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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时期是中国早期政治文明的形成阶段，如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完备的分封制与宗法制，以宗法制为核心，具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夏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始创王位世袭等制度。夏商时期实行的王位世袭制，代替了原始社会时期的禅让制。商朝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内服与外服制度。这种制度对西周的宗法制与分封制有直接影响；商朝是奴隶制国家，奴隶主居于统治地位。神权色彩浓厚，敬鬼神，盛行祭祀占卜。西周时期，国家政权和行政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分封制，以血缘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演变为严格的宗法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三者结合，互为表里。宗法制将君位的承传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防止贵族之间因为权力的继承问题发生纷争，维护了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即：神权与王权相结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国家的政治结构；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包含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两个概念。专制主义，是就中央的的决策方式而言的，具体说就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至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中央集权这是针对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受制于中央政府。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基本的政治制度。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概念，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的，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二者之间的联系：①地方和中央都必须服从皇帝一人。②专制主义皇权加强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时，专制主义皇权削弱时，往往也是中央集权不力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实行原因：经济根源：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这一政治制度的出现是由封建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为封建的自然经济具有分散性，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政治根源：巩固、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秦吸取周无子在诸侯割据局面下无能力的教训，在统一全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理论根源：法家思想奠定理论基础。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子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理论基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萌芽（战国）：商鞅建立县制，百官服从君主法令的封建官僚制度建立。确立（秦朝）：一整套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建立。（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制，中央三公九卿的官制，地方推行郡县制）。巩固（西汉）：①汉景帝“削藩”平定七国三乱。②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夺王侯爵位，解决王国问题。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思想专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完善（隋唐）：①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相当于宰相，相互牵制和制约，避免宰相的专权，又一定程度上牵制君主专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②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参加到政权中来，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加强（北宋）：采取“杯酒释兵权”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防止了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加强了中央集权。发展（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保证了中央统一政令的实行。在地方设“行省”实行行省制度，对后也影响深远。强化衰落（明清）：明朝废丞相，形成君主独裁的局面，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还遍设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强化的突出表现。清朝沿用明制，后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历史作用有积极的：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 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统一的环境下，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但也有消极的： 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箝制了思想。 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雅典民主的特点是人民主权和“轮番而治”，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的产生及运作就充分体现了雅典民主的上述特点。雅典民主虽然有其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性，尤其是它的民主仅是雅典男性公民的民主，而非全体国民的民主，但它毕竟创造出一系列民主运作的方式，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最值得参照的政体形式，为人类文明中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完善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它对人类民主政治以至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有无可替代的意义。以《十二铜表法》和《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为主的古罗马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构成了罗马法的主要内容。罗马法法渊源于罗马奴隶制度，仅使用于罗马公民内部，奴隶则被排除在法律的保障和所赋予的权力之外，因此它又被称为“公民法”。随着罗马对外扩张范围的扩大，罗马法中又逐渐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各民族的新的共同法律——“万民法”。罗马法的创设，有力地规范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调节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起到了有力的维系作用。这也为后世人们理解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意义提供了重要启示，法律成为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明中的基本条件。古代希腊形成较发达的民主政治和罗马形成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与古代中国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都有其必然性。其必然性在于：古代希腊、罗马地处地中海南部沿海，山多地少，港湾、岛屿众多，所以形成了以工商业、航海业为主的海洋型经济(海洋文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经济要求社会有公平的法则，以及较自由、宽松、民主的政治氛围，这样，古代希腊就逐步形成了小国林立、民主政治发达、法制体系较完善的社会。另一方面，欧洲气候宜人，温暖多雨湿润，其麦田可以沿着山坡分布，不需要灌溉，也不需要排涝，也就不需要政府来协调水利，修河通渠。古代中国区域广大、土地辽阔，适于农耕，逐渐形成了一种农业文明(农业经济)，农业经济要求有强有力的政府来控制水系，协调农业生产，组织抵御自然灾害。在同一水系，对水、土地的控制变得特别重要，一山不容两虎，在争夺中，容易形成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进而形成强大的皇权。中国长期存在的分散性封建自然经济，农民随时面临天灾(旱涝蝗灾)、人祸(地主官僚欺压等)，其生产、生活甚至人身安全非常脆弱，一旦失去土地，就可能沦为流民，揭竿而起，威胁封建王朝。因此，农民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保护，政府也必须保持强大，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镇压农民的反抗。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专制到民主,也就是说,民主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比专制先进\进步的社会组织形式,也是一种必然趋势.专制社会里的社会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就会采用民主制度来治理国家.
中国古代 *** 制度的起源和形成的时间,与古希腊、古罗马 *** 制度的起源和形成的时间差不多,但为何古希腊、古罗马能够形成为民主政体的 *** 制度路径,而中国却形成为君主专制政体并延续了几千年?其中有什么关键性的客观变量和主观变量决定这两条不同的制度路径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西方的 *** 制度在经历了中世纪的君主政体之后,为何在近代能够回复到古代民主路径并发展为现代民主 *** 制度?而近代中国的制度转型为何如此艰难? 1、中西古代 *** 制度起源和形成为两条不同的路径,即单主制（专制主义）路径和共和制（民主主义）路径,前者具有任命制、终身制和集权制等特征,后者具有选举制、任期制和分权制等特征.本文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并认为：中西古代的两条 *** 制度路径并不是在国家正式形成时才分野的,而是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了雏形的特征,中国在原始社会的酋邦制度中已经出现了单主制的特征. 2、国家制度的第一个特征是按照地域来划分居民,由于自然环境、生产工具和生存空间的开放性不同,古希腊国家制度的地域性完全是切断血缘关系而冲破氏族的藩篱的结果,而古代中国国家制度的地域性则是血缘关系通过宗法制度得以延伸的结果.这样,虽然不论是古希腊还是古中国,作为 *** 制度的核心——政治权力,都冲破了地域的限制,但古代中国的权力结构是继续沿着宗族内部的路径而跨越地域空间的,而古希腊的权力结构则是在宗族外部的路径上跨越地域空间的,即先跨越宗族再跨越地域空间.正是这两条不同的跨越路径,决定了国家制度的第二个特征——“权力的公共性”在中西古代的差别：古希腊 *** 制度的“公共权力”逐步发展为公民权,而古代中国 *** 制度的“公共权力”本质上为血统性的“个人”行使.前者演变为“ *** 在民”的路径,后者则演变为“ *** 在君”的路径. 3、中国古代由于土地与血缘的不可分性,使土地分封制无法实行下去并推动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而西方古代土地与血缘的分离性促使契约关系的产生,并使土地分封制发展为土地私有制.本文认为,正是这种差别,使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沿着争夺的路径演变出“大国之君,不如小国之君”的局面,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兼并的方式来扩大势力,增强争夺土地的力量,最后重新走向大统一；而西方古代社会土地制度沿着契约的路径演变出“附庸的附庸不是国王的附庸”的“分藩而治”的 *** 制度局面.不过,中西古代 *** 制度的起源既有从原始社会延伸的一面,但也有体现社会改革方案选择的另一面.不同的社会改革方案,具有促使 *** 制度是满足统治需要或是满足社会需要路径发展的巨大作用. 4、对中西 *** 制度演变的主观路径进行比较研究,也是本文的重要内容.中西古人对 *** 制度的认知和思维路径,与他们各自所处的 *** 制度的客观路径是一致的.不同的认知和思维路径,反过来制约着中西 *** 制度路径的演变.（1）在 *** 起源和权力的认知方面,中国古人认为 *** 起源于立了“受命于天”的君主,“君权神授”要求“君权独制”,对君权的制约主要依靠君主的修养,辅之以必要的外在约束.而西方古人认为, *** 起源于人们为了摆脱混乱的“自然状态”而通过“相互约定”建立的,约定的前提是人人具有参政能力和人人都享有权力,权力的“公共性”决定权力的制约必须以权力的相互制衡为主.（2）在 *** 制度主客体的角色地位的认知方面,中国古人认为君主是“天之子”,是至高无上的,官吏只是为服务君主的需要而设置的“事君之臣”,民众只是“君父”的子民,必须仰仗君父之爱而安乐.而西方古人认为,各级统治者只是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官吏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而产生的“公职人员”,民众是有权参与城邦事务的公民.（3）在 *** 制度设计的思维方面,中国古代的制度设计思维是把个体置于依附关系的网络中,并相信通过教育和引导,每个人都会在这个网络中找到恰当的位置,并遵守网络中的关系规则,规则的核心是家庭关系规则的放大,一切冲突都可以在人伦“情理”中得到妥善的解决.在这个网络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大小决定个体在网络中的地位高低和财产的多寡.而在西方,制度的设计思维是把个体看成是独立的个体,个体在制度中的地位是由个体的能力和财产决定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契约以及法的形式来处理和约束,人间不存在总是善良的“天使”,哪怕是 *** 及其官员本身,所以任何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在约束人的行为的同时,也保护每个人的财产.财产权对每个人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获得政治权力的前提是拥有个人财产. 5、任何制度转型过程都是通过改革或革命来实现的.这个过程充满着新旧的斗争,旧制度的主客观路径对制度转型的约束,表现为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思维约束、对进行制度改革的社会动员的约束以及对改革和革命的社会成本的约束.本文通过对中西近代制度转型的比较研究,揭示中西两种不同制度转型的特点.（1）西方近代制度转型以英法革命为标志,但西方人争取制度转型的斗争是从中世纪就开始的.古典时代的民主遗风和民主观念的影响贯穿于整个中世纪,但文艺复兴使古代政治文明得到更为全面的恢复.英法革命能够在西方确立君主立宪制制度与民主共和制制度,与中世纪市民阶级的一点一滴的斗争和文艺复兴运动是分不开的.西方近代的制度转型是相对中世纪的专制制度而言的,相对于西方 *** 制度的整个演变历史来说,这种制度转型是恢复和发展古代 *** 制度的起源路径.（2）中国近现代的制度转型与西方近代的制度转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是对古代 *** 制度起源路径即单主制（专制主义）路径的打破,改革者、革命家试图建立的新制度,不仅在中国 *** 制度演变史上缺乏任何积淀和思想基础,而且,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路径对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创新理念、制度设计、革命方案等都具有强劲的约束力.中国制度转型的结果是创造性地移植民主制度,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是古代民主制度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就此而言,中国制度性超越的难度远高于西欧各国,也因此决定中国的制度性超越的任务远还没有完成,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 你可以任选其一方面,进行论证.
萌芽：理论上，韩非子最先提出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 实践：秦国商鞅变法，规定废分封，行县制 “ 燔诗书而明法度”，实行中央集权制度。 建立于秦朝：秦统一后，为了巩固统治，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确立皇帝制、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实行郡县制，并颁布秦律。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焚书坑儒加强思想控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特点：把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权利高度集中成为秦朝统治的最基本特征。 巩固于西汉： 内容：西汉改革管制，组成内朝和外朝，加强皇权。实行刺史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僚的控制。颁布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解决王国问题。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 特点：强化了皇权。重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统治。将儒家思想改造为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需要的指导思想。 完善于隋唐： 内容：实行三省六部制，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将宰相的权利一分为三从而消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 创立和完善了科举制，扩大了官吏来源，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加强了中央集权，调整和健全了府兵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不易 形成将帅用兵的自重局面。 特点：用分权的办法加强皇权。官员选拔规范化、制度化，考试成绩取代了门第出身。 加强于宋元： 北宋：集中军权。设三衙统领禁军，并与枢密院互相牵制；实行更戍法，以防武将专权。 集中行政权。设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派文官做知州，知州设通判，二者互相牵制。 集中财权。在各路设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政。 集中司法权。中央派文官担任地方司法职员。悟涵 通过以上措施，皇帝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财政、行政和司法大权，铲除了封建藩镇割据的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 元朝：在中央健全了中央官制， 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事物；设宣政院，统领宗教事务和管辖西藏地区。 在地方，实行行省治度。 特点：强干弱枝（北宋）；在中央分权基础上的地方分权（北宋）； 地方行政体系有了重大发展（元）和；建立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直辖管理制度（元） 提醒：在皇权与相权方面，唐朝和北宋均通过分权的方式来削弱宰相的权利。 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宰相的权利一分为三； 北宋设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军权、财权。 元朝时，废三省，施行一省制，即中书省，长官为宰相由此宰相地位逐渐位高权重，威胁皇权。于是，明朝建立后，裁撤中书省，废除丞相也就成为必然。 由此可见，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在唐朝、宋朝、元朝、明朝尤为突出。 强化与明清 明初：在中央、，废丞相 权分六部 ；地方实行三司分权。 改大都督俯为立军都督俯，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 制定《大明律》。 设厂卫特务机构。 实行八股取士，加强思想控制。 设内阁（明朝设立的内阁是封建主义君主专制的产物，英国的内阁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 清： 沿用了明朝的内阁六部 。 增设军机处，标志着我过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 大兴宣政院。 特点 皇权空前强化，封建专制注意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
中国近代史论文： 浅评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他，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他，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他，坚决反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差使中国失去了西北的大面积领土……他，就是功过是非集于一身，在近代史上被纵说纷纭、评判好坏不一的清廷官员——李鸿章。我并非为其正名，亦无意恣意诽谤，只是根据辩证唯物观点，站在尽量公正的立场分析他对于中国近代史不可磨灭的影响，或好或坏。 晚清重臣李鸿章，他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兴办洋务运动，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最后哀荣。从他步入仕途之始 ，“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在他盖棺后的100多年来“论犹未定”。有说其有误国、卖国之罪的，一说他有爱国进取之心，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论不过是过世云烟罢，我也只是仅仅根据其人其事对近代史的影响谈些个人看法，毕竟在近代史上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不灭，一味颂扬或者盲目贬斥都暂且放开一旁吧。根据历史先后顺序，我拣选了一些重要事件，且发表我的一愚之见。一、“壮年戎马”壮年李鸿章，是考取功名之后，投笔从戎的。那时的他，初出茅庐，被曾国藩赏识。他曾奉曾国藩之命整顿团练，招募新兵编练淮军。1864年，率部攻克常州，再攻占太平天国首府南京。1865年，署两江总督。旋调集淮军6万人赴河南镇压捻军，接替曾国藩为“剿捻钦差大臣”。可以说他是戎马十年了。1、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世史家和百姓骂成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其实这不仅对李是不公平的,对太平天国也是不公平的。大家太”抬举”它了！事实上，太平天国自从定都南京之后，就失去了原先的代表农民阶级的农民军的实质，内讧四起,骄傲自满,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愈来愈多的侵蚀到革命队伍内部。大兴土木建筑王宫,养尊处优生活奢靡.这就证明了太平天国在本质上与清庭没什么差别。再则，当时的李鸿章并非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角，作为才出道的书面小生，他仅仅是个配角罢了。由此观之，李鸿章之于太平天国运动，不过只是历史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据历史发展观来讲，作为农民政权本身具有局限性的太平天国始终都会走向末路，而李鸿章便成为了恰好使其末路的人而已。除此，别无其他。2、编练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李鸿章深切体会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他精选优秀军官担任不同职务，任用其能，并以西式武器装备部队，坚持新法训练,以改进淮军的战斗力。有了这样一支军队,李在与太平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胜,不仅保住了上海,而且钳制住了太平军的许多精锐之师,对清庭最终战胜太平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军队就在李到了上海之后建立起来。他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是由不同力量的竞争者所组成,西方在武器和技术方面都已大大超越中国。所以，在军事上，他开始采用西化管理并装备了西式器械，对于中国军事近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军事近代化从此开始了。 二、“中年封疆”封疆大吏李鸿章，当时已是权倾三朝。彼时，俄国占据着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 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在大清地图上形如虚设，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已经消失。 他却向慈禧奏言：“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他用“海防”重于“塞防”的理由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并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这是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尽管在左宗棠的坚持下终在一年后全境收复新疆，但李鸿章在这件事上渲染的败笔，差使中国如丧失外蒙古一般丧失新疆，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三、“晚年洋务”确实，李鸿章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清王朝末世衰危、内忧外患，在同外国的交往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师夷长技”的重要性。因此，他"师夷长技"，以清醒的头脑和勇于探索、实践的精神，求取中国的"富"和"强"。洋务运动后期，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领导和兴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创办了实力强大的中国近代海军；派遣了留学生，培养人才。所有这些，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使落后的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他的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影响直至今天仍留烙印。这些都说明，李鸿章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全方位的近代化。然则李鸿章主张的“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始终没触及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对于上层建筑他有着深深的信仰，彻底贯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所以就算对于各方面近代化工作李鸿章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作为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却忘记了进一步推动事物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他对历史的影响就是反向性的了。所以，最后，洋务运动失败了，失败于他对于封建势力的忠诚上，失败于他永不会触犯的封建制度上。纵有对中国近代化诸多方面的推动，最后，洋务运动都不得不止步于无法触及制度的软肋上，也便是功亏一篑了。四、签订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的一生，多次代表清廷办理对外交涉，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法》、《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晚年李鸿章，已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他认为，“外须和戎 ,内须自强”，在与外国交涉中，他负责具体的谈判、具体的签字、具体办理了很多的条约。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从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其所思所为无不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为了争取和局，在交涉时他又失却了坚守，多有妥协。1、《中法新法》由于李鸿章一向坚持争取和局的外交思想，并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就其和局思想本身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但他的这一思想客观上却存在很大的局限，并直接导致了中法战争中国的不败而败。要知道，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曾有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可见就历史的环境而言，对中国的自强是相当有利的。就中法战争失败，签订《中法新法》来说，李鸿章耽误了中国发展的前程。不敢说历史就此改变，但他对近代史的负影响从这里已经显现出来。2、《马关条约》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故意挑起的侵略战，而清政府对于日本肆意的挑衅却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此时的李鸿章，仍旧是按照他一贯的主张争取和局，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不和？这是一个问题，它决定了中国会不会签条约，当然，他是要求和了，整个腐败的清王朝都是要求和了。从这一点来看，顺应时局顺应大流的李鸿章追随清王朝就注定败局。然而后人骂他卖国贼，我却不敢苟同了。要说啊，我们的李鸿章同志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一心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打死也是不会卖国的。毕竟，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是不允许他这样做的。在谈判过程中，日方条件苛刻，他努力乞求降低条件，最后在日本的威逼与清廷的妥协下，李鸿章签下了历史上最刻毒的《马关条约》。悲乎，李鸿章！注定的历史棋子。小结纵横驰骋晚清政坛半个多世纪的李鸿章，被梁启超评价 “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他在仕途几十年间涉及了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促进近代化的事迹显示了他创新的血液，执意中国苟且于侵略者手中是他阶级本质的表现，而封疆时期反对收复新疆的过激则是他不可逃脱的罪责。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李鸿章创新过，李鸿章妥协过，他是中国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的特征存在于中国历史过渡的特征。作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开路先锋，也因对外来侵略者的妥协退让而使中国丧失主权和领土。综述，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正负都是有的，而这些，谁也不能称出个孰轻孰重。只是，功过焉能相抵，遭遇是是非非的老人，他不过是被历史玩弄于鼓掌间的棋子罢了。
二十多年来，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指引下，经过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两岸人员往来以及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蓬勃发展。海峡两岸经济上相互促进、互补互利的局面初步形成。我们有理由相信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指日可待。 1、“一国两制”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史无前例。在社会主义探索阶段，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的春风吹拂下，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国历史进入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用新思想、新制度、新手段，填补了这个时期决解新矛盾原则的缺失。 2、“一国两制”表现了尊重人权，保障人民利益，是实现了“人性化”原则的典范。 “一国两制”保证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不变，符合港澳台同胞的要求，是尊重人权的典范。 3、“一国两制”实现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维护了祖国的和平与稳定。 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的指引下，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台湾问题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海峡两岸局势逐步走向缓和。目前，海峡两岸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呈现良好的趋势发展，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为期不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饱受战争创伤的华夏子孙的强烈要求，也顺应了“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发展主题的要求。 4、“一国两制”是解决部族矛盾和党派纠纷的典范，也是在解决民族问题上实现互惠互利，实现双赢的典范。 5、“一国两制”的实施和发展，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从而充分的说明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是水火不容，不共戴天。 在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相安无事，和睦共处，预示着在同一个地球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长期共存的前景更加广阔。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人与人或者人与社会的一种活动规则，都是人类社会两种不同的尝试，并且这两种规则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一国两制”是我们认识社会制度的里程碑。本观点出自刘德著作的《财富论》。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一、概念：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应当分成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两个概念来理解，同时又要注意二者之间的联系。 1、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概念，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 2、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的，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 3、二者之间的联系：①地方和中央都必须服从皇帝一人。②专制主席皇权加强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时，专制主义皇权削弱时，往往也是中央集权不力时。 二、实行原因 1、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模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这种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建立。 2、巩固、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秦吸取周无子在诸侯割据局面下无能力的教训，在统一全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 3、法家思想奠定理论基础。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子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理论基础。 三、基本内容 1、皇帝制；2、中央行使制度；3、地方行政制度，其核心是集一切权力于皇帝。 四、特点： 1、皇权至上原则；2、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3、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一律由皇帝直接任免；4、皇帝从决策到行使立法、司法、行政等独断权力；5、宣扬“君权神授”；6、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 五、基本矛盾： 1、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 2、皇权与相权矛盾（中央政府内部矛盾）。 六、发展演变： 1、萌芽（战国）：商鞅建立县制，百官服，从君主法令的封建官僚制度建立。 2、确立（秦朝）：一整套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建立。（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制，中央三公九卿的官制，地方推行郡县制）。 3、巩固（西汉）：①汉景帝“削藩”平定七国三乱。②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夺王侯爵位，解决王国问题。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思想专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4、完善（隋唐）：①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相当于宰相，相互牵制和制约，避免宰相的专权，又一定程度上牵制君主专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②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参加到政权中来，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 2 5、加强（北宋）：采取“杯酒释兵权”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防止了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加强了中央集权。 6、发展（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保证了中央统一政令的实行。在地方设“行省”实行行省制度，对后也影响深远。 7、强化衰落（明清）：明朝废丞相，形成君主独裁的局面，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还遍设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强化的突出表现。清朝沿用明制，后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 七、作用： 1、积极作用： ① 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 ② 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③ 在统一的环境下，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2、消极作用：① 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② 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箝制了思想。③ 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
最佳答案首先是地理环境：希腊是环绕着爱琴海发展起来的，由多个岛屿组成的海洋国家。同时期的中国（具体时间得自己查查，大概是西周末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发展起来的陆上国家。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一个是围绕着海洋发展起来的文化与经济强国，一个是以陆地河流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军事强国。由于地理环境的区别，造成了2国在经济，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区别。首先，最根本的区别是经济基础的本质不同。希腊以爱琴海为核心，利用便利的海上交通，建立了与小亚细亚、埃及北非各国的贸易往来。（希腊的主要出口品是陶器，橄榄油）并逐渐成为地中海的贸易主体，希腊各城邦从这种贸易往来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并逐渐发展为一个强国。而东方的中国，由于是围绕大河进行生产和发展的，于是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商业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次要地位， 商业在对国家的贡献远不如希腊。其次，由于经济的差别，使得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制度有明显的差异。在希腊，商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希腊产生了“共和制”以及“议会”，商人通过这种手段获得政治权力。而由于是由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各个岛屿都希望享有自主的经济权力，又同时希望能有一个可以维持秩序与安全的中央，所以在希腊形成了联邦制。各个城邦都具有高度的自主权。所以希腊的政体是：共和制，政治制度或国体是：联邦制。而中国，由于以定居的农耕文化为核心。拥有土地的奴隶主或早期的地主是社会的统治主体。他们更加需要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中央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因而国家的政治制度倾向于“中央集权制”发展（分封制与郡县制都是中央集权的体现），并以发展农业作为国家富强昌盛的核心，因而国家的基本特点是“重农抑商”。由于经济形式与政治统治秩序的差异，当两个国家逐渐发掌壮大之后，两者产生了更大的区别。希腊强盛之时，仅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几个殖民地，作为贸易据点，希腊对外扩展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贸易市场，其目的是为商人追逐更多的利润。而中国的扩展更多的是为了获取土地和人口，因而在中国完成了统一与发展之后，国土都一直在扩展。在文化上。由于松散的中央控制以及相对独立的联邦制度，希腊的文化相对较为活跃，并且多样。大家所熟知的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物理学家等等都出自于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希腊文化是人类古文化上最闪亮的一颗星。而相对于此，中国的文化就显得不甚活跃。虽然中国的分裂时期曾产生过灿烂的文化，但国家一旦统一，为了维持政治秩序，统治者一般都采取抑制思想自由的政策。相对于统一的希腊，中国在这点显得逊色许多。而相对希腊，中国也有其自身的长处，由于政治的统一，使得国家相对稳定，对周边国家和其他具有很强的向心力。而由于领土扩展带来了广阔的领土，大国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尽管国家曾多次遭遇少数民族的洗劫和侵占，（早在原设社会的西周，就是被北方的戎狄给灭了的）但文化从未断裂过，相反是将周围的落后国家给同化进来，促进了自身民族的发展壮大。而希腊，自从被亚历山大大帝洗劫之后，国家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强大的文化还是继续往外扩展，并为罗马帝国所继承。证明了希腊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打了这么多，真是累...找点材料进去，够楼主写篇论文了！选中了记得加分。我回答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可以让你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我没写过啊 不过是议论文可以仿写 只要论据充足就行
首先要熟知政治制度都包括哪些方面,做好最基础的准备. 其次根据所出题的问题,想想有哪些可用的知识点. 然后也可根据时事政治写一些有关这方面的题材. 最后再做一个总体分析,总结中心内容.些组后一个点题之句即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人民民主专政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 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五、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政治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我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一：《浅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根据课本的相关知识，以及搜索一些资料，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制度设计与运行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政治制度;现状;对策 一、背景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中国人是以个人心思为主动力的，想升官发财，光耀祖宗，是许多中国人过去的思维。而依靠社会科学机制，增加大多数人富裕的 方法 制度或机制创新却很少，大多会用按步就班的方式重复地走来。而当社会腐败无能时，改变政机的方式又是极其简单的愚昧的，最常见的就是起义革命造反之类，当然这也是属于人类的自相残杀而达目的的一种方式。我认为研究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国家来说，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朝代兴亡、政权兴衰或更迭，社会经济发展或倒退，民生安乐或困苦等，几无例外总与当时政治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及其运行是否正常有关;对于个人来说，所有曾经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也几乎都要依托当时的政治制度或借用某些部门达至目标。 二、政治制度的涵义 所谓政治制度，意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各类政治实体加以遵循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它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与社会经济制度、 文化 制度在一起规范着社会成员(包括社会组织)的行为，以确保整个社会有序生存、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它以规范国家政权行为的准则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含那些本身虽非国家政权，但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的其他政治实体(政党、公民等)的行为准则”。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则“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 三、政治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内部结构设置与其功能要求上不协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我国自1997年经改革后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为：组成部门25个、直属机构17个、办事机构6个、部位归口管理的国家局机构19个、再加上直属事业单位9个，共77个之多。而从相应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来看，以第九届全国人大为例，仅设置了民族、法律、财政经济、 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内务司法、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农业与农村共9个专门委员会，但就在此次人大会上共收到各种议案达830件之多。很显然，这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关系，全国人大也很难有效的对此进行审议与监督，也既无法实现其设置的功能要求。 (二)法律制度方面，应急待解决人民爱法、尊法与崇法的习惯 近些年，虽然中国在法制建设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与目前转型期所出现的问题相比，仍显不够。以2001年1至11月为例，该期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犯罪大案15877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280件;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16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136件，其中重特大案件2146件;查办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嫌疑人1704人，同比上升。由此可见，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其普遍性，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中国 传统文化 道德体系中的自我规范的失效和法制的不健全。 四、正确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其一，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都必然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和体现本国的国情，并具有本国的特点，其结果也理所当然与中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民族心态、哲学伦理思想等密不可分，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首先应坚持历史的视角。有些现在看来不适合，甚至违背现代民主原则的制度，如1949年后不久成立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强调党政不分的“一元论”，“计划经济”体制等，在当时却往往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并产生过难以取代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采取当时的形式并非偶然，而是经过当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反复筛选和论证，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 其二，要注意“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应看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抗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土，都曾起到值得肯定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清醒看到，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还是官僚资产阶级，都必然运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以维护本身的统治利益。因此，旧时代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如他们或是突出王权、皇权、特权;或者是强调人治，发展个人独裁;或是强调华夷之分，顽固地保留和利用宗法体制等，这些都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一定影响。 其三，要用比较的方法。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方法是实验，但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可能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进行，而 经验 证明比较的分析方法最可行。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方面，进行纵向对比，今天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另一方面，进行横向对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目前国外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 结论 通过中国政治制度的学习，不仅掌握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还让我懂得了学会分析从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受益匪浅：其一，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那么多，各种资源总量虽然不少，但按人口平均的水平，往往是很低的。鉴于这些情况，中国要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其二，中国现行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目前的制度中使人感到最不满意的一点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的作用太大。这种权大于一切的情况，不仅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为腐败的盛行创造了条件，还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基于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与不足，我们要在不断发展中进行改进，促进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悦.政治文化向度与制度选择[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李月军.中国政治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J].学海，2009(6). [3]王兆刚.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东方论坛，2011(3). [4]徐永军.政治制度正义、属性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J]，2004(4). [5]俞可平.简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5).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二：《当代中国政治的出场学研究》 〔摘要〕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本文认为， 政治研究应采取出场学研究方法，在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含义的理解，认为交往 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具有基础意义。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利益关系是 社会形态分类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特定社会所适合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就是要在正确指认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前提下去探索适合的政治模式。 〔关键词〕 出场学;当代中国政治;政治 哲学 〔作者简介〕胡宇，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苏州 215123。 (一)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理论研究需要抱有深深的问题意识。构建理论形态当然重要，但是对理论构建的时代语境和方法论的考察更是具有前提考察和批判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的特征是，“她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1〕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应该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以完成“出场”、“在场”、“退场”、“缺场”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作用，防止再次出现德里达所言的“脱节的时代”。任平教授所提出的出场学方法着重从三个方面研究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出场语境是对时代地平线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出场的现实基础的考察，特别是对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现实条件和当代的现实之间的“历史间距”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与在场性所遭遇的一切‘脱节’和挑战，都来源于新全球化时代所造就的时代语境的影响。高度关注一系列新全球化问题并成为‘ 反思 的问题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与出场方式。解答问题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形态。”〔2〕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应该如何构建。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的原理，要想构建合理的政治框架，必须搞清楚市民社会的基本状况。政治模式必须适合社会形态的基本状况，否则政治上层建筑就可能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需要搞清楚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形式? (二) 社会是交往关系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质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由为了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造就的，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要想维持人的生命就必须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就必须有可满足需要之物，要想获得满足需要之物就必须进行生产。即便是旧石器时代的采猎经济也仍然是一种生产活动。即便是采猎经济也不是孤独的鲁滨逊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共同活动，是一种交往活动。马克思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存在。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生产力或技术交往结构描述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实体结构，它表现的是人们事实上是如何改造自然，获得满足需要的物品。生产关系或经济交往结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意义结构，描述的是进行共同生产的人是如何被 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以及人们能从生产结果中获得什么份额。相对于孤独的鲁滨逊，共同生产的人们立即面临分工、所有制、产品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主体参与交往总有其期望实现的主观设定的意义，但交往实践最终给其带来的意义首先是客观的，与其主观设定的意义可能不相一致，并且交往实践对各极主体都产生意义，而且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相关联的。根源于同一交往实践的各极意义彼此相关，彼此以其他各极意义作为本意义存在的条件。 政治是以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政治的本质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每个人都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人们的资质和能力当然有差异，这样就决定了他能参与的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客观意义或结果的差异，这是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和矛盾产生的根源。除了自身能力和资质外，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客观意义和结果，因此，经济主体总是希望制度体系能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为此积极去影响制度的变迁。马克思曾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批评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只要求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实际的斗争。我们认为，政治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交往基础上的政治交往实践活动。政治是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而产生的多极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实践活动和结成的交往关系。这个定义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的涵义：(1)政治起源于对物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协调和解决。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人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进而产生了阶级。最初是依靠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去解决物质利益矛盾，这就是政治的最初萌芽。随着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就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与社会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这就是国家，国家成为物质利益矛盾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2)在阶级社会里，物质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政治关系也主要体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产生以后，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夺国家政权。私有制产生、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不简单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它是由私有制所导致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从而“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5〕阶级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经济关系的社会承担者，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交往整合而成的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6〕因而“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7〕而“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8〕所以“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 (三) 生产力落后的国家 发展 社会主义始终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是在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和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缓慢发展生产力，从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始终处于边缘国家的地位;还是实行有限的公有制和按劳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础上解放生产力和快速发展生产力，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发展路径选择。前一种路径意味着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上层 建筑不符合 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严重脱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从体现，表面上的公平正义掩盖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生活需要，物质利益矛盾被暂时性地掩盖了起来。以这条道路去发展社会主义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中国选择了后一种路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物质生产力迅速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特征，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如何看待这个现实? 历史 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借助于世界性的交往来充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资金、科学技术和 文化，马克思晚年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闭关锁国和 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正确的路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突破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主体、经济 实践关系、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存在的传统实践观的缺陷，这需要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有利于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生成和发展，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微观经济主体的资质和能力的差异决定了他能参与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物质利益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产生的根源。除此之外，与现实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就必须承认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物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同时，我们要看到，物质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是会发展变化的，非对抗性矛盾有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因此需要对物质利益矛盾进行协调和控制，既保持物质利益差异的存在，又使物质利益差异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既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动力，又使社会稳定有序，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性质。 这样，我国的 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就有了基本的方向。由于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分化，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共同体，他们都有参与政治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政治的多极主体交往的本性在我国也就越来越显现。如何处理党和政府的“一元”与利益群体的“多元”，如何协调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共同利益和个体利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作为物质利益差异性的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现实，也是当代中国各项改革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我们必须尊重当代中国差异性社会的现实，承认物质利益差异化的现实，承认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基于政治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多元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结成政治交往关系的活动的理解，去寻找和建构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模式。 〔参考文献〕 〔1〕〔2〕任平.创新时代的 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89. 〔3〕〔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三：《浅谈思想政治教师要提高政治素质》 〔10〕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猜你喜欢： 1. 大学生励志论文2000字 2. 大学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 3. 关于责任的政治论文2000字 4. 大学生社会道德相关论文2000字 5. 大学生思想道德论文范文2000字
一米等于100cm，古代不同时期，一尺长短不同 商代，一尺合今，按这一尺度，人高约一丈左右，故有“丈夫”之称； 周代，一尺合今 ； 秦时，一尺约 ； 汉时，一尺大约—— ； 三国，一尺合今 ； 南朝，一尺约 ； 北魏，一尺合今 ； 隋代，一尺合今 ； 唐代，一尺合今 ； 宋元时，一尺合今 ； 明清时，木工一尺合今。
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D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对古代丞相制度演变过程的准确记忆与理解。联系所学知识可知明朝时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使六部直接受皇帝指挥，故选D。
1．从禅让制到王位世袭制：（1）禅让制，是指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民主推选首领的制度。（2）王位世袭制，是指阶级社会中，帝位（或王位）可以世代承袭（世袭制一直沿袭到清亡，经历了近四千年的时间）。（3）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是历史的进步；因为王位世袭制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私有制发展的结果，阶级对立的产物。2．夏商时期中央行政管理制度：王位世袭制的形成；相、卿、师等的设立。3．西周的宗法制：（1）西周王族的宗法制是与分封制互为表里的具有政治性质的制度。它由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直接演变而来，具有规定宗族内嫡庶系统的办法，来确定和巩固父系家长在本宗族中的地位，以保证王权的稳定。（2）西周宗法制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其特点）：第一，宗法制的最大特点是嫡长子继承制。第二，规定了相对的大宗、小宗之别。第三，宗法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体现就是分封制。（3）宗法制的作用：宗法制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也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4）宗法制对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影响：①积极影响：有利于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和祖国的统一，如“尊宗敬祖”“认祖归宗”；②消极影响：容易形成地方分裂势力和宗派势力等，如“认人唯亲”“宗派主义”。4．秦朝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中央官制：（1）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①建立：从秦朝开始，皇帝成为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的称谓，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全国军政大权由皇帝总揽，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吏也都由皇帝任免。调动军队的凭据虎符由皇帝控制、发给。②特征：秦始皇首创的皇帝制度，一方面以皇位世袭显示了权力的不可转移，另一方面以皇权至上显示了地位的不可僭越。这是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重要特征。（2）建立较为完备的中央官制：①职能：秦始皇建立的中央机构中，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兼理监察事务，太尉负责全国军事事务。丞相之下还有诸卿，分别掌管着国家的各项具体事务，是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②评价：秦朝中央的主要官职，在地位、职责和权利方面相互配合，彼此牵制，军政大权操纵在皇帝手中。然而，对于军政大事的决策，一般先由丞相、御史大夫和诸卿进行朝议，最后由皇帝裁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君主专制下重大事情的决策失误。5．从汉至元君主专制的演进：（1）汉朝：汉初，丞相集决策、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位高权重。为了加强皇权，汉武帝重用身边工作人员，让他们担任尚书令、侍中等，参与军国大事，以削弱相权。（2）魏晋南北朝: 握有实权的先是尚书省，继而又有中书省、门下省，逐步形成三省体制。（3）隋唐时期：唐朝中央的三省中书、门下和尚书，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隋唐时期在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司、工六部。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相权分散。三省相互牵制和监督，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三省六部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造，此后历朝基本沿袭这种制度。（4）北宋：措施：中书门下是最高行政机构，最高长官行使宰相职权。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5）元朝：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长官行使宰相职权。相权得到加强。元朝后期，宰相的权势越来越大，有时甚至可以左右皇位的继承。6．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1）宰相制度的废除：元朝丞相权势过重，以致皇权不稳、内乱屡生。明初沿袭元朝制度，明太祖认为丞相制度妨碍皇权的高度集中，会导致社会动荡。1376年，明太祖废除行中书省，设立“三司”，分别隶属于中央有关部门，这样，地方权力就集中到中央。统领中央各部的宰相，职权也随之扩大。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谋反罪诛杀胡惟庸；同时，裁撤中书省和丞相，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影响，有利于防止权臣专政，巩固统治；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使中国历史上秦以来一直实行的延续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皇帝集皇权和相权于一身，缺少制约君权的机制，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但是废宰相，过分集权于皇帝,造成了明中期以后的太监乱政。（2）内阁的出现：明太祖设置殿阁大学士，作为侍从顾问，帮助他处理繁多的政务。这些大学士很少能参决政事，一切大事仍由明太祖亲自主持。明成祖在位时，选拔翰林院官员作为殿阁大学士，入值宫内的文渊阁，随侍皇帝，并开始参与机密事务的决策，“内阁”由此出现。明宣宗时，内阁大学士有了替皇帝起草批答大臣奏章的票拟权。后来，内阁的地位日益提高。至明朝中后期实际掌握了宰相的权力。张居正任首辅时，大权尽归内阁，六部几乎变成内阁的下属机构。明朝内阁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而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内阁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不可能对皇权起到制约作用。（3）军机处的设立：清初，中央机构大体采用明朝制度，设内阁，置六部。但最高的决策和中枢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凌驾于内阁、六部之上，使皇权受到很大制约。康熙帝设置南书房，使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南书房三足鼎立，加强了皇权。雍正帝时为办理西北军务，又设置军机处，军机大臣每日接受皇帝召见，跪受笔录，军国大事完全由皇帝裁决，军机大臣的作用只是上传下达。这样，地方军政首脑实际上也直接听从皇帝指挥。军机处的设置，提高了行政效率，能快速处理各种文书；全国的军政大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君主专制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巩固；是皇权高度膨胀的产物，标志着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
行文思路如下，建议自己搜索相关事件及史实对框架 进行填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愿君采纳，感激不尽。夏商时期初步建立官制，在地方封候伯； 周朝建立分封制和宗法制，在地方封诸侯，实行森严的等级制服分封制使地方封候势力逐渐扩大，在东周时严重威胁中央政权的稳定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在中央高皇帝制度和中央官制，在地方实行郡县制，用于加强中央集权 汉初实行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的方式，封国逐渐强大，出现“七国之乱”。武帝推行“推恩令”削弱封国力量，加强中央集权 隋唐朝时实行“三省六部制”，削弱相权，加强了中央集权宋朝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方式，把地方的财权、兵权、行政权收归中央，削弱了地方权力。元时建立行省制度，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有效地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明时废丞相，六部分权，加强中央集权 9.清时设南书房，设军机处，废内阁，取消议政王大臣会议，使中央集权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思政专业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高校毕业论文工作的改革探索——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本科毕业论文为例2.未就业毕业大学生群体思想政治状况分析与教育路向探析3.毕业仪式的缺失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4.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之我见——以广西师范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为例5.坚定理想信念 培养高尚品格——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的讲话6.高校毕业分配中的思想政治工作7.关于做好学员毕业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8.高中政治毕业会考与高考的教学衔接及导向问题9.思想政治教育类专业毕业论文的问题与对策10.浅谈对毕业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预见性11.对军校毕业学员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与思考12.以学生为本 开展毕业实习阶段的思想政治工作13.政治演讲中人际意义的身份建构功能分析——以奥巴马在美国海军学院2013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为例14.高校毕业典礼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以兰州大学为例15.英语专业学生的政治认知及其思想工作——以英语专业学生毕业论文为例
不腥的的活害怕黄昏果然这只能归咎于中课间谈天个笑；为么·中记的一么被她锁在门中的这个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公共政策体系不完善的一种真实反映。这种现象是我国公共政策主体功能没有完全发挥所致，由此导致了政令不通、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的产生。本文通过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深入分析，结合我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对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探究，并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确保公共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关键词】表现 成因 治理对策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界定何谓政策领导力?具体来看，所谓政策，一般是指政党、政府或集团为实现既定路线、目标和任务而用以调动或约束社会力量的策略原则与行动准则。而领导力就是指领导者个人(或领导团体)为实现领导者自己及其追随者的共同目标，而通过说服或榜样作用激励某个群体的过程。在笔者看来，政策领导力就是在政策的指导、调节、管理和控制下，能使人们自觉调整行为，符合政策要求，达到预期政策目标的一种强大引领力。政策领导力是一种强大的引领力，具体包括：影响力、执行力和效力。影响力是指领导者按照政策的要求，以其身份和个性特征，有效地影响并改变被领导者的心理和行为，同时对组织产生长远影响的能力。影响力是政策领导力的基础。只在强大的影响力的作用下，人们才有可能按照政策的要求，执行相关活动，实现组织目标。执行力是指政策执行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运用各种政策资源，经解释实施服务宣传等行动方式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现实效果，从而使既定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能力。执行力是政策领导力的核心。如果没有执行，政策将成一纸空谈。只有把政策落到实处，政策领导力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效力是指领导者实施领导的行为能力，工作状态和在对领导活动发挥有利作用时所获取的有效成果的能力。效力是政策领导力的保证，它是衡量领导力发挥程度的重要尺度，是推动政策改进的重要力量。影响力、执行力和效力三者密不可分，它们贯穿于政策领导力运行的全过程。在这三力的共同作用下，政策领导力才能实现良性运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本质来说是把上级政策肢解、曲解为我所用，实现狭隘的地方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私利，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政策变通，是对原政策的背离。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表现目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在现实中情况各异，具体表现为对中央关于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替换性”执行、“选择性”执行、“附加性”执行、“象征性”执行、“欺性”执行、“对抗性”执行等六种情况。一是“替换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表面上出台了贯彻上级政策的措施，实际上却实施相违背的方案，使上级政策落空。比如，为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国家多次推出各种举措，但面对频频亮起的红灯，一些地方政府不是想着如何降温，而是采用多种手法，对宏观调控政策“拆招卸力”，企图蒙混过关。有的是采取“混淆视听法”，对同一个城市房价，这个部门说升了，那个部门说降了，利用不同的统计口径，寻找能证明自己调控成果的“政绩”，大肆宣传;有的是选择性发布数据，对社会发布一些无关紧要的调控数据，至于城市存量土地、开发商手里究竟囤积了多少土地、究竟有多少逾期未开发等对房地产走势至关重要的数据，则秘而不宣;有的是采取“以空对实”法，中央调控政策越来越明确、细致，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实施细则”反而操作性不强，没有检查考核标准。宏观调控的落实在一些地方成了会议对会议、政策对政策、文件对文件的过程。二是“选择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上级政策时，着眼于为我所用，对政策精神和内容故意曲解，选择政策中对本地方、本部门甚至执行者本人有利的部分来执行，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煤矿生产政策时，注重对煤矿开采带来的经济效益，注重煤矿经济带来的政绩，注重煤矿经济对当地财政的贡献，对这部分政策的执行很到位。但同时，煤矿生产政策中要求地方政府合理利用矿产资源，防止滥采滥挖，保护环境，注重对人员的安全培训等方面由于经济效益不明显，就得不到执行者的重视，一些地方甚至不管不问，致使资源枯竭，矿难不止，影响了国家安宁、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心稳定。三是“象征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在执行上级政策过程中，“不求神似、只求形似”，表面上是对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实际上却对上级政策搞“变通”，“先上车、后买票”，甚至置若罔闻，上了车也不买票，造成既成事实。比如，国家安全生产法要求所有的煤矿都必须证照齐全，要求各地监管部门严格证照的审批，加大检查力度，杜绝无照开采。可是许多发生矿难的煤矿事后查明都属于证照不全、无照经营或者一证多井，或者是本应关闭的矿井却以资源整合的名义保留，煤矿企业甚至以矿井整合代替资源整合。这说明当地政府各监管部门没有很好履行检查监督职责，甚至和矿主一起弄虚作假，共同应付上级的检查。无数血淋淋的教训表明，对执行上级安全生产监管政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令不行、禁不止，是导致矿难频发的罪魁祸首。四是“附加性”执行上级政策。地方政府或部门，根据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出台“红头文件”，本应细化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定，使之在执行过程中更具可操作性，更好地服务百姓。但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红头文件”却是与中央政策相违背的“土政策”，掺杂着一己之私。某市政府曾发文规定，依法注册且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法定代表人或年纳税500万元以上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就可以享受“超国民待遇”：车辆违规不用受罚、子女上学可自由择校、娱乐场所消费不受公安机关检查;某市政府办公室2006年以一纸“红头文件”为一个酒类品牌促销，要求以后全市的公务招待都用该品牌，完成任务的单位按10%奖励，未完成的则将遭通报批评……五是“欺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政府打着发展保护支柱产业的旗号，表面上口口声声要加大监管力度，暗地里却为不法矿主和环评不达标企业“开绿灯”、发放“通行证”，充当代理人，纵容不法煤矿和污染企业生产经营，导致国家政令“严不起来、落实不下去”，出现“肠梗阻”现象。尽管近些年来党和政府付出很大努力，三令五申要求关闭不合要求的小煤矿，但有些地方干部的阳奉阴违使这一计划的执行大打折扣。2006年11月25日，发生在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昌源煤矿的瓦斯爆炸就暴露了地方政府的监督问题。这是一个已经被煤矿监察局和云南省政府发布公告予以关闭的矿井，却被偷梁换柱，以置换名义保留下来，并且继续生产，以致酿成特别重大事故。六是“对抗性”执行上级政策。也有一些地方对上级政策公然置之不理，我行我素，拒绝执行国家政策法规。比如，江苏某钢铁有限公司于2002年在常州市建设大型钢铁联合项目过程中，当地政府及地方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明目张胆地越权审批项目，对企业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公司未取得环保部门批复环境影响报告书擅自开工建设，违反土地管理法，未取得合法土地征地批准文件即动工建设。又比如，2003年到2006年，某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违法批准征收集体土地14877亩，用于某高校园区建设。有关部门报经国务院同意责令该市纠正土地违法行为后，该市不但不进行整改，还公然扩大违法征占土地。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原因分析(一)行政决策体制不科学,导致政策制定出现问题。从总体上看,我国行政决策体制已经具有完整的框架,但是科学化程度还不高,政策制定缺乏科学性和可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科学的决策体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在实践中,作为决策中枢系统的各级党委、政府及人大的决策权力、职责及范围的划分仍不甚明确,关系仍未完全理顺,人大和政府的决策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而各级政府已经建立起来的由信息、参谋、决断和监督组成的决策体系还没有真正发挥其分工合作、密切配合、科学决策的作用。行政决策不重视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造成信息闭塞,即使获得一些信息,也不准确、真实、及时。各级各类党政部门的决策研究机构的权威地位不够高、职能发挥不全,充当秘书班子而不研究决策的现象严重,而体制外或民间的政策研究、咨询组织发育缓慢,数量少、功能弱,未能真正在政府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1] 。2 、行政决策程序不规范。目前中国的行政决策尚未建立起严谨的程序和完整的规范,不少政府部门和基层行政决策往往不经过扎实的调查、认真的分析、充分的讨论和缜密的论证,由行政首长“拍着脑袋作决定,拍着胸脯表决心,拍着屁股推责任”,缺乏决策民主。因此,主观决策、重复决策、错误决策时有发生[2]。3、行政决策缺乏科学的手段和技术。由于依赖传统的经验决策方式,一些地方及部门领导人忽视吸收与社会同步发展的科学决策理论和技术,不愿意学习和运用先进的现代决策理论、决策手段和决策技术,造成其决策方法简单,决策手段贫乏,阻碍和影响了决策的科学化水平[3]。4 、科学的决策责任制度缺失。行政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偏差行为很大程度上源于责任心的淡化,而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决策责任制度。一是决策权力与决策责任相分离,决策成败与决策者个人的荣辱得失、升迁降免缺乏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二是决策责任主体不明确,所谓“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往往产生“责任扩散效应”,决策失误后无人承担实际责任;三是对决策失误责任追究不严格,每每以“缴学费”作为“护身符”,逃避责任追究[3]。(二)行政执行体制缺陷成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滋生土壤。执行是使既定的决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动态过程。合理的执行机制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政府的执行机制缺陷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关键原因。1、政策执行中某些具体环节的“偏差”导致政策执行不力。政策执行环节中的任何失误或不周都会影响政策的正确执行。从现实表现来看,政策执行环节上的“偏差”经常反映在以下几方面:(1)政策宣传的缺陷。进行政策宣传以取得政策对象对政策的支持是顺利实施政策的重要保证。在政策执行中,有些人不重视政策宣传,或者宣传出现失误。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政策的传播渠道不通畅,缺乏一定的信息反馈机制,使公共政策在宣传过程中受阻和歪曲,严重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政策宣传有时出现“矛盾”的现象,这样会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对象就政策产生误解,最终使政策执行者无所适从。(2)政策执行的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使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信息交流严重阻塞。政策执行缺乏信息反馈机制,政策执行盲目性大,政策评估缺少依据,政策效果难以认定。因此,政策执行过程中信息渠道不畅,信息沟通失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在所难免[4]。(3)指挥不力,缺乏协调。指挥是实施政策的重要环节。指挥不力的现象表现为:第一,软弱无力。指某些政策执行者所下命令没有权威性,导致不执行或消极执行政策的结果。第二,政出多门,多头指挥。指挥要求集中统一,即一个下级只能接受一位上级的命令。上面多头多脑,下面必然会手足无措。第三,缺乏协调配合。一般政策都是多目标的,必须依靠各个部门、各个执行人员协同完成。缺乏协调的政策执行,就会降低执行政策的整体效应[5]。(4)政策执行的评估机制欠缺。良好的政策评估制度能够优化政策运行过程,从而防止政策执行梗阻和促进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目前,我国的政策评估机制并不科学。一方面表现为评估的动机不良,要么借评估作为炫耀工作绩效、沽名钓誉的手段,要么借评估来掩盖政策执行失误和推卸责任。另一方面,缺少正确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政策评估倾向于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分析,用定性结论取代定量结论,评估结果难以作为政策执行的考核依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难以及时认定。2、政府执行力的弱化。政府执行力一般指政府组织为达成既定目标,依法使用、调度和控制各种公共资源,贯彻执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上级指示、决定、决议,实现战略目标和任务的能力。政府执行力是一种“合力”,政府执行力各要素的优化组合是形成高效执行力的关键。执行力弱,就难以确保政令畅通,就会出现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政府执行力的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政策本身存在漏洞。影响政府执行力的前提因素在于政策本身的科学与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产生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有漏洞可钻。一是政策缺乏合理性。政策本身缺乏合理性首先表现在政策针对性不强。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政策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没有针对性的政策在执行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本身缺乏合理性的第二种表现是政策目标缺乏合理性。有些目标定得过高,政策执行容易受到现实条件和政策资源的制约,这也会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6](P172)。二是政策缺乏明晰性。政策缺乏明晰性主要表现为政策目标错误或者模糊不清、政策内容混乱、政策活动主体的职权责任与活动期限界定不科学。政策表述得含糊不清,就可能给政策执行者带来对政策目标和内容的理解上的困难,可能会给执行者扭曲或曲解政策提供可乘之机。三是政策缺乏协调性。从现实政策来看,政策缺乏协调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政策体系不配套。新旧政策缺乏连续性,政策层次相互脱节,政策间目标、内容和效应相互冲突等等。这一方面给政策执行带来了困难,同时也给执行者寻找“对策”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二,政出多门。部门林立、机构繁多,造成政策打架和相互矛盾的现象,这使得政策执行机关和执行人员莫衷一是,也为钻政策的空子提供了可乘之机[6](P175)。四是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常常是领导换届,政策也换样,人存政举、人走政息、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政策缺乏基本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2)执行主体的利益需求和能力缺陷导致偏差。一是执行主体的利益需求产生行为偏差。政策执行主体的自身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影响着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成本---收益预期较低,或者比较利益的相对剥夺,一些政策执行主体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附加上一些原政策目标中所没有的内容,搞“土政策”。特别是当公共政策本身与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冲突的时候,一些政策执行者就会寻找政策替代,或者对原政策内容有意曲解、肆意变通甚至“软拖硬抗”,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造成政策目标无法实现和公共政策执行失败[6](P187)。二是执行主体的认知缺陷。政策执行主体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执行的成效。执行主体对公共政策认识不够、理解不清,就难以正确、全面地执行。政策在传达过程中,语言运用不当或晦涩难懂也造成了政策执行主体在政策认知上的梗阻[6]。三是执行主体素质不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执行人员并不熟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规律,缺乏应有的政府管理新知识。其次,他们的思维方式与现代化社会的要求也有较大差距。由于他们长期接受传统思想的教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僵化的思维模式,这些都会妨碍执行人员准确执行政策[7]。最后是政策执行主体的职业道德素质因素。政策执行者在执行政策的具体过程中,一般具有对于政策“初始的解释权”,如果政策执行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在思想上形成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本位主义,那么他们在政策执行中不可避免地会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方式来趋利避害[8]。(3)执行资源的匮乏。政策执行所需的资源是否充分具备,是政策执行是否顺畅的关键。执行资源包括政策资源、人力资源、财政资源、信息资源等。一是政策资源包括完成政策所需花费的各种成本和条件。政策是资源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但在用足用好政策资源上,各地却存在着差距。有些地方政府政策贯彻不到位,落实不彻底,白白浪费了政策这一宝贵的资源。有些地方政府在宣传政策时“缺斤少两”,马虎应付,或发个文件,或召集个会议,就算完成任务,流于形式,浮在表面。二是人力资源是指高素质的政策执行人员,政策执行者的素质要求侧重于专业管理方面的知识技能和实践经验,要求具有较强的政策理解能力,有步骤地推行政策实施。在我国,虽然行政机关人员臃肿的现象十分严重,但是优秀的高素质的公务员却很缺乏。三是财政资源是政策执行者政策执行活动中的各项经费,以保障政策执行的必要开支。在我国处于政治、经济、文化欠发达的社会转型时期,执行经费的缺乏始终是阻碍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四是信息资源包括执行人员应熟悉的政策内容、执行方法及其他相关事项。畅通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必要条件。由于我国政府机构的设置不合理,运转不规范、不协调等问题,加上政府机关办公设备不同程度的落后、陈旧,政策执行者的信息渠道不畅通,信息来源匮乏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存在。这就使得政策执行者无法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也无法对政策执行过程实施必要的控制,从而造成政策执行中的失误或困难。(4)执行文化的缺乏。地方政府作为执行机构,要构建灵活高效的执行文化。唯有积极培育政府执行文化,才能不断强化政府执行观念和意识,提高政府的执行能力和水平。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就缺少这种“迅速反应,马上行动”的执行文化,办事拖沓,互相推诿,对中央的政策执行不力,随意变通。(三)碎片化的行政监督体制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一套体系。但同时,行政监督体制还存在一系列的缺陷,使得行政机关在具体运作中出现了很多政出多门、政令不畅现象,为行政执行机关和人员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从当前我国行政监督现状来看,监督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行政监督体系整体功能不强,缺乏监督合力。在监督实践中,由于政府机关内外各种监督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各种监督主体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不够明确,不够具体等问题,彼此又缺乏联系和沟通,工作中往往各自为战,尚未形成一个严密有序、分工合理、协调互动、运行高效的有机整体。因此,监督工作中难免存在“交叉带”和“空白带”,造成有的问题多方插手,有的事情各监督部门互相推诿、扯皮,出现无人监督状况。这就削弱了监督的整体效能,导致了监督机制弱化,缺乏监督合力[9]。2、行政监督法规不完善,监督缺乏可操作性。行政监督是一种法制监督,从总体上讲,行政监督法制化程度低。一是一些重要的监督法律法规空缺。如新闻机构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监督所必须的《新闻法》和《举报法》等还未出台,使监督活动缺乏法律依据;二是既有的监督规则措词笼统,很不具体,缺乏清晰明确的标准和可供操作的细则,使监督主体难以准确裁量和及时查纠被监督对象的越轨违法行为[10]。3 、专门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必要的独立性。在当前的内部行政监督体制中,有行政监督权的专门机构如监察部门,大都设置在政府机关内部。在领导体制上,这些部门受双重领导,既受同级行政机关的领导,又受上级业务部门的领导,这样专职监督机构受到的控制比较多[11]。4 、权力机关地位不高,缺乏监督力。从法理上说,权力机关的独立性最强,其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应是最具权威的,但实际上,目前人大监督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监督工作仍然是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突出表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强度不够;手段不配套,深度不够;监督措施不得力;监督制约方面的法规不完善。5、行政监督偏重于追惩性监督,忽视了预防性和过程性监督行政监督活动应是一项经常性、连续性的活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把监督工作的重点放在“纠偏于既遂”上,忽视了行政非法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过程中的控制。由于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不完善,造成行政偏差出现过多[12]。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治理对策(一)加强政策执行中的思想文化建设。人是一切社会活动中主体，政策的执行落实要靠人来完成，其包括政策执行者和政策目标指向群体。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思想意识的支撑，“思想意识是一套逻辑相联系的价值观和信念，它提供了一幅简单化的关于世界的图画，并起到指导人们行动的作用。”价值观和信念这种内化了的制约机制在某中程度上比其他制约方式更有效，因为道德意识制约调节的是“理性经济人”内心思想，进而影响其行为和方式，它的作用带有根本性。正因为如此，强化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思想意识教育就是要加强二者道德操守的修养，使政策执行参与者内心深处具有明辨是非的道德意识，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违规行为产生一种内在的厌恶感，避免政策执行因为“理性经济人”的逐利动机而走样。加强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的思想意识教育具体来说就要二者分别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政绩观。首先承认追求个人合理利益的正当性，但同时要认识到利益是一个矛盾体，包含了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的追求要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前提，在冲突的条件下，以公共利益为优先选择。在煤矿安全生产中，保护合法合理利润，取缔非法收益。使煤矿企业深刻认识到其不仅仅是经济实体，本身还具有维护工人生命安全，进行资源合理开发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要求，积极配合执行国家的安全生产政策;各级政府部门要破除狭隘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树立大局观念，认识到煤矿安全生产关系到社会稳定、家庭幸福，关系到政府的现象;各级官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贯彻到政策执行过程的始终，自觉抵制政策执行中的干扰因素。(二)完善权力制约体系。权力寻租而导致腐败是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惩治权力腐败行为是遏制地方“对策”行为最核心的措施。人类社会实践说明权力具有腐蚀性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所以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由于历史和认识上的原因，我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集权体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具有优越性，但过分的集权，不利于权力的互相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不能作为政策有效执行的保障，甚至成为政策执行的腐蚀剂。现阶段，完善权力制约机制首先要合理分权。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同级政府中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使之法律化。在职责明确情况下，加强中央对地方政策执行的监督，改变地方政府执行政策变通随意的行为;明确划分政府各部门之间权责范围，理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完善人大对行政执行权监督的实施细则。对政策系统决策、执行、监督部门之间进行必要的划分，使之互相监督，尤其是要提高监督部门的独立性，保障政策执行监控有力。在政策领域中，对权力进行制约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用权力来保障政策的有效执行，减少执行中的“对策”行为。只有权力的互相制约，才能根本上消除权力寻租的空间。治理官煤勾结，权力制约是关键，要建立健全一整套的官员任免考核管理、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和权力监督等制度，对权力寻租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腐败成本，使权力寻租腐败者“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规范权力运作，使得官员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根本上保证政策的实施。(三)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出现固然有政策执行主体自身行为上的原因，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政策本身存在问题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诱发因素。“好制度可以让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方面”合理完备的政策，本身就减少政策执行主体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减少违反政策所带来的违规收益，同时，加大了政策违规的心理成本和被发现的几率，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获得的净收益趋向为零，甚至为负，消除“对策行为”产生的收益动机。合理的公共政策需要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来保证。
好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