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美国的三权分立吧或者议会与人大的比较,都可以写的很深刻
美国似乎永远是国际问题的焦点。近来国内媒体又开始流传曾经一度影响人们判断的“战争造就了美国”一说。其中的一些论点和论据,却难以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推敲。关于美国的崛起和强大,有诸多原因。如果请教法律学者,他们一般会指出法制的因素;如果向政治学者求解,又会得到政治制度方面的答案;如果求教于经济学家,便会觉得经济成长是美国发展的主要动力。换言之,美国之崛起,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战争造就了美国”这一论点有失公允客观。 一 可以说,战争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是存在的,包括我们中国。但是,战争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美国历史的推动作用,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8世纪晚期的美国独立战争,是美国立国的开始,无疑是美国在当时和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同样身为殖民地的众多拉美国家,后来也通过独立战争先后摆脱了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却始终没有走上富强之路。可见,战争可以开创一个新国家,但建设一个新国家,包括美国,却需要种种其他因素。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美国建国初时国土面积十分狭小。到19世纪中、晚期以后,美国国土范围从东部大西洋沿岸,向西部延伸,横跨美洲大陆,直达加利弗尼亚、俄勒冈、华盛顿等西部海岸,覆盖了除加拿大、墨西哥之外的整个北美大陆。毋庸置疑,领土扩张在美国历史上客观存在。19世纪美国领土扩张的途径有多种,包括外交手段(1794年的美-英《杰依条约》),出资购买(1803年路易斯安娜购买案,1867年阿拉斯加购买案),以及战争(1846-48年,美国-墨西哥战争,以及对印第安人的战争)等。可见,战争及军事只是美国领土扩张的途径和手段之一。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是,19世纪美国的西部扩张运动。19世纪初,美国内陆及西部大多数地区依然是人烟稀少,甚至是荒无人迹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近百年经济大开发,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强国。建设,而非战争,才是美国崛起和强大的源泉与主流。 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国内读大学时,曾经流行一种观点,即美国的强大,是在一战和二战中大发战争财的结果。其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开始超越英、法等欧洲列强,跃居世界首位。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除了直接遭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和地区,有实力满足战争时期巨大的工、农业产品以及军火需求的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别无它国。一旦世界燃起战争烽火,只有美国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满足战争的需要,同时利用战争,化干戈为经济发展的机会。所谓“机会偏爱有准备之人”,不虚言也。概言之,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拥有的足以制胜的军事实力,都是以战前美国已经形成的经济实力为基石。经济实力形成在先,战场制胜于后,不可因果倒置。 至于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以前苏联为主的华约曾经大搞军备竞赛。苏联在核武器,常规武器装备,军队人员数量等方面,都不亚于美国,且拥有一个庞大的军工体系。最后,华约解体,前苏联分崩离析,国民经济的烂摊子原形毕露。可见,军事、战争决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战争造就了美国”,言过其实。 二 有文章认为,美国文明的基因是军事,美国历史的中心性是战争。战争“不仅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目的”。以此推知,美国在历史上应该屡屡挑起对外战争才是。众所周知,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1775年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是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正义之战。1812年的“美-英第二次战争”,是捍卫美国独立的战争。在美国内战中,林肯领导的联邦政府和军队,维护了国家统一,并废除了南部的奴隶制度。具有争议的是1846-1848年的“美国-墨西哥战争”,交战双方对德克萨斯的归属各执一词,最后以墨西哥丧权失地了结。19世纪美国的最后一场主要战争“美国-西班牙战争(1898)”,起因于古巴等地反抗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美国乘机插手,赶走了西班牙,控制了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等地。这是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直接争夺并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战争。毋庸置疑,美国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都是不光彩的侵略行为。19世纪美国本土扩张中最为不幸的军事行动是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以上美国19世纪及其以前历次主要战争和军事行动,不论其是非如何,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国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的产物,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但不足以代表美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及基本内容。 话说人类进入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第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两年,美国才迟迟参战。如果说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不义之战,在二战时期,美国则站在正义的一方,和中国人民,还有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寇、德国法西斯。断言“军事是美国文明的基因……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具有中心性……”,使人联想到曾经穷兵黩武,挑起战争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德国,这不是客观公允的历史态度。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军事行动引起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内部)极大的反对。尤其是2003年以来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错误和愚蠢的一场战争。但是,综观美国历史,不应恶其现在,攻其一生,轻易下“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具有中心性”这样的结论。 三 受19世纪中晚期欧洲列强“炮舰政策”的影响,人们很容易把美国的海外商业扩张和武力扩张挂钩,认为商业利益必以“武力开路,借助武力实现”。这是对于美国海外商业扩张的片面认识。事实上,在19世纪整整一百年间,美国对外经济活动以对英国、欧洲的农业贸易为支柱。内战前,依靠棉花等农产品出口;其后,粮食产品(小麦等谷物),牛、猪肉类产品成为主要农业出口商品。可以肯定地说,19世纪美国对外商业支柱,外汇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业出口贸易,与海外军事行动毫无关系。 19世纪晚期,美国工业力量上升,一些工业企业开始向海外寻求商业机会。最初是产品出口,进而直接投资设厂。到20世纪初,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在英国、欧洲及加拿大等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设有工厂和销售部门。用一位美国公司在英国代理人的说法,就是“和平地工作(意指工商业贸易)以征服世界”。武力开路,“贸易跟着旗帜走”,在美国与拉美、亚洲等不发达地区交往时的确存在,但不代表美国对外商业史的全貌和主流方面。 至于战争对于美国企业管理制度形成与成长的影响,更不应该随意夸大,乱加联系。美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铁路公司。19世纪晚期,大型工商业企业开始出现,独具特色的美国现代工业研发机制应运而生并逐步制度化,现代管理制度也逐步形成。工业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革命同步进行,是当时工业革命的一大特色。根据企业/公司发展战略和需要而设立的相适应的现代管理结构和机制,到20世纪20年代,得到进一步完善并规范化。关于这一点,美国企业史专家阿尔弗莱德·钱德勒有极为详尽系统地论述。美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后为美国政府机构,大学、工会等组织广为采用。过分夸大军事、战争的影响力,极易误导我们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正确认识。 四 古人云:兵者,凶器也。战争曾经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美国也不例外。无论是美国内战,还是一战和二战,多少生灵死于非命。20世纪60-70年代初的越南战争,除了人员伤亡外,更造成美国内部动荡,社会分裂。70年代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滞胀”的尴尬,日益上升的国家财政赤字,都与漫长的越战相关。上世纪90年代美元的强势地位,并非如一些文章所言是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的结果,而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东西德合并后德国经济陷于低迷状态,1994-1995年墨西哥货币恐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国内新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而成。如果说1990年代美国对外军事行动对其经济繁荣有积极影响的话,主要在于维持了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一点,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一致的。几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由于布什政府的国内外政策,美国似乎又在走越战时期“枪炮和黄油都要”的老路,势必给美国经济造成沉重负担。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消耗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且债台高筑,国际声望更是一落千丈。在风声鹤唳的反恐声中,美国人不是感觉更安全,而是更危险。对于美国而言,军事与战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扩张和繁荣”。 以美国一贯的经济创新能力,维持现有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和商业环境,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用武力实现扩张并攫取经济利益”。人类经过上世纪两次世界战争后,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经济利益方面成熟了许多。以武力攫取经济利益和势力范围的行为,虽未绝迹,但已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所唾弃。美国之实力,运用得好,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运用失当,轻易便可给世界带来灾难。遗憾的是,美国政府近年来的许多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增加了国际社会中不确定、不稳定,甚至进一步敌对的因素。一超独大的傲慢心态,单边主义,“先发制人,预先打击”等霸权作风,少数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在国际事务中日趋依赖武力的倾向,皆令人深感不安。美国政府能否像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一样,意识到伊拉克战争的错误,吸取教训,从而以合作、外交、平等的方式,促进国际社会的协作、稳定、和平与发展,还需拭目以待。 五 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客观认识美国的历史进程,正确理解美国之现状,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建设性地处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宣扬美国的本质、目的、历史中心就是战争,只能进一步鼓动中美对抗的情绪,于己于人皆不利。夸大战争在美国崛起中的作用,混淆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岂不是要把国家的发展道路引入歧途。深入理解一个国家成长和发展的真实源泉和道路,更能坚定我们以建设为中心,和平崛起的信心。人类在21世纪内和平与发展的重担,仍将由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大国共同承担。担子挑得好,是人类之福;担子挑砸了,这个世界,其实很脆弱。
罗斯福新政,(此处省略150字)
体验民间性的美国文化历史论文论文 礼让文化 美国是个竞争激烈的国家,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由此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电 影和新闻中的美国经常与暴力事件联系在一起,让人感到这是个不安全的国家。然而到 了最能代表美国人典型生存状态的中小城市,我却发现自己置身于分外安宁的世界,人 对人的友好让我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构成美国人日常生活主旋律的实际上不是争斗和 暴力,而是礼让。 我用礼让这个词表达双重的意思:礼貌和避让。美国人的礼貌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 方面:在小区里见面,不管认识与否,必打招呼(早晨好,下午好,晚上好等),打电话 和见面时总是甜蜜地寒暄(他们习惯于甜言蜜语),在公共活动中相遇至少要点头致意, 与他人说话时要尽可能专注地注视对方,等等。而且这种礼貌一般都要通过语言表达出 来,仅仅通过微笑来示意是不行的。刚到美国时,我不习惯于与陌生人打招呼,总是以 微笑代替寒暄,很快就发现美国人对我的微笑没有反应,只好开口说话,逐渐适应了这 种时时需要以语言向他人致意的生活方式。 与礼貌对应的是美国人相互礼让的日常生活习惯。在超市里人们总是自觉地不挡住别 人的路,如果有人要从你身边走过的话,他几乎必定要说“Excuse me”(对不起)。不 说任何话而硬从他人身边走过会被视为极不文明的举动。礼让文化最多地体现在路上: 行人与机动车互不相让在发展中国家(自然包括咱中国)是普遍现象,但在美国我却从未 看到。美国人开车时总是左右张望,到了路口都要停下来,确定没有行人和其它车辆后 才缓缓驶过。要是恰好有行人走过路口,司机都会耐心等待,等行人走过后,才继续前 行。行人有时也有让汽车先走的意思,但开车的人几乎百分之百地挥手示意行人先走。 有一次我走过某个没红灯的路口,看见有汽车正要驶过,便示意汽车先走,司机看见我 在等待,连忙将车倒回数米,挥手让我先行。在一些文明程度高的小城市,通常开车的 人会在离行人十几米远甚至二十几米远处就停车了。汽车让行人是美国的规矩,据说是 写在交通法规中的,违反者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美国的开车人不仅避让行人,而且要相 互避让。两辆车相遇时,司机通常要相互挥手,示意对方先走。这种路上的礼让文明令 不少来访的中国人惊叹不已。中国虽然有儒家的礼让文化,但这礼让必须服从等级秩序 ,所以,总是等级低的人礼让等级高的人。开轿车的人在中国不是属于有权阶层,就是 先富起来者,避让行人对于他们来说是不符合登记秩序的。有的地方还制定了所谓“撞 死了白撞”的法律,以为此乃现代化的标志。这些规则的制定者可能没有想到在最为现 代化的美国,礼让第一是公民必须遵守的道德法则,也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所以,我觉得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应该认真地学习美国的礼让文化。 礼让意味着对他人的尊重,是对他人权利的承认,也是自己已经成长为个体的标志— —它意味着你已经有对他人负责的能力。个体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是礼让文化的基础 ,也是美国人现代意识的核心。它造就的是每个人的生活空间都得到尊重的公共文化。 这种礼让精神是目前大多数中国人所不具有的,所以,在足够深的层次上理解美国的礼 让文化对中国的现代化必有裨益。 助人文化 我所见到的绝大多数美国人不但非常有礼貌,而且十分乐于助人。到美国第二天,我 去超市购物,但不知道超市的确切地址,正在附近寻觅时,一位美国小伙子走了过来, 很有礼貌地问:“你好像在寻找什么?”我问:“超市在哪里?”小伙子满脸笑容地指点 到:“就在那儿!”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为自己能帮助一个异乡人而感到非常高兴 。 我在美国曾有几次迷路的经历,在问路的过程中更真切地体验到了美国的助人文化。 当我向一个女公交汽车司机问路时,她甚至停下了本职工作,专注地为我查地图,用几 分钟的时间为我找应该走的道路。我下车走向正确方向的过程中,她在车上不断挥手向 我指点方向,直到确信我走对了路,才开车离去。美国大多数城市的大街上都行人稀少 ,有时候整条道路上都没有行人,问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只要遇到了其他人,他们 必然认真地为你指路,其热情和真诚常常令人感动。 美国的助人文化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助人者通常不会妨碍被帮助者的自由,并且尽 可能地不涉及金钱。我的房东莎丽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人很善良,她见我没有汽车 ,几次带我外出办事。每次她决定让我搭车时,总会礼貌地问:“王博士,我不知道你 有没有空?如果有空,可以搭我的车出去,反正我要去办事。”实际上到了目的地后, 我发现她并没有自己的事要做,她这样说是为了让我这个被帮助者没有心理负担。她让 我搭她的车,本是为了我的方便,但她却认为帮人做事也要征得对方的同意。这正是美 国精神的体现,助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尊重他人的自由。美国的助人文化是以个 人主义为基础的,所提倡的是一个独立个体对另一个独立个体的帮助,助人者的自由和 被帮助者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都必须获得尊重。这与东方群体主义的助人文化有根本的 不同。 对财产权的尊重使得美国的助人文化有着鲜明的资本主义品格:帮助人通常以不涉及 金钱为原则,在涉及金钱时一定要订立合约,被帮助者或者要以某种方式偿付所涉及的 金钱,或者要有明确的感谢方式。但是一些在美国的华人则超越了这个原则,为美国的 助人文化增添了东方风格。洛杉矶有个在华人圈中影响很大的企业家曾庆华,便以无私 助人而著称。只要中国的来访者到了那里,不管多晚,只要给他打个电话,他总会去接 送。在华人知识分子聚会时,他常常担当司机的角色,接送年长者和来访者。他的资产 并不十分雄厚,但却常常向华人文化基金会和华人学者捐赠,并且不求回报。我与他有 过几次深谈,知道他的助人主义除了受基督教影响外,更源于儒家文化对仁、义、忠、 诚的提倡。由于他早已加入美国籍,所以,我把他的助人行动也当作美国助人文化的一 部分。虽然这种超越金钱原则的助人文化在美国还不是主流,但我从中看到了令人振奋 的东西。这是华人对美国助人文化的独特贡献。 感恩文化 在许多中国人的想象中存在着一个声色犬马的美国,不少人甚至是带着对艳遇和狂欢 的期待到美国的,但是到了美国以后他们会失望地发现美国人大多十分严肃和保守。嬉 皮士、崩克、垮掉分子已经集体退向历史深处,代替他们的是中规中矩的当代美国人。 这与基督教文化在美国的主流地位有因果关系。美国人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对于神、世界、他人的感恩情怀支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基督教强调人的幸福源于神的恩典,所以,人应该对神和神所创造的世界怀有感恩之 心。这种思想对美国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美国人的集体活动无论规模大小,基本都有 短暂的感恩仪式。主持者是牧师、召集人、与会者中最有声望的人。感恩辞有一定的模 式,但具体内容由主持人现场创造,参会者则与主持人一起朗诵或默念感恩辞。大体内 容是感谢神赐予我们丰饶的食物、相遇的机缘、幸福的生活,愿神的恩典永远与我们同 在。我在美国参加的大部分活动都有一种感恩的氛围,美国人对此是非常认真和虔诚的 。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造就出原子般孤独的个人,因为对神、世界 、他人的感恩意识使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中蕴涵着一种以神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每个人都 是感恩者和感恩的对象,是与神圣存在和他人联结着的个体,所以,感恩文化实际上是 以个人为基本单位和现世目的的群体文化。 感恩文化体现在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神的感恩意味着对他人的感恩,因为在他 人身上体现着神的爱。“Thank you”(谢谢您)是美国人最常说的话之一,而被感谢者 总要以“You are welcome”(意思比“不用谢”多,包含着对感谢者的肯定)。甚至许 多夫妻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断说“Thank you”和“You are welcome”,这在中国人看来 既没必要(夫妻间何必如此客气),又过于程式化(干吗总用一种方式表达谢意),但由此 可以看出感恩文化在美国是多么深入人心。在美国,你对他人的感恩之情是必须说出来 的,这是一种诉诸语言的感恩文化(大概是因为上帝是通过话语创造世界的,西方人总 是努力把一切都变成话语),不将自己的感恩之情化为语言会显得很没有礼貌,在公共 场所中更是如此。顾客在美国不会被当作上帝(将人比作上帝是对神的不敬),但却会实 实在在地是感恩的对象。你购买了商家的货品,既为商家带来了利润,也为政府纳了税 (在美国买东西均要上税),自然是感恩的对象,所以,商店的雇员一定会说“感谢你” 和“祝你今天一切好”之类的感恩之语(中国的商家也开始引入感恩文化)。我这次在美 国演讲完后,大多数前来听讲的人(其中不少是大名鼎鼎的学者)都与我握手致谢。我知 道他们不一定从我尚显笨拙的英语中获得多少享受,但他们认为我既然付出了劳动与诚 意,就应该感谢我。这种感谢看似程式化,但却是完全真诚的。 美国的感恩文化将基督教思想与现代社会对个人的尊重结合起来。它将神圣存在、他人、自我在日常生活中联结为整体,乃是终极关怀和世俗关怀的统一。美国的现代化获 得了巨大的成功,原因固然很多,但感恩文化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中国要实现现 代化乃至后现代化,也应该建立和弘扬自己的感恩文化,以让个体主义有更深厚的根基 。 我在这里所说的是占主流地位的美国日常文化。它在居民文化水准和生活水准比较高 的中小城市表现得比较纯粹。在穷人和外来人口较多的大城市,上述四种日常文化虽然 仍存在,但却被复杂的语境所弱化了。通常我们所说的美国病作为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 主要存在于这些大城市中。由于美国人的生活重心已经完成了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的位 移,所以,本文所说的四种日常文化乃是美国民间文化的主流。理解这一点对理解美国 文化非常重要。
我找到一篇大学的作业 给你好了。但是注没法给你复制进来。或者你留个邮箱 给你发去。这论文是我当年的美国史作业 经不起推敲,呵呵。简论二战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兴起的原因摘要: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对美国来说,种族问题是一个与生俱来的问题。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使现实的美国与其所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度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黑人为了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进行了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长期不懈的斗争,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状况发生的变化,这种斗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即“民权运动”。关键词:黑人 民权运动 中产阶级 二战黑人在美国历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对美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如此,黑人却一直处于美国社会的底层,南北战争后,虽然奴隶制被废除,黑人争得了公民权,但是,他们并没有享受到作为美国公民应有的平等权利。相反,他们仍然生活在种族隔离的樊篱之下。189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定了“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使种族隔离具备了法律依据,各州遂在居住、交通、教育等方面对黑人实行公开隔离。长期以来,黑人问题是困扰美国政府的一大难题。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这样预言:“在威胁美国的未来一切灾难中,最可怕的灾难是黑人在这个国土上的出现.一些观察家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他们在考察美国的目前困境和未来危险的原因时,几乎总是归结于这一主要事实”。 黑人为此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但是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成为当时美国重大的社会运动,最终促使联邦政府从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从而书写下黑人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本文就二战后民权运动兴起和高涨的原因进行初步探究与分析。 一、教育是黑人夺取选举权的基础 黑人要拥有选举权,自身素质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而教育是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民族素质的重要尺度。南北战争后,随着似有身份的降临,黑人渴望接受教育,许多黑人学校建立起来,遍及美国的黑人教育制度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但是教育并非朝夕之事,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奴隶制留给黑人的只能是无知和愚昧。进入20世纪以后,黑人的教育状况有了改善,19世纪后期培养出来的学生开始走向社会,而学校里的黑人学生数量仍有增无减。1910年时,在南部10个州里,在校黑人学生增加到1426102人,1930年达到1893068人。1930年时,美国黑人中的文盲率下降到16%。黑人教育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此时黑人受教育的水平,是美国历史上各个人口集团中上升最快的。到1970年,黑人所受教育年限和白人相比只相差半年左右。战后黑人教育还有这样的特点:层次提高、黑白人同校。1960年,黑人攻读学位的有22.7万。1970年增长到55.2万。黑人还进入白人大学学习,1970年,大约有378000名黑人在这样的大学或学院接受教育。这一切,表明战后的黑人已具备了“文明交往的基本条件”。再也不用“文化测验”等手段来阻止他们行使选举权了。用知识武装起来的黑人。再也不满足于二等公民、被剥削选举权,因为他们懂得:“只有黑人拥有选举权时,才能学会保护自己。”随着黑人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在为选举权抗争时,能进行有理论、有策略、有组织的斗争。因而,黑人在自身素质普遍提高的五六十年代赢回选举权是不足为奇的。二、中产阶级是黑人争取选举权运动的领导力量有人认为,第一批黑人中产阶级产生于南北战争后。但够得上中产阶级条件的黑人,在当时是属凤毛麟角。主宰着当时黑人社会的事谷物成分农,在南部390万黑人中,谷物成分农占到85.6%,他们生活水平和地位十分低下,无力自拔。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初一部分黑人开始离开南方农村,进入北方大城市寻求新的机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少数黑人站稳了脚跟,上升为中产阶级。1910年,“在一千万的黑人人口中,有工作的男子共3178554人。其中做牧师的有17427人,做医生的有3077人,做律师的有796人,做教师的有7035人。在同一年间,妇女做学校教员的有22450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黑人中产阶级人数增加,力量增强。1950-1970年,黑人平均收入由占白人收入的54%上升为64%,其中,黑人妇女平均收入由占白人主妇的40%上升为92%。 到70年代中期,已有1/3的黑人家庭上升为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壮大,对黑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选举权具有重要的意义。凡为中产阶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经济上也有相当的地位。这些人有知识与才干,懂得自尊与自信,也有参与美国社会和政治的要求。他们已超越了对基本生存的需求,而进入了更高的对政治权力与平等权利的要求阶段。因而,他们要求选举权的迫切程度大大超过了别的阶层,正如美国史学家所说:“大多数具有进取精神的黑人,都来自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那些人中,是摆脱了贫困的黑人”。 1909年成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就是由中产阶级组成与领导的一个影响深远、颇有力量的组织。著名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和马丁•路德•金也是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争取黑人选举权的斗争中,黑人中产阶级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运动领导的责任,从而为这一斗争提供了训练有素的领导力量。三、黑人在地理分布上的比的变化 我们已经知道,19世纪后期的黑人,主要从事的是农业劳动。他们集中在南部地区,分散在农村中。至于北部地区,少有较大规模的黑人迁徙。数目众多的城市,居住者主要是白人。地理分布上的这种特点,不利于黑人获得选举权。第一,南部是民族矛盾尖锐,种族实力强大的地区,正是在这一地区,种族主义者处心积虑地要剥夺黑人选举权。第二,农村相对闭塞落后,黑人长期生活于此,觉悟和意识比较低下,不利于组织与领导。 20世纪初,这种情况开始改变,黑人开始了向北部和西部城市的迁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迁徙速度加快。战火燃起时,大批白人青年应征入伍,许多工厂劳动力缺乏,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及其他北方城市的工厂主,纷纷到南方去招募工人,这就给南方黑人提供了机会。 黑人的大规模迁徙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50年时,住在城市的黑人人口已经超过了居住在农村的黑人人口。1970年,纽约、华盛顿、底特律、费城、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居民超过50万。伯明翰、亚特兰大、新奥尔良、纽瓦克、加里等城市,黑人人口占全市人口的一半以上。从布局看,黑人迁出南部后分布在全国各地,北部中央地区占26%,东部占22%,西部占19%, 其余则分布在南部。 黑人迁出南部,分布于全国各大、中城市,对于五六十年代黑人获得选举权有着重要的意义。黑人集中于城市,为现代文明耳濡目染,开始变得见多识广,富有朝气,对于体现他们政治地位的选举权格外看重起来,他们毅然投入到五六十年代为恢复自己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中。另外,黑人集中在城市,便于动员和组织,也便于形成强大的力量,五六十年代能出现如此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四、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干预二战后,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出于维护其国际形象的需要,美国政府开始正视几个世纪以来竭力回避却仍然无法回避的黑人问题。与此同时,20世纪50、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对联邦政府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马丁•路德•金明确指出:“黑人已组织成强大的力量,这使得政府无法回避他们的要求,他们已从实力出发来发展形势,使政府感到同他们合作是明智和深谋远虑的”。 此外,二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非洲的独立运动,对美国黑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这一形势,美国政府只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一改压制黑人斗争、维护白人利益的做法,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推动黑人斗争的措施。首先,美国总统发表言论支持黑人斗争。肯尼迪总统说:“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原则基础上的……如果一个美国人,因为其皮肤是黑色的,就不能在对公众开放的餐馆就餐,就不能送子女去最好的公立学校读书,就不能投票选举能代表他的人出任公共官职,一句话,就不能享受充分的自由生活,那么,这个国家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除非全体公民都得到自由。“ 约翰逊总统继承了肯尼迪的政策,并进一步支持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称“他们(指黑人)的事业也应该是我们的事业“,认为“我们大家应该战胜(种族隔离制)这一并非完美的顽固不化和不正义的遗产”。 其次,联邦政府采取一系列民权立法措施。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7年颁布了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权法,该法令禁止干预黑人投票。肯尼迪政府在司法部专设一名民权助理部长,在三年内,该助理部长共向国会提交了几十个民权方面的议案。约翰逊政府颁布了1964年的《民权法》、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和1968年的《防止住房歧视民权法》。最后,联邦政府对违抗民权法令者采取强硬措施。1957年9月,阿肯色州小石城地方法院根据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宣布该市中心中学接纳9名黑人学生入学,但此举遭到种族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州长法布斯以“防止暴乱”为名,派出200名武装的国民警卫队员,在小石城中心中学周围布岗,阻止这9名黑人学生入学。已注册的黑人学生被赶出校门,暴徒还殴打黑人,在市内煽风点火,从而引发严重骚乱。艾森豪威尔政府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派兵开往小石城,以军管措施平息了阻止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学校的小石城事件。1962年9月,黑人梅雷迪思申请入密西西比大学就读,引起该州一场地震级的哗变。在肯尼迪总统的支持下,梅雷迪思最终在联邦政府的“伴护”下入校注册。1965年,约翰逊政府采取保护措施,压制亚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使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的黑人进军得以顺利进行。联邦政府的上述措施推动了黑人民权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没有美国联邦政府的有力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也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果。五、二战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 1939年,希特勒挥师偷袭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虽未举全力出战,但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充当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兵役。广大黑人群众对此做出积极响应,他们怀有满腔热忱准备报效国家,但是却遭到种族歧视的挫伤和打击。在复苏的国防工业中,他们受到严重的歧视;在军队里也受到各样的限制,黑人只能参加完全由黑人组成的军队;各种支援战争的社会活动,也将黑人排斥在外。当报国热情和希望与白人“并肩作战”的美好愿望被现实打击后,黑人在痛心之余,也对真正实现民主平等原则产生了强烈的要求。二战对此来说,正是一个良好的机遇。 众多黑人确信,他们必将从战争中获益。如专栏作家乔治•斯宾勒认为“和平意味着……当前地位的延续……如果黑人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结束这种状况”。因此,二战持续得越久越好,因为有一天“或许我们会发现自己已从长期受压迫的地位中翻了身”。黑人们之所以对二战抱有如此厚望,是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战争给黑人提供了一个让美国百人的良心受到谴责和震撼的绝好机会。“是战争让我们有机会……来劝说、强迫我们的政府和国家,并让其感受到尴尬和羞耻……从而对占其人口十分之一的黑人采取更加开明的态度!”美国黑人在二战民主宣传的激励下,开始从新审视自己在美国的社会位置。米尔多指出:“毫无疑问,美国各阶层黑人的精神与几十年前已大不相同。”美国黑人中间的却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基本特征就是战斗性增强,用于大声抗议,强烈表示不满。二战则是为黑人进行提供了更多的理由和机会。上述黑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所有倾向——不满、希望、增强的种族意识和战斗精神,都在“向华盛顿进军”等运动中体现出来。这些活动,显示了黑人的抗议行动已经逐渐向有组织的大规模运动方面发展。虽然在战争这种非常时期,此类斗争形式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形成全国性运动,但是这些小范围的活动已经为民权运动的兴起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其所开创的群众性抗议活动形式为后来的民权斗争所广泛采用。 战争危机为美国黑人认清并指出美国所宣称的民主信条与其实践之间的反差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二战期间黑人种族意识和黑人群众战斗性的增强及战争所全力维护的民主思想意识和观念,使黑人重新看到了希望。他们确信,二战已将旧有的种族结构永远地摧毁了。当美国白人拒绝承认这种变革的存在时,广大黑人便行动起来。这颗斗争的火种几经孕育,不断壮大,终于在50年代中期形成燎原之势,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六、黑人自身的斗争以及国际国内的推动力量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黑人争取自己政治权利的斗争也是如此。当重建结束,保护黑人选举权的大环境不复存在时,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黑人,再也无力为选举权抗争了。黑人的斗争在总体上处于低谷时期。加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尚处于无序阶段,人们的文明程度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行为,以及三K党屠杀黑人的野蛮行径,很难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与谴责。这些都为剥夺黑人选举权又添一筹。 二战以后,黑人们掀起了震动整个美国社会的民权运动,他们向种族制度的各个方面发起了冲击。据美国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赖恩特•道勒斯的统计,1963年到1968年的5年中,爆发各种族骚乱的城市有265个,骚乱总次数341次,骚乱总日数703天,被捕人员53409人,受伤人数8459人,死亡221人。 正是在如此激烈的冲突中,黑人赢回了选举权。黑人著名活动家查尔斯•希尔伯曼说:“在美国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上,没有那件事情能说明,没有直接的对抗,黑人就能在美国社会获得正当的地位。” 二战后,白人的种族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对于黑人的苦难不再熟视无睹。1964年,三位民权工作者在密西西比州的内肖巴县给黑人选民登记时被暴徒杀害,这激起了全国舆论的愤怒,从而推动国会于1964年7月通过了重要的民权法。在1965年亚拉巴州塞尔马市的黑人示威活动中,维奥拉•利厄佐夫人于3月9日被暴徒杀害,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北方许多城市举行了声援示威。副总统对利厄佐夫人的家属表示慰问,总统发表了电视讲话,并于3月15日向国会提交了投票权利法案,8月,国会通过了这一法案。国际社会的支持也对黑人争取选举权起了推动作用。例如,小石城事件发生后,许多国家的报纸质问道:“从小石城事件看来,美国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对于迫害黑人的行径,周恩来总理也曾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美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的内在联系。”在同声谴责的世界舆论面前,美国政府必须有所交待。战后的几个民权法和投票权立法也可以看作是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反应。道格拉斯说,黑人选举权“对于那个曾长期被奴役的人民来说是生死之权”。重建时期的参议员桑门腊说:“黑人没有选举权,就等于没有自由……光有自由是不够的,一个公民既需要自由又需要平等……这两者对于构成一个完整的美国公民的资格是缺一不可的。” 二战后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是一种对种族歧视与压迫的直接回击,是历史沉积下,时代条件与社会现实综合作用的结果。经历了10余年的斗争,使形形色色的种族隔离制被消除,黑人的斗争迫使美国政府通过许多有关民权的法律和命令,黑人的选举权在各州基本上得到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处境,为美国社会注入了活力。但是美国的种族问题有根深蒂固的渊源,并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只要美国黑人坚持不懈地斗争,在美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下,几百年来黑人梦想的平等与权力就能最终实现。[参考文献][1](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2] 布罗莱,《美国黑人简史》〔M〕,纽约。[3] 威廉•伊塞尔,《美国社会的变化1945-1983》〔M〕,纽约。[4] 哈利•A•波罗斯基,詹姆斯•威廉,《美国黑人历史》〔M〕,纽约。[5] 威廉•伊塞尔,《美国社会的变化1945-1983》〔M〕,纽约。[6] (美)乔安•妮格兰特改编,郭瀛、伍江、翟一我等译,《美国黑人斗争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版。[7] 何章银,《肯尼迪政府民权政策成因探析》,载《学海》,2002年第3期。[8] (美)阿瑟•林克 、威廉•卡顿著,刘绪贻、王锦瑭、李世洞、胡志宽等译,《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9] 卡罗•林罗斯,《少数民族问题》〔M〕,纽约,1972 年版。[10]格瑞德•迈克维尼,《重建与自由之人》〔M〕,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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