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检察体制发展研究论文

你好！关于这个课题我有研究，下面就将我收集研究的一些资料与你共享下。（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如何加强人民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监关，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职能是法律赋予的神圣本职，其目的在于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镇压一切叛国的、分裂国家的和其他反革命活动，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人民检察院通过检察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同违法行为作斗争。其依法设立的依据是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各级人民检察机关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 （二）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三）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四）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五）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然而，就目前我国的检查监督体制而言，虽经过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努力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其中暴露的问题却不在少数，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就个人而言，本人认为目前检察机关存在下列主要的问题：（1）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在司法实务中有所掣肘。在我国，检察机关是专门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机关。按照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接受双重领导，即接受同级地方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但是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管理缺乏实质性内容，大多数是局限在业务方面的领导。检察机关补充人员，必须征得当地政府人事、编制部门和组织部门的同意，才能取得人员编制指标。检察人员归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选拔和管理，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在财政方面，检察机关的经费由同级政府拨付，其经费和装备直接受制于本地区经济发展及财政状况，常常受到地方财政的制约。现行的检察体制，实际上已经使检察机关依附于同级政府机关而导致检察权力行政化。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刑事案件，履行法律监督时，就不得不考虑同级政府的意见，甚至要看地方一些利税大户的脸色。这样以来，检察机关依法行使法律监督权便很难得到保证，法律监督效果必然会减弱，既影响了检察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也大大降低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威信。（2）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有待进一步健全。在司法实务中，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的体制和机制也存在着进一步健全的问题，比如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刑事诉讼法》第87条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该立而不立的案件，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但是，如果公安机关拒绝说明，法律却没有规定怎么办,检察机关则无可奈何。又如对法院的审判监督，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审判监督很大程度局限于事后监督，往往于裁判程序结束甚至生效后才以抗诉方式予以监督纠正，而很少能对审判活动事前、事中进行监督。（3）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威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由上面两点可以看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性是远远不够的。如公安机关有案不立、无案而立、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以罚代刑，人民法院违反诉讼程序、超期限审理案件、胡审乱判等违法行为发生时，按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要是这些《通知书》不被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采纳和接受，怎么办？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也没有赋予检察机关以强制措施救济之。我们都知道，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有罚款权或行政处分权；审判机关对妨碍司法审判和裁判执行的行为有司法拘留权和强制执行权。这些都是维护法律尊严的手段。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却不具有这样的刚性措施和手段，只有对那些构成犯罪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揭露、控诉的权力，对那些违反诉讼法规定的违法行为则无权进行处分和处罚，因而法律监督很难到位，监督的权威性也大打折扣。如果要解决以上问题，本人认为应该将检察工作一体化。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可以确保检察机关监督权落实的刚性和有效性。按照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机关自上而下自成体系，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各级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它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实践证明，新中国确立的这种检察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国家权力合理配置和有效控制的重要保障。检察工作一体化就是根据法律规定，在检察机关实行“上下统一、横向协作、内部整合、总体统筹”的工作运行机制，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行政工作司法化和检察工作行政化的矛盾，全国检察工作一盘棋，切实把工作重点放在法律监督的主战场，以对国家负责，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努力完成法律赋予的各项检察职责，确保检察机关监督权落实的刚性和有效性，以加大监督力度，严惩职务犯罪，确保司法公正为根基；以办案为中心，树立检察权威；以法律监督为重点，塑造良好的司法形象。 检察工作一体化可以强化和完善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近年来，我国在推进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从总体上看，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制环节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司法领域，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司法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既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也是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需要。但从目前司法实务来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目前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是远远落后于国家和社会对法律监督的实际需要。例如，刑诉法取消了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机动管辖权，检察机关只能侦查特定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甚至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犯罪案件（主要是职务犯罪案件），使检察机关在开展法律监督过程中缺乏灵活处置的余地，一些因犯罪主体、犯罪性质难以短时间内查清导致管辖不明的案件及公安机关久拖不查的案件得不到及时处理；检察机关对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违法行为无权直接实施监督，使大量行政权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得不到及时预防和纠正；检察机关没有提起民事公诉的权力，使许多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侵权行为处于无人起诉、无人能管的状态；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的监督被限定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和裁定，导致立案、调解、执行等审判环节和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成为了监督“死角”；等等。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亟需强化和改善。 检察工作一体化是基于检察实践，为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实际问题而提出并推行的改革举措，它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制度，可以强化和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它具有五个特点：（1）是独立性。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国家机关相对独立，并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法定机关、法定程序以外的干涉。此是检察一体化的外部特征；（2）是统一性。检察一体化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检察权行使的统一性，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3）是整体性。从组织结构上，检察一体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下一体，就是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检察院，从而使各级检察院形成一个整体；二是在内部，每个检察院虽然分设不同的部门，但是法律规定检察长领导所有部门的工作，检察官要受命于检察长，这就使每个检察院形成了一个整体；（4）是承继性或者叫职务转移权。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行使检察权，因而，每个检察官执行职务的活动可以被其他检察官所承继，每个检察院行使检察权的活动可以被其他检察院所承继。一个检察官正在着手办理的案件，检察长可以指令其移交给其他检察官办理，同样，一个检察院正在办理的案件，如果上级检察院要求其移交给其他检察院办理，前一个检察院的调查取证活动只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所取得的证据在后继的诉讼中就会有效。正是检察官之间、检察院之间的承继性运作，使检察机关形成协调合作的整体，保障了检察权的统一有效行使；（5）是协调性。在工作层面上，检察一体化表现为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都要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同一个检察院各个业务部门之间要统筹兼顾；同一个部门内部各个检察官之间要互相配合，形成合力。比如，某一个检察官在办案时，需要在辖区外执行职务，或者需要请求另一个有司法管辖权的检察院代为调查、取证、扣押等诉讼活动，有司法管辖权的检察院就要依法积极协助其完成任务。正是这种办案中的互相配合，才使整个检察机关形成一体化的运作机制。从检察工作一体化的特点可以看出，检察权运作一体化机制，其核心内容就是检察工作一体运作，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领导关系，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支持下级；加强各地检察机关之间的工作协作，互通情况，加强沟通，相互支持与配合；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职能作用与优势，紧密配合，形成合力；促进检察机关结成运转高效、关系协调、规范有序的统一整体。因此，检察工作一体化能更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整体效能，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 只有这样改革，才能使检察工作一体化通过“上下统一、横向协作、内部整合”强化了诉讼监督，它使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民行部门、监所部门、控申部门等内设机构在诉讼监督中，进一步加强内设机构及上下级的沟通、联系，互通情况，相互衔接，形成合力，形成诉讼和衔接机制。即：侦查监督部门将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情况及时通报给公诉部门，公诉部门实时进行跟踪监督，并将情况向侦查监督部门反馈，对于公诉部门正在办理的案件，其他有关内设机构接到有关控告申诉，或者发现诉讼违法行为的，及时向公诉部门通报，从而加强了对侦查、审判活动的监督；监所检察部门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情况进行监督，坚决防止和纠正检察环节发生的超期羁押现象，并通过办理在押人员、服刑罪犯、劳教人员及其家属的控告、申诉案件和又犯罪案件，监督其他有关内设机构的办案质量；检察技术部门在参与案件的同步录音录像、现场勘验、检验鉴定、文证审查、出庭作证方面，为其他内设机构提供技术保障；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中发现的审判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可以按照规定进行初查、侦查，也可以根据检察长的指令移送并配合侦查部门查办，侦查部门在办案中发现的审判人员枉法裁判情况，在案件侦结后，及时向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反馈，以实施监督。并将诉讼监督情况实时向上级检察机关反映汇报，以取得支持和帮助，增强了监督实效。

4.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载《法学杂志》1995年第2期；5. 《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审方式改革》，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变革》，载《月旦法学》第14期（1996年6月版）；7.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载《法学家》1996年第2期；8. 《国外规范律师辩护行为的立法与实践》，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2期；9. 《起诉制度的重大变革》，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3期；10. 《集中审理与延期审理之研究》，载《两岸比较刑事诉讼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9月版；11. 《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诉讼问题研究》，载《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文集——反贪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中文版）》，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12. 《更新律师执业观念，完善律师执业制度》，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4期； 14. 《保障〈刑事诉讼法〉正确实施的重要举措——试议全国人大法工委等六部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载《中国法律》1998年第2期；15. 《略论刑事简易审判程序中的若干问题》，载《法学杂志》1998年第3期；16. 《公诉审查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3期；17. 《西方六国刑事诉讼制度》，载《法制日报》1998年4月25日；18. 《依法治国与刑事诉讼》，载《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9. 《关于建立我国证据规则的思考》，《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20. 《英国对沉默权的限制》，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6月版；21. 《沉默的权利》，载《南方周末》1999年7月30日、8月6日； 22. 《起诉效力与审判范围》，《诉讼法学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23.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24. 《起诉效力与审判范围》，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7期；25. 《美最高法院重申“米兰达警告”》，载《检察日报》2000年7月13日第8版；26. 《如实陈述与抗拒从严》，载《广州日报》2000年8月；27. 《诉讼证明概念辨析》，载《检察日报》2000年8月31日第3版；28. 《提起公诉实施问题研究》，载《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29. 《略论我国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11期；30. 《从起诉效力看刑事审判中的罪名变更》，载《诉讼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31. 《司法鉴定及其规范运作》，载《刑事司法指南》（2001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版；32. 《论诉讼证明的相对性》，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33. 《规范我国司法鉴定的思考》，载《检察日报》2001年4月5日第3版；34. 《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比较》，载《检察日报》2001年4月9日第3版；35. 《罪刑法定的程序价值》，载《检察日报》2001年5月8日第3版；36. 《为司法改革切脉》，载《检察日报》2001年6月5日第3版；37. 《诉讼证明：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载《证据学论坛》（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38. 《举证责任的承担》，载《检察日报》2001年11月29日第3版；39. 《主张责任与量刑建议的关系》，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3日第3版；40. 《主张责任的实现》，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6日第3版；41. 《关于举证规则》，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10日第3版；42. 《举证责任的转移、倒置及免证》，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17日第3版；43. 《控方应否承担通知证人出庭责任》，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20日第3版；44. 《证明标准的若干问题》，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24日第3版； 45.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载《诉讼法学研究》（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版；46. 《个案监督与审判公正》，载《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学报）》2002年1月刊；47. 《查明 证明 判明》，载《检察日报》2002年1月10日第3版；48. 《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3期；49. 《个案监督研究——兼论人大审判监督的合理取向》，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50. 《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年第4期；51. 《如何看待被告人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一点启示》，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6期；52. 《综合各种力量解决问题》，载《检察日报》2002年3月1日第3版；53. 《个案监督与审判公正》，载《公正与效率的法理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版；54. 《困境与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现象分析》，载《司法公正与律师辩护》，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5月版；55. 《论刑事证明的相对性》，载《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5月版；56. 《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与转移》，载《诉讼法学研究》（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7月版；57. 《关于公诉制度的讨论》，载《司法改革报告：检察改革、检察理论与实践专家对话录》，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版；58. 《论刑事证明的相对性》，载《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版；59. 《罪刑法定的程序性要素》，载《刑事法评论》（第1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60. 《证据法学三人谈（一）》，《证据学论坛》（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1月版；61. 《解析“辩诉交易”》，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7日第3版；62. 《“证据展示”面面观》，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21日第3版；63. 《如何看待公诉中的检察一体化》，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21日第3版；64. 《如何看待被告人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一点启示》，载《政法论坛》2002年12期； 65. 《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理念》，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66. 《刑事证明主体新论——基于证明责任的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1期；67. 《司法鉴定的基本属性与制度定位》，载《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4期；68. 《应审慎推进沉默权》，载《检察日报》2003年3月7日第3版；69. 《证据法学三人谈（二）》，载《证据学论坛》（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5月版；70. 《中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图景——兼论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普遍性》，载《四川大学法律评论》（2002年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71. 《刑事犯罪的证明标准》，载《法学家眼中的中国法治》，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10月版；72. 《人民才是法律监督的源头活水》，载《检察日报》2003年12月22日第3版； 73. 《证据法学三人谈（三）》，载《证据学论坛》（第7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1月版；74. 《中国刑事辩护的困境与出路》，载《“3R”视角下的律师法制建设——中美“律师辩护职能与司法公正”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4月版；75. 《从我国刑事法庭设置看刑事审判构造的完善》，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76. 《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对司法鉴定管理的影响》，载《中国司法鉴定》2004年第3期；77. 《“证据法的基础理论”笔谈》，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78. 《检察官：司法品性和职业素养同等重要》，载《检察日报》2004年10月29日第1版；79. 《执正义权杖 护法制尊严》，载《检察日报》2004年11月7日第1版； 80. 《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的优化——以制度的功能分析为中心》，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81. 《规范司法鉴定程序之立法势在必行》，载《中国司法鉴定》2005年第4期；82. 《关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若干思考》，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3期；83. 《再论诉讼模式转型与证明观念更新》，载《证据学论坛》（第10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10月版；84. 《建构诉讼证明标准是“乌托邦”吗》，载《检察日报》2005年11月29日第3版； 85. 《See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riminal trial structure from China’s criminal courtroom arrangements (tribunal design)》，载《Frontier of Law in China》2006?Volume1?Number2?April；86. 《无罪推定与举证责任问题》，载《山西检察》2006年第2期；87. 《论司法鉴定的诉讼程序立法》，载《中国司法鉴定》2006年第4期；88. 《论我国检察机关领导体制和职权的改革与完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89. 《诉审关系论辩——兼论对诉审关系异化的程序性抑制》，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90. 《检察机关没有理由不介入死刑程序》，载《检察日报》2006年4月6日第3版；91. 《公诉案件终有证据标准可资参考》，载《检察日报》2006年6月11日第3版；92. 《保持特色不断创新》，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2期；93. 《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刍议》，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5期；94. 《重构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载《检察日报》2006年10月16日第3版； 95.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展望》，载《中国法律》2007年10月号；96. 《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构成论要》，载《金陵法律评论》2007年春季卷；97.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98. 《论我国检察院组织法结构体系的立法完善》，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期；99. 《迈向理性的刑事诉讼法学》，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100. 《鉴定机构性质辨析》，载《中国司法鉴定》2007年第2期；101. 《刑事诉讼中“诉”之辨析》，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8期；102. 《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载《比较与借鉴——从各国经验看中国刑事诉讼改革路径》，法律出版社2007年4月版；103.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背景和热点难点问题》，载《人民检察（湖北版）》2007年第12期；104. 《点评“坚持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载《检察日报》2007年9月28日第1版；105. 《人物专访：刑事诉讼中如何实现权力和谐化》，载《检察日报》2007年10月11日第3版；106.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面临五大热点与难点问题》，载《法制日报》2007年10月14日第2版；107. 《以死刑案件为切入点建立程序制裁机制》，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3期； 108. 《刑事程序法治化的期待》，载《中国司法》2008年第1期；109. 《刑事程序中“诉”的功能思考》，载《刑事法前沿》（第4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110. 《西方司法证明科学的新发展》，载《证据科学》2008年第2期；111. 《行进中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关键词展开——2007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2期；112. 《优化侦查程序中的检警关系》，载《检察日报》2008年2月22日第3版；113. 《抓住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契机 推进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建设》，载《诉讼法学研究》2008年6月第13卷；114. 《媒体监督与审判公开》，载《法制资讯》2008年第4期；115.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与检察权的配置》，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116. 《论刑事诉讼中权力的和谐化》，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4期；117. 《陈光中：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领军人》，载《中国审判》2008年第5期；118.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论要》，载《法学》2008年第6期；119. 《论刑事诉讼中权力的和谐化》，载《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与前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07年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120. 《对话：侦押分离，打开律师会见之门》，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6月29日第3版；121.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回顾与展望》，载《检察日报》2008年7月17日第3版；122.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载《东方财经》2008年11月；123. 《构建刑事和解的中国模式——以刑事谅解为基础》，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6期；124. 《诉讼模式视角下的证明责任》，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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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检察制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治特色: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已被载入我国《宪法》。 体制特色:“一府两院”架构内的独立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国家设立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分别行使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功能特色: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表明法律监督是我国检察机关的根本属性和职责时代特色:与时俱进。中国检察制度的构建，吸收了人类先进的法治理念和经验的合理内涵，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的先进理论的正确指导，体现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创造性地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历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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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找论文吧？下面这篇文章可供参考如何加强和完善上下级检察机关领导体制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是指国家权力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上级检察机关与下级检察机关之间、 检察院内部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以及相关制度安排的总称。它是检察机关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权运行方式的决定因素。各项检察改革无不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因此，准确把握我国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内容和精神，对于开展检察工作和推进检察体制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检察机关现行领导体制我国《宪法》第132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第133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有类似规定。这些规定表明，我国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各级地方检察机关一方面要接受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同时又要接受地方的领导。目前，检察机关接受上级院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业务方面，其依据主要是《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而检察机关接受地方领导的问题，宪法和法律除规定地方检察机关要向同级人大负责外，并没有规定还要在哪些方面接受哪些机关的领导。基于对宪法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以及党章关于“地方各级党委领导本地区范围内的工作”的认识，在实际运作中，地方检察机关最主要的是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地方检察机关党组作为各级地方党委向检察机关派出的组织机构，对检察机关进行领导，讨论和决定检察机关的重大问题。检察机关党组成员由地方党委指定，必须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二是地方党委设立分管副书记、政法委，负责具体领导公、检、法、司、安等政法工作，对个案具有组织研究协调的职能。三是地方党委通过对检察机关党组成员和检察人员的任用、考核，听取检察机关有关工作汇报，协调编制、基建、经费、装备等重大问题，对检察机关实行全方位的领导。此外，地方检察机关在人员、经费等方面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这就是当前检察机关“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上级管指标，党委管纱帽，政府管钱包，人大管选票”。二、检察机关现行领导体制存在的弊端检察系统实行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领导体制，这是宪法第132条第2款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作出的规定。其意义在于保证全国检察机关集中统一行使检察权，从而有效监督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实行上下级领导体制，是检察机关有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组织保证。但是，由于目前这种领导体制尚不健全，检察机关履行职责仍存在一些困难。主要表现在：一是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制度不够规范，法律对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范围、方式和程序以及下级检察院拒绝接受领导的法律责任等均未作明确的规定，上级检察院难以对下级检察院实行有效的领导。如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办案工作的指示，有时得不到切实执行，甚至出现检令不畅的问题。二是以地方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导致检察权的地方化。在以地方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下，检察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领导干部由地方选任，检察干警来源于当地，人员编制由地方确定，经费来源由地方供给，当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与其他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难免会产生检察权地方化的问题，使国家设在地方的检察院变成了从属和听命于地方的“政治工具”。例如，在查办职务犯罪中，许多地方形成了不成文“党内审批制度”，查办不同级别的领导，需要报请上级党委领导同意。再如，有些地方公安局长任政法委书记或者副书记，这样政府公安部门负责人可对两院进行领导，“一府两院”成为地方政府领导两院。三是以地方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导致检察权行政化。《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上下级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实践中，检察机关干部管理体制采取以地方党委主管，上级检察院协管的做法。管理不仅不到位，而且把检察官与法官的管理等同了。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制约了上级检察院培养和选拔检察官的通道，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违规任命检察官和随意免除检察官职务的情况。在检察官的提拔、使用和调动上，一些地方党委事先不征求上级检察院党组的意见，或在上级检察院党组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任免和调动检察官；有的地方党委事先不征求上级检察机关的意见，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命的基层检察院检察长当做一般行政干部，想调就调，随意任免。有些地方50岁左右的检察官就与同职级的行政干部一样，被地方党委免去检察官职务或行政职务；有的县（区）在竞争上岗中规定，45岁的检察官不能竞争中层领导职务，一些50岁左右的检察官被所谓“退二线”的“一刀切”政策“砍下来”，无法从事检察工作，而且退下来后，还占着单位编制，不办案，不上班，工资全拿。不容忽视的是检察官在50岁左右，作为部门负责人，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如此做法，在检察人才短缺的情况下，实在是检察事业的损失。在社会传统视角中，检察机关一直被当作一般的行政机关，基层检察院规格低，级别配备不够合理，行政领导职数少。提升检察官的待遇只有走晋升行政职级这一条路，严重影响了检察官工作的积极性。四是以地方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拦路石。早在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就下发了《基层检察院2005—2007年三年体制改革》方案，2006年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工作的决定》，都重点提出了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从2005年起，国务院办公厅、中组部等部门对公安机关、检法两院相继签发了林区公安机关和检法两院司法编制、体制改革的相关文件，文件下发到省、地方，却被地方搁置下来，其原因是当地党委不同意司法体制垂直管理，仍坚持协管，这就为林区检法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增设了无形障碍。三、改善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的现实意义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神圣使命。当前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检察机关在独立行使检察权方面存在来自地方的制约因素，影响了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改革检察机关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关系，逐步实现中国特色检察一体化，无疑对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对此，应当通过司法体制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领导：一是强化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关系可以确保检令畅通，保证各项检察工作部署及时落实到位。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加快，检察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按照中央部署，高检院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队伍建设活动和专项业务工作，如“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并将之确定为检察工作主题）活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执法质量年”活动等等。要使这些工作收到实效，就必须强化上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关系，通过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与指挥，不断提高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的执法能力和水平。同时，上级检察机关也可以由此加强对下级检察机关工作执行情况的了解，及时发现检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二是强化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关系可以有效整合检察资源，形成法律监督的整体合力。当前，一些地方检察机关还存在着法律监督意识不强、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对此，上级检察机关应强化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帮助其改善执法环境，克服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的问题。以查办职务犯罪为例，职务犯罪嫌疑人大多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背景或反侦查能力，有的甚至还是当地的主要领导，仅以某个检察院之力，查处起来相当困难，这就需要上级检察机关及时加强组织领导与指挥协调，利用一体化工作机制，形成法律监督的整体合力，保障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三是强化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关系还可以加强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必须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和加强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为主线。近年来，检察机关积极推行一系列制度，自觉加强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如巡视制度、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立案和逮捕备案审查制度、上级检察院负责人与下级检察院负责人谈话制度等等，都是检察机关加强对自身执法监督的有益补充。四、加强和完善上下级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建议从建国以来检察机关的发展史来看，1954年宪法规定对检察机关实行中央垂直领导体制，文化大革命期间检察机关被撤销，1978年恢复重建后直到现在，实行的是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检察工作发展的需要，其造成的局面就是“上级管业务、党委管帽子、政府管钱粮、人大管监督”。“婆婆越多，媳妇就越难做”，建立检察一体化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治标良药，但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这种领导体制如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检察工作就难以得到更大的发展。为此，建议检察机关实行省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机关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在干部管理上，领导班子成员实行上级管理为主、地方提名为辅的方式，这样，市、县两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就不会因怕得罪地方领导而不敢加大反腐败力度；在经费保障上，实行“地方足额上缴，中央财政统一拨付”或“地方足额上缴，省里统一拨付，系统层层下发”的方式，这样，两级检察机关的经费才可能不打折扣的拨付到位；在检察工作上，各级检察机关既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工作，也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这样，也没有违反宪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