飓风引发的思考:贫困不只是美国穷人的问题 -------------------------------------------------------------------------------- 2005年09月29日08:38 中国新闻网 八月的“卡特里娜”飓风直观而无情地暴露了美国贫困的严重性及其后果,连一贯强硬的布什总统也不得不低头,表示要直面对该地区的贫困问题。但美国的贫困问题的“灾区”,远不止路易斯安娜州及密西西比州。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署最新调查,贫困人口率继续着2001年以来的攀升趋势,由2003年的上升到2004年的,贫困人口一年之间净增了110万。“为了减少贫困人口,美国政府应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增加对儿童福利的支出。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该有所作为。但不幸的是,扶贫工作现在并不是政府工作的重点。”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University)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特摩斯·斯密丁教授(TimothyM. Smeeding)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警告说,“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贫困问题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 贫困率上升,贫富差距增大 美国人口统计署2005年8月30号公布的《2004年美国人收入,贫困,健康保险》报告显示,贫困率在中西部的上升最为显著。在2004年,贫困率在中西部上升了个百分点。中西部州,尤其是俄亥俄州和伊利诺斯州失业率也高于全美国平均水平。2004年美国的贫困线是两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2334美元以下。 “美国的经济总体在回升,但并不是各行各业都如此。有一些行业,如制造业,还在苦苦挣扎。中西部之所以贫困率上升,是因为中西部制造业面临的局势最严重,工人收入增长停滞状况也最严重。”美国密歇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瑞贝卡·布兰克教授(RebeccaM. Blank)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在贫困人口率持续攀升的同时,美国的贫富差距继续增大。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署的这份报告,2003年收入站在顶端20%的美国人,所拿到的钱占全民总收入的,在2004年,其所得所占的比率增加到. 于9月23日发布的福布斯美国富人排行榜也表明,全美最富的四百名美国人的资产达到11,30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250亿美元。 “自2002年起,美国贫富差距又逐渐加大,原因颇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加里·贝特里斯(GaryBurtless)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详细解释说,“首先是过去几年经济复苏过程中(自2000年股市暴跌后),美国公司的利润非常可观;其次是工人在工资标准设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也就是讨价还价的能力――大幅下降。即便工资不很高,福利不是很好,雇主也不愁找不到员工。之所以如此,一是工会组织势力越来越小,二是联邦政府非常不情愿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相比,现在的法定最低工资可能处在三、四十年以来的最低点。 贝特里斯认为,美国贫富差距加大原因的另一个原因是,高收入的人工资比低收入的人涨得更快更多。工作技能不高的美国人,其工作往往面临国外低工资工人的激烈竞争。美国与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与中国及印度贸易的完全开放,对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职位的职工冲击很大,这些行业包括服装,制鞋,纺织,玩具,电子组装,及钢铁业。原先在这些行业工作但没有什么技能的美国工人只好转到国外工人竞争较小的行业,如建筑,娱乐,餐饮及饭店业,进而削弱了后面这些行业工人在工资问题上与老板讨价还价的能力。 “法定最低工资的购买力日益减弱对他们更是雪上加霜。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都认为技术的进步、公司管理的改变会惩罚低技术工人,奖励受教育程度高、技术精湛及经验丰富的人,抬高他们的报酬,”贝特里斯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表示道。 对这些辛苦工作但报酬不高的工人,布兰克教授认为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使他们脱离贫困。“在美国,我们鼓励人尽可能就业,即便是收入不高的工作,而不是不工作,接受政府救济。这反映了美国人勤奋的传统。我们相信,即使在技能低的岗位工作,随着经验的丰富,工资也会有一定的提高。勤奋工作的人,应该能得到足够的报酬,不受贫困的威胁,”她说。 扶贫需要政治意愿 “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象最低工资,儿童补贴,保健补贴这样的政策非常重要。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扩大了执行这些政策的力度(作为福利改革的一部分工作)。现在,我们应保持这些政策,并强化儿童补贴和保健补贴。”布兰克教授说。 美国密歇根大学贫困研究联合中心的另一名教授谢尔登·丹泽革(SheldonDanziger)不仅支持布兰克教授和斯密丁教授的观点,同时希望政府能更积极地介入扶贫工作。 “经济的发展是削减贫困的前提,但经济发展自身并不一定能福及穷人。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是70年代初的两倍,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挣的工资尚不足以养家糊口。”丹泽革教授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如果美国政府有政治意愿削减贫困,并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美国可以在一代人之内消灭贫困。” 丹泽革教授说,在60年代林登·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曾经雷厉风行地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律和措施,如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援助 (Medicaid)、食品券 (Food Stamp)和低收入能源补贴 (LowIncome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并在社会安全福利政策上作了大幅度的改革,等于是向贫困宣战。这些措施成效很大,在1973年,美国的贫困人口和贫困率一度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70年代以来贫困率的上升不说明那些扶贫措施失败,而是因为经济的发展繁荣不能使所有的人受益,再加上政治家及公众再也不相信政府有魄力采取大的扶贫政策。”丹泽革教授说。 “有扶贫政策和没有扶贫政策就是不一样。”雪城大学斯密丁教授对此表示赞同。 他对照了美国和欧洲工业国家的情况。2000年,在美国和12个欧洲工业国家中,美国的非老龄人口(65岁以下)的政府社会支出(socialexpenditure)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最低,相应的,美国的非老龄人口贫困率最高。而在英国,自布莱尔首相于1999年向贫困宣战以来,英国的贫困率连续大幅度地下降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差距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重要对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介绍,然后对产生这种现状进行原因分析,以使人们能够更正确的理解和对待收入差距。关键词:地区差距 贫富差距 经济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使人们的收入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三步走”的第二步——在20世纪末人们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也已经在20世纪末顺利实现了。我们现在正朝着第三步迈进。可是就在我们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奋斗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中国,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因素,有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也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要想正确的理解中国的收入差距,必须对中国收入差距类型及原因有着很好的理解。现在中国收入差距大体可以分解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以及不正当收入差距。下面主要介绍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对出现此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地区差距现状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从1981年至1999年,按现价折算,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倍,中部地区增长了倍,西部地区增长了倍,以中部地区收入为1,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收入比例从1981年的改变为,中西部与东部的收入绝对差额由79元,8元扩大到1999年的2299元和1844元,分别扩大了29倍和231倍。城填居民人均收入地区差距变化[1]针对这种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有人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放到全球来认识,按实际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美元值,可划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8320美元),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中上等收入地区,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3960美元),六省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占总人口的26%。第四世界包括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低收入地区。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1790美元),人口约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二、地区差距原因1.历史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在改革的初期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初始条件的差异也构成了不同地区在改革过程中的收获各不相同。首先,这些初始条长期累积起来的商品经济观念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历史上,东部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居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比较浓,对市场的理解和参与意识较深。相反,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相对比较保守,习惯于固守本土观念,缺乏冒险精神和创业意识,相应地,中西部地区人口的流动性相对较差。所以,当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由于积极地参与便首先分享了改革的“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由于行动迟缓而丧失了先动优势,从而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其次,东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存在差异。虽然在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府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在工业布局和资源分配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基地,这些工业基地增强了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基础,但并没有从实质上弥补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差距。加上六、七十年代所建立的军工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经营困难,不但没有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水平,反而成为这些地区的沉重包袱。2.政策因素中国政府在开放次序方面的安排使得不同地区在改革中所能够获得的收益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便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五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是在东部,这些地方在财政政策上无论对外商还是当地企业都非常照顾,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得以吸引大量的外国资本,当地经济得到巨大发展。虽然外商投资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它毕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1983--1996年,中国的外商投资有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仅有分布于中部地区,分布于西部地区。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相适应,内地省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更进一步的结果便是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3.贸易因素贸易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是反映贸易规模的两个重要指标。从1993—2003年,东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从上升到,出口依存度从—,中部地区贸易依存度从下降到,出口依存度从下降到,西部地区贸易依存度则从到,而出口依存度一直在左右徘徊。[4]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贸易多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较少。1999年,东南沿海地区12个省市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其他地区只占不到10%。因此,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享受对外贸易带来的利益比中西部地区的居民要多。同时,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劳动力要素流动不畅,职业转换困难程度不同,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东部地区要强于西部地区。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劳动者收入在地区之间的差别。4.教育因素随着教育的发展,它会拉大受过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之间的差距,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高的配置能力,它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东部沿海地区拥有较好的教育设施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导致教育投入不足,进而使居民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这种教育水平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的差距构成了东西部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5.自然条件及地理位置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在自然条件及地理位置方面的差异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从地理区位上讲,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众多的港口码头、密集的公路和铁路网,并且与经济发达的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相比邻,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地缘优势。同时,东部地区气候条件好,物产丰富,适宜生产及生活,这些都使得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一种比较优势,从而能够先行一步。三、结束语上述是对中国现阶段存在地区收入差距现状以及原因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出现收入差距是在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出现的,但有些差距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要理性看待贫富差距的两重性,客观分析引起贫富差距扩大的因素,区分正常因素与非正常因素。2005年中国两会的召开,代表们就收入差距提出了好多好的建议和意见,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体制的健全,中国的各项制度的建立,中国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农民负担的减轻,一定能够消除各种不正当收入,减少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行业差距,使中国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论文天下 求采纳
自1980年里根政府执政以来,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最近40年时间,美国工人家庭实际收入增长缓慢。1980年,美国收入前4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后6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的4倍。到2016年底,两者的收入之比增加到了10倍。
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大约等于最贫穷的90%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这一财富分配状况与1935至1940年的情况类似【1】。
美国并不是个例。如今,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左右,超过了公认危险线。
二战后西方世界努力致力于公共福利建设,穷人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升。如今,为了维持高福利,美国、欧洲各国政府已负债累累。
为什么在公共福利建设方面的努力,无法阻止贫富差距的扩大?
贫富差距,并不支持政治口号、剥削理论以及“我穷我有理”的逻辑;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经济规律。
按照新古典主义的逻辑,穷人赚得少,富人赚得多,都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不能怨天尤人,因为市场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货币,这个不充分竞争的市场,越泛滥,就越容易引发贫富差距。
货币,是一个深奥的经济学问题。
货币,也是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核心所在。
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进入浮动汇率及信用货币时代,国际货币市场逐渐走向自由化。
如今,国际外汇市场已经实现了市场化交易,资本管制被打破,国际资本在西方国家自由流通。
但是,货币依然是一个由国家垄断的市场。政府或货币当局,始终垄断着国家货币发行权。这就决定了货币并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货币资源的配置受到人为的干预。
当货币超发时,越接近货币发行权的人,越可能获得财富;远离货币发行权的人,财富则缩水。
如此,货币富余者与货币贫乏者之间的贫富差距,会随着货币超发而扩大。这成为了最近四十年富人与穷人拉开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1970年代,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十年。这十年的变化,对当今世界影响深远。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浮动汇率诱发了国际外汇套利空间,投资银行由此兴起。
1980年代初,里根政府时期,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采取了极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将肆虐了近10年的通胀给打下去了,美元重回强势轨道。
沃尔克卸任后,里根政府加快了金融混业及自由化改革,打造了所谓的里根大循环,美国从产业资本逐渐走向了金融资本之路——强美元、强金融、弱制造、高赤字、高负债。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货币体系从金本位转向信用本位,美联储发行美元的成本大幅度下降,无需刚性兑付黄金,可透支国家信用超发货币。
借着强势美元浪潮、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以及全球化浪潮,美国金融持续繁荣,房地产、股票、信托、债券、基金、期货迎来了史诗级的大牛市。
里根大循环推动了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但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经济结构失衡的增长。
受特里芬难题的制约,美国在强美元的推动下,金融异常繁荣,而制造业则日渐衰落,这造成金融及跨国公司富豪及高级人才,与蓝领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美国这轮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货币增长。
图:1980-2018年美国GDP增长率及M2增长率,智本社
1946-2006年,M2年均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相当,比实际GDP增速高出个百分点。从1980年到2018年,大部分年份M2增速都高于GDP增速。
货币总量,大幅度覆盖了经济总量。这轮经济增长,存在不少货币泡沫。
在沃尔克执掌美联储之后,受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影响,美联储逐渐以控制通胀为主要目标。
因此,从1983年开始,美国一直保持低通胀状态。
图:1960-2018年美国通胀率,智本社
换言之,美国多发的货币没有流向消费领域。
货币流到哪里去了?
房地产及金融市场。
图:1980-2019年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智本社
美国金融市场迎来了历史罕见的大牛市,房地产及金融资产价格大幅度攀升。房地产、金融及跨国公司富豪及从业者的收入大幅度提高,而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
2000年到2005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了12%,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但普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仅增长了3%。
高管和普通工人的报酬之比从1965年的20比1增长到2000年最高时的400比1。即使是次贷危机期间,美林公司的CEO塞恩年收入也高达1500万美元,贝尔斯登的CEO凯恩在倒闭前赚取了1100万美元。
这就是“谁接近铸币权谁更富有”的道理。
金融过度繁荣,滋生了一群“食利者”。
过去几十年,美国主权债务、企业债务规模大幅度膨胀,投资银行是债务市场的主要得利者。
投资银行将债券、房屋抵押合同等打包做出金融衍生品获利。
跨国公司则拿着大把美元在全球从事资金贩卖工作,将美元转手贩卖给新兴国家的投资者。
另外,大批中产阶级背负着房贷为银行打工,大批低收入者缴纳昂贵的房租为房东打工。
这是一条金融套利链。
表面上看,信贷市场是一个自由市场,金融机构与借贷者互利共赢。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货币的供给端并不是自由市场。
货币的供给由美联储控制。美联储给金融机构发放廉价货币,金融机构转手贩卖即可获利。
美联储虽然无法控制市场利率,但可以通过调整市场基金利率及公开市场操作,很大程度上影响利率走势。
从1980年代开始,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越来越低。受投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支配,收益率持续走低,杠杆率持续走高,每次加息的力度都小于降息的力度。
图:1971-2019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来源:兴业证券
受到白宫及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压力,美联储有时无法坚守发币纪律,开启宽松闸门,释放货币刺激经济增长和金融繁荣。
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联储已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零附近,任由资本市场借贷。
但是,这时市场陷入了流动性陷阱。银行为了规避风险,采取逆向选择,减少信贷发放。
不过,美联储以量化宽松的方式,直接购买了几万亿美债,释放了巨大的流动性到债券市场上,刺激股市快速反弹。
美联储还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为花旗、高盛等金融巨头提供贷款,助长了“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
换言之,金融巨头及富豪无需为自己的错误决策彻底买单,没有完全受到市场的惩罚,而中产、穷人该破产还是得破产。
即使危机爆发,富人可分摊风险,而穷人和中产则很难规避。
富人的资金大部分配置在全球的房地产及股票、信托等金融资产上;而穷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中产的资产基本配置在房子里。
富人有条件规避外汇风险,而普通人只能将财富寄托于本币命运。
当金融危机到来时,富人更能够规避风险,而穷人、中产面临失业,收入全无,背负房贷的中产还可能失去房子。
房子,是富人的财富,却是中产的债务。
所以,释放越多的货币,越有利于金融及房地产资产膨胀,越有利于富人的财富增值;穷人的财富反而缩水。远离资本市场的制造业工人以及设计师、律师、创业者、小企业主,都是货币潮水的受害者。
表面上看,货币超发没有引发物价上涨,但是房地产价格上涨,极大地抬高了穷人的住房成本,以及中产阶级的贷款成本。
同时,房地产及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穷人无法参与获利,工资增长又缓慢,如此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所以,超发的货币,是富人的甜甜圈,中产的苦咖啡,穷人的鱼骨头【2】。(详见《马尔萨斯陷阱|世界正滑向危险边缘》)
货币超发,加剧了贫富差距、经济结构及社会失衡。
只有坚守货币中性,货币当局依据货币纪律及科学原则,执行货币政策,该紧缩时紧缩,该宽松时宽松,避免货币超发,才能降低社会的裂痕。
不过,如此理想化的货币政策,即使是当前最完善的央行制度,也很难做到。
参考文献:
【1】贫富差距:美国经济背后的“幽灵”,张鹏,西泽研究院,编译自桥水公司的报告《Our Biggest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 The Two Economies: The Top 40% and the Bottom 60%》;
【2】马尔萨斯陷阱|世界正滑向危险边缘,清和,智本社;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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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启示叶 君 田淑慧(吉林大学, 长春 130012)摘 要 自 20 世纪 30年代以来, 美国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可以说, 美国的减税政策史是一部沉痛与光辉并行、曲折与浩荡兼具的发展史。本文重点研究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轨迹,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它带来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关键词 减税政策 税收负担 演变 启示 美国中图分类号 F81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0 ! 06 ! 22 作者简介: 叶君,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英美历史文化、跨文化交际。田淑慧,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分析。 减税政策是一种扩张性政策。它是指通过降低税率、缩小征收范围、取消或停征某些税种等手段来调整或改变既有税制, 进而降低企业或居民税收负担的一种税收政策, 表现为一定时期内主体税种和重要税种税负的下降。它通过发挥税收的乘数效应, 对经济增长、供求关系、财政收支、价格机制、就业水平等产生影响。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强国, 被公认为是在减税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它的税收政策是其宏观经济政策及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消费及社会政策的主要工具。美国的减税政策取向对世界各国的税制变革及经济增长具有引领和导向作用。1 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美国真正意义上的减税政策始于 20 世纪 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标志性的著作是凯恩斯于1936 年出版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一书。减税政策的实施带来了美国的GDP 不同程度的增长, 增加了私人储蓄和投资, ∃ 唤醒% 了美国经济。美国减税政策的演变可以大致分为以下5 个时期。11 正统凯恩斯主义: 20 世纪40~ 70 年代的美国减税政策 在20 世纪 30 年代初, 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失业率居高不下, 银行机构大量倒闭, 通货膨胀加剧。这些严重动摇了西方世界对自由市场经济内在稳定机制的信心。自此, 提倡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凯恩斯主张实施减税在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总需求, 它成为二战后直至整个7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灵魂。就在20 世纪40 年代, 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哈维&汉森提出补偿性财政政策的观点。他主张政府应逆经济风向行事, 交替使用扩张与紧缩两种办法: 在经济萧条期间, 采用赤字预算的膨胀政策, 扩大政府开支, 减低税率, 提高社会总需求; 在经济繁荣期间, 采用盈余财政的紧缩政策, 缩减政府开支, 提高税率, 降低社会总需求[ 1]。补偿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美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但是到了 20 世纪50年代, 补偿性财政政策出现了各种失误, 导致经济出现长期停滞不前的 ∃ 艾森豪威尔停滞% 局面。1961 年, 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 为了使国内! 150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经济迅速走出 ∃ 艾森豪威尔停滞% 的泥潭, 他接受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瓦尔特&海勒等凯恩斯主义者的增长性财政政策的主张, 并于 1962 年开始全面推行减税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使个人所得税税率由20% ~ 91%的范围降到14% ~ 70% , 公司所得税率从52%降到 48% [ 2]。它扩大了社会总需求, 并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此次减税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成功的应用之一。随后的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继承了肯尼迪的减税政策。一方面, 他于1964 年2 月推动国会批准了肯尼迪生前留下的 ∀减税法案#, 使公司税削减255 亿美元, 个人所得税削减110 亿美元; 另一方面, 又提出 ∃ 向贫穷开战%、建立 ∃ 伟大社会%等执政口号, 在实践中把政府通过政策干预经济的规模和力度扩大到空前的范围, 美国的实际GDP 以令人瞩目的 55%的平均速度增长。但是到70 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出现了滞涨的局面, 凯恩斯主义宣告失灵。美国终结了长期单一使用凯恩斯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历史。12 里根革命: 20 世纪80年代的美国∃ 供给性减税%政策 1981 年里根上台, 为克服美国经济发展中的滞胀问题, 他转而采纳了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 以全面减税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良方。里根政府共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减税方案: ( 1) 198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 ∀1981 年经济复兴法案#。此法案主要包括将个人所得税最低税率14%和最高税率70%分别降至11%和50% ; 颁布了加速折旧条例 (ACRS) , 允许企业以 ∃ 重置成本% 来计提折旧; 减少政府对个人、企业和州政府工作的不必要干预; 支持稳妥可靠的货币政策; 增加国防开支, 提高军事预算等内容; ( 2) 1986 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法案。在继续进行大规模减税的同时,进行税制改革, 通过扩大税基, 降低税率, 加强公平, 简化管理等方式来解决税制繁杂的弊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税收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表 1 详细列出了 1981~ 1986年间里根政府的减税额度。表 1 里根政府的 ∀经济复兴法案# 对联邦政府税收的影响[ 3 ]项 目 个人税和非税收入 48 1414 1721公司利润税收入 57 112 208 277 398 537企业间接税和非税收入 5 2 6 5社会保险税收入 5 5 6 6 6总 额 (注: 减少额, 亿美元) 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涉及的税种多、减税数额庞大, 在世界减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有资料表明, 里根1981~ 1986 年的减税使得美国国内的GDP 迅速增长, 1983 年、1984 年和1985 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36%、68% 和 34%; 失业率从1982 年的97%下降到1985 年的72%。里根政府的 ∃ 供给性减税% 扭转了 20 世纪70 年代末高失业率、高通胀率的经济 ∃ 滞胀% 局面, 为企业积累了资金, 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刺激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13 国家干预型平衡预算: 20 世纪90 年代的美国减税政策 进入20 世纪 90 年代,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 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加强,税基复杂多变, 国际间的税收竞争日趋激烈, 再加上战争因素, 美国财政于 1991 年出现了高达2687 亿美元的巨额赤字。高赤字伴随着高利率、高负债、高汇率和高贸易赤字, 这 ∃ 五高% 问题! 151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使老布什总统在位期间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为了摆脱这种局面, 1993 年克林顿上台, 扭转了∃ 里根经济学% 片面强调供给的财政政策, 推行∃ 综合经济发展计划% 以振兴美国经济。克林顿的 ∃ 综合经济发展计划% 是一种增税与减支并重的国家干预型平衡预算政策。它在财政税收方面的内容主要是: ∃ 把财政赤字从1993年的3167 亿美元减至1997 年的1810 亿美元。办法是: 5年内增税 3200 亿美元, 把个人所得税率由31%提高到36%, 最高达39% , 公司所得税税率由34% 提高到36% ; 削减预算支出5000 多亿美元, 其中削减国防预算880 亿美元, 削减医疗保健支出和裁减10 万名政府机构人员的支出。 [ 4]%1997年, 美国国会又通过了 ∀财政平衡预算法案# 和 ∀减税法案#, 对税收进行可增可减的调整。包括降低长期资本利得税的最高税率, 增加儿童扣税额, 提高遗产税与赠予税的免征额, 提高对个人退休账户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克林顿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 使美国的GDP增长率高于世界同期经济年增长率的25% ,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削减了财政赤字, 美国的财政状况进一步好转。14 最富争议的联邦减税: 21 世纪初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 2001年3 月美国经济重现低迷, 结束了长达120 个月的经济增长。美国税制不公平、偷税漏税严重的弊端暴露无疑。小布什上台以后, 效仿里根的减税增支政策, 企图再次利用减税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在一片反对声中, 美国议会终于在2001年通过 10 年减税135 万亿美元的 ∀经济增长与减税一致法案#。主要是削减个人所得税, 计划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由 396% 降至33% , 并简化税率级次; 增加了儿童税收抵免限额, 由500 美元增加到1000 美元; 提高遗产税的免征额, 并计划于2010 年取消遗产税等。这些减税措施使小布什政府见到了经济复苏的曙光。布什政府进一步加快了减税的步伐, 于 2002 年通过∀创造就业与工人受助法案#, 2003 年通过 ∀就业和经济增长减税协调法案#, 又提出 10 年减税3500 亿的计划。布什政府的一系列减税政策遭到了经济学界和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布什减税的政策效果究竟如何呢? 美国商务部在 2003 年 7 月的报告显示, 2003 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了 24% , 已经超过了 18% 的预期, 经济开始复苏, 消费、投资、就业、库存等一系列经济指标均有所好转。但也有批评显示, 布什的减税更有利于中高收入阶层积累财富, 因为它将 60%的好处给了那些年收入超过10 万美元的人, 使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不公平现象加剧。15 金融之战: 迎接世界性金融危机挑战的奥巴马新政 始于2007 年8 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金融市场出现恐慌, 国际投资银行纷纷破产。金融危机把美国带入二战后经济最漫长衰退的寒冬。为拯救美国经济, 奥巴马提出了刺激就业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奥巴马计划的关键词就是 ∃ 减税%。他提议国会通过减税法案来鼓励小型企业投资并且雇用更多工人, 新投资的资本收益税在1 年时间内将降为零, 而对投资支出的减税有效期将延长至2010 年底。奥巴马的减税法案的出台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2008年2 月, 奥巴马政府颁布了减税规模为1680 亿美元的 ∀2008 经济刺激法案#。同年 8月, 金融危机形势日趋恶化, 奥巴马政府又迅速通过了 ∀2008 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 和 ∀2008 年延长税收 (优惠) 和最低选择税减免法案#, 提出减税约1100 亿美元的计划。其中包括对可再生能源、交通和能源安全等4 个方面的税收优惠, 延长灾害减免期限, 提高子女抵免限额等。进入2009 年以后, 美国议会又通过了 ∃ 刺激经济法案%, 规定的减税规模约为2810 亿美元, 创造350万个就业机会。为了进一步控制财政赤字, 奥巴马陆续向国会递交了2010 年度预算案和 2011 年! 152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联邦政府预算案, 均涉及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税收计划。从美国减税政策的发展历程来看, 有一个事实十分明显: 经济处于萧条时期, 减税和相关的税制改革备受青睐。总体来讲, 美国的减税实践没有阻碍自由市场的发育, 而且它已逐渐成长为一种长期的财政战略选择。始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真正意义上的减税政策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 从其实践的效果来看, 适度、公平的减税政策能够 ∃ 唤醒%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 又具有广阔的扩展空间。2 美国减税政策演变的启示着眼于美国的减税政策, 无论是肯尼迪! 约翰逊时期的需求性减税、里根的供给性减税, 抑或是奥巴马政府的一揽子计划等, 减税政策已经成为美国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 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意图和经济政策理论的发展趋势。它带来了诸如GDP 的增长、储蓄和投资增加、暂时缓解通货膨胀等功效。从整个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中, 可以获得如下几点启示。21 减税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 其作用不可替代 减税政策的作用是通过影响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决策而间接实现的。对企业而言, 税收是企业进行投资活动的重要成本。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减税政策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 引导资源由非生产性投资转向生产性使用, 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企业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对个人而言,减税会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积极参与到各种投资活动中, 抑制闲暇消费, 有利于劳动供给的增加。因此, 减税政策是增加社会储蓄、投资、劳动以及就业的有效政策工具, 比增加政府支出更有效应。所以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减税在财政政策体系中的地位, 提升减税政策的重要性, 发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来拉动经济的增长。22 减税政策应该供求并重, 并适时作出调整美国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减税实践表明,减税具有 ∃ 需求% 与 ∃ 供给% 双重效应, 单一地使用需求或者供给手段都行不通。供求 ∃ 天枰%的失衡, 必然限制减税政策效果最大限度的发挥。需求决定供给, 而供给又反过来对需求起到引导作用。如果只重视总需求, 实施片面的需求管理政策, 会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调, 出现经济 ∃ 滞涨%; 如果只重视总供给, 则容易引发经济衰退或下降。因此, 减税政策的设计者应该以美为鉴,努力寻求各种财政理论的最佳结合点, 避免出现供需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并在供求失衡之时进行适当的微调, 做到供需并重。23 对减税风险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谨慎选择减税策略 从美国减税的历史实践上看, 减税对经济发展能起促进作用。但减税风险是减税政策制定和实施中不可规避的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4 个方面:(1) 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就短期来看,减税直接减少政府财政收入, 进而会造成政府可利用支出的减少, 并可能带来大量的财政赤字和∃ 债台高筑% 现象; ( 2) 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减税的出发点是税收政策延伸后对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效应, 实际上是向公众让渡部分利益, 引发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如果减税措施使用不当, 将造成市场主体间的不平等竞争; ( 3)影响税制的严肃性和固定性。减税政策的实施是对税收政策的局部调整或否定, 因此必然对既定税制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如果不同时期和不同目标的减税政策之间缺乏协调配合, 就更会加剧税制的复杂化; ( 4) 减税政策本身具有时滞性。减税的政策效果不如增加财政支出那样明显和直接,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它对经济的激励效果往往在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完全凸显出来, 尤其是在扩大内需和提高居民购买力方面。减税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它给减税政策的运用增加了难度。这就要求决策者在借鉴美国减税的经验的基础上, 必须对减税风险给予充分的重视。如果政府可支配的财力充足, 则可考虑实施! 153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全面的大规模减税, 否则应采取相对谨慎的减税策略, 力争把风险维持在可控范围内。24 减税应与发展民生相结合, 努力寻求社会公平从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去考察减税政策的动机及效果并不难, 难的是减税如何真正的实现社会公平。从实际情况看, 美国的减税法案受到抨击和质疑最多的也正是关于减税的公平性问题。很多学者认为, 美国减税拉大了贫富差距, 不符合低收入者福利的增加和利益最大化的需求, 它更有利于中高收入阶层财富的积累, 使得纵向公平难以实现。因此, 在设计减税政策时要有意识的向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倾斜, 着重减轻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 并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对民众基本公共物品的供应, 并且通过各种∃ 民生% 支出, 加大对低收入阶层转移支出和补助的力度, 做到公平和效率兼顾, 使减税政策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25 减税要与其他政策配套实施, 共同发挥作用相对于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 如今美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可谓时过境迁。但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经验表明, 美国政府在实施减税政策的同时,还配合着财政、货币、汇率、价格杠杆等措施,使他们共同发挥作用。比如, 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节整个经济, 用发行货币的手段来配合减税政策; 当减税造成收不抵支时, 可以利用发行国债的手段来弥补财政的空白; 为了平衡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减少, 可以采用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 在某些不影响国计民生的产业部门适当的增税等。总之, 为了应对刚性的财政支出, 使减税政策取得预期效果, 避免单兵冒进,有关减税的安排必须与其他政策配套实施。参 考 文 献1. 何盛明: 财经大辞典 ( 下卷) [M]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1990: 18362. Anthony S. Campagna: US National Economic Policy1917~ 1985, New York: Praeger, 19873. 章嘉琳. 变化中的美国经济 [M] . 学林出版社,3754. 丁冰, 张连城. 现代西方经济学说 [M] .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2: 97The Develop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US. Tax Reduction PolicyYe Jun Tian Shuhui( Jilin Universi 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Abstract Since the 1930s, large- scale tax reduction policy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five times in the US. history. In anotherword, the US. hi story of tax red uction has bitter experience parallels with glory and both t wists and magnificence. The paper is mainly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 tax reduction, and thus further analyzes i ts enlightenment and the use for words tax reduction policy; tax burden; development; enligh tenment; The United States! 154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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