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与古史研究的关系论文

《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

《竹书记年》在当今史学界的地位可以用震撼一词来形容。这是因为它所记录的与我们熟知的《史记》里面所描述的不仅仅是内容不同，甚至连价值取向都是截然相反的。正因为《竹书记年》的出现，史学家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史记》的内容。像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等事件，与史书上记载的差异太大了。

而研究历史的意义是有利于对我们人生坐标的定位；了解各行业历史发展，从而对本专业形成正确的认知；有利于我们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精神品质的培养；盛世修史，我们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需要以历史的方式总结经验，记录当今社会的发展成就；将我国传统史学传承发展下去。

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所必须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历史都是无法替代的，而且是必须学习的，正如人不能忘本，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现在《竹书记年》出现改变了以往史学家们对 《竹书纪年考》——《竹书纪年》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被视为现知中国最早的编年体通 史。 《竹书纪年》 记载了五帝夏商周的历史， 而汉代以来传世文献中有关这一时段的记述比较欠缺并存在错乱， 所以该书就显得尤为珍稀和极其重要， 为历代学者所重视。

在国家重大科研课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 中， 古 本 《竹书纪年》 成为重要的文献依据之一， 不仅夏代纪年直接采用古本 《竹书纪年》 之说， 而且商代、 西周纪年也建立在对古本 《竹书纪年》 之说重新解读之上， 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 《竹书记年》 上记载的商代历史， 上承史前与夏 代， 下启中华文化演进的先河， 归纳其嬗变轨迹， 对探索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形成的早期要素及其演进规律有重大意义 。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西晋咸宁年间，一个盗墓贼，在盗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时发现了数十车记满古文的竹简，无意间解开了一段颠覆认知的历史。晋人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其中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十三篇史书，被命名为＂纪年＂，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

这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这段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成书年限大概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由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的史官合作而成，比司马迁的《史记》要早了大约两百年，对于研究先秦历史有着极大的帮助。

先秦史学作品中，有关三皇五帝这一时期历史的记录，成书最早且叙述相对集中的是《尚书》。《尚书》的特点是记言，对其中所涉人物的事迹及事件发生的时间与空间都关注甚少，即使有记录，也极为简略。

这里面有历史叙述的技巧还不成熟的原因，也是相关资料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不足所致。然而，成书于战国偏晚期的《竹书纪年》在叙述此段历史时，却花费了很大的笔墨试图构筑出相对完整的历史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