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自然主义研究范式论文

实证主义：注重科学、具有客观性、将问题的性质阐明，则必须将问题数学化，通过数字结果比较直观的看出研究的意义自然主义：具有主观性、将问题的性质阐明，但不能量化，也就是不能建立数学模型进行量化的研究、定性研究的结果只能做为大方向上的一种研究，无法再进行更深入的量化。

左拉：高举自然主义的大旗我们崇敬他：他以卷帙浩繁的作品和伟大的行动给他的祖国和世界增添了荣誉。———法朗士19世纪法国的文坛是名家辈出、巨著云集的时代。其间，有一位笔力酣畅、气度非凡的作家，他写了一部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这是一本堪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媲美的鸿篇巨制，这个作家是爱弥尔·左拉。爱米尔·左拉(1841—1902年)出生于一个工程师的家庭。他在贫困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年。中学毕业后，先在巴黎一家运输公司当职员，后来又在书店工作，此后专门写作。左拉受到泰纳的决定论和克罗德·贝尔纳的遣传学说的影响，开始探索一种新的文艺创作理论，即自然主义。他认为小说不单是忠实地反映现实，而且要从所描写的事物中得出符合某种自然科学定理的结论。他说，小说类似化学实验室中对某种物质所作的试验，不过试验的对象是人。他不但是自然主义理论的倡导者，也是19世纪70至80年代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如果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好像一幅气势雄伟、色彩绚丽、包罗万象的油画，作者以宏伟的气魄，写实的手法，塑造了数以千计的典型人物，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风俗画，展现了一部1816年至1848年间法国现实主义的历史；那么，左拉的作品，就构成了一卷卷资料详实的宗族家谱，上至曾祖，下及玄孙，种族血统，家教遗风，乃至各类风俗和事件的细枝末节，应有尽有。作者以独特的眼光，从种族、遗传、环境三要素出发，洞察人类社会，在他那犀利的文字解剖刀下，资本主义文明纱幕掩饰下的社会罪恶暴露了出来，而他的作品也以其包罗万象成为第二帝国时代（即1850至1870年拿破仑第三执政时期）的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在文学创作上，左拉重视吸取前人的艺术经验，他最崇拜的是《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把巴尔扎克视为自己“精神上的父亲”。但他不满足于单纯模仿，而是立足于开拓表现生活的新领域，探求适合于表现时代特征的艺术风格和特色，立志摸索出一条文艺创作的新路。他在自然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走出了自己一条独特的文学之路。左拉在1868年开始了《卢贡·马卡尔家族史》的写作计划，这是一部以第二帝国为背景，描述一个家族的两个分支在遗传法则支配下的盛衰兴亡史。这套书包括20卷长篇小说。前后持续了20多年，是左拉呕心沥血的结晶。《萌芽》是左拉的代表作，也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13部小说。他是在法国北部的采煤区昂赞一次大罢工的基础上来创作的。《萌芽》是一部法国煤矿工人罢工斗争的沉郁史诗。“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这种以前从未进入文学领域的题材，首次被左拉引进小说里来。《萌芽》的问世，标志着左拉创作的高峰，使左拉成为自觉展示劳资矛盾，正面表现工人群众罢工斗争的第一个法国作家。它向人们展示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大社会问题。小说以煤矿工人罢工为背景，描写了矿工的悲惨生活。书中叙述蒙苏煤矿公司由于经济危机爆发，工人失业的现象日趋严重。一个失业的机器工人艾蒂安找不到工作。恰好一名推煤车的女工死了，他就顶替了空缺。公司方面为了克扣工资，在挖煤工人和推煤车的工人之间挑起事端。随着经济危机深入，剥削加深。艾蒂安组织的罢工开始了，接着发生了群众性的暴动。公司方面始而用饥饿来迫使工人让步，继而出动军警，实行血腥镇压，最后使用阴谋分化手段，使罢工运动遭到失败。为了面包，艾蒂安和工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矿井里去工作。可是在复工的第一天，一个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工人苏瓦林因为和艾蒂安争夺领导权，制造了一场惨祸，使整个矿井都被大水淹没。当时艾蒂安也在矿井底下，被救出以后，他感到这里已经没有出路，就到巴黎参加革命去了。《萌芽》中除艾蒂安以外，还描写了其他工人的贫困生活、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反抗和斗争。挖煤工人在温度很高的矿井底下闷得透不过气来，必须跪着、爬着或仰卧着干活，时时刻刻有被活活压死的危险。左拉笔下的工人形象，一律都是粗鲁、愚昧、野蛮，行事全凭一种动物式的本能。甚至他们的斗争也是在一种盲目的本能性的冲动下进行的。罢工斗争的组织者艾蒂安把自己看成“真理的守护人”，他以救世主的姿态在群众中传播模模糊糊的“真理”。罢工斗争失败以后，他非常悲观，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安安静静地建立工会，幻想通过工会的合法运动来获取工人的权利。《萌芽》在描绘矿工家庭方面，也是非常成功的。在小说中，左拉比较集中地描写了老矿工马赫一家祖孙三代人的生活，成为矿工家庭的一个杰出典型。马赫的父亲从孩提时起，就下井干活，为煤矿卖了一辈子苦力，当他年老力衰后，仍疲于奔命，终因病魔缠身，成了废人一般。马赫为人正直，受人尊敬，因而被推选为工人的代表。他在艾蒂安的启迪下，参加了国际工人联合会，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面对军警林立，他毫无惧色，终于饮弹身亡。马赫的妻子让兰是一名推车工，家庭生活的重负，夺去了她的青春美貌，矿工们的革命斗争，又激发起她的热情。罢工中，她走在声势浩大的工人队伍的前列，即使家中断粮多日，仍置身于罢工斗争之中，终于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者。马赫的女儿卡特琳生性天真活泼，待人诚恳热情，像个年轻的小伙子一般。她爱慕着工人领袖艾蒂安，但终不能如愿；而当她生命垂危之际，在矿山的坟墓深处，她才度过了惟一的新婚之夜，而她年轻的生命也被矿井吞噬了。马赫一家三代人的悲惨境遇，构成了一部煤矿工人近百年来的辛酸血泪史。在这里，左拉不仅写出了他们的苦难与挣扎，也表现了他们的觉醒和抗争。这是小说《萌芽》典型化原则的生动体现。

语文素养，指的是学生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个性品质以及心理认知方面繁荣积累和提高。接下来我为你整理了语文素养的重要性论文，一起来看看吧。

一、语文素养这个概念有些宽泛

大家知道，素养是一个人平时的锻炼和教养，它所涵盖的内容可谓是包罗万象，既包括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等品性特征，也包括个人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体验和情感价值体验。比如，一个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从掌握语文知识和形成语文能力的活动中获得的感受以及能力，都称为语文素养。这样一来，语文素养的内容到底包括多少，真的很难给予界定，这其中还不包括学生通过课外实践活动，如选修课所获得的语文素养。再说它的内涵，新课标要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应增进课程内容与学生成长的联系，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时间活动，学习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规划人生，实现语文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价值追求。”这一要求比较全面，但是各个要求之间的主次关系没有体现出来，层次感不强，造成目标众多，有关于学生的人生态度，有关于学生的认知态度，有关于学生的道德品质，那么这些目标要素间如何平衡和衔接，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语文素养的限定

宽泛的语文素养需要从两个方面来限定。首先是其对象的限定。我们这里谈的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其对象是广大的学生，特别是广大的初、高中学生，因此它有别于一般的素养，它指的是学生在学校教育中，习得的语文素养。比如一个作家的，他的语文素养可能是多方面的，较强的写作能力、较大的阅读量、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生活体验，而且随着时间的积累，其容量会越来越大;而我们讲的语文素养，对学生只是规定了一个最低标准，只要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达到相应的最低要求，就算已经达到了要求。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学生各个阶段不同的心理发展特性，制定出相应的培养目标。语文素养的培养，它有一个“变通域”，即它有一个很大的层次空间和范围，这样势必导致其内涵丰富，概念宽泛以至模糊化，为此，必须对语文素养从量上进行规定，即“量化”。所谓“量化”，就是用客观、具体的数字来规定学生在各个学习阶段实现语文素养所要求达到的最低标准。比如，在小学阶段，学生应该掌握至少2800个单字，高中阶段应该会背50篇古诗文等等，只有规定了这样一个最低标准，语文素养的实现才更加容易和现实。

三、学生原有素养、现有素养和将来素养

“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学生原有的素养也是呈现千差万别的姿态。学生原有的语文素养与其家庭环境、教育背景、兴趣爱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教师在进行教学前，必须进行详细的考察和调研，具体了解学生的不同秉性，以此作为原始的教学资料，努力创设教学赖以进行的良好环境。对于学生原有的素养，教师要予以正视，不能存有任何的偏见。在实施差异性教学的过程中，要因“生”而异：对于一个缺乏自信心和创新意识的学生，教师应从多鼓励其发言、多用语言表扬开始，逐渐让其认识自己并相信自己，从而发挥出他的前能，进行有效的创造性学习;对于一个粗心大意、丢三拉四的学生，教师则可以从锻炼其耐性和沉稳性开始，逐渐培养其稳重心细的个性品质。另外，还应该注意一点，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角色是激发、充实、丰富和调整学生的原有素养，根据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考虑到儿童的两种发展水平，即儿童现有的和借助他人启发达到的水平，教师应该在尊重学生原有素养的基础上，对学生的语文素养提出更高的发展要求。最后，学生的未来素养也是不容忽视的，它关系到人的发展，学生的未来发展方向。有教育家说“是教育挫伤了孩子的求知欲”，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这就要求我们广大教育者要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各种积极要求，并给予适宜懂得引导，充分发展学生的可能性，当然，这有别于“自然主义”的放任发展观，是发展学生的潜能，是有步骤、有指导的发展。

四、全面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

语文素养是融合在新课标所讲的“三维目标”中的，即“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具体教学实施过程中，三个目标的实现，即意味着语文素养的实现，二者是息息相关的。

1、语文素养，强调的是养成，因此语文素养的形成必须有一个过程，即循序渐进，尊重学生心理的发展。

2、语文素养的培养，必须融入到各学龄段和各个学期的教程中来，只有实现了前一阶段的“前素质”，才有后面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语文素养必须和教材的传授紧密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学习文本材料中，不知不觉地提高了语文素养。

3、语文素养培养的主要目标是一个人的心智发展，也就是学生的知识储备和相关的语文能力，如写作能力、阅读能力、鉴赏能力等。

4、另外，语文素养的培养要注意区分好坏，辨别良莠。如对待外来词，有的是能够融入到汉语中来的，这样的我们接受;有的则是和生硬的拿来，生搬硬套，对于这样的词汇，我们要坚决抵制，这也符合新课标中“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要求。

以上就是我的几点粗浅的认识。诚然，语文素养的提出，是语文学科进步的一个标志，它可以进一步实施素质教育，更加注重语文教育“以人为本”的主旨，从而使学生的语文素养得到全面的发展。但是，以上几个方面也的确值得我们关注，否则，“语文素养”只能成为一个假、大、空的口号而失去了其实际意义!

毋庸置疑,人文素养是语文知识和能力的核心。钱理群教授说:“中学语文教学落实到人文教育上,就是给人建立一种精神底子。这个根本任务,当今语文教学应当担负起来。”人文素养的重要性在于,它能通过各种人文学科知识的吸取而形成人格、气质、道德和思维方式,能使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并使一切追求和努力都归结为对人本身的关怀。而语文学科在提升人文素养方面能起到其他科目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将人文素养培养渗透到语文教学过程中,对培养具有健康人格的公民十分必要。宏观上说,人文素养的培育,一方面包括基本的人文精神内容对学生的渗透与启发,另一方面是将人文主义精神融入到教学实践活动中,使教学活动本身成为一种人文教育方式。为此,无数语文教育工作者从理论到实践都在不懈地努力着。

事实上,高中语文教学现状不容乐观。教师层面:少有执教者关心文学发展,表现不出对文学现象的浓厚兴趣,漠视文学研究,知识面过于狭窄,视野不够开阔,对作品的解读停留于教参等教辅工具,习惯于现成的结论,墨守成规,明显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而且功利至上,难以从审美高度认真品味文学语言,挖掘人文内涵。学生层面:乐于接受一成不变的定论,缺乏质疑精神,对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普世价值观多不认同,注意力更多关注于语文的工具性及技巧性。即便偶尔有公开课着力表现师生相悦于人文精神的探求与解读,多半形式主义色彩浓重,作秀成分颇高。究其原因,一方面,高考指挥棒的因素不可忽略,近年来,高考语文虽然努力想摆脱片面狭隘的工具化考察手段,但在没有更好的考察机制出现以前,只能维持现状,这必然导致理论需求与实际功用的矛盾,武断地说,人文素养的提升在升学考试的分数前不堪一击,尽管两者并没有直接冲突。另一方面,中学语文教师文学素养相对偏低,虽然前有高考,身不由己,但作为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者,教师忽视自身人格及文学素养的优化,也是不争的事实。

要解决目前的困境,除却高考评价机制改变的渺茫希望外,语文教师其实大有可为。

教师的示范作用依赖于教师的自身素质,作为执教者,应该明确职业角色及教育职能,努力提高职业技能与水平。体现在语文教学上,亟待语文教师文学素养的提高。新教材编订的目标很明确,力求还原文学教学的审美本质,要求教师引领学生对文学现象进行感性的领悟和思考。审美观念的树立,雅致气氛的营造,优美诗意的捕捉,人文精神的提炼,富于张力的表述,无疑是一个优秀语文教师所必备的,唯有这样,才能在领略作品时,为学生创设令人陶醉的意境,引领学生把握作家的生命激情,让文字折射出璀璨之光,把语文课堂教学活动真正变成一种审美享受。语文教师对教材的研读与深入思考在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中尤为重要,利用教材为我们提供的丰富的人文品格、人文精神等因素,给学生以生动具体的形象感受,这样培养起来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远比耳提面命的思想教育和生硬的道德灌输所树立起来的抽象认识更加深入、扎实,在他们今后长期人生经历中发挥的作用将会更加持久、内在。

当然,仅仅局限于教材文本远远不够,教材中以培养语感为中心的语言材料不足以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无法完全解决语文的文化性问题,这就需要语文老师有开拓性的眼光,用去伪存真的严谨态度为学生选择或指导学生选择阅读材料。这必然要求教师自身广泛涉猎各种作品,思考各种文化现象,养成手随心动、勤于探究的良好读书习惯。毕竟读书是教师提高自身文学修养的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原本就应该通过阅读来感知思想并努力与自身的生命体验相融合,唯有如此,在引导学生阅读时才能收放自如、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让课堂充满审美意趣,帮助学生构建丰富的精神世界。

历史演进将优秀的传统美德慢慢积淀成民族精神,为语文教学提供了博大精深、熏陶灵魂的文化基础。汉语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从形式到表达都充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所以,语文阅读教学应充分发掘汉语所渗透、蕴含的人文精神和审美因素,不要把教育变成非常枯燥的、单纯的知识传授,不要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排斥在教育过程之外。在班级授课环境下,实施以人文典故为依托的“人文语文”教学,让学生有选择地触摸人文典故之肌肤,积淀人文典故之精髓,挖掘人文典故之精神,这是学生提升人文素养的必由之路,唯有这样的语文教育才能培养出“博而略精”的语文人才。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学语文就是学做人,所以语文阅读教学不能只讲工具性忽略人文性,不能只教文不育人,只有真正做到既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又塑造健康人格,才能实现语文教育的价值。因此,必须要在语文课程教学中体现这样的理念:“把知识上升为智慧,把文化积淀成人格”。

自然主义文学 开放分类： 日本文学、体裁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指20世纪初在“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中出现的一群作家的创作，主要限于小说。作家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岩野泡鸣、正宗白鸟等人。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针对“砚友社”的庸俗写实主义而兴起的新文学。自然主义文学揭起了彻底反对旧道德、反对因袭观念的旗帜，主张一切按照事物原样子进行写作；在艺术形式上，他们主张“排除技巧”，在语言上，成功地完成了“言文一致”的革新。 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之所以成为日本现代文学确立时期的主导理论，是由于自明治维新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不彻底性，使得现代文学迟迟未能形成。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社会现实的阴暗气氛日益沉重,在自然主义文学兴起之前流行的“砚友社”形式主义的文学和初露苗头的追求积极理想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阴暗现实的摧残下相继夭折。日本作家们对时代普遍感到悲观与幻灭，他们从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和世纪末思想中发现了投合他们兴趣的观念。这就是自然主义在日本成为风靡一时的文艺运动的缘故。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最初是由几个作家按这种文学理论进行模仿性的创作开始的。1901年小杉天外的作品《流行歌》，1902年永井荷风的作品《地狱之花》,都是按照左拉所提出的自然主义理论写成的作品。小杉在他的作品序言中指出，作品所描写的内容无所谓善恶美丑，作家的责任就是按照“自然”的现象如实去写。永井则在他的作品的跋文中，主张作家应该着力去刻画由“祖先遗传”带来的“动物性”。这一时期，作家们对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还只停留在对左拉的理论的介绍上。1906至191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家、评论家，最有影响的是美学家岛村抱月与文艺评论家长谷川天溪，还有片上天弦、相马御风、中村星湖、本间久雄等人；鼓吹自然主义，以长谷川最为热心，他的代表论文有《幻灭时代的艺术》、《排除逻辑的游戏》、《现实暴露之悲哀》等。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破理显实”和“觉醒者的悲哀”等口号。所谓“破理显实”，即主张作家要排除一切理想，客观主义地、按照事物原样子去写“真实”；所谓“觉醒者的悲哀”，即认为作家在“发现了毫无虚假的现实”之后，“其背后则是深刻悲哀的苦海”，并鼓吹“这种有增无减的背后的悲哀，才是真正现代文艺的生命”。岛村抱月在《代序·论人生观上的自然主义》一文中，从对一切道德、义务和理想表示绝对的怀疑出发，主张作家写自己来进行忏悔。他说：“摒弃一切虚伪，忘掉一切矫饰，痛切凝视你自己的现实，先是凝视，然后你就忏悔。”岛村抱月的这一主张，为日本文学中形成根深蒂固的“私小说”传统提供了理论基础。 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在这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产生了种种消极因素。在题材上，他们从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实证主义那里接受了“只有经验事实或经验现象才是‘确实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认为只有写自己才能保住文学的生命——真实。他们并从岛村那里接受了“自我忏悔”的主张，从而把写作范围限制在个人的，平庸的、琐细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创作方法上，由于坚持“经验”、“感觉”，否认想象力在文学中的作用，甚至否认理性的作用，从而排斥概括、夸张等典型化的创作方法。他们强调生理遗传或性欲的作用，致力于描写在这种作用下的黑暗现实，并从“觉醒者的悲哀”的角度，将作品写得十分灰暗，充满了悲观与绝望的色彩。 但是，不能据此来概括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的整个创作倾向，也不能据此全盘否定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如岛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乡村教师》,都是采 用典型化的方法而具有积极社会意义和富于批判精神的作品。岛崎的《春》、《家》，山田的《生》、《妻》、《缘》，尽管在创作方法上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但仍有揭示现实、批判社会的一面。至于岛崎的《新生》和田山的《棉被》，则属于描写个人生活的所谓“忏悔文学”的作品。这说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本身具有错综复杂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