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币制的论文研究

原因：汉武帝统治时期，由於对外征伐不断，中央财政从此前“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丰盈一变而为入不敷出的困局。“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榖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富商大贾富可敌国，恰与窘困的中央财政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央政府除了靠鬻武功爵等方式快速增加财政收入外，“冶铸煑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打击大商人，此即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初衷。 影响：汉武帝币制改革指中国西汉武帝统治时期进行的币制改革。西汉自建立以来，币制混乱，郡国铸币失控又是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发生的原因之一，故汉武帝即位后，为了中央政府在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上的需要，便十分重视解决币制问题，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币制问题，一方面稳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将汉高帝下放地方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

汉武帝币制改革的目的：1.巩固西汉王朝中央皇权的专制。2.实现便利征收赋税.3.积蓄民财，供统治阶级自身享乐挥霍。 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影响 ：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一方面将地方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另一方面稳定了金融，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币制混乱问题，至此西汉的币制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功。

西汉初期的币制是异常混乱的，至汉景帝时，西汉曾4次在“允民自铸钱”与“禁民自铸钱”之间来回徘徊，可谓是反反复复，陷入无限的恶性循环之中。

高祖初年，刘邦以“秦钱重难用”的理由，下诏“令民铸钱”，朝廷放弃对“钱币发行和铸造权”的垄断，开始允许民间自行铸造与发行钱币。但到了惠帝时期，因刘邦“令民铸钱”的政策，让西汉的物价开始出现疯狂式的增长，此时“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想想看，一石米需要1万钱，一匹马需要100两黄金，这是何等的疯狂，民间因此被弄的是民怨四起，随时都可能爆发民变。于是惠帝不得不下诏收回民间私铸钱币的权力，改由朝廷负责铸造及发行“八株钱”。

不过此时惠帝虽明文禁止民间私铸钱币，但却并没有给出行之有效的禁止措施，所以此时民间私铸的行为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是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正如贾谊所说“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即如果只是单纯的禁止私铸钱币，而不采取其他措施，造成的后果就仅仅只会是让钱变的更稀缺，而一旦钱的价值开始超过它本身所赋予的价值，则势必就会勾起百姓贪婪的本性，到那时恐怕就连“弃市”这样的重罪也都无法制止民间的盗铸、私铸行为。

所以到了前元五年，因民间的私铸行为无法得到遏制，朝廷更是为此被弄得“身心疲惫”，文帝就索性下令“令民纵得自铸钱”允许百姓私铸钱币，同时文帝还以“荚钱益多，轻”为由，让朝廷废除“榆荚钱”，改铸“四铢钱”。

可是让文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一时的心慈手软，不但让西汉的经济遭受到了更大的伤害，甚至还引发了更大的政治危机，《汉书.平准书》载“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因文帝对于民间私铸钱币的纵容，再加上他自己的“有意为之”，诸侯和文帝的宠臣们借助手中的铸币权，开始肆意操控着大汉的经济，而诸侯们更是借此大肆扩充自己的实力，中央朝廷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掌控，国库的收入也愈发的微薄，诸侯的实力开始慢慢跃居中央之上。

到了景帝时期，“上郡以西旱，亦复脩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此时的朝廷都需要依靠卖爵位来获得赈灾的资金，可想而知此时西汉的国库是何等的匮乏。也就是如此，中元六年景帝下诏“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再次禁止民间私铸钱币，并改行“郡国铸币”制，即由各郡国来负责大汉钱币的铸造与发行。

景帝希望借此来重整西汉的经济，来让国库的收入大增，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并非如景帝所设想的那样，此时西汉虽收回了民间的铸币权，但同样如惠帝那般，并没有制定出严格的法令，所以“民亦盗铸，不可胜数”。再加上景帝又给予了各地方和诸侯国名正言顺的铸币权，也就导致“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他们借助着辖区内的铜矿开始大量铸造质量低劣的钱币，并将其发行于全国，最终导致了“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的事件的发生。

到了武帝初登基之时，这种情况开始恶化。“冶铸煑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那些地主豪强借着铸币的权力积累下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可普通百姓却因市场上通货膨胀的缘故，变得穷苦不堪。而随着百姓的落魄，主要依靠农民来获得赋税的西汉也因此变得穷困不已。此时西汉就连士兵的俸禄都快发放不出来了，可那些地主豪强却依然还能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朝廷从他们的手中几乎拿不到任何与之相配的赋税。

于是，到了武帝时，整个西汉已经到了再不对币制进行改革的话，恐国将不国的地步。最终在建元元年，武帝与三公九卿等决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自此开启了武帝一朝浩浩荡荡的，持续了长达27年的“币制改革”。

在这27年的时间里，武帝一共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这六次改革的内容如下:

第一次、公元前140年春二月“行三铢钱”。这次改革的内容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1.发行“三铢钱”，三铢钱与四铢钱等价流通。2.“重如其文”，规定“三铢钱”的法定重量在3克上下。而这次改革的意义就在于“三铢钱”的出现第一次改变了“半两”这一自秦朝就延续下来的货币单位名称，钱币开始改行以“铢”为单位。

第二次、公元前136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在“三铢钱”推行于天下不到五年的时间就宣告失败，武帝不得已只能再次推行“四铢钱”。而失败的原因在于因重三克的三铢钱是与重四克的四铢钱等价流通的，这就导致民间的商家大多不愿意去收三铢钱，所以“三铢钱”几乎不能在市面上进行正常的流通。于是乎，武帝只得下令再次改行“四铢钱”。

当然，武帝虽被逼废除“三铢钱”而再次改行“四铢钱”，但是在重新铸造“四铢钱”的过程中，武帝却创造性的在“四铢钱”的正面增加了“外郭”这一造型。而这一举动的目的就是为了遏制民间私铸行为，毕竟增加外郭也就增加了钱币的重量，重量增加也就相应的增加了钱币私铸的成本，所以如果没利可图的话，谁愿意去私铸呢？

第三次、公元前119年“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同时“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又造银锡为白金”发行白金币和皮币。此次改革会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武帝常年的对外征战，导致西汉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县官大空”、“战士颇不得禄矣”的局面，于是为了从民间快速获得巨额的财富，武帝决定第三次推行币制改革。

这次改革的内容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1.国家不再铸四铢钱，改铸三铢钱，并销毁官府中所有的四铢钱。2.发行大额的白金币和货币，其中货币“直四十万”，白金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荖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撱之，其文龟，直三百”。3.“盗铸诸金钱罪皆死”，凡以后被发现私铸钱币的一律处死。4.“文如其重”，就是铜币所刻的价值就等同于它的重量。

这次改革较之前两次，改革的幅度较大。武帝不但再次启用“三铢钱”，还创造出了“白金币”和“货币”这两种全新的货币，这两种货币的使用范围各有不同，其中“货币”仅流行于王侯宗室之间，主要是用于“朝觐聘享”所用(《史记.平准书》载:“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而“白金币”则主要是用于在民间流通，就是作为正常的钱币使用。

同时武帝也第一次明确了私铸钱币的处罚，那就是“皆死”。当然武帝的这次改革还是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在于武帝所赋予的钱币的价值，与它实际的价值出现严重的不符。先是“三铢钱”，它的重量明显要比“四铢钱”轻，可却依然要与其等价流通。再是“白金币”，一个仅重8两的“白选”却要等同于3000钱，这已经是优点强取豪夺之意了。所以百姓压根就不会用这些会伤害自己切身利益的钱币。

更甚者因“白金币”的暴利，西汉的私铸之风不但没得到遏制，反而是越发的严重，“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为了获得暴利，当时不管是官，还是民，都开始纷纷盗铸白金币。也就是如此，最终第三次币制改革也只能是以“白金终废不行”为结局。

第四次、公元前118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这一年“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

这次改革的内容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1.“罢半两钱”，彻底禁止四铢钱在市面上的流通。2.“行五铢钱”，全面推行法定重五克的五铢钱。3.“诸郡国铸五铢钱”，即让地方与中央共享“五铢钱”的铸造与发行权。4.“周郭其下”，在钱币上开始采用全新的“周郭”造型，将圆边及其方孔设计成凸起的轮廓，以此来遏制民间盗铸行为。

可以说此次改革，较前三次改革而言，在制度上显得更为的完善，且对于防止民间盗铸行为也开始不再局限于只用残酷的法令来制止，而开始知道在钱币的造型上想办法，即利用“周郭”来遏制盗铸。当然，无论第四次币制改革的制度相对于前几次的币制改革有多优越，它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它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武帝让地方的郡国加入到了“五铢钱”的铸造与发行当中，而这也就导致“五铢钱”重蹈“三铢钱”与“四铢钱”的覆辙，那就是质量开始出现良萎不齐的情况。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当时各郡国铸造的“五铢钱”，或是背平无轮郭，或是穿孔大，或是肉薄，或是肉厚，总之就是偷工减料，质量极差，所以这就导致民间对于“五铢钱”开始失去信心，并直接影响到了其流通性。

第五次、公元前115年“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实际上第五次的币制改革，就是在修复第四次币制改革的漏洞，因“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所以武帝决意推行“钟官赤侧”钱。

这次改革的内容主要集中3个方面:1.“京师铸钟官赤侧”，中央开始尝试性的独享钱币的铸造与发行权。2.“一当五”，即一枚“钟官赤侧”可兑换五枚“郡国五铢”。3.“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硬性规定缴纳赋税必须要用“钟官赤侧”钱。

这次改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将“郡国五铢”排挤出市场，从而直接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无论是“京师铸钟官赤侧”，还是“一当五”，亦是“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这些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将“郡国五铢”彻底的排挤出市场，从而达到中央独掌钱币发行的目的。

当然此次改革因武帝所规定的“一当五”的兑换比例实在是太高，百姓根本无力承担这样高比例的兑换，因此朝廷耗费巨资铸造的“钟官赤侧”在民间往往是与“郡国五铢”等价流通的，因此朝廷非但没有增加财政收入，反而出现亏损的局面。于是乎在第二年，武帝不得不以“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为由，将“钟官赤侧”废除。

第六次、公元前113年“於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旣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基于前五次币制改革得到的经验与教训，又在桑弘羊的协助下，武帝在第五次币制改革失败后的第三年开始有计划的对整个汉朝的币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这次最为彻底的改革，内容主要集中在5个方面:1.明确“五铢钱”为唯一的法定货币，今后“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其余的货币如“郡国五铢”等全部废除且销毁。2.“禁郡国无铸钱”，直接剥夺地方郡国对于钱币的铸造权与发行权。3.“专令上林三官铸”，中央开始直接垄断货币铸造权和发行权，并专门设立“上林三官”来负责五铢钱的铸造与发行。4.“重如其文”，就是五铢钱的重量必须是在3.5-4克之间。5.“输其铜三官”，即垄断铸造钱币的原料“铜”。

可以说武帝的第六次币制改革无论是在制度，还是在杜绝盗铸、私铸等问题上，都是最为成功的。首先在制度上，武帝明确了“三官五铢”钱为全国唯一的法定货币，借此从明面上制止了其他货币在市面上的流通，从而让朝廷达到独掌货币铸造与发行的目的。

同时在对铜币铸造与发行上，武帝也明确了直接的管理机构，那就是由均输、钟官、辨铜组成“上林三官”来直接管理。在当时均输令负责将全国各地的制钱材料送往京师，钟官令负责钱币铸造，辨铜令负责分辨铜的种类，这样各司其职的做法，显然有助于提升“三官五铢”钱的质量与制造的速度，而有了质量，又有了数量，那么流通势必就不再是个问题。

此外，在杜绝盗铸一事上，这次改革可谓是非常的成功，甚至可以说是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武帝先是垄断了钱币铸造所需的原材料，他直接在产铜的地方设置由朝廷直接指派的铜官，然后由铜官来直接掌控所在地的铜矿，实际上这个时候，铜矿也就只属于朝廷所有，私人就再也没有机会得到大量的铜，而没有了铜，铸钱一事也就根本无法实现。

当然也有人说，他们可以偷偷的从这些官员的手中买到一些原材料，或者直接从市面上流通的“三官五铢”钱刮出铜。是的，他们利用这些方法的确能弄到一些铜，但是有了铜并不代表就能开始铸钱。

因为“三官五铢”钱的制造十分的繁琐，首先它规定了每枚钱重量必须达到3.5-4克之间，否则就会被视为伪钱，然后直接没收。再是它外形的仿造也十分难，如必须要有内外郭，且内外郭必须宽窄均匀，规矩整齐，记号一定要有穿上横和下半星两种等。可以说即使一些人能够仿造出来，最终也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他在仿造的过程中所要支付的金钱远远要高于其所要仿造的“三官五铢”钱本身的价值，因为无论怎么弄，它的价值就只是“五铢”。

也就是如此，最终“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因盗铸的成本远远要高于盗铸的钱币所带来的回报，所以西汉的盗铸、私铸现象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

随着汉武帝币制改革的成功，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对货币铸造与发行权的统一。武帝一朝正是借助着手中的货币垄断权得以大幅度的增加了国库的财政收入，《汉书.食货志》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造五铢钱，至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想想看二百八十亿万在那个时候是何等庞大的数字，武帝正是借助这些钱使西汉达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效果。

同时也正因为朝廷手握了货币铸造与发行权，最终也让西汉彻底的掌控住了地方各郡国，因为没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那些诸侯王想造反简直难如登天，毕竟没钱谁愿意跟着你？没钱又哪来的武器装备？也就是如此，之后的西汉就再也未经历过“七国之乱”那样的诸侯叛乱事件。

可以说西汉能在汉宣帝一朝步入极盛，并最终成为“强汉”，这跟汉武帝所推行的币制改革是“脱不了干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