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舍生取义的议论文的题目

舍生取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摘 要：舍生取义是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作为一种进步的人生观被一代代仁人志士当作评估人生价值的标准。这种民族精神具有巨大的历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一直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关键词：舍生取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追求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02-14作者简介：周德义（1955—），男，湖南省教师教育学会会长，湖南省教育科学院博士后指导教授，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义”即指精神道义，可谓天下合宜之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道德标准，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经过历代先哲先贤的诠释和演绎，“义”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今天人们所讲的“义”，主要是指合乎正义或公益。“利”，即利益，主要是指生命、金钱、财物等物质_面的利益，但也包括名誉、感情等精神层面的利益。而对于人而言，至高至大的“利”莫过于生命。“义”与“利”，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相互对立统一的概念。“义利”之辩，在中国哲学史上绵延未绝、经久未衰。孔子最早将“义”与“利”对立起来探讨。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思就是说，君子处世，要以“义”为规范。孔子的“义利观”，乃是高尚君子与卑鄙小人的分水线。孟子在回答梁惠王的提问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把“义”和“利”看作是对立的，强调要贵“义”贱“利”。西汉董仲舒继承孔孟的“义利观”，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强调道义和功利不能并存，他的这个观点对后来影响很大。宋儒程颢、程颐、朱熹等坚持董仲舒的观点，认为道义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义”与“利”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相生而又相杀。“义利”之辩的实质，是指在“义”与“利”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之时，是选择“舍利取义”还是“舍义取利”，其实质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反言之，在一定范围内，义与利是可以兼而得之的。纵观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老祖宗也并不排斥对于正当利益的肯定和追求。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由此可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决不取不仁不义的“利”。荀子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即义字当先的人值得赞誉，而功利至上的人令人耻辱。墨家墨翟说：“义，利也。”他主张义利一致，二者兼得，认为人既要讲仁义，又要合理合法地追求利益。宋儒张载说：“义公天下之利。”他认为，天下之“公利”就是“义”。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乃是公利，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清儒颜元不满意董仲舒的“义利观”，将其话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认为义利不能偏废，应当并重。“义”“利”虽然对立统一，但二者仍有轻重之分，而这一区分，一直被古人视为检验道德水准高下的标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道德是最高的价值追求，因此君子应当重义轻利，而小人则往往重利轻义。孔子提倡 “见利思义”，主张“君子义以为上”。因此，人的思想第一，道德至上。引申为，精神、气节第一。同时，《中庸》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要求按照“仁义礼智信”的要求修身养性，不断提升自己的品德品性，并且认真践行。君子的生命与道德理想是相互统一的，但是当二者不能两全时，怎么办呢？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求仁。”为了实现崇高的价值追求而牺牲生命，虽死犹荣。孟子肯定生命和道德都是有价值的。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但是，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则应“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在对待“生死”“义利”的冲突之中，高扬理性精神，提倡“舍生取义”，为了正义事业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由此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选择推到了正义人类的道德标杆上面，为世人所称颂。来源：教师·上

舍生取义（寒涧雪儿）舍生取义无疑是值得令所有人尊敬的，但只这样要求自已，而不能用舍生取义去要求别人。孔子说过：“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切不可以认为，“已所欲”就可以“施于人”。你要舍生取义，是你的事，但你不能强迫别人也去舍生取义。 西方以人本主义出发，认为生命是第一位的，但并不是一贯如此。西方人本主义精神以希腊为起源，但在中世纪受到了压制，而在文艺复兴以后，才有重新成为人们意识的主流。中国的精神并非如你所说，义重于生命是几千年来的一贯的看法。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有许多的人本主义思想，比如孟子就爱人而不爱国，他能很坦然地接受施行仁政的异国人的征服，他认为只要人民好就行了，国不国的不在话下，在当代他只怕也要被戴上汉奸的帽子了。 然而以朱熹为代表的后世儒家，对孔孟精神大加修改。比如孔子说：“君君臣臣。”意思是君要尽君的义务，臣要尽臣的义务，而且根据孔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理论，君的义务还要比臣重一些，这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相似之处。然而后世儒家去有意将其曲解为“君为臣纲”，意为臣对君要服从，而不是原来的互负义务的关系。又如朱子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这已完全违反了孔子的“仁”的精神，仁者人也，就是人性，后世儒家却压制人性，使中国的精神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鲁迅认为儒家思想是“吃人的礼教”，这是对的，但吃人的是朱子，孔孟却替他背上了黑锅。 中国的五四运动作为思想启蒙运动是失败的。西方的文艺复兴从他们自已的文明中，发掘出人本主义精神；而中国的五四运动，却由于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失去在自已的文化中寻找出路的信心，而成为了对传统文化的自阉运动。如果中国完全抛弃自已的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西方的人本主义，这也是好的，但是中国人并不知道自已的问题出在哪，并不知道自已的文化为什么要不得，因此他们也并不清楚应该移植西方的什么文化。结果，西方的各种文化蜂拥而来，而中国人接受和自已的中世纪传统（而非孔孟传统）最接近的专制主义文化，这也算是臭味相投吧。北大的朱苏力提出“法律本土资源论”，认为法律制度的移植，需要有本土资源。其实法律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移植何尝就不需要本土资源！ 中国有点像《笑傲江湖》里的林平之，因为受尽曲辱而一心要练成世界上最高的武功－－葵花宝典，但中国没有林平之那样幸运，林平之自宫之后练成了葵花宝典，报了大仇，而中国没有。中国更像那个网上广为人知的FLASH里的黑客，那个黑客盗得了《葵花宝典》，上面第一而写着“欲练神功，必先自宫”，他做到了，可是他翻开第二页，却看到上面写着，“即使自宫，未必成功”。中国到今天为此，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