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隋朝政治制度的论文

隋朝在民族融合和南北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上承秦汉，结束了我国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统一，为唐朝的长期统一和繁荣构筑了新的历史平台。政治上：隋开创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进一步发展了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和选官制度，隋律令废酷刑、宽缓简明，对唐朝及后代王朝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以至远及东亚。经济上：隋朝继续实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并推行到全国，调整赋役制度，巩固自耕农经济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隋大搞基础建设：兴建两都、广设仓储、修筑驰道、开通大运河，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从而巩固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民族关系上：三次派人去流求（台湾），加强同西域联系，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对突厥等少数民族较开明的政策，对唐有积极影响。由于隋炀帝的暴政，隋朝仅存在了37年即为农民战争所推翻，为唐初政治革新提供了前车之鉴。隋朝开创了自汉以后又一个封建社会盛世之端，在我国历史发展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3．隋炀帝开凿大运河 大运河是在江淮、河北经济发展和隋统一的条件下开凿的。隋朝政治中心在陕西西安，后又营建东都洛阳，为了沟通漕运，解决京城大批官员军队的粮需，也为了解决“关河悬远，兵不赴急”问题，方便军事运输，加强对河北、江南等地的控制，而开凿了大运河。隋炀帝于605～610年，开通了自北至南的永济渠、邗沟、江南河，连成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南达余杭。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解决了我国通航河道无南北流向问题，成为水网纵横的南北交通运输大动脉。它对巩固统一和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运河沿岸的城市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在长达5000余里复杂的地理、水文环境下，巧妙地借用天然河道和古代运河通道，反映了当时我国水利勘测、工程设计方面高超的水平，证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同时，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经年常役上百万人，役期严急，不顾农民死活。加上隋炀帝多次巡游征用民工，给劳动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4．贞观之治与唐前期的繁荣 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统治集团较开明廉洁，人才济济，能居安思危，重视民意，从而出现了一段封建社会历史上少有的治世。此间政治清明、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安定、国力逐渐强盛，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发展，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①隋朝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繁荣为唐朝加强中央集权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②隋末农业民战争推翻了隋朝，沉重打击了统治阶级和士族势力，使唐初统治者吸取隋亡教训，调整统治政策。③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他开明务实的驭政才干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因素。④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是促成社会经济繁荣的基础。 贞观之治的内容：政治方面：①知人善任，虚怀纳谏。唐太宗用人“唯贤是与”、“量才授职”、政府机构精炼、办事效率高。纳谏使臣下直谏蔚然成风，下情上达，避免决策失误。②革新政治：在隋制基础上，进一步革新，完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制定唐律等。③重议门第，进一步打击门阀士族势力，加强皇权，提高寒门出身的功臣地位，扩大统治基础。经济方面：①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唐太宗继续推行均田制、纳绢代役不再有年龄限制，并多次减免租税，兴修水利，促进生产发展。②戒奢从简，太宗贞观前期提倡节俭，减轻了社会负担，亦有助于经济发展和政风廉洁。文化方面：兴科举，以儒为师，兴办学校。这些文化措施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促进了教育及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唐代专科学校的出现，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民族关系方面：唐太宗坚持反击突厥的侵扰，在华夷一体思想指导下，实行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注意保存少数民族部落体制，任用少数民族首领进行管理，密切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交往。唐政府在边疆地区设立行政机构，加强与吐蕃的友好关系，都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贞观年间，唐太宗采取的各项积极措施，不仅造就了“贞观之治”繁荣局面，其各种制度、用人政策、重视发展生产方针和民族政策等一直影响、贯穿到武则天统治时期和唐玄宗统治前期，为唐朝持续发展，出现“开元之治”鼎盛局面奠定了基础。贞观之治调整统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王朝和长治久安，并不能改变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治世”的繁荣是建立在剥削和奴役广大劳动人民基础之上的。 5．盛唐衰亡的原因 唐朝从安史之乱走向衰落，地方藩镇割据，战乱连绵，朝廷中宦官专权、朋党相争，使社会经济遭到破坏，朝政黑暗、统治力量极大削弱，广大人民困苦不堪，终于在唐末农民战争的打击下，政权趋于瓦解。907年，藩镇朱温代唐，存在了290年的唐朝灭亡了。分析唐朝衰亡的原因，除了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因、果掌握外，更应认识到封建王朝的治乱更替是由封建制度固有矛盾的发展变化导致的。①经济方面：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唐初，在隋末农民起义打击下，调整统治政策，推行均田制，但并未触及官僚地主的土地私有制，相反对买卖土地限制放宽，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经济基础的变化影响到：a.官僚地主经济势力迅速发展，权利欲望膨胀。b.军事制度变化，府兵制被募兵制取代，导致藩镇节度使成为军阀割据势力。c.农民生存处境恶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②政治方面：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封建统治的基本特征。唐初，完善三省六部、科举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扩大统治基础，稳固统治。唐中期天宝以后，唐玄宗不思进取，奢侈腐化，委政于佞臣，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一般讲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皇权与其他政治势力，如外戚、丞相、宦官的权力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官僚中朋党宗派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③军事方面：举措失当，唐玄宗在边地设军镇，形成外重内轻；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在各地任命藩镇节度使，导致藩镇割据。究其实质，统治者腐败，政治败坏、中央集权削弱是唐后期政局出现混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的主要原因，根本上源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6．隋唐经济发展的表现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交通发达，前期统治者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政策，民族交往和中外经济交流加强，经济发展环境宽松。①建立在均田制、租庸调制基础上的农业全面发展，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②手工业方面，官府重要而私营和家庭手工业发展，产地分布广，生产规模大，产量多，技术分工细，品种繁多，推陈出新，技艺高超。③商业繁荣：水陆交通发达，商品流通便利；货币统一，发行量大，早期金融机构“柜坊”出现；市场发达，城里设“市”，管理规范，乡村举办草市；商业服务机构发展，道有私家店肆、城中设有邸店。④城市兴旺。商业都会繁华，海外贸易发展。 7．唐朝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 （1）唐朝时，北方先后有突厥、回纥，东北有靺鞨，西南有南诏和吐蕃。 （2）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有：通过战争；设立管理机构（都督府、都护府）；册封（封回纥、南诏首领）；和亲会盟（吐蕃）等。 （3）唐朝民族关系史上既有友好往来，又有兵戎相见，其主流是和睦友好。 （4）各民族之间有大小之差，有先进和落后之别，但各有所长。 8唐文化的世界地位 唐王朝是当时的世界大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享有很高威望。唐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丰富的物质基础。交通发达，造船和航海技术较先进。唐政府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肯于吸收外来文化。另一方面，唐朝周边国家多处于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需要学习借鉴，经济互通有无。总之，这些都促进了唐朝和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盛唐文化对新罗、日本影响很大；与东南亚的交往以佛教为纽带；自西亚大食传入伊斯兰教，中国的造纸术西传大食；交流范围远及东罗马帝国和非洲。 二、分析下列历史现象 1、隋朝统一的原因和意义 隋朝完成统一的主要原因是：（1）江南的开发，北方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南北经济的相互交流，为隋朝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2）分裂混战，不利于经济发展与交流。北方民族大融合，造成南北对峙的民族矛盾趋于消失，重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3）南朝时士族势力衰落，削弱了封建割据的社会基础，为南北统一创造了条件；（4）南方陈国因腐败而日衰，军纪松弛，不堪一击；（5）隋文帝加强了军队建设，做好渡江准备。隋朝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结束了长期分裂局面，使中国再度走向统一。（2）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为我国封建社会走向繁盛创造了条件。（3）隋在统一和巩固统一中开创的一系列措施，对后世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2、对隋朝开凿大运河的认识 隋朝开凿的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由于隋炀帝暴政使隋朝速亡，故历史上对这一巨大工程的评价褒贬不一。正确的认识是：（1）从主观上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①加强南北交通，有效巩固对全国的统治，这是主要目的。②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经济掠夺。③对江南繁华地区的巡游。（2）从历史背景看，大运河的开凿是南方经济发展的结果。因为自三国以来，南方不断得到开发，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赶上北方。隋朝统一后，政治中心仍在北方，故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是适应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南北经济交流，巩固统一。（3）从客观上看，一方面，开凿大运河必然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故人们把它归为隋炀帝的暴政。另一方面，大运河的开通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它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对巩固统一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泽被后世。 3、对贞观之治的认识 首先，贞观是唐太宗在位时的年号。“贞观之治”则是对当时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强盛的社会景象的誉称。其次，“贞观之治”的内容应理解为唐太宗为治理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成效。这些措施主要有：政治上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任贤和纳谏；经济上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轻徭薄赋等；还有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开放的对外政策。第三，“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①隋统一和巩固统一的政治、经济举措，为唐朝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经济奠定了基础。②隋末农民战争的推动作用。③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认真总结和吸取隋亡教训，励精表治，调整统治政策，与民休息。④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直接创造了当时经济的繁荣。第四，“贞观之治”不是人间天堂。作为封建帝王，唐太宗在位期间，同样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就是常为后人称道的纳谏，唐太宗后期也不如前期那样从谏如流。 4、三省六部制的作用 三省六部制是秦汉以来的三公九卿制不断发展的结果。在此制度下，三省长官同为宰相，且各有分工，这就使秦汉以来的宰相权力一分为三；三省长官品级较低，从而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三省六部职权互相牵制，互相监督，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力量。它表明封建国家的专政机构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了，是中国古代官制史上的重大变革。必须注意的是：三省互相制约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中书省秉承皇帝旨意草拟政令，门下省仅有封驳权，没有裁决权，他们都必须绝对听命于皇帝。它能减少中央政令失误和腐败，却不能从根本上杜绝之。 5、“安史之乱”与唐朝衰落 唐朝之所以出现“安史之乱”，主要在于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的腐朽，这也是唐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其次是唐玄宗用人失当，中央重用李林甫、杨国忠，地方重用安禄山等人。三是藩镇节度使的设置和权限扩大，他们总揽一方军事、行政和财政大权，便于扩展力量，形成割据势力；同时也造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使他们敢于反叛中央。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其表现在：①破坏了北方的经济，百姓流离失所，商旅断绝，人口锐减，满目荒凉。②中央集权被大大削弱，平叛将领拥兵自重，安史部将名义归降，实际上独霸一方，不服朝廷节制。③造成边防空虚，少数民族乘机进扰，边疆地区不时告急。唐朝衰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政治上的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其中藩镇割据是主因；宦官专权造成了政局混乱黑暗；朋党之争使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力量，加速了唐朝崩溃。经济上则为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破坏。由上述因素导致的唐末农民战争，瓦解了唐朝统治，使唐朝名存实亡。 6、两税法的特点和意义 （1）两税法的特点是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一年分夏秋两次征税，两税不征力役，征收的是实物。其得名，一说源于夏秋两次征税，一说源于按土地、财产多少收税。 （2）两税法是我国赋税制度上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变革。①它使唐朝中期以来极端混乱的税制得到统一，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②它改变了过去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而以土地和财产为征税依据，意味着封建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③两税法与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相比要合理一些。因为租庸调制下，田连阡陌的地主与占少量土地的农民交税完全一样。两税法以土地和财产（封建社会主要为土地）为征税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富不均现象；同时因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从而扩大了税源，增加了政府收入，也可相应地减轻农民负担。但两税法实行后，土地兼并不再受到限制，故越来越严重；地主千方百计隐瞒财产，将赋税转嫁到租佃农民头上，而政府在两税之外又增加许多杂税，因而农民负担更加沉重。两税法只严格地执行了一个很短的时期。 7、唐朝时期的民族关系 （1）唐朝时期边疆地区发展的条件：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各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发展，这是三国以来民族大融合趋势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以前的民族融合，唐朝时期民族间的隔阂大为减少；唐太宗能采取较为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唐朝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通线”中的陆路交通也可通往不少边疆地区。 （2）要正确理解唐中央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四种和平方式——设机构、册封、和亲和会盟。唐在少数民族区域设置管理机构的两种情况：一是直接派官吏管理；二是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长官管理当地人民。册封是唐朝皇帝给少数民族首领加上某种名称或封号，目的在于加强对其民族的联系和管理。注意，唐朝册封的少数民族首领很多，不只是书上提到的这些。唐同吐蕃和亲与汉同匈奴和亲不同，它没有被迫因素，旨在加强汉藏联系。唐蕃会盟，旨在约束双方行动，维护和好局面。应该说，唐中央这样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从而大大加强了各族之间的联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 （3）注意民族交往的双向性。一般来说，内地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经济文化比边地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先进，故对其影响很大。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也对内地汉族产生过重要影响，如长安出现“回鹘衣装回鹘马”就是明证。 8、唐朝对外关系发展的史实、特点和原因、影响分析。 唐朝和新罗、日本、印度、中亚、西亚各国如波斯、大食等发生过友好往来关系。（具体史实见教材第四章第七节）。 特点是：①唐朝对外交往的范围更加广泛，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②同亚洲国家的交往最为密切。唐朝是亚洲文化的中心。③唐朝的对外交往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对外交往的形式多样，有使节往来、留学生、技术交流、宗教往来、艺术交流等多种形式。 唐朝对外交往发达的原因有：①唐朝政权的强大，有稳定、统一的政治环境。②唐朝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③唐朝的对外政策比较开放。④唐朝比较发达的对外交通线（海、陆）。⑤唐朝长安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影响：①促进了唐代经济进一步繁荣；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亚、欧、非洲诸国土特产品输入中国；唐大宗派人去天竺学习熬糖法；东罗马的医术、杂技传入中国；外来宗教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和摩尼教等，唐朝允许它们在中国建寺传教，对中国的哲学、宗教和文化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②大大加强了中国同亚、欧、非洲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唐与各国遣使往还，接纳外商和留学生。民间贸易交往不断。玄奘和义净到天竺探求佛学；鉴真东渡日本；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客死唐朝都城，成为中外友好交往史上的佳话。③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亚洲和世界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a.新罗参用唐朝制度，行科举、设国学、教授儒学；从唐朝引入茶种和制瓷、制铜等手工业技艺，姓氏、服饰、节令、风俗等方面，都有中华文化色彩。b.日本大化改新即是由留唐日本人回国策动的。其中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是以唐制为蓝本；律令大体采用唐律；儒家经典成为各级学校教材；佛教受到中国影响；文字、建筑、生活风尚都留有唐文化风范。c.中国创立的十进位记算法，推动了天竺数学的发展；中国的造纸术传入大食；唐朝的丝绸、瓷器大量运往欧洲，促进了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9、隋唐时期文化繁荣的原因 隋唐时期，中华文化，辉煌灿烂，光照四邻。主要原因在于：①国家强盛，经济繁荣，为文化繁荣奠定了雄厚基础。②统治者重视文化事业，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氛围。③文化交流频繁，国内各民族文化兼融，同时得以吸收亚、欧外来的优秀成分。④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使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隋唐科技走在世界前列；哲学、宗教、史学教育、文学艺术方面都名家辈出，成就斐然，多姿多彩，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文化鼎盛发展的壮观局面。

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唐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新罗人广泛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哲学和天文、历法、医学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新罗的影响很大。8世纪中期，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建自己的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的尚书省，执事省下设三府三部，相当于唐的六部。8世纪晚期，新罗也采用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新罗都城平壤是仿长安、洛阳建成的，也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新罗医学博士用《本草经》等中国医书教授学生。朝鲜文化对唐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音乐很受我国人民的欢迎，唐太宗设置的十部乐，其中一部就是高丽乐。 玄奘西游 玄奘(600—664)，俗姓陈，名祎(huī)，洛州缑(gōu)氏人(今河南偃师缑氏镇)，13岁出家，法名玄奘。后人称他三藏法师(三藏是对佛教经典的三个部分——佛经、戒律、论述与注解的总称，通晓三藏的僧人被称为三藏法师)。唐初，他在四川、长安研究佛教理论，感到佛教宗派众多，佛经译文多误，令人无所适从，决心到天竺学习佛经，研究解决佛教教义的一些疑难问题。贞观元年(627年)，他从长安出发，杂于返西域的客商中，出玉门关独自西行。经过八百里流沙(即玉门关外的莫贺延碛)，由天山南路横穿新疆，越过葱岭，通过中亚，于贞观二年(628年)夏末到达天竺西北部。然后沿一条由西向东的路线，参谒访问了恒河流域著名的佛教圣地和许多高僧。贞观五年(631年)末，到达摩揭陀国，来到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该寺住持戒贤是印度的佛学权威，他已90高龄，本已不再讲学，为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特收玄奘为弟子，向他讲授最难懂的佛经——《瑜珈论》。玄奘用5年时间精研佛学理论，取得优异成绩，成为那烂陀寺十大法师之一。接着他外出游学，环游印度半岛，一路多次参加佛学辩论会，誉满天竺。贞观十五年(641年)，他返回那烂陀寺，主持寺内讲座。一个反对那烂陀派的人写了一篇论文呈给戒日王，声称无人能驳倒其中一字。戒日王把论文转给戒贤，并决定在国都曲女城举行学术大会。玄奘和一千多僧人代表那烂陀寺参加大会。戒日王会见玄奘，问起唐太宗和中国音乐。玄奘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唐太宗的功业，戒日王极感兴趣，随即遣使至长安通好。贞观十六年(642年)十二月，曲女城的辩论大会开始，天竺18国国王和佛教徒三千多人、婆罗门等教徒两千多人参加大会。玄奘担任大会论主(主讲人)，他用梵文写了一篇反驳那个人的论文，作为辩论的主题在会上宣读。同时誊写一份悬挂在会场门口，并依照惯例声明：如有人能据理驳倒一个字，就斩下论主的头以谢罪。可是五天过去了，仍无人前来辩论。大会连续举行18天，大家都为玄奘的精辟议论所折服。大会结束那天，戒日王和18国国王各以厚礼相赠，均被玄奘谢绝。最后，戒日王恳请玄奘骑上一头用精美的华幢(chuáng)装饰的大象，绕场一周，同与会的众教徒见面。 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谢绝戒日王的一再挽留，决心回国。戒日王及当地人民将他送出几十里路，才洒泪而别。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带着657部佛经回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等出城迎接，长安城成千上万老百姓走出坊门欢迎他。唐太宗在洛阳行宫召见了他，他向太宗介绍了西域及天竺见闻。他随即回长安开始翻译佛经。19年间共译出佛经75部1 335卷。他由于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又精通梵文，所以译文流畅优美，有些专用名词如“印度”、表示时间的词“刹那”就是他确定下来的。这些佛经后来在印度大部分失传，中译本就成了研究古代印度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的重要文献。 玄奘还根据旅途见闻，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记载亲历的110国、传闻的28国的情况，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方位、道里、疆域、城市、人口、风俗人情、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传说故事，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的重要材料。现在《大唐西域记》已译成数国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 学术动态 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在世界史上也有重要影响，形成世界历史的光辉一页。隋唐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隋唐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目前正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已有不少论著问世。众多的学者认为：(一)隋唐时代中国的制度，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在当时所有先进国家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早进入封建社会。当隋朝建立的时候，西欧封建制度才有一个世纪。作为欧洲封建制中心的法国，就封建制度开端这一点说，要晚于中国700年之久。(二)就社会经济繁荣的程度说，隋唐在当时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当时世界的大城市有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长安有百万人口，君士坦丁堡80万，巴格达更少。长安人口最多，这既反映了其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说明它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三)高水平的隋唐文化使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渊源，对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隋唐是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中国丝织品、造纸术在隋唐时传入东西方各国以及汉式佛教、诗文、科技大量传到东方各国的史实，证明隋唐时期的中国起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因此，隋唐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世界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图画说明 《职贡图》 唐朝时期，许多外国使节远道来到中国，向中国皇帝进献他们的珍稀宝物，这是中外交往的重要途径。《职贡图》就反映了边远各族和外国使节携贡品，来唐朝贡的生动情景。图中贡使骑着高头大马，前后卫士们为其张盖护拥。贡使后面的许多人，有的提着鸟笼，有的背着象牙，有的拿着孔雀掌扇，还有人用头顶着宝物，兴高采烈地边走边谈。此画的作者是唐朝的画家阎立德，画高厘米，宽厘米。 唐朝的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也叫开元钱，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开始铸造的，流通了三百多年。这种钱币直径厘米，重克。钱币中的隶书“开元”二字，是开辟一个新纪元的意思；“通宝”二字的意思是流通的宝货。“开元通宝”四字字体庄重挺拔，相传是当时著名书法家欧阳修的书法。 日本的和同开 1970年西安南郊出土了两瓮唐代文物，其中有5枚日本银币。郭沫若考证，此币铸于708年(日本元明天皇和同元年)，然后由遣唐使团作为礼物带到中国。 玄奘 这幅玄奘画像现保存在陕西省长安县东兴教寺内的殿堂里，是根据宋人所绘的《玄奘西游像》而刻在一块石碑上的。因为战乱，寺院与石碑曾遭破坏。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玄奘像，是根据原石碑的拓片重新凿刻的。以后又根据石刻像作成画像，着色后供奉在兴教寺内。 这幅图描绘的是玄奘从印度学成后归国的情景。玄奘身穿和尚服，胸前挂着念珠，脚穿草鞋，腰前系小包袱。他左手拿经书，右手执拂尘(用来驱赶蚊蝇)，背上背着用竹子做的书箱。书箱顶上是遮阳避雨的伞，伞前垂下的线挂着一盏小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