丽、欢悦。安娜是在爱,她爱得胜过自己的是“两个人”———谢辽沙和弗龙斯基,然而两者却不能兼得。她对多莉说:“我只爱这两个人,但是难以两全!我不能兼而有之,但那却是我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不能称心如意,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随便什么,随便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无论如何总会完结的……因此千万不要责备我,千万不要非难我……不要看不起我!我不该受人轻视。我真是不幸。”[1]864安娜的反抗既大胆又怯懦,既有斗争精神又有可怜的屈从。安娜的悲剧一方面鲜明地体现着俄国资本主义的普鲁士发展道路———这个国家在整个19世纪没有经历过法国那种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人们连可怜的资产阶级的表面的自由平等也享受不到,而没有受过资产阶级革命洗礼的俄国社会更为重重思想禁锢束缚着,只能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农奴制残余中的自然发展,进行着艰难的,自发的反抗,常常充满激情,但却又软弱无力。另一方面,在这个腐朽的上流社会成长起来的安娜在其精神世界中必然会保持其腐朽寄生的阶级烙印。当她与弗龙斯基非法地但公开地结合后,当她失去过去生活中的一切时,她全副身心都沉浸在对弗龙斯基的爱情中,她把自己的全部心力和魔力都用来达到维系他的目的,把自己生活的整个含义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精致的修饰、跟别的男子调情、不愿生孩子、阅读书报杂志、热心于养马事业和体育运动,凡此种种都产生于一种期望,就是想讨弗龙斯基的欢喜,想尽可能牢固地保持他对自己的眷恋。这种渴望甚至还淹没了她当家作主的感情———她在他家里等于是客人;而且最主要的是,也淹没了她作为母亲的感情———她不愿生育,甚至对于跟他所生的那个女孩也毫无爱恋。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失掉了弗龙斯基对安娜来说就等于是一切都完了:没有了弗龙斯基她的生活就会变得空洞而毫无意义。甚至最后发展到靠爱情的保证活下去,甘愿只作受弗龙斯基爱抚的情妇。这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出走的薇拉有多么大的差距!安娜走的是另一条路。她也在追求新生活,但她最后追求的思想境界是渺小庸俗的。我们惋惜安娜后期这种演变,但不能不承认这是现实主义的。如果安娜走上薇拉那样的发展道路,她就不成其为安娜了。莱辛在分析自己的作品时曾说过,悲剧主人公应该同时是有罪又无罪的。因为,如果他完全有罪,他就成为一个罪人,引不起我们的同情心,而如果他完全索然无辜,那他就是一个偶然的牺牲品,对我们不会有什么教育意义。安娜恐怕正是这种意义下的悲剧人物。她既无罪又有罪,当然这个罪指的不是她心目中不守妇道的罪,同时也不是她自己完全做得了主的,而是她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她所属的那个阶级带给她的无法逃脱的罪———精神世界的空虚。不管安娜身上的阶级烙印如何鲜明,有多少局限性,她是值得同情的。她在俄国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浪潮中作了一次大胆的实现,但因软弱而失败告终。托尔斯泰在展示安娜临死那一天的内心体验时达到了巨大的表现力。晴朗的五月天气,安娜坐着马车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走过,“瞬息万变的印象”[1]1021错综交替:城市景色的细节、行人、招牌、中学生,正在游戏的儿童———这一切外界刺激物在她的头脑里引起了种种思想和观念的意外的联合。各种各样的印象和回忆在她脑子里交替出现,她的整个一生都在她眼前一逝而过。她看见牙科医生的招牌,想起了弗龙斯基和自己的不幸;一群嬉笑的中学生使她想起了谢辽沙;安奴茜卡的丈夫使她想到了卡列宁;突然又不知从哪儿闪现出了关于朝拜三一修道院的遥远的回忆,重新想起了少女时代的期望和憧憬;但随即又被关于自己受到的屈辱的念头所代替了。安娜就仿佛是在一道“强烈的光线”下看到了生活和它的种种尖锐的对比,她的思想像害热病时那么迅速地活动着。“一切都是可恨的。晚祷钟声响了,那个商人多么虔诚地划着十字,好像唯恐失掉什么似的!这些教堂,这些钟声,这些欺诈,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无非是用来掩饰我们彼此之间的仇视,就像那些在破口对骂的车夫一样。亚什温说:‘他要把我赢得连件衬衣都不剩,我也是如此。’这倒是事实!”[1]1026“全是虚伪,全是谎话,全是欺,全是罪恶!……”[1]1034安娜睁眼看到了私有制社会和它的惨无人道的剥削、竞争、所有的人彼此斗争的残酷现实。在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仇视、憎恨、争名夺利心,一切都听命于肆无忌惮、横行不法的现实,一切都受人人相处都如仇敌这样一条骇人的法则所支配的社会里,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性和高尚、纯洁的感情的。在这种社会里像安娜这样真诚正直的人实在无法生存,因为这个社会从头到脚都浸透着虚伪。教会也是同样虚伪的,因为它给这种残酷的生活罩上了一层宣扬“博爱”,宣扬“宽恕”一切的基督教的外衣,而神圣化了现有的邪恶与不公平。安娜死时口里含着诅咒,谴责她那个时代的全部生活。她悲惨的死是对整个暴力和谎言制度的一次猛烈的控诉。摧残安娜生命的并不仅仅只有卡列宁,或者只有弗龙斯基,而是整个的社会。因此,她无法像她曾经打算的那样搬到姨母或者多莉那儿去生活———到处都一样,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得到真正的人的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她无法得到别人对她的人格尊严的承认,也无法实现她享受真正的、巨大的人类幸福的权利。她的悲剧,在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环境下无法解决的悲剧,也正就是起因于此。总之,作为一个贵族社会思想道德的叛逆者,安娜追求的虽然只是个人的爱情自由,采用的也只是个人的反抗方式,但她勇于面对整个上流社会,誓死不做虚伪的社会道德的俘虏:在冲破封建束缚,反抗社会压迫方面,她做到了处在她那个地位和环境中所可能做到的一切。这对当时的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具有深刻的批判揭露意义。而这也正是安娜以心理悲剧告终的意义所在。参考文献:[1][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M].周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俄]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A].列宁.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安娜.卡列妮娜的悲剧根源研究

《安娜·卡列尼娜》通过女主人公安娜的追求爱情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论文摘要： 本文在分析安娜悲剧原因的基础上探究造成现代现代婚姻悲剧的三大因素：婚姻悲剧，出身和性格不同，爱情悲剧。

论文关键词： 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 悲剧 根源

马克思说：“悲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悲剧形象具有有恒的艺术魅力。19世纪俄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的列夫·托尔斯泰的伟大作品《安娜·卡列尼娜》给读者塑造了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形象——安娜·卡列尼娜。

一

何谓“悲剧”?悲剧是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的作品。它的主人公大都是人们理想、愿望的代表者，如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短暂的一生是悲剧的，那么，安娜的人生都由哪些悲剧构成呢?我认为，她的人生主要经历了三个悲剧。

(一)与丈夫卡列宁的婚姻悲剧

出身和性格不同为了安娜和卡列宁的婚姻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卡列宁从小就是孤儿，可以想象，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俄国上流社会，他受尽了怎样的白眼和鄙视，从小就缺失亲情的他养成了孤僻固执的性格。当卡列宁当上了省长后，安娜就像一件商品，被她的姑妈强行卖给了他，而他也确实尽到了丈夫的职责，他对妻子的迷恋彻底消除了他同别人亲密交往的需要。

安娜出身贵族，从小就围绕在花团锦簇之中，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她活泼开朗、优雅迷人，而贵族小姐的出身又铸造了她浪漫的气质，内心里有一个感情丰富而又诗意昂然的超凡脱俗的世界。这种出身、生活际遇的不同使她不可能理解身处体制僵化、钩心斗角的官场的丈夫，而被官场的应付扼杀了其所有生活乐趣的丈夫也不可能像安娜幻想的那样经常搞爱情的小把戏。二人性格的不同注定了他们对爱情婚姻生活的不同理解，这些也是他们婚姻不幸的根源。

(二)情人伏伦斯基的爱情悲剧的

这个悲剧由三个原因造成。

1.与伏伦斯基的不同的爱情观

安娜对待爱情的态度是自私的.占有欲极强这使得原本开朗、活泼的她变得偏执、怀疑、忌恨，她认为她爱伏伦斯基就应该完全占有他，丝毫不许他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和权利，只有靠他的爱情保证她才能活下去，身为贵族的她不了解“人仅仅有爱情是万万不行的”这一真理。

伏伦斯基对待爱情的态度是“我什么都可以为他她牺牲，就是不能牺牲男子汉的独立性”。而他所谓“男子汉的独立性”无非是财富、社交、军阶、前途。他爱安娜的美貌胜过于安娜的内心世界。爱之初，他为安娜放弃了在皇家卫队的军职，放弃了遗产，而当他们出现经济危机时，他又跑回母亲那里，要求母亲在遗产继承书上签字。他不再像开始时那样只爱安娜一人，现在他还要爱他的母亲、爱金钱、爱社交、爱沙皇……伏伦斯基是俄国上流社会中一个标准的花花公子。

浪漫的富于幻想的气质决定了他们的爱不可能持续太久。尤其是伏伦斯基一旦激情过后，得到的不是爱情而是空虚。“虽然她的美比以前更使他倾倒，却使他感到不愉快”。安娜近乎苛求的爱使伏伦斯基对她渐渐疏远、冷淡。安娜也产生了得不偿失所导致的心理失衡，原本富于幻想、敏感的安娜变得有点神经质了。安娜对爱情的自私与变态使她认为死是促使他恢复对她的爱情、惩罚他、让他心理的恶魔在同他搏斗中取得胜利的唯一手段。这种心理失常使得安娜采取了自杀的方式来挽回伏伦斯基的爱情和对他的报复。她的自我毁灭也确实达到了她的目的，伏伦斯基觉得：“作为一个人，我已是一个废物了。”伏伦斯基又恢复了对安娜的爱情，或者说，他一直都爱着她，不过，现在这种爱更刻骨铭心了。

2.精神世界和独特性格

(1)爱情至上主义。安娜把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把爱情当做生活中的一切，在爱情中迷失了自己，这一点固然同她认真执著的个性有关，但也不能不看到她爱情观念的缺陷。在二人世界中，安娜一切以对方为中心，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和世界，如果把代伦斯基热情的减退看作人进入婚姻后爱情由激情状态转为温情状态的正常表现，那么安娜为他的冷淡眼光而极度伤心，则是安娜对爱的苛刻要求造成的。

(2)爱的压抑与偏执。安娜与卡列宁结婚八年毫无爱情可言，她内心的活力与生气完全被压抑了，直至遇到伏伦斯基，才唤醒了心中的活力与爱情，并接受他，和他结合，她对爱情生活的追求有放纵情欲的成分。

(3)强烈的欲望无法满足。这欲望包括她对生命的狂热渴望和对爱情的热切追求。她渴望新生活，勇敢地追求和保卫所向往的幸福生活，不愿再克制自己，不愿再像过去那样把自己身上那个活生生的人压下去了，甚至于最后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爱情。

(4)卡列宁的虚伪和自私。卡列宁是一个虚伪、僵化、缺少生命力的贵族官僚。他因为有环境的支持便处处摆出绝对正确、居高临下的架势。当安娜向他请求离婚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才能去掉由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从而不使他的前途和地位受影响。也正是出于这种自私的考虑，他决定不离婚，以使安娜和伏伦斯基的关系不合法，那么就会招来上流社会对她的谴责和抛弃，这无疑等于置安娜于绝境。

(三)与儿子谢廖沙的母爱悲剧

安娜为了爱情“抛弃”儿子，但她却备受对儿子相思之苦的煎熬，和来自内心的谴责之痛。来自社会的压力也使她悲剧的阴影日益扩大。她要离婚，丈夫不同意;她要爱情，可又舍不得儿子;她要伏伦斯基全部的爱来安慰自己，可伏伦斯基却有所保留。于是，安娜在“抛弃”了原家庭的责任即抛弃了儿子之后，又“抛弃”了即将建立的新家庭及其爱情果实——安娜和伏伦斯基的女儿，走向了卧轨自杀之路，造成了两个孩子的母爱悲剧。

总之，安娜的悲剧是她的性格与社会环境产生尖锐冲突的必然结果。

二

通过对安娜人生悲剧的分析，我们得出了造成安娜悲剧的四点原因。

(一)追求真爱与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之间的冲突是安娜悲剧的社会根源。

(二)传统观念对她精神上形成的桎梏是安娜悲剧的内在根源。

(三)母爱和情爱不能两全所造成的矛盾痛苦是造成安娜悲剧的重要因素。

(四)对伏伦斯基爱情的幻灭是造成安娜悲剧的直接原因。

在新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赋予青年们追求自由爱情的权力，社会给青年们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实现理想的广阔空间，安娜的悲剧绝不应该重演。广大青年应该以安娜的悲剧为借鉴，不断完善自我性格，正确看待爱情在人生中的地位，在相互了解、理解的基础上建立爱情，在爱情中把握好自己独立人格，注意摆脱旧习俗，旧道德的束缚。这样才能拥有真正的爱情，才能争取到幸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