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事件评述论文格式

写美国的三权分立吧或者议会与人大的比较，都可以写的很深刻

我找到一篇大学的作业 给你好了。但是注没法给你复制进来。或者你留个邮箱 给你发去。这论文是我当年的美国史作业 经不起推敲，呵呵。简论二战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兴起的原因摘要：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对美国来说,种族问题是一个与生俱来的问题。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使现实的美国与其所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度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黑人为了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进行了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长期不懈的斗争，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状况发生的变化，这种斗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即“民权运动”。关键词：黑人 民权运动 中产阶级 二战黑人在美国历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对美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如此,黑人却一直处于美国社会的底层,南北战争后,虽然奴隶制被废除,黑人争得了公民权,但是,他们并没有享受到作为美国公民应有的平等权利。相反,他们仍然生活在种族隔离的樊篱之下。189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定了“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使种族隔离具备了法律依据,各州遂在居住、交通、教育等方面对黑人实行公开隔离。长期以来，黑人问题是困扰美国政府的一大难题。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这样预言：“在威胁美国的未来一切灾难中,最可怕的灾难是黑人在这个国土上的出现．一些观察家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他们在考察美国的目前困境和未来危险的原因时,几乎总是归结于这一主要事实”。 黑人为此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但是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成为当时美国重大的社会运动,最终促使联邦政府从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从而书写下黑人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本文就二战后民权运动兴起和高涨的原因进行初步探究与分析。 一、教育是黑人夺取选举权的基础 黑人要拥有选举权，自身素质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而教育是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民族素质的重要尺度。南北战争后，随着似有身份的降临，黑人渴望接受教育，许多黑人学校建立起来，遍及美国的黑人教育制度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但是教育并非朝夕之事，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奴隶制留给黑人的只能是无知和愚昧。进入20世纪以后，黑人的教育状况有了改善，19世纪后期培养出来的学生开始走向社会，而学校里的黑人学生数量仍有增无减。1910年时，在南部10个州里，在校黑人学生增加到1426102人，1930年达到1893068人。1930年时，美国黑人中的文盲率下降到16%。黑人教育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此时黑人受教育的水平，是美国历史上各个人口集团中上升最快的。到1970年，黑人所受教育年限和白人相比只相差半年左右。战后黑人教育还有这样的特点：层次提高、黑白人同校。1960年，黑人攻读学位的有22．7万。1970年增长到55．2万。黑人还进入白人大学学习，1970年，大约有378000名黑人在这样的大学或学院接受教育。这一切，表明战后的黑人已具备了“文明交往的基本条件”。再也不用“文化测验”等手段来阻止他们行使选举权了。用知识武装起来的黑人。再也不满足于二等公民、被剥削选举权，因为他们懂得：“只有黑人拥有选举权时，才能学会保护自己。”随着黑人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在为选举权抗争时，能进行有理论、有策略、有组织的斗争。因而，黑人在自身素质普遍提高的五六十年代赢回选举权是不足为奇的。二、中产阶级是黑人争取选举权运动的领导力量有人认为，第一批黑人中产阶级产生于南北战争后。但够得上中产阶级条件的黑人，在当时是属凤毛麟角。主宰着当时黑人社会的事谷物成分农，在南部390万黑人中，谷物成分农占到85．6%，他们生活水平和地位十分低下，无力自拔。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初一部分黑人开始离开南方农村，进入北方大城市寻求新的机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少数黑人站稳了脚跟，上升为中产阶级。1910年，“在一千万的黑人人口中，有工作的男子共3178554人。其中做牧师的有17427人，做医生的有3077人，做律师的有796人，做教师的有7035人。在同一年间，妇女做学校教员的有22450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黑人中产阶级人数增加，力量增强。1950-1970年，黑人平均收入由占白人收入的54%上升为64%，其中，黑人妇女平均收入由占白人主妇的40%上升为92%。 到70年代中期，已有1/3的黑人家庭上升为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壮大，对黑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选举权具有重要的意义。凡为中产阶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经济上也有相当的地位。这些人有知识与才干，懂得自尊与自信，也有参与美国社会和政治的要求。他们已超越了对基本生存的需求，而进入了更高的对政治权力与平等权利的要求阶段。因而，他们要求选举权的迫切程度大大超过了别的阶层，正如美国史学家所说：“大多数具有进取精神的黑人，都来自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那些人中，是摆脱了贫困的黑人”。 1909年成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就是由中产阶级组成与领导的一个影响深远、颇有力量的组织。著名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和马丁•路德•金也是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争取黑人选举权的斗争中，黑人中产阶级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运动领导的责任，从而为这一斗争提供了训练有素的领导力量。三、黑人在地理分布上的比的变化 我们已经知道，19世纪后期的黑人，主要从事的是农业劳动。他们集中在南部地区，分散在农村中。至于北部地区，少有较大规模的黑人迁徙。数目众多的城市，居住者主要是白人。地理分布上的这种特点，不利于黑人获得选举权。第一，南部是民族矛盾尖锐，种族实力强大的地区，正是在这一地区，种族主义者处心积虑地要剥夺黑人选举权。第二，农村相对闭塞落后，黑人长期生活于此，觉悟和意识比较低下，不利于组织与领导。 20世纪初，这种情况开始改变，黑人开始了向北部和西部城市的迁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迁徙速度加快。战火燃起时，大批白人青年应征入伍，许多工厂劳动力缺乏，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及其他北方城市的工厂主，纷纷到南方去招募工人，这就给南方黑人提供了机会。 黑人的大规模迁徙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50年时，住在城市的黑人人口已经超过了居住在农村的黑人人口。1970年，纽约、华盛顿、底特律、费城、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居民超过50万。伯明翰、亚特兰大、新奥尔良、纽瓦克、加里等城市，黑人人口占全市人口的一半以上。从布局看，黑人迁出南部后分布在全国各地，北部中央地区占26%，东部占22%，西部占19%， 其余则分布在南部。 黑人迁出南部，分布于全国各大、中城市，对于五六十年代黑人获得选举权有着重要的意义。黑人集中于城市，为现代文明耳濡目染，开始变得见多识广，富有朝气，对于体现他们政治地位的选举权格外看重起来，他们毅然投入到五六十年代为恢复自己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中。另外，黑人集中在城市，便于动员和组织，也便于形成强大的力量，五六十年代能出现如此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四、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干预二战后,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出于维护其国际形象的需要,美国政府开始正视几个世纪以来竭力回避却仍然无法回避的黑人问题。与此同时,20世纪50、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对联邦政府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马丁•路德•金明确指出：“黑人已组织成强大的力量,这使得政府无法回避他们的要求,他们已从实力出发来发展形势,使政府感到同他们合作是明智和深谋远虑的”。 此外,二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非洲的独立运动,对美国黑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这一形势,美国政府只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一改压制黑人斗争、维护白人利益的做法,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推动黑人斗争的措施。首先,美国总统发表言论支持黑人斗争。肯尼迪总统说：“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原则基础上的……如果一个美国人,因为其皮肤是黑色的,就不能在对公众开放的餐馆就餐,就不能送子女去最好的公立学校读书,就不能投票选举能代表他的人出任公共官职,一句话,就不能享受充分的自由生活,那么,这个国家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除非全体公民都得到自由。“ 约翰逊总统继承了肯尼迪的政策,并进一步支持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称“他们(指黑人)的事业也应该是我们的事业“,认为“我们大家应该战胜(种族隔离制)这一并非完美的顽固不化和不正义的遗产”。 其次,联邦政府采取一系列民权立法措施。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7年颁布了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权法,该法令禁止干预黑人投票。肯尼迪政府在司法部专设一名民权助理部长,在三年内,该助理部长共向国会提交了几十个民权方面的议案。约翰逊政府颁布了1964年的《民权法》、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和1968年的《防止住房歧视民权法》。最后,联邦政府对违抗民权法令者采取强硬措施。1957年9月,阿肯色州小石城地方法院根据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宣布该市中心中学接纳9名黑人学生入学,但此举遭到种族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州长法布斯以“防止暴乱”为名,派出200名武装的国民警卫队员,在小石城中心中学周围布岗,阻止这9名黑人学生入学。已注册的黑人学生被赶出校门,暴徒还殴打黑人,在市内煽风点火,从而引发严重骚乱。艾森豪威尔政府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派兵开往小石城,以军管措施平息了阻止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学校的小石城事件。1962年9月,黑人梅雷迪思申请入密西西比大学就读,引起该州一场地震级的哗变。在肯尼迪总统的支持下,梅雷迪思最终在联邦政府的“伴护”下入校注册。1965年,约翰逊政府采取保护措施,压制亚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使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的黑人进军得以顺利进行。联邦政府的上述措施推动了黑人民权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没有美国联邦政府的有力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也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果。五、二战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 1939年，希特勒挥师偷袭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虽未举全力出战，但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充当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兵役。广大黑人群众对此做出积极响应，他们怀有满腔热忱准备报效国家，但是却遭到种族歧视的挫伤和打击。在复苏的国防工业中，他们受到严重的歧视；在军队里也受到各样的限制，黑人只能参加完全由黑人组成的军队；各种支援战争的社会活动，也将黑人排斥在外。当报国热情和希望与白人“并肩作战”的美好愿望被现实打击后，黑人在痛心之余，也对真正实现民主平等原则产生了强烈的要求。二战对此来说，正是一个良好的机遇。 众多黑人确信，他们必将从战争中获益。如专栏作家乔治•斯宾勒认为“和平意味着……当前地位的延续……如果黑人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结束这种状况”。因此，二战持续得越久越好，因为有一天“或许我们会发现自己已从长期受压迫的地位中翻了身”。黑人们之所以对二战抱有如此厚望，是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战争给黑人提供了一个让美国百人的良心受到谴责和震撼的绝好机会。“是战争让我们有机会……来劝说、强迫我们的政府和国家，并让其感受到尴尬和羞耻……从而对占其人口十分之一的黑人采取更加开明的态度！”美国黑人在二战民主宣传的激励下，开始从新审视自己在美国的社会位置。米尔多指出：“毫无疑问，美国各阶层黑人的精神与几十年前已大不相同。”美国黑人中间的却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基本特征就是战斗性增强，用于大声抗议，强烈表示不满。二战则是为黑人进行提供了更多的理由和机会。上述黑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所有倾向——不满、希望、增强的种族意识和战斗精神，都在“向华盛顿进军”等运动中体现出来。这些活动，显示了黑人的抗议行动已经逐渐向有组织的大规模运动方面发展。虽然在战争这种非常时期，此类斗争形式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形成全国性运动，但是这些小范围的活动已经为民权运动的兴起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其所开创的群众性抗议活动形式为后来的民权斗争所广泛采用。 战争危机为美国黑人认清并指出美国所宣称的民主信条与其实践之间的反差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二战期间黑人种族意识和黑人群众战斗性的增强及战争所全力维护的民主思想意识和观念，使黑人重新看到了希望。他们确信，二战已将旧有的种族结构永远地摧毁了。当美国白人拒绝承认这种变革的存在时，广大黑人便行动起来。这颗斗争的火种几经孕育，不断壮大，终于在50年代中期形成燎原之势，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六、黑人自身的斗争以及国际国内的推动力量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黑人争取自己政治权利的斗争也是如此。当重建结束，保护黑人选举权的大环境不复存在时，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黑人，再也无力为选举权抗争了。黑人的斗争在总体上处于低谷时期。加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尚处于无序阶段，人们的文明程度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行为，以及三K党屠杀黑人的野蛮行径，很难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与谴责。这些都为剥夺黑人选举权又添一筹。 二战以后，黑人们掀起了震动整个美国社会的民权运动，他们向种族制度的各个方面发起了冲击。据美国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赖恩特•道勒斯的统计，1963年到1968年的5年中，爆发各种族骚乱的城市有265个，骚乱总次数341次，骚乱总日数703天，被捕人员53409人，受伤人数8459人，死亡221人。 正是在如此激烈的冲突中，黑人赢回了选举权。黑人著名活动家查尔斯•希尔伯曼说：“在美国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上，没有那件事情能说明，没有直接的对抗，黑人就能在美国社会获得正当的地位。” 二战后，白人的种族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对于黑人的苦难不再熟视无睹。1964年，三位民权工作者在密西西比州的内肖巴县给黑人选民登记时被暴徒杀害，这激起了全国舆论的愤怒，从而推动国会于1964年7月通过了重要的民权法。在1965年亚拉巴州塞尔马市的黑人示威活动中，维奥拉•利厄佐夫人于3月9日被暴徒杀害，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北方许多城市举行了声援示威。副总统对利厄佐夫人的家属表示慰问，总统发表了电视讲话，并于3月15日向国会提交了投票权利法案，8月，国会通过了这一法案。国际社会的支持也对黑人争取选举权起了推动作用。例如，小石城事件发生后，许多国家的报纸质问道：“从小石城事件看来，美国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对于迫害黑人的行径，周恩来总理也曾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美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的内在联系。”在同声谴责的世界舆论面前，美国政府必须有所交待。战后的几个民权法和投票权立法也可以看作是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反应。道格拉斯说，黑人选举权“对于那个曾长期被奴役的人民来说是生死之权”。重建时期的参议员桑门腊说：“黑人没有选举权，就等于没有自由……光有自由是不够的，一个公民既需要自由又需要平等……这两者对于构成一个完整的美国公民的资格是缺一不可的。” 二战后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是一种对种族歧视与压迫的直接回击，是历史沉积下，时代条件与社会现实综合作用的结果。经历了10余年的斗争，使形形色色的种族隔离制被消除，黑人的斗争迫使美国政府通过许多有关民权的法律和命令，黑人的选举权在各州基本上得到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处境，为美国社会注入了活力。但是美国的种族问题有根深蒂固的渊源，并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只要美国黑人坚持不懈地斗争，在美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下，几百年来黑人梦想的平等与权力就能最终实现。[参考文献][1]（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2] 布罗莱,《美国黑人简史》〔M〕，纽约。[3] 威廉•伊塞尔，《美国社会的变化1945-1983》〔M〕，纽约。[4] 哈利•A•波罗斯基，詹姆斯•威廉，《美国黑人历史》〔M〕，纽约。[5] 威廉•伊塞尔，《美国社会的变化1945-1983》〔M〕，纽约。[6] （美）乔安•妮格兰特改编，郭瀛、伍江、翟一我等译，《美国黑人斗争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版。[7] 何章银，《肯尼迪政府民权政策成因探析》，载《学海》，2002年第3期。[8] （美）阿瑟•林克 、威廉•卡顿著，刘绪贻、王锦瑭、李世洞、胡志宽等译，《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9] 卡罗•林罗斯，《少数民族问题》〔M〕，纽约，1972 年版。[10]格瑞德•迈克维尼，《重建与自由之人》〔M〕，芝加哥。

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启示叶 君 田淑慧(吉林大学, 长春 130012)摘 要 自 20 世纪 30年代以来, 美国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可以说, 美国的减税政策史是一部沉痛与光辉并行、曲折与浩荡兼具的发展史。本文重点研究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轨迹,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它带来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关键词 减税政策 税收负担 演变 启示 美国中图分类号 F81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0 ! 06 ! 22 作者简介: 叶君,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英美历史文化、跨文化交际。田淑慧,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分析。 减税政策是一种扩张性政策。它是指通过降低税率、缩小征收范围、取消或停征某些税种等手段来调整或改变既有税制, 进而降低企业或居民税收负担的一种税收政策, 表现为一定时期内主体税种和重要税种税负的下降。它通过发挥税收的乘数效应, 对经济增长、供求关系、财政收支、价格机制、就业水平等产生影响。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强国, 被公认为是在减税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它的税收政策是其宏观经济政策及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消费及社会政策的主要工具。美国的减税政策取向对世界各国的税制变革及经济增长具有引领和导向作用。1 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美国真正意义上的减税政策始于 20 世纪 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标志性的著作是凯恩斯于1936 年出版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一书。减税政策的实施带来了美国的GDP 不同程度的增长, 增加了私人储蓄和投资, ∃ 唤醒% 了美国经济。美国减税政策的演变可以大致分为以下5 个时期。11 正统凯恩斯主义: 20 世纪40~ 70 年代的美国减税政策 在20 世纪 30 年代初, 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失业率居高不下, 银行机构大量倒闭, 通货膨胀加剧。这些严重动摇了西方世界对自由市场经济内在稳定机制的信心。自此, 提倡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凯恩斯主张实施减税在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总需求, 它成为二战后直至整个7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灵魂。就在20 世纪40 年代, 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哈维&汉森提出补偿性财政政策的观点。他主张政府应逆经济风向行事, 交替使用扩张与紧缩两种办法: 在经济萧条期间, 采用赤字预算的膨胀政策, 扩大政府开支, 减低税率, 提高社会总需求; 在经济繁荣期间, 采用盈余财政的紧缩政策, 缩减政府开支, 提高税率, 降低社会总需求[ 1]。补偿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美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但是到了 20 世纪50年代, 补偿性财政政策出现了各种失误, 导致经济出现长期停滞不前的 ∃ 艾森豪威尔停滞% 局面。1961 年, 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 为了使国内! 150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经济迅速走出 ∃ 艾森豪威尔停滞% 的泥潭, 他接受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瓦尔特&海勒等凯恩斯主义者的增长性财政政策的主张, 并于 1962 年开始全面推行减税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使个人所得税税率由20% ~ 91%的范围降到14% ~ 70% , 公司所得税率从52%降到 48% [ 2]。它扩大了社会总需求, 并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此次减税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成功的应用之一。随后的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继承了肯尼迪的减税政策。一方面, 他于1964 年2 月推动国会批准了肯尼迪生前留下的 ∀减税法案#, 使公司税削减255 亿美元, 个人所得税削减110 亿美元; 另一方面, 又提出 ∃ 向贫穷开战%、建立 ∃ 伟大社会%等执政口号, 在实践中把政府通过政策干预经济的规模和力度扩大到空前的范围, 美国的实际GDP 以令人瞩目的 55%的平均速度增长。但是到70 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出现了滞涨的局面, 凯恩斯主义宣告失灵。美国终结了长期单一使用凯恩斯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历史。12 里根革命: 20 世纪80年代的美国∃ 供给性减税%政策 1981 年里根上台, 为克服美国经济发展中的滞胀问题, 他转而采纳了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 以全面减税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良方。里根政府共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减税方案: ( 1) 198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 ∀1981 年经济复兴法案#。此法案主要包括将个人所得税最低税率14%和最高税率70%分别降至11%和50% ; 颁布了加速折旧条例 (ACRS) , 允许企业以 ∃ 重置成本% 来计提折旧; 减少政府对个人、企业和州政府工作的不必要干预; 支持稳妥可靠的货币政策; 增加国防开支, 提高军事预算等内容; ( 2) 1986 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法案。在继续进行大规模减税的同时,进行税制改革, 通过扩大税基, 降低税率, 加强公平, 简化管理等方式来解决税制繁杂的弊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税收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表 1 详细列出了 1981~ 1986年间里根政府的减税额度。表 1 里根政府的 ∀经济复兴法案# 对联邦政府税收的影响[ 3 ]项 目 个人税和非税收入 48 1414 1721公司利润税收入 57 112 208 277 398 537企业间接税和非税收入 5 2 6 5社会保险税收入 5 5 6 6 6总 额 (注: 减少额, 亿美元) 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涉及的税种多、减税数额庞大, 在世界减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有资料表明, 里根1981~ 1986 年的减税使得美国国内的GDP 迅速增长, 1983 年、1984 年和1985 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36%、68% 和 34%; 失业率从1982 年的97%下降到1985 年的72%。里根政府的 ∃ 供给性减税% 扭转了 20 世纪70 年代末高失业率、高通胀率的经济 ∃ 滞胀% 局面, 为企业积累了资金, 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刺激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13 国家干预型平衡预算: 20 世纪90 年代的美国减税政策 进入20 世纪 90 年代,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 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加强,税基复杂多变, 国际间的税收竞争日趋激烈, 再加上战争因素, 美国财政于 1991 年出现了高达2687 亿美元的巨额赤字。高赤字伴随着高利率、高负债、高汇率和高贸易赤字, 这 ∃ 五高% 问题! 151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使老布什总统在位期间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为了摆脱这种局面, 1993 年克林顿上台, 扭转了∃ 里根经济学% 片面强调供给的财政政策, 推行∃ 综合经济发展计划% 以振兴美国经济。克林顿的 ∃ 综合经济发展计划% 是一种增税与减支并重的国家干预型平衡预算政策。它在财政税收方面的内容主要是: ∃ 把财政赤字从1993年的3167 亿美元减至1997 年的1810 亿美元。办法是: 5年内增税 3200 亿美元, 把个人所得税率由31%提高到36%, 最高达39% , 公司所得税税率由34% 提高到36% ; 削减预算支出5000 多亿美元, 其中削减国防预算880 亿美元, 削减医疗保健支出和裁减10 万名政府机构人员的支出。 [ 4]%1997年, 美国国会又通过了 ∀财政平衡预算法案# 和 ∀减税法案#, 对税收进行可增可减的调整。包括降低长期资本利得税的最高税率, 增加儿童扣税额, 提高遗产税与赠予税的免征额, 提高对个人退休账户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克林顿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 使美国的GDP增长率高于世界同期经济年增长率的25% ,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削减了财政赤字, 美国的财政状况进一步好转。14 最富争议的联邦减税: 21 世纪初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 2001年3 月美国经济重现低迷, 结束了长达120 个月的经济增长。美国税制不公平、偷税漏税严重的弊端暴露无疑。小布什上台以后, 效仿里根的减税增支政策, 企图再次利用减税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在一片反对声中, 美国议会终于在2001年通过 10 年减税135 万亿美元的 ∀经济增长与减税一致法案#。主要是削减个人所得税, 计划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由 396% 降至33% , 并简化税率级次; 增加了儿童税收抵免限额, 由500 美元增加到1000 美元; 提高遗产税的免征额, 并计划于2010 年取消遗产税等。这些减税措施使小布什政府见到了经济复苏的曙光。布什政府进一步加快了减税的步伐, 于 2002 年通过∀创造就业与工人受助法案#, 2003 年通过 ∀就业和经济增长减税协调法案#, 又提出 10 年减税3500 亿的计划。布什政府的一系列减税政策遭到了经济学界和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布什减税的政策效果究竟如何呢? 美国商务部在 2003 年 7 月的报告显示, 2003 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了 24% , 已经超过了 18% 的预期, 经济开始复苏, 消费、投资、就业、库存等一系列经济指标均有所好转。但也有批评显示, 布什的减税更有利于中高收入阶层积累财富, 因为它将 60%的好处给了那些年收入超过10 万美元的人, 使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不公平现象加剧。15 金融之战: 迎接世界性金融危机挑战的奥巴马新政 始于2007 年8 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金融市场出现恐慌, 国际投资银行纷纷破产。金融危机把美国带入二战后经济最漫长衰退的寒冬。为拯救美国经济, 奥巴马提出了刺激就业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奥巴马计划的关键词就是 ∃ 减税%。他提议国会通过减税法案来鼓励小型企业投资并且雇用更多工人, 新投资的资本收益税在1 年时间内将降为零, 而对投资支出的减税有效期将延长至2010 年底。奥巴马的减税法案的出台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2008年2 月, 奥巴马政府颁布了减税规模为1680 亿美元的 ∀2008 经济刺激法案#。同年 8月, 金融危机形势日趋恶化, 奥巴马政府又迅速通过了 ∀2008 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 和 ∀2008 年延长税收 (优惠) 和最低选择税减免法案#, 提出减税约1100 亿美元的计划。其中包括对可再生能源、交通和能源安全等4 个方面的税收优惠, 延长灾害减免期限, 提高子女抵免限额等。进入2009 年以后, 美国议会又通过了 ∃ 刺激经济法案%, 规定的减税规模约为2810 亿美元, 创造350万个就业机会。为了进一步控制财政赤字, 奥巴马陆续向国会递交了2010 年度预算案和 2011 年! 152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联邦政府预算案, 均涉及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税收计划。从美国减税政策的发展历程来看, 有一个事实十分明显: 经济处于萧条时期, 减税和相关的税制改革备受青睐。总体来讲, 美国的减税实践没有阻碍自由市场的发育, 而且它已逐渐成长为一种长期的财政战略选择。始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真正意义上的减税政策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 从其实践的效果来看, 适度、公平的减税政策能够 ∃ 唤醒%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 又具有广阔的扩展空间。2 美国减税政策演变的启示着眼于美国的减税政策, 无论是肯尼迪! 约翰逊时期的需求性减税、里根的供给性减税, 抑或是奥巴马政府的一揽子计划等, 减税政策已经成为美国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 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意图和经济政策理论的发展趋势。它带来了诸如GDP 的增长、储蓄和投资增加、暂时缓解通货膨胀等功效。从整个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中, 可以获得如下几点启示。21 减税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 其作用不可替代 减税政策的作用是通过影响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决策而间接实现的。对企业而言, 税收是企业进行投资活动的重要成本。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减税政策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 引导资源由非生产性投资转向生产性使用, 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企业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对个人而言,减税会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积极参与到各种投资活动中, 抑制闲暇消费, 有利于劳动供给的增加。因此, 减税政策是增加社会储蓄、投资、劳动以及就业的有效政策工具, 比增加政府支出更有效应。所以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减税在财政政策体系中的地位, 提升减税政策的重要性, 发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来拉动经济的增长。22 减税政策应该供求并重, 并适时作出调整美国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减税实践表明,减税具有 ∃ 需求% 与 ∃ 供给% 双重效应, 单一地使用需求或者供给手段都行不通。供求 ∃ 天枰%的失衡, 必然限制减税政策效果最大限度的发挥。需求决定供给, 而供给又反过来对需求起到引导作用。如果只重视总需求, 实施片面的需求管理政策, 会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调, 出现经济 ∃ 滞涨%; 如果只重视总供给, 则容易引发经济衰退或下降。因此, 减税政策的设计者应该以美为鉴,努力寻求各种财政理论的最佳结合点, 避免出现供需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并在供求失衡之时进行适当的微调, 做到供需并重。23 对减税风险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谨慎选择减税策略 从美国减税的历史实践上看, 减税对经济发展能起促进作用。但减税风险是减税政策制定和实施中不可规避的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4 个方面:(1) 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就短期来看,减税直接减少政府财政收入, 进而会造成政府可利用支出的减少, 并可能带来大量的财政赤字和∃ 债台高筑% 现象; ( 2) 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减税的出发点是税收政策延伸后对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效应, 实际上是向公众让渡部分利益, 引发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如果减税措施使用不当, 将造成市场主体间的不平等竞争; ( 3)影响税制的严肃性和固定性。减税政策的实施是对税收政策的局部调整或否定, 因此必然对既定税制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如果不同时期和不同目标的减税政策之间缺乏协调配合, 就更会加剧税制的复杂化; ( 4) 减税政策本身具有时滞性。减税的政策效果不如增加财政支出那样明显和直接,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它对经济的激励效果往往在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完全凸显出来, 尤其是在扩大内需和提高居民购买力方面。减税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它给减税政策的运用增加了难度。这就要求决策者在借鉴美国减税的经验的基础上, 必须对减税风险给予充分的重视。如果政府可支配的财力充足, 则可考虑实施! 153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全面的大规模减税, 否则应采取相对谨慎的减税策略, 力争把风险维持在可控范围内。24 减税应与发展民生相结合, 努力寻求社会公平从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去考察减税政策的动机及效果并不难, 难的是减税如何真正的实现社会公平。从实际情况看, 美国的减税法案受到抨击和质疑最多的也正是关于减税的公平性问题。很多学者认为, 美国减税拉大了贫富差距, 不符合低收入者福利的增加和利益最大化的需求, 它更有利于中高收入阶层财富的积累, 使得纵向公平难以实现。因此, 在设计减税政策时要有意识的向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倾斜, 着重减轻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 并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对民众基本公共物品的供应, 并且通过各种∃ 民生% 支出, 加大对低收入阶层转移支出和补助的力度, 做到公平和效率兼顾, 使减税政策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25 减税要与其他政策配套实施, 共同发挥作用相对于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 如今美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可谓时过境迁。但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经验表明, 美国政府在实施减税政策的同时,还配合着财政、货币、汇率、价格杠杆等措施,使他们共同发挥作用。比如, 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节整个经济, 用发行货币的手段来配合减税政策; 当减税造成收不抵支时, 可以利用发行国债的手段来弥补财政的空白; 为了平衡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减少, 可以采用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 在某些不影响国计民生的产业部门适当的增税等。总之, 为了应对刚性的财政支出, 使减税政策取得预期效果, 避免单兵冒进,有关减税的安排必须与其他政策配套实施。参 考 文 献1. 何盛明: 财经大辞典 ( 下卷) [M]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1990: 18362. Anthony S. Campagna: US National Economic Policy1917~ 1985, New York: Praeger, 19873. 章嘉琳. 变化中的美国经济 [M] . 学林出版社,3754. 丁冰, 张连城. 现代西方经济学说 [M] .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2: 97The Develop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US. Tax Reduction PolicyYe Jun Tian Shuhui( Jilin Universi 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Abstract Since the 1930s, large- scale tax reduction policy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five times in the US. history. In anotherword, the US. hi story of tax red uction has bitter experience parallels with glory and both t wists and magnificence. The paper is mainly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 tax reduction, and thus further analyzes i ts enlightenment and the use for words tax reduction policy; tax burden; development; enligh tenment; The United States! 154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摘 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 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 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 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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