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化论论文范文

浅析透过交往行为理论看隐喻的英汉翻译论文关键词:交往行为理论;隐喻理解;翻译论文摘要:本文利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重释翻译学的理解观，并借此说明在翻译实践这一特殊形式的跨文化交际中如何有效地解读隐喻。1.引言隐喻翻译是一项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也是将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主体间性交往行为。对于主体间性交往行为的研究，德国后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为人们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该理论是在取舍抑扬不同哲学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创立的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理性联盟系统”，它以“理解”为核心，语言为基础，融社会批判理论、普通语用学、社会进化理论为统一构架。2.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翻译学理解观2.1翻译学研究的新出路—交拄行为理论。翻译学研究从传统的语义学阶段到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传人我国的解构主义阶段，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传统的语义学范式的翻译，受到古典主义知识论的影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对客体的理解完全依赖于译者的主观感受，强调译者的悟性与灵感，讲求“神似”和“化境”，推祟所谓的神来之笔。由于它过分地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得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实践。20世纪80年代，我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掀起了翻译学研究的新高潮。人们开始关注文本，尝试运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代替直觉感受，认为在纷繁复杂的言语现象背后隐藏着一种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只要掌握了它就可以表达一切，使得翻译变成简单化的机械性操作，即用目标语言的语义一句法规则把存储在源语言的语义一句法规则中的思维内容编写进去。显然这种工具性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作为客体的语言的规律作用，随之便受到了解构主义思潮的猛烈抨击。解构主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打破了结构，解构了系统，使一元规定走向多元化局面，把翻译从语言逻名斯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它毕竟又一次将翻译推向非理性，过分张扬主体意识，使释义变成了一种无限延宕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交往似乎变得不可能。如何克服这种思想观念的偏狭，进行有效的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呢?笔者认为，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为翻译学研究找到一条理性的新路。2. 2翻译学理解观的重释。一位法国译者说过:“翻译就是理解和使人理解”。理解是翻译大厦的基石，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没有一个好的理解，翻译寸步难行。当我们认为交往行为理论为翻译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时，就有必要对理解观进行重释。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交往以语言为媒介，语言交流必须互相理解，否则谈不上有效交往。交往行为中的语言，即言语，是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每个言语行为都具有施行和陈述的双重结构。施行性部分作为主语句，处于主体间的交际层;而陈述性部分作为副语句，处于主体间的表内容层。施行性部分在一个言语行为中起决定作用，因为它限制了言语者和听者的关系，同时也规约了陈述内容的意义。这两个结构在言语行为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时言说者也许会强调其中的一部分，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另外一部分，只是让它暂时退居次要的位置而已。比如，“我手机没电了”一语，看上去似乎仅仅陈述了手机电池已耗尽这一事实，但实际上它隐含着多种行为意义;①因为手机没电，所以我刚才没接你的电话;②我必须马上充电;③我不会带手机而带小灵通，所以有事请打我的小灵通。这就是隐性的施行性部分，而根据具体的情境，它将起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施行效果。塞尔认为“说话人的思想的原初的，或内在的意向性被转换为语词、语句、记号、符号等等，这些语词、语句、记号、符号如果被有意义地说出来，它们就有了从说话人的思想中所派生出来的意向性。它们不仅具有传统的语言学意义，而且也具有有意图的说话人的意义。”这无疑与哈贝马斯的言语双重结构理论异曲同工。据此，对意义的理解也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双重划分。理解某一言语应一分为二地看，在表述层上则是know-what的问题，而在交际层上是know-how的问题。know-what是指言说者何以会达到这种理解的明晰知识，即其能够获得关于理解的知识;从理解者的角度来看，就要求他能理解被语义、句法、规则排列起来的“语词、语句、记号符号”构成了怎样的意义。know how是指有能力言说者如何构造或施行这种言语行为的能力，是一种隐含的规则意识;从理解者的角度来看，就要求他能理解言说者的这种隐含性规则意识。在这一双重理解中，对言语表述内容的理解是一级理解(know-what )，而要真正把握言语者内在的意向性必须进人二级理解(know-how)，即对施行性部分的理解。因此，理解不能停滞在先验判断的形式上，必须在交往过程中达成。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即“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它不仅包含传统的对语言表达式的理解，还包括“在与彼此认为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及“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对世界上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3.隐喻的解读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翻译学的建构具有宏观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对翻译实践是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呢?鉴于纽马克曾说“隐喻翻译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因为隐喻翻译给译者呈现出多种选择方式:要么传递其意义，要么重塑其形象，要么对其一进行修改，要么对其意义和形象进行完美的结合。”以下将利用交往行为理论说明隐喻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解读。隐喻是一种语言使用现象，在“词典中找不到隐喻”。从现代隐喻学观点来看，隐喻现象应在形式上搭配异常，在语义上类属不同，逻辑错位，从而产生了语义冲突，而当听者对冲突产生回应时，便生成了隐喻的意义，即理解了某一隐喻式言语。对于隐喻的运作机制，有人曾作过这样描述:“隐喻涉及两个不同领域(范畴)的概念，隐喻意义的产生是两个概念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相互作用通过映射的方式进行。在映射过程中，属于某一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结构被转移到另一领域，最终形成一种经过合成的新的概念结构，即隐喻意义。而这一映射和整合过程的基础是两个领域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这无疑表明对隐喻的理解需要双重划分。隐喻的理解过程应由两部分组成:隐喻的辨认和隐喻意义的推断。事实上这就是一个由一级理解进人二级理解的过程。举一个人们常提到的例子“The tongue is a fire”来说，从表述层理解(一级理解)，"tongue”被美国传统词典这样定义:"the fleshy，movable, muscular organ,attached in most vertebrates to the floor of the mouth, that is principal organ of taste, an aid in chewing, and swallo-wing, and, in human beings,，important organ of speech"。我们可以认为舌头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首先具有与绝大多数脊椎动物一样的味觉和辅助咀嚼及吞食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是具有言说能力的人的重要语言器官。以这个基本意义为中心，tongue一词背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意义集合:它可以指形状像舌头的东西，例如tongue of flame(火舌)，guiding tongue(铁路导向尖轨)，switch tong(开关铜片)，也可以指人的言说行为和言说能力，例如hold one’s tongue (keep silent), lose one’s tongue (lose the capacity to speak, as from shock)。这一言语行为中的另一个关键词fire，在美国传统词典里可以找到如下定义;" a rapid, persistent chemical change that releases heat and light and is accompanied勿flame”。同样，在它背后的意义集合中可以找到诸如，cooking fire(炊火)，forest fire(森林火灾)，wild fire(野火),the fire ofcannon炮火)等火的具体形态。也可以发现其他意义，如The boy is full of fire(这男孩非常热情决奋)，He was on-der fire for mismanagement(因管理不善而受到责难)。当tongue和fire这两个背负着各自庞大意义集合的词语被嵌人A is B的基本语言框架(句型)中去时，两者的逻辑关系就通过“is’，发生相互作用。" is”用来表示一种等值。所以从字面上看，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从听者对表述层的理解来看就应该推理为:“舌头是火”。“是”表明两个意义集合在某方面来说是等值的。然而，从上面我们对这两个词的意义的理解来看，它们显然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将它们之间用‘` is"连接后，进行常规的等值逻辑推理的是行不通的，于是从表述层上我们能够辨别出这是一个隐喻，从而完成隐喻理解的第一部分。当听者明确说者使用的是隐喻式的言语行为之后，就要对隐喻所表达的真正意义进行推断，那理解当然就要进人二级阶段，理解该言语行为的施行性部分，即理解“说话人的思想的原始的，或内在的意向性”。可以这样假设，如果"The tongue is a fire”是说给一位正受媒体指责的艺人听的，那么说话人可能含有一种同情或瞥告的意向。艺人总是倍受媒体关注的，由于种种原因，媒体可能片面地、夸大地报道了某些事实，而这样的报道传播开来便演变成了某种绊闻和谣言，它们将或多或少地给艺人本人或其事业带来一些麻烦。这种语境为舌头与火的等值逻辑推理提供了一种可能:舌头—人类的语言器官—人的言语行为—媒体的报道—人们对报道的负面反应(纬闻和谣言)—给艺人本人或其事业带来麻烦(毁坏名誉或阻碍事业发展)，火—会发光发热的化学物质—光和热过度会引发火灾，毁坏东西，甚至造成人员死亡，这样二者在毁坏这一功能上找到了相似性，逻辑推理就站得住脚了。"The tongue is a fire”的意思是大众对艺人的多种看法和言论中不乏啡闻或谣言，它们也许会攻击其人格，甚至会因为它们的存在，公司解除雇佣关系，或者没人敢请这位艺人演出。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说话者是在发出人言可畏的感叹，或是在告诫演艺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被媒体捕捉到后进行炒作，从而自毁前程。至此，听者才完成了对原言语行为的有效理解，导向了听者与说者的某种认同。完成对隐喻的理解，必须经由一级理解(对言语表述内容的理解)到达二级理解(对言语者内在意向性的理解)。在同一语言体系中是这样，在不同的语言体系间也应该如此，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往。我们应该怎样操作隐喻翻译就不言而喻了，或保全源语隐喻，或进行译语隐喻替换，或使译语语言显性化都具有可行性，只要它能够帮助听读者完成意向性理解。3. 1保全源语隐喻。当隐喻的喻体和喻意在源语与译语中完全或大体相同时，对于源语的喻体，译语听读者能产生与源语听读者相似的心理联想，并完成相似的意向性理解，译语中则宜保全源语隐喻。如: (1)Heisafox.他是只孤狸。英语fox和汉语狐狸指的是同一种动物，当它被用作说人时都含有“狡猾”之意，即使听读者与说写者处于不同的语言体系和文化背景中，也能有效地理解该言语行为的施行性部分:要当心这个人，他很狡猾。再如:(2) think tank思想库“思想库”一词本不存在于汉语文化里，然而“库”在汉语文化中指储藏东西的地方，因此尽管处在汉语文化中的人们还未认识到用“库”的特性来描述“思想”的集合，但这种“库”的认识能导向对英语文化中的“think tank’，的认同，因此“库”这个喻体可以保全下来。毕竟在这种跨文化交际中，我们不能低估听读者的理解能力，更不能剥夺他们的理解权利。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有时需要变通地保全源语隐喻，即在保全源语隐喻的同时做出适当的解释。如:(3)What will it be when the increase of yearly proddc-tion is brought to a complete stop? Here is the vulnerable place, the heel of Achilles, for capitalistic production.(Friedrich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像阿基里斯的脚踵一样，这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致命弱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the heel of Achilles”这个短语来源于古希腊神话。A-chilies是古希腊传说中的一位杰出英雄，他在特洛伊战争中身经百战，屡建功勋。据说，Achilles出生时也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孩子。他的母亲为了锻炼他坚强的意志，造就他一副刀枪不人的钢铁之躯，便倒提着他的身体放到环绕地狱的冥河中去浸泡。果然，他的身体经过浸泡变成了一副钢筋铁骨，任何凶恶的敌人也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他的一双脚后跟却因握在母亲的手里，便与普通人的一样，成了这位英雄的致命弱点。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仇敌射中了他的脚后跟。这位战功赫赫、所向无敌的英雄最终死于自身的这一致命弱点。由于汉语文化中没有Achilles其人其事，若仅仅保全英语源语隐喻，而不做任何解释，则会阻碍汉语文化中的听读者完成意向性理解。因为他们对“阿基里斯的脚踵”只能作出符合汉语常识的判断:一个名为阿基里斯的人的脚后跟，而无法导出“致命的弱点”这一认同，即无法进人二级理解。所以在保全英语源语隐喻的基础上，增加必要的解释，这样不仅使听读者顺利地完成理解，导向某种认同，还使听读者见到其原有形象和风格，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3. 2译语隐喻替换。当源语的喻体所承载的喻义完全无法在译语中再现时，可根据具体的语境而采用译语文化中听读者所熟知的喻体形象进行替换。如:(4)差人道:“马老先生，··…老实一句，‘打开板壁讲亮话’，这事一些半些几十两银子的话，横竖做不起来……”(《儒林外史》)"Now Mr. Ma,”said the rtmner，“…Let’s put all。cards on the table > a few dozen tales are not going to settle anything....生活经历和认识方式的不同，导致汉语和英语中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喻体，这时，我们不得不使用英语文化中的认识方式“put all our cards on the table”来替代汉语文化中的“打开板壁讲亮话”，因为隐喻不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存在，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既是思维方式就一定会受到认知结构和认知方式的制约，当这种制约条件本身不一致时，我们就不能抓着喻体形象不放。试想把“打开板壁讲亮话”直接搬到英语文化中去，英语语言的使用者没有这种思维方式，根本不能解读出“老实地说、坦诚地说”这一层意义，而只会停留在它的字面意义解读的困惑中。这种滞留于一级状态的理解是不完整的，并没有导向某种认同。为了导向“坦白地说、老实地说”这一认同，英语中就必须更换喻体“put all our cards on the table"。3. 3译语语言显性化。显性化是指在译语中把源语的隐喻变为一种直说或阐释。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在译语中无法再现隐喻的喻体和喻意，也无法在译语文化中找到听读者所熟知的喻体形象进行替换。这时，为了到达二级理解阶段，导向某种认同，就只能舍弃源语隐喻的喻体，而保留其喻意。如:(5)填鸭式教学法forced-feeding method of teaching“填鸭”是一个具有丰富中国文化特色的词。中国有五大名宴:满汉席，孔府宴，全鸭席，文会宴，烧尾席。其中全鸭席的菜肴全部以北京填鸭为主料烹制而成，共有一百多种冷热鸭菜可供选择。据考，北京填鸭的祖籍是南方，后来迁至京西玉泉山，用人工填喂法逐渐育成今日的品种。它的生长期较短，只需60一65天就能长成5一7斤重，45天之前的雏鸭自由取食，最后15~20天则由人工填喂，每6小时一次，一天填喂4次，故得名北京填鸭。把填鸭的饲养方法应用到教学上，是指一种强制灌输的教学方法。处在汉语文化中的听读者很容易由填鸭的饲养方法联想到以教师为中心的满堂灌教学方法，从而完成了对“填鸭式”的一级理解和二级理解。此时，若保留喻体，将“填鸭式”生硬地搬到英语语言文化中去(如duck-feeding)，势必会阻碍该文化中的听读者理解这种教学法。由于在他们文化中没有这种饲养鸭子的方法，他们对duck-feeding的理解只能停留在字面意思即一级理解阶段上，无法进人到二级阶段。为了使他们“导向某种认同”—一种强制灌输的教学活动，就只能舍弃隐喻的喻体，而保留其喻意，故翻译为“forced-feeding method of teaching"。4.结语虽然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人们的隐喻概念也时有不同，但并不意味着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各个学科领域的深人发展，翻译学以及在其抬导下的翻译实践活动被不断地注人新的血液。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这扇新打开的窗户看隐喻翻译时，我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隐喻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具有所有言语行为所共有的双重结构，基于此我们对它应有相应的双重理解，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导向某种认同”的理解。相信这种思维方式能帮助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更好地解读隐喻。

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学学年论文 范文 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 文化 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 传统文化 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 方法 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 渠道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 春节 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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