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检察体制发展研究论文目录

我也是法律本科毕业的，自己有一份，网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份，只可惜你给的份太少了。我的是浙大的，发给你肯定能过关。

一、著作[1]杜正贞：《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和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 [2]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21年版。 二、期刊论文 [1]尹伟琴：《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基层司法官员薪酬考》，《学术界》，2010年第1期。 [2]尹伟琴：《论民国时期基层法院判决依据的多样性：以浙江龙泉祭田纠纷司法档案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3]杜正贞、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的主要特点与史料价值》，《民国档案》，2011年第1期。 [4]吴铮强、杜正贞、张凯：《龙泉司法档案晚清诉状格式研究》，《文史》，2011年第4期。 [5]杜正贞：《晚清民国时期的祭田轮值纠纷：从浙江龙泉司法档案看亲属继承制度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6]杜正贞、吴铮强：《地方诉讼中的契约应用与契约观念：从龙泉司法档案晚清部分看国家与民间的契约规则》，《文史》，2012年第1期。 [7]陈明华：《龙泉民国司法档案概况》，《浙江档案》，2013年第1期。 [8]吴铮强：《“宣统元年刘廷滔控谢河清等领契据案”研究》，《浙江档案》，2013年第2期。 [9]杜正贞：《龙泉司法档案中的族产纠纷》，《浙江档案》，2013年第3期。 [10]傅俊：《龙泉民国司法档案中的古青瓷仿制纠纷案》，《浙江档案》，2013年第4期。 [11]张健：《晚清民国刑事和解的第三领域：基于龙泉司法档案刑事案件官批民调制度的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4期。 [12]张健：《试析龙泉司法档案中的贫困与犯罪》，《档案》，2013年第3期。 [13]张健：《从龙泉司法档案看民国时期的检察文书》，《浙江档案》，2013年第4期。 [14]张凯：《民初龙泉县学警纠纷与司法裁断》，《浙江档案》，2013年第5期。 [15]陈明华：《龙泉司法档案展现的民间寺庙产权》，《浙江档案》，2013年第6期。 [16]孙业凯、吴铮强：《1912-1927年浙江省龙泉县审判机构的变迁》，《浙江档案》，2013年第7期。 [17]张凯、毛琼洁：《龙泉司法档案学术研讨会召开》，《浙江档案》，2013年第8期。 [18]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所见晚清屡票不案现象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9]杜正贞：《近代龙泉土地交易中的契约习惯和契约诉讼》，《浙江档案》，2013年第9期。 [20]张健：《民国检察官的刑事和解及当代启示：以浙江龙泉司法档案为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1]陈明华：《民国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吏警夜宿”叙事》，《浙江档案》，2013年第11期。 [22]毛剑杰：《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原生态历史》，《档案春秋》，2013年第12期。 [23]杜正贞：《民国时期的族规与国法——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季氏修谱案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 [24]傅俊：《民国龙泉山产诉讼中的“履勘”》，《浙江档案》，2013年第12期。 [25]胡铭、张健：《转型与承续：民国时期的刑事和解——基于龙泉司法档案(1929—1949)的考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6]杜正贞：《从诉讼档案回到契约活动的现场：以晚清民初的龙泉司法档案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27]李爽：《〈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整理与出版》，《书品》，2014年第2期。 [28]傅俊：《立足原卷 别开新境：〈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编后》，《书品》，2014年第3期。 [29]陈明华：《从私契到国法：民间寺庙产权习惯及其制度化(1722—1927)》，《明清史》，2014年第9期。 [30]吴铮强：《信牌、差票制度研究》，《文史》，2014年第2期。 [31]杜正贞：《晚清民国庭审中的女性——以龙泉司法档案供词、笔录为中心的研究》，《文史哲》，2014年第3期。 [32]杜正贞、王云婷：《民国的招赘婚书与招赘婚诉讼：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 [33]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所见县知事兼理审判程序及其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34]包伟民：《社仓弊案与地方社会——晚清龙泉县〈光绪三十三年吴绍唐等侵吞积谷案〉简析》，载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编：《国家视野下的地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9-163页. [35]李洋：《龙泉司法档案中的现代法治理念“人权保障”》，《景德镇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36]张健：《民国时期国共两党民事调解的比较研究：国家权力下沉背景下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动员》，《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7]张志伟、毛琼洁：《“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概述》，《浙江档案》，2015年第5期。 [38]韩德强主编：《环境刑事诉讼》，《环境司法审判区域性理论与实践探索》第三章第二节，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82-99页。 [39]张健：《龙泉司法变迁及其对当代中国基层刑事司法的借鉴》，《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3期。 [40]张健：《国家治理的嬗变:基层法院的制度变迁与演进逻辑——以浙江龙泉法院建设历程为中心》，《江汉学术》，2016年第5期。 [41]高元武：《龙泉晚清司法档案中的民教诉讼案》，《浙江档案》，2016年第10期。 [42]杜正贞：《从“契照＂到土地所有权状-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 [43]杜正贞：《“异姓为嗣”问题中的礼、法、俗——以明清浙南族规修订为例》，《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44]杜正贞：《晚清民国山林所有权的获得与证明——浙江龙泉县与建德县的比较研究》，《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 [45]潘超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庭调解：制度与实践——基于龙泉司法档案的考察》，《政法论坛》，2017年第4期。 [46]杜正贞：《习惯（俗）的确认与生成：从诉讼档案到历史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47]吴铮强：《近代中国基层民事传讯制度的演变——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例》，《文史》，2019年第1期。 [48]吴铮强：《双轨制时期(1913—1929)龙泉司法档案民事裁断文书的制作》，《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2019年第1辑。 [49]赵彦昌，刘依梦：《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整理及研究述评》，《档案》，2019年第9期。 [50]李爽：《浅谈大型档案文献整理出版的质量控制和流程管理——以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为例》，《中国编辑》，2020年第Z1期。 [51]杜正贞：《诉讼实践中的意义之网与关系之网：社会关系网络视角下的清末民初龙泉司法案例》，《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 [52]于帅：《清代诉讼文书中的稿票考释——以浙南诉讼文书为例》，《历史档案》，2020年第2期。 [53]吴铮强：《秘密调查：龙泉司法档案所见民事诉讼程序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54]赵彦昌、王晓晓：《清代诉状探微》，《档案》2020年第7期。 [55]谢超：《礼法纠缠：民初异姓继承的交易逻辑与裁判考量》，《原道》，2020年第1期。 [56]李贵连，刘陈皓：《民法物权变动理论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57]吴铮强：《过渡与互嵌：近代民事诉讼庭审记录的演变 ——基于龙泉司法档案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58]林珊，吴跃珍：《史海遗珠 百年穿越——龙泉司法档案讲述的民国司法》，《人民司法》，2020年第30期。 [59]吴铮强：《传统与现代的互嵌：龙泉司法档案民事状词叙述模式的演变(1908—1934)》《史学月刊》，2020年第12期。 [60]封安波：《论民国时期不起诉处分的“刑事和解” ——基于龙泉司法档案(1935—1949)的考察》，《法治现代化研究》，2021年第1期。 三、学位论文 [1]徐蓓蕾：《童养媳婚姻研究：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考察》，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2]王云婷：《龙泉司法档案中的招赘婚诉讼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3]应玉倩：《民国时期地方刑事和解的实践及其现实意义：以龙泉司法档案为研究范本》，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4]刘德召：《从龙泉司法档案看我国民国时期刑事诉讼制度》，浙江工商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5]谢超：《民初立继纠纷的化解模式探析——以龙泉司法档案寡妻立继纠纷为例》，杭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6]王雅云：《“新秩序”与“旧风俗”：民国时期龙泉县招赘婚诉讼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7]王崇：《晚清时期“无讼”法律思想研究——以“龙泉司法档案”为考察对象》，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8]于帅：《清代地方民事诉讼运作中的文书格式、介案群体与实践——以清中期浙南两宗讼案为中心》，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 [9]华杰：《民国初期地方司法中的疑罪处理——以龙泉司法档案为材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 [10]张芹芹：《晚清民国前期诉讼中的查勘——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 [11]李明月：《晚清民国山林所有权确权方式的转变历程——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天津商业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 四、报纸 [1]鲍丰彩、叶辉：《龙泉发现民国时期地方司法档案》，《光明日报》，2011年4月18日，第09 版。 [2]包伟民：《晚清民国：从“大老爷”到“大法官”——“龙泉档案”见证中国基层司法百年》，《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7日，第5版。 [3]吴铮强、杜正贞：《龙泉司法档案个案举例》，《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7日，第5版。 [4]傅俊：《龙泉民国司法档案中的古青瓷仿制纠纷案》，《中国档案报》，2013年7月11日，第3版。 [5]杜正贞：《浙江龙泉司法档案的学术价值》，《中国档案报》，2013年10月24日，第002版。 [6]吴高庆：《浙江龙泉民国司法档案的法律价值和程序特色》，《中国档案报》，2013年10月24日，第002版。 [7]陈明华：《诉讼文书中的虚构：民国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吏警食宿”叙事》，《中华读书报》，2015年1月14日，第9版。 [8]张凯：《官治与自治：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学警纠纷》，《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25日，第10版。 [9]徐浩萌、张志伟：《近代民间司法实践的“活化石”》，《中国档案报》，2017年3月3日，第004版。 [10]张文波：《近年来新见法律文献史料及其价值》，《人民法院报》，2017年3月3日，第07版。 [11]曾福泉：《万卷卷宗，还原历史现场》，《浙江日报》，2018年11月27日，第9版。 [12]吴铮强：《从龙泉司法档案看近代中国职权主义民诉规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0月23日，第4版。 [13]赵世瑜：《透过生活细节还原历史现场——〈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启示》，《中华读书报》，2019年11月14日，第15版。 [14]傅俊：《〈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选”与“编”》，《中华读书报》，2019年11月27日，第010版。 [15]吴佩林：《地方档案整理与出版的“龙泉经验”》，《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14日 ，第15版。 五、网络文章 [1]包伟民：《龙泉司法档案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总序，2018年10月23日，，2020年7月6日。 [2]吴铮强，李杨：《从龙泉司法档案看晚清民国的地方司法及社会转型》，2018年12月7日，，2020年7月6日。 [3]夫马进撰，凌鹏译：《〈龙泉司法档案〉及其价值》，2020年5月26日，，2020年5月29日。 [4]夫马进撰，凌鹏译：《“民告官”案件的背后——民国乡镇中的近代风波》，2020年5月26日，，2020年5月29日。 [5]吴铮强、章军、曾晓祺：《民国初年地方警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冲突——记夫马进教授领读龙泉司法档案研读坊》，2019年9月5日，，2020年7月1日。 [6]古逸英华：《丢布又丢人？我带你穿越至民国审案子》，2020年3月3日， ，2020年7月6日。 豆瓣持续更新：

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HJ1.1mm〗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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