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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一体化存在的现状与经济问题分析，城乡一体农村经济论文
“十三五”是建设全面小康的重要时期，需要推动我国经济产业转型，实现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现代化农业、工业发展，实现城市化、城镇化水平提升，加速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主要任务为：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利用市场机制解决“三农”问题，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等战略，提升农村经济发展，缓解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最终实现城乡发展相协调的目标。
[1]文章主要针对我国城乡规划一体化存在的现状与经济问题展开分析，报道如下。
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状
(一)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
城乡统筹发展不协调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
多数农村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较低，但我国农业不同于发达国家，属于弱势产业，其劳动生产率不高。
相关文献指出，虽然近些年农业技术的推广提升了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但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异[1]。
(二)城乡劳动力素质差异较大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我国发展的过程中，人才资源的作用远高于物质资源。
文化水平是衡量人才力量的重要指标，从我国目前的受教育水平分析，由于农村文化人才大量涌入城市，导致城乡人才资源差异较大。
从相关统计学调查分析，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人员中，小学及以下人员所占比重高达45%，远超过第二(15%)、第三(20%)产业[2]。
(三)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较大
城乡之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及增值速度方面。
2010年我国城镇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值为亿元，而农村地区的投资值仅为城镇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值的绝对值差异不断增大。
(四)城乡土地资源收益差异较大
从实际收益分析，我国土地资源分配方面实行的是“以乡补城”政策，但农民在土地资源开发中获得的利益却很低。
在城乡土地开发过程中，政府通过征收农民手中的土地以获取大量的城市建设用地和出让费用。
截止到2015年，我国土地出让金超过万亿元。
并且随着现代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地价不断提升，但在土地收益分配方面存在许多不合理现象，导致农业的切实利益受损。
有学者指出，在征收农民用地的权益分配中，当地政府能够获得60～70%收益，村委会能够获得25～80%收益，而农民仅能获得5～10%收益。
目前城市用地具有明显的市场化特点，但是政府对于农村用地以及房屋市场化仍存在许多限制。
农民住宅无法买卖，农民工无法将房屋变现，导致其缺乏资金、无法在城市安居。
(五)城乡教育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城乡教育水平差异主要来源于教育投入差异以及基础条件方面的差异。
从教育投资分析，农村学校的教育经费、事业费以及公用经费均显著低于城镇学校;从基础条件分析，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城镇，导致当地政府财政收入无法分给教育过多资金。
此外，城镇中的高学历教师比重显著高于农村，导致农村教学效率和质量受到影响。
(六)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得到一定的提升，并且近些年来，政府出台了一些列政策推动农民收入增长，但是总体而言，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
并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异逐渐变大。
二、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现阶段中，统筹我国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土地规划一体化、城乡公共资源分配均等化等战略措施。
笔者以多年工作经验提出以下几个措施，为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可参考依据。
(一)推动城乡规划一体化发展
在城乡统筹规划过程中，坚持“一体化”发展战略和“以人为本”的原则，结合城市与乡村发展目标进行规划设计以及战略布局，摒弃传统的二元发展理念，提升城乡规划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以及有效性;提升城乡规划的衔接性，从而实现城乡布局规划、城乡统筹控制、乡镇规划建设、产业体系发展、教育、交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全面覆盖。
(二)推动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
推动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主要是为了实现城乡产业的协调发展，提升农业的现代化水平，进而为农业增收提供基础建设。
推动现代化农业生产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这就需要加强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改变传统的耕种技术，进行产业化、区域化、集群化农业生产，加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展。
此外，要重视城乡的生态环境保护，摒弃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
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需要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现状以及经济要素特点，选取优势产业作为发展重点，城市以形成工业为主的产业机构，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为目标;农村则以推动轻加工业发展，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格局。
(三)推动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发展
推动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目的是在城市化的基础上提升城镇化发展的科学性，要坚持大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重视大城市的规模效益、聚集效益以及辐射效益，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要充分调动小城市在加快城乡生产要素流动方面的流通作用，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进而促进农业发展，提升农民经济收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四)加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
加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主要从三方面着手：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虽然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得到了一定的进步，但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停留在初级阶段，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制度中仍处于弱势群体，目前许多地方仍存在农民工子女读书难、看病难以及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因此，要加紧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让城市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
②增加对农村资金投入，加紧农村、农业建设，推动农村基础建设，例如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基础设施。
③加强对村支部的监督与管理，保障资金的合理利用。
(五)推动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推动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于提升农民的文化水平，进而推动现代化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通过提升农民的文化水平，能够改善其精神思想，提高农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树立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先进意识，激发农民自力更生、积极致富的精神。
同时，不断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以及技术培训建设，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以及专业素质;加强农村的科普活动，破除封建迷信，提升农民的民主意识以及维权意识，增强对政府的信任感，进而提高农村组织水平。
结束语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但约有超过60%人口为农村户口。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为了赶超西方国家，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实行城乡分离发展政策。
但随着改革开发的深入，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重工轻农”得到一定的改善;此外，以城带乡等理论的出现也缓解了城乡发展之间的差异。
但政府仍需重视城乡发展之间的差异，通过城乡规划一体化，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文章首先针对城乡规划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旨在推动我国城乡统筹发展。
[2]发展农村经济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总体上增长较快、效益比较好，但经济的繁荣集中表现在城市，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农民收入比较低、剩余劳动力过多、农民贫富差距大、农业投入相对少等现象。
这不仅制约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进程。
鉴于农村经济在我国的重要地位，研究发展农村经济问题就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必须探寻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有效对策，尽快解决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
一、发展农村经济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以占世界近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2%的人口，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仍很低，这主要是由于存在诸多问题，限制其快速发展。
近年来， 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些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 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形成原因、带来的影响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等在理论和对策上作了许多有见地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试对此类问题作一较全面的梳理。 一、 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分析 （一）从总体上看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学术理论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五等分法；二是基尼系数法。五等分法是将所要分析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之比的倍数来说明总体收入差距程度。五等分法又称收入不良指数。这种测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方式，目前在欧美国家中比较流行， 国也常采用。 最高档收入占全部国民财富比重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 根据曾国安的统计来观察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最高收入组、次高收入组、中间收入组、较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分别占居民总收入的47％、22％、15％、10％和6％。（注：曾国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的国民财富。（注：易锋杰：《“基尼系数”质疑》，《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4期。）另据其他部门统计的五等分结果， 国农村中20％的低收入人口与20％的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倍扩大到1994年的倍，城镇居民则由1983年的倍扩大到1994年的3倍。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平均收入相比较，1992年的贫富差距达11倍，1994年达到了13倍。由此可见， 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用基尼系数法来描述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数研究者经常采用的方法。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基尼系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基尼系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因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的差异，学者之间的计算结果也存在着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以来， 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1995、1999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和.就全国总体而言，1990、1995、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和，接近，2000年达到.（注：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 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 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扩大到1988年的，2003年已扩大至，有的地区已经达到.（注：李培林、朱庆芳等：《中国小康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世界银行2003年《中国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省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还有学者认为，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注：董建文：《 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综合以上观点，对全国基尼系数的判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估计：低估计为左右；中估计为左右；高估计为左右。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结果差别不是很大。之所以出现不同的估计，在于计算范围的不同：第一种估计主要考虑货币收入，较少考虑实物收入，特别是补贴收入；第二种估计较多考虑了实物收入；第三种估计不仅考虑了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也考虑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其实，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五等分法来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 国居民整体的贫富差距尚属比较合理，但近几年 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如果任由当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未来几年里将会急剧扩大。 （二）从分类上看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 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 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1；1997年为∶1；1998年为∶1；1999年∶1；2000年为∶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2002年更是上升到∶1.（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02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 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国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反映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上。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倍。（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看，中部地区达％，超过了东部地区的，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速度。（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 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提升为％，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东部地区为37％。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注：2004年02月25日，中国新闻网.） 二、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评价之争 学界普遍承认 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但是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是否已超过警戒线，是否导致两极分化有着不同的见解，对用基尼系数作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当前 国居民收入差距已临近警戒线，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状态？ 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为高度平均，—表示比较平均，—表示相对合理，—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大于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用作为警戒线。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有学者认为，目前 国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已超过“比较合理”的范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不能及时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可能出现“失望阶层”，使他们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注：董建文：《 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也有人提出，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是不同的，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所谓“国际标准”并不是严格的标准，只能作为各国判别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所以，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线。同时，经验事实也没有提供的基尼系数值作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线的充分证据。而且要确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不可逾越的数量界限是很困难的，因为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因此，基尼系数“的指标，只能是有弹性的参考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 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社会成员的心理和经济承受的承界线，是比较”适度“的。（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 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 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均质性很低的社会，客观上容许有较高的基尼系数，不必机械地、死死地守住这条线。但突破这条线后，究竟放松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需认真研究。（注：赵人伟：《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22期。） 那么，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两极分化呢？对这一点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识。 一些人认为，如今人们常常谈到的一些储蓄、消费等方面的两极化现象等等，都反映了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的严峻现实。（注：秦晖：《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与张曙光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别虽然持续扩大，但仍然大致适当，没有发生两极分化，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不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缘于两种观点考察的范围和口径及使用的数据资料不同。认为近期居民收入差别程度大致适当者，考察的主要是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别程度；认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观点往往涉及到若干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不过，居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用基尼系数指标作为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是否科学？ 目前大多数学者考察 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都以“基尼系数”指标为依据，也有学者对基尼系数提出异议。那么，基尼系数是否科学？是否能准确反映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呢？ 有学者坚持认为， 国是二元经济社会，城乡之间的收入有较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分别计算城市或乡村的基尼系数，而不能合起来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不然，就会夸大 国的收入差距。（注：赵人伟：《对 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9期。（19）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也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标，它没有也不可能综合反映 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的基本状况。仅以“基尼系数”为评判依据，影响评判的全面性与客观性。（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 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更有学者提出，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布不均是正常的，所以，不应该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即使能够使用，现阶段 国也并不具备使用的条件。因为，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收入必须是指全部实际收入，必须是真实统计。以 国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基本上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注：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三）究竟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 国的居民收入差距？ 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指标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在全世界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国也可以用。不过可以根据 国的国情，修正的基尼系数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标准。从 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实际工作中按操作。（注：吴得民：《基尼系数理论及其实证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4期。）有学者不认同上述观点，提出，虽然用基尼系数来反映 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状况是可取的，但在 国基尼系数值非常混乱，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机构、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基尼系数大不一样。并且在国际比较中，如果不排除不可比因素而进行直接比较，就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们不必拘泥于基尼系数来根据“国情”修改“警戒线”，而应当根据当前的实际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来提出 们的底线标准。（注：董全瑞：《简论贫富差距合理与否——怎样看基尼系数说明的贫富差距》，《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有学者提出，国际上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很少采用单个指标。因为单个指标的分析很难全面地反映收入差距状况，并且单个指标存在的缺陷也影响到其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的准确性。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类型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离差分析方法和分层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等来尽量对分配状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注：牛飞亮：《近20年 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7期。）为了客观公正地分析评判 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综合以上各家之言，可考虑将基尼系数作为一个单项的基本参考指标，同时设置一套综合指标体系作为评判收入分配差距的综合指标。这套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经济体制改革指标、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社会安全与保障指标和社会稳定指标等几大类。不过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加大力度使统计资料尽可能贴近现实，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进一步探索研究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工具如何创新。 三、 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深层原因 关于 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学界从历史沿革、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虽然认识程度不一，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 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 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 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 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 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 （二）经济体制改革及体制变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在改革和体制变迁过程中，一方面，由于 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在体制转轨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注：邢成、韩丽娜：《财政税收杠杆对 国基尼系数的主要影响》，《现代财经》2001年第9期。） （三）原有体制的政策惯性及部分宏观政策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显走偏，它不是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注：马晓河：《宏观政策偏差拉大收入差距》，《经济参考报》2003年12月24日。） （四）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响。由于 国所进行的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应当说在体制转轨期间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难避免的，因而在 国近期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大量滋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由此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30页。） （五）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 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 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 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 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 四、 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分析，牵涉到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的争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学者们持不同意见。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差距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重要对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介绍，然后对产生这种现状进行原因分析，以使人们能够更正确的理解和对待收入差距。关键词：地区差距 贫富差距 经济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使人们的收入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三步走”的第二步——在20世纪末人们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也已经在20世纪末顺利实现了。我们现在正朝着第三步迈进。可是就在我们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奋斗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中国，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因素，有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也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要想正确的理解中国的收入差距，必须对中国收入差距类型及原因有着很好的理解。现在中国收入差距大体可以分解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以及不正当收入差距。下面主要介绍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对出现此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地区差距现状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从1981年至1999年，按现价折算，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倍，中部地区增长了倍，西部地区增长了倍，以中部地区收入为1,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收入比例从1981年的改变为，中西部与东部的收入绝对差额由79元，8元扩大到1999年的2299元和1844元，分别扩大了29倍和231倍。城填居民人均收入地区差距变化[1]针对这种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有人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放到全球来认识，按实际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美元值，可划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8320美元)，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中上等收入地区，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3960美元)，六省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占总人口的26%。第四世界包括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低收入地区。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1790美元)，人口约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二、地区差距原因1．历史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在改革的初期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初始条件的差异也构成了不同地区在改革过程中的收获各不相同。首先，这些初始条长期累积起来的商品经济观念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历史上，东部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居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比较浓，对市场的理解和参与意识较深。相反，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相对比较保守，习惯于固守本土观念，缺乏冒险精神和创业意识，相应地，中西部地区人口的流动性相对较差。所以，当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由于积极地参与便首先分享了改革的“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由于行动迟缓而丧失了先动优势，从而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其次，东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存在差异。虽然在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府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在工业布局和资源分配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基地，这些工业基地增强了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基础，但并没有从实质上弥补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差距。加上六、七十年代所建立的军工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经营困难，不但没有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水平，反而成为这些地区的沉重包袱。2．政策因素中国政府在开放次序方面的安排使得不同地区在改革中所能够获得的收益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便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五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是在东部，这些地方在财政政策上无论对外商还是当地企业都非常照顾，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得以吸引大量的外国资本，当地经济得到巨大发展。虽然外商投资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它毕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1983--1996年，中国的外商投资有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仅有分布于中部地区，分布于西部地区。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相适应，内地省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更进一步的结果便是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3．贸易因素贸易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是反映贸易规模的两个重要指标。从1993—2003年，东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从上升到，出口依存度从—，中部地区贸易依存度从下降到，出口依存度从下降到，西部地区贸易依存度则从到，而出口依存度一直在左右徘徊。[4]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贸易多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较少。1999年，东南沿海地区12个省市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其他地区只占不到10%。因此，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享受对外贸易带来的利益比中西部地区的居民要多。同时，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劳动力要素流动不畅，职业转换困难程度不同，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东部地区要强于西部地区。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劳动者收入在地区之间的差别。4．教育因素随着教育的发展，它会拉大受过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之间的差距，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高的配置能力，它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东部沿海地区拥有较好的教育设施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导致教育投入不足，进而使居民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这种教育水平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的差距构成了东西部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5．自然条件及地理位置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在自然条件及地理位置方面的差异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从地理区位上讲，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众多的港口码头、密集的公路和铁路网，并且与经济发达的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相比邻，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地缘优势。同时，东部地区气候条件好，物产丰富，适宜生产及生活，这些都使得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一种比较优势，从而能够先行一步。三、结束语上述是对中国现阶段存在地区收入差距现状以及原因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出现收入差距是在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出现的，但有些差距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要理性看待贫富差距的两重性,客观分析引起贫富差距扩大的因素,区分正常因素与非正常因素。2005年中国两会的召开，代表们就收入差距提出了好多好的建议和意见，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体制的健全，中国的各项制度的建立，中国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农民负担的减轻，一定能够消除各种不正当收入，减少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行业差距，使中国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论文天下 求采纳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差距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重要对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介绍，然后对产生这种现状进行原因分析，以使人们能够更正确的理解和对待收入差距。关键词：地区差距 贫富差距 经济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使人们的收入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三步走”的第二步——在20世纪末人们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也已经在20世纪末顺利实现了。我们现在正朝着第三步迈进。可是就在我们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奋斗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中国，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因素，有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也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要想正确的理解中国的收入差距，必须对中国收入差距类型及原因有着很好的理解。现在中国收入差距大体可以分解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以及不正当收入差距。下面主要介绍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对出现此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地区差距现状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从1981年至1999年，按现价折算，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倍，中部地区增长了倍，西部地区增长了倍，以中部地区收入为1,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收入比例从1981年的改变为，中西部与东部的收入绝对差额由79元，8元扩大到1999年的2299元和1844元，分别扩大了29倍和231倍。城填居民人均收入地区差距变化[1]针对这种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有人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放到全球来认识，按实际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美元值，可划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8320美元)，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中上等收入地区，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3960美元)，六省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占总人口的26%。第四世界包括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低收入地区。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1790美元)，人口约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二、地区差距原因1．历史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在改革的初期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初始条件的差异也构成了不同地区在改革过程中的收获各不相同。首先，这些初始条长期累积起来的商品经济观念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历史上，东部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居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比较浓，对市场的理解和参与意识较深。相反，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相对比较保守，习惯于固守本土观念，缺乏冒险精神和创业意识，相应地，中西部地区人口的流动性相对较差。所以，当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由于积极地参与便首先分享了改革的“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由于行动迟缓而丧失了先动优势，从而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其次，东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存在差异。虽然在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府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在工业布局和资源分配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基地，这些工业基地增强了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基础，但并没有从实质上弥补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差距。加上六、七十年代所建立的军工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经营困难，不但没有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水平，反而成为这些地区的沉重包袱。2．政策因素中国政府在开放次序方面的安排使得不同地区在改革中所能够获得的收益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便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五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是在东部，这些地方在财政政策上无论对外商还是当地企业都非常照顾，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得以吸引大量的外国资本，当地经济得到巨大发展。虽然外商投资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它毕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1983--1996年，中国的外商投资有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仅有分布于中部地区，分布于西部地区。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相适应，内地省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更进一步的结果便是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3．贸易因素贸易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是反映贸易规模的两个重要指标。从1993—2003年，东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从上升到，出口依存度从—，中部地区贸易依存度从下降到，出口依存度从下降到，西部地区贸易依存度则从到，而出口依存度一直在左右徘徊。[4]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贸易多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较少。1999年，东南沿海地区12个省市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其他地区只占不到10%。因此，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享受对外贸易带来的利益比中西部地区的居民要多。同时，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劳动力要素流动不畅，职业转换困难程度不同，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东部地区要强于西部地区。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劳动者收入在地区之间的差别。4．教育因素随着教育的发展，它会拉大受过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之间的差距，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高的配置能力，它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东部沿海地区拥有较好的教育设施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导致教育投入不足，进而使居民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这种教育水平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的差距构成了东西部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5．自然条件及地理位置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在自然条件及地理位置方面的差异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从地理区位上讲，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众多的港口码头、密集的公路和铁路网，并且与经济发达的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相比邻，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地缘优势。同时，东部地区气候条件好，物产丰富，适宜生产及生活，这些都使得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一种比较优势，从而能够先行一步。三、结束语上述是对中国现阶段存在地区收入差距现状以及原因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出现收入差距是在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出现的，但有些差距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要理性看待贫富差距的两重性,客观分析引起贫富差距扩大的因素,区分正常因素与非正常因素。2005年中国两会的召开，代表们就收入差距提出了好多好的建议和意见，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体制的健全，中国的各项制度的建立，中国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农民负担的减轻，一定能够消除各种不正当收入，减少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行业差距，使中国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论文天下 求采纳
近年来， 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些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 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形成原因、带来的影响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等在理论和对策上作了许多有见地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试对此类问题作一较全面的梳理。 一、 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分析 （一）从总体上看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学术理论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五等分法；二是基尼系数法。五等分法是将所要分析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之比的倍数来说明总体收入差距程度。五等分法又称收入不良指数。这种测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方式，目前在欧美国家中比较流行， 国也常采用。 最高档收入占全部国民财富比重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 根据曾国安的统计来观察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最高收入组、次高收入组、中间收入组、较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分别占居民总收入的47％、22％、15％、10％和6％。（注：曾国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的国民财富。（注：易锋杰：《“基尼系数”质疑》，《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4期。）另据其他部门统计的五等分结果， 国农村中20％的低收入人口与20％的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倍扩大到1994年的倍，城镇居民则由1983年的倍扩大到1994年的3倍。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平均收入相比较，1992年的贫富差距达11倍，1994年达到了13倍。由此可见， 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用基尼系数法来描述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数研究者经常采用的方法。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基尼系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基尼系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因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的差异，学者之间的计算结果也存在着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以来， 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1995、1999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和.就全国总体而言，1990、1995、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和，接近，2000年达到.（注：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 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 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扩大到1988年的，2003年已扩大至，有的地区已经达到.（注：李培林、朱庆芳等：《中国小康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世界银行2003年《中国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省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还有学者认为，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注：董建文：《 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综合以上观点，对全国基尼系数的判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估计：低估计为左右；中估计为左右；高估计为左右。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结果差别不是很大。之所以出现不同的估计，在于计算范围的不同：第一种估计主要考虑货币收入，较少考虑实物收入，特别是补贴收入；第二种估计较多考虑了实物收入；第三种估计不仅考虑了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也考虑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其实，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五等分法来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 国居民整体的贫富差距尚属比较合理，但近几年 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如果任由当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未来几年里将会急剧扩大。 （二）从分类上看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 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 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1；1997年为∶1；1998年为∶1；1999年∶1；2000年为∶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2002年更是上升到∶1.（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02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 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国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反映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上。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倍。（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看，中部地区达％，超过了东部地区的，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速度。（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 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提升为％，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东部地区为37％。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注：2004年02月25日，中国新闻网.） 二、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评价之争 学界普遍承认 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但是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是否已超过警戒线，是否导致两极分化有着不同的见解，对用基尼系数作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当前 国居民收入差距已临近警戒线，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状态？ 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为高度平均，—表示比较平均，—表示相对合理，—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大于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用作为警戒线。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有学者认为，目前 国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已超过“比较合理”的范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不能及时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可能出现“失望阶层”，使他们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注：董建文：《 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也有人提出，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是不同的，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所谓“国际标准”并不是严格的标准，只能作为各国判别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所以，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线。同时，经验事实也没有提供的基尼系数值作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线的充分证据。而且要确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不可逾越的数量界限是很困难的，因为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因此，基尼系数“的指标，只能是有弹性的参考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 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社会成员的心理和经济承受的承界线，是比较”适度“的。（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 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 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均质性很低的社会，客观上容许有较高的基尼系数，不必机械地、死死地守住这条线。但突破这条线后，究竟放松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需认真研究。（注：赵人伟：《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22期。） 那么，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两极分化呢？对这一点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识。 一些人认为，如今人们常常谈到的一些储蓄、消费等方面的两极化现象等等，都反映了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的严峻现实。（注：秦晖：《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与张曙光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别虽然持续扩大，但仍然大致适当，没有发生两极分化，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不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缘于两种观点考察的范围和口径及使用的数据资料不同。认为近期居民收入差别程度大致适当者，考察的主要是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别程度；认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观点往往涉及到若干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不过，居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用基尼系数指标作为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是否科学？ 目前大多数学者考察 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都以“基尼系数”指标为依据，也有学者对基尼系数提出异议。那么，基尼系数是否科学？是否能准确反映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呢？ 有学者坚持认为， 国是二元经济社会，城乡之间的收入有较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分别计算城市或乡村的基尼系数，而不能合起来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不然，就会夸大 国的收入差距。（注：赵人伟：《对 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9期。（19）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也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标，它没有也不可能综合反映 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的基本状况。仅以“基尼系数”为评判依据，影响评判的全面性与客观性。（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 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更有学者提出，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布不均是正常的，所以，不应该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即使能够使用，现阶段 国也并不具备使用的条件。因为，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收入必须是指全部实际收入，必须是真实统计。以 国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基本上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注：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三）究竟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 国的居民收入差距？ 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指标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在全世界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国也可以用。不过可以根据 国的国情，修正的基尼系数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标准。从 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实际工作中按操作。（注：吴得民：《基尼系数理论及其实证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4期。）有学者不认同上述观点，提出，虽然用基尼系数来反映 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状况是可取的，但在 国基尼系数值非常混乱，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机构、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基尼系数大不一样。并且在国际比较中，如果不排除不可比因素而进行直接比较，就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们不必拘泥于基尼系数来根据“国情”修改“警戒线”，而应当根据当前的实际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来提出 们的底线标准。（注：董全瑞：《简论贫富差距合理与否——怎样看基尼系数说明的贫富差距》，《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有学者提出，国际上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很少采用单个指标。因为单个指标的分析很难全面地反映收入差距状况，并且单个指标存在的缺陷也影响到其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的准确性。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类型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离差分析方法和分层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等来尽量对分配状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注：牛飞亮：《近20年 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7期。）为了客观公正地分析评判 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综合以上各家之言，可考虑将基尼系数作为一个单项的基本参考指标，同时设置一套综合指标体系作为评判收入分配差距的综合指标。这套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经济体制改革指标、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社会安全与保障指标和社会稳定指标等几大类。不过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加大力度使统计资料尽可能贴近现实，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进一步探索研究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工具如何创新。 三、 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深层原因 关于 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学界从历史沿革、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虽然认识程度不一，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 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 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 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 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 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 （二）经济体制改革及体制变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在改革和体制变迁过程中，一方面，由于 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在体制转轨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注：邢成、韩丽娜：《财政税收杠杆对 国基尼系数的主要影响》，《现代财经》2001年第9期。） （三）原有体制的政策惯性及部分宏观政策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显走偏，它不是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注：马晓河：《宏观政策偏差拉大收入差距》，《经济参考报》2003年12月24日。） （四）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响。由于 国所进行的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应当说在体制转轨期间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难避免的，因而在 国近期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大量滋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由此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30页。） （五）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 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 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 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 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 四、 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分析，牵涉到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的争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学者们持不同意见。
关于贫富差距合理性的思考朱平贫富差距的合理性具有量和质的双重蕴涵。在量的意义上，这一合理性主要表现为差距大小、拉距速度的适度性和趋富人口的“大数”比重；在质的意义上，则主要表现为致富资源的可选择性、致富手段的正当性和贫富走向及关系的非对抗性。从贫富差距的大小上看，差距过小和过大都是不合理的。前者如平均主义，后者如两极分化。打破平均主义以后所出现的压力感、危机感对落后者可以产生激励作用，模仿和攀比心理可以产生示范和带动效应，从而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必要的生机和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贫富差距的合理性指的是奋斗目标的示范性、榜样的带动性和利益机制的激励性。同时，富裕人口的出现所带来的财富积累，也是摆脱贫穷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平均主义只能导致普遍贫穷。当然要避免两极分化，也就是避免出现尖锐的社会利益矛盾和对抗，这是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作为一个量的概念，国际上通常是把合理差距的基尼系数确定在之间。从贫富差距形成的时间或速度上看，当这一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增加的可能预期，超过了广大民众的心理承受力时，贫富差距就失去了它的合理性。“适度”的速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通过劳动创造等合法收入的积累，受财富增长内在规律的制约，需要经历一定的阶段、过程和时间。如果速度过快，人们有理由对其致富手段的正当性产生怀疑。一个时期里，人们对“暴富”者怨言较多，原因正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贫富差距的合理性指的是差距形成的速度与财富增长常规及人们对拉距速度认可程度的一致性、同步性。从贫富家庭或人口相对比重上看合理性，就是要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让大多数人走向富裕，而不是有相当多的人陷入贫困。如果是前者，这样的差距就是合理的；如果是后者，差距就不是合理的了。在这一意义上，贫富差距的合理性指的是最终使广大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利益导向性，是由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的趋向性。当然，趋富人口的“大数”比重是一个由少到多，由此达彼的相对的、动态的概念，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从形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或所依赖的资源条件上看，人的利益实现从来源上一般需要两大资源——先赋资源和自致资源。先赋资源是指人与生俱来的环境赋予的人力无法改变的资源条件，包括个人生活环境的气候、交通、资源状况等自然条件，家庭出身、户籍类别、生活环境的经济基础、教育文化发展水平及其在总体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个人所在的行业、职业、单位的效益等社会条件；自致资源是指经个人主观努力而获得的资源条件，如受教育和训练的程度、发展意识、进取和创新精神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素质和既定社会地位的差异等等。按照人的责任取决于主体选择自由的理论，在形成贫富差距的这两大资源中，因个人无法改变的先赋资源的不同所造成的差距往往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而因自致资源的不同所造成的差距往往被认为是合理的。因而从形成原因上说，贫富差距的合理性指的是体现了“按劳分配”、反映了个人素质和主观努力程度差异的合理性。从致富途径、手段的正当性上看，现有的致富途径大体上有以下几类：劳动（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致富、特殊才能（明星、名流）致富、机遇（炒股、中彩、遗产继承、好的行业或单位等）致富、权力（职位、地位、岗位等）的滥用而致富、非权力的违法（偷税漏税、制黄贩黄、走私贩毒、假冒伪劣、欺行霸市等）致富等等。所有这些致富手段从性质上可以归结为正当和不正当两种。衡量正当与否的标准，从形式上看，是是否符合一定社会的法律、道德和主流价值观；从实质上看，则是对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社会进步所产生的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从贫富发展的趋势上看，贫富发展趋势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同向的，即贫富双方的收入和财富都在逐步增加，只是增加的幅度不同，贫富的关系是后富与先富、慢富与快富的关系；另一种是反向的，即在富者更富的同时伴随着穷者更穷。这种反向发展的趋势即通常所说的两极分化。区分是合理的贫富差距，还是两极分化，最鲜明、最直观的指标就是看贫富双方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是否同向。合理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抽象地讨论合理性是无意义的。我们所关注的贫富差距的合理性，是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应该做到而又能够做到或者是正在努力去做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历史主体的选择。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合理性的行为和评价主体不仅仅是政府，尽管政府在制定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负有重要责任。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负有促进贫富差距合理化的责任。“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是富者的责任，“穷则思变”是穷者的责任。积极地劳动创造，在追求个人正当利益和发家致富的同时，为经济发展、公益事业乃至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贡献则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林毅夫：贫富差距关键是穷人太穷“新农村运动”闻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昨天撰文阐释“十一五”规划。在这篇名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十一五”规划》的文章中，林毅夫以“穷人经济学”理论，分析“十一五”规划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价值。在“十一五”规划审议通过后，林毅夫是第一位撰文解读的学者。推荐参考：关注点一：“穷人太穷”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获取的机会太少“穷人太穷”真正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获取的机会太少，更是因为他们在被以各种方式不断地剥夺！譬如，有些农民之所以“太穷”，是因为曾经被各种搭车的税费压得喘不过气；或是因为失地时补偿太低而又未能得到好的安置；或是因为田地鱼塘遭遇无处求告的污染；或是因为进城务工时工钱被拖欠、或工伤致残后被无情踹出……城市新贫困阶层越来越穷的原因亦是如此：他们在企业中辛苦半生，却突然被告知要“改制”了，要“房改”了，要“医改”了，教育要高收费了……于是，一生积蓄刹那时化为乌有，倾刻间回归赤贫。关注点二：解决贫富差距应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喜见，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从完善分配制度角度提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一五规划”建议目标更加强调社会发展成果普惠众生、看重积极调整就业、财税、社会保障等有关制度和政策。就此检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大原则理当相机调整，站在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立场上看，时下已经必须慎重考虑各种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所居位次。关注点三：穷人摆脱困境还是要依靠政策要减少政策制约穷人之所以穷，穷国之所以穷，更主要的是政策方面的原因，而穷人之所以能够摆脱困境，穷国要摆脱困境，靠的还是政策。中国20年间有4亿人摆脱了贫困，靠的不是扶贫，而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应该讲，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无法摆脱困境，很大程度上还是受一些政策制约，如果我们公共卫生方面的政策，我们公共教育方面的政策，我们对劳工的合法权益没有充分保障，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充分市场化，使得一些穷人的利益受损，阻碍了他们从根本上摆脱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国内而讲，给穷人一个“起点公平”，就世界而言，放弃补贴或者其他阻碍自由贸易的壁垒，给穷国一个“起点公平”，这才是真正的解除贫困之道。关注点四：要真正消除贫困就要保障穷人的自由和权利在我国，人们则可以看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在有些贫困县，一方面，不少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另一方面，扶贫款被挪用来购买豪华轿车、建设面子工程。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贫困和饥饿中，每个处于这一状况中的人，都有走出贫困和饥饿的最强烈动机，这是消除贫困和饥饿的基本动力。所以，要真正消除贫困和饥饿，最需要做、也是最应当做、并且有能力做的，就是保障穷人的自由和权利。只有在此基础上，政府的财政转移或国际援助才能发挥效力，不至于被层层截留，而被真正的穷人享受到。编辑点题：林毅林最近真是语出惊人，刚刚告诫了人们在个税改革中“不要仇富”引来如潮评论，日前讲到穷人经济学更是认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人们关注贫困人群更关注这之后的贫富差距问题，“十一五”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改变贫困人群的生存状况，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社会？请您畅所欲言！
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粮食及农副产品，农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人类生存质量，更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
【1】浅谈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新农村发展、农业经济、农民收入是我国国民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国家已明确提出三农问题的建设发展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尤其是十八大的召开，更加明确了加强三农工作的方向。
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虽有较大发展，但因我国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农村人口多、分布广，尤其是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较为缓慢，农村的发展还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在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农业经济、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1、粮食稳产、农业经济稳步发展
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在国家一系列的惠农政策扶持下，新技术、新品种得到推广与应用。
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农业相关产业都得到了较大发展，粮食产量稳中有升，用现有耕地面积解决了13亿人口的粮食需求。
相关的农副产品不仅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而且还可以远销国外为国家创汇创收。
2、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业科技含量不断提高
随着国家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如公路、乡村道路、农田水利工程、节水灌溉设施、人畜饮用水、天然气、沼气利用等，大力发展了规模化禽畜水产养殖、退耕还林、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等。
同时农业科技含量也进一步提高，如新技术推广、机械化播种、温室栽培、地膜覆盖、秸秆利用、配方施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发展循环经济、再生利用等。
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专业网站，推广普及各类农业技术与农业信息，为农业生产、病害防治等提供技术服务，使各地农业科技水平都有明显的提高。
3、无公害优质农产品产量不断增加
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各粮食生产基地的无公害粮食种植面积不断增加，优质、无公害农产品也在不断增加，而且都取得了较高的收益。
各地林业、果业、畜牧养殖业及其相关加工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不仅丰富商品种类、满足了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而且也提高了农户的经济收入。
同时随着国家重视及不断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的投入力度，退耕还林，治理沙化，控制排放等各项举措，使各地生态林面积均在大幅度增加，及时遏制了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4、农民收入不断提高
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实施惠农补贴政策的力度，以及农村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项民生工程的不断出台，农村征地补偿制度及补偿标准的不断提高等方面，都增加了各地农民的经济收入。
农村合作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农业生产机械化、集约化，节约了大量农村劳动力。
剩余劳动力或是进城务工，或是自主创业，不仅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而且还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解决了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据相关数据表明，近10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每年提高都达10%以上。
5、农村社会事业得到改善，惠农政策得到有效落实
随着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广大农村各项社会事业都有了较大发展。
开展了农村合作医疗，改善了农村办学条件，“科技下乡”使农民大受益处，不仅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改变了落后的观念，使农民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
近年来，各地相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及时发放粮食补贴及减免农业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经济负担，使广大农民朋友的种粮积极性得到鼓舞和提高。
二、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
各地、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农业农村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即使有的地区形成了产业体系，但发展较为缓慢。
高效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足，部分农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强，农业、林果业、畜牧水产业、特色农产品等优质产品所占比重不高。
相关产业发展缓慢，缺乏地域特色，个别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水平较低。
2、部分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偏远山区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如电力通信、农田水利、人畜饮水、防洪设施、道路交通等，存在着年久失修、设施老化、设备陈旧，有的设施设备早已失去其应有的功能，形同虚设。
致使农业抗灾能力不高，严重影响农业生产，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个别地区的乡村道路还存在着“泥巴路、翻浆路、断头路”，使交通受阻，农用物资、设施设备、招商引资、农产品运输等都严重受限。
有的地区还未开通通信电缆工程，使当地无法适时接收最新讯息，无法利用网络为农业生产服务，严重影响了农民知晓国家最新政策法规与市场信息。
近年来国家虽然加大了投入力度，但仍有部分地区尚未得到解决，这些现存的问题都严重制约着农业经济的良好发展。
3、生产力水平低，思想落后保守
多年来，部分农民思想落后，观念保守，文化水平较低，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部分农民，仍然残留着一些旧思想、老习惯，老观念，缺少市场经济竞争意识，接受新鲜事物较慢，不善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农业生产服务，加上近年来多数地区乡镇的年轻人存在着轻农耕、重务工思想，使部分地区出现了青壮年劳动力缺乏的现象。
留在村里的或是老弱、或是妇幼、或是文化水平较低、缺乏竞争力的人，无法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仍在沿袭传统的耕作方式等，一定程度的阻碍了自身发展和致富的进程，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农民增收受到限制。
4、自然灾害的威胁
农业产业离不开气候条件，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每年南北各地区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各类自然灾害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及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更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甚至威胁人类生存。
近年来因各类灾害造成的农业经济损失日益突出，反应了我国农业抗灾能力较低。
长期以来因缺乏重视与认识，造成人为地破坏环境、乱砍乱伐、乱捕乱杀，过度开采，肆意排放，滥用药剂等，一系列的破坏行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更加剧了农业抵御各类灾害的能力。
5、缺乏专业农业人才
发展农业经济离不开专业人才，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个体的生产方式，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要“靠天吃饭、靠地吃饭”，缺乏相应的科学技术，无法保障农作物收成。
近年来一些地区农村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人都大量涌入城市，更加剧了农村人才的严重匮乏，致使这种情况出现恶性循环，特别是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
发展农业经济离不开人才，尤其是离不开具有较高素质、较高文化水平、熟悉农业生产的综合类人才，农业经济的发展、新农村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参与和支持，它是发展农村农业的关键。
三、促进农业经济、农新村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1、农业是人类生存和一切生产活动的先决条件，农业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70%人口在农村，农业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关系到8亿农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关系到农村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强国梦的实现。
发展农村经济可以缩短城乡差距，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农民收入。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建设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不同之处就是科学化、机械化、规模化、专业化、信息化、市场化。
2、农业是人类社会的生存之本，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农业不仅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求，还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粮食、农副产品、生活资料，也为畜牧养殖业、工业提供了饲料和原材料，是发展工业的前提，农副产品出口为国家创汇，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解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农业经济是积累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农业是确保工业及其它一切生产行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农业是支撑我国经济的良好发展的重要保障。
四、农业经济、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
在新的历史时期下，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农村经济的发展势在必行。
社会学概论夹克论文写贫富差距有好多题目。
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使人们的收入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三步走”的第二步——在20世纪末人们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也已经在20世纪末顺利实现了。我们现在正朝着第三步迈进。可是就在我们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奋斗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中国，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因素，有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也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要想正确的理解中国的收入差距，必须对中国收入差距类型及原因有着很好的理解。现在中国收入差距大体可以分解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以及不正当收入差距。下面主要介绍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对出现此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地区差距现状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从1981年至1999年，按现价折算，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倍，中部地区增长了倍，西部地区增长了倍，以中部地区收入为1,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收入比例从1981年的改变为，中西部与东部的收入绝对差额由79元，8元扩大到1999年的2299元和1844元，分别扩大了29倍和231倍。城填居民人均收入地区差距变化[1]针对这种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有人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放到全球来认识，按实际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美元值，可划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8320美元)，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中上等收入地区，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3960美元)，六省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占总人口的26%。第四世界包括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低收入地区。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1790美元)，人口约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
当代扶贫开发项目重点在于扶真贫。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论文题目1.论我国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和贫富差距关系研究2..试论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变化3.试论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的意义所在4.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系5.试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重大意义6.全球化经济条件下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大意义7.如何理解我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构想的一贯性和连续性8.论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的道路选择9.如何理解新的社会阶层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0.论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1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基层党建中的作用12. 论保护我国弱势群体的几点建议13. 关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现状研究14.浅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5. 如何处理现阶段我国人口、资源、经济与环境关系研究16. 论我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区别17. 论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18. 腐败现象的原因分析及遏制腐败的对策19.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20. 如何构建当代大学生的荣辱观21. 科学发展观与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思路调整22. 新时期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研究23. 论“一国两制”构想在中国和平统一战略中的作用24.如何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途径探析25. 论“和谐世界”理念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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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些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 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形成原因、带来的影响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等在理论和对策上作了许多有见地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试对此类问题作一较全面的梳理。 一、 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分析 （一）从总体上看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学术理论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五等分法；二是基尼系数法。五等分法是将所要分析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之比的倍数来说明总体收入差距程度。五等分法又称收入不良指数。这种测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方式，目前在欧美国家中比较流行， 国也常采用。 最高档收入占全部国民财富比重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 根据曾国安的统计来观察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最高收入组、次高收入组、中间收入组、较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分别占居民总收入的47％、22％、15％、10％和6％。（注：曾国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的国民财富。（注：易锋杰：《“基尼系数”质疑》，《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4期。）另据其他部门统计的五等分结果， 国农村中20％的低收入人口与20％的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倍扩大到1994年的倍，城镇居民则由1983年的倍扩大到1994年的3倍。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平均收入相比较，1992年的贫富差距达11倍，1994年达到了13倍。由此可见， 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用基尼系数法来描述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数研究者经常采用的方法。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基尼系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基尼系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因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的差异，学者之间的计算结果也存在着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以来， 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1995、1999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和.就全国总体而言，1990、1995、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和，接近，2000年达到.（注：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 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 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扩大到1988年的，2003年已扩大至，有的地区已经达到.（注：李培林、朱庆芳等：《中国小康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世界银行2003年《中国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省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还有学者认为，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注：董建文：《 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综合以上观点，对全国基尼系数的判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估计：低估计为左右；中估计为左右；高估计为左右。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结果差别不是很大。之所以出现不同的估计，在于计算范围的不同：第一种估计主要考虑货币收入，较少考虑实物收入，特别是补贴收入；第二种估计较多考虑了实物收入；第三种估计不仅考虑了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也考虑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其实，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五等分法来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 国居民整体的贫富差距尚属比较合理，但近几年 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如果任由当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未来几年里将会急剧扩大。 （二）从分类上看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 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 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1；1997年为∶1；1998年为∶1；1999年∶1；2000年为∶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2002年更是上升到∶1.（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02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 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国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反映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上。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倍。（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看，中部地区达％，超过了东部地区的，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速度。（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 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提升为％，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东部地区为37％。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注：2004年02月25日，中国新闻网.） 二、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评价之争 学界普遍承认 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但是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是否已超过警戒线，是否导致两极分化有着不同的见解，对用基尼系数作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当前 国居民收入差距已临近警戒线，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状态？ 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为高度平均，—表示比较平均，—表示相对合理，—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大于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用作为警戒线。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有学者认为，目前 国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已超过“比较合理”的范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不能及时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可能出现“失望阶层”，使他们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注：董建文：《 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也有人提出，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是不同的，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所谓“国际标准”并不是严格的标准，只能作为各国判别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所以，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线。同时，经验事实也没有提供的基尼系数值作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线的充分证据。而且要确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不可逾越的数量界限是很困难的，因为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因此，基尼系数“的指标，只能是有弹性的参考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 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社会成员的心理和经济承受的承界线，是比较”适度“的。（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 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 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均质性很低的社会，客观上容许有较高的基尼系数，不必机械地、死死地守住这条线。但突破这条线后，究竟放松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需认真研究。（注：赵人伟：《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22期。） 那么，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两极分化呢？对这一点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识。 一些人认为，如今人们常常谈到的一些储蓄、消费等方面的两极化现象等等，都反映了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的严峻现实。（注：秦晖：《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与张曙光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别虽然持续扩大，但仍然大致适当，没有发生两极分化，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不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缘于两种观点考察的范围和口径及使用的数据资料不同。认为近期居民收入差别程度大致适当者，考察的主要是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别程度；认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观点往往涉及到若干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不过，居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用基尼系数指标作为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是否科学？ 目前大多数学者考察 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都以“基尼系数”指标为依据，也有学者对基尼系数提出异议。那么，基尼系数是否科学？是否能准确反映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呢？ 有学者坚持认为， 国是二元经济社会，城乡之间的收入有较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分别计算城市或乡村的基尼系数，而不能合起来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不然，就会夸大 国的收入差距。（注：赵人伟：《对 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9期。（19）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也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标，它没有也不可能综合反映 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的基本状况。仅以“基尼系数”为评判依据，影响评判的全面性与客观性。（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 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更有学者提出，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布不均是正常的，所以，不应该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即使能够使用，现阶段 国也并不具备使用的条件。因为，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收入必须是指全部实际收入，必须是真实统计。以 国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基本上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注：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三）究竟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 国的居民收入差距？ 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指标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在全世界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国也可以用。不过可以根据 国的国情，修正的基尼系数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标准。从 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实际工作中按操作。（注：吴得民：《基尼系数理论及其实证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4期。）有学者不认同上述观点，提出，虽然用基尼系数来反映 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状况是可取的，但在 国基尼系数值非常混乱，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机构、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基尼系数大不一样。并且在国际比较中，如果不排除不可比因素而进行直接比较，就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们不必拘泥于基尼系数来根据“国情”修改“警戒线”，而应当根据当前的实际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来提出 们的底线标准。（注：董全瑞：《简论贫富差距合理与否——怎样看基尼系数说明的贫富差距》，《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有学者提出，国际上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很少采用单个指标。因为单个指标的分析很难全面地反映收入差距状况，并且单个指标存在的缺陷也影响到其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的准确性。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类型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离差分析方法和分层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等来尽量对分配状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注：牛飞亮：《近20年 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7期。）为了客观公正地分析评判 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综合以上各家之言，可考虑将基尼系数作为一个单项的基本参考指标，同时设置一套综合指标体系作为评判收入分配差距的综合指标。这套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经济体制改革指标、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社会安全与保障指标和社会稳定指标等几大类。不过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加大力度使统计资料尽可能贴近现实，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进一步探索研究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工具如何创新。 三、 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深层原因 关于 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学界从历史沿革、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虽然认识程度不一，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 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 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 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 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 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 （二）经济体制改革及体制变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在改革和体制变迁过程中，一方面，由于 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在体制转轨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注：邢成、韩丽娜：《财政税收杠杆对 国基尼系数的主要影响》，《现代财经》2001年第9期。） （三）原有体制的政策惯性及部分宏观政策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显走偏，它不是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注：马晓河：《宏观政策偏差拉大收入差距》，《经济参考报》2003年12月24日。） （四）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响。由于 国所进行的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应当说在体制转轨期间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难避免的，因而在 国近期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大量滋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由此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30页。） （五）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 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 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 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 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 四、 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分析，牵涉到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的争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学者们持不同意见。
2005年08月21日 14:58 中新网8月21日电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的文章指出，当前，中国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乃至贫富差距拉大，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明显问题。 文章指出，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新问题，其中一点就是，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不同程度地普遍得到实惠的前提下，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别持续拉大，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社会差别也在持续拉大，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是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别持续拉大。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分配上的主要弊端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改革开放，打破了大锅饭，拉开了差距，激发了人的积极性。但在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同时，又出现了部分社会成员的收入差别持续拉大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别持续扩大。除了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以外，城镇居民收入差别持续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差别持续扩大；不同地区居民收入差别扩大；脑体劳动者收入差别持续扩大；不同所有制职工收入差别持续扩大；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别持续扩大。 二是区域差别和城乡差别拉大。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由50%增加到59%。人均GDP，西部与东部由1:扩大到1:，中部与东部由1:扩大到1:，区域差别还在拉大。城乡差别拉大不仅仅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还突出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越发明显。 三是部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趋于扩大。 文章指出，贫富差距拉开的直接的结果：一是社会贫困问题出现。城镇中有1200万人处于相对贫困中，人均年收入1059元。月收入比全国平均收入水平低。2004年，按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标准，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610万。按人均纯收入669—924元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 一是社会公平问题凸现。在多数人收入水平都有较大提高的同时，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升很快，分配不公现象出现。群众对劳动致富正当经营造成的收入差距，有一定承受力，但对分配不公造成的差距，对违法、贪污、犯罪致富现象，对不正当收入，不合理的贫富差距，心理不平衡，十分不满，反响强烈。中央党校调查组对学员问卷调查显示：在学员心目中，2004年最为严重的三个问题依次是“收入差距”(),“社会治安”()，“腐败”()；对2005年的改革，的学员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文章说，邓小平极为重视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问题。他在1993年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突出地提出和解决部分社会成员分配差别及其它社会差别持续拉大问题的时候了。 \1、实行超额累进税。增加富人的纳税数额。 2、在真正落实现有低保的基础上提高并扩大低保水准和范围。 3、各级政府的财政预决算必须真正经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这一点几乎不可能）。 4、从严惩治官员腐败
如何看待目前的居民收入差距[摘要] 9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缓，经济结构的调整逐步加快，国企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因而导致下岗人员增多，就业压力日益加大，收入差距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敏感话题。作者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个人素质的差异；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新型行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发展基础和自然禀赋的差距。但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或说引起社会大众不满的更多是不合理因素所致。其中有各种非法收入的大量存在；比较突出的垄断问题；政策因素的影响；再分配能力不足等因素。9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缓，经济结构的调整逐步加快，国企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因而导致下岗人员增多，就业压力日益加大，收入差距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敏感话题。那么，居民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影响如何？我们应采取怎样的对策？这些问题不仅成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焦点，而且也引起了经济界的深层次对话。一、居民收入差距的表现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和收入分配的规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是1978年的倍，剔除价格因素，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78年的倍；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是1978年的倍，剔除价格因素，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1978年的倍。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比较迅速，全面扩大已经为社会各界所承认。其具体表现和特点为：1、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尚在合理范围内。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依据城镇居民经常性调查年度资料计算，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1978年为，1999年则上升为，上升了个百分点。从其发展阶段看，1978至1984年收入差距很小，基尼系数几乎没有发生变化；1985至1994年城镇居民收入高速增长，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基尼系数1994年达到；1995至2000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基尼系数出现徘徊状态，变化不大。就此统计数据而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总体水平低于美国，与国际比较属中等水平。但这与大家日常的感受有较大差别，其原因主要是目前高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有瞒报的情况。比如1999年三季度国家统计局联合有关部门对15万户城镇居民基本情况的调查显示，用1999年8月份户人均计算的基尼系数达，明显高于。另外，由于受持续存在的收入差距的影响，居民家庭之间的财富占有情况更为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在城市，截止1999年6月末，拥有金融资产量最多的20%城市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量占全部城市居民金融资产量的，而最低20%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还有一些调查报告显示了更大的差距。因此，尽管从目前统计数据可以得出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尚在合理范围内的基本结论，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实际的基尼系数是高于这个数的，有必要引起重视。2、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比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略大，但增速没有城镇快。根据有关人员的计算，农村居民基尼系数1978年为，1998年达到，提高了13个百分点，绝对水平高于城镇，增速慢于城镇。3、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为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1978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1988年为，1995年则达到，已超过国际上认可的中等不平等程度。据1994年有关部门计算的城乡合计五等分组资料表明，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全部收入的，而最贫穷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已经接近或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且不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高估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保守的可能,2000年城乡收入比为,这一水平仅次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即1994年的。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要作为下一年的生产性投入,因此，实际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为突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目前的城乡收入比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城乡差距水平。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4、地区差距十分明显。目前无论是城镇居民内部，还是农村居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是十分明显的。从城镇内部的情况看，三大直辖市和广东、浙江等沿海省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如平均收入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山西省的倍。从农村内部的情况看，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各地发展差异更大，其收入差距也更大。如1999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人均收入5409元，三大直辖市以外，收入最高的浙江省人均收入为3948元，分别为收入水平最低的西藏自治区的和倍。如果细划区域的话，那么这种差距将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我们初步掌握的世界各国的数据判断，我国的地区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5、行业之间差距进一步扩大。1990年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的收入比为：1，1999年上升为：1，1990年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是：采掘业、科研技术和地质水利，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是：制造业、农林牧渔和商业餐饮；1999年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变为：房地产、金融保险和科研技术，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变为：商业餐饮、社会服务和采掘业。而且这种差距与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能力没有关联，完全是行业性质所决定的。6、工资外收入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据有关部门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仍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占总收入的45%左右，对总差距的贡献率为40%左右，除5%的高收入组外，其他收入组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均高于或相当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说明工资性收入一直发挥着使收入均等化的作用。但是，我们注意到，工资外收入已经占到总收入的55%左右，对总差距的贡献率达到近60%左右，超过了工资性收入的贡献，说明工资外收入不均等是形成总体差距的主要因素。当然，工资外收入更大程度地集中在高收入组，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组别。此外，居民收入差距还体现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企业类型及所有制区别等等。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原因对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我们认为它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从合理因素方面讲，主要有：1.个人素质的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能力的大小是与收入成正比的关系，能力越强，收入越高，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创新进取的积极性。目前看，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期，高收入者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具有合理知识结构、良好的敬业精神、发现机会的能力和把握机会的勇气、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等优秀品质的高素质的人。应该说，以此而起的个人收入差距形成是合理的。2.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经过20余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基本确定，市场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最主要力量。在收入分配领域，市场机制已基本取代了传统的计划方式，并基本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因此，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经济组织因竞争能力的差异、劳动贡献和要素投入的不同，收入差距的形成及扩大是必然的。由竞争形成收入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领域的差距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结果。3.新型行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注意到，近年来由于传统行业的竞争能力下降，加之市场空间狭窄，收入水平提高不快。而那些新型行业如IT业等发展很快，职工收入水平也比较高。其实这也是市场竞争、获利能力大小差别所致，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4.发展基础和自然禀赋的差距。在不同地区之间，无论是不同地区城市还是不同地区农村，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各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都极为突出，这些差异很大的起点对竞争结果的影响显而易见。无论是经济发展差距还是居民收入差距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被大致确定了。而且，不同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基础条件及收入差距通常还会形成很强的“马太效应”，越是发达的地方，其聚集资源的能力越强，发展潜力越大，居民收入也就越高，基础条件差的地方则相反。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因素，差距的逐步扩大不可避免。应该说，因发展基础、自然禀赋等差距导致的竞争起点差异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会普遍存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更是如此，这其中有其一定的内在规律。但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或说引起社会大众不满的更多是不合理因素所致，具体讲有：1.各种非法收入大量存在。90年代以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程度和范围都在迅速扩展。从主要环节看，由资金、物资的分配延伸到土地批租转让、工程建设的发包承包、产品的购销与集体的消费（回扣）等环节，现在正向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扩展。从产生权钱交易的部门看，由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工商、税务、海关、公安等执法部门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部门，甚至开始向组织宣传等政治领域渗透。非法收入的大量存在，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据有关部门估计，当前我国千万、亿万富翁不乏其入。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目前全国各地偷税、漏税问题十分严重。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对国家税收的非法截流比例分别是：国有经济为40%，乡镇经济50%，个体经济为70-80%，从而导致我国税款流失总额每年至少在1000亿元以上，其中从个体户那里流失约300亿元左右。由此种种非法收入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阶层，从而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目前，社会反映最为强烈可能也是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利用职权牟取不义之财的腐败行为，近几年查处的一批大案要案及涉案人员动辄数百万、数千万的巨额非法所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虽然目前无法准确估计腐败等不法因素在加剧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但考虑到公众的普遍不满并综合媒体等反映的大量情况，可以肯定，有关问题已比较严重。目前很多有关分配状况的统计结果与公众感觉不一致，甚至难以解释现实生活中巨大的消费差距，主要原因可能正在于此。2.垄断问题比较突出。垄断，一直是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个顽症，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一些部门或行业甚至一些个体社会成员，或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市场进入限制，排斥甚至打击其他竞争者，进行垄断经营；或控制、操纵市场价格以获得超额利润；或利用信息不对称即信息垄断进行不公平交易甚至实施投机。这种垄断与传统国家垄断体制具有根本不同的是，垄断利益不可能向国家集中，而是绝大部分都转化为行业、部门自身的小群体利益，并突出地表现为这些行业或部门从业人员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换句话说，利用垄断等不公平竞争，某些群体可以以很少的投入获得非常高的收益。在目前行业收入差距、部门与单位收入差距中，垄断等不平等竞争的作用相当突出。3.政策因素的影响。从地区收入差距看，尽管地区之间的差距与自然环境、地理区位以及与过去在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等领域的投资体制有关。同时，也与改革开放的推进顺序、发展过程中的差别政策有关，也就是说，改革以来的一些政策加剧了地区差异的扩大。从居民个人情况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支持下，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提高，但当时的高收入者既非政府官员，也非企业管理者，更不是专业技术人员，而是从事简单商品贸易的待业和无业人员。这当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我国的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不能不说也与当时的政策体制有关。4.再分配能力不足。运用转移支付等手段实施再分配，是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手段，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但从现实的情况看，各种再分配手段并没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未能对由市场竞争以及非市场因素介入所形成的分配差距形成有效调节，在一些领域甚至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差距。具体讲有：(1)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不力，税收特别是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力度发挥得不够理想：一是个人所得税收入情况不理想，二是在一些领域，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赋负担高于高收入群体，比较典型的就是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2)对低收入阶层的保护不够有力。(3)某些形成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着向高收入群体倾斜的现象，这其中突出地表现在医疗、住房等福利体制方面，比如诸多福利基本上只是提供给城市居民，而收入总体低下的农村居民却无法享受。三、收入差距较大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否认，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居民奋发向上、积极奋斗的精神，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这从以前我国的大锅饭制度和打破大锅饭之后的对比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过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也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1.影响国内需求的有效增长。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以至于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而且这种差距的出现又主要是由于不公环境或非法手段而引起的，就会压抑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损害。因为，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又对生产起反作用。如果分配合理，随着人们收入增加，会提高消费能力，拉动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如果收入差距太大，大量的钱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大多数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得不到相应提高，形成“有钱的不买东西，想买东西的没有钱”的现象，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必然下降，同时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和支柱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抑制，进而使投资需求下降，对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产生不良影响。近几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没有大家所期望的那样好，除了国际环境和发展阶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的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下降，影响了其消费需求的增长，对未来预期产生了不良影响，使得扩大内需政策不能取得理想效果。2.对社会安定和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社会政治生活也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社会的健康风气和社会安定。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社会福利的减少，收入水平的低下，其心态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一些人甚至会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从而危及社会安定，给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影响。特别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的大量涌现，使群众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影响其对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参与程度，甚至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会出现下降，使政策措施的实施在实际工作中打折扣。而且，这种不稳定的情绪极具传染性，将使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绝不能小视，它不仅是收入分配领域中的问题，同时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大问题。四、对收入差距问题的认识与思考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确已比较突出，这其中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同时过大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1. 追求效率、兼顾公平仍应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收入分配政策的基调。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库兹涅茨通过对多个国家的收入分配进行统计分析，提出了“倒U字型”假说，即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随着早期经济发展而恶化，达到最高之后，又随着后期经济发展而改善，同时得出结论，人均国民收入在300--500美元之间，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达到最高。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00美元，超过了“倒U字型”的顶点区，由此一部分专家认为收入分配政策应做出比较大的调整，要更加强调公平问题。不过笔者认为，库兹涅茨的经验性结论未必适合我国的情况，特别是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彼300--500美元与现在的300--500美元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是硬道理，是永恒的主题。而且，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在分配格局和分配规模上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对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提高的合理的、有序的收入差距，首先应予以肯定，同时在政策上也要予以更多的环境支持。特别是在初次分配中，应将效率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2.创造收入分配的公平环境，追求起点公平，而非终点公平。所谓起点的公平，就是指人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通过自身的竞争来获取不同的结果，而终点的公平，则是指社会成员的最终收益是一样的，而不区别其在竞争的过程中的努力情况。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缺乏对私有财产应有的认可和尊重，其本质是一种追求“终点公平”的思想，这样的话，在目前阶段将影响社会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会培养出一批懒汉阶层。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应从增量的角度去做大经济蛋糕，进而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而不是从存量的角度去剥夺富人。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居民个人凭借其个人能力获取合理的收入回报，这应是目前收入分配的大方向。3. 对于按“资”分配中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应当置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予以审视。资本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社会的物化劳动，作为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物质承担者和活劳动发生作用的物质条件，是社会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创造和增值价值不可缺少的要素和条件，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社会财富积累和集中的客观必然。按“资”分配通过利益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起社会有关生产要素转化为社会生产资本，使市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不断发展。因而，按“资”分配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发展但又不充分的历史阶段社会积累和财富增长的强制形式和有效手段。按“资”分配是对生产资料和货币所有权的承认和报偿。正因为如此，资本利益和劳动利益一样不可忽视，同样是社会财富总量构成要素。不容忍按“资”分配中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无疑使资本利益受到侵害，资本收益率下降，投资欲望减弱，资本运动速度减缓，生产规模缩小，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既然收入差距的拉大在按“资”分配中无法避免，我们对按“资”分配中的收入差距问题就不应当简单地诉诸道德、正义和感情而不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更不能采取超经济的手段去取消它。只有这样，生产力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4.打破垄断，创造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环境。目前，垄断的大量存在和制度的障碍已成为收入分配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从我国垄断性行业的经营情况看，垄断性过高，其背后存在着较多的非自然的制度性因素，行业部门的利益割据比较顽固，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建立起到了阻碍作用，也助长了腐败之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打破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一条途径。另外，城乡收入差距的突显，除了其它因素外，城乡壁垒的制度性障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为了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打破城乡壁垒，让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充分自由流动是十分必要的。5.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使居民收入更加透明化。目前，我国个人收入的来源过于繁杂，细分有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之多，包括货币收入与实物收入，单位内收入与单位外收入，工资奖金收入和福利性收入等等。由于收入形式繁杂混乱，个人收入的透明度不高，无法真实地反映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真实情况。收入分配秩序的紊乱，一方面加大了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也使对收入分配调控的难度加大，因此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强居民收入的透明度，一方面可避免税源的流失，一方面也可一定程度上防止腐败等不正当行为，缩小收入差距。6. 加大再收入分配力度。如果说初次分配是以效率为先，那么再次分配则应以公平为主，发挥国家在这方面的功能，对低收入阶层给予充分的考虑和照顾，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7. 加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力度。尽量纠正以前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地区差别发展政策，从政策环境上给予公平对待，在再分配方面给予照顾，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了觖一下民工的生活状态，再想想高级洗浴中心那些人的丑恶嘴脸，这是城市里最强烈的反差，山区的孩子上不了学，富家的孩子天天打电脑游戏，这就是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使人们的收入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三步走”的第二步——在20世纪末人们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也已经在20世纪末顺利实现了。我们现在正朝着第三步迈进。可是就在我们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奋斗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中国，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因素，有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也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要想正确的理解中国的收入差距，必须对中国收入差距类型及原因有着很好的理解。现在中国收入差距大体可以分解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以及不正当收入差距。下面主要介绍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对出现此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地区差距现状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从1981年至1999年，按现价折算，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倍，中部地区增长了倍，西部地区增长了倍，以中部地区收入为1,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收入比例从1981年的改变为，中西部与东部的收入绝对差额由79元，8元扩大到1999年的2299元和1844元，分别扩大了29倍和231倍。城填居民人均收入地区差距变化[1]针对这种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有人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放到全球来认识，按实际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美元值，可划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8320美元)，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中上等收入地区，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3960美元)，六省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占总人口的26%。第四世界包括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低收入地区。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1790美元)，人口约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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