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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在民族融合和南北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上承秦汉，结束了我国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统一，为唐朝的长期统一和繁荣构筑了新的历史平台。政治上：隋开创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进一步发展了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和选官制度，隋律令废酷刑、宽缓简明，对唐朝及后代王朝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以至远及东亚。经济上：隋朝继续实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并推行到全国，调整赋役制度，巩固自耕农经济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隋大搞基础建设：兴建两都、广设仓储、修筑驰道、开通大运河，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从而巩固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民族关系上：三次派人去流求（台湾），加强同西域联系，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对突厥等少数民族较开明的政策，对唐有积极影响。由于隋炀帝的暴政，隋朝仅存在了37年即为农民战争所推翻，为唐初政治革新提供了前车之鉴。隋朝开创了自汉以后又一个封建社会盛世之端，在我国历史发展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3．隋炀帝开凿大运河 大运河是在江淮、河北经济发展和隋统一的条件下开凿的。隋朝政治中心在陕西西安，后又营建东都洛阳，为了沟通漕运，解决京城大批官员军队的粮需，也为了解决“关河悬远，兵不赴急”问题，方便军事运输，加强对河北、江南等地的控制，而开凿了大运河。隋炀帝于605～610年，开通了自北至南的永济渠、邗沟、江南河，连成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南达余杭。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解决了我国通航河道无南北流向问题，成为水网纵横的南北交通运输大动脉。它对巩固统一和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运河沿岸的城市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在长达5000余里复杂的地理、水文环境下，巧妙地借用天然河道和古代运河通道，反映了当时我国水利勘测、工程设计方面高超的水平，证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同时，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经年常役上百万人，役期严急，不顾农民死活。加上隋炀帝多次巡游征用民工，给劳动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4．贞观之治与唐前期的繁荣 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统治集团较开明廉洁，人才济济，能居安思危，重视民意，从而出现了一段封建社会历史上少有的治世。此间政治清明、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安定、国力逐渐强盛，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发展，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①隋朝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繁荣为唐朝加强中央集权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②隋末农业民战争推翻了隋朝，沉重打击了统治阶级和士族势力，使唐初统治者吸取隋亡教训，调整统治政策。③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他开明务实的驭政才干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因素。④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是促成社会经济繁荣的基础。 贞观之治的内容：政治方面：①知人善任，虚怀纳谏。唐太宗用人“唯贤是与”、“量才授职”、政府机构精炼、办事效率高。纳谏使臣下直谏蔚然成风，下情上达，避免决策失误。②革新政治：在隋制基础上，进一步革新，完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制定唐律等。③重议门第，进一步打击门阀士族势力，加强皇权，提高寒门出身的功臣地位，扩大统治基础。经济方面：①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唐太宗继续推行均田制、纳绢代役不再有年龄限制，并多次减免租税，兴修水利，促进生产发展。②戒奢从简，太宗贞观前期提倡节俭，减轻了社会负担，亦有助于经济发展和政风廉洁。文化方面：兴科举，以儒为师，兴办学校。这些文化措施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促进了教育及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唐代专科学校的出现，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民族关系方面：唐太宗坚持反击突厥的侵扰，在华夷一体思想指导下，实行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注意保存少数民族部落体制，任用少数民族首领进行管理，密切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交往。唐政府在边疆地区设立行政机构，加强与吐蕃的友好关系，都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贞观年间，唐太宗采取的各项积极措施，不仅造就了“贞观之治”繁荣局面，其各种制度、用人政策、重视发展生产方针和民族政策等一直影响、贯穿到武则天统治时期和唐玄宗统治前期，为唐朝持续发展，出现“开元之治”鼎盛局面奠定了基础。贞观之治调整统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王朝和长治久安，并不能改变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治世”的繁荣是建立在剥削和奴役广大劳动人民基础之上的。 5．盛唐衰亡的原因 唐朝从安史之乱走向衰落，地方藩镇割据，战乱连绵，朝廷中宦官专权、朋党相争，使社会经济遭到破坏，朝政黑暗、统治力量极大削弱，广大人民困苦不堪，终于在唐末农民战争的打击下，政权趋于瓦解。907年，藩镇朱温代唐，存在了290年的唐朝灭亡了。分析唐朝衰亡的原因，除了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因、果掌握外，更应认识到封建王朝的治乱更替是由封建制度固有矛盾的发展变化导致的。①经济方面：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唐初，在隋末农民起义打击下，调整统治政策，推行均田制，但并未触及官僚地主的土地私有制，相反对买卖土地限制放宽，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经济基础的变化影响到：a.官僚地主经济势力迅速发展，权利欲望膨胀。b.军事制度变化，府兵制被募兵制取代，导致藩镇节度使成为军阀割据势力。c.农民生存处境恶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②政治方面：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封建统治的基本特征。唐初，完善三省六部、科举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扩大统治基础，稳固统治。唐中期天宝以后，唐玄宗不思进取，奢侈腐化，委政于佞臣，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一般讲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皇权与其他政治势力，如外戚、丞相、宦官的权力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官僚中朋党宗派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③军事方面：举措失当，唐玄宗在边地设军镇，形成外重内轻；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在各地任命藩镇节度使，导致藩镇割据。究其实质，统治者腐败，政治败坏、中央集权削弱是唐后期政局出现混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的主要原因，根本上源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6．隋唐经济发展的表现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交通发达，前期统治者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政策，民族交往和中外经济交流加强，经济发展环境宽松。①建立在均田制、租庸调制基础上的农业全面发展，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②手工业方面，官府重要而私营和家庭手工业发展，产地分布广，生产规模大，产量多，技术分工细，品种繁多，推陈出新，技艺高超。③商业繁荣：水陆交通发达，商品流通便利；货币统一，发行量大，早期金融机构“柜坊”出现；市场发达，城里设“市”，管理规范，乡村举办草市；商业服务机构发展，道有私家店肆、城中设有邸店。④城市兴旺。商业都会繁华，海外贸易发展。 7．唐朝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 （1）唐朝时，北方先后有突厥、回纥，东北有靺鞨，西南有南诏和吐蕃。 （2）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有：通过战争；设立管理机构（都督府、都护府）；册封（封回纥、南诏首领）；和亲会盟（吐蕃）等。 （3）唐朝民族关系史上既有友好往来，又有兵戎相见，其主流是和睦友好。 （4）各民族之间有大小之差，有先进和落后之别，但各有所长。 8唐文化的世界地位 唐王朝是当时的世界大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享有很高威望。唐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丰富的物质基础。交通发达，造船和航海技术较先进。唐政府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肯于吸收外来文化。另一方面，唐朝周边国家多处于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需要学习借鉴，经济互通有无。总之，这些都促进了唐朝和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盛唐文化对新罗、日本影响很大；与东南亚的交往以佛教为纽带；自西亚大食传入伊斯兰教，中国的造纸术西传大食；交流范围远及东罗马帝国和非洲。 二、分析下列历史现象 1、隋朝统一的原因和意义 隋朝完成统一的主要原因是：（1）江南的开发，北方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南北经济的相互交流，为隋朝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2）分裂混战，不利于经济发展与交流。北方民族大融合，造成南北对峙的民族矛盾趋于消失，重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3）南朝时士族势力衰落，削弱了封建割据的社会基础，为南北统一创造了条件；（4）南方陈国因腐败而日衰，军纪松弛，不堪一击；（5）隋文帝加强了军队建设，做好渡江准备。隋朝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结束了长期分裂局面，使中国再度走向统一。（2）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为我国封建社会走向繁盛创造了条件。（3）隋在统一和巩固统一中开创的一系列措施，对后世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2、对隋朝开凿大运河的认识 隋朝开凿的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由于隋炀帝暴政使隋朝速亡，故历史上对这一巨大工程的评价褒贬不一。正确的认识是：（1）从主观上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①加强南北交通，有效巩固对全国的统治，这是主要目的。②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经济掠夺。③对江南繁华地区的巡游。（2）从历史背景看，大运河的开凿是南方经济发展的结果。因为自三国以来，南方不断得到开发，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赶上北方。隋朝统一后，政治中心仍在北方，故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是适应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南北经济交流，巩固统一。（3）从客观上看，一方面，开凿大运河必然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故人们把它归为隋炀帝的暴政。另一方面，大运河的开通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它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对巩固统一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泽被后世。 3、对贞观之治的认识 首先，贞观是唐太宗在位时的年号。“贞观之治”则是对当时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强盛的社会景象的誉称。其次，“贞观之治”的内容应理解为唐太宗为治理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成效。这些措施主要有：政治上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任贤和纳谏；经济上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轻徭薄赋等；还有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开放的对外政策。第三，“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①隋统一和巩固统一的政治、经济举措，为唐朝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经济奠定了基础。②隋末农民战争的推动作用。③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认真总结和吸取隋亡教训，励精表治，调整统治政策，与民休息。④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直接创造了当时经济的繁荣。第四，“贞观之治”不是人间天堂。作为封建帝王，唐太宗在位期间，同样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就是常为后人称道的纳谏，唐太宗后期也不如前期那样从谏如流。 4、三省六部制的作用 三省六部制是秦汉以来的三公九卿制不断发展的结果。在此制度下，三省长官同为宰相，且各有分工，这就使秦汉以来的宰相权力一分为三；三省长官品级较低，从而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三省六部职权互相牵制，互相监督，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力量。它表明封建国家的专政机构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了，是中国古代官制史上的重大变革。必须注意的是：三省互相制约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中书省秉承皇帝旨意草拟政令，门下省仅有封驳权，没有裁决权，他们都必须绝对听命于皇帝。它能减少中央政令失误和腐败，却不能从根本上杜绝之。 5、“安史之乱”与唐朝衰落 唐朝之所以出现“安史之乱”，主要在于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的腐朽，这也是唐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其次是唐玄宗用人失当，中央重用李林甫、杨国忠，地方重用安禄山等人。三是藩镇节度使的设置和权限扩大，他们总揽一方军事、行政和财政大权，便于扩展力量，形成割据势力；同时也造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使他们敢于反叛中央。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其表现在：①破坏了北方的经济，百姓流离失所，商旅断绝，人口锐减，满目荒凉。②中央集权被大大削弱，平叛将领拥兵自重，安史部将名义归降，实际上独霸一方，不服朝廷节制。③造成边防空虚，少数民族乘机进扰，边疆地区不时告急。唐朝衰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政治上的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其中藩镇割据是主因；宦官专权造成了政局混乱黑暗；朋党之争使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力量，加速了唐朝崩溃。经济上则为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破坏。由上述因素导致的唐末农民战争，瓦解了唐朝统治，使唐朝名存实亡。 6、两税法的特点和意义 （1）两税法的特点是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一年分夏秋两次征税，两税不征力役，征收的是实物。其得名，一说源于夏秋两次征税，一说源于按土地、财产多少收税。 （2）两税法是我国赋税制度上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变革。①它使唐朝中期以来极端混乱的税制得到统一，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②它改变了过去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而以土地和财产为征税依据，意味着封建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③两税法与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相比要合理一些。因为租庸调制下，田连阡陌的地主与占少量土地的农民交税完全一样。两税法以土地和财产（封建社会主要为土地）为征税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富不均现象；同时因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从而扩大了税源，增加了政府收入，也可相应地减轻农民负担。但两税法实行后，土地兼并不再受到限制，故越来越严重；地主千方百计隐瞒财产，将赋税转嫁到租佃农民头上，而政府在两税之外又增加许多杂税，因而农民负担更加沉重。两税法只严格地执行了一个很短的时期。 7、唐朝时期的民族关系 （1）唐朝时期边疆地区发展的条件：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各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发展，这是三国以来民族大融合趋势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以前的民族融合，唐朝时期民族间的隔阂大为减少；唐太宗能采取较为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唐朝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通线”中的陆路交通也可通往不少边疆地区。 （2）要正确理解唐中央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四种和平方式——设机构、册封、和亲和会盟。唐在少数民族区域设置管理机构的两种情况：一是直接派官吏管理；二是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长官管理当地人民。册封是唐朝皇帝给少数民族首领加上某种名称或封号，目的在于加强对其民族的联系和管理。注意，唐朝册封的少数民族首领很多，不只是书上提到的这些。唐同吐蕃和亲与汉同匈奴和亲不同，它没有被迫因素，旨在加强汉藏联系。唐蕃会盟，旨在约束双方行动，维护和好局面。应该说，唐中央这样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从而大大加强了各族之间的联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 （3）注意民族交往的双向性。一般来说，内地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经济文化比边地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先进，故对其影响很大。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也对内地汉族产生过重要影响，如长安出现“回鹘衣装回鹘马”就是明证。 8、唐朝对外关系发展的史实、特点和原因、影响分析。 唐朝和新罗、日本、印度、中亚、西亚各国如波斯、大食等发生过友好往来关系。（具体史实见教材第四章第七节）。 特点是：①唐朝对外交往的范围更加广泛，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②同亚洲国家的交往最为密切。唐朝是亚洲文化的中心。③唐朝的对外交往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对外交往的形式多样，有使节往来、留学生、技术交流、宗教往来、艺术交流等多种形式。 唐朝对外交往发达的原因有：①唐朝政权的强大，有稳定、统一的政治环境。②唐朝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③唐朝的对外政策比较开放。④唐朝比较发达的对外交通线（海、陆）。⑤唐朝长安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影响：①促进了唐代经济进一步繁荣；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亚、欧、非洲诸国土特产品输入中国；唐大宗派人去天竺学习熬糖法；东罗马的医术、杂技传入中国；外来宗教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和摩尼教等，唐朝允许它们在中国建寺传教，对中国的哲学、宗教和文化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②大大加强了中国同亚、欧、非洲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唐与各国遣使往还，接纳外商和留学生。民间贸易交往不断。玄奘和义净到天竺探求佛学；鉴真东渡日本；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客死唐朝都城，成为中外友好交往史上的佳话。③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亚洲和世界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a.新罗参用唐朝制度，行科举、设国学、教授儒学；从唐朝引入茶种和制瓷、制铜等手工业技艺，姓氏、服饰、节令、风俗等方面，都有中华文化色彩。b.日本大化改新即是由留唐日本人回国策动的。其中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是以唐制为蓝本；律令大体采用唐律；儒家经典成为各级学校教材；佛教受到中国影响；文字、建筑、生活风尚都留有唐文化风范。c.中国创立的十进位记算法，推动了天竺数学的发展；中国的造纸术传入大食；唐朝的丝绸、瓷器大量运往欧洲，促进了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9、隋唐时期文化繁荣的原因 隋唐时期，中华文化，辉煌灿烂，光照四邻。主要原因在于：①国家强盛，经济繁荣，为文化繁荣奠定了雄厚基础。②统治者重视文化事业，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氛围。③文化交流频繁，国内各民族文化兼融，同时得以吸收亚、欧外来的优秀成分。④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使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隋唐科技走在世界前列；哲学、宗教、史学教育、文学艺术方面都名家辈出，成就斐然，多姿多彩，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文化鼎盛发展的壮观局面。
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唐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新罗人广泛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哲学和天文、历法、医学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新罗的影响很大。8世纪中期，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建自己的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的尚书省，执事省下设三府三部，相当于唐的六部。8世纪晚期，新罗也采用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新罗都城平壤是仿长安、洛阳建成的，也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新罗医学博士用《本草经》等中国医书教授学生。朝鲜文化对唐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音乐很受我国人民的欢迎，唐太宗设置的十部乐，其中一部就是高丽乐。 玄奘西游 玄奘(600—664)，俗姓陈，名祎(huī)，洛州缑(gōu)氏人(今河南偃师缑氏镇)，13岁出家，法名玄奘。后人称他三藏法师(三藏是对佛教经典的三个部分——佛经、戒律、论述与注解的总称，通晓三藏的僧人被称为三藏法师)。唐初，他在四川、长安研究佛教理论，感到佛教宗派众多，佛经译文多误，令人无所适从，决心到天竺学习佛经，研究解决佛教教义的一些疑难问题。贞观元年(627年)，他从长安出发，杂于返西域的客商中，出玉门关独自西行。经过八百里流沙(即玉门关外的莫贺延碛)，由天山南路横穿新疆，越过葱岭，通过中亚，于贞观二年(628年)夏末到达天竺西北部。然后沿一条由西向东的路线，参谒访问了恒河流域著名的佛教圣地和许多高僧。贞观五年(631年)末，到达摩揭陀国，来到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该寺住持戒贤是印度的佛学权威，他已90高龄，本已不再讲学，为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特收玄奘为弟子，向他讲授最难懂的佛经——《瑜珈论》。玄奘用5年时间精研佛学理论，取得优异成绩，成为那烂陀寺十大法师之一。接着他外出游学，环游印度半岛，一路多次参加佛学辩论会，誉满天竺。贞观十五年(641年)，他返回那烂陀寺，主持寺内讲座。一个反对那烂陀派的人写了一篇论文呈给戒日王，声称无人能驳倒其中一字。戒日王把论文转给戒贤，并决定在国都曲女城举行学术大会。玄奘和一千多僧人代表那烂陀寺参加大会。戒日王会见玄奘，问起唐太宗和中国音乐。玄奘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唐太宗的功业，戒日王极感兴趣，随即遣使至长安通好。贞观十六年(642年)十二月，曲女城的辩论大会开始，天竺18国国王和佛教徒三千多人、婆罗门等教徒两千多人参加大会。玄奘担任大会论主(主讲人)，他用梵文写了一篇反驳那个人的论文，作为辩论的主题在会上宣读。同时誊写一份悬挂在会场门口，并依照惯例声明：如有人能据理驳倒一个字，就斩下论主的头以谢罪。可是五天过去了，仍无人前来辩论。大会连续举行18天，大家都为玄奘的精辟议论所折服。大会结束那天，戒日王和18国国王各以厚礼相赠，均被玄奘谢绝。最后，戒日王恳请玄奘骑上一头用精美的华幢(chuáng)装饰的大象，绕场一周，同与会的众教徒见面。 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谢绝戒日王的一再挽留，决心回国。戒日王及当地人民将他送出几十里路，才洒泪而别。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带着657部佛经回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等出城迎接，长安城成千上万老百姓走出坊门欢迎他。唐太宗在洛阳行宫召见了他，他向太宗介绍了西域及天竺见闻。他随即回长安开始翻译佛经。19年间共译出佛经75部1 335卷。他由于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又精通梵文，所以译文流畅优美，有些专用名词如“印度”、表示时间的词“刹那”就是他确定下来的。这些佛经后来在印度大部分失传，中译本就成了研究古代印度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的重要文献。 玄奘还根据旅途见闻，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记载亲历的110国、传闻的28国的情况，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方位、道里、疆域、城市、人口、风俗人情、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传说故事，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的重要材料。现在《大唐西域记》已译成数国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 学术动态 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在世界史上也有重要影响，形成世界历史的光辉一页。隋唐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隋唐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目前正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已有不少论著问世。众多的学者认为：(一)隋唐时代中国的制度，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在当时所有先进国家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早进入封建社会。当隋朝建立的时候，西欧封建制度才有一个世纪。作为欧洲封建制中心的法国，就封建制度开端这一点说，要晚于中国700年之久。(二)就社会经济繁荣的程度说，隋唐在当时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当时世界的大城市有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长安有百万人口，君士坦丁堡80万，巴格达更少。长安人口最多，这既反映了其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说明它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三)高水平的隋唐文化使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渊源，对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隋唐是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中国丝织品、造纸术在隋唐时传入东西方各国以及汉式佛教、诗文、科技大量传到东方各国的史实，证明隋唐时期的中国起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因此，隋唐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世界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图画说明 《职贡图》 唐朝时期，许多外国使节远道来到中国，向中国皇帝进献他们的珍稀宝物，这是中外交往的重要途径。《职贡图》就反映了边远各族和外国使节携贡品，来唐朝贡的生动情景。图中贡使骑着高头大马，前后卫士们为其张盖护拥。贡使后面的许多人，有的提着鸟笼，有的背着象牙，有的拿着孔雀掌扇，还有人用头顶着宝物，兴高采烈地边走边谈。此画的作者是唐朝的画家阎立德，画高厘米，宽厘米。 唐朝的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也叫开元钱，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开始铸造的，流通了三百多年。这种钱币直径厘米，重克。钱币中的隶书“开元”二字，是开辟一个新纪元的意思；“通宝”二字的意思是流通的宝货。“开元通宝”四字字体庄重挺拔，相传是当时著名书法家欧阳修的书法。 日本的和同开 1970年西安南郊出土了两瓮唐代文物，其中有5枚日本银币。郭沫若考证，此币铸于708年(日本元明天皇和同元年)，然后由遣唐使团作为礼物带到中国。 玄奘 这幅玄奘画像现保存在陕西省长安县东兴教寺内的殿堂里，是根据宋人所绘的《玄奘西游像》而刻在一块石碑上的。因为战乱，寺院与石碑曾遭破坏。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玄奘像，是根据原石碑的拓片重新凿刻的。以后又根据石刻像作成画像，着色后供奉在兴教寺内。 这幅图描绘的是玄奘从印度学成后归国的情景。玄奘身穿和尚服，胸前挂着念珠，脚穿草鞋，腰前系小包袱。他左手拿经书，右手执拂尘(用来驱赶蚊蝇)，背上背着用竹子做的书箱。书箱顶上是遮阳避雨的伞，伞前垂下的线挂着一盏小油灯。
朝贡制度是基于政治利益而出现的一种不平等的贸易行为。
用白话简单的回答一下。朝贡就是检验藩属国家听话不听话的一种手段。就是叫你来，你就得来，不叫你来，你不能来。叫你来不你来，没叫你来你来了，都是死罪。然后来的时候，必须带贡品，值多少钱不能你说了算，必须是中国说了算。返还的封赏肯定是加倍给，但这个加倍怎么个加法，也是中国说了算。打个比方，你来了，带了30匹马，说值1000两白银。中国说30匹马值600两。然后你朝贡的价值就是600两。完了中国再给你封赏，给了你一车书，说书是无价之宝，值10万两。最后史书上就记，你给中国进贡了600两的东西，中国返还了你10万两的东西。不明所以的人看了，以为是赔本赚吆喝呢！但大部分藩属国家还是愿意来朝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来就是一帮人，每个人都带了一堆东西来卖，赚外快。前脚他们按照规制走完流程，后脚就有可能上集市卖东西去了。
盛唐气象之我见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盛唐气象最主要指的是盛唐时代的诗歌。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诗风，大抵绮靡柔弱，雕琢词句，缺乏雄浑之气，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盛唐以后的中晚唐诗，有的偏于平易柔弱，如大历十才子、白居易、贾岛、姚合等，缺乏雄壮；有的偏于雄健，如韩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险，缺乏浑成自然，所以雄浑确是盛唐诗区别于初唐与中晚唐诗的突出特征。严羽最推崇盛唐诗，于盛唐诗中最推崇李白、杜甫两大家。《沧浪诗话•诗评》称道李杜等盛唐诗人诗“如金鳷〔鳷（zhī）传说中的异鸟、大鸟）擘海，香象渡河”，是赞美其雄壮。严羽又强调诗歌应写得浑然天成，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即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严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诗风，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还有其时代背景。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篇章和韩愈、孟郊诗为学习对象，写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南宋后期流行的永嘉四灵诗派，取法贾岛、姚合，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大的气象。严羽竭力主张作诗应取法盛唐，寓有针砭当代诗风、补偏救弊之意。盛唐气象之所以被冠为一个“盛”字，不仅仅在于它经济实力之强大，军事武功之强盛，朝野政治之清明，律法制度之完善，更加在于它具有其他封建王朝所难以企及的文化张力。文化张力是一种对外扩张外向，对内兼收并蓄，并且将外向与内蓄相互融合、促进，以外向为主的一种文化扩张力。同时，对内的兼收并蓄是为了更加的外向扩张。但是，张而不破。文化张力使得某文化将自己的文化触角伸向其他文化，并将之转变为内部文化，并不全盘外化。就像是《天龙八部》中的北冥神功，将别人的内力吸去化为己用，而自己的内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文化也有这种吞噬吸纳的作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民族融合速度加快，汉族以自己的儒教文化为根基，逐步吸收外来文化并将之吸纳转换。其文化核心也在逐步多样化。由独尊儒术变成了儒释道的有机组合，外围又融入其它民族的文化，使得旧有的陈腐颟顸的汉文化转为新汉文化。由内敛含蓄变为外放扩张，同时唐朝吸收的文化包括了北边的匈奴鲜卑、西边的柔然吐谷浑、东边的高丽、南方的南越天竺，从而使得唐朝在文化在扩张时，兼容性加强。由于这种强有力的文化张力，让唐朝的文化显现出来一种独特的气质，就是极度外向。而外向的直接影响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让唐朝人都显现出来一种自信、雍容、大度、豪放、进取、无所畏惧和积极入世的心态。例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岑参“丈夫三十无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碛山西馆》。唐代的士人功名心极重，这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也就说明了唐代文化的张力之强大。第二，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唐代与汉代不同，汉代也是盛世，但汉代的兴盛只有黄河流域一个经济中心，而支撑盛唐经济的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经济中心，并且此时长江流域的实力已远胜于黄河流域。这一中国经济构架大变化的过程也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经过东晋的百年经营，至南北朝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已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变动，都不能撼动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隋朝建立后，政治中心北移，但文化中心南北分立，黄河流域文化从此不能独占鳌头。其内部文化的融合也在悄然进行。从庾信开始，我国的南北文化逐渐合流，交融。形成了恢弘的大唐气度。而这种恢弘的气度和文化张力，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史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等，都显现出来一种外放的气质。南北的统一，使得唐朝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在对外方面显现出一种主动的、炫耀式的气质。李白的诗歌，就是这种气质的完美体现。盛唐兼容并包、恢弘大气、开阔昂扬的气象，数百年来为人所称道。 总而言之，盛唐气象的出现，是国力强大下的文化张力的体现，同时，由于产生的文化张力的足够强大，使得士人的心态变得积极，而积极的心态又使得唐人在对外对内显现出来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而这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又使得唐人积极开拓他们的疆土，发展他们的经济，强硬他们的外交，从而使得国力进一步强大。这样形成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让盛唐展现出来一种千年不灭的气度——盛唐气象。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早期政治文明的形成阶段，如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完备的分封制与宗法制，以宗法制为核心，具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夏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始创王位世袭等制度。夏商时期实行的王位世袭制，代替了原始社会时期的禅让制。商朝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内服与外服制度。这种制度对西周的宗法制与分封制有直接影响；商朝是奴隶制国家，奴隶主居于统治地位。神权色彩浓厚，敬鬼神，盛行祭祀占卜。西周时期，国家政权和行政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分封制，以血缘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演变为严格的宗法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三者结合，互为表里。宗法制将君位的承传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防止贵族之间因为权力的继承问题发生纷争，维护了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即：神权与王权相结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国家的政治结构；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包含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两个概念。专制主义，是就中央的的决策方式而言的，具体说就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至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中央集权这是针对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受制于中央政府。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基本的政治制度。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概念，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的，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二者之间的联系：①地方和中央都必须服从皇帝一人。②专制主义皇权加强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时，专制主义皇权削弱时，往往也是中央集权不力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实行原因：经济根源：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这一政治制度的出现是由封建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为封建的自然经济具有分散性，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政治根源：巩固、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秦吸取周无子在诸侯割据局面下无能力的教训，在统一全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理论根源：法家思想奠定理论基础。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子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理论基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萌芽（战国）：商鞅建立县制，百官服从君主法令的封建官僚制度建立。确立（秦朝）：一整套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建立。（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制，中央三公九卿的官制，地方推行郡县制）。巩固（西汉）：①汉景帝“削藩”平定七国三乱。②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夺王侯爵位，解决王国问题。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思想专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完善（隋唐）：①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相当于宰相，相互牵制和制约，避免宰相的专权，又一定程度上牵制君主专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②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参加到政权中来，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加强（北宋）：采取“杯酒释兵权”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防止了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加强了中央集权。发展（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保证了中央统一政令的实行。在地方设“行省”实行行省制度，对后也影响深远。强化衰落（明清）：明朝废丞相，形成君主独裁的局面，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还遍设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强化的突出表现。清朝沿用明制，后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历史作用有积极的：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 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统一的环境下，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但也有消极的： 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箝制了思想。 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雅典民主的特点是人民主权和“轮番而治”，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的产生及运作就充分体现了雅典民主的上述特点。雅典民主虽然有其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性，尤其是它的民主仅是雅典男性公民的民主，而非全体国民的民主，但它毕竟创造出一系列民主运作的方式，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最值得参照的政体形式，为人类文明中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完善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它对人类民主政治以至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有无可替代的意义。以《十二铜表法》和《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为主的古罗马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构成了罗马法的主要内容。罗马法法渊源于罗马奴隶制度，仅使用于罗马公民内部，奴隶则被排除在法律的保障和所赋予的权力之外，因此它又被称为“公民法”。随着罗马对外扩张范围的扩大，罗马法中又逐渐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各民族的新的共同法律——“万民法”。罗马法的创设，有力地规范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调节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起到了有力的维系作用。这也为后世人们理解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意义提供了重要启示，法律成为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明中的基本条件。古代希腊形成较发达的民主政治和罗马形成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与古代中国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都有其必然性。其必然性在于：古代希腊、罗马地处地中海南部沿海，山多地少，港湾、岛屿众多，所以形成了以工商业、航海业为主的海洋型经济(海洋文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经济要求社会有公平的法则，以及较自由、宽松、民主的政治氛围，这样，古代希腊就逐步形成了小国林立、民主政治发达、法制体系较完善的社会。另一方面，欧洲气候宜人，温暖多雨湿润，其麦田可以沿着山坡分布，不需要灌溉，也不需要排涝，也就不需要政府来协调水利，修河通渠。古代中国区域广大、土地辽阔，适于农耕，逐渐形成了一种农业文明(农业经济)，农业经济要求有强有力的政府来控制水系，协调农业生产，组织抵御自然灾害。在同一水系，对水、土地的控制变得特别重要，一山不容两虎，在争夺中，容易形成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进而形成强大的皇权。中国长期存在的分散性封建自然经济，农民随时面临天灾(旱涝蝗灾)、人祸(地主官僚欺压等)，其生产、生活甚至人身安全非常脆弱，一旦失去土地，就可能沦为流民，揭竿而起，威胁封建王朝。因此，农民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保护，政府也必须保持强大，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镇压农民的反抗。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专制到民主,也就是说,民主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比专制先进\进步的社会组织形式,也是一种必然趋势.专制社会里的社会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就会采用民主制度来治理国家.
中国古代 *** 制度的起源和形成的时间,与古希腊、古罗马 *** 制度的起源和形成的时间差不多,但为何古希腊、古罗马能够形成为民主政体的 *** 制度路径,而中国却形成为君主专制政体并延续了几千年?其中有什么关键性的客观变量和主观变量决定这两条不同的制度路径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西方的 *** 制度在经历了中世纪的君主政体之后,为何在近代能够回复到古代民主路径并发展为现代民主 *** 制度?而近代中国的制度转型为何如此艰难? 1、中西古代 *** 制度起源和形成为两条不同的路径,即单主制（专制主义）路径和共和制（民主主义）路径,前者具有任命制、终身制和集权制等特征,后者具有选举制、任期制和分权制等特征.本文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并认为：中西古代的两条 *** 制度路径并不是在国家正式形成时才分野的,而是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了雏形的特征,中国在原始社会的酋邦制度中已经出现了单主制的特征. 2、国家制度的第一个特征是按照地域来划分居民,由于自然环境、生产工具和生存空间的开放性不同,古希腊国家制度的地域性完全是切断血缘关系而冲破氏族的藩篱的结果,而古代中国国家制度的地域性则是血缘关系通过宗法制度得以延伸的结果.这样,虽然不论是古希腊还是古中国,作为 *** 制度的核心——政治权力,都冲破了地域的限制,但古代中国的权力结构是继续沿着宗族内部的路径而跨越地域空间的,而古希腊的权力结构则是在宗族外部的路径上跨越地域空间的,即先跨越宗族再跨越地域空间.正是这两条不同的跨越路径,决定了国家制度的第二个特征——“权力的公共性”在中西古代的差别：古希腊 *** 制度的“公共权力”逐步发展为公民权,而古代中国 *** 制度的“公共权力”本质上为血统性的“个人”行使.前者演变为“ *** 在民”的路径,后者则演变为“ *** 在君”的路径. 3、中国古代由于土地与血缘的不可分性,使土地分封制无法实行下去并推动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而西方古代土地与血缘的分离性促使契约关系的产生,并使土地分封制发展为土地私有制.本文认为,正是这种差别,使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沿着争夺的路径演变出“大国之君,不如小国之君”的局面,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兼并的方式来扩大势力,增强争夺土地的力量,最后重新走向大统一；而西方古代社会土地制度沿着契约的路径演变出“附庸的附庸不是国王的附庸”的“分藩而治”的 *** 制度局面.不过,中西古代 *** 制度的起源既有从原始社会延伸的一面,但也有体现社会改革方案选择的另一面.不同的社会改革方案,具有促使 *** 制度是满足统治需要或是满足社会需要路径发展的巨大作用. 4、对中西 *** 制度演变的主观路径进行比较研究,也是本文的重要内容.中西古人对 *** 制度的认知和思维路径,与他们各自所处的 *** 制度的客观路径是一致的.不同的认知和思维路径,反过来制约着中西 *** 制度路径的演变.（1）在 *** 起源和权力的认知方面,中国古人认为 *** 起源于立了“受命于天”的君主,“君权神授”要求“君权独制”,对君权的制约主要依靠君主的修养,辅之以必要的外在约束.而西方古人认为, *** 起源于人们为了摆脱混乱的“自然状态”而通过“相互约定”建立的,约定的前提是人人具有参政能力和人人都享有权力,权力的“公共性”决定权力的制约必须以权力的相互制衡为主.（2）在 *** 制度主客体的角色地位的认知方面,中国古人认为君主是“天之子”,是至高无上的,官吏只是为服务君主的需要而设置的“事君之臣”,民众只是“君父”的子民,必须仰仗君父之爱而安乐.而西方古人认为,各级统治者只是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官吏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而产生的“公职人员”,民众是有权参与城邦事务的公民.（3）在 *** 制度设计的思维方面,中国古代的制度设计思维是把个体置于依附关系的网络中,并相信通过教育和引导,每个人都会在这个网络中找到恰当的位置,并遵守网络中的关系规则,规则的核心是家庭关系规则的放大,一切冲突都可以在人伦“情理”中得到妥善的解决.在这个网络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大小决定个体在网络中的地位高低和财产的多寡.而在西方,制度的设计思维是把个体看成是独立的个体,个体在制度中的地位是由个体的能力和财产决定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契约以及法的形式来处理和约束,人间不存在总是善良的“天使”,哪怕是 *** 及其官员本身,所以任何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在约束人的行为的同时,也保护每个人的财产.财产权对每个人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获得政治权力的前提是拥有个人财产. 5、任何制度转型过程都是通过改革或革命来实现的.这个过程充满着新旧的斗争,旧制度的主客观路径对制度转型的约束,表现为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思维约束、对进行制度改革的社会动员的约束以及对改革和革命的社会成本的约束.本文通过对中西近代制度转型的比较研究,揭示中西两种不同制度转型的特点.（1）西方近代制度转型以英法革命为标志,但西方人争取制度转型的斗争是从中世纪就开始的.古典时代的民主遗风和民主观念的影响贯穿于整个中世纪,但文艺复兴使古代政治文明得到更为全面的恢复.英法革命能够在西方确立君主立宪制制度与民主共和制制度,与中世纪市民阶级的一点一滴的斗争和文艺复兴运动是分不开的.西方近代的制度转型是相对中世纪的专制制度而言的,相对于西方 *** 制度的整个演变历史来说,这种制度转型是恢复和发展古代 *** 制度的起源路径.（2）中国近现代的制度转型与西方近代的制度转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是对古代 *** 制度起源路径即单主制（专制主义）路径的打破,改革者、革命家试图建立的新制度,不仅在中国 *** 制度演变史上缺乏任何积淀和思想基础,而且,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路径对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创新理念、制度设计、革命方案等都具有强劲的约束力.中国制度转型的结果是创造性地移植民主制度,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是古代民主制度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就此而言,中国制度性超越的难度远高于西欧各国,也因此决定中国的制度性超越的任务远还没有完成,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 你可以任选其一方面,进行论证.
最佳答案首先是地理环境：希腊是环绕着爱琴海发展起来的，由多个岛屿组成的海洋国家。同时期的中国（具体时间得自己查查，大概是西周末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发展起来的陆上国家。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一个是围绕着海洋发展起来的文化与经济强国，一个是以陆地河流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军事强国。由于地理环境的区别，造成了2国在经济，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区别。首先，最根本的区别是经济基础的本质不同。希腊以爱琴海为核心，利用便利的海上交通，建立了与小亚细亚、埃及北非各国的贸易往来。（希腊的主要出口品是陶器，橄榄油）并逐渐成为地中海的贸易主体，希腊各城邦从这种贸易往来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并逐渐发展为一个强国。而东方的中国，由于是围绕大河进行生产和发展的，于是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商业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次要地位， 商业在对国家的贡献远不如希腊。其次，由于经济的差别，使得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制度有明显的差异。在希腊，商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希腊产生了“共和制”以及“议会”，商人通过这种手段获得政治权力。而由于是由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各个岛屿都希望享有自主的经济权力，又同时希望能有一个可以维持秩序与安全的中央，所以在希腊形成了联邦制。各个城邦都具有高度的自主权。所以希腊的政体是：共和制，政治制度或国体是：联邦制。而中国，由于以定居的农耕文化为核心。拥有土地的奴隶主或早期的地主是社会的统治主体。他们更加需要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中央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因而国家的政治制度倾向于“中央集权制”发展（分封制与郡县制都是中央集权的体现），并以发展农业作为国家富强昌盛的核心，因而国家的基本特点是“重农抑商”。由于经济形式与政治统治秩序的差异，当两个国家逐渐发掌壮大之后，两者产生了更大的区别。希腊强盛之时，仅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几个殖民地，作为贸易据点，希腊对外扩展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贸易市场，其目的是为商人追逐更多的利润。而中国的扩展更多的是为了获取土地和人口，因而在中国完成了统一与发展之后，国土都一直在扩展。在文化上。由于松散的中央控制以及相对独立的联邦制度，希腊的文化相对较为活跃，并且多样。大家所熟知的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物理学家等等都出自于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希腊文化是人类古文化上最闪亮的一颗星。而相对于此，中国的文化就显得不甚活跃。虽然中国的分裂时期曾产生过灿烂的文化，但国家一旦统一，为了维持政治秩序，统治者一般都采取抑制思想自由的政策。相对于统一的希腊，中国在这点显得逊色许多。而相对希腊，中国也有其自身的长处，由于政治的统一，使得国家相对稳定，对周边国家和其他具有很强的向心力。而由于领土扩展带来了广阔的领土，大国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尽管国家曾多次遭遇少数民族的洗劫和侵占，（早在原设社会的西周，就是被北方的戎狄给灭了的）但文化从未断裂过，相反是将周围的落后国家给同化进来，促进了自身民族的发展壮大。而希腊，自从被亚历山大大帝洗劫之后，国家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强大的文化还是继续往外扩展，并为罗马帝国所继承。证明了希腊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打了这么多，真是累...找点材料进去，够楼主写篇论文了！选中了记得加分。我回答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可以让你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我没写过啊 不过是议论文可以仿写 只要论据充足就行
首先要熟知政治制度都包括哪些方面,做好最基础的准备. 其次根据所出题的问题,想想有哪些可用的知识点. 然后也可根据时事政治写一些有关这方面的题材. 最后再做一个总体分析,总结中心内容.些组后一个点题之句即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人民民主专政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 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五、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政治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我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一：《浅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根据课本的相关知识，以及搜索一些资料，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制度设计与运行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政治制度;现状;对策 一、背景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中国人是以个人心思为主动力的，想升官发财，光耀祖宗，是许多中国人过去的思维。而依靠社会科学机制，增加大多数人富裕的 方法 制度或机制创新却很少，大多会用按步就班的方式重复地走来。而当社会腐败无能时，改变政机的方式又是极其简单的愚昧的，最常见的就是起义革命造反之类，当然这也是属于人类的自相残杀而达目的的一种方式。我认为研究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国家来说，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朝代兴亡、政权兴衰或更迭，社会经济发展或倒退，民生安乐或困苦等，几无例外总与当时政治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及其运行是否正常有关;对于个人来说，所有曾经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也几乎都要依托当时的政治制度或借用某些部门达至目标。 二、政治制度的涵义 所谓政治制度，意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各类政治实体加以遵循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它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与社会经济制度、 文化 制度在一起规范着社会成员(包括社会组织)的行为，以确保整个社会有序生存、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它以规范国家政权行为的准则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含那些本身虽非国家政权，但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的其他政治实体(政党、公民等)的行为准则”。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则“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 三、政治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内部结构设置与其功能要求上不协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我国自1997年经改革后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为：组成部门25个、直属机构17个、办事机构6个、部位归口管理的国家局机构19个、再加上直属事业单位9个，共77个之多。而从相应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来看，以第九届全国人大为例，仅设置了民族、法律、财政经济、 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内务司法、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农业与农村共9个专门委员会，但就在此次人大会上共收到各种议案达830件之多。很显然，这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关系，全国人大也很难有效的对此进行审议与监督，也既无法实现其设置的功能要求。 (二)法律制度方面，应急待解决人民爱法、尊法与崇法的习惯 近些年，虽然中国在法制建设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与目前转型期所出现的问题相比，仍显不够。以2001年1至11月为例，该期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犯罪大案15877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280件;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16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136件，其中重特大案件2146件;查办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嫌疑人1704人，同比上升。由此可见，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其普遍性，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中国 传统文化 道德体系中的自我规范的失效和法制的不健全。 四、正确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其一，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都必然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和体现本国的国情，并具有本国的特点，其结果也理所当然与中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民族心态、哲学伦理思想等密不可分，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首先应坚持历史的视角。有些现在看来不适合，甚至违背现代民主原则的制度，如1949年后不久成立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强调党政不分的“一元论”，“计划经济”体制等，在当时却往往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并产生过难以取代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采取当时的形式并非偶然，而是经过当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反复筛选和论证，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 其二，要注意“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应看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抗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土，都曾起到值得肯定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清醒看到，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还是官僚资产阶级，都必然运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以维护本身的统治利益。因此，旧时代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如他们或是突出王权、皇权、特权;或者是强调人治，发展个人独裁;或是强调华夷之分，顽固地保留和利用宗法体制等，这些都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一定影响。 其三，要用比较的方法。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方法是实验，但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可能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进行，而 经验 证明比较的分析方法最可行。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方面，进行纵向对比，今天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另一方面，进行横向对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目前国外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 结论 通过中国政治制度的学习，不仅掌握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还让我懂得了学会分析从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受益匪浅：其一，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那么多，各种资源总量虽然不少，但按人口平均的水平，往往是很低的。鉴于这些情况，中国要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其二，中国现行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目前的制度中使人感到最不满意的一点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的作用太大。这种权大于一切的情况，不仅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为腐败的盛行创造了条件，还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基于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与不足，我们要在不断发展中进行改进，促进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悦.政治文化向度与制度选择[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李月军.中国政治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J].学海，2009(6). [3]王兆刚.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东方论坛，2011(3). [4]徐永军.政治制度正义、属性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J]，2004(4). [5]俞可平.简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5).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二：《当代中国政治的出场学研究》 〔摘要〕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本文认为， 政治研究应采取出场学研究方法，在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含义的理解，认为交往 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具有基础意义。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利益关系是 社会形态分类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特定社会所适合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就是要在正确指认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前提下去探索适合的政治模式。 〔关键词〕 出场学;当代中国政治;政治 哲学 〔作者简介〕胡宇，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苏州 215123。 (一)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理论研究需要抱有深深的问题意识。构建理论形态当然重要，但是对理论构建的时代语境和方法论的考察更是具有前提考察和批判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的特征是，“她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1〕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应该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以完成“出场”、“在场”、“退场”、“缺场”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作用，防止再次出现德里达所言的“脱节的时代”。任平教授所提出的出场学方法着重从三个方面研究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出场语境是对时代地平线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出场的现实基础的考察，特别是对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现实条件和当代的现实之间的“历史间距”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与在场性所遭遇的一切‘脱节’和挑战，都来源于新全球化时代所造就的时代语境的影响。高度关注一系列新全球化问题并成为‘ 反思 的问题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与出场方式。解答问题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形态。”〔2〕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应该如何构建。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的原理，要想构建合理的政治框架，必须搞清楚市民社会的基本状况。政治模式必须适合社会形态的基本状况，否则政治上层建筑就可能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需要搞清楚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形式? (二) 社会是交往关系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质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由为了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造就的，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要想维持人的生命就必须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就必须有可满足需要之物，要想获得满足需要之物就必须进行生产。即便是旧石器时代的采猎经济也仍然是一种生产活动。即便是采猎经济也不是孤独的鲁滨逊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共同活动，是一种交往活动。马克思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存在。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生产力或技术交往结构描述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实体结构，它表现的是人们事实上是如何改造自然，获得满足需要的物品。生产关系或经济交往结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意义结构，描述的是进行共同生产的人是如何被 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以及人们能从生产结果中获得什么份额。相对于孤独的鲁滨逊，共同生产的人们立即面临分工、所有制、产品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主体参与交往总有其期望实现的主观设定的意义，但交往实践最终给其带来的意义首先是客观的，与其主观设定的意义可能不相一致，并且交往实践对各极主体都产生意义，而且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相关联的。根源于同一交往实践的各极意义彼此相关，彼此以其他各极意义作为本意义存在的条件。 政治是以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政治的本质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每个人都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人们的资质和能力当然有差异，这样就决定了他能参与的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客观意义或结果的差异，这是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和矛盾产生的根源。除了自身能力和资质外，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客观意义和结果，因此，经济主体总是希望制度体系能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为此积极去影响制度的变迁。马克思曾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批评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只要求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实际的斗争。我们认为，政治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交往基础上的政治交往实践活动。政治是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而产生的多极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实践活动和结成的交往关系。这个定义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的涵义：(1)政治起源于对物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协调和解决。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人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进而产生了阶级。最初是依靠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去解决物质利益矛盾，这就是政治的最初萌芽。随着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就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与社会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这就是国家，国家成为物质利益矛盾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2)在阶级社会里，物质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政治关系也主要体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产生以后，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夺国家政权。私有制产生、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不简单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它是由私有制所导致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从而“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5〕阶级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经济关系的社会承担者，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交往整合而成的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6〕因而“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7〕而“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8〕所以“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 (三) 生产力落后的国家 发展 社会主义始终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是在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和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缓慢发展生产力，从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始终处于边缘国家的地位;还是实行有限的公有制和按劳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础上解放生产力和快速发展生产力，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发展路径选择。前一种路径意味着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上层 建筑不符合 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严重脱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从体现，表面上的公平正义掩盖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生活需要，物质利益矛盾被暂时性地掩盖了起来。以这条道路去发展社会主义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中国选择了后一种路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物质生产力迅速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特征，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如何看待这个现实? 历史 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借助于世界性的交往来充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资金、科学技术和 文化，马克思晚年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闭关锁国和 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正确的路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突破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主体、经济 实践关系、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存在的传统实践观的缺陷，这需要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有利于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生成和发展，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微观经济主体的资质和能力的差异决定了他能参与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物质利益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产生的根源。除此之外，与现实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就必须承认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物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同时，我们要看到，物质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是会发展变化的，非对抗性矛盾有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因此需要对物质利益矛盾进行协调和控制，既保持物质利益差异的存在，又使物质利益差异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既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动力，又使社会稳定有序，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性质。 这样，我国的 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就有了基本的方向。由于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分化，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共同体，他们都有参与政治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政治的多极主体交往的本性在我国也就越来越显现。如何处理党和政府的“一元”与利益群体的“多元”，如何协调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共同利益和个体利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作为物质利益差异性的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现实，也是当代中国各项改革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我们必须尊重当代中国差异性社会的现实，承认物质利益差异化的现实，承认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基于政治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多元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结成政治交往关系的活动的理解，去寻找和建构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模式。 〔参考文献〕 〔1〕〔2〕任平.创新时代的 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89. 〔3〕〔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三：《浅谈思想政治教师要提高政治素质》 〔10〕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猜你喜欢： 1. 大学生励志论文2000字 2. 大学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 3. 关于责任的政治论文2000字 4. 大学生社会道德相关论文2000字 5. 大学生思想道德论文范文2000字
一米等于100cm，古代不同时期，一尺长短不同 商代，一尺合今，按这一尺度，人高约一丈左右，故有“丈夫”之称； 周代，一尺合今 ； 秦时，一尺约 ； 汉时，一尺大约—— ； 三国，一尺合今 ； 南朝，一尺约 ； 北魏，一尺合今 ； 隋代，一尺合今 ； 唐代，一尺合今 ； 宋元时，一尺合今 ； 明清时，木工一尺合今。
元朝在西藏委派官吏,驻扎军队,清查户口,征收赋税,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正式行政区域.
13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并在元朝的扶持下，建立了萨迦地方政权。元朝除在中央设总制院管辖西藏地方的军政和宗教事务外，又下设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都元帅府，具体负责处理西藏的卫（前藏）、藏（后藏）、阿里等地的军政事务；元朝规定，从中央的宣政院，到吐蕃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万户以上的重要官员，都由宣政院或帝师提名，由皇帝委任。各级官员都是“僧俗并用”、“军民通摄”，即不但管理军政，而且同时管理民政。这种僧俗官员并行的制度，以后一直沿续下来，成为历届西藏地方政权沿用的定制。元朝的历法和刑法也推行到西藏地区，萨迦本钦即根据元朝法律重订了西藏地区的民刑律例。
元朝的西藏，大约是现在西藏的一半左右，是自治省，不受中央管理的，元政府在西藏设立了一个官叫做宣政院，由中央派人担任此处长官，一般担任的人都是刚被灭的吐蕃人，然后元政府派长驻兵留守，并且不给宣政院兵权，而且宣政院没有处理大事件的能力，因此西藏已经劳劳控制在元政府的掌握之下。表面上是自制，其实是很受限制的，与现在的西藏不同。至于与前人的变化，在元之前大约600多年，西藏一直是独立的政权，叫做吐蕃，直到唐初才有联系，文成公主下嫁就是嫁到了那里，可是后来安史之乱后，吐蕃与唐决裂，并且攻下了唐朝的24州以及整个西域，而到了后来被元所灭。
自13世纪中叶元朝：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后，西藏正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的一个行政区域，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但历代中央政府始终对西藏行使着有效的主权管辖。元朝对西藏的管辖，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将西藏设立为中央政府的一个行政区域。元朝将整个藏区分为三道，设立了3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宣慰司。在甘、青、川西北藏区设有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在今四川甘孜州设有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在今西藏地方设有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乌思（今西藏中部地区）、藏（今日喀则地区）、纳里速古鲁孙（今阿里地区）。以上3个宣慰司的首领宣慰使均由帝师或中央管理机构宣政院推荐，皇帝任命。二是设立管理西藏事务的中央机构宣政院。早在1264年，忽必烈在中央设总制院机构，负责境内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由国师八思巴（西藏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侄子）掌管。八思巴之后由元朝宰相桑哥（藏族人）担任总制院使。1288年，宰相桑哥为了加强对整个藏族地区的统一管理，向忽必烈建议把总制院改为宣政院，使宣政院和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成为平行的中央四大机构。三是清查户口。清查户口是元朝治理西藏的重要措施，元朝中央曾3次派官员赴藏清查户口。1260年，忽必烈刚即位就派官员入藏调查清理户口，确定赋税的数额。1268年，又派官员赴藏第二次清查户口。这次清查了乌思藏的13万户属民户口，任命了万户长，确定了每个万户应该缴纳的贡赋数量。由于这次清查户口较为彻底，为后来完善驿站和建设地方行政体系提供了依据。1287年，元朝再派官员进藏第三次清查户口。四是设立驿站。根据藏文史书《藏汉史集》记载，忽必烈即位初期就派官员进藏，按照各地道路的险易、土地的肥瘠以及人口的多寡，仿照汉地驿站制度，从青海的汉藏交界处至萨迦设立了27所驿站，其中乌思藏地区设有11所，由中央直接派官员管理。后来又设立军站，特为军事行动提供方便。驿站的设立，是元朝对西藏地方和其他藏族地区有效管理的重要保证之一。同时，对加强藏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促进藏族与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亦起了很大作用。五是对西藏地方各级官员实行任免、赏罚制度。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经忽必烈任命，掌管西藏地方事务，受封为“白兰王”，后来八思巴家族的锁南藏卜等人也被授为“白兰王”。恰那多吉死后，元朝设萨迦本钦一职掌管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为西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宣慰使司都元帅、元帅、万户长等高级官员都须经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由皇帝任命。中央政府还向西藏各教派的一些上层僧人授以宁国公、文国公、国师、三藏国师、灌顶国师、大元国师、大司徒等名号。对西藏地方高级官员的处罚也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有时还采取非常措施。如，第二任萨迦本钦贡噶桑布违抗八思巴，忽必烈派宰相桑哥带兵入藏，攻占了贡噶桑布所据的城堡，并处死了他。必里公（今墨竹工卡县直贡乡）万户起兵反抗萨迦，元朝派皇孙率军援助萨迦本钦昂林，焚毁了直贡主寺，平息了直贡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