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文学批评观研究论文

论新人文主义理论对梁实秋文学观的影响【摘 要】梁实秋在留学哈佛接触白壁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后，在文学思想上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梁实秋由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浪漫倾向转向了新人文主义的古典主义倾向之中。本文将从梁实秋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理论两方面论述他在接触新人文主义理论前后文学观念后发生的转变。【关键词】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文学观；转变 近年来，关于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与梁实秋的关系成为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事实上，在服膺了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理论的中国留学生中，接触白壁德思想前后观念变化最大的是梁实秋，最为“活学活用”白壁德对西方浪漫主义运动批评语言和批评立场的是梁实秋，而在二十年代文学批评领域取得最大成就的也是梁实秋。建立在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才真正建立起了现代文学中最早、最完整的系统理论体系。 白璧德(Irving Babbitt)新人文主义是20世纪初期在美国出现，并且在20年代引起广泛争论和社会反响的一种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它是遭受着现代性弊病的西方社会，在20世纪初的文化上出现了一种自我调整和反拨。在白壁德看来，处于扩展时代的西方社会，正是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人道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情感人道主义这两种人道主义把西方社会带入了罪恶与危机之中。这两种人道主义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这是旧人文主义。旧人文主义，用他的话来说是受制于“物的法则”的，而不是人的法则。他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要克服就人文主义之弊，倡导从古典文化传统中习得规范、标准和纪律，以理性、节制、自我约束来提高自我的道德，实现个体的完善。白壁德在文学上倡导一种节制、均衡的古典主义美学规范与伦理批评，反对卢梭式的浪漫主义的放纵情感与感伤弥漫。 梁实秋于1924年底留学哈佛，也正是再次接触到了影响他一生的白壁德教授。关于梁实秋个人对于他与白壁德之间的关系说明最早提到他们之间师生关系的是写于1927年6月的《浪漫的与古典的》这本评论集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说“我借这个机会要特别表示敬意与谢忱的，是哈佛大学法国文学教授白壁德先生 Babbitt,我若不从他研究西洋文学批评，恐怕永远不会写出这样的几篇文章。” 在为吴宓等人翻译汇集的《白壁德与人文主义》这本集子的“序”中，梁实秋再次提到了自己与白壁德之间的关系：“民国十三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我选了一们白壁德教授的功课‘16世纪以后的文学批评’，这是我认识白壁德教授之始。” 梁实秋正是在选听了白壁德的“16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一课之后，才开始了对自己原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的清算。 作为创作者，梁实秋在接触白壁德思想的前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作为批评者的在与白壁德接触前后，在批评思想和批评语言也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梁实秋在结识白壁德之前，其思想倾向基本上是浪漫的，是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当时梁实秋对郭沫若的想象瑰丽情感热烈的《女神》十分赞赏而批评康白情的《草儿》和俞平伯的《冬夜》的朴实、缺乏想象和情感。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曾把梁实秋与郭沫若并列为当时具有“幻想力”的诗人：“现今诗人除了极少数人的郭沫若君同几位‘豹隐’的诗人梁实秋君等以外，都有一种极沉痼的通病，那就是弱于或竟完全缺乏幻想力。” 《草儿评论》可以说是梁实秋走入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篇相对完整的批评论文。梁实秋指出，《草儿》创作太滥，虽然梁实秋认为诗是“表个人的冲动”，但根本的是“艺术冲动”才是艺术品的成就的初步。他指出“试把《草儿》读过一遍，我们立刻觉得《草儿》作者的情感太薄弱，想象太肤浅”，因为“艺术品所祈求的是美”，“诗的主要职务是在抒情，而不是在说理”，“诗的成就，即是以情感为中心的。” 作者又认为《草儿》情感太肤浅不真挚浓烈。梁实秋又指出了《草儿》的 “病症不全是情感的缺乏——想象薄弱亦是大原因在。”作者指出诗歌文字比较少，所以需要想象力的必要比较大，“诗里无处不需要想象”，“作者想象力薄弱就是艺术手腕之肤浅。”。他比较了《草儿》诗集中对声音表面和表现力的写法，认为作者想象力之薄弱，艺术手腕之肤浅。梁实秋对《草儿》的批评，对诗的艺术特征的强调归结起来就是：诗应该是艺术地写真挚浓烈的情感，他把诗歌的“情感”与“想象力”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认为“情感、想象，可谓是诗的扶翼又轮”。 我们还可以从梁实秋同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创作中看出其此时创作上的浪漫倾向，它们分别是《苦雨凄风》、《海啸》、《海鸟》。《苦风凄雨》写的是一个即将远行的游子“绿哥”临行前因为要与家人爱人、告别而生发出来的离愁别思，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恋情。诗中表现的情绪以及表现这些情绪的语言，都是属于五四新文学初期的那种“个人性”、“印象式”的浪漫的感伤。年轻人的激动和热情使梁实秋倾向了情感丰盈的浪漫主义。《海啸》则是一首新诗，抒发的是梁实秋在赴美的船上所感念的“乡愁”。《海鸟》是借一只孤独飞翔的海鸟来比拟一个初次出门的游子对家乡、亲人的思恋，表达的是当时留学生文学中最为常见的主题和情绪。梁实秋此时对新诗的认识就“新诗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园地，有青春的热情就可以写诗。” 梁实秋此时的创作倾向基本上是当时创造社的浪漫情绪的路子，实际上此时梁实秋与创造社主要成员之间的交往也极其密切，梁实秋曾经在《海啸》这篇回忆文章中，回忆了当时与创造社成员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密切交往，1923年所写的记述自己离愁别绪的唯一一篇小说《苦雨凄风》交给创造社发表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梁实秋那篇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包含钦佩的评价文章中看出其浪漫主义文学主张。《拜伦与浪漫主义》写于1923年底的科罗拉多大学。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辨析了“浪漫主义”的概念，总结出浪漫主义的三个特点：自我表现之自由、诗的诗体自由和诗的题材的自由，指出浪漫主义的精髓是“解放”，即作为诗人的人之解放、诗体之解放和诗的材料之解放。梁实秋逐条分析了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在审美观念和文学观念上的分歧，并极力贬斥了古典思想。作为新文学阵营中一员大将的梁实秋，自然会极力张扬浪漫主义对于古典主义的反动。作者极力赞扬了卢梭，认为浪漫主义思想对于人类自由解放的意义，还饱含激情地赞扬了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特别是其“极端的反抗精神”。 在梁实秋留学于哈佛大学并接触到白壁德思想之后，梁实秋的文学思想从最初的浪漫倾向向古典训练和人文主义标准转化。1923年底地在科罗拉多写的《拜伦与浪漫主义》盛赞拜伦的“像一阵不羁的西风”，并标举出浪漫主义的精髓就在于自由与解放。而在不久之后的1924年，他转入了哈佛大学研究院选修了白壁德的“16世纪以后之的文学批评”的课程，并且“他在我的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所提交给白壁德的学年论文《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成为他初步接触白壁德思想后的一个转折点。与一年前叹服于王尔德文笔的精彩绝伦并奉为英文中的典范不同，梁实秋开始了对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主张的初步清算，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文艺与人生结合起来”，“文艺必须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文学称为道德的，这是无谓；不道德的文字就算是文学，这简直是狂妄了。”而将这两篇论文放在一起对比，恰好反应出梁实秋对浪漫派文学的赞扬到对“唯美派”的纯艺术主张的清算告别的思想转变过程。写于同时期的《文艺的无政府主义》批评了卢梭的“天才”“想象”流于“变态”，无节制的扩张自我，无纪律的抒发情感，沉溺于纵乐而造成文艺的无政府主义。梁实秋因而提出建立在“人性常态”为基础之上的“纯正想象”。 接触到白壁德古典主义文学思想后，梁实秋除了大规模的介绍西方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外，自己也写也一些论文以构建自己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文艺批评论》系统性地以古典主义眼光评述了自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西方各大批评家与批评流派，并借用白壁德的批评方式将所有的文学分为古典与浪漫两种倾向“‘古典的’与‘浪漫的’两个名词不过是标明文学里最根本的两种质地”“‘古典的’即是健康的，因为其意义在保持各个部分的平衡；‘浪漫的’即是病态的，因为其要点在偏畸的无限发展。”“我们纵观西洋文学批评史，实在就是健康的学说与病态的学说互相争雄的记录。” 在《文学批评辨》中梁实秋提出批评是一种判断，“所谓判断包括两层步骤——判和断。判者乃分辨选择的功夫，断者乃等级价值之确定。其判断的标准乃是固定的、普遍的，其判断之动机，乃为研讨真理而不计功利”，因此判断不是吹毛求疵，而是确定价值与标准。梁实秋在这里引用了阿诺德对文学批评的定义“‘文学批评者’，乃一种无所为而为之努力，借以学习并传播世上最优美之智慧思想者也”。在此也显示了梁实秋延续了阿诺德、白壁德的古典主义标准——在批评中寻求很久、统一的固定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基于纯正、常态的普遍人性。批评家的职责是在判断并发现文学的标准与价值，因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行为，这与敏锐、感性的文学鉴赏是不同的。但是，“在自近代以来的文学注重个人的独创性，文学批评也渐渐的成为了创造文学，文学创作本身也倾向于‘情感之自然流露’”，因而文学批评都被这种鉴赏式或印象主义的批评方式所扰乱，文学批评应该坚持客观判断和基于一定标准之上。文学批评有一定的标准就在于其有理性的纪律为基础的普遍、固定和常态的人性。具体到梁实秋那里，这种常态的人性又落实到伦理之上，文学批评因此必须肩负着伦理把关的重任。沿着这样的思路下来，梁实秋严厉地批判科学的批评、社会学批评和心理学批评，这些批评都只是一种外在的事实归纳、统计、考据或变态的心理分析都背离了固定的人性标准，放弃了批评的价值判断与伦理担当。应该说梁实秋所倡导的一条古典主义理论体系在论述方式上与阿诺德和白壁德并无二致，甚至其许多批评语言和批评方式就直接照搬了阿诺德和白壁德。这种论述方式更明显地体现在其另外一篇重要论文《文学的纪律》中。在该文中作者提出文学纪律就在于“内在的制裁”而非新古典主义的“外在的权威”的清规戒律；“文学应该是男性的，强健的而非女性的轻柔的”，文学的想象应该是理性的制裁与道德的想象。可以说在这里梁实秋的批评方式与语言是清一色的白壁德与阿诺德的语言与思想。 自然，梁实秋不会满足于一般性的介绍白壁德的古典主义理论，现实需要与解决问题的实际才是当时一批知识分子理论论证的真实目的所在。1925年底写于纽约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是梁实秋第一次运用白壁德的文学观点对中国当时文学创作进行的系统的批评，这篇文章的写作与发表，标志着梁实秋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的诞生。《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的出现，是现代文学中第一篇有完整的理论分析的批评论文，这篇论文确实对新文学发生的第一个阶段做了高屋建瓴式的总结与反思，对新文学发生初期的脆弱、纵情、感伤、散漫、思想的缺乏冷静观察与大量吸收外国文学手法而消化不良、批评上的随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新文学初期的要害。 在这篇文章中梁实秋几乎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梁实秋直接借用了白壁德在清理西方近现代思想时所使用的一个观点，即将西方思想史看成为“古典的”和“浪漫的”两种对立的思想文化观念，并将此种法称为“西洋文学批评的正统” 。带着对不无情绪化的——浪漫主义是病态的、古典主义是健康的古典主义文学观点，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大加讨伐。梁实秋没有从“浪漫主义”本身的定义出发，而是从白壁德的阐释方式出发，认为一切非理性不符合常态的现象的都统统纳入他的浪漫范畴。论文开宗明义就指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陷入了一场浪漫的混乱”，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走错的方向。梁实秋从“新文学运动根本的是受外国影响、新文学运动是推崇情感轻视理性、新文学运动所采取的人生态度是印象的、新文学运动主张皈依自然并侧重独创性”四个方面来论证新文学的浪漫主义倾向，并将其置于新人文主义的手术台上。梁实秋批评新文学“凡是极端的承受外国影响，即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特征”，就因为“浪漫主义蓬蓬勃勃、不守纪律的自由活动”“所以浪漫主义者就无限制的欢迎外国影响”“无暇顾及选择性”；同时新文学运动的柱石——翻译文学，“翻译者对于所翻译的外国作品并不取理性的研究态度，凡投其所好者则尽量翻译，结果是往往把外国第三四流的作品运到中国，视为珍宝，争相模拟”而呈现一种“无标准”的“浪漫的混乱”；梁实秋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受外来的影响而发生的‘新文学运动’，处处要求扩张，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情感就如铁笼里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到了。”梁实秋从其古典主义理性标准去衡量新文学，要求“抒情主义的”自身“要考察情感的质是否纯正，及其量是否有度”。从这两方面观察，他就“觉得新文学对于情感是推崇过分，情感的质地不加理性的选择而流于颓废主义与假理想主义”。梁实秋指责“情感的推崇”“不加节制”的深层担忧还是来自白壁德对卢梭式人道主义的抗拒。故而梁实秋指责早期新文学初期中出现的描写弱者与弱小民族、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倾向。在梁实秋看来，人道主义基础上 “普遍的同情心”是居于“平等”观念的“假设”而这种平等观念不是理性的，是“自爱”、“自怜”之扩大。“无限制的同情”造成了情感的推崇，失去了理性的选择。梁实秋在此显露的相当贵族化的思想观和五四新文化派的人道主义与民主观念可以说是格格不入的。梁实秋批评新文学浪漫化的第三个特征就是“现在中国文学就是被印象主义所支配”。在梁实秋看来，印象主义便是浪漫主义的末流，其人生观是建立在“流动的哲学”之上。他把新文学中的小诗、韵文和散文的互相渗透和日记体小说、游记文章等都说成是印象主义的表现，这些文章只是个人情绪的随意抒发而丧失了理性。同时，他还批评这种“灵魂的冒险”式的印象主义批评方式****了理性的判断力，否认了标准的存在。梁实秋批评新文学浪漫趋势第四点就是推崇自然与独创。在梁实秋看来，文学应该描写普遍的人性，然而浪漫主义者追求的独创与个性“势必将自己的怪僻变态极力扩展，以为光荣，实则脱离人性的中心”“打破一切天然的和人为纪律法则”而造成混乱。梁实秋在这里完全与符合伦理的节制所谓的“纪律”来排斥一切独创和个性、天真自然的文学。 总之，梁实秋在1924年接触到白壁德并服膺其新人文主义理论之后，实现了他从五四式的浪漫热血到古典的静穆的转变。作为新文学阵营中的大将，梁实秋几乎是在新文学阵营中，在接触到白壁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前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倒戈相向”。可以说，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直接促成了梁实秋创作与批评的转向，并此理论为基础在现代文论史上最早建立了最有体系的批评理论。【参考文献】[1]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33页.转引自段怀清.《白壁德与中国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第213页.闻一多.《闻一多全集》.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149页。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17页.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21页.梁实秋.《副刊与我》,见《梁实秋散文》1—4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梁实秋.《关于白壁德先生及其思想》.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546页.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168页.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172—174页.[10]《文学批评论·结论》,《梁实秋论文学》,第233—224页,转引自温儒敏：《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接受与偏离》,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185页.[11]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121页.[12]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122页.[13]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34页. 具体你可以看看

梁实秋（1903—1987），北京人。我国著名学者、教授、文学家、翻译家。20年代起活跃于中国文坛和教育界，曾在北大、北师大、青岛大学等校任教，主编过《自由评论》周刊、《时事新报》副刊、《中央日报》副刊。与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了新月书店、《新月》月刊。1949年去台湾，历任台北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国立编译馆”馆长。著作甚多，有《雅舍小品》四集等，译有《莎士比亚全集》。他长于文艺评论，有不少理论性文章，在书评领域有重要建树。梁实秋最早的书评是1922年写的《〈草儿〉评论》，《草儿》是康白情的诗集，作于1919年。当时影响很大。胡适称它是“一部最重要的创作”，认为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草儿》是康白情创造和解放的例证。认为《草儿》是开创新诗一个时代的作品。“白情的《草儿》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纪游诗”，“可算是大成功了”。但是，梁实秋的评论几乎完全相反，几乎是针锋相对。他引用《草儿》里的大量诗作，进行比较分析，结论是《草儿》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在中国20年代初新诗坛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要通过评论消除这种影响，藉以扫除诗坛的鄙陋之风。他说《草儿》一半算不得诗。有些只是演说词，分成行便成了诗。“《草儿》里的纪事文字太多了，占了全集大半”，“我们不能承认记事文是诗”。“《草儿》是急就的、草率的、半生不熟的”，而且“情感也不丰富，想像力当然也没有施展他最大的价值之余地。”他和胡适的评论，都是1922年秋天所写，前后仅相差19天。胡适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对《草儿》加以肯定。梁实秋从艺术的角度，加以否定。梁实秋时年19岁，颇有初生牛犊之气，亦有猛虎下山之势，毫不留情地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实秋书评的个性和评论特点。这种特点和气势，在后来的书评里，除和鲁迅的论争中，有所显示外，其他时间似乎没有了。对《草儿》评论以后，梁实秋还有1928年出版的《书评两种》，评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玛丽·玛丽》和1980年出版的《书评7则》。7则书评是：《读马译〈世说新语〉》、《西方的典籍》（赫琴斯著）、《青衣·花脸·小丑》（丁秉鐩著）、《读〈烹调原理〉》（张起钧著）、《读〈文明的跃进〉》（布罗诺斯基著）、《祝〈书评书目〉五周年》（期刊）、《读〈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他只把这7则和评潘光旦的两则共9则当成书评，其实他的书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评胡适的《尝试集》、《西莹闲话》、《誓还小品》、《独往集》、《媛姗食谱》、《饮膳正要》、《中国吃》、《现代学人散记》等，此外还有评徐志摩的诗文，对鲁迅等散文的评论。在后来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中，没有当初评《草儿》的那种锐气，比较平实柔和，比较随意，比较分散。只注重可读性、艺术性、兴趣所致，随读随评，不成体系，缺乏系统。但是，不管他评哪种书，他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作者和作品内容，用他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思想加以分析，既能讲清楚原作者的背景，也能评析出原著的特色，这充分反映出他知识的广博，也反映出他思想的锐敏和活跃。这里，举出他评书的几例，以说明他书评的特色。《读马译〈世说新语〉》，不仅简要地评介了《世说新语》的内容价值；“3卷26篇，1134条”，“写作在南朝文风炽烈之时，文笔非常优美，简炼而隽永，涉及的事迹起于西汉止于东晋300年左右，人物达600人，内容之丰富可想而知”。还着重地评论了“译”的功夫。他针对别人否定马译的议论，为之正名，为之肯定。他以自己试译不成而拱托《世说新语》之难译，自己译“二、三十段后即知难而退”。他盛赞马君用20年辛苦、20年心血，专心一致，锲而不舍，全文照译，绝无脱漏，难能可贵，最值得钦佩，充分肯定翻译此书的成就与向外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读〈烹调原理〉》，评得十分有趣。这是一本反映饮食文化的书。他认为饮食是生活艺术中的重要项目，食谱应重于情趣。此书“对烹饪一道做全盘的了解，条分缕析地作理论的说明，真所谓疱丁解牛，近于道矣”。他在简单的理论概括之后，便将饮食艺术化，以自己的实际体会，带文化色彩地、艺术地将北京有名的老酒楼，名牌名菜烹调之术加以分析介绍，不仅评得有趣，且使人馋涎欲滴。他评饮食的书还有《媛姗食谱》、《饮膳正要》、《中国吃》，评论中除了将饮食艺术化，文化化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谈吃，深深地显露出他对北京，对故乡的深切怀恋之情。萧继宗的《独往集》是一本杂文，梁实秋用杂文手法，层层深入地评论。文章开头是“狮子和虎，在猎食的时候，都是独来独往；狐狸和犬，则往往成群结队”。使人想到其人其文的特点，萧君的与众不同。继而用作者自序中的“孤介”，“自话自说”解释其作品是“不追逐时髦，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说言不由衷的话”。这样深化作者的个性。进而概括全部作品：“每一篇都有作者自己的见地，不人云亦云”。作者有幽默感、正义感、文章嬉笑怒骂，入木三分。再抓往《哆嗦》篇，深入发挥，用实例证实自己的结论。最后以《立言》篇的一句话：做学问要“向科学方面寻出路”，全文戛然而止。评论虽不长，却层层深入，富于哲理，耐人寻味。有人评论梁实秋“两脚踏中西文化，一身处新旧之间”。这是指他对中西文化、新旧文化都有研究。的确，他对西方文艺研究是比较深的。和评国内作品相比，梁实秋对西方著作的评论，成就要大得多。特别是对介绍和引进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与同时代人相比，他算是佼佼者。他的评论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何瑞思之〈诗的艺术〉》、《评〈沉思录〉》、《汉烈的〈回意集〉》、《怎样读〈英国文学史〉》、《辛克莱尔的〈拜金艺术〉》、《玛丽·玛丽》、《读〈文明的跃升〉》，《读〈历史研究〉》、《大街》等都很有代表性。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文学评论的鼻祖，他的《诗学》被西方奉为批评理论经典。何瑞思是罗马最大的批评家，他的《诗的艺术》是相当于《诗学》的批评杰作。梁实秋在评论中不仅介绍了两书的内容、特点，还联系时代背景，阐述了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肯定它们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说《诗学》的主旨在于申述一个普遍的艺术原则，不在批评希腊全盛时代的那些作家。所以我们应把《诗学》当做艺术原理的第一部杰作，不应把《诗学》仅仅当做某一地点的产物。认为《诗学》的论述有普遍意义，推崇为一种普遍原理。何瑞思的《诗的艺术》对文学的批评是健全的，他的全部批评学说“泰半不悖亚里士多德”，是两篇很出色的学术评论。其余为对哲学、文学史、历史、小说的评论，也都有自己的特点。梁实秋在评论西方作品的同时，还评论了多篇批评理论著作。他1934年出版的《文艺批评论》是一本关于欧洲文艺批评的专论。内容分绪论、古典的批评——希腊时代、古典的批评——罗马时代、中古与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的批评、浪漫主义的批评、近代的批评、结论。他联系各个时代的作者、作品，按历史顺序，阐述了西方文艺批评思想发展的情势，不仅是客观地叙述，有自己的思考和评析，既系统又有一定的深度。他还写有《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论》、《西塞罗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辩》、《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等。这些评论涉及了批评领域理论的方方面面。即使在今天，读这些评论对我们了解西方文艺评论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重辩“抗战无关论”——真君子与真小人的争斗多半个世纪以前，有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上了日本侦缉队的黑名单，于是当即写下遗嘱，连夜逃离北平去了四川，从此数载飘零，妻子离散，苦不堪言。而长久以来，这个人却被很多人称作是走狗、乏走狗甚至汉奸，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明眼人一看便知，我说的是梁实秋先生。青年时代的梁实秋是个衷肠激烈的人，在日寇咄咄逼人准备饮马中原的时候，他写了很多慷慨激昂的政论抨击实事。北平未沦陷之前，他在饭桌上沉痛地对自己的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你明天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赤子之心，溢于言表。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人才打算对他采取一点行动。他在《回忆抗战时期》一文中提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占北平。数日后北大司事张忠级先生匆匆来告：‘有熟人在侦缉队里，据称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单中，走为上策’。”当时的情形很紧张，同行的还有叶公超等人，但是为安全起见，几个人竟在火车上装作互不认识，终途不发一言。客观来说，战争时期，文人的直接用处并不大，但是大家还是在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沈从文、金岳霖等人在联大教书，老舍担任了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当然还有周作人，不听朋友们的规劝，大义凛然地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这个时候梁实秋不想去教书，与武人出身的沈从文相比，梁实秋反而有一种更为入世的情结。很多文人出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常常把政治贬得一文不值，以衬托自己的清高。但是梁实秋不然，他晚年在接受丘彦明采访的时候说过：“个人之事曰伦理，众人之事曰政治。人处群中，焉能不问政治？故人为政治动物，不过政治与做官不同，政治是学问，做官是职业。”他试图以学者的视野关照政治，这注定了他一生会屡屡碰壁，李敖曾批评晚年的梁实秋太过窝囊，但这其实也是历尽沧桑后的无奈。正如他晚年所说：“好不容易抗战胜利结束，大乱又起，避地海曲，万念俱灰。无补大局，宁愿三缄其口。”让梁实秋名声大噪的有三件事：第一当然是和鲁迅先生的论战，第二则是千夫所指的“抗战无关论”，第三则是风行海内的《雅舍小品》，至于翻译莎士比亚，个人以为倒要向后靠了。鲁梁论战一下子使梁实秋成了左翼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当年他住筒子楼的时候就有人骂他是走狗、乏走狗，一旦要是让人抓住一点可以供曲解之用的把柄，那暴风骤雨般颠倒黑白的批判，自然也是要接踵而至的了。这就是让他背了半辈子黑锅的那段编者按：“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段话字面上没有任何问题，入情入理，实际上字面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说这些话显然有点太过书生气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正如梁实秋后来所说：“我根本没说过‘文艺与抗战无关’这样的话。这是左翼仁兄善于给人带帽子的惯伎……抗战前的五六年间，左翼仁兄一直在攻击我，其原因是一小撮人士假借与文学无关的力量，企图造成一种声势称霸所谓‘文坛’，来‘为政治服务’。他们当然不能容忍任何人的异议。我批评过鲁迅译的《文艺政策》，我也揭露过‘普罗文学’之暴起与突落，我一贯主张思想自由，这都是遭当时某些人之大忌的。抗战军兴，我更主张一致对外，不能同情对政府一切阳奉阴违的行动，这也是招怨的另一原因。因此就有人制造了一个‘抗战无关论’的帽子送给我戴。其高潮是延安拒绝我以‘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观察团’团员身分前往访问。其实我是怀着很大的热诚希望能去实地访问。”显然，所谓“抗战无关论”并非来自梁的文本本身，而是来自于别人的推理，这种推理是蓄谋已久的，而且也不是第一次了。 30年代的时候梁在上海为别人出庭作证，就被田汉（田当时在旁听）有意误传为梁实秋被捕，而且被捕后还托胡适向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求助云云，这次推理较之 “抗战无关论”更加匪夷所思，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民族问题那么敏感，只是“乏走狗”的一个注解而已，所以也就没有“抗战无关论”那么大的影响力。

从文学创作的主体来说，梁实秋认为文学是天才的创造。梁实秋一再说，“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独创”，“文艺是少数天才的独创”，“大多数人就没有文艺，文艺就不是大多数的”。并且在梁实秋看来，不但创作的主体只能是极少数的天才，就是鉴赏文学也是极少数天才人物的专利，“最高的艺术只能少数人能了解……艺术自有许多的等级，所以艺术的鉴赏亦有很多的等级。”对于一般民众的文艺要求的满足，梁实秋给他们安排了说书、唱戏、通俗文学作品等艺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能理解这样的作品，他们也只对这样的艺术感兴趣，至于伟大的艺术作品，像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士德》，那自然只有伟大的艺术家们才能欣赏、体会。梁实秋看到了不同的艺术主体对艺术有不同的要求，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梁实秋的错误在于夸大了天才等英雄人物的作用，完全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在艺术创作和接受中的作用。

梁实秋割爱论及其实践姚振黎（国立中央大学教授）《梁实秋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九歌文教基金会主办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综合大楼会议厅2002年12月11－12日《雅舍的春华秋实－果实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九歌出版杜2002年12月10日、页179－218梁实秋割爱论及其实践姚振黎论文摘要 梁实秋为著名的散文家、文学理论批评家与翻译家。其文学工作，归纳言之有三：一是散文创作，二是文学批评，三是翻译。作为理论批评家，其对散文写作具独到之见，对散文批评亦时有敏锐鉴赏与中肯判断。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期，发表〈论散文〉、〈现代文学论〉、〈小品文〉等，自散文美学深入论述，写成引人关注之见解；其散文创作兼具欧美文学之刚直严密、雍容幽默，中国文学之古朴凝鍊、铿锵顿挫，先秦散文之寓庄於谐、北京方言之亲切平白，经融合陶铸，成为一种新风格。 本文探究梁氏散文创作与文学批评之割爱论，其内涵精义、文学思想、成就与影响，并举梁文实例，印证其论，以为吾人写作散文及研究文论、文评之参考。虽因90年代以后，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时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社会变迁快速，资讯爆炸、科技发达，事事讲求通时合变、与时推移，梁实秋割爱论仍历久弥新，足以为法式。关键字梁实秋（Liang Shin-Chiu）、散文美学（aesthetics of prose）、割爱论（theory of parting with some cherished words）《文心雕龙．体性》为探究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二者关系之专论，开宗明义即曰：「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文章得以表情达意，系因作者才能与气质不齐，学习与习染殊异；先天才、气为「情性所铄」，后天学、习乃「陶染所凝」，四者融合，形成个人为文风格。梁实秋评论鲁迅散文， 「简炼刻毒，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认为这是鲁迅先天就有的绍兴师爷「刀笔吏」素质。易言之，是父母生成的。基於梁氏评论作家与作品之关系，亦运用先天才气论，与刘勰契合，本篇即由此始，探究梁实秋生长背景，窥知其文学评论中之「割爱论」形成原因与实际运用。壹、梁实秋割爱论探原一、生长背景梁实秋出身於中国旧时典型的仕宦之家；宅院阔大，衣食无缺，在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儒教伦理家庭氛围中成长，既礼法森森，又亲情融融。潜移默化的薰染下，如此教育自有其开明一面 ，依自传描述：除儿童画报外，常躲进上房内，翻阅后匟案上的一大箱装钉成册的《吴友如画宝》，「帮助我了解社会人生不浅。性的知识，我便是八、九岁时从吴友如几期画报中领悟到的。」又谓：「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大概。」 加以此后八年的清华读书生活，在严格管理、纪律制约中，只需埋首於学海。物质上有绝对保障，精神上受到最好教育，贵族式的优渥，形成绅士风情，对於维系生活秩序的儒家思想，在情感上自是觉得亲切，使其人生观趋向寻求社会安定、成就个人发展，既保守、又温和的传统色彩。 二、思想成因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嘉滕（. Baumgarten, 1714-1762）发表《美学》（Aesthetic）开始，至今仅有250年历史。 至於散文美学系研究散文艺术中所反应之审美意识的学科；主要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分析吾人审美意识活动之特徵与规律在散文艺术中的体现。是故，本篇所论之割爱，依梁实秋著作原典，著重评论与分析梁实秋散文作品之艺术特点、审美特徵与审美意识之规律。 〈又逢癸亥〉作於清华癸亥级（1923）毕业后之一甲子，回忆清华八年所学为何？「英文方面，作到粗通的地步，到美国去读书没有太大的隔阂。……国文方面，在中等科受到徐镜澄先生（我们背后叫他徐老虎，因为他凶）的教诲，在作文方面才懂得什麼叫做『割爱』，作文需要少说废话，文字要简练，句法要挺拔，篇章要完整。」 在散文领域中，梁实秋尤喜唐宋八大家散文与晚清小品。 又，儒教伦理作为童年记忆，中正和平、温柔敦厚、富而好礼、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教化，既早已铭刻在心，成为深层意识积淀，「梁实秋对白璧德的服膺，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单向的认同，而是内在的精神契合。」 站在文化菁英的立场，寻求生活的艺术化、文学的生活化，从描摹普通的人生中予人启示，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格局。贰、割爱论之内涵精义梁实秋深谙「割爱」的艺术，他认为散文艺术中最根本的原则是「割爱」。并以为：凡艺术都是人为的，散文艺术也是如此。然而，散文艺术为何？可用「简单、选择、适当、节制」八字概括。一、简单一般散文写作，常见的毛病是：枝节、繁冗、琐碎处致力太过，生硬、粗陋、欠纯洁、线索不清，故不能引人入胜，此皆有待作者选择、删芟。「简单者，即是经过选择删削以后之完美的状态。」《偏见集．现代文学论》页120。简单，非关文思未开、腹笥俭窘。梁实秋认为散文的最高境界是「简单」。「简单」二字，是「最高的理想」。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单薄粗简。他将作文分为三阶段：开始是文思枯涩、腹笥虚空、搜词寻句的初级阶段；继而达到文思焕发、左古逢源、汪洋恣肆的境地，但同时也容易失之芜蔓庞杂；第三阶段为作文的最高境界，即由博返约的简单。简单的第一要义为：整个文章清楚明白。亚里斯多德《修辞学》有云：「优良的风格必须清楚明白。」作家风格或作品特色，无论遒劲、飘逸，奔放、雅致、鬯达、婉约，文词清楚明白为最基本之要求。「清楚二字，不是容易做得到的，思想先要清楚，然后笔下没有一点纤尘，这才能写出纯净无疵的散文。」《偏见集．现代文学论》清楚明白，首先是一篇文章的主题要明晰，使人读后能了解其中要旨；其次是文理要清晰，文章可以高谈阔论、旁徵博引、一波三折、变化无穷，然忌枝蔓芜杂，是故高明大家注重驾驭情思、删芟剪繁，即令情采汪洋恣肆、风格奔放热烈，仍主题鲜明，文理清晰，使人读之不至目眩神迷，如坠五里雾中；最终则是文词要清楚明白。 《偏见集．古今之争》以法国文学批评史上一次有声有色的论战为写作背景，说明论辩荷马的艺术价值时，双方均未抓住问题核心。因为荷马诗的特点是「简单」，「这正是他的优美处」，梁氏如是评判。 文词是为表情达意，吾人感情意绪极为丰赡繁富，刘勰於一千五百年前即谓「登山则情满於山，观海则意溢於海。」「方其搦翰，气倍词前。」《文心雕龙．神思》作为传达媒介之文词自是越丰富越佳，然而，「严格的讲，我们要表达某一种意思，只有一个字或词，最适宜於我们的需要。」《文学因缘．文学讲话》梁实秋以福禄贝尔晓谕莫泊桑写作艺巧须知 ，告诉我们：选择遣词用字，只要能将内心感情意绪恰如其分、生动传神表达，即臻清楚明白之要求。是故文字毋需堆垛，「用字用典要求其美，但是要忌其僻。文字要装潢，而这种装潢要成为有生机的整体之一部，不要成为从外面粘上去的附属品。」〈论散文〉此一文学理论虽非首创，《文心雕龙．情采》已谓：「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词诡，则心理愈翳。」唯梁实秋强调「清楚明白」，并视作通往「简单」必经之阶梯，将修辞学技巧，在现代文学中付诸实现。 清楚明白、行文雅洁为梁实秋散文特色之一。若谓其篇篇简洁了当、开篇破题，罕见渲染铺排、拐弯抹角，亦不为过。如：〈记张自忠将军〉起笔即曰： 我与张自忠将军仅有一面之缘，但印象甚深，较之许多常常谋面的人更难令我忘怀。《秋室杂文．记张自忠将军》即令引章摘句，亦删繁就简，紧扣议题，绝不旁骛。以〈握手〉之破题为例： 握手之事，古已有之，《后汉书》「马援与公孙述少同里闾相善，以为既至常握手，如平生欢。」但是眼下通行的握手，并非古礼，既无明文规定，亦无此种习俗。《雅舍小品．握手》寥寥数语，题旨已明。开篇即清楚明白，却无浅露之弊。开门见山、紧切主题，颇得宋人议论文之神髓 《文学因缘．文学讲话》言及散文「文章要深、要远、要高，就是不要长。描写要深刻，意思要远大，格调要高雅，就是篇幅不一定要长。」梁实秋散文大都篇幅简约，语言精炼，字数多在二千左右。〈退休〉一文，由退休制度在中国之演变起始，引诗述典、论古道今，既生动描述旧时官场世态炎凉，又细致刻绘今人对退休一举之种种心理，写来跌宕变化，情趣盎然，仅一千余字。二、选择 《文心雕龙．鎔裁》曰：「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鎔裁。檃括情理，矫揉文采也。」写作时，须确立文章内容有一定的中心议题，但有时文意过长，文词又显得繁芜，唯赖鎔裁以矫正繁冗杂乱，譬如木匠之绳墨与斧斤，使骈拇与赘瘤均应「芟删剪秽，弛於负担。」唯赖选择。 「散文的艺术便是作者的自觉选择。」为说明选词择句的重要，梁实秋指出：「平常人的语言文字只求能达，艺术的散文要求其能真实。——对於作者心中的意念的真实。」唯赖选择。《文学因缘．作文的三个阶段》云： 对於什麼都有意见，而且触类旁通，波澜壮阔，有时一事未竟而横生枝节，有时逸出题外而莫知所届，有时旁徵博引而轻重倒置，有时作翻案文章，有时竟至「骂题」，洋洋洒洒，拉拉杂杂，往好听里说是班固所谓的「下笔不能自休」。也许有人喜欢这种「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式的文章，觉得里面有一股豪放恣肆的气魄。不过就作文的艺术而论，似乎尚大有改进的余地。除引曹丕〈典论论文〉中，班固臧否傅毅所言，并援用《礼记．学记》论进学之道；适当的问答与不适当的问答： 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梁实秋视属文之道，应割爱、应选择，与〈学记〉适当的问答，道理完全相同。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将梁启超演讲时之奕奕神采，跃然纸上。且演讲内容亦撮要撷萃，展示於读者目前，并抒发听后感怀，虽全篇未及千字，写来仍极富情致： 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这四句十六个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演讲后的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衷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以听者身分，记对演讲人的回馈（feedback），将梁任公演讲情景，既简约且动人描绘，可谓点晴之笔。〈麻将〉一文为说明麻将之诱惑力、吸引力，「梁任公先生即是此中老手。我在清华念书的时候，就听说任公先生有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梁任公之学问风操与雅好，读者遂得以想见。句式上与50年代、政府鼓励青年学子：「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有同样趣味。〈谈徐志摩〉记与徐志摩初会之印象： 记得是一个秋天，水木清华的校园正好是个游玩的好去处。志摩飘然而至，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著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著几颗闪闪发光的钮扣，足登一双黑缎皂鞋，风神潇散，旁若无人。〈谈徐志摩〉寥寥数语，将一位风流倜傥、才气飘逸的诗人形象勾勒出来。元好问（1190-1257）〈论诗三十首〉评论陶潜诗，曰：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说明渊明冲和峻洁之诗风，乃因扫除豪华腴渥，留下真实闲远，方得以「天然」、「万古新」。七百年后，梁实秋〈作文的三个阶段〉曰： 作文知道割爱，才是进入第三个阶段的徵象。须知敝帚究竟不值珍视。不成熟的思想，不稳妥的意见，不切题的材料，不扼要的描写，不恰当的词字，统统要大刀阔斧的加以削删。芟除枝蔓之后，才能显著整洁而有精神，清楚而有姿态，简单而有力量。所谓「绚烂之极趋於平淡」，就是这种境界。 梁实秋散文主张用语简鍊、措词精当，对於不妥贴之思想、不精当之文词，删之而后快，使豪华趋向真淳、绚烂归於平淡，正与遗山先生诗论互相辉映。三、适当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中提出「文简而意深」之主张。所谓「简」，即是简单、简洁，鍊意鍊词，删繁除冗。在《试笔．六经简要说》亦谓：「妙论精言，不以多为贵。」〈与杜欣论祁公墓志书〉虽论墓志铭之写作，仍强调：「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於久远。」为曾公亮作〈进新修唐书表〉中则曰：「其事则增於前，其文则省於旧。」再三突出文词省简。对於欧阳修的尚简主张，后来有人颇不以为然。宋朝洪迈即云：「欧阳公〈进新唐书表〉曰：『其事则增於前，其文则省於旧。』夫文贵於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容斋随笔．卷一》顾炎武也说：「〈进新唐书表〉曰：『其事则增於前，其文则省於旧。』……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日知录．卷十九．文章繁简》达者，适当也。是知「精择」之时，尚须适当。梁实秋在「简单」、「选择」之外，亦主「适当」。「散文的艺术中之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割爱。一句有趣的俏皮话，若与题旨无关，只得割爱；一个美丽的典故，一个漂亮的字眼，凡是与原意不甚洽合者，都要割爱。散文的美，不在乎你能写出多少旁徵博引的故事穿插，亦不在乎多少典丽的辞句，而在於能把心中的情思乾乾净净、直截了当的表现出来。」 只要作者遣词用字「选择」精萃、实践「割爱」，散文就能达到「适当」。 文章的好坏，与长短无关。文章要讲究气势的宽阔，意思的深入，长短并无关系。长短要求其适度，性质需要长篇大论者不宜过於简略；性质需要简单明了者不宜过於累赘，如是而已。所以文章之过长过短，不以字数计，应以其内容之需要为准。常听见人说，近代人的生活忙碌，时间特别宝贵，对於文学作品都喜欢短篇小说、独幕剧之类，也许有人是这样的。不过我们都知道，长篇小说还是有更多的人看的；多幕剧也有更大的观众。人很少忙得不能欣赏长篇作品。倒是冗长无谓的文字，那怕只是一两页，恹恹无生气，也令人难以卒读。〈作文的三个阶段〉自50年代以后，梁实秋陆续写了不少忆旧怀友之作；与《雅舍小品》针砭陋习、刻画世态之幽冷老辣、讽谕笔调不同者，忆友之作均写得朴实诚恳，深情绵邈，包括〈谈闻一多〉、〈谈徐志摩〉、〈清华八年〉、《秋室杂忆》、《槐园梦忆》、《看云集》等，读后均如聆其声，如见其人；闻一多殉难20周年时，写成《谈闻一多》专书，在梁氏笔下，闻一多不再是高蹈扬厉之浪漫诗人，亦非神情肃穆之名人学者，而为一有个性的淳厚耿直人。 闻一多高梁实秋二年级，两人情谊深厚。1923年秋，同至科罗拉多大学注册，然因二人在清华时数学成绩差，科大要求二人补修两门数学。梁实秋听从，但是「一多不肯。他觉得性情不近数学，何必勉强学它，凡事皆以兴之所之为指归。我劝他向学术纪律低头，他执意不肯，故他始终没有获得正式大学毕业的资格。」藉此小事，除见梁实秋本分规矩、服从纪律，亦反衬闻一多狷介不俗的性格。又书中记叙一多对艺术之专心致志： 一多作画，不动笔则已，一动笔则全神贯注，不眠不食如中风魔，不完成不辍休。学年快终了时，教授怂恿他参加纽约的一年一度的美展，於是耗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赶画了一二十幅画，配好了框子、装了满满的一大木箱，寄到纽约去。赶画的时间，他几乎天天锁起门来，到了吃饭的时候我要敲门喊他。有一次我敲门不应，我从钥匙孔里窥见他在画布上戳戳点点，於是我就不惊动他，让他饿一顿。类此朴实真切之记叙，较诸正经严肃之传记篇什，显然生动有趣甚多，且徵引真实可信、贴切适当之第一手资料，使执著耿介的闻一多，宛然在目。至於潇洒风流之徐志摩，与闻一多相较，则为天真倜傥，有童稚般情怀： 志摩好动，他闲不得。有一天已夜晚十一时许，他乘兴来看我，只见门外的百叶长窗虚掩著，灯光自隙间外露，他想吓我一跳，突然把门拉开，大叫一声，拔腿便跑，据他说原来是他看到有两个不相识的年轻人（一男一女）从一个单人大沙发上受惊跃起。这时候我早已在楼上睡了。受惊的是楼下的一对，但是更受惊的该是志摩自己。他心头突突的跳，信步走到我家附近的另一位单身朋友家，他从后面闪入，径直登楼，一看寝室里黑黝黝的，心想这家伙睡了，来吓他一下，顺手把门框上的电灯开关一拧，不觉又失声大叫了，原来床上不仅是一个人在睡，这一惊非同小可，踉跄下楼，一口气跑回家，乖乖的自己去睡了。〈谈徐志摩〉藉此闲事，将诗人徐志摩顽皮稚拙的举措与神情，跃然纸上。仅以寥寥数语，适当勾勒出一个人物的特质与个性，这是梁实秋的大家手笔。他为老舍所描画的速写，读之令人感受到温厚和善： 抗战后，老舍有一段期间住在北碚，我们时相过从。他又黑又瘦，甚为顦顇，平常总是佝偻著腰，迈著四方步，说话的声音低沈，徐缓，但是有风趣。……老舍对待谁都是一样的和蔼亲切，存心厚道，所以人缘好。 在故知旧友中，梁实秋大概与胡适交游最久。自1927年与胡适相识，彼此间的交往几乎无有中断，1958年、胡适自美回台后，二人均已是皤然老翁，故知重逢，过往更为密切。虽然在学术议题上，二人未必投合，私交却一直不薄。1962年、胡适猝然去世，翌日，梁实秋即作〈但恨不见替人！〉哀悼之。又有〈胡适先生二三事〉等怀旧文多篇。其中回忆20年代末，某日，胡适请梁与潘光旦等数友至上海四马路、一徽州菜馆品尝适之家乡菜： 我们一进门，老板一眼望到胡先生，便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笑脸相迎，满口徽州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等我们扶著栏杆上楼的时候，老板对著后面厨房大吼一声。我们落座之后，胡先生问我们是否听懂了方才那一声大吼的意义。我们当然不懂，胡先生说：「他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原来绩溪是个穷地方，难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别优特老乡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有两个菜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个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除可知梁实秋於1984年写成《雅舍谈吃》，虽自道「不是烹调专家，我只是『天桥的把式——净说不练』。」《雅舍谈吃．序》然书成实其来有自，并可见梁氏与这位「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的情谊，今天读来仍颇有兴味。 梁实秋怀旧文中主人翁，或为文坛名流，或为朝夕相处、情感笃厚之多年同窗，又或偶然邂逅而成深交知己，因适当取材，字里行间流露友情的可贵与知遇的难得，直与《史记．管晏列传》媲美。并体现曾国藩〈覆陈太守宝箴书〉所云：「称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扬溢量，动称奇行异徵，邻於小说诞妄者之所为。贬人之恶，又加慎焉」。四、节制一般言之，为使文字简洁，以致推敲过分，易使思想情感之摅发受到束缚，失去纯真自然意味。然梁氏写作，即令篇幅短小，仍能层层剥示，娓娓展露，行文卷舒自如，表现出任意挥洒，洗鍊畅达。 〈中年〉一篇不足两千字之小品文，穿插丰富的中外知识、实例，又有自己的经验与见识，却写得从容，令人读后颇觉津津有味，增广闻见而获益匪浅。〈退休〉写得明快洒脱，有如行云流水。又如〈职业〉一文谈教书，除写自己教书的经验、感受，复引古籍，诸如：沈括《梦溪笔谈》、东方朔言论、杜甫诗句；〈鸟〉则引用济慈〈夜莺〉、雪莱〈云雀〉及诗人哈代诗句。所徵引者有如繁花似锦，却无掉书袋之堆砌，也无两脚书橱之自我炫耀，足证其广闻博识与适当收束。 以〈滑竿〉为例，写滑竿夫太苦，致使如何鸠形鹄面之后，为说明渠等也有提神解乏之方，与精神兴奋之时，遂插入一段滑竿夫边走边唱的俚语： 甲：「前面靠得紧！」 乙：「后面摆得开。」 甲：「亮光光！」 乙：「水波浪。」 甲：「滑得很！」 乙：「踩得稳。」 甲：「远看一枝花。」 乙：「走近看是她！」 甲：「教我的儿喊她妈。」然后写道：「唱到这里，路边的那『一枝花』红头涨脸的啐他一口。滑竿夫们胜利的笑了起来，脚底下格外有力，精神抖擞，飞步上山。」《雅舍小品续集》页90。全文此一写法有如在繁弦密管之行文中，加入一段悦耳宜人的清唱，使作品章法顿时变得活泼而不板滞，且韵味隽永，雅俗共赏 。最终则在笑声里戛然而止，显得乾脆、俐落而有趣！ 梁氏怀旧之作，尚包括1974年8月《槐园梦忆》的悼亡，上承朱自清〈给亡妇〉忆旧散文之传统，并连接当代忆旧散文之桥梁。梁实秋「节制」的美学观，使其作品不见放任感情的倾泄，而是节制并控制情感的抒发；未直抒胸臆，也无朱自清的悔恨、悲哀，全书长达七万余字，读者看到更多的是描述，呈现鹣鲽情深，老来弥笃，即令双双步入花甲之后，依然如同初恋、新婚，情甜似蜜： 她每隔两日提篮上市，我必与俱。她提竹篮，我携皮包，缓步而行，绕市一匝，满载而归。市廛摊贩几乎无人不识这一对皤皤老者，因为我们举目四望很难发现再有这样一对。回到家里，倾筐倒箧，堆满桌上，然而我们就对面而坐，剥豌豆，掐豆芽，劈菜心，……差不多一小时，一面手不停挥，一面闲话家常。 对妻子的深情就藏在这些叙事之中，有如汨汨流动的河水被碧绿悠长的青草覆盖，虽时隐时现，但真挚的感情更为内敛，有人评曰：梁实秋「含泪写下《槐园梦忆》一书，以极其细腻的笔调，追述半个世纪的柔情，感人至深。」 在梁实秋眼中，妻子宛如降临人世的天使，带给他生活上欢乐、幸福与满足，二人自心底深处发出之男欢女悦、相亲相爱、相知相惜的婚姻爱情，是朱自清〈给亡妇〉中所无有者。冰心〈我的老伴——吴文藻〉也写夫妻伴侣，以讲述故事、平铺直叙为主；也写生活事作，却没有梁实秋在平静叙事中、笔底含藏一片深情，作品艺术感染力自不及梁氏 ，已是公评。梁实秋忆旧散文以含蓄、平静的叙事方式表达，此时不见《雅舍小品》中的知识性与思辩性，却使《槐园梦忆》的端雅、朴实与幽静，有如一朵明秀兰花。然凄楚感伤、沈痛真挚，伉俪之情，均由平凡中见其不寻常之处，正是曾文正公志人「依於庸德」之展现。参、割爱论之思想基础梁实秋学创作中的「割爱」，应包括「表现之合度」与「有纪律的形式」 其立论之思想基础可归纳为：理性的制约、真实的人性、道德的目的、文学的严肃性、内省的创作论。一、理性的制约 梁实秋接受白璧德（Ivring Babbitt, 1865-1933）理论，提倡古典主义，反对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是由於各个成分有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畸形的现象，要做到这个地步，必须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 梁实秋强调理性，尝谓：「文学的力量，不在於开扩，而在於集中；不在於放纵，而在於节制。……所谓节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reason）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像。」虽然亦曾说：「一切的文学都是想像的。」〈文学的纪律〉页122。但是他要求文学创作中「情感、想像都要向理性低首。」他认为：「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准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所以在想像里，也隐隐然有一个纪律，其质地必须是伦理的、常态的、普遍的。」〈文学的纪律〉页123-4。所以，文学创作中的想像，在梁实秋看来，「想像还必须是纪律的，有标准的，节制的。」「节制是文学力量的源泉。」〈文学的纪律〉「在抒泄情感之际也自有一个相当的分寸，须不悖於常态的人性，须不反乎理性的节制。这样健康的文学，才能产出伦理的效果。」〈文学的纪律〉页121。然而，「节制」何为？梁实秋指出：「所谓节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像。」 准此，梁氏将当时革命文学作品判定为非理性、非常态的想像。「伟大的文学者所该致力的是：怎样把情感放在理性的韁绳之下。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狂，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沈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文学的纪律〉页121。他认为：只有受理性制约的文学，才是「健康的文学，才能产年伦理的效果。」他以为：德国的「狂飙运动」以及近代的「未来派的戏剧」无一不是过度的情感的产物，他都予以否定。〈文学的纪律〉页121。同时，将那些鼓吹革命、充满激情的文学作品也都斥之为不健康的作品，故其将矛头指向左翼革命文学，乃是可以理解。二、真实的人性 梁实秋曾以肯定的语气说：「文学的精髓是人性描写。」《偏见集．人性与阶级性》页194。文学要表示普遍固定的人性，而纯正的人性在理性的生活中就可以实现，故反对情感的氾滥，斥之为「感情主义」，并将卢梭作为感情用事的代表人物，谓其作品充满「感情过度的病态」，「是一个变态的天才」。 伟大的文学乃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於人性；至於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发生怎样的关系，是受时代的影响，还是影响到时代；是与革命理论相合，还是为传统思想所拘束，满不相干，对於文学的价值不发生关系。因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偏见集．文学与革命》页12。 文学家就是民众的非正式的代表。此地所谓的代表，并非如代表民意之政治

梁实秋莎评的人性论基点 人性论是梁实秋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石，他的莎士比亚评论同样立足于此。他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惟一的标准”。 他还说：“批评之任务在确定作品之价值，而价值之确定，又有赖乎常态标准之认识”，“批评的主要的努力还是在于根据常态的人生经验来判断作品的价值。” 梁实秋认为，人性是普遍的、固定的、永久不变的，文学的任务就在于描写这种根本的人性，文学表现人性才有永久性，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并不断以莎士比亚为例说明这个道理。他指出：莎士比亚所以永恒不朽，正是由于他的作品表现了基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他竭力为莎士比亚的人性立场辩护，指出他是基于人性的立场来揭示人生与社会的，他的描写具有适合人类的普遍性，不具体属于或代表哪一个阶级。在1926年10月27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文学批评辨》一文中，梁实秋认为，文学乃人性的产物，“《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所以文学作品的伟大，无论其属于什么时代或什么国土，完全可以在一个固定的标准之下衡量起来。无论各时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气候是如何的不同，总有一点普遍的质素，用柏拉图的话说，便是‘多中之一。’” 他在《〈李尔王〉辩》一文中说：“莎士比亚的重要作品，没有一部其主题不是与人生有密切关系的。莎士比亚把握人的基本情感，所以他才成为‘不是某一时代的，而是为一切时代的’。《哈姆莱特》写复仇，《马克白》写罪恶，《奥赛罗》写嫉妒，《李尔王》写愤怒，这全是人类的基本情感。” 1933年他在《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撰写《莎士比亚是诗人还是戏剧家？》一文中又指出：“莎士比亚的性格是富于想像的，但是他的想像的成分是可注意的。他的想像是伦理的（ethical），是集中的，是向人心的深处想；不是浪漫的，不是放肆的，不是向狂诞处想。他对于‘人’特别的感觉兴趣。他对于各阶层的人都感觉兴趣，于是运用他的想像力去求了解；他对于各方面的生活都感觉兴趣，于是运用他的想像力去求体验。他的作品便是此种了解与体验的实录。” 梁实秋的艺术感觉是独特的深刻的。他敏锐地注意到了莎士比亚富于想像的深处的伦理的人性的内容。例如，1936年他在《〈李尔王〉序》中认为《李尔王》之所以伟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该剧的“题材是有普遍性永久性的”，“这戏里描写的乃是古今中外无人不密切感觉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子女之间的伦常的关系乃是最足以动人情感的一种题材，莎士比亚其他悲剧的题材往往不是常人所能体验的，而《李尔王》的取材则绝对的有普遍性。所谓孝道与忤逆，这是最平凡不过的一件事，所以这题材可以说是伟大的，因为它描写的是一段基本的人性。” 1937年，他在《〈暴风雨〉序》中还说：“莎士比亚在《暴风雨》里描写的依然是那深邃繁复的人性——人性的某几方面”，但“他依然是驰骋着他的想像”。 翻阅梁实秋的莎评文章，这种人性论的批评随处可见。广而言之，梁实秋的人性论批评与西方文学批评传统有着内在联系。这一点毋需多言。从细处看，人性论不仅来自他的老师白璧德，更来自于18世纪英国著名批评家塞缪尔•约翰孙（1709-1784）。人们常常提到梁实秋的人性论与白璧德的渊源关系，却忽视了与约翰孙批评观的事实联系。然而，这正是我们探知梁实秋批评观的有据可查的另一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