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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全景分析预测 --------------------------------------------------------------------------------经过25年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21世纪初期的中国发展，更加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即在加入WTO的新世纪里，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怎样的环境、机遇、挑战和可能前景？这是所有的人——无论是国内国外、政府企业、理论还是实践等，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将中国宏观经济的热点问题，划分为传统的十大领域，并进行较为深入和全面的剖析。 一、经济总量将继续保持较长期的高速增长 1979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79-2002年，我国GDP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见图1，比同期世界平均增长水平高出一倍、比同期发达国家平均增长水平高出两倍等，展现出世界经济“一枝独秀”的明显特征和勃勃生机。这使得我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在稳步、持续和显著的提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1979年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核心原因在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即将传统的计划经济、逐步改革为市场经济，以市场化的价格来调整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在此基础上，更多的与国外进行市场化的交流与合作等。 在农村，重点是进行土地承包制的改革，同时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民进城务工。在城市，首先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90年代后开始了市场化改革的全方位的探索和推进，如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等。这使得我国两方面的生产资源，得到了更高效率的发挥。即一是显性生产资源，如土地和厂房等；二是更为重要和核心的隐性生产资源，即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 内外因素的完美结合，造就了我国经济25年来的空前繁荣。即内因是我国生产资源效率的更高发挥；外因是我国与国外的大量交流、经济的巨大差距、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后发优势等。 25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80年代上半期，重点是解决农产品短缺问题；80年代下半期，重点是解决工业品短缺问题；90年代上半期，重点是解决原材料、基础设施等的“瓶颈”问题；90年代下半期，重点是解决经济结构的矛盾和优化问题；21世纪的前几年，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加入WTO的国际接轨问题等。 回顾25年的历程，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四个显著的历史性起点或标志：一是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二是1984年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三是1992年初的小平南巡讲话；四是2001年底的正式加入WTO等。 由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如20-30年，我国与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根本性的改观，因此，我国经济仍将持续过去25年的较高速增长。例如到2002年底，我国人均GDP仅为1000美元，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0等。虽然两个时期微观的影响因素或结构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如前期的体制性释放动力可能更强、后期的市场性规范活力可能更充沛等，但是综合的比较，两者的增长潜力可能不会有本质的太大差异。这一观点目前同时也为我国经济专家所普遍的接受或认同。例如见表1。大多数专家之所以预测后期的经济增长为7%左右，可能更多的是出于稳健的心理、以及对其能否达到前期的9%缺乏足够的信心等。 美联储预测，未来10年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3%；世界银行预测，2001-2010年，美国GDP增长率年均为、欧盟为、日本为2%等。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里，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仍将进一步的缩小。 当然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也将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任务。例如：1、国有经济要深化改革。2002年底，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工业企业资产总量是万亿、占我国工业总资产的50%、占用约65%的工业贷款，却只创造了35%的工业产值等。2、农村市场要启动。目前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65%，但乡村消费品市场却只占全国消费品市场的25%；努力促进农村经济、收入和教育的良性互动和循环，这对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无疑是具有历史阶段的关键性意义等。 与此同时，我们也将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并需要我们更加审慎和认真的对待。例如：1、社会风险。收入差距拉大、下岗人员增加、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可能会孕育着一定的社会稳定风险。2、经济风险。例如国有商业银行巨额累积、并且仍在继续增加的不良贷款，可能会对整体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的健康运行造成一定的危害等。 二、物价走势将呈现较长期的低速徘徊 80年代，我国出现了两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但其背景是商品供不应求的宏观环境。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与90年代以来的商品供过于求现象可能有着更大的相似性和继承性。见图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90年代以来，我国的物价走势——通货膨胀，可明显的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92-1996年的高通货膨胀时期；二是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时期。 1992年小平的南巡讲话，是我国全面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里程碑。由于此前我国经济已经持续两年低迷、而且中央政府也缺乏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灵敏的调控手段和机制等，因此在大利好的激励下，我国经济迅即出现一轮过热的建设高潮。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直线攀升。 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发布，简称“十六条”，全面、大力度的治理经济建设的过热问题。其中最关键的三条是：紧缩信贷、开仓放粮和压缩项目等。 经过3年多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基本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都进入了中长期的合理区间。 90年代上半期的经济过热，给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例如整个“八五”时期，我国投资每年平均增长，远高于“六五”时期的和“七五”时期的。林毅夫教授测算，这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增加了两倍甚至更多。 据原内贸部商业信息中心统计，1997年上半年，在全国605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占、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没有一种商品供不应求。这可以看成是我国经济由供不应求——供给制约型经济、全面转向供过于求——需求制约型经济的历史性的开始或起点。同时，它也是迄今我国经济始终处于通货紧缩阴影之中的、最重要的宏观环境之一。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在“软着陆”之后，迅即感受到了需求不足的巨大压力。 1998年，宏观调控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新组合；同时，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增强其贷款的能力。1998-2002年，中央政府共发行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并带动了万亿的社会总投资规模。 通过种种扩大需求的努力，1998-2002年我国的消费价格指数，也仅在轻微的通胀和紧缩之间徘徊。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以下四方面因素可能是需要特别重视的。即：1、需求不足：包括改革使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增加，缺少中意的消费对象，以及投资需求不能有效实现等。2、供给过剩：包括生产的简单重复竞争，假冒伪劣泛滥等；并且资金供给的缺乏有效约束，可能助长了这种倾向。3、劳动力因素：劳动力供给的无限增长、以及其效率的持续提高，可能对价格有着较大的向下压力。4、国际接轨：包括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新技术和新材料的运用，以及市场化的改革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等。 近年来，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中国输出通缩”的较多议论。这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对中国的生产能力及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提高的一种过度的舆论反应。 三、劳动就业将始终面临较大的压力 由于人口的持续、迅速增长，因此多年来我国的劳动力和就业人数也在同步的迅速增加。例如1979年我国城乡就业总人数为亿人，到2002年就迅速增加到亿人。见图3（其中1989-1990年就业总人数有统计口径的调整）。 同时，城镇登记失业率近年也在迅速增加——90年代后半期基本维持在左右、2001年和2002年分别上升到和，2003年的政策目标是控制在以内等。 从总体上看，今后一段时期里，我国的就业问题仍将是一个突出和严峻的问题。因为从供给上看，它包括800万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1000多万的下岗职工、亿的农村富裕劳动力、以及每年1000万的新增劳动力等；从需求上看，按经济增长速度8%、就业弹性系数为计算，每年能够新增加的就业岗位仅为1000万左右；也即我国劳动力的供求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缺口，未来的就业压力将更加沉重。这也是部分学者，呼吁我国应当实施“以就业为中心”的增长模式的核心原因所在。 图3：我国就业总人数与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在就业总人数稳步增加的同时，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大和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和突出的两大特点是： 1、就业的产业结构变化。即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979年的下降到2002年的，平均每年下降个百分点；同期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由上升到，平均每年上升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在80年代有着较显著的攀升，1997年达到相对高峰，近两年有所回落。见图4。 从目前的趋势和国际比较上看，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仍将持续下降，同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仍将持续上升。例如，2002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为、产值比重为，而发达国家同期的指标分别为60-75%和70-80%；差距和潜力都是巨大和明显的。 图4：1979年以来，一、二、三产业就业结构的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2、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即城镇国有及集体单位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在大幅度下降，从1980年的下降到2002年的，平均每年下降个百分点；同时，城镇个体及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以及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乡村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在经历了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半期的高速增长后，近几年仍然保持了明显的攀升势头。见图5。 图5：1980年以来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其中在城镇总就业人数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城镇国有及集体单位就业人数的绝对数，都在迅速下降。如1991-1996年，城镇国有及集体单位的就业人数一直保持在亿以上的高峰，其后持续下降，到2002年下降到亿。其中的核心原因，仍是在于体制的转轨或释放。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和盘整后，我国个体和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比重，仍将会有持续和较大幅度的增长，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 目前我国就业的严峻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极大关注。从理论上看，部分失业的存在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可能是非常必要的。包括：1、经济结构此消彼长的蓄水需要。2、劳动力有更充裕的时间更新和提高自己。3、促使在职劳动力更加努力和有效的工作，这也是某种程度的鲶鱼效应等。 从客观上看，严峻的就业问题对于我国劳动力转变或提高市场观念，可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其前提是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四、外资外贸在入世下将有更大的接轨性发展 从1983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上看：1992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超过对外借款，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2001和2002年两年，我国对外借款的数额为零，因为同期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2000亿美元的规模，并仍然在以每年35%左右的速度迅速增长。见图6。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上看，1983年以来有两个重要的时点：一是1992-1994年三年，接连上了三个百亿美元的台阶。1993年以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就一直居于发展中国家的首位。二是2002年，达到52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的重要原因：一是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高速增长；二是“911”以及安然、世通事件，使人们对部分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可能有着更现实的忧虑。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上看：80年代，可能更多的是偏向高级宾馆饭店等；90年代上半期，政策积极引导外资投向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国民经济的“瓶颈”部门；90年代下半期以来，无论是政策还是外商，可能都更关注在技术领域的突破等。 图6：1983年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情况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上看，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例如：一批国内企业在海外的上市；政策积极鼓励外商，参与对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股权并购和资产重组、以及参股入股基金券商等。后者如《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以及第一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国安基金公司的获准成立等。 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中，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到2002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万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480亿美元；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的人数近2300万人，占全国城镇劳动人口的10%；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2%，其中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甚至高达80%等。 目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政策的法制化和规范化的程度不够；二是“高国民待遇”与“低国民待遇”的并存矛盾等。例如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还有着较多的行业准入限制等。 原国家计委发布的《“十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规划》中分析，未来我国利用外资的局面将出现四大变化：重点从引进国外资金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和专门人才转变；领域从加工工业为主向服务领域大力推进；方式在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同时，向多方式引资拓展；政府管理将从行政性审批为主，向依法规范、引导、监督转变等。这四方面的总结十分精辟透彻。当然，同时我们还可以加上：利用外资的总量仍将有较长时期、较大幅度增长的未来预测等。 1979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增长，即从当年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亿美元，增长倍、年均增长。见图7。 图7：1979年以来我国外贸的进出口情况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在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也呈现出三方面的显著运行特征：一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始终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如2002年前三甲——广东、江苏、上海的进出口额分别为2254、745和728亿美元，合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二是进出口的产业或技术结构在不断优化。如机电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1995年为、2000年为、2002年进一步上升到等。三是外商投资企业和集体私营企业，越来越在对外贸易中占据着核心性的地位。如2002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和集体私营企业的出口额为亿美元、比上年增长，占同期我国出口总额的、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等。 25年来我国外贸体制的逐步改革，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突破外贸代理制、也即外贸经营权的限制，赋予地方和企业更多的外贸经营权。例如1999年1月、2000年1月以及2001年7月的三次改革，最终取消了对进出口经营资格的审批制度，改为登记和核准制度，从而使得民营经济能够更加顺利的进入外贸领域。 到2002年底，我国已有4万家私营企业获得了外贸经营权。 回顾25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理论的发展，最值得一提的可能是1988年王建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同时它也因为被政策的高度采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而影响轰动和深远。 据统计，到2002年底，我国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由2001年的4%上升到，成为全球第五大贸易国。 五、企业投资将逐步走向主体的市场化平等 回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投资历史，四方面的显著特征可能会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即： 一是民营投资的显著增长。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投资主要是国有的投资，集体的投资很少，私营及外商的投资就几乎没有。随着政策的逐渐放开，集体、私营及外商的投资稳步增长。例如据统计，1980-2002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23%，高出国有投资6个百分点等。如果考虑到投资的有效及持续性，那么民间投资在经济中的作用，无疑就应当进行长期的和更高倍数的估量。 二是1992-1994年，以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连续几年迅速跃上新的台阶，见图8，同时投资观念也实现了较大的突破或转变，虽然同期海南等的房地产炒作，也给我国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图8：1981年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三是1998年以来，为了抗击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连续五年平均每年发行1320亿元的国债，扩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全社会投资的增加，以保持社会总需求的适度增长、避免或缓解转轨时期的较大就业压力等。这时期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从每年不到3万亿元、到迅速突破4万亿元，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当然，由于政府投资项目的质量和效益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引起学术界的长期争议。 四是2000年正式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目前已经安排总投资6000亿元。其中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以及一批水电枢纽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退耕还林、天然林资源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草原恢复与建设试点等生态建设工程正在积极推进等。这将极为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和改变着，我国的投资乃至整体经济发展的地区架构等。 当然同时，开发区的建设、创建二板的争议、国内企业的国外投资等等，也都是国内投资界所极为瞩目的问题。 从创建我国规范的市场化投资体系上看，目前两方面的问题可能具有较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即： 一是经济主体面临着不同的行业准入制度。目前较常用的数量实证是对东莞市的调查结果。即在东莞市的80个行业中，全部对国有企业开放，而对外资企业开放的只有62个、对民营企业开放的只有42个；这种情况在一些低风险高收益的服务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或严重。 二是经济主体面临着不同的资源获取能力。例如钢材、能源、土地、上市、贷款等的额度或指标等。据统计，1997-2002年全国金融机构向民间投资者的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不到10%等。民营企业主要是靠自身有效的投资和积累，来实现不断的发展和壮大。 据统计，目前在37个工业大行业中，民营经济的增加值所占份额超过50%的有：有色金属、纺织、家具、化工原料等16个行业。显示出民营经济的强大活力和生机。 因此，重新有效配置我国现有的生产资源、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益，这仍然是具有较大的制度空间或潜力。同时，我国目前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储蓄率、以及储蓄总额等，为我国投资的继续高速增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或背景。 当然，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也极大的改变着我国投资的规模和结构。例如，1998年国家决定实行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到2002年底，全国房地产个人贷款达到7000亿元，个人购房比重高达95%左右等。这是支持我国房地产市场，近年来持续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居民消费在总量增长中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 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迅速提高。见图9。 图9：1979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增长率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即从总量上看，1979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达到的较高增长速度，同期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年均增长率甚至达到的更高增长的水平。 回顾25年来我国消费特征的衍化过程，我们可以粗略的将它划分为四个阶段：80年代上半期，是农产品生活资料的极大丰富；80年代下半期，是普通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逐步、普遍的进入家庭；整个90年代，是生活质量全面和总体的提高，如大屏幕彩电、高档电冰箱、多功能洗衣机等家电开始了升级换代等；进入21世纪，汽车、住房等大宗消费开始群体出现、并引领时代潮流，同时电子通讯、计算机、旅游等也逐步成为大众化的消费热点。 从国际通用的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标上看，我国的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在生活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25年来也是在稳步下降。例如，1980年农村和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和，到2002年就下降到和，呈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等。 然而在总体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的消费结构，也存在着一系列较大的问题。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消费率或消费倾向偏低。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消费率基本接近80%，而我国一直在60%左右徘徊。其中的原因：一是体制改革，使人们对医疗、教育、住房等的预期支出增加。二是收入差距拉大，使更多支出沉淀或滞后。1995年以来，我国有关机构和学者，基本都测算或认为，我国的吉尼系数超过了国际公认的的收入分配警戒线。三是消费信贷的体系或习惯还没有形成。如美国的消费信贷是企业信贷的两倍，而我国目前仅为10%等。这是近几年我国需求不振、增长乏力、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 2、城镇和农村的差距仍然在继续拉大。虽然从1979-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高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的水平，但是农村收入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六五”时期，其后——除1995-1997年三年，农村收入的增长基本就是明显低于城镇收入的增长。见图10。这导致城镇与农村收入差距近18年来的持续拉大；以及占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与现代化主流的城市经济，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上，都远远不能协调或吻合等。 图10：1979年以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3、地区发展差距依然存在和明显。1979-2002年，东部对全国GDP的贡献率为58%，中部为28%，而西部仅为14%。即使在实行西部大开发后，2002年东、中、西部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也是分别增长11%、10%和9%，差距明显并且仍在继续扩大。 虽然为了解决消费总量和结构的问题，政策在持续做着规范市场体系的诸多努力。如今年全面启动的农村税费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步伐等等，但是，在充分肯定25年成就非凡的同时，我们可能也应当清醒的看到，其中所蕴含着的、诸多的经济乃至社会的矛盾和问题。 七、财政金融努力塑造市场化的运行体制 90年代以前，我国财政收入、以及相应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十分缓慢。这是因为同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放权让利为主要核心的。1994年以来，我国进行了分税制体制改革，初步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和预算约束，以及同时由于宏观经济的多年高速增长、“盈而自溢”，因此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从1996年以来持续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见图11。 图11：1979年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的变化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1979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到1995年下降到最低点——；此后逐年上升，到2002年达到的相对高峰。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或说如果加上预算外资金等的话，那么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可能已经基本达到了发展中国家25%的平均水平。 1998年以来，我国重点推进财政支出体制改革，包括部门预算改革、国库管理制度改革、以及政府采购改革这三个方面，从而形成财政收支两条线改革齐头并进的基本格局。 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财政体制主要还是建设财政，公共财政的比重还是偏小。例如20多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在2%以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同期30%以上的比重。这在今年发生和应对非典的危机中，问题暴露的更为明显和突出。 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央政府背上了较重的债务负担，同时其成本收益比也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尤其是2001-2002年的国有股减持政策，可能会受到更多和更明确的批评。 李扬教授认为，我国财政支出存在着四种越位现象：有些企业的挖潜改造资金、流动资金等由公共财政负担；各种补贴过多；各类事业费庞杂；以及行政支出负担过重等。三种缺位表现在：对社会保障的支持不足；对社会公益事业供给乏力；以及对城镇公共设施建设投入偏少等。 2001年6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文章《制定财政政策应当努力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文章认为：制定财政政策存在着三大基本原则——政府与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相等、财政收支平衡、以及公平负税等；因此制定财政政策必须努力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否则将会造成社会资源低效使用的各种后果等。这对国内外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可能是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和意义。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其具有相应的复杂性和深奥性。 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可以说是从1993年正式和全面启动的。这也可以看成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9-1984年重点的农村土地承包、1985-1992年重点的城市工业体制、到1993年开始的全国金

失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的，由社会集中建立基金，对因失业而暂时中断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的制度。它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之一。

失业保险累计缴费时间满1年不满5年的，最长可领取12个月的失业保险金，累计缴费时间满5年不满10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为18个月，累计缴费时间满10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为24个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有关规定，从2016年5月1日起，将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截止2017年4月，至少已有10个省份出台政策，将失业保险总费率由降至1%。

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安置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等方面，其中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五个项目。

失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的，由社会集中建立基金，对因失业而暂时中断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进而保障失业人员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促进其再就业的制度。

在我国，失业人员在满足：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三个条件后，方可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在减量发展时代，北京如何寻求新的发展动能？怎样让产业结构提质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大力培育发展新兴绿色产业，打造高精尖经济结构，是北京的战略选择。 当前，北京已进入减量发展的阶段，从集聚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展。在减量发展时代，北京如何寻求新的发展动能？怎样让产业结构提质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大力培育发展新兴绿色产业，打造高精尖经济结构，是北京的战略选择。 新兴绿色产业是指新兴产业中具有绿色特质的产业，是新兴和绿色的有机融合，指在满足社会有效需求的前提下，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以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得高产出并与环境形成良性循环的产业。 从概念上把握，“新”——相对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些产业的产品服务或组织形式是以前没有的；“兴”——刚刚崭露头角，未来可能会高速增长、规模扩大、对经济发展有主导作用；绿色——要求其产业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绿色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为基础，更多地采用节能环保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高新技术，能够促进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 新兴绿色产业属于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范畴，其内涵包含了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长期可持续性、技术先进性、高度不确定性四个特征。 “十二五”以来，北京将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作为首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新兴绿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北京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力雄厚，产值占新兴绿色产业总产值50%以上；新能源产业稳步前行，“十二五”以来，北京开展了延庆绿色能源示范区、昌平新能源示范城市等建设工作，实施了五大阳光工程等重大项目；新能源汽车产业知识产权状况表现抢眼，2016年发明专利授权量为241件，同比增长，增幅高于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个百分点；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发展，2017年增速达，是新兴绿色产业中增速最快的产业。 第一，新兴绿色产业龙头企业崛起。自“十二五”以来，围绕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北京重点开展“十百千”工程、G20工程、金种子工程、瞪羚计划等企业培育工程，培育出一批新兴绿色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 第二，自主创新促进新兴绿色产业发展。2016年，北京市节能环保、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明专利拥有量居全国第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中发明专利拥有量全国排名第二，这些自主创新促进了北京市新兴绿色产业加速发展。全球首个5G大规模天线设备、国际唯一脊柱全节段手术机器人系统、大角度离子注入机、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等一批高精尖产品集中面世，创新成果不断转化落地，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第三，优势产业引领作用凸显。北京不断夯实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基础，着力提升优势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领跑全国，2016年北京新增电动汽车万辆，较2015年增长229%，累计达到万辆，电动汽车规模全国第一，在电动公交车、电动环卫车及关键零部件技术上实现多项突破，北京市已累计建成万个充电桩，充电设施建设规模及整体水平居全国前列。 第四，空间布局加快新兴绿色产业特色聚集。区块发展以北京中关村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典型。目前，中关村已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新兴绿色产业的增长极。中关村示范区空间规模为488平方公里，已成为跨行政区域的高端产业功能区。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创新驱动全面发展的深入推进，一大批“高精尖”项目和新兴绿色产业纷纷落地中关村，中关村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大健康等六大新兴产业集群。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超过2万亿元，大数据、信息安全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第一，集成电路设计收入约占全国1/3。中关村2018年总收入超过万亿元，“高精尖”产业总收入占比达七成以上，为北京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北京市唯一同时享受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双重优惠政策的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已聚集企业2万余家，包括奔驰、GE、拜耳、ABB、京东等8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已经形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工程和医药、汽车及交通设备四大主导产业。在商务部组织的2017年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显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产业集聚、科技创新、区域带动、生态环保等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平。2018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同比增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亿元，同比增长12%。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增速排名北京市第一，对北京产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350件，居北京市首位。 第五，政策有力推进新兴绿色产业发展。北京市新兴绿色产业能有如此显著的成果离不开政策对于新兴绿色产业的强有力支持。自“十二五”以来，北京市印发了《北京市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京政发〔2011〕38号)，编制并发布实施了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专项规划，明确了各领域发展重点及路线图。注重发挥中关村创新平台作用，深入贯彻落实“1+6”“新四条”先行先试政策，先后出台了科技金融创新中心、中关村人才特区等创新政策。研究出台“京科九条”“京校十条”，发布实施《关于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意见》《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实施意见》等创新创业政策。201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现代产业发展和重点功能区建设规划》中对北京新兴产业提出新的规划，要求推动并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先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健康发展和新能源汽车突破发展。 新兴绿色产业不仅具有新兴产业的基本特性，即高风险、高回报和极强的发展不确定性等，而且具有绿色特质，要求其在生产过程中，更多地采用节能环保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高新技术，达到节约资源、降低能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因此，呈现出显著的正外部性。对于即使是拥有全国最为密集创新资源的北京来说，发展新兴绿色产业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新兴与绿色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提高认识。通过调研发现，新兴产业并不能完全保证是绿色产业，传统产业不一定不绿色。一方面，新兴产业不一定绿色。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新兴产业并不能完全保证是绿色产业，因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可能带来新型污染物的排放。譬如，光电信息产业是新兴产业，但生产过程中可能会伴有含砷、含氟等废水的产生，而砷环境容量极为有限，环境污染后果较为严重；再如，以全氟辛烷磺酸(PFOS)为代表的氟碳表面活性剂被广泛用于航天航空、光电子、电子半导体等新兴产业，是一些新兴产业重要的材料，但PFOS具有环境持久性、长距离传输和潜在毒性等特征。由此可见，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追求产品的特殊属性而使用特殊的材料，可能会产生具有毒性甚至新兴的难于降解的污染物，如果处理不当，新兴产业发展就会与绿色发展产生矛盾，出现产生新兴产业不绿色的问题。那么，在北京实现减量发展的条件下，发展新兴产业应将绿色化置于首位。在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环境问题，因此新兴产业的发展要保证其绿色化。当前对新兴产业发展中的绿色与新兴的关系问题重视程度和认知深度都有所欠缺，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其次，新兴绿色产业的创新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近年来，为了支持新兴绿色产业发展，北京市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为新兴绿色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017年出台的《北京市加快科技创新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强化财政和价格政策支持，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节能环保领域科技创新及产业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企业绿色化技术改造等方面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同年，还出台了《北京市加快科技创新培育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多渠道筹集资金，重点支持整车技术研发、检验测试和推广应用。发挥新能源汽车领域科技创新基金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共同培育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优化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机制，加大对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的支持力度”。然而，由于新兴绿色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等方面的特点，需要政府根据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特点，不断加强完善相关政策，引导创新要素有序集聚，助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业转化”全链条创新生态的形成。在培育发展新兴绿色产业的过程中，既要注重硬技术的完善，更要注重软环境的改善，加大对新兴绿色产业园区建设、科技中介服务组织的支持，不断完善营商环境。 首先，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发挥改革红利的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及管理体制的创新，为北京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改革财税、金融、保险、投融资及产业制度的创新为新兴绿色产业提供重要保障和强力支撑。在市场层面，积极推进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资源使用权交易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等改革，激发企业对新兴绿色产业发展的热情。 其次，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形成绿色技术体系，尤其是资源再利用技术、污染治理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生态恢复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领域要加强研发力度和自主创新，有效发挥先进技术在新兴绿色产业中的关键作用，推动北京制造业及产品向全球技术链高端延伸，提升北京品牌在全球绿色技术领域的话语权。 再次，以创新为支点，加速北京现代制造业与5G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提升能源、资源、环境的智慧化管理水平，实现北京现代制造业的生产方式精益化。 最后，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进一步探索科技开放合作新模式、新路径、新体制，深度参与全球创新治理，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大力度吸引国际高端科技人才、成果在北京高校落地、在北京实验室发展，通过促进全球顶尖技术人才的快速聚集，打造“新兴绿色产业全球高地”，全面增强北京新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郑重声明：发布此信息的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