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莱 ( Bysshe Shelley 1792~1822)英国诗人。1792年生于苏塞克斯郡。这时期英国诗歌的创作,在一批青年诗人手里,经历了一场革命:抗议代替了因袭,抒情代替了说教,恣肆代替了拘谨。雪莱便是这些赞美革命、抨击传统的浪漫派诗人之一。他出生于乡村地主家庭。祖父是男爵,父亲依附辉格党当了议员。雪莱6岁学拉丁文,10至12岁在赛恩学馆学习算学、拉丁文、法文、地理、天文,听化学和物理的讲演。1804年进入伊顿公学,继续学习法文和德文。 1809年,他和一个朋友合写长诗《流浪的犹太人》(未出版),他自己写了传奇故事《柴斯特罗齐》和《圣安尔温》,还与他妹妹合写了一部诗集。1810年10月进入牛津大学。曾写了一篇哲学论文《无神论的必要性》,自费出版。这篇颇具挑战性的文章,纯从理性上探讨神的存在问题,分析了信神与不信神的论据,结论是“信神无据”,无神论是必要的。1811年2月,《无神论的必要性》在牛津的书店出现,被一位教士发现,立即逼着书店老板烧毁一位教授接到雪莱寄给他的书,急忙赶到学校质询。3月,雪莱被开除出校。父亲要他认错,他加以拒绝。他见弃于家庭,只好暂住伦敦。这时,一个同样也受到家庭压力的姑娘、雪莱妹妹的朋友海里霭·威斯布鲁克,请求雪莱的保护,并愿意和他出走。雪莱出于同情表示同意。1811年8月,在离开牛津以后5个月,雪莱和海里霭出走,在爱丁堡结婚。 顽固的父亲停止对雪莱的接济,造成他生活的困难。但这没有挫伤他的革命的锐气。1812年2月,他和海里霭渡海到了宗教和民族矛盾交织的爱尔兰。爱尔兰长期受英国政府的压迫,曾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发动反叛,遭到镇压。总是同情弱小的雪莱,出发前就准备了《告爱尔兰人民书》,到达都柏林以后,他自费印刷并在街道散发。在这封公开信中,雪莱主张戒酒、济贫、读书、讨论,做有道德有智慧的人,以博得国际的尊敬和支持,取得民族自由和宗教解放。 1812年 7月,一个素不相识的出版商因为出版托马斯·派恩鼓吹人权的著作《人权》而被拘捕,雪莱写信给起诉检察官爱伦勃罗勋爵,为出版自由提出申辩。9月,雪莱到北威尔士的特里马德克村,为当地修筑一条围海造田的长堤发起募捐。这表明雪莱忠于理想,并力求以行动去实现理想。 这时,雪莱读了威廉·葛德文的《社会正义》一书,这是当时在英国思想界极有影响的一本鼓动社会改革的著作。它批判现社会,提出了未来社会的设想。中心思想是通过教育改革社会,有教育的人律己从严,不损公利己。刑罚制度应该改革;在已经不存在爱情的情况下还硬要维持夫妇关系,这种婚姻制度是不能容忍的枷锁。雪莱一生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但主张用教育手段改革社会,又主张纯洁的自由的爱情,都是受葛德文的影响。 1814年6月,雪莱访问葛德文,并和他的17岁的女儿玛丽成为朋友。玛丽对雪莱产生了爱情。葛德文与海里霭都表示反对。1814年7月27日,雪莱与玛丽出奔瑞士。6个星期后又回到英国。雪莱纪念碑塑像。 1815年1月,雪莱的祖父去世。雪莱的父亲确定雪莱每年得津贴一千英镑,同时偿还了雪莱历年在外的欠债。从这年秋季起,雪莱逐渐进入创作的盛年。1816年5月到瑞士,初识拜伦,两人住日内瓦湖畔,驾小艇互访。9月,雪莱回英国。12月,海里霭溺死在伦敦海德公园河中。1818年3月,雪莱最后离开英国前往意大利,和拜伦同住地中海滨,一起泛舟,骑马,射击,谈诗。雪莱佩服拜伦诗才豪放,拜伦爱雪莱纯洁无邪。1822年7月8日,雪莱与友人驾帆船从莱格亨港返回莱里奇港住所,出海后不久,暴风突起,舟沉身死。10天后,尸体在海滨发现。拜伦参与了火化。骨灰葬罗马新教徒公墓。 长篇论文《诗之辩护》写于1821年,1840年出版。当时,雪莱在英国的一位素所敬重的朋友托马斯·皮科克写了一本书,名为《诗的四个时期》,论述诗在古今文学中不同的地位。皮科克认为,诗在原始社会能起教育作用,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诗在理性占上风的社会里已不适时需。雪莱为此在《诗之辩护》中温和地批判了皮科克的见解。这篇文章雪莱预备写三部分,但只写了第一部分。 雪莱给诗的定义是:“生命的形象表达在永恒的真理中的是诗。”又说:“诗是最美最善的思想在最善最美的时刻。”“灵感之不可解者,诗人是解释者;未来之昭示于现时者,诗人是镜子,显出其巨大的形象;诗人的诗句,足以表示诗人自己并不理解的意思;诗人吹响进攻的军号,具有诗人自己所不体会的感召力;诗人的力量,不为他人所左右,而能左右他人。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虽然无立法者的称号。”正因为雪莱认为诗和诗人具有这些积极的作用,他不同意诗的作用昔胜于今的观点。他认为,现在英国文学几乎可以说经历了新生。思想不高尚的人,对同时代人心怀妒忌,贬低其成就,但当前是才智俊发的时代,终将为后世所承认。目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将远胜过英国17世纪中叶的革命结束以后所出现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在这里,雪莱肯定了诗人的社会作用,肯定了他同时代的诗人的历史贡献,肯定了进步的历史观点,而这时却正是法国革命处于低潮,欧洲思想界异常沉闷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