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问题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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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惠农政策失效的思考

一、惠农政策失效的表现

(一)惠农政策僵化，不能有效结合实际。惠农政策反映了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意志，具有坚定的原则性。但农村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其发展变化存在多样性，上级政策不可能涵盖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规定得具体详尽。因此，要灵活变通惠农政策，探索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形式。但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却呈现出上下一般粗，硬性照搬上级政策的现象。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为了规避政治风险，照本宣科传达贯彻上级政策，减少甚至从不对变通执行政策，机械主义倾向严重。过分强调原则性，会导致照抄、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一切等待上级政策，不敢试、不敢闯，造成工作进度缓慢，效果不佳，甚至工作无法开展。但在考核压力和利益关系牵动下，基层政府经常会动用行政力量完成目标任务，弄虚作假现象随之产生。

(二)政策之间界限分明，无法形成合力。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并非是单一性质，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根本原因隐藏得很深，受诸多因素限制，不同问题往往一环扣一环，连锁反应强烈。惠农政策执行单位非常广泛，关联到林业、农业、渔业、国土、气象等多个部门，它们往往各司其职。首先，由于条块分割，各职能部门之间沟通 渠道 有限，没有或者无法进行有效沟通，执行部门分散，协调难度大，联合执行政策成本高;其次，各职能部门受自身职能范围限制，在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下，各项惠农政策，尤其是项目建设类政策，在项目实施之前已经以文件等书面形式规定了政策实施范围、资金使用范围。跨越政策界限一步就意味着违规违纪的危险。因此，相关涉农部门无权，也很少主动将本部门的惠农政策与其他部门整合;最后，出于部门利益和政治、经济成本考虑，部分职能部门从自身角度出发，只顾及自己的工作业绩，对上级负责，而非对农民负责。

然而，由于没有从根源上找出引发问题的原因，相关联的问题仍然侵扰着农村发展，眼前的政策实施效果可能会在未来被侵蚀，同类问题甚至会反复出现。如此出力不讨好，好心办不了好事的现象在惠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一而足，政策的实施只能暂时性、浅层次地解决问题，无法从根本解除难题。惠农政策不仅仅要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面临的当前问题，更要立足长远，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考虑如何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三)惠农政策公共利益取向偏离。惠农政策是政府提供给社会的重要公共产品，农民利益是惠农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伦理诉求，为农民增加福利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而惠农政策的制定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制定者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价值取向中制定的，理性的有限性和价值冲突性决定了政策制定并非会自觉地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在国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面临着很大的发展压力。上级政府为了完成任务，会将压力分解转移给下级政府。对于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而言，自己的直接上级是最重要、往往也是最权威的利益相关者，官员提升与评优、奖励与惩罚的主动权完全集中在上级手中。在缺乏必要的伦理素质与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下，惠农政策沦为少数人谋求政治、经济资本的工具。

二、惠农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充满利益博弈。调整与确立社会经济利益结构，促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是惠农政策的目的，惠农政策的实施自然有利于国家利益。但整体有益性并不一定存在于每一个地区、部门。惠农政策的执行主要集中于基层政府，它们可能代表着部门、地区乃至小集团的利益。惠农政策的执行主体在面临自利价值取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时，为了尽可能地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甚至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可能会以惠农政策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政治、经济利益损益值作为执行参数，做出执行偏差行为，造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间出现断层。当惠农政策在整体上无益于，或对本地区、本部门包括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益处不大，无法满足其要求时，执行中就会调查研究少，科学决策少，凭 经验 和习惯决策多，或者消极怠工，执行随意性大，对上级政策的细化操作少之又少，或者勉强完成任务，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

(二)激励机制不科学。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以党委、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为唯一组织形式，执行过程垄断现象凸出。基层公务员不辞辛劳地执行政策，不能得到现时的物质激励，也不会因为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而受到责任追究，执行有效程度如何也难有明确标准。公务员薪酬制度中级别工资所体现的工作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并不大，激励作用并不显著，考评结果与职务晋升和薪酬奖励脱钩。在一线执行政策的村级干部也无可观的政治、经济可图，引发懒惰执行、敷衍执行、选择执行和附加执行行为产生。

“在每一个群体中，都有不顾道德规范，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其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在“理性经济人”思想的左右下，当执行者的目标和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机率就会增高。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现阶段制约我国惠农政策执行监督工作有效开展的因素很多，监督法制不健全、监督 方法 不恰当、监督机构无权威、监督渠道不畅通，并且存在预算管理不严、投资效益评估欠缺、法律监督不够健全、审计监督难以到位、财政监督方式落后、社会监督渠道较少等缺陷，导致对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缺位与乏力，不能对执行者的行为与结果进行有效的责任追究，影响惠农政策效益的发挥。

三、防范惠农政策失效的机制

(一)以执行需求为导向建立组织体系，提高农业服务社会化程度。一是强化统一领导作用，实现资源整合。为了有效协调各涉农部门之间的工作，需要减少政策执行的行政层级，精简审批程序和环节。各涉农部门应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和安排部署下，统一思想，积极投身到惠农政策整合工作中，以强农惠农资金整合为载体，以惠农政策整合为工具，通过对整合政策和调控资金，科学、合理配置资源，统筹规划、调整生产发展布局，实现地区与地区、地区与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生产要素合理组合。二是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提供多元化服务方式。在实行惠农政策时，政府承担着多样化的职能和服务，而承担具体职能的机构未必一定是政府机构，在村一级也不一定是村委会等组织。职能和服务内容的多样性决定了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应多样化。执行机构改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结构的单一性，“各个部门应该根据职能和任务来组织工作，其体制和内部结构必须有利于高效率地执行政策，提供服务”。在某些层级和领域，执行组织模式和机构类型要打破执行垄断，只要是有利于政策有效执行的组织形式都可以采用。

(二)建全激励机制，提高执行机构与执行者的积极性。以农民、农村发展需求为导向，建立激励机制。各级政府和相关执行者应从农民的角度而非政府的角度来评价实施结果，并由关注实施结果、自身利益转为关注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各执行机构急需科学设置惠农政策执行中申请检验、审查、审批、执行等环节的时间，确定工作岗位的执行效率指标。同时，必须逐步健全考评目标和体系，将考评结果与公务员级别工资的发放相结合，以工作任务或项目绩效考核结果为发放标准，以完成工作任务或执行项目的多少、好坏、快慢等决定公务员级别工资的高低，严格以评价结果给予执行者相应待遇。

(三)加强农民需求调查研究，发动农民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提高惠农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农民本身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自己的需求偏好和政策诉求，任何局外人都不可能代替农民表述他们的利益需求。因此，惠农政策的制定最应该聆听农民的心声，把握农民对政策的需求。

参与惠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前提是充分了解政策的内容。但目前，农民了解惠农政策的渠道比较单一，村委会连接政府与农民的桥梁作用未能显现出来，信息自上而下传递不够顺畅，农民的需求与意愿也不能及时反馈给上级政府。现实的紧迫性要求村委会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加强政策信息传播，县级政府应对村委会宣传惠农政策的实际效果严格考核，将辖区内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程度作为考核乡镇、村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之一。当然，“人们学习成为有能力的话语参与者要经过一个成长过程，这需要时间和充分实践的机会。”

民初烟酒政策思想(1912-1926年)

一、民初烟酒税改革的背景

民初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实业的政策法令，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民族运动，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税制思想为民初烟酒税改革做了思想铺垫。

为维持脆弱的政局，北洋政府基本靠借债度日。曹汝霖曾说：“其时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应解之款，都为督军扣留;发行国内公债，则旧公债尚未整理，续募为难。”

北洋政府年度借款额超过一亿银元的有七年，占借款总额超过5%的年份正好也是这几年，最高年份是最低年份借款的倍之多。大量的借债刺激了北洋政府对国内财政的调整，烟酒税逐渐“崭露头角”，上升为国家税,甚至在对外借款中充当抵押品。

二、民初烟酒税改革的经过

中华民国成立后，各地征税情况比较混乱，北洋政府积极筹划整理烟酒税。191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设立了杂税整理处，专门从事包括烟酒税在内的各项杂税整理工作。1915年3月，公布整理烟税、酒税两项章程，章程要求各省将原有的烟酒税捐合并征收，提高税率，并统一用银元计算，但仍旧无法达到全国烟酒税法的统一;同年4月，推行烟酒公卖制度，拟将烟酒税、捐、厘等并入专卖利益中逐步解决。但原有的烟酒税、厘捐等仍然保留，继续按各省原有规定征收，出现重复课征现象。1917年，全国烟酒事务署设置烟酒税费统一征收筹备处，后因政局动荡未曾实行。

政府对烟酒税的重视，烟酒税地位随之提升，烟酒税丰厚的利润，为北洋政府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撑着北洋政府内政外交，北洋政府更以烟酒税作抵押，换取外国侵略者现银的支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利益面前明争暗斗，截留现象一直存在，中央政府为了扩大税源，更是巧立新税，沉重的负担转移到广大群众身上，引发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唇枪舌战，更有实际性的“税收保卫战”。

三、民初烟酒税改革之社会动议

在烟酒税率上，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强调重征烟酒税，1915年4月26日，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说：“窃查烟酒为消费品中近于奢侈品，各国皆课重税……注重公卖办法不可……各省烟酒两项并办，以节经费。”梁士诒也提出增加烟酒税率，尤于严禁奢侈之中，可增加收入之效。

在烟酒御侮上，熊希龄于1912年5月向参议院 报告 财政施政意见中认为“烟草专卖，虽有外交上之关系，然亦可逐渐设法，以为抵制之计”。熊希龄注意到烟叶税被外国侵略者把持，但考略到烟叶税的高额利润，还是尽力采取挽救 措施 ，竭力与外国人争利。民族烟草企业代表简照南主张取消外商烟厂享受的特权，给予国产卷烟以一定的优惠税制。他指出：“纸烟一业……虽由时势人情所致，实缘税率不平之一大关系也”，“查外来纸烟于进口时完纳正税一次，以后无论至何通商之埠均不重征，此舶来品之权利也。”简照南主张卷烟统税，以便取得与外商产品对抗的相同竞争权。

四、民初烟酒担保的社会抗争

1916年11月21、22日，美国芝加哥大陆产务银行借款500万美元，借期3年、并批准 借款合同 ,以政府烟酒公卖费税为担保。1919年，北洋政府拟向美国续借美金2500万元，仍以烟酒税全数作为抵押。为支付到期的还款，财政部改向美国太平洋拓业公司借款550万美元，以烟酒税为担保，条件是聘美国人兰庆为烟酒署稽核。

中国烟酒联合会1919年10月31日致电大总统及国务院相关部门云：“烟酒借款，主权丧失，授人以柄，万民嗟怨，迭次争阻。”12月13日再致电云：“烟酒借款一事，迭电呼吁……顷报载此项借款现已成立，仿盐税抵押办法，用外人为稽核，全国震恐，罔知所措。”

1920年1月6日，上海总商会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全国烟酒事务署及参众两院，指出烟酒借款“辱国病民”，授稽核之权于外人，“垄断凭凌，势所必至”，外国烟酒将更加充斥国内市场，故敦促政府“迅予设法取消。”

1921年9月，财政部提出第三次向美国借款，其借款金额3000万美元，限期10年，利息8厘，以烟酒税收入及陕西、福建、河南、安徽4省之货物税为抵押品。此项借款一开始就遭到北京银行公会等反对，继而4省督军、省长均要求取消以4省货物税为抵押品，此续借款方予终止。

北洋政府统治的十几年期间，中国烟草税赋体制经历过一个动荡与变革的阶段。

结束语:民国初期烟酒税改革，不仅对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今天的烟酒税改革依然有不小的参考价值。后期的南京国民政府烟酒税改革，基本沿袭了民国初期关于烟酒税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挽回烟酒税主权的斗争，也在局部小范围推动了中国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大势。对于烟酒税的探讨，绝不仅仅是财政问题，也不仅仅止步于思想领域，更在于广阔的现实实践，对烟酒税的摸索，必然随不同的实践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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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我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一：《浅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根据课本的相关知识，以及搜索一些资料，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制度设计与运行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政治制度;现状;对策 一、背景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中国人是以个人心思为主动力的，想升官发财，光耀祖宗，是许多中国人过去的思维。而依靠社会科学机制，增加大多数人富裕的 方法 制度或机制创新却很少，大多会用按步就班的方式重复地走来。而当社会腐败无能时，改变政机的方式又是极其简单的愚昧的，最常见的就是起义革命造反之类，当然这也是属于人类的自相残杀而达目的的一种方式。我认为研究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国家来说，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朝代兴亡、政权兴衰或更迭，社会经济发展或倒退，民生安乐或困苦等，几无例外总与当时政治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及其运行是否正常有关;对于个人来说，所有曾经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也几乎都要依托当时的政治制度或借用某些部门达至目标。 二、政治制度的涵义 所谓政治制度，意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各类政治实体加以遵循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它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与社会经济制度、 文化 制度在一起规范着社会成员(包括社会组织)的行为，以确保整个社会有序生存、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它以规范国家政权行为的准则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含那些本身虽非国家政权，但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的其他政治实体(政党、公民等)的行为准则”。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则“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 三、政治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内部结构设置与其功能要求上不协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我国自1997年经改革后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为：组成部门25个、直属机构17个、办事机构6个、部位归口管理的国家局机构19个、再加上直属事业单位9个，共77个之多。而从相应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来看，以第九届全国人大为例，仅设置了民族、法律、财政经济、 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内务司法、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农业与农村共9个专门委员会，但就在此次人大会上共收到各种议案达830件之多。很显然，这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关系，全国人大也很难有效的对此进行审议与监督，也既无法实现其设置的功能要求。 (二)法律制度方面，应急待解决人民爱法、尊法与崇法的习惯 近些年，虽然中国在法制建设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与目前转型期所出现的问题相比，仍显不够。以2001年1至11月为例，该期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犯罪大案15877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280件;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16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136件，其中重特大案件2146件;查办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嫌疑人1704人，同比上升。由此可见，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其普遍性，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中国 传统文化 道德体系中的自我规范的失效和法制的不健全。 四、正确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其一，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都必然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和体现本国的国情，并具有本国的特点，其结果也理所当然与中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民族心态、哲学伦理思想等密不可分，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首先应坚持历史的视角。有些现在看来不适合，甚至违背现代民主原则的制度，如1949年后不久成立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强调党政不分的“一元论”，“计划经济”体制等，在当时却往往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并产生过难以取代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采取当时的形式并非偶然，而是经过当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反复筛选和论证，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 其二，要注意“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应看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抗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土，都曾起到值得肯定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清醒看到，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还是官僚资产阶级，都必然运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以维护本身的统治利益。因此，旧时代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如他们或是突出王权、皇权、特权;或者是强调人治，发展个人独裁;或是强调华夷之分，顽固地保留和利用宗法体制等，这些都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一定影响。 其三，要用比较的方法。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方法是实验，但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可能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进行，而 经验 证明比较的分析方法最可行。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方面，进行纵向对比，今天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另一方面，进行横向对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目前国外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 结论 通过中国政治制度的学习，不仅掌握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还让我懂得了学会分析从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受益匪浅：其一，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那么多，各种资源总量虽然不少，但按人口平均的水平，往往是很低的。鉴于这些情况，中国要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其二，中国现行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目前的制度中使人感到最不满意的一点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的作用太大。这种权大于一切的情况，不仅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为腐败的盛行创造了条件，还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基于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与不足，我们要在不断发展中进行改进，促进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悦.政治文化向度与制度选择[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李月军.中国政治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J].学海，2009(6). [3]王兆刚.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东方论坛，2011(3). [4]徐永军.政治制度正义、属性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J]，2004(4). [5]俞可平.简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5).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二：《当代中国政治的出场学研究》 〔摘要〕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本文认为， 政治研究应采取出场学研究方法，在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含义的理解，认为交往 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具有基础意义。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利益关系是 社会形态分类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特定社会所适合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就是要在正确指认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前提下去探索适合的政治模式。 〔关键词〕 出场学;当代中国政治;政治 哲学 〔作者简介〕胡宇，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苏州 215123。 (一)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理论研究需要抱有深深的问题意识。构建理论形态当然重要，但是对理论构建的时代语境和方法论的考察更是具有前提考察和批判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的特征是，“她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1〕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应该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以完成“出场”、“在场”、“退场”、“缺场”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作用，防止再次出现德里达所言的“脱节的时代”。任平教授所提出的出场学方法着重从三个方面研究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出场语境是对时代地平线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出场的现实基础的考察，特别是对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现实条件和当代的现实之间的“历史间距”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与在场性所遭遇的一切‘脱节’和挑战，都来源于新全球化时代所造就的时代语境的影响。高度关注一系列新全球化问题并成为‘ 反思 的问题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与出场方式。解答问题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形态。”〔2〕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应该如何构建。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的原理，要想构建合理的政治框架，必须搞清楚市民社会的基本状况。政治模式必须适合社会形态的基本状况，否则政治上层建筑就可能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需要搞清楚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形式? (二) 社会是交往关系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质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由为了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造就的，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要想维持人的生命就必须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就必须有可满足需要之物，要想获得满足需要之物就必须进行生产。即便是旧石器时代的采猎经济也仍然是一种生产活动。即便是采猎经济也不是孤独的鲁滨逊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共同活动，是一种交往活动。马克思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存在。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生产力或技术交往结构描述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实体结构，它表现的是人们事实上是如何改造自然，获得满足需要的物品。生产关系或经济交往结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意义结构，描述的是进行共同生产的人是如何被 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以及人们能从生产结果中获得什么份额。相对于孤独的鲁滨逊，共同生产的人们立即面临分工、所有制、产品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主体参与交往总有其期望实现的主观设定的意义，但交往实践最终给其带来的意义首先是客观的，与其主观设定的意义可能不相一致，并且交往实践对各极主体都产生意义，而且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相关联的。根源于同一交往实践的各极意义彼此相关，彼此以其他各极意义作为本意义存在的条件。 政治是以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政治的本质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每个人都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人们的资质和能力当然有差异，这样就决定了他能参与的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客观意义或结果的差异，这是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和矛盾产生的根源。除了自身能力和资质外，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客观意义和结果，因此，经济主体总是希望制度体系能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为此积极去影响制度的变迁。马克思曾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批评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只要求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实际的斗争。我们认为，政治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交往基础上的政治交往实践活动。政治是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而产生的多极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实践活动和结成的交往关系。这个定义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的涵义：(1)政治起源于对物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协调和解决。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人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进而产生了阶级。最初是依靠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去解决物质利益矛盾，这就是政治的最初萌芽。随着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就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与社会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这就是国家，国家成为物质利益矛盾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2)在阶级社会里，物质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政治关系也主要体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产生以后，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夺国家政权。私有制产生、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不简单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它是由私有制所导致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从而“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5〕阶级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经济关系的社会承担者，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交往整合而成的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6〕因而“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7〕而“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8〕所以“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 (三) 生产力落后的国家 发展 社会主义始终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是在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和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缓慢发展生产力，从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始终处于边缘国家的地位;还是实行有限的公有制和按劳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础上解放生产力和快速发展生产力，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发展路径选择。前一种路径意味着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上层 建筑不符合 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严重脱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从体现，表面上的公平正义掩盖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生活需要，物质利益矛盾被暂时性地掩盖了起来。以这条道路去发展社会主义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中国选择了后一种路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物质生产力迅速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特征，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如何看待这个现实? 历史 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借助于世界性的交往来充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资金、科学技术和 文化，马克思晚年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闭关锁国和 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正确的路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突破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主体、经济 实践关系、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存在的传统实践观的缺陷，这需要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有利于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生成和发展，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微观经济主体的资质和能力的差异决定了他能参与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物质利益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产生的根源。除此之外，与现实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就必须承认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物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同时，我们要看到，物质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是会发展变化的，非对抗性矛盾有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因此需要对物质利益矛盾进行协调和控制，既保持物质利益差异的存在，又使物质利益差异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既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动力，又使社会稳定有序，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性质。 这样，我国的 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就有了基本的方向。由于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分化，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共同体，他们都有参与政治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政治的多极主体交往的本性在我国也就越来越显现。如何处理党和政府的“一元”与利益群体的“多元”，如何协调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共同利益和个体利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作为物质利益差异性的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现实，也是当代中国各项改革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我们必须尊重当代中国差异性社会的现实，承认物质利益差异化的现实，承认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基于政治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多元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结成政治交往关系的活动的理解，去寻找和建构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模式。 〔参考文献〕 〔1〕〔2〕任平.创新时代的 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89. 〔3〕〔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三：《浅谈思想政治教师要提高政治素质》 〔10〕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猜你喜欢： 1. 大学生励志论文2000字 2. 大学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 3. 关于责任的政治论文2000字 4. 大学生社会道德相关论文2000字 5. 大学生思想道德论文范文2000字

1.两会议案对政府行政进行机构改革成为热点关注议论话题。笔者认为，当前推进政府转型，需要明确以下几大理念。 理念之一:政府转型的基本趋势是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发展并成为核心职能 一般来说，世界各国都经历了政府转型过程。在市场经济国家，早期的政府职能范围非常有限，基本定位在“守夜人”的角色，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承担了调解社会经济供求关系职能。随着19—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市场失灵”的问题受到普遍重视，这些国家的政府逐步扩大了宏观调控、调解收入分配、维护公平竞争以及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职能。196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滞胀问题凸现，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带来的“政府失灵”问题成为新的焦点，结果引发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浪潮，并突破了一些传统上被认为属于自然垄断的领域，如电力、电信行业等。至此，这些国家的政府职能重点转向公共服务领域并趋于稳定，反映在公共支出结构上，转移性支出以及有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福利性支出成为主体部分。 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转型的简要描述中可以看出，政府转型的基本趋势是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发展并成为核心职能。而政府转型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政府和市场能够有效克服自身的缺陷，发挥彼此不能或难以相互替代的功能，实现政府与市场功能的良性互动。这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赖以形成的基本前提和制度基础。 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转型的过程相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政府转型尽管在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表现出共性，但转型的起点和走向则呈现出不同的轨迹。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全面控制经济运行，政府转型所面临的初始问题是“政府失灵”而不是“市场失灵”问题。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转型是由不干预市场运行，到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计划经济国家的政府转型则是通过缩小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在培育和发展市场的同时，向主要提供公共服务转变。这样，在政府转型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矫枉过正”情形，市场经济国家更有可能发生政府“干预过度”的问题，计划经济国家可能产生“市场扭曲”的问题。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形成，但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依然存在。从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看，经济建设仍然占有主导性地位，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从经济运行状况看，行政性垄断的广泛存在，既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也抑制了市场活力，增加了社会公共服务成本。从体制方面看，政府在许多领域依然承担着决策者、生产者、监控者等多种角色，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制约了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型的进程。理念之二: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因此，在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和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转型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曾经被作为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提出，近年来开始受到不少质疑。对此应该作具体分析。一是要考虑到改革的初始背景是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窒息了社会活力，而且平均主义只强调结果均等，否认不同个人、群体的贡献，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二是当时提出的效率与公平具有不同指向，效率是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相联系的，选择了市场也就选择了效率；而“兼顾公平”主要是为避免因市场效率引致分配结果差距过大，其内涵与今天我们一般说的社会公平正义有很大不同。三是当时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政府转型主要在微观“搞活”经济方面，分配差距过大以及其他社会公平缺失问题还没有充分显现。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与当初的改革原则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但由于政府转型相对滞后以及实践中存在对改革原则的扭曲或片面理解，致使人们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根据改革进程的深化与社会认识水平的提高，应该说，社会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选择的侧重只是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才出现的，最终则是要实现二者的平衡，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与和谐。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反映了党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认识的深化。需要明确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是不同的。市场运行必然以效率为取向，这是市场机制的本质属性；市场运行也要求公平(竞争规则、秩序的公平)，但市场本身并不能完全提供这种公平。政府虽然在促进社会经济效率方面有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市场环境的改善而间接实现的，不是政府直接追求微观效率。政府在价值取向上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这是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受托者的本质属性。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不是源于政府坚持了“效率”原则，而是在于政府放弃了直接追求效率，把效率机制交给了市场，逐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提供效率，政府维护公平正义，应该是我国市场深化改革和政府转型的基本价值取向。理念之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传统计划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将公共利益、公共所有、公共管理等同起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控制经济社会的唯一主体；同时，由于否定市场，市场也就不在公共利益的考虑之中。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传统体制及其理念的惯性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功能的科学定位。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利益是政府、社会公众和市场的共同需求，也是各类主体通过分工与合作共同来维护的；财产的公共所有不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唯一选择，非公有产权在基本制度规范下同样可以实现公共利益；公共管理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参与主体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政(学生无忧网整理)府转型不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公有产权和非公有产权的关系。这就必然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政府功能的科学定位问题。-2.五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三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是一九五○年到一九九七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总和的一点七倍。公路通车里程由一九九七年的一百二十三万公里增加到二○○二年的一百七十六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由四千七百七十一公里增加到二点五二万公里，从居世界第三十九位跃升到第二位。铁路营运里程由六万五千九百六十九公里增加到七万一千五百公里；五年建成新线五千九百四十四公里，复线四千六百零三公里，电气化线路五千七百零四公里。新建、改扩建机场五十个。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新增吞吐能力一点四四亿吨。交通建设空前发展，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初步形成 ----摘自朱镕基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电子站牌、出租车上的GPS装置、IC卡刷卡机，令我们的出行更加便捷横贯东西川流不息的长安街是首都北京的象征，更是北京市民日常出行的交通要道。有心人不难发现，北京的城市交通系统信息化工程近年来动作不断。现今，在北京长安街沿线乘坐1路公交车的乘客不用为等车而焦急了，因为你可以在新安装的电子站牌上实时看到1路车的运行位置。2002年10月15日，北京市第一块电子车牌出现在1路公交车日坛路车站。通过电子站牌，乘客能够随时了解1路公交车的运行位置，真正做到了让等车人“心中有数”。新出现的电子站牌是北京公交智能化调度指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信息传递和互通，北京所有的1路公交车全都装上了GPS系统，指挥中心将接收到的车辆数据进行整理编辑，再由中央电视塔的调频广播发射机发射到电子站牌上。目前，这种先进的公交信息服务系统还处于试验运行阶段，所提供车辆位置信息仅供参考，但不久后将正式投入使用，范围也将扩大。除了新亮相的电子站牌，出租车上的GPS装置、公交车上的IC卡刷卡机和停车场里的电子显示牌都在不知不觉中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科技的发展正在为城市交通提速贡献自己的力量。目前这些还只是分散的资源，城市交通数字化之路建设的下一步目标就是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曾几何时，春运曾是中国经济发展与交通滞后的独特景观，如今，迅速增长的公路、铁路、民航运力让数以亿计的人们走得出去回得来，路网带我们走遍天涯海角5年来，大大小小的机场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机场设施的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让我们来看看机场的候机楼吧。几年前我国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建筑面积较小，给旅客乘机带来了很多不便，而现在候机楼不仅仅面积增加，而且技术含量也在明显提高。机场候机楼设计概念逐步多样化，前列式、指廊式及其它综合方式相互结合，互为补充。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杭州萧山机场等机场的航站楼均采用大跨度钢屋架结构、预应力混凝土及高强度混凝土，外形各具特色，楼内柱间距大大增加，空间宽阔，流程通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机场现代化提供了有力保障。电子离港系统的广泛应用，结束了几十年来手工办理值机手续的历史，大大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降低了服务差错率，提高了服务质量。在登机口通过条形码阅读器扫描登机牌并自动记录旅客人数，优化了旅客登机程序。离港系统具有计算机自动分配飞机载量平衡的功能，确保载量数据的可靠性，对飞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电子离港系统为多柜台联办值机、无行李办理值机手续和多种旅客服务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随着技术的更新和相关配套设施的建成，离港系统具有的延伸服务潜力日益显现，已成为机场经营管理的可靠数据来源。民航交通的快捷，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乘飞机出行。今年春节前，在北京上学的小赵心情非常激动，因为她可以坐飞机回家过年了，几千公里的路程只需两个小时就到了。像小赵这样春节回家过年选择乘坐飞机的人群正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曾几何时，春运，这个中国经济发展与交通滞后结合形成的独特景观，带给许多人的是痛苦的回忆。如今，迅速增长的运力带给数以亿计的人们一个容易实现的渴望———回家过年，外出旅游。在这跨世纪的5年，我国铁路建设不断展开新动作，其风采和魅力日益显露。联接东北与华东的陆海通道，纵贯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洛湛通道，西安至南京的东西部新通道及投资仅亚于三峡工程的京沪高速铁路的相继建成通车。铁路每年完成客运量10亿人次左右，是1949年的10倍，“买票难”、“乘车难”的帽子被甩掉了。2000年12月18日，可以说是一个好日子，全长1262公里的京沪高速公路全线贯通。这是一条历时13载、用393亿元打造出的黄金路线。它不仅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六省市连成一线，在华北与华东之间形成了一条便捷、快速的公路运输大通道，还与京沈高速公路、沈阳至长春至吉林高速公路、沪杭甬高速公路相接，使京津地区、环渤海湾地区和长江三角洲融为一体，成为东部发达地区最有力的经济“助推器”。5年来，高速公路建设成就格外引人注目，东部地区省会与地市级城市间建立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快速公路网已经基本完成。现如今，一条条高速路由中心城市辐射出去，密密织就了大城市圈，在中华大地上遍地开花。据悉，截至2001年底，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达19453公里（不包括港澳台），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山东省高速公路里程达2077公里、河北1565公里，广东1500公里。2002年11月高速公路突破2万公里。到2005年，全国公路总里程将新增20万公里。到2010年，总长约万公里、纵贯东西和横穿国境南北的“五纵七横”12条国道主干线系统将全面建成。铁路在四次大提速之后，将于今年和2005年再进行两次大提速，并建成“三个中心”、“三个提速圈”。“三个中心”即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建成连接主要城市的快速客运网，总里程达14000~16000公里；“三个提速圈”即以中心城市为圆心，半径在500公里左右的城市间实现“朝发夕归”，半径在1200~1500公里实现“夕发朝至”，半径在2000~2500公里的实现“一日到达”。高速公路联网，铁路大提速，交通科技让我们体验时代的“快感”2000年9月15日，正值“两纵两横”三个重要路段中的京沈高速公路通车。之前，从北京到沈阳乘最快的一班火车要9个小时，汽车走102国道需18个小时，京沈高速公路开通后只要6个小时。京沈高速公路成为华北与东北之间最便捷的大通道。曾经是海空部队飞行员的赵先生，现在每次来往于沈阳与北京之间，都选择乘坐“虎跃”高速直达大巴。他说：“我喜欢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就好像我依然驾驭着战斗机在蓝天上飞。”“千里江陵一日还”。现在，从铁路的任何一个节点，1500公里内都可以夕发朝至，一日何止千里！过去，“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现在岭南的荔枝离开枝头不到6小时，已摆上西安的超市货架，进入寻常百姓家。曾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现在乘500吨轮渡可溯江入川，沿高速公路可直达锦城，蜀道已成康庄大道。当沈大、济青、沪宁、成渝、京石、京津塘等地高速公路迅速延伸之时，铁路建设早已按耐不住它时代的步伐。1995年10月，铁路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铁道部党组果断决策，提出了科技发展的十个现代化奋斗目标，逐步实现大宗货物运输重载化，旅客运输快速化，安全技术装备现代化，牵引动力电气、内燃化，车辆大型专业化，运营管理现代化和主要运输过程控制自动、半自动化，铁道结构重型化，养路、装卸、检修机械化，铁路设计施工现代化，铁路宏观决策科学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铁路技术体系。我国铁路提速拉开了帷幕。1997年4月1日，全国铁路第一次大提速在京沪、京广、京哈线实施。这次提速，全路运行时速达120－160公里的特快旅客列车有8对；夕发朝至列车78列。货物列车最高时速达80公里；京沪、京广线开行重载列车64对，首次推出了月开行达515趟的“五定”（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间，定运价）货运班列。1998年10月1日，第二次大提速使京广、京沪、京哈三大干线提速区段得到延展。2000年10月21日，以西部为重点的第三次大提速，使陇海、兰新、京九、浙赣等干线的运输能力全面提高。2001年10月21日开始正式实施铁路的第四次提速。在提速攻关的日子里，是我们的铁路工作者对全路的线路、桥梁、机车、车辆、通信、信号、安全装备等行车设备设施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更新改造。提速试验先在沪宁线、京秦线、沈山线、沈大线等线路上进行，数百名科技人员参加测试，取得10亿多个关键技术数据，为确保我国铁路全面提速的成功取得了科学依据。我国相继成功地开发出的“东风11”、“韶山8”和“东风4D”型快速客运机车，“新曙光”内燃动车组、准高速双层内燃动车组、“蓝箭”交流传动电动车组、“春城号”动车组、“中原之星”电力动车组，“先锋号”和“奥星”机车，新型产品研制之多之快，让人应接不暇。这些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名副其实的“中华牌”机车车辆，在关键技术、制造工艺和整体技术水平上已经接近和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水平。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采用，新设备的不断研制成功，使我国铁路装备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为了我国高速火车的动力源。科技进步使得铁路安全技术设备水平大幅度提高，为铁路提速保驾护航。通用式机车信号、列车自动停车装置和列车安全运行速度监控记录装置，车站计算机联索设备，客车红外线轴温检测装置，钢轨探伤仪，轨道动态检查仪，道口报警装置等安全设置，已在全路普遍推广使用，初步形成了列车运行监控和列车超速防护相结合的发展模式。高速公路，给我们的交通送来了时代节奏。铁路提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全路客票收入每年递增10％以上，1999年全路提前一年扭亏为盈。正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制造水平的提升为我国铁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科技进步，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原动力2001年6月29日在我国交通建设史上又可以说是一个好日子，望眼雪域高原，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在那天正式开工建设。而如今，全长1142公里，途经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960公里与多年连续冻土地段550公里，翻越唐古拉山路段海拔最高达5072米的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青藏铁路已初具规模。其中，冻土地区建设铁路的技术性难题已基本解决。在青藏高原的高寒冻土地区修建铁路，是世界性工程技术难题。没有充分的科研成果是根本办不到的。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创造着我国乃至世界铁道建设史上的奇迹？铁道部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朱振升回答了这一问题：是我国工程技术人员为青藏铁路的修建提供着强大的技术后盾，是他们在海拔4780米的风火山常年冻土地区开展路基、桥涵、房屋试验与多年不间断的观测、研究，取得了1300多万个试验数据后，阐明解决冻土问题的核心是控制融沉和冻胀变形；提出冷却地基冻土，减少传入冻土的热量，保持冻土热稳定性的技术路线，从而为施工中解决冻土引起的线路病害找到了有效措施。铁道部发展计划司长期规划处林仲洪处长说，在今后的几年里，为了满足国家开发西部地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求，我们将在抓好青藏铁路建设的基础上，着力构建西部路网基本框架，完善“八纵八横”的铁路路网通道，加强跨越东西部主干线的建设；在城市密集区发展城际多线铁路，在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运输，在全国主要城市与港口构建15个专门的集装箱节点站，满足国家对能源输送与高附加值物资增长的需求。到2020年铁路总营业里程将达9万公里。1997年1月，“韶山8”型大功率客运电力机车牵引着我国自行研制的准高速客车，在北京环行线上开始启动。铁道部各级领导坐在试验车上，认真地注视着计算机屏幕上的各种数据变化和列车快速行驶时的平稳性能。当列车速度冲到公里／小时，并稳稳地行驶2公里后，铁道部傅志寰部长高兴地说：“我国列车已进入高速行列，这是我国铁路史上一个里程碑”。1998年6月，“韶山8”型电力机车牵引的快速列车在郑武线跑出了240公里／小时，成为当时“中国第一速”，新华社迅速向全世界播发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5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原动力，我国的交通状况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交通的高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现今，每打开一本交通地图，铁路、公路、飞机航线所勾画的祖国交通网不免令人“眼花缭乱”。铁路“八纵八横”的框架给中国经济布下了一张好棋盘，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快速公路网已见规模。数字化交通正在打造着“城市交通新理念”。据统计，铁路营业里程达到7万公里，反映铁路运输效率的重要指标———运输密度达到每公里3000万吨，居世界第一。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70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高速公路里程达到了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民航机队的规模发展到1000多架，运输周转量达到了140亿吨公里，已经形成世界最大的民航市场。水运、集装箱吞吐量已经增长到2653万标准箱，其中上海港达到634万标准箱，稳稳地坐上了世界第5把交椅。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运输装备和客货运输总量规模迅速扩展及质量水平大幅提高，我国交通整体结构明显改善，5年来，我们已建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现代交通运输系统。交通是篇大文章，寥寥几千字又怎能囊括5年来我国交通事业的变化与发展。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我们交通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而这些正是科技服务于交通为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要想富，先修路。科技作用于交通的意义更在于使得迅猛发展的交通事业有力地拉动了我国不发达地区区域经济的积极增长，逐步把我国经济推上了快车道。科技典范摊开中国铁路运营图，西藏自治区日前还是一片空白。如今，国家在“十五”计划中把建设青藏铁路列到新世纪重大工程中，在全国铁路横向大动脉———陇海线的西端又延长了1118公里。提起第一次上山，青藏铁路第五标段科技攻关组组长、青年路基专家王永义说：“当时已近年底，山上气候和环境条件极其恶劣，在决定上不上山时，采取什么技术时，众说不一。青藏铁路全长1118公里，其中多年冻土地段约600公里，海拔高于4000米的地段960多公里，青藏铁路将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和最长的高原铁路。昆仑山隧道地处海拔4600米以上的高原多年冻土区，其隧道施工究竟采用哪种合理的支护方法，始终是专家的科研课题。有人主张采用湿喷混凝土技术，可在国内多年冻土隧道从未有过实践，没有成熟的经验，一些专家持怀疑态度，所以设计要求采用模筑混凝土技术，但也没有绝对把握，况且在昆仑山隧道冻土含冰量高，围岩破碎，冻土开挖暴露时间过长会造成冰层融化和坍塌。王永义带领攻关小组迎难而上，他们与有关科研单位一道，选择了湿喷混凝土技术率先在全线开展攻关。通过大量室内及现场试验，终于在高寒低温及冻土条件下实现了湿喷混凝土速凝、早强、耐久，将其作为隧道临时支护及时封闭围岩裂隙，有效阻止了冰融速度，证实湿喷混凝土支护的可行性，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