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义利之辨为主题的论文

己所不欲，强加于人。曾有报道说，有人不礼让，为争座在公交车上大出打手，在航班上拳脚相向，尽丧“礼义之邦”颜面。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商品经济社会中，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利益无可非议。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某些企业、个人为追求高额利润而无视法律规定。楼塌塌、桥垮垮这类“豆腐渣工程”并非只见于一城一地。 独生子女时代，一些家长对孩子溺爱惯宠，出现一批任性自我、缺少合众精神与礼仪修养的小皇帝、小公主。他们进入学校后，同学关系失常，师生关系出现错位，重师尊教、同学友爱的优良传统遭遇挑战。梅州市某中学，曾在短短四天内发生三起因学生受到批评而动手打老师事件，让人汗颜。 …… 毋庸讳言，这里所揭示的道德失范、礼义缺位现象并非社会主流，但是应该承认，其不良影响绝不可也不应该低估。如何吸纳中华传统礼制中合理质核来扭转不良状况，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 二 社会的进步是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水准的提升。精神文明水准的变动，可以出现总体提升的趋势，也可以在某些时段、某些侧面出现下降的趋势。精神文明包括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两个层面，思想道德可分为社会公德和个人私德。思想道德的变化原因极其复杂，需要从特定的历史条件来加以分析与判定。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的发展，对思想道德的提升会有促进作用，但并非必然关系：思想道德的提升与下降不一定完全对应物质文明的提高与低落、科学文化的发展与停滞。 有人认为，道德失范、礼义缺位要从社会体制上查寻原因，这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我们才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精神文明的不断提升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体制问题只是诸原因之一，并非全部原因，因此我们不能一见到道德失范、礼义缺位问题就怪罪体制，我们还需要并应该从其他方面来寻找原因。 1．对中华传统礼制的歪曲与不适当批判 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极大地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就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非常必要且不容否定。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参与这场运动者不少有留学西洋的学术背景，他们主张全盘西化，无视中华民族文化精华而欲一扫了之，这就走向了极端。彭林先生在《礼乐人生》一书中指出，吴虞所说“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是“把吃人和礼教这两者直接画了等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吴虞观点的错误根源。十年动乱，曾再次大批礼教，把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成是复辟奴隶制度。对中华传统礼制进行歪曲或不适当的批判，是导致人们对中华传统礼制误解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否认中华文化（当然包括中华传统礼制）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历史上起过不良作用，也强调随着历史发展、社会进步，旧礼教中存在的弊端或糟粕确实应该淘汰出局，但不可否认，作为中华文化之一部的中华传统礼制，沉淀着中华先民极为宝贵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智慧，它的精华部分已经融入中华民族血液之中，成为凝聚国人之内在动力。因此，对中华传统礼制应该历史地去分析与评判，不能也不可全盘否定。2015-14 半月刊明德讲堂Moral Lecture45 2．民族虚无主义荒谬言论还有市场 中国的民族虚无主义是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入侵而产生的，从本质上说是崇洋媚外的产物。民族虚无主义者鼓吹全盘否定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历史，无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与文化精华，乃至故意混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时下民族虚无主义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某些“月是西方圆”的论调仍然很有市场。否定中华传统礼制具有合理因素或说内在价值，便是民族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反思中华文化存在的弱点与缺陷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但若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与宣扬，进而自戕中华文化精华而去仿效西方一些皮毛，则有丢了西瓜拾芝麻之嫌。事实上，中国近代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要实现国家独立、民族振兴、国力富强、民众幸福，是不能走依靠乃至投靠西方资本主义这条道路的。 实际上，中华传统礼制既不是从孔子开始，也不是儒家专利。中华古“礼”远远早于孔子而存在，尽管原初相当简陋，但它确实是先民处理人际关系的最早准则。后来，经过周公“制礼作乐”，经过孔子宣扬与践履融入了儒家思想因素，再经过后来各派思想家的理论探索，以及政治家的推行与践履，中华传统礼制经过数千年的积淀与反复建构，日臻成熟和精致。先贤孜孜以求的礼治，既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彼岸理想，也融汇着中华先民的追求与梦想。其中反映中华民族宽厚、平和、诚敬、谦让、慈爱、孝悌等品格的精华部分，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民族认同与民族和谐的基石。显然，民族虚无主义否定中华传统礼制精华的实质是否定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否定文明古国的历史传统！ 3．拜金主义对个人道德底线造成冲击 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鼓励勤劳致富，人们可以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 提下理直气壮地赚钱，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但不要忘记，应当“取之有道，用之有度”，致富不忘行善。反之，取之无道，见利忘义，骄奢挥霍，为富不仁，则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恶果。近年来痴迷金钱、崇拜财富、享乐至上、见利忘义、极端自我的拜金主义潜滋暗长，对社会道德的冲击非常明显。拜金主义扭曲了某些人的价值观，混淆了勤劳致富与损人利己的界限，腐蚀了正常人性，导致道德沦丧，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4．家庭教育缺失使得礼仪行为不易扎根 良好的礼仪习惯应该从小培育，家庭教育极其重要。家长文明礼貌，自觉抵制不良习惯，以身作则，才能使孩子从小养成良好道德。反之，家长自身有不良习惯，对孩子潜移默化，其影响也是极大的。有些家长在公共场合鼓励或纵容孩子爬树摘花，如此怎能让子女长大后遵循文明礼仪、具有公共道德观念？ 三 对于时下道德失范、礼义缺位的现象，我们既不能怨天尤人，也不可无动于衷，必须亡羊补牢，建立规范有效的当代礼制体系，建立良性的社会秩序。彭林先生在《当代工业文明与传统礼乐文化》一文中说：“提倡礼乐文化，有助于提高公民的素质。”彭先生所讲的公民素质其实便是公民道德素质。那么，剥离中华传统礼制的封建质核之后，它有哪些现代价值或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呢？ 1．追求理想之梦，提升国人道德境界 中华传统礼制追求礼义，追求个人完美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其终极目标是达到国家、社会、团体、家族乃至个人之间和谐关系。《礼记•礼运》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46Moral Education China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描述的大同世界是个天下为公、和谐有序、贤能当政、讲信修睦、团结互爱、社会稳定的局面，这便是中华传统礼制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礼义不仅表现为“进退周旋，威仪抑抑”（《宋史•乐志》）外在形式，而且体现为道德提升与精神境界的完美。 在我看来，孔子是一位怀着建立一个大一统、和谐安宁社会的理想主义思想家，他追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天下，实际便是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在孔子看来，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便要努力将人培养成有相当道德水准、遵礼行礼的“君子”。古人强调“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认为“德辉动于内”，礼才能使“动于外”，即内心真诚，辉映出内在的道德，才能生发出本真、雅致、规范的礼仪行为，显示出来的便是真正的礼义。 显然，先哲把培育遵礼守道的理想人格、提升君子之道德境界作为毕生追求之目标，因为这是实现大同世界之基础。如果转换成现代视角，那么我们就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培养道德人格，提升国人道德境界，从而讲信修睦、团结互爱，使社会更加和谐有序、稳定安宁。总之，中华传统礼制要求秉持严肃恭敬的人生态度，加强道德自律，培养道德情操，注重行为践履。 2．正确理解义利之辨，增强国人诚信观念 义利关系实际是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有关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关系的分辨。中国先哲对义利关系有甚多论述。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要求“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解释道：“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显然，先贤在对待义利两者关系上，强调见利思义、以礼行义，即主张道德自觉、遵礼守道，以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之优劣作为价值取向，以此来臧否个人行为。这些基于礼义基础之上、从道德角度来区分义利的观点有其可取之处，我们不必也不能全然摈弃。这是先贤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严肃思考，是保障国家政治有序运行、保护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理论总结，是他们对国家治理理论的重大贡献。 实际上，正确的义利观应该将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充分肯定与鼓励公民通过合法渠道、正当手段来获得正当利益。由此，可以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古代的义利观，不必将“义”单纯视为封建道德而加以否定，不必将义利对立起来否定义之功效。如此才能正确理解义利两者关系，增强国人诚信观念，彻底与拜金主义划清界限，从而构建出有序、和谐的经济秩序。 3．遵礼守法，礼法结合，培育国人道德自觉 在中国古代，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这既是一种出自较高道德要求之下的自觉的道德实践，又是法律规定之下的强行要求，因此要求人们一举一动都需遵礼守法。当时，统治者对礼所具备的协调各种关系的功用是非常了解的，他们都企望用礼来治理天下。47 《礼记•祭统》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剔除其中封建质核，着眼于领导与下属共同维护和遵循礼的规范与准则，将“治人之道”（当然包含法律规范）与礼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达到上行下效之目的，确实富于启示意义。《左传》强调：“君子之行也，度于礼。”这是从道德的自觉来谈礼的。《国语•楚语上》说：“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这是从礼之规定来谈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的。可见，中国古代所谓的“礼”，在等级关系之下体现出的社会功效，力图制定出一整套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人际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当然，时代变迁，传统礼制中强调的封建等级制度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但传统礼制中所倡导自觉遵礼循法这一原则，是完全可以去粗存精、古为今用的。 其实，古代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称“礼禁乱之所由生”，“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显然，古人早就注意到通过礼可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们的目的，发挥礼制防止犯罪、培养君子的作用。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吸取古礼那种“徙善远罪”观念，尝试构建新的礼义体系或礼仪制度，教育国人，从而提升其道德水准，造就更多新时代的君子。 从中华传统礼制礼法紧密结合这一特点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启示：礼法不能脱节，既不能重礼轻法，也不能重法轻礼，需要礼法结合，礼法并重。过分夸大“法”的强制作用，无法解决国人道德提升问题；夸大“礼”的教化作用，以为礼万能，无法解决国人违法之事。因而，我们可以根据中华传统礼制礼法结合这一特点，从提升国人道德自觉入手，弘扬社会正气，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普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私德建设，这无疑是对国家、社会、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 4．实施礼仪教育，建设新时代的道德规范 中华传统礼制注重礼仪教育，能起到铸塑道德人格、凝聚人心、推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重要作用。 我国自古便有蒙学，内容之一便是教育儿童自幼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初步具备基本的伦理道德，懂得礼仪规范。孔子多次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朱熹《童蒙须知》千余言，概括起来便是一个“礼”字。 实际上，中国古代礼制教育并非仅是一种外在的礼仪教育，而是内外结合，侧重内在的道德修养，力求培养君子的教育制度，因此它蕴涵着丰富的可供采择的要素。《礼记•内则》对自幼及长的礼制教育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而且强调终身力行践履，随时学习。古人还明确说过“父兄教子弟，必正其身以率之，无庸徒事言词”（《围炉夜话》），强调家长身为表率的道理。我们可以通过礼仪教育培养新时代的君子，建设新时代的道德规范。 概言之，在剥离中华传统礼制的封建质核之后，它确实具有可供我们借鉴的现代价值，对扭转当下道德失范、礼义缺位的不良现状，提升国人的整体道德素质，建立规范有效的当代礼制体系，建立良性的社会秩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

人们都说，舍生取义者，君子也；舍义取生者，小人也。可在我看来，有时为了长远的利益，舍生而取义，未免是可取的，舍义而取生，不一定不可.

西楚霸王项羽是人们所公认的“义士”了，潇洒威武，大气豪迈。可就是这一个“义”字，蒙蔽了他的双眼，不辨是非黑白，错失了杀死刘邦的机会。而在最后生死关头也就为了这一个"义“字，不肯渡江，乌江自刎，留下了千古遗恨。关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被称作是”义绝“之人，却也因”义“字而战败，一失足成千古恨。

可见，舍生取义者，虽为君子，却非真君子，有些情况下也是不能成就大事的。

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会选择，该舍义时便舍义，该舍生时便舍生，是毫不会犹豫的。他们的双眼是清亮的，他们会洞察局势的变换，他们明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能屈能伸，敢于放下与舍弃，才是真正的豪爽与大气。而不是如项王、云长一般，一味的追求那所谓的义，不懂得取舍的道理，而失了江山，误了大事。

越王勾践应该算是真正的君子了。在国家灭亡之后，放下了”义士“所追求的情操与原则，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时时不忘复国之大计。若干年之后，一举反击，打得对方毫无还击之力，他便成功了.此所谓真君子也。再仔细想想，汉王刘邦也算得是真君子了。虽说为了达到目的而舍弃了”义“而遭人唾弃，可他终究是成就了一番霸业，一统天下，建立了大汉王朝，书写了一曲神话。在我看来，人们所说的能屈能伸之士，莫过于此了吧！

可在某些人看来，舍义者是可耻的，是不够称是君子的。其实不然。在某些关键时刻，为了长久的打算，舍义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和方法，更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与人生的挑战。其实，这些舍义者，并不是真正的“舍义”，他们只不过是将义放在以后来实现了。而“义”，却也是永存于他们的心中的。只是他们敢于暂时舍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更大的勇气者与胜利者。

舍生取义，固然是好的。可有时舍义而取生，也是为了厚积薄发，也是为了成就事业，也是为了完成梦想，不管过程多么艰险；也是为了有一番作为，不管会遭到如何的眼神与待遇。舍义而取生，有时也是未尝不可的。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 诗人的高歌，伟人的教诲，哲人的感慨……时间，曾有多少文人墨客为它赞美，为它歌颂！ 有人把时间比作金钱，为了言极它的珍贵，却无法突出它的价值！或许有人反驳：人一生劳碌，无非就是为了金钱，从而得以生存，是在以时间换取金钱为代价的。

可是人生在世，难道就只为了生存吗？还在于活得幸福，活得鲜明！金钱失去，可以由时间换回，然而，却从来没有人能用金钱买到时间。 有人把时间比作智慧，为了说明它是用金钱买不来的，还需经过努力，拼搏、思索、创造……但，即便费了这番心思，仍旧无能由魔掌中夺回时间！它太渺茫了，无影无形，漫天飘摇，可世间一切物质却又无一不是在它的控制下生存。

“花开堪折则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只有善于用时者，才能取得胜利！ 在时间的注视下，有人在努力，有人在消磨；有人迎向进取，有人自甘堕落；有人将年华虚度，有人勤恳奋发……有人满腔热血，毕生充实；也有人华发早生，无为而终。

时间有一颗明事理，辩黑白的心，它有一双雪亮的眼睛。时间喜欢有志气，敢和它竞争的人；痛恨任人摆布，随波逐流，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不思进取的懦夫！ 闲散而过，终日重复碌碌的衰败，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辜负了所有寄予期望的人！亵渎了时间，负了它的债，就将受到它的严惩！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愿青春江河滚滚奔向大海，百花年年开不败！ 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旷世巨变，我们要扬起未来的风帆，勇敢地迎向挑战，面对考验，无畏风暴，劈风逐浪。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阳光大道，达到海岸边的天堂！ 机不可失，时不等待。

虽然我们欠缺了很多，尽管我们并不完美。但我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我们满怀信心！我们会竭尽全力去开拓，填补缺陷！即使失意，也坦然。

年轻的一代，有愁畅，懂得缅怀，但不等于是悲观妥协，一蹶不起！朋友们，列宁曾说：“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一切！”让我们都长一双透视眼，在无形中捕促时间，同它斗争！ 我们把握每个时刻，将它紧紧抓牢，共创辉煌！ 励志和勤奋是成才的必由之路。 “励”是鼓舞，劝勉；“志”是关于将来要有所作为的意愿和决心，是有识之士的心愿。

“励志”是激发文气，以求有所作为的意思。 励志，首先要有志向，有高尚、远大的理想和明确的奋斗目标。

少年周恩来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当时与他同班的其他同学读书的目的是为明理、为做官、为挣钱、为吃饭，只是为了满足个人修养和生活的需要，而周恩来不愿意自己的民族再软弱，不愿意自己的同胞受欺辱，他把个人的学习与民族振兴的大业联系起来，立下远大志向，为祖国的兴盛而学习和奋斗，后来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总理，受到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爱戴。可见，高尚、远大的理想和明确的奋斗目标对人一生的引领作用有多么巨大！ 其次，励志一定要有实践，要为实现志向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明朝的宋濂，他就是我们浦江人，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向别人借书来看；冬天砚台里的墨汁结成了冰，手指冻僵了他也从不停止；成年以后，他背着经书到很远的地方去寻师求教，天气严寒，路途险恶，脚上的皮肤冻裂了都不知道；到了老师那里，耐心等待，虚心请教；生活清苦，他一天只能吃上两顿饭，没有鲜美的鱼肉，穿着破衣烂袄，生活在一群衣着华丽的纨绔子弟中间，却乐在其中，一点也不羡慕别人。他一生刻苦学习，后来成为了太子的老师，明朝“开国文臣之首”。

现在，我们正处在长知识、长身体的关键时期，学习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一个在老师指导下从无知到有知再到创新的过程，也是应该伴随我们一生的事情。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勤学的名句可以说数不胜数：天才出于勤奋；业精于勤荒于嬉；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但是光记住这些名言警句还远远不够，勤奋学习应该体现在我们生活和学习中的每一个环节，按时起床，充分预习，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发言，及时复习，独立作业，敢于质疑，善于合作，勇于创新；摸索并掌握科学的、适合于自己的学习方法，重视每一门学科，关注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并且坚持不懈，才能给自己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创造成功的机会。

人生是一条射线，以我们的出生为起点，可以无限延伸。理想有多高远，学习有多勤奋，坚持有多长久，这条射线就有多长，我们的人生轨迹就有多深，价值就有多大，意义就有多远。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我希望我们礼张中小的每一位同学们都能牢记“和谐、勤奋、求实、创新”的校训，树立远大理想，坚定报国信念，勤奋学习，汲取知识，锻炼能力，提高素质，增长才干，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冰雪消融，化作千顷碧波；朗朗书声，铺就锦绣校园。在这春风又起的季节，我们。

七到八段.主要分为：标题（五字以内，字的多少一般与所表达的内容呈反相关，所以字少则经典易展开）1、开头（谨慎！要经典！意蕴要深刻，最好引用、对仗之类，不超过30字）2、论点（20字内，因为这是思考的指向，与写作是交互作用的，有时写着写着就会提炼出一个更深或个好的论点，建议有打草稿思考的习惯，形成自己的一套写议论文途径）3、正观点（200字，一般举三个例子，我看“好奇心”这个不怎么好写，易写成俗如“某某因为有好奇心而最后成为科学家”之类的.但可以适当引用如什么“明察秋毫”之类，这就省着自己为想写好琢磨而浪费时间或写成大白话.另外议论常用句式也要学，这种东西上网查应该能查到，还有议论素材也要每天记一点，不用怕没有仔细思考就记下了，大脑可是会在你写作的时候自动把你提取的记忆与思维结合起来。

。这种思维要正确！）4、反观点（200字，真的就是彻底反吗，不是！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但许多人总是向往成功的，在成功时就能辩证地看，而在失败时就慌了神.因为失败是暂时停止成功，找到那个关键的原因，就一定会找到解决办法.那么，这一段更加引向下一段的辩证了）5、辩证哲学观点（100字，这要看你是否自信了，一般总成功自信的人是会毫不犹豫地写下他（她）认为是对的事，因为是成功的经验.失败的人不怎么爱思考与验证，可能落于皮毛.但无论成功失败，都应该辩证的审视自己，以达到更高的目标）6、我们怎么做（100字，这一般是套话）7、结尾（50字，写含蓄的要小心，如果写的不是很深刻，易显得矫情.写得比初中好多了，就是高中作文.）作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信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峰奔利而去。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辨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伯乐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金钱！”枣这是当今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以买到期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 *** 的义和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价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于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不容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了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生，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你权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创造不同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判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在与人相处唯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的时代，他接人待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菱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检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器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怎样看待利与利的关系，笔者认为，孔子的“见义勇为”。当时按鲁国国策，凡有鲁国人在外国见到流乞的鲁人，可以将人赎回国，依凭证报销赎金。孔子一弟子赎人后未去报销自己花的赎金，于是众弟子皆夸其重义轻利，并以为孔子也会对此大加褒扬。没想到孔子却不以为然。弟子不解问其原因。孔子曰：国策意在鼓励更多人能赎回同胞，所以有报销赎金的政策。弟子这样做，只是显示了本人的“义举”，如果大加宣扬，那么社会上皆会以之为鉴。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如此之义呢？结果反而会影响国策的作用，国家的损失倒是更大了。所以，这是“小义”与“大利”的关系。

看似平凡事例，却是对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审视。很明了，市场经济，本该是劳有所得，多劳多得。在法治和公平的环境中，义和利本不该是个“矛盾”，不能视同于“见利忘义”。“义”对社会是有其利的，“利”若是用来“维护义”的，就是社会的文明与公平。所以，“见义勇为奖”、“科技贡献奖”等，社会上由开始的议论进步到了认同。可惜的是，到了“工作奖”就又难接受了，如“拾金不昧奖”等直接涉及金钱范畴的，尤其明显激烈。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前者是以生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32命、以对整个社会和人类为贡献付出了代价；后者是单纯的人对人、人对单位，受益者少。二是，好人好事，做好事不留名，一直是社会提倡的公德。所以，好事做成了如果还留名、出名反倒是理亏了，不光彩了，思想意识不纯了。结果，做成好事的人倒象是做了亏心事！如果做了好事也要了报酬，那就更不能面对世人了！

时至今天，正是在这种传统价值观与现实行为倾向发生激烈冲撞中，一度在社会上出现了“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行为告诫。因为确实有“办完了好事却招来了损失、惹出来麻烦”的。如此这般，社会的损失真的是太大了--好人好事都不受尊重和提倡了！实在是社会文明水平的倒退！传统的价值观该与时俱进地前进一步了！见钱“眼红”要遭谴责，见钱“脸红”也该摒弃了。

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当下，我们该重新面对“利与义”。利，义，本不是天生的一对矛盾，我们要追求一种人与社会、国家间共享共荣的利、义合一的利益。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不去大张旗鼓地树立、宣扬、标榜“见义勇为、有为有奖”呢？难道是我们今天的“见义勇为”太过多了吗？还是我们今天还不能辨清“利”与“义”的利益呢？。

义与利

对与每个人来说，生命是最可贵的，而时间则是生命的计时器，它的流逝意味着生命也在流逝。当然，不排除极少部分人认为财富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他们即将失去生命而无法挽回时，他们才恍然意识到生命的可贵。然而在一些人心中，有另一种财富，它在他们的心中与生命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那就是道义。当他们陷入生与义的两难时，这就一种最为艰难的选择——生与义间的舍与得。

其实，我认为人的生命是可贵，但人有了生命，是为了实现价值，而在你选择义的时候，也是生命价值的体现，也许你会失去生命，但得到的却是比生命更为可贵的价值。如果拥有生命而抛弃义，那么生命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在加上为非作歹，那么生命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所以，生与义之间，生的舍去，而换取义是一种高尚的境界。

生与义其实是相互的，在选择了义的同时，也得到了生命的价值，生与义的舍与得是个两难的境界，但也是个崇高的境界。焦裕禄、周恩来舍去的是自己的利益，得到的却是千万人民永远的怀念；雷锋舍去的是自己的利益，得到的是人民的赞赏，人民引以为荣；烈士们舍去的是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是祖国的复兴……他们舍去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却也实现了人生的价值，难道这不是最崇高的境界吗？

人类在地球村里住了几千年，义是维护人与人间的和谐，只有义才能使这个地球村更加的和谐。世界上的东西，一定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有舍去一些东西，才能取得一些东西。孟子面对选择，做出了舍生取义。可是，一定要舍生才能取义吗？舍生就是为了取义吗？舍生就能取义了吗？“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孟子，告子上》中的一句话。可见，在古人心目中，义是重于生的，在“生”与“义”的选择中，古人会舍生取义，古人也视舍生取义为美德。

其实，生于义的选择是直观的比较，而生活中更多的是需要人们放开眼光的 抉择。面临选择，我们应该志存高远，高瞻远瞩，而不要鼠目寸光为了利益而取生舍义。在选择面前，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取“生”还是取“义”。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信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峰奔利而去。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辨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伯乐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金钱！”枣这是当今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以买到期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和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价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于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不容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了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生，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你权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创造不同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判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在与人相处唯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的时代，他接人待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菱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检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器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