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内军械所毕业论文

安庆军械所清末最早官办的新式兵工厂。1861年由曾国藩创设于安徽安庆。制造子弹、火药、枪炮。

安庆内军械所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起于军事自强目的，也结束于军事指挥和其他方面上的失败。1.起因 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政府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虽然太平军的军事能力并不是有点，虽然他们组织训练方面很平常，军器不及官军，但由于那时官军暮气很重，军饷低，无纪律，无操练，猜忌深，所以“简直腐化不成军”（《中国近代史》P47）。1860年曾国藩、李鸿章因目睹外国列强“船坚炮利”，发出“唯独火器不能及”的感慨，所以先后上书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奕�6�0也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想，这些是洋务运动的起源，也应该是近代军事发展的起源。2.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建设对军事近代化和甲午中日战争的影响1.器物方面 中学历史课上都学过，李鸿章办轮船招商局，铁甲兵船，建立北洋海军。我觉得这些很可贵，中国古老的军事战略是“重陆轻海”，洋务运动使战略方针逐步改变。直到现在，我们国家都没有航空母舰，可见这种古老的战略影响有多深！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已经能够动员组织一支装备近代化的海军——北洋水师而不是旧式水师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了。它粉碎日本“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还坚持了近一个月的威海保卫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虽然很多人批评洋务运动不彻底，但军事装备近代化是军事近代化的物质条件,因此,洋务运动为中国军事初步奠定了物质基础。2.思想方面 在洋务运动期间,西方的军事理论与著作被翻译与介绍到中国,西方军事著作的翻译,传播了西方国家近代的军事思想。3.人才方面 在天津建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洋务派创办了我国第一批新型学校,大力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开创了近代军事教育事业的先河，培养了为国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严复、邓世昌、刘步蟾等人。洋务运动中建立的海陆军学堂造就了一批新式军事人才，成为甲午战争中抗击日本侵略的骨干力量。北洋海军成军时，除提督丁汝昌外，其他官员全部由海军学堂毕业生担任。北洋各舰的大付、二付、管轮等职，也多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中选任。这些经过严格培训、通晓海军业务又富有爱国心的军官，构成了北洋海军的中坚。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他们任管带的定远、镇远、等舰，均为中国在海上作战和护航的主力舰船。海军学堂的毕业生，始终是海战第一线的指挥员和重要骨干在近代军事上，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军事科技人才,为军事近代化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总的说来，洋务派通过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化的生产方法,先后建立起一批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军事工厂,使中国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以军事工业的开展为契机,洋务运动开设了一些军事学校,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通过西方新的洋枪洋炮的使用,西方近代化的军制与训练方法开始进入中国；同时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新形势下,随着西方近代战防思想的不断介绍,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不断被注入近代化的内容。对于中国自身来讲，洋务运动使得近代先进火器在技术上的不断上升，中国与列强的差距逐步缩小。3．（军事）改革中遇到的阻碍1.领导人眼光局限 曾国藩等洋务派领导人没出过国，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才出过，他们毫无机械知识，及时钦佩西方机械，但没有对于西方文化和制度的深入了解，也不能把运动彻底的搞下去。军事肯定也受到一些影响。 北洋海军初成立时，李请了有经验的英国军官做指挥，后来却误听人言，辞退了他，并用了对海军全然不知的丁汝昌做总司令。2.经费 老师在课上讲过很有意思的事情，光绪和他父亲怕慈禧不肯交出政权，用修建颐和园的方式让慈禧沉于游乐，而修园经费很大，李鸿章只好挪用建海军的款子修园。所以甲午之战前的七年，中国海军无一只新船，而日本每年都更新船只。3.守旧派的阻挠 士大夫的陈旧思想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在人心不在技艺”“何必师事夷人”等观点是士大夫不去投考科学班。开明的郭嵩？和曾纪泽两人主张学习西方制度，被骂汉奸，一个隐居一个气死。迷信的民众也阻挠了发展。4.甲午战争暴露出洋务运动中的军事问题北洋海军的失败不仅在于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原因导致了武器装备等诸方面的劣势, 如用人不当，加上军队素质,使得中国军队的综合实力、战斗能力远远低于侵略者。还在于清政府战略战术的错误，。军事自强的目标是实现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从军事近代化的角度看，洋务运动军事自强在甲午战争前还是在低层次上进行的。它的最大不足在于，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实现武器装备近代化的阶段，而没有将它推进到实现军事制度近代化这样一个更高的层次。（不彻底！）这样，先进的装备同落后的旧军制之间就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状况在甲午战争中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洋务运动中清朝军队没有建立适应近代化战争的集中统一的指挥体制。甲午战争爆发后，始终没有组建一个上下层次分明、职责清楚的指挥系统，指挥多元化的情况到处可见。这是造成平壤失守、鸭绿江防线崩溃、大连旅顺的沦陷、五次反攻海城的失利和威海保卫战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告诉我们，只学习器物是不够的，还要注重根本上对陈旧落后的军制进行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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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中国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建设及其对中国军事发展的影响军事后勤学理论认为，后勤体制是军队作为实施后方勤务工作而确立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称。它包括各级后勤机构的设置、构成、编制、隶属关系和职权划分等。依组织系统分，它包括陆军后勤体制、海军后勤体制等；以任务性质分，它包括后勤组织指挥体制、后勤保障体制等；以专业内容分，它包括物资财务体制、卫勤体制、运输体制、维修体制等。清代是中国古代军制发展到最后阶段并逐步向近代军制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突出体现在晚清时期。近代后勤体制建设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促进剂，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主要依靠的仍是刀、枪、剑、戟等传统兵器及生锈的"红衣大炮"，延续古代军事后勤体制。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意义在于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带给国人思想观念的强烈冲击。武器装备的巨大落差使国人感到了自强御侮的迫切性，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由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防御思想，但未受到朝廷重视。因此，鸦片战争后的10年内，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启蒙和发展阶段，军队的近代化建设并无多大成效。19世纪50年代初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清军遭受严重打击，清政府不得不进口大量先进武器以维持其统治；同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开展了一场"以制器为先"的"自强"运动，开始自制先进武器。从另一个侧面讲，新式武器装备的采用，不但使后勤职能人员相应增加、物资消耗量上升，更从军队波及到国家的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财政部门，促使了军事工业的建立、铁路的修建，还促使军费筹措机制和军费消耗途径的变化。可以说，军事后勤保障内容的变化是引起晚清军事后勤体制演进的重要原因。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建设是迫于武器装备的改变而被动进行的，缺乏全面考虑，没有形成自上而下的、有序的后勤体系，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着手改革军制、编练新军，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初步建立。本文主要从后勤组织指挥体制与后勤保障体制两个方面，对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军事后勤建设的轨迹进行分析。一、后勤组织指挥体制后勤组织指挥体制是军队整个后勤系统组织编制、职能划分和制度的统称，是实施后勤保障的组织基础。它由各级后勤指挥机关、专业勤务部门等组成。鸦片战争前，清代的中央后勤管理机构基本承袭明代，以兵、户、工三部为管理后勤的中央机关。三部中涉及后勤的职掌分别是：兵部下设的武库清吏司掌管兵器，职方清吏司掌天下舆图，车驾清吏司掌驿传邮符及牧马之政令；户部管理赋税课征、仓库收支等事，并设有专管用兵经费的军需局；工部掌"修造权衡武备之事"，关于火药的存储发放和战船的修造等都属其责，下设有制造库，专攻冶金制造。三部关于后勤管理的意见往往由军机处转呈，皇帝旨意也由军机处传达。在太平天国以后，地方势力逐步坐大，中央权威被削弱。到清末，中央后勤管理系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由于洋务运动的展开，掌管洋务大权的总理衙门也执掌了相当一部分后勤事务大权，如海关、铁路、邮电、兵工厂等，皆涉及到军事后勤条件的改良和进步。随着三部地位下降，地方督抚军权和财力大增，在军事后勤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对战争期间部队的统一后勤征集与调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平天国后，除中央的后勤组织与指挥体制有所改变外，军队的后勤组织体制也有了相当的变化。陆军主要体现在湘军、淮军上，海军则以北洋水师为代表。1、湘、淮两军的军事后勤组织指挥体制湘军与淮军是晚清最重要的军事集团,对近代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镇压太平军，曾国藩组建了一支新型地主武装--湘军，它的选将、招募、营制、饷章的制度都与绿营迥异，还装备了洋炮，开了晚清"兵为将有"的先河。从太平天国到甲午战争，陆军延续着湘、淮军的体制。湘、淮军的后勤机关是粮台。在湘、淮军组织内设有两个机关，一个是主兵的营务处，一个是主饷械的粮台。粮台共分八所：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粮台设总理事务一员，总揽事权，各所则分派委员负责。其主要任务是把通过多方筹措的粮饷、军械等经水路或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分发各路湘军。粮台制与湘军兵为将有的特点相应，其直接受命于曾国藩。在作战过程中，又设立前敌、后敌粮台和转运局，使粮台各部职责更加分明，提高了效率。淮军仿效湘军，在交通要道中枢建立了粮台，这些粮台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就后勤人员而言，是长夫制度的建立。1854年，曾国藩首创长夫制，即在军营中专门设置后勤人员承担军中杂务，规定："营官及帮办人等，共享长夫四十八名。搬运火绳、子药及一切军装等项，共享长夫三十名。……以上各项共长夫一百八十名，五百人一营，计百人用夫三十六名。"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战斗人员与后勤人员职责分开，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与保持后勤保障的及时与效率。可看出，长夫只是与营伍相关的人员，而不在正式编制之内，是"夫"而非"兵"。长夫制由曾国藩首创，并为其它军队所效法，王尔敏先生评价说"长夫的职事性质，极类似现代的工兵，只是尚未臻于完美境地。就中国兵制而论，是一项极大的进步。湘淮军之有长夫，当为中国专设工兵之滥觞。"这可以说是对长夫的重要性及其任务范围的最好诠释。在后勤制度方面，湘军也是严谨而有实效的。曾国藩的陆军饷章影响到咸丰、同治间东南各省勇营，其后的淮军和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也采用此项饷章，只是稍加变通而已。陆军饷章确立薪水口粮之制：详细额定了营官、帮办、医生、工匠及勇夫的薪粮，且立定限制，无论官大官小、官多官少，其月饷及长夫数依所带兵人数而定。该制度的优点是：与绿营相比，增加了士兵的口粮，能使士兵专心操防，养一兵得一兵之用；防止冒滥，用以养廉。湘军至同治元年共12年，人员达12万，所用军需不到3000万两，而绿营在咸丰三年以前的2年中，兵仅万，军需银开支达2510万两，可见军需立限的成效。2、北洋水师的后勤组织指挥体制如果说陆军后勤体制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湘淮两军之上，那么海军的后勤改革则集中体现在北洋水师的建设之中。1885年增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确定优先发展北洋水师，装备先进外洋火炮，舰船也得到调整和加强。北洋水师是一支新型的现代化的舰船部队，其作战方式与旧式水军极为不同，物资消耗量也极其惊人，在运行及维修方面均需要专业性的技术人才及机器工厂。李鸿章认为："凡筹饷、练将、修船、制器、铸造、军火、置设天线以及储备戎具煤斤，无一而非急务，且其中仿用西法者十居七八，尤为艺精理奥……，是以地方则有清讼、发审、保甲、水利、筹款、车船、厘金、征信等局；海防则有练饷、支应、军械、机器制造、电报、船坞工程等局，并分设营务处，建立水师，武备学堂及医院、煤厂，使专责成而免贻误。"他强调了军费、军械、电报、船坞工程等从地方到军队的后勤机构建设，也阐明了李鸿章的近代军事后勤思想。1888年颁布了《北洋海军章程》，这是一个适应近代海军建设要求的章程，它是海军军制改革的先声，对北洋海军的后勤体制建设，提出：关于"水师后路各局"，有负责维修舰船和旅顺口铁甲大石船坞，有专管兵船一切器具添置购买的船械局，有大沽木船坞，有专管海军全军俸饷的天津海防支应局，有专管水陆各军军火收发的天津军械局，有专修船上零件之威海行营机器厂，有总理水师营务处，有旅顺口、威海卫水师养病院等。可见，甲午战前，北洋水师已经设置了一套较完整的后勤机构，这是中国军队在后勤近代化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各后勤机构专司一职，其运转均要依据一定的组织规则，调拨军械必先由各营局向北洋大臣请领，由督院发文至军械局，再由军械局交转运局向军械局领取发运。军械的分布情况要按季向北洋大臣汇报。二、后勤保障体制后勤保障体制是军队实施物质供应、修理、运输、医疗等保障的体制。从另一个方面说，后勤保障体制影响到后勤物质建设与供给的制度性来源，它又与后勤组织指挥体制相配合，使后勤建设与军队作战形成内在联系。1、物质供应保障物质供应保障分为实物保障和经费保障。武器装备是物质保障的核心，在军事后勤建设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对于清军作战能力的提高与军事制度的变革有着原动力的作用。总体上讲，清军在后勤建设方面，走的是一条由外购进而仿造、自造的道路。在冷兵器和旧火器时代，武器装备均由国家统筹生产、储运和修理。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军对洋枪、洋炮及舰船的需求逐渐增加，而自身又无生产能力，因此只有外购和求借。1862年，曾国藩创立"安庆内军械所"，始造枪炮；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造出了第一号中国轮船，取名"恬吉"。至此，中国近代武器装备的筹措，开始走上自制之路。此后又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广东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近代兵工企业。国防工业的发展使清军在武器装备和海防近代化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立时，拥有舰艇吨位数已成为当时世界上引人注目的海上力量。但由于外购与自造并存，购买自不同的国家，仿造不同品型的枪炮，在配件上很难兼容，因而造成了维修和补给的困难。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武器装备保障可以说是型号混杂、质量低劣、数量不敷。经费保障包括军费筹措、分配、交换、储备和消费。军费的消耗途径直接反映了军队近代化的进程：太平天国以前，军费开支主要是军饷；太平天国以后，大量军费用于近代武器装备的配备，军饷开支只占很少比例。经费保障与国家的财政制度紧密相联。与前近代相比，清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 "就地筹款"制度的兴起。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兵权、筹饷权归中央节制，兵饷由户部统一配给。太平天国运动中，湘、淮、练军因势而起，由于中央财政危机，各将帅就地筹款，形成了兵为将有的局面，清政府逐步失去了对兵权的控制。"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于他人。"这样，筹饷练兵制械等事，皆听各省督抚各自为政。督抚专权不仅是晚清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后勤体制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使清政府难以扩大筹措军费的渠道，也难以真正实现后勤指挥的统一。从饷源种类上来讲，清朝中前期，赋税收入是军费的基本来源。到洋务运动时期，由于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开办军事工业，所需费用更是水涨船高，筹措军费的办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饷源以地丁、漕政、盐政、关税、厘金为大宗。前两者没有什么变化，盐政加征，关税收入因为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和税率变化都有了大幅增加。厘金则成为各地方军费不可缺少的重要来源。湖北设局抽厘始于咸丰五年，两年内，仅襄阳一局就共抽收银14万余两。湖南设局抽厘先于湖北。经曾国藩努力，从1855年到1864年，湘军基本上形成了三大饷源基地，即江西牙厘、湖南东征局半厘、广东粤厘，厘金成为湘军最稳定最主要的饷源。2、交通运输及通讯保障体制清军在运输及转运体制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代以来，随着轮船、火车为工具的近代交通方式的采用，传统运输方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曾国藩在湘军中建立了水师，平时承运作战物资，战时用作水上攻击。此后，屡经争论，终于修筑了为数不多的铁路。加上台湾铁路，从1881－1894年的十三年间，共修建铁路仅300多公里。铁路在陆运中所占比率并不大，各省驻防的八旗军和绿营兵所用军需主要还是依靠人力畜力，其进步无疑是革命性的。在通讯方面，1886年中国电报总局分立为北洋电报官局和电报商局，盛宣怀任电报商局总办，其实他一直总揽中国电报全局。电报总局之下，沿线设若干分局，各局设董事、司事、管报生、工匠等；分局之下设讯房机房，沿途设巡电讯房，责成绿营兵巡视。1879年李鸿章试办天津至大沽间的电报局，是一条试验性军用专线；1881年开通津沪线全长3000余里，是中国第一条长途电报线，虽然其经营管理模式为官督商办，但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防军事价值。但是，因经费有限，中国电报线路只有陆线，没有海线，陆线易遭自然和人为的损坏，这一点从甲午战争可以得到印证。三、影响与分析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仅震惊了中国人的思想，也改变了战争的方式和进程，更对军事后勤提出了与冷兵器时代完全不同的要求与挑战。应该说，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前军事后勤建设的成效，与前近代相比，已有了相当的进步。首先，后勤专业化的程度加强，后勤逐步与军队分离，不仅建立了专门的后勤机构，在后勤人员的配备上也与作战人员各司其职。如湘淮军的长夫制、北洋水师的后路各局等。其次，近代化的后勤组织与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如粮台、转运局。在后勤保障方面：其一，军事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为军队近代化武器装备提供了保障，并触及社会基础工业。其二，拓宽了军费来源，以保障近代化军队建设的庞大支出。其三，近代化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手段在军事后勤保障中运用。正是由于这些近代化的进步，使清政府拥有装备一定数量西式枪炮的湘淮军及新兴的北洋水师，比绿营兵更能适应近代对外战争的需要。甲午黄海之战是中国海军以近代化方式进行海上作战的典型，在陆路战场还出现了步、骑、炮、工协同作战的局面。甲午战争是对近代以来清军建设的综合检验，其败因是多方面的，从战略上讲，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它的失败有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但其直接原因仍是军事上的，表明战前的军事后勤体制仍然存在诸多缺陷：其一，也是最为致命的，各自为政，指挥不灵。由于各系统的军队以各自筹饷的方式来维持军队，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各自的军事后勤建设，因而表面上各军设置了不少后勤部门，但一旦大规模的战事降临，则出现协调不灵、各自为政的被动局面；兵为将有，令属多门，互不统属，中央军事后勤体制与军队后勤体制权责交叉，缺乏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后勤指挥机关，甲午战争时期清军的迅速溃败即证实了这一点。其二，机构设置不全，重视力度不够，导致后勤保障不力。甲午战争期间军粮、枪械不能及时到位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其三，虽然洋务运动对于推动清军武器装备近代化有着不灭之功，但由于科技水平落后和基础工业不发达，不能为军工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原材料，武器装备、交通、通讯等无法保障近代战争的需求。其四，后勤体制与西方后勤体制相比较仍然有差距：长夫仍然是夫，而不是士兵；另外，按西方军制，一个万人左右的作战单位都应有自己的后勤机关，中央则有统筹的后勤部，协调各军各省区的后勤机关，宏观调配。但由于清朝中央权力的衰落，军事物资的调拨都控制于地方和实力派手中。这些缺陷使清军最终在甲午战争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清政府下定决心，改革军制，新的军事后勤体制有了改弦更张的契机。军事后勤体制变革不仅受到当时人们思想认识水平的影响，也受到国家的军事体制和国民经济制度的制约。在宏观上，军事体制是国家组织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后勤体制又是军事体制的重要一环，因此，后勤体制也会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也即是说，近代中国的军事后勤体制变革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受到晚清政治、经济、思想条件的制约。

中国舟船发展史筏子与独木舟 我国不仅陆疆广大，而且河流众多，海域辽阔，因此中华民族不仅有一部光辉的陆上进化史，而且也有一部壮丽的水上开发史。而一部水上开发史必然也是一部舟船发展史。中国舟船发展史绵延数千年，最早还得从远古说起。在原始社会初期，先民们尚以渔猎和采集为生，他们的活动范围被局限于靠水很近的地域。但由于没有一定的工具，他们无法捕捞深水中的鱼群，无法狩猎河对岸的野兽，不仅如此，如遇洪水泛滥，他们甚至连生命都不能保全。恶劣的环境与求生的本能迫使人类去思考，人们开始寻求一种可以浮于水上的工具，以期猎取更多的食物和战胜洪水的危害。然而究竟什么东西能够浮于水面而不沉？长期与自然界的抗争不断增添着人们的智慧，自然现象的反复出现也给人以一定的启迪。“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世本》）“古人见窾木浮而知为舟”（《淮南子·说山训》），古人终于认识到某些物体具有浮性，自然漂浮物成为人们创造舟船工具的最早诱因。经过长期实践，古人创制了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筏子，这是一种用树干或竹子并排扎在一起的扁平状物体。原始人在实践中认识到单根竹木虽具浮力，但因其为圆形，浮在水中易滚动且面积窄小，运载力有限，如将数根并扎，则在水中可平稳漂浮且运载量增加，既可载物又可载人。筏子，古时也称为“桴”、“泭”，或“箅”。继编木为筏之后，又有“刳木为舟”（《周易·系辞》）。“刳”是割开、挖空的意思，“舟”是指古代船舶的直系祖先——独木舟。它是一种用独根树干挖成的小舟，其制做过程是：先选用一棵粗大挺直的树干，将不准备挖掉的部位涂上湿泥，然后用火烧烤未涂湿泥的部位，待其呈焦炭状后，再用石斧等工具砍凿，这样疏松的焦炭层很快就被“刳”尽，如此反复多次，独木终被“刳”成带槽的舟。有了舟，人们尚不能在水中随意行驶，还必须有推动独木舟行进的工具。“剡木为楫”（《周易·系辞》），即是指古人制桨的方法，“剡”的意思是削。“楫，捷也，拨水使舟捷疾也”（《释名·释船》）。削木头做成桨，以推进舟的行驶。在舵未出现以前，桨还有控制方向的作用。独木舟与桨相配合，人们才可较随意地在水面上活动。“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周易注疏》卷4）独木舟具体出现的时代尚不能断定。但1977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一柄用整木“剡”成的木桨，(25)这表明至迟在大约七千年前，我国已开始使用独木舟，同时也说明，我国发明和使用舟船的历史较之车马出现的时代要早数千年之久。新石器时代的独木舟目前尚未见有实物出土，但晚于原始社会的独木舟，解放后却多有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已达二十余只。这些古独木舟已成为研究早期独木舟形制的重要依据。从后世的独木舟看，我国古代独木舟的形制，大致有三种：一种头尾均呈方形，不起翘，接近平底；一种呈头尖尾方形，舟头起翘；（图14）一种头尾均呈尖形，两头起翘。从舟体外形变化来看，第一种应属时代较早的一种，随着行驶经验的积累，人们认识到舟头部尖形比方形省力，且速度快，于是出现第二种形制，继而产生了第三种。独木舟的优点就在于一个“独”字，舟身浑然一体，严整无缝，不易漏水，不会松散，而且制作工艺简单，所以沿用的历史很长，直至今日，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独木舟还被用作渡河工具。 筏子与独木舟的相继出现，是人类开拓水域交通迈出的第一步。有了它们，人类的活动范围便从陆地扩大到水上，人类从此可以跨江渡河，使地域上的阻隔失去了原有的威力。 二、木板船的诞生 筏子与独木舟都还不是理想的水上交通工具。筏子的干舷(26)非常低，装载量一大，筏子便浸没在水中。而独木舟的大小则受到木材的限制，且要想通过改进舟形来提高行舟速度也很困难。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水上运输活动日渐频繁，而且载重量也日渐增加，筏子与独木舟的“短处”便更为明显地暴露出来。在独木舟的基础上，人们创制出新型的船——木板船。木板船的问世，在我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商代。商代甲骨文中的舟字，写作：■、■、■，均是象形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代船的结构：它已不是独木刳成的舟，而是用数块木板组装的木板船。这表明，至迟在三千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已完成了由独木舟到木板船的变革，且此时的木板船已具有成熟的形制。当然，这一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奴隶们长期实践，不断改进，逐渐创新的结果。雏型的木板船是非常简陋的，它无非是在独木舟的基础上加装木板，以扩大独木舟的装载量。这种改进的独木舟在考古资料中曾有发现。1975年江苏武进出土了一条汉代木船，(27)船体是用三块木料拼接而成的，它已脱离原始独木舟的形制。以后，人们干脆抛开独木舟，直接用木板造船。早期的木板船是由一块底板和两块弦板组成的最简单的“三板船”。至今在我国广西一些河窄滩多，水道曲折的地方还能见到这种原始木板船的踪影。全船仅由三块板构成，底板两端经火烘烤向上翘起，两侧舷板合入底板，然后用铁钉连接，板缝用刨出的竹纤维堵塞，最后涂以油漆。商代尚未有铁钉和油漆，因此想必当时制造这种三板船时或靠榫卯连接，或用藤蔓、兽皮条等缚扎。板缝则用草秆、麻丝、竹茹之类的纤维物质塞堵。另外从甲骨文“■”字的结构上看，在船的首尾部位还各加有一、二根横木，使船体联接得更加牢固。这种三板船是后世各类舢板船的祖先。1974—1978年在河北平山战国时期中山国一号墓的南侧发现一大型葬船坑，出土三条大船、两条小船和若干支木桨。(28)这五条船是目前我国所见时代最早的木板船实物。从独木舟到木板船是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至此，人类不再受自然界所提供的木材形状和体积大小的限制，而能够根据人的意愿，对材料进行加工了。在这一基础上，此后的各种弘舸巨舰、楼船方舟也陆续产生，从而给古代漕运、海上交通、水战带来了众多辉煌壮观的场面。舟船的出现原本是人类为了满足载货、运输和生产的需要，但在奴隶制社会的夏、商、周时期，舟船和马车一样，也成为战争的工具。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水战发生在公元前549年。《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杜注：“舟师，水军。”可见春秋时期大规模的船战已登上战争舞台。当时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太湖流域的吴国、钱塘江流域的越国和济水流域的齐国都非常重视发展战舰，建设舟师，因而水军力量以这四国最为强大，船战也常常在这四个国家之间发生。战舰是从民用船只发展起来的，但由于战舰既要装备进攻武器，又要防御敌舰攻击，所以其结构和性能均比民用船只要优越得多。因此可以说，战舰是当时造船技术水平的最高体现。从文献记载看，当时各国水军的战舰种类繁多，有“艅艎”、“三翼”、“突冒”、“楼船”、“戈船”、“桥舡”等等。艅艎 又称余皇。船头装饰“鹢首”，专供国君乘坐，因此又称“王舟”。战时则作为指挥旗舰。三翼指大翼、中翼、小翼，即三种同类型轻捷战舰的合称。突冒 一种冲突敌阵的小型战船。戈船 一种船上安有戈矛的战船。 这些战舰仿照陆军的车战形式而编制：艅艎相当于陆军的旄车（指挥车），大翼舰有如重车（革车），中翼舰有如冲陷车，小翼舰有如轻车，突冒船相当于陆军的冲车，楼船相当于陆军的行楼车，桥舡船相当于陆军的轻骑兵。(29)这些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战舰组成强大的舟师，有如现在由各种舰艇组成的混合舰队。由单纯的泛舟渡河，到大规模的水战；从简陋的三板船到各类战舰的建造，表明当时的造船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有的诸侯国还建立了专门造船的工场——船宫。(30)先秦时期的战舰实物，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但是从战国青铜器上的“水陆攻战”纹饰中，（图15）(31)可以窥知当时战舰的大致结构：船体窄长，船分上下两层，下层有三、四个佩带短剑的划桨手，身体前弓，正奋力操桨划船。为减少伤亡，保证战舰攻守自如，桨手藏于船舱之内。上层则站立有四、五个击鼓、射箭、挥戈剑的武士，正与对方格斗。从每只战舰仅有七或九人来看，这种双层战舰属于一种轻型小舰，适于近战，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三翼舰中的一种。古老中国 秦汉造船的高峰 一部中国舟船发展史，上下数千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发展时期——秦汉、宋元和明。秦汉是我国造船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船只类型多，规模大，行船动力、系泊设施基本完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武力灭关东六国，统一了中国，在造船业上，继承和发展了原来六国中一些国家发达的造船技术，建造了许多轻舟巨舸，使当时的船舶航行已经能够通江达海。秦代的船实物，目前尚未发现，但在广州却发现一处规模巨大的秦汉造船工场。(32)该船场中心部分平行排列着三个造船台，滑道长度都在88米以上。其中1号、2号两个船台都是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的水平式船台。2号船台宽—米，以此长度和宽度计算，该船台可建造宽6—8米，长20—30米，载重50—60吨的大型木船。若1、2号两船台并台造船，则可以造出载容量更大的船只。据专家考证，这个造船场是秦代统一岭南时建造的，汉代继续沿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汉时期造船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汉承秦制，造船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局面。船只因用途不同，在制造形式上也划分成许多种类：艑 是一种内河运输船。《正字通》：“形扁，故呼为扁子。”《通雅》释为浅船。艇 是一种形狭而长的小船。《释名·释船》：“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径挺，一二人所乘行者也。”■ 是一种体型短宽的运输船。《释名·释船》：“三百斛曰斛。■，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广安，不倾危者也。”可见■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 是一种航海大船。《说文·舟部》和《广韵》中，均称■为汉代海中的大船。 舲 是一种内河小船。《广韵》称：舲为上有小屋而设窗的船。舫 又称“方”或双帮船。晋郭璞说：“舫，并两舟也”，即两船并联一体的船。《史记·张仪传》记载：“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斗舰 是一种有防御装置的战舰。《释名·释船》：“上下重床（板），曰槛（同舰）。四方施板以御矢石，其内如牢槛也。”先登用于运送士兵登陆攻击的前驱快艇。即“军行在前曰先登，登之以向敌阵也”（《释名·释船》）。斥候 一种用于观察敌阵的小船。“五百斛以下，还有小屋，曰斥候，以视敌进退也”（《释名·释船》）。赤马舟轻巧速疾的小船。艨艟 一种进攻型的轻捷小战船。“外狭而长曰蒙冲。以冲突敌船也”（《释名·释船》）。外部用生牛皮蒙覆，两舷开有划桨孔，左右设有“弩窗矛穴”，敌船难以接近，又不怕矢石攻击，便于快速攻敌。楼船是汉代最富盛名的一种船，也是最能反映汉代造船技术水平的一种船。楼船，顾名思义，就是在船上建楼，一般是根据船只的大小在甲板上建楼数层，最高可达三层。每一层都有专门名称：“船上屋曰庐，象舍也。其上重室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又在其上曰雀室，于中候望，若鸟雀之惊视也。”（《释名·释船》）广州东汉墓曾出土过一件木制船模，其舱房是双层的，(33)可称之为“飞庐”楼船。楼船的种类很多，用途也很广。在军事上，它是水军作战的主力战舰，因此汉代水军统帅也有“楼船将军”之称。以上所述汉代各类舟船，均见于文献记载，至今还没有发现遗存的实物。但汉代的舟船模型在江陵、长沙、广州等地却时有发现，这为人们了解汉代舟船的结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如1956年广州西郊西汉墓中出土一具木质船模，(34)此船模当为内河航行之舲船模型。（图16）1955年广州东汉墓也出土一件陶制船模。(35)据估计，这种船长约20米左右，是一种中型内河客货船。 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不仅舟船的种类日益增多，而且各种行船设施也日趋完善。人类建造舟船，其目的不仅能浮于水面，顺流漂泊，而且要能按照人们的意愿在水中航行。然而无论是逆水行舟，还是停船靠岸，都需要有驾驭船只的推进工具。汉船的推进工具有：篙 一种撑船工具。用篙支撑河底使船前进。因为篙与筏子同期出现，所以说篙是时代最早、形制最简单的推进工具。为了便于用篙撑船，一般船的船舷或船尾部都修建有撑篙用的走廊，这是我国船舶结构的独有特征。后世，按篙钻形状和用途不同，篙又有挽篙、独钻、叉篙、钩篙和桡板篙之分。桨 一种用人力推进舟船的木质工具。其出现时期几乎与篙相同或稍晚。人手握桨柄，用桨板向后划水，通过水的反作用力推动船只前进。桨在汉代又叫楫、札、棹。《释名·释船》：“在旁拨水曰棹。棹，濯也，濯于水中也，且言使舟棹进也。又谓之札，形似札也。又谓之楫，楫捷也，拨水使舟捷疾也。”最初多为短桨，随着船体的增大，干舷的增高，又出现了长桨。桨越多，船行速度也越快。从出土的汉船模型看，当时已有用五桨、十桨划的木船，最多还有用十六桨的。橹 古代又称“樐”、“橹”，是一种效率较高，兼能控制航向的人力推进工具。《释名·释船》：“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它是在舵桨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其特点是“摇”。舵桨的操作方式从“划”变为鱼尾式的摇动，就形成了从桨到橹的质变。只要在橹手处施加不大的力，就能产生较大的推力，所以效率大大高于桨。橹是中国在人力推进工具上独具一格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造船业的贡献之一。帆 又称篷。张挂在桅杆上的驶风装置。利用风对帆面的压力推船前进。帆的出现大约在商代。至汉代，帆已普遍使用。桅 又称桅杆、椳、樯。有帆必有桅。桅是竖立在船上用以挂帆驶风的粗木杆。汉代已有此名称。《释名·释船》：“前立柱曰桅。桅，巍也。巍，高貌也。”在航行中，避浅滩、绕礁石，准确地掌握和控制航行方向，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小船上的篙或桨既是行船的动力，又可兼作定向工具。至汉代，船体逐渐增大，推进工具与定向工具的分工也日益明确，出现了一种专司方向的舵桨。1951年在湖南长沙西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和1974年在湖北江陵西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36)其尾部的舷边上均置有一长木桨，显然它已不是作为划水之用，而是用于控制方向。在舵桨的基础上，继而又产生了通过自身转动控制航向的工具——舵。广州东汉墓出土的那只陶制船模，其船尾就有一支舵，这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古舵形象。舵不但见诸出土文物，文献中也有记载。《释名·释船》：“其尾曰柁（即舵）。柁，拕也，在后见拕曳也，且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为了使船能停泊于水中，人们又发明了靠泊工具——矴和锚。一般来讲，先有矴、后有锚。矴，又写作碇，“系石为碇”（《三国志·吴书·董袭传》），就是说用绳索缚石，沉于水底或掷于岸边，利用其重量以定船身。所以停船也叫“下碇”，开船可称“启碇”。广州出土的东汉陶船模，其首部系有一物，正视呈“十”字形，侧视为“■”形，已有后世多齿锚的特点。所以专家称之为“石锚”。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锚。 四、造船技术的缓慢发展 自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在这漫长的七百多年里，我国船舶事业的发展虽然进入一个低潮期，但并未停滞不前，而是在缓慢地前进、发展，在为我国造船史上第二个高峰的到来积聚着物质与技术的力量。这一时期的船舶制造有两个方面值得提出来。1.沙船的出现沙船是我国古代四大航海船型之一（另三种是福船、广船、鸟船）。如前所述，中国古船种类繁多，但如果仅从船体型制来看，它们大致又可归为两大类：方头平底船型和尖首尖底船型。沙船就是前一类船型的代表。它是在古代平底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船型。据专家考证，沙船始造于唐代的崇明岛，“以出崇明沙而得名”。(37)其船型特征是：平底，方首方尾，尾部出方艄，身长体宽而且扁。正由于沙船具有宽、大、扁、浅的特征，所以它具有以下这些优点：其一，船形宽大，横摇角度小。首尾俱方，又增强了抗纵摇的阻力。船身扁浅，使重心降低；上层舱房少，使受风面积减小，因而不易倾覆。再加上船舷两侧装有披水板、梗水木、太平篮等安全设备，所以沙船的稳定性居诸船型之首。在七级大风下，其它船型的船均要进港避风，唯有沙船可以与狂风巨浪搏击，仍旧航行无阻。所以后世有人赞道：“诸船唯此（沙船）最稳”（明《兵录》）。其二，因是平底，吃水浅，不易搁浅，尤适宜在浅滩上行驶，“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搁无碍”（清《日知录集释》）。因此我国沿海的浅海水域广为使用沙船，特别是在江浙一带最为流行。其三，吃水浅弥补了方头增加阻力这一缺陷，所以沙船航速较快，驾驶起来轻便灵活。其四，船体宽大，可多置桅帆，充分利用风力。其适航性强，不但顺风逆风可航行，甚至逆风顶水也能航行。正因为沙船具有这些优点，所以产生以后，便很快为官方和民间广泛采用，不仅用作各式客、货民用船，而且也充当各类军用战船，成为唐宋元明清各代内河、近海、远洋船舶中的主要船型之一。沙船在唐代定型，宋朝称“防沙平底船”，元代名“平底船”，明嘉靖初年已通称“沙船”。元明时期是它发展的鼎盛时期。（图17） 2.设置水密舱将船舱用隔舱板隔成数间，并予以密封，这种被隔开的舱称为水密舱。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水密隔舱的建造始于宋代”。但江苏扬州(38)和如皋(39)唐船的出土则纠正了这一说法。扬州唐船的船体用木板隔成了五个大舱和若干小舱。如皋唐船则分九个舱。船舱和船底用铁钉钉牢，缝间用石灰、桐油填塞。设置水密舱具有许多优越性：其一，在发生触礁的意外事故中，即便有一、二个船舱破裂漏水，其他船舱也不致进水。这样船仍有浮力，不会沉没，从而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能，大大增加了船舶航行的安全保险系数。其二，隔舱板和船体紧密钉合，从横向支撑船体，增强了船体的抗压能力。另外船上分舱，也便于货物的装卸和保管。正因为水密舱具有这些优点，所以同时期的外国船只在触礁船体破裂的意外事故中，很快葬身海底。而同样情况下，中国的海船却能够继续航行，安全返港维修。所以说，水密舱的出现也是中国对世界造船技术的一大贡献。世界其他国家直到18世纪末，才吸收了我国这一先进技术，开始在船上设置水密舱。如果满意 请选为答案。谢谢。继续追问： 这个介绍了古代的，，但是没有中国现代的，，，能给点 现代和近代的么？待会会给分的，，，回旋为满意答案的补充回答： 黄鹄"号蒸汽轮船是我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蒸汽机明轮船。造价白银八千两。1865年在安庆 内军械所由徐寿，华蘅芳设计建造的我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 " 黄鹄"号蒸汽轮船船长17米,航速6节。自重25吨；机舱设在前部，蒸汽机为单缸，缸长二尺，缸径一尺；锅炉长十一尺，炉径二尺三寸许，炉管四十九条，长七尺二寸，管径一寸五；转轴长一丈二尺八寸，直径一寸八。 真的找不到了。。中国 都是跟随世界潮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