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宝黛奇缘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红楼梦》研究论文“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王熙凤在<>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

红楼之真——偶然中的必然labournk我的讨论从这样一个命题开始：“《红楼梦》是一部很真实的小说。”我不知道有多少红楼读者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我的个人体验，不论是阅读时感同身受，还是与朋友交流时大放厥词，“很真实”这一个在逻辑上有着内在矛盾的用法却非常贴切的描述了自己的主观印象。本来“小说”这个概念就声明着内容的虚构，为什么要强调其“真实”的特征呢？首先不妨来说说看，什么叫做“真”？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论，则“真的事物”“分有”了“真的理念”的特性，即具有“真”性（如同“一只猫”具有“猫”这一抽象概念的一般属性）。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加以解释，可以理解成红楼的“文本世界”与我们的经验世界具有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不是简单的similar face，因为照搬现象只会弄巧成拙，而存在一种宏观的相互包容和感性的内在交通，也就是我们惯常所说的“神似”。对“相似”这个概念的追问毫无疑问也是我们思维中的一个耳熟能详的命题，对于红楼梦来说，有一些传统的评论词语都是在从各个角度来描述并拓展“相似”的内涵。比如“故事情节生动细致、人物心理刻画入微、细节描写贴近生活”，这种教科书式的评价对于我们中国学生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然而在接受了这种经典话语熏陶之后，我们也或多或少的把“真实”在故事、人物、细节三方面的表现等同于真实本身。问题在于：这是合理的么？也就是说，故事、人物和细节对生活面貌的反映是“真实感”的原因所在么？比如：红楼里的桌子从外形颜色到雕镂装饰都和真的桌子一模一样；林妹妹的性格像极了董小宛；宝玉为人行事宛然纳兰容若（姑妄言之）……因为这些人事物对应了生活中的客观存在，于是我们在审美过程中放心的欣喜于“似曾相识”，也因而获得了“真实”的阅读感受，是这样子的么？这个疑问我想不待反驳就会有读者嗤之以鼻了，其荒谬性显而易见。我们知道，大多数红迷都是在没有相关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接触这部巨著的：桌子做得像不像，林黛玉与董小宛有无共通对于初读者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先生曲意插入的真实生活的段落，我们也绝不会有脂砚斋“作者犹记当日之事乎”“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语见甲戌本第八回之侧批）这样历经沉浮回眸一笑的感动与震撼--然而，这却丝毫不影响红楼带给读者的无处不在的“真实性”的强大体验。由此可见，“事物之真”带来真实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还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追寻。——笔者按：以事物之真为红楼之真，看似无稽，却影响着很多人的阅读心理。尝有人云“红楼不过一俗艳女子”，即指其专注雕饰而忽略精神内核，没有内在的感发力量。这种观点可谓舍本逐末，十分荒唐，但却鲜有人能给出有力的反驳。由此亦可见红楼研究中普遍缺乏严肃的哲学思考和认真的文艺批评，而这又何尝不是我们国家人文科学界的整体现状。如果抛开所有预设的观念直接回想初读红楼的感受，那么有一句话也许可以形容的比较恰当，就是：“她（他）做了该做的事。”展开来讲可以说成：人物行为遵循一贯以之的性格脉络；事件发生符合利益与情理的自然规律。这句话非常有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答我的疑问的最关键的突破点。从句法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这一个逻辑结构中，“她”和“事”并不是关注的对象，全部信息都隐藏在那一个“该”字之下。也就是说，孤立的“人”和”事”并不能抽象出红楼之真，把二者联结在一起的那一个“应当”（should）作为人与事的“关系”，才是这个角色真正的担当者。网友逍遥的游客把这种关系归纳为“最合适的事件里出现最合适的人”，我觉得是非常精当的。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生了：所谓的“应当”是如何定义的？什么样的人出现在什么样的场合才是“最合适”?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但需要将思维深入文字结构中，更应该经由文字而追问先生的创作理念，戚蓼生为石头记作序，称之为：“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这样高超的文字技法，如果没有一个形而上的“道”作为底蕴，是很难想象的。首先我们看到，汉语“应当”里面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期待的意味：因为读者在时空中占有着人物事件的过去和现在，所以我们有理由对故事的未来做一个合乎逻辑与情理的预判，这就好像看连载小说或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联系上下文分析故事的走向（有时候评论甚至可以影响作者的创作，其中的心理过程倒是一个很值得开掘的主题），通常我们把这种可期待性作为“真实”的一个重要判据。这种可期待性不但要求预料之中的事件会发生，还包括已发生的事件在与历史事件的对照中有明显的相关规律，使得期待成为可能。这有点像统计上对数值的真伪取舍：真值作为理想模型不具实际意义，通过实测值规定分布的最可几区间，然后依靠此区间范围去伪存真。在红楼梦中，这样的可期待性可以说表现在内容的方方面面。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与诗性的巧妙结合，即诗词之于人物如量体裁衣分毫不乱就是一个明白的例证：潇湘知灵秀，枕霞惟妙趣，蘅芜论浑厚--人物的言行印证、构成并延伸了其已经且正在形成的个性，宛如一幅拼图，每加上一块新的“事件”，都必须遵循原先的框架；而与此同时画面不断的得以补充完整，人与事的轮廓愈加清晰，其中的构连纵横也越来越容易把握，直到最后可以看清楚那一个“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宏大形象。在这“期待”与“被期待”共同出场的过程中，预设的人物性格、利益关系和情感网罗是引导晶体生长的核心，也是期待之可以被期待，必然发生者会发生的根本原因。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不但要关注由“事件之流”所规定的必然性，还必须注意在肯定中存在的或然。可以说，二者相辅相成才构成了完整的“命运无常”。在生活里面，随时随处可见到波澜上下乃至旦夕祸福，这也就决定了“文似看山不喜平”。石头记四十四回回目为“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上下各四字的对仗正是这种偶然性事件的最佳注解。严格意义上说，红楼梦的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偶然性，所有“突发状况”都可以在文中寻到前因后果，所谓“草蛇灰线”是也。比如贾琏偷情，大姐出痘一段读者早已亲见；平儿理妆，更是宝玉“情不情”“专在女孩子身上做功夫”的水到渠成。甚至“傻大姐误拾绣春囊”这样的天降奇事，云雾散去竟落在“鸳鸯女无意遇鸳鸯”的前缘之上。可以说，“变生不测”与“喜出望外”所包含着的因果缘法，属于更深层的可期待的必然结局，是对“命运”这个主题的推波助澜。而我们在玩味的过程中之所以会随波上下忐忑不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先生的如椽笔挥：一时云生从龙，将满 结 嵘遮住不见，忽然间峰峦叠出，飞流直下，令人眩目；等到读者定下神来，他却又抚茶弄酒吟诗作画，岔到了别处；于是你歇下心来只管玩味闺中情趣，不料诗文曲赋，一语成谶，又让人悚然心惊。四十回前埋下的引子，千里伏线炸成焦雷--这般“精致的淘气”哪个读者能不愕然？细细想来，如此技法也正是红楼文字可以直撼人心的原由：“真”在这里不赖于现象的描摹，不依靠人事关系的勾勒，甚至无需理会偶然必然性的荒谬与否，而直接依附在“宏观结构”这个气象万千的殿堂之上。这种结构可以归纳为“因果必然的统治性分布与偶然突变的技巧性渲染”，它直接指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体验（这也是真实感的落脚之处），那就是：在有序的时空环境中感受到强烈的不稳定性和不可知性。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很容易明白“有序”和“不稳定”“未知”是如何在这种技法中被表达的，读者在穿越红楼梦这“几世几劫”的历程时，也像是在体悟自己的自然生命。宏观的祸福因缘让我们更加深刻的洞察到这宇宙里无处不在的相互作用（插一句：这是量子力学的重要假设）；局部的偶然变故则千回百转，不但与“不稳定”的生活感受合拍，更揭示着存在本身潜在的危机——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站在当下而面对着未来的无穷混沌的我，究竟应该何去何从？他们说人生自有前缘注定，那么要“人生”又究竟有何意义？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命运似已将那“注定”的真实送入我怀中，为什么倏忽间又化作梦幻泡影，逝去无踪？红楼一梦，无始无终，与这诸般摇曳多姿的心灵感受一同化作一个巨大的问号，深深的镌刻在“我”与“石头”所共同拥有共同存在的时空片断里。在某种意义上，石头记本身的真与美也是这心灵中的问号外化在文本上的表现。问号不但意味着对人生理想的疑惑与思索，更意味着面向自然的无边界的豁达和开放。这与传统的“句号结论”的理念迥然不同，甚至根本有别于文史经典的疑问格式。因为红楼梦不是在文章或者“文气”的末尾提出疑问，而是根本不用句号与括号来对人生体验妄下结论：问号无处不在，它自己就是一个宏大的疑问之场。在我看来，这种开放性特征是红楼梦“真”与“美”的根本来源。对这个问题求诸于价值理念，我们就应该抛开文字幻象的纠缠而直问心灵最深处的体验。在红楼的疑问之场中，那一种来自命运的磅礴之下，个人生命的局促与痛苦，毫无疑问是最让人心神摇荡的悲剧源泉。力量上一边倒的态势规定了时空变化的绝对规则，同时也暗示“个性”在“绽开着的必然事件”中的荒谬——而大观园儿女偏偏是臻于极至的“有性格”：宝黛钗湘凤自不必说，迎春对矛盾的完全规避、惜春一切虚无的寡情孤介、香菱的纯与痴、尤三姐的刚和烈，哪个不是水击滟滪一般与命运作硬碰硬的冲撞？我在前文对“真”的可期待性的论述中提及“有序”的人生体验，特指生活的均质单调和宿命的不可更改，而石头记的崔嵬，便是要在规范中特意失范，在连贯中破出裂痕，在必然中张显偶然！这种人在命运中的“对抗性破碎”爆发出的内在张力，鲜明的向时间宣读了个性精神的高傲不屈的存在。联系到雪芹先生所处的历史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张力代表了作者对历史惯性的反思、对制度牢笼的挣扎和对文化传统的批判——核心是对“人”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的重新认识。我们也许可以不用这么西化的语言来描述先生的文化立场，但是我们无法规避红楼所传递的这种叛逆精神，尤其是“叛逆”本身包含着的继承与重建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个角度讲，石头记最大的“看点”是人在事件之流中“存在”或“沉沦”时的万千姿态：我们对“红楼之真”的全部体验，也不过是在观看这出皮影戏时的对号入座、手舞足蹈。我们的讨论从“红楼之真”开始，从“应当”这一意蕴深沉的词汇指向了红楼文本与我的个人体验接榫之处，即“命中注定“与“命运无常”的有机混合。然而正如红楼本身的开放模式一样，对这个问题的思辨最终落在一个无所定指的问号上。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有庚辰双行夹批云：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今古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光明正大，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此二人终是何等人物。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亦属囫囵不解，妙甚！面对石头记，这部我们注定要用毕生来阅读的伟大诗篇，也许“囫囵不解”最能得鱼忘筌。树立在灵魂视野中的巨大问号，在建立的同时也在自我消解。尽管我们无法停止对世界的终极思考，生命之句号的逐渐迫近却森严而清晰的提醒着“我思”的终结。灵魂向红楼的投入最终成为一个开放的等待戈多式的期待：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美，什么是爱？……答案无关紧要，问询本身就是全部目的和意义所在。

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给我们的启示：

（1）贾宝玉自幼就和林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因而每每或喜或怒，都会变尽法子试探黛玉。稍明时事的林黛玉也受到那些“邪书僻传”的影响，也将真心真意隐瞒起来，结果“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的琐琐碎碎，经常引发这些口角之争，最后闹到摔玉、剪穗子而不可收拾。

（2）贾宝玉摔玉是因为这“劳什子”引来“金玉”之说，他恨这“金玉”之说，恨这“劳什子”高低不择，也恨没有林黛玉的“好姻缘”，所以，经不起林黛玉的虚心试探而暴怒异常、心冷俱灰，顿时犯起了“痴病”。他摔玉只是纯粹的想表明，对于他，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林黛玉更重要，即使这玉，也要砸了完了事了。贾宝玉内心想着：“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可见你方和我近，不和我远。”。而林黛玉内心却是这样想的：“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需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见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远你了。”因此，两个人本来就是一个心，却多生了枝叶，反弄成两个心了。

（3）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是炽热的、痴狂的，他心里一时一刻都有着黛玉，不管他自己怎么样都好，只要黛玉随意，他就是立刻死了也是愿意。而林黛玉对贾宝玉的爱更是痴狂的，比起贾宝玉是有过而无所没有不及。正因为这样，她才时时刻刻隐埋自己的真心真意，试探宝玉，故意和宝玉怄气，故意不理不睬宝玉，故意冷落宝玉，因为只有让她看到，贾宝玉为她而着急，为她暴躁，为她生气，为她哭，为她流泪，她才真真切切感受到，贾宝玉内心里面有她的存在。

红楼梦宝黛爱情悲剧及社会意义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是《红楼梦》女孩子们亲近，对她们总是怀着一种尊重和体贴之情。他不遵守尊全书的中心情节。这是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激动人心的悲剧。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不高兴跟那些为官做宦的“俗《红楼梦》在一开始就透露出贾府这个声势显赫的贵族之家的败亡人”如贾雨村之流应酬来往，却愿意跟那些处于社会下层、甚至被趋势，然后一步一步揭露它的罪恶，一步一步写出它由盛转衰的发人所轻贱的人物如秦钟、柳湘莲、蒋玉函等人做朋友。他同情被压展，直至败落。曹雪芹的高明之处是他把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迫、被剥削的奴隶，有时跟她们简直没有主子和奴才的界限。特别的爱情婚姻悲剧跟贾府由盛转衰的命运结合起来描写。他写出了一是对那些纯洁美好然而命运悲苦的女孩子，他常忘掉自己应该被他部贵族之家的罪恶史、衰亡史，同时也就写出了这个悲剧的构成、们侍候的身份而去侍候她们。她们悲惨的遭遇使他产生深切的同必不可免的原因及其深刻的社会意义。情，以至于五内摧伤，痛彻肺腑，例如对金钏儿、对鸳鸯、对晴雯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是具有叛逆思想的新人形象。他们都出身贵都是如此。他甚至不以生长在这个显赫富有的贵族之家为荣，反而族阶级，又都不满于这个阶级，特别是不满于这个阶级所坚持的正引以为憾，为此发出深长的感叹。第七回里写他同出身于寒儒薄宦统思想以及由这种思想为他们规范出的人生道路。贾宝玉的叛逆思之家的秦钟初次见面，竟然使得他的灵魂都受到了震撼，心里这样想是在贾府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中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他和林想：“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黛玉的爱情，是在思想一致基础上的心灵的契合与共鸣，既不是简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纱单的性爱，也不同于以往小说戏曲中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结合。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红楼梦》不但深刻地描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在叛逆思想基础上产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这也表现的不单单是对富贵生的爱情，同时又极其真实生动地写出了他们爱情的被毁灭。荣华生活的厌恨，而且是对自己出身阶级的否定。总之，他在那个极为可贵的是，《红楼梦》不仅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不自由、不平等的黑暗王国里，从爱与恨中，逐渐地产生了一种对腐败和统治阶级的罪恶，而且还通过对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和被自由平等生活的朦胧向往与追求。这就使贾宝玉和以贾政为代表的压迫阶级的反抗者的热情歌颂，反映并肯定了现实生活中已经萌生封建正统派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但是贾宝玉是一个孤独并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曲折成长的初步的民主思想，描写的反抗者。他所喜爱和同情的女孩子们，虽能给他以生活的喜悦，了具有这种思想的人物以及他们在当时以可能有的独特的方式冲击但她们的不幸遭遇却使他感到难言的痛苦。他同情她们，却无力改着封建黑暗统治而闪耀着动人的理想光辉。也就是说，曹雪芹不仅变她们的命运。她们的反抗虽也能给他以鼓舞，但能获得的仅仅是看到生活中的黑暗和污浊的一面，而且还看到生活中光明和美好的有限的力量。在那个黑暗王国里，他终于找到了林黛玉作为知己。一面，并着意加以表现和歌颂。曹雪芹在书中怀着极大的热情描写林黛玉由于具有跟贾宝玉相同的思想志趣和爱憎感情，长期的亲密了一批觉醒者和反抗者的形象，这包括出身于贵族阶级的叛逆人物相处和耳鬓厮磨，终于成为贾宝玉在叛逆道路上的忠实伴侣。共同和被压迫的反抗者奴隶。通过他们的活动，作者表达了一种新的带的叛逆思想使他们产生了爱情，而爱情的发展和成熟，反过来又进有民主色彩的朦胧理想；通过他们被迫害、被摧残的遭遇和悲剧结一步促进了两人叛逆思想的发展。这当然是令封建统治者感到惊恐局，作者对封建制度的罪恶提出了沉痛有力的控诉。不安的。贾宝玉的叛逆思想，是在封建制度腐朽没落的过程中种种错综林黛玉虽然出身于仕宦之家，但父母早亡，孤苦伶丁，在贾府复杂的矛盾里孕育出来的，在他的周围，洁白和污浊两个世界的鲜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她是贾母的外孙女，得到贾母的宠爱，这使明对比，养成了他独特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感情。贾母的宠爱放纵，她能有机会跟贾宝玉朝夕相处，在长期相互了解的基础上产生爱使他有机会跟聪明纯洁却被压迫的女孩子们长期相处，又为他叛逆情。她的思想，她的精神品格，引起贾宝玉的共鸣和敬重。贾宝玉思想的滋长与发展，提供了具体的环境和有利条件。可以说，贾宝面对的是虽然已经没落，却还相当强大的封建势力。他在反抗的道玉是一个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最早地感受到新的时代气息，从没落路上，不能不时时感到势孤力单。显然，他除了从那些被压迫的纯的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浪子，是那个腐朽没落、不可救药的贵族洁的女孩子们身上得到一些生活的乐趣和精神寄托以外，还更需要之家合乎规律的产儿。他不愿走读书中举的道路，视为官做宦如粪同情和支持，需要一个与他有共同的思想、志趣，愿意走共同的人土，将那些“读书上进”的人称为“禄蠹”；将那些谋求功名富贵生道路的伴侣。封建统治阶级越是显露出凶狠的面目，越是向他施的人必读和必作的八股文，看做是“饵名钓禄之阶”；将“仕途经加压迫的时候。他就越需要这种同情与支持。试看第三十四回，宝济”一类的议论，斥为“混账话”。在贾宝玉的时代，在他那个家玉被打以后，黛玉去探伤，满心悲伤与爱怜，却说不出，只是抽抽庭环境里，这样的思想和人生态度，实在是非常大胆，足以惊世骇噎噎吐出无可奈何一句：“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宝玉的回答却是：俗的，不能不使正统派统治者们惊恐失色。不仅如此，贾宝玉对现“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在一顿存的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都感到强烈不满。他无视男尊女卑几乎丢掉了性命的毒打之后，这样表示绝不悔改的话，宝玉对袭人的传统观念，说什么“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没有说，对先后来探伤也是异常关切与疼惜他的宝钗和凤姐也没有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因此，他总愿跟说，单单对黛玉说了，可见他是听懂了黛玉那句话的真实含义，可见他们在心灵深处是息息相通的。在那个令人窒息的黑暗王国里，这样的同情与支持，对宝玉来说，真是比什么都宝贵。他们的爱情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接下去小说便写袭人建议王夫人变法儿让宝玉搬出大观园，同时又写宝玉支走袭人，让晴雯去给黛玉送两张旧手帕。你看，一边日渐剑拔弩张，一边却因此而日渐亲近、契合。曹雪芹就是这样在有关家庭命运的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描写宝、黛爱情的产生及其发展的。林黛玉的思想确实不同于她同时代的贵族妇女，有她的独异之处，有她的出类拔萃之处。她无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规范，喜欢读书写诗，有出众的才华，而且处处都希望表现这才华。她跟宝玉一样．最爱读《西厢记》、《牡丹亭》一类封建统治阶级不许看的所谓“邪书”，从中呼吸到思想的新鲜空气，以致一些曲词烂熟于心，说话时竟不自觉地脱口而出。她爱贾宝玉，期待着能跟他结合，但却从不劝他去读书中举，立身扬名。在她的身上闻不到当时一般贵族妇女常有的那种夫贵妻荣的庸俗气味。思想上的一致，对于人生道路的共同认识和选择，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产生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他们摒弃了郎才女貌为条件，以夫贵妻荣为目标的庸俗陈腐思想，体现出一种新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念。但贾宝玉身边还有别的女孩子，他本可以别有所择，尤其是还有一位同样十分亲近、又有“金玉之说”的姨表姐薛宝钗。但薛宝钗却是一个与林黛玉迥然不同的女子。她出身于一个皇商家庭，虽也幼年丧父，却受到比林黛正规完整的封建正统教育，她遵从一整套封建道德规范，常常向林黛玉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说教，不断地劝说贾宝玉要听父亲的话，热心科举考试，走仕途经济之路。她端庄稳重，安分随和，显得很有修养。但在她身上却时时透出一种在林黛玉身上绝对没有的庸俗气息。她艳羡并露骨地追求荣华富贵，是为候选入宫才进京的，显然是以做一个遵从妇德的贵夫人为生活的目标。她又很有心汁，善于奉承和讨好人，特别是讨好在贾府里有大权的贾母和王夫人。她的性格相当冷酷，对被压迫、被摧残至死的人缺乏起码的同情心。薛宝钗在品貌上有她独具风流之处，对贾宝玉也并不是一点没有吸引力的。在最初，贾宝玉也并没有把全部的热情都倾注在林妹妹的身上，常常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只是到了后来，当他对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思想性格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以后，他在内心深处感到跟林黛玉是心心相印，而跟薛宝钗则是格格不入。于是他便最后选定林黛玉，不仅深深地爱着她，而且对她十分“敬重”。贾宝玉在爱情上的抉择，实际上反映了对不同思想和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择。这种抉择本身就带着鲜明的反传统色彩。曹雪芹对贾宝玉林黛玉爱情关系的描写，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他是从封建贵族大家庭贾府的兴亡盛衰的历史命运着眼，来描写两个人的爱情关系的，他将这一爱情的发生、发展和悲剧的结局，同这个贵族之家的衰败没落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叛逆思想是他们爱情产生的基础，叛逆思想的发展促成了他们爱情的成熟，爱情的成熟又使他们在叛逆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而他们的爱情和叛逆思想又跟这个贵族之家的盛衰荣辱密不可分。因此，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叛逆思想，他们在这种共同叛逆思想基础上产生的爱情，以及贾府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逐步走向衰败，这三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以及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婚姻悲剧，其结局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维护家族的根本利益（用贾政的话说就是为了“光宗耀祖”），封建统治者十分害怕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结合，他们不顾给宝玉造成精神上的巨大折磨与痛苦，不惜置黛玉于死地，最终选择了薛宝钗做贾宝玉的妻子。这不仅因为薛家有钱，两家门第相当，联姻以后可以进一步加强他们“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薛宝钗脑子里那一套封建正统思想，完全符合封建主义的道德规范和整个贵族家庭的利益。只有她才可能帮助贾宝玉这个“浪子”回头，重新走向正统派们一直希望他和要求他走的“正道”，以挽救这个贵族之家日益衰败的趋势。他们把本来已经失落了的家族“中兴”的希望，又投向这个举止端庄的封建淑女的身上。因此，对于贾府的统治者来说，在宝玉婚姻问题上对薛、林二人的选择，就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择配，而是关系到整个家族盛衰兴亡命运的严峻抉择。而对于贾宝玉来说，同样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择配，而是对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正因为如此，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思想性格虽然有其软弱的一面，但由于他们共同的叛逆思想，使他们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不可能跟封建家长妥协；而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们为了维护整个家世的根本利益，也不可能顺从贾宝玉，同意他去选择具有叛逆思想而又无权无势的林黛玉。因此，我们绝不能把这个社会悲剧的成因归结到某些个人的动机和行为上。有的研究者曾经去考察和追究逼死黛玉的主凶到底是谁，这种离开了小说深刻的现实主义艺术描写的探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逼死黛玉的凶手是那个巧施掉包计的风姐？还是主持其事的王夫人？是批准同意这么干的贾母、贾政？还是那个据有人考证可能在后台借助于至高无上的皇威行使杀伐之权的元妃？从他们每一个人来说，可以说是，却又不完全是。曹雪芹虽然没有最后写出黛玉之死，但是在他的笔下，造成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的原因，已经揭示得非常清楚了：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一群人，一群身份不同、地位有别，却由共同的思想道德观念和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在这里，个人罪责的大小主次，是极为次要也是很难分清的。曾经那样真心实意地疼爱过、而且到最后他们也仍然认为是在爱着宝玉的贾母和王夫人，在毁灭宝黛爱情时，竟是那样的冷酷无情。温情混杂着血污，娇宠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残忍。在曹雪芹笔下展现的生活，就是这样复杂矛盾而又合乎逻辑。正因为作者在这个爱情悲剧中写出了深刻的社会关系，所以薛宝钗的插入就完全不同于一般庸俗的三角恋爱关系，而是富有社会意义的深刻的矛盾冲突的表现。宝玉不可能接受薛宝钗，她在结婚以后的悲剧结局也是注定了的。这位封建淑女成了行将灭亡的封建家族和封建制度的殉葬品，她的遭遇也是令人悲叹的。同时，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也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与封建贵族家庭的前途、命运紧密相关的，富有深刻历史内容的社会悲剧。黛玉饮恨而亡，宝玉悬崖撒手，这并不是贾府统治者们的胜利，而是标志着他们为挽救整个家族的衰败所作努力的失败。无论曹雪芹本人主观上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从这个悲剧结局中人们看到的，是以家长制为标志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是贾政、薛宝钗等人所虔诚信奉并极力维护的封建伦理道德，再也不能维系那摇摇欲坠的统治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红楼梦》所写的宝黛爱情，完全突破了传统小说戏曲中那种郎才女貌、一见钟情的老套子，其结局也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夫贵妻荣的大团圆，而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意义的社会悲剧。《红楼梦》不是孤立地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不是单纯地肯定与封建礼教相对立的婚姻自主的要求，而是着重表现男女主人公在从生活道路到整个伦理道德观念上与封建正统派的尖锐对立，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和没落。宝黛爱情是封建末世一对地主阶级叛逆者的爱情，它在衰败没落的贵族家庭的各种矛盾中产生，又在这些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中被毁灭。而它的毁灭，又预示了这个贵族大家庭不可挽回的衰亡命运。

林黛玉的人物形象浅析的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林黛玉的人物形象浅析的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 要 ：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她任情率性，清高孤傲，单纯坦诚，执著地迫求自主的人格和美好的人生理想。可惜红颜薄命，情路坎坷，她的自尊叛逆与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终以悲剧收场。本文将从林黛玉的气质个性、性格成因以及她的悲剧意义三个方面进行简析。

关键词 ：林黛玉；人物形象；悲剧意义

引言

在《红楼梦》中，薛、史、林三位是描写较多的角色，其中林黛玉的个性使她从大观园的众姐妹中脱颖而出，“潇湘妃子”表现了曹雪芹想要描绘的不食尘世烟火、跳出人世间的仙子形象，又把竹子安排在潇湘馆以衬黛玉之品格。如此精心安排，黛玉的一生却以悲剧收场，这不得不让我们有所思考：林黛玉的魅力从何而来？她的悲剧又有什么意义？

1.气质个性

容颜娇美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便是曹雪芹呈现的林黛玉的第一印象，娇俏柔弱，惹人怜爱。凤姐一见就惊叹道：“天下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在宝玉的眼里：“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婉转风流，娇美动人，即使是自小混在胭脂粉里的宝玉也动了情。作者借凤姐的赞扬和宝玉动情的痴态，侧面描绘了她天仙似的美貌，使得多少后人对林妹妹心驰神往。

才华出众

黛玉的诗才不只是《红楼梦》众人知道，所有读过《红楼梦》的读者都为之倾倒。

《红楼梦》动用大量笔墨、创造了大量诗词来显示黛玉才华横溢、颇具“咏絮才”的诗人气度。在贵妃省亲时，借元春对黛玉替宝玉所作的诗的另眼相看，侧面体现黛玉的才华在园中姐妹的超然地位。她触景生情所作的《葬花吟》、《桃花行》、《秋窗风雨夕》等佳作，一一体现了她的多愁善感和高超的诗才。而且黛玉写诗往往是“一挥而就”。写诗时她信手拈来之作总能引来喝彩，这衬托出了她的才思敏捷，且高于大观园中众才女，也可见她积淀之深。黛玉的诗并不局限于伤春悲秋， 还会写出像“毫端蕴秀临霜写， 口齿噙香对月吟”这样潇洒的，像“孤标傲世偕谁隐 ，一样花开为底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种富于哲学意味的诗；也有“铁甲长戈死未忘”“驰城逐堑势狰狞”的铮铮之意， 也有“盛世无饥馁， 何需耕织忙”这样颂圣的。这些诗反映了她性格的多面性，使形象更立体，也表现了她能够驾驭多种题材的强大能力更可以从诗中看出她所具备的不屈服于世俗的傲骨。因为这些，红学家赞她“才、情、性三者具备”，是一个作品既有质量又有数量更有性情的诗人。

清高孤傲

林黛玉被许多人认为尖酸刻薄，实际上这只是她率真、不做作的表现。她不像赵姨娘一样，为了寻求在贾府中的一席之地，违背自己的本性，最后连自己的女儿也瞧不起她了。她也瞧不起刘姥姥，将其称为“母蝗虫”，并不是因为对方身份低微，而是因为刘姥姥为了巴结贾府作践自己以逗趣取乐。她自尊自重，也尊重别人，所以对于香菱的请教，她能热枕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为师。她给香菱耐心地讲解诗的做法以及要求，她还将自己珍藏的诗集借给香菱，为她挑选出阅读篇目，乃至帮她批改习作，堪称“诲人不倦”。对香菱尚可如此，可见她的孤傲并不绝对。在元妃省亲时，她奉旨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应景，显示了她的洁身自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更反映了她对地主阶级的大胆叛逆思想。

多愁善感

初入贾府，林黛玉就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她明白虽然自己作为贾母的外孙女，可以得到她的“呵护”，但毕竟不是其“孙女”，自己不可能享受到作为贾府人员的各种待遇，自己的生活是寄人篱下的。在生活琐事中，林黛玉能够用敏感的心去洞察人情世故，但面对各种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也只能自哀自叹。在爱情中，宝钗和宝玉的“金玉之说”使敏感的她更感威胁，一次次耍小性子也是为了试探对方的真心。后来贾府的一系列变故、封建家长们的一系列手段对她身心造成的伤害因敏感而多愁的性格放大得更大，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她最终加重病情，吐血而亡。

2.性格成因

黛玉的美貌是她的先天优势，她的气质是后天培养的。首先，她的才华来自于父母对她的教养。林家因为“支庶不盛，人丁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且“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又于去岁亡了”，“命中无子”，对唯一的后代黛玉“爱之如掌上明珠”，“使她识几个字”，“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充男孩养的办法让黛玉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也是她才华出众的原因。且年幼丧母，先生可以教他读书，却无法传播封建礼教，这样让她的思想与一般传统女性有所不同，她不顺从于封建思想，她要叛逆，要争取自由。

黛玉的清高是从父亲林如海那耳濡目染来的。林如海的身份是前科的探花，生前又是巡盐御史，林家更是书香世家，他的嫡妻是贾家人，但林如海与贾家的接触并不亲密。可见他对贾府的腐败奢靡是不屑的，他是清高的。黛玉作为他的女儿，对金银之物需要却并不上心。孤傲则来源于从小被捧在掌心上的她对逢源别人的不屑。另外，她对宝玉一心一意，宝玉虽对她也有情有义，但宝玉对众女儿是博爱的，黛玉的孤傲不失为小女儿吃醋的表现。

黛玉也是自卑的。从掌上明珠到父母双亡寄人篱下，是“外孙女”不是“正主儿”，背后缺少家族的支持，这些都是她自卑的根源。她将自己寄托在与宝玉的“木石情缘”上，这一寄托又被更让大家看好的“金玉良缘”打破。她的自卑使她小心翼翼敏感多疑，她的敏感又让她多愁，注定了最后的'悲剧。

3.悲剧意义

林黛玉的悲剧是注定的，这一点从全文开篇的“还泪之说”便可以看出。作为封建体制下的贵族小姐，她的思想中却很少有封建的色彩。她的思想行为与她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自然逃不了被环境吞没的悲剧。黛玉象征了封建社会女性的独立意识，她的死是用最决绝的方法来证明她与封建制度抗争的意志。她是封建家族文化的叛逆者和牺牲者，也代表了女性摆脱封建束缚的自我意识的开始。贾府的衰败意味着封建体制的没落，也意味着新时代的展开。

参考文献

[1] 《红楼梦》曹雪芹著

[2] 王瑜. 林黛玉形象摭谈

[3] 黄锦群.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现代解读

[4] 田爱兴.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

[5] 龙朔. 浅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人物形象

作者简介

陈诺楠（― ）女，浙江杭州，本科，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学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潘文彬（― ）男，浙江杭州，硕士，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教师，职称：助教，研究方向：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研究。

试论林黛玉的爱情世界

若说没奇缘，今生偏要遇见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在这奇缘的牵引下，与贾宝玉相识、相知、相恋，任由情感的浪潮将自己淹没。综观她的前世今生皆为一个情字：从前世的绛珠仙子还泪报恩，下凡于世，到今世在自家私塾也“不与今日女子相同”，再至后来与宝玉相爱的她，更是一往情深且至死不渝，她对于情的痴可谓世间难得。可以说没有爱情就没有林黛玉的存在。

人生若只如初见

因情而生的黛玉，亦为情而活。可以说黛玉在贾府生活下去的勇气就是对爱情的憧憬与追求。回顾两人情感之路，其实宝玉和黛玉的关系是在儿童伴侣的日常生活中深植起来的。年幼的他们同枕而憩、抓痒说笑、坦然闲谈、天真无邪、两小无猜，无任何做作之处。正当两个孩子昼则同行同止、夜则同止同息，如胶似漆时，不想忽然来了个薛宝钗，而且她还有一个金锁，而宝玉有一块玉，正应了“金玉良缘”的征兆。也就有了黛玉看见宝玉在宝钗房中鉴赏金锁时，说的一句“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了”。其潜台词是说“既有了我，为什么又来一个宝钗呢?”黛玉的“小性儿”便从这里萌芽了：别人劝宝玉不吃冷酒，黛玉感到你为什么先前不听我的劝告呢?别人分宫花给各位姑娘，她感到大家挑剩的才轮到我。宝玉身上悬挂的荷包被小厮们尽行解去，她误以为连自己送的也随意给了别人，又开始变恼。后见宝玉戴在里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时，她又愧又低头不语。愧的是用小心眼揣度误会了你;气的是你为什么不早说明，让自己失态。而宝玉此时也是委屈得恼了“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懒得给我东西……”黛玉也是越发声噎气堵，矜持转而为羞愧，转而为恼怒，种种纠结转为泪下潸然。这就是黛玉典型式的恋爱，于无礼之中含着些许恋爱时女子的娇气和对宝玉的深深眷恋。虽是冤案，但冲突却是孩子气的，无伤大碍。随后不久又有了十九回的静日玉生香：黛玉在床上歇午，宝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鬼话，像这么纯美的场景在宝黛恋爱史上也是少有的。

自幼惯于孤独的黛玉，除宝玉之外不觉得需要别人之存在，而宝玉却不太孤独，身边永远围绕着许多女子，他们二人相处很少没有第三者闯入，尤其尴尬的是“一语未了，人说宝姑娘来了”。宝钗不但长得美艳妩媚，常使宝玉不觉动了羡慕之心，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守时，赢得贾府上下一致好评，更使黛玉多了一层担忧。所以纵然在明朗的童年之恋中，黛玉也常感到被扰害和需要防范的痛苦。很快黛玉便跨入了迂回痛苦的恋爱第二期。

不是冤家不聚头

两个小伴侣不觉已成了少年，他们的年龄、身体、智慧都在发育，对于感情的要求也不再仅仅满足于童年式的相处，而是要求心灵上的沟通。于是《西厢记》这类的传奇故事启发了黛玉，她会把一部《西厢记》一气读完，“只管出神，心里还默默记诵。”只觉得“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不过越当情欲诱力加强，越意识到礼教束缚的严紧。黛玉表现出的更是爱悦的极端：在人多的场合暗敲宝玉;人少的场合闹猜忌矛盾;独处时见落花流泪，听艳曲惊心。

此时的黛玉感到面前似有两个情敌：一个是美貌端庄的宝姐姐，一个是形神爽朗的云妹妹，而宝玉也在这艳彩缤纷中眩惑，黛玉在形势威胁下战栗。她惯于以自己的尖刻语言穿过宝玉去“射击”情敌，凡黛玉和宝钗湘云的抵触，在形式上总会变成宝黛冲突。宝钗生日贾母请戏子唱戏祝贺，黛玉因此事向宝玉发牢骚;元春赏赐众姐妹礼物独宝钗与宝玉的一样，黛玉也向宝玉发牢骚。因此宝钗、湘云存在他们身边一天，他和宝玉的关系就一天得不到平静和谐。

在婚配命定的时代，“金玉之论”当然是公认的权威，黛玉哪能不畏惧?她常常旁敲侧击对宝玉说“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不过是‘草木之人’罢了。”其实这更是黛玉心底的凄恻之声。偏巧史湘云又有个金麒麟，与宝玉在清虚观收藏打算送给湘云的那只相似。恋爱中的女子心思本就细密，何况黛玉生着七巧玲珑心，她怕宝玉和那些外传野史里的才子一样，皆因小玩物与他人结合，所以她来到窗外窥视，听到的却是宝玉推自己为唯一的知己，金玉良缘的宿命论在宝玉心中不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