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控制力的论文参考文献

幼儿园论文参考文献包括幼儿园的管理幼儿园的培养幼儿园的策划幼儿园的作文等等的幼儿心理这些论文都可以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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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特控制点把人分为内控和外控两种类型。前者将事情发生的责任归于个体自身因素，后者将责任归于外部因素。罗特认为，具有内部控制点的人认为自己应对自己的行为和所受到的强化负责，而具有外部控制点的人则认为强有力的他人、运气或环境等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应该对行为和强化负责。罗特认为拥有内部控制点是更具适应性的动机状态，内部控制与结果期待，包括成就追求呈正相关。具体到儿童或青少年的发展发面，需要我们具体了解：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帮助儿童学会自觉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之与社会的期望、标准一致[1,2].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首要场所，亲子间的控制性交往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机制。通常，在儿童一两岁时，当父母要求他们自控、而他们也意识到了周围人的要求并有了控制自己行为的一定能力时，儿童的社会化就开始了[2,3].在儿童早期，“自控”常以“顺从”的形式表现出来[3].儿童是怎样从“外控”走向“自控”的，这是发展心理学者非常关心的课题，从70年代末期以来，国外对此问题有不少研究，本文拟对这些研究作概括的介绍。1 关于父母控制策略的研究一般来说，儿童一岁以后，父母就开始关注孩子自控能力的培养了，因为这时候，孩子在运动、语言能力等方面迅速成长，开始追求自主，这对他们的父母是一种挑战[4].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亲子交往的方式也发生着变化。家长对孩子不再是单纯的宠爱、依顺，而是开始拒绝儿童的要求，同时向他们提出要求，这就是家长的控制、即外部对儿童的社会化施加影响的开始[1]. 父母控制技能的概念关于父母的控制，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表述。Schaffer和Crook（1980）提出了“控制技能”这个术语。他们认为，控制技能是指成人用来改变儿童正在进行的活动方式的行为，其作用是引导儿童的行为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制止某些倾向，增强另一些倾向[4].Flavell（1977）认为，控制技能是成人在与儿童交流时所用的“促进、制止、命令（监督）、引导、设计（塑造）”的行为。在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的交互作用中，总存在着控制技能，这种技能在父母与子女相互作用中更为显着，尤其在学前阶段[4]. 控制技能的分类研究者一般把控制技能分成两大部分：身体控制和言语控制[4].他们发现，父母对儿童的身体控制随儿童年龄增长而减少，言语控制则随其年龄增长而增多[5].控制策略是父母运用他们的控制技能来控制孩子行为的具体手段和方法。有研究者根据父母控制策略中包含的控制力度的高低把控制策略分成强控制型和弱控制型。强控制策略包括直接命令、批评、否定控制等；弱控制策略包括间接命令、说理、协商等[5,6].研究发现，弱控制的父母行为，如建议和解释与儿童的顺从呈正相关[7,8].强控制策略，如批评和斥责，与儿童的对抗和生气呈正相关[6].弱控制型策略能激起最理想的唤醒水平，它能帮助儿童较好地去达到父母的要求和期望[7].与之相对，父母的否定与强控制可能导致儿童的焦虑、恐惧、生气和挫折感。2 关于儿童顺从行为的理论 强化理论[8]强化理论把顺从看作强化的结果。它认为正强化（表扬、奖励）可以加强目标行为--顺从。惩罚则用来遏制不顺从行为。儿童之所以表现出顺从行为，是因为不顺从时受到惩罚，而顺从时受到奖赏。Patterson的研究发现，儿童的对抗行为也是对父母的一种控制和压力。如果儿童的对抗行为成功地使父母放弃了他们最初的要求，那么儿童以后的不顺从概率就会增加，因为对父母反抗的成功强化了儿童的违抗行为。Wahler特别强调正强化在导致儿童违抗行为中的作用，比如父母对儿童不顺从行为的注意会强化儿童的不顺从行为。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自父母的正强化和负强化都可能导致儿童的不顺从。 社会剥夺理论[8]五六十年代盛行的社会剥夺理论曾提出这样一个假设：社会剥夺引起人想“依赖他人”或“被他人接受”的动机，而社会满足会降低这种动机。当这种动机被唤起时，儿童会处于一种随时准备取悦别人和接受别人影响的状态。一些研究者认为，社会剥夺（如爱的收回）的效果依赖于因社会剥夺而引发的焦虑的大小。 互惠理论[8]Maccoby和Martin提出，顺从有两种，一种是以互惠为基础的“接受性顺从”,另一种是出于情境压力的“情境性顺从”（如，惩罚的威胁或父母允诺将给儿童以奖赏）。他们认为，如果父母表现出准备接受儿童的影响的状态，那么儿童接受父母影响的准备状态也会增强[1].Damon（1977）的研究表明，父母与儿童合作，儿童也愿意与父母合作；父母信赖儿童，儿童也愿意相信父母，并与父母合作[1].他还发现，七八岁的儿童会考虑到“交换”而决定是否顺从父母。Berndt（1979）的研究发现，6岁以下的儿童在判断别人的行动或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归因时，还不能使用互惠标准，而6岁以上的儿童则要考虑是否互惠。Cox （1974）的研究发现，如果成人刚才依从了儿童的请求，那么随后儿童也更可能顺从成人的要求[1]. 归因理论[9]归因研究者把儿童顺从的原因归为两种：一种是儿童自身的原因，一种是外部原因。他们认为，这两个原因在顺从行为的产生中有重要的激发作用。依据归因论，如果儿童顺从父母的温和的控制策略，那么这时的顺从会被儿童体验为自己主动做出的，是心甘情愿的。而对父母强控制的顺从则倾向于归因为外部因素，在性质上更多一些情境性。把这四种理论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强化理论从机械的外因论角度，认为儿童是否顺从完全决定于成人的教养方式；社会剥夺理论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看待儿童的顺从，外因是成人施加给儿童的社会剥夺（暂时撤回关爱），内因是儿童是否对这种社会剥夺产生了焦虑反应；互惠理论的出发点是人本主义的，认为成人和儿童应该是平等的，当儿童达到一定的认知水平后，他们就会从平等互惠、相互尊重的角度去看待他们对成人的顺从行为；归因论则强调认知在顺从行为中的作用，有内部归因倾向的儿童容易形成自觉得顺从，而倾向归于外因的儿童则容易形成被迫的顺从行为。3 关于儿童顺从行为的研究 顺从的概念不同的研究者对顺从也有不同的表述：⑴“顺从”指儿童对父母的命令的服从[8];⑵顺从指儿童在教育情境中接受父母的建议；⑶顺从指儿童对母亲的建议和要求的合作，对父母的命令和要求的顺从反映了儿童调节自己的行为使之与父母期望和要求一致的能力和意愿；⑷在儿童早期，“自控”常以“顺从”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是应父母的要求和命令去开始、维持或矫正特定的行为；二是应父母的要求和命令延缓或抑制另一些行为[3]. 顺从的分类：自觉顺从和情境性顺从儿童对父母控制行为的反应有两种基本形式：顺从和不顺从。临床研究者把顺从看作是成人所期望的一个社会化目标。在多数情况下，研究者主要关注儿童的顺从，关注儿童对父母指令的顺从反应的概率或潜伏期，然而，对儿童表现出顺从行为的原因，以及儿童不同的顺从行为之间是否有本质的不同，则不大关注[7].其实顺从本身也有着复杂的结构。Landauer, Carlsmith和Lepper（1970）在他们的一项经典研究中首次提出了“情境性顺从”的概念。他们让学龄前儿童完成捡网球（100个）的任务。儿童的母亲或别的孩子的母亲（作为陌生人）分别吩咐儿童去捡。结果发现，儿童对自己的母亲的顺从要明显少于对别的孩子的母亲的顺从。这一发现否定了过去人们认为的安全依恋和信任（能得出儿童与母亲的关系胜于与陌生人的关系）能增强儿童的顺从行为的说法。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儿童害怕陌生人，不怕自己的父母，他们表现出的只是一种情境性的顺从[1].Carlsmith,Lepper和Landauer（1974）让儿童看有关陌生人的录像带。在一个情境中，一个和蔼的成人和一群儿童在一起，另一个情境是一个厉害的成人与儿童在一起（以此引发儿童对成人的不同害怕程度）。另外，一部分儿童看一部能激发儿童好心情的电影，而另一些儿童看一部恐怖电影（以此来引发儿童的不同心情）。然后，将儿童带入实验室。在那里，他们会碰见录像里那个和蔼的成人或那个厉害的成人，由这个成人指示他们做某个工作。结果，心情好的儿童更倾向于顺从和蔼的人，而看恐怖电影的儿童则倾向于顺从那个厉害的人。这个实验说明，顺从具有两种不同的动机体系[1].Maccoby和Martin（1983）阐述了接受性顺从和情境性顺从的区别[1].Kochanska（1995）描述了内在的顺从和由外部激发的顺从[7].归因研究者把儿童顺从的原因归为内因和外因两种，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激发出顺从行为[9].Kochanska和Aksan（1995）主张用自觉顺从和情境性顺从这两个概念来描述儿童的顺从。他们认为自觉顺从和情境性顺从在发展过程、前提及与母亲控制的关系、与内化的关系上均存在差别。自觉顺从反映了儿童真正愿意接纳成人的要求、指令，儿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义务感。自觉顺从标志着良心的出现，它说明儿童把外部要求内化为自己的内部需要，它也是从外控发展到内控的一个中间环节。与之相比，情境性顺从则是由外控而非内控所驱使，只表示儿童对成人当前命令的顺从，它与儿童对要求的内化无关。自觉顺从常出现在能分享积极情感的母子交往中，它能减少母亲的强迫性控制。自觉顺从在“母亲要求儿童去做某事”和“母亲禁止儿童去做某事”这两个情境中存在一致性，而情境性顺从则不然。另外，自觉顺从随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增多，情境性顺从却随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减少[1].这恰好能解释为什么在过去的研究中只把顺从作为一个整体结构时，没有发现顺从随年龄增长而改变[5,6]. 顺从行为的相关因素 父母的反应性和儿童的顺从一些研究认为，父母对儿童的反应性与儿童的顺从相关。Schaffer和Crook（1980）在实验室里观察15个月和24个月的儿童及其母亲。为保证母子间交互作用的发生，要求母亲让儿童玩遍实验室里所有的玩具。母亲的指令被分成：目光指向（如，“看这儿”）、接触（指示儿童与某物建立联系）和完成任务（让儿童对某物采取具体行动）。儿童的顺从相应地也分成三种。结果发现，儿童的顺从取决于儿童当时的状态。儿童的注意没有指向特定对象时，母亲给他一个“指向”指令，那么儿童有一半时候是顺从的。然而，如果这时母亲给予的是“接触”或“完成任务”指令，儿童的顺从率就非常低（15个月的儿童几乎从不顺从）。口头指令如果伴随身体姿势，会更有效地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如果儿童的视线已经指向了某物，这时要得到儿童对“接触”指令的顺从会更容易些。“任务”要求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已经使儿童进入了“接触”状态（至少对15个月的儿童是这样）[4].有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反应性与儿童的顺从之间是以心情为中介的。父母的迅速反应能导致儿童的较好的顺从，是因为父母的迅速反应引起了儿童的好心情[8]. 情感因素与顺从在探讨自觉顺从的条件时，人们较注重情感因素在社会化和内化中的作用[1,7].Maccoby认为，母子间相互的积极情感对儿童以后准备去接受母亲的指令和要求有积极的意义[1,8].Kochanska 和Aksan（1995）发现，母子间的积极情感可预测儿童的自觉顺从，且积极情感总与自觉顺从相伴随[7]. 自控的两大方面研究者还从自控的两大方面来探讨顺从行为。自控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对要求的顺从--儿童做出合乎父母理想的行为；二是对禁令的顺从--儿童抑制或停止某个不合乎父母理想的行为。儿童对父母的“去做”和“不许做”的反应在其发展过程、决定因素和内涵上都有差异。幼儿期，对“禁令”的顺从比对“要求”的顺从要容易些[7].Rothbart （1989）指出，儿童对约束的控制力可能在发展上先于儿童长期维持一个行为的能力[10].从生态学角度看，父母提出“不许做”的要求在时间上要早于“去做”的要求。父母提出这两种要求时，更希望儿童能马上顺从“不许做”的要求。Gralinski 和Kopp （1993）报告，在父母强调的规则中，较早受到关注的是“安全”和“爱护别人的私有财产”,后来才是日常行为、礼仪、自我照料等。他们的调查发现，父母在提出“安全”和“爱护别人的私有财产”时多符合“不许做”结构[11].4 关于儿童不顺从行为的研究 对不顺从的认识的转变人们对儿童不顺从行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转变。起初，不顺从被父母视为儿童最严重的行为问题之一[12].后来，研究者又从自主性和社会技能的角度来理解不顺从[5,6].对攻击性的儿童和来心理诊所治疗的儿童的研究发现，有些不顺从行为是机能失调所致[13].Patterson （1982）把不顺从的概念定义为“由于父母对儿童行为的无技能管理所造成的高压反应”[13].他认为，早期的不顺从易使儿童出现问题，如在与家庭成员交往时受压抑、同伴关系不好、学习成绩不好、违法以及在以后生活中出现各种问题[14].非问题水平的不顺从行为有何作用则不大为人所知，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来自正常家庭的儿童也表现出很多不顺从行为。不同的研究报告的不顺从率在20%―40%之间[12].Patterson 和Forehand （1987）指出，10―11岁男孩的不顺从率为40%―50%[15].如果不顺从行为出现得如此频繁，我们就很难说它是一种儿童期的机能障碍[6].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必须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儿童对父母控制的反应。在两三岁时，儿童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和顺从父母要求的能力逐渐增强[3].不顺从的特点在这个时期也有改变。儿童开始有了自主感，这表现在儿童有一段时间对父母的控制常持否定态度，对父母的公开反抗也明显增多[16].Kuczynski, Kochanska等人（1987）认为，儿童的不顺从行为可以被视作儿童说服父母放弃或改变其要求所采取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不顺从行为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有积极作用：⑴儿童在亲子关系中坚持自己的自主性；⑵儿童发展了用社会认可的方式表达自主性的社会技能和策略[8].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儿童不顺从行为的不同模式。假设儿童对父母权威的一定水平的反抗是儿童发展自主性和敢于自我表现的一种积极迹象，实际上这个假设所持的是一种持续发展的观点。 不顺从的几种形式[5]Kuczynski, Kochanska等人（1987）从社会技能的角度把儿童的不顺从策略划分为以下四种：⑴直接对抗。它常伴随着生气的情绪，往往使父母觉得孩子过于直率而且伴随着消极情绪，从而被视为无技能的策略。⑵简单拒绝。它虽然直接不伴随消极情绪，被视为中等技能的不顺从策略。⑶协商。它是儿童企图通过讲条件、折衷或解释来劝父母调整他们的要求。这种社会策略相对较间接且不伴有消极情绪，故而被视为一种有技能的不顺从策略。⑷消极不顺从。对它的社会技能方面的解释不那么简单，因为儿童行为的有意性很难判断。太小的儿童不理睬父母的要求，可能是因为他们还不理解父母所提的要求，或者不会按要求调整自己的行为[5].儿童也可能故意不理睬父母的要求，企图使父母的要求自行失效。不过，消极不顺从的频次也许能反映出儿童社会技能的水平较低，因为尽管它不伴随消极情绪，但是忽视父母的要求仍会让父母觉得讨厌。Kuczynski, Kochanska等（1990）又进一步把“协商”区分为“辩解”和“讲条件”.辩解是一种防御性的策略，是为自己不执行父母指令提供一个解释或借口。而讲条件是比较积极的策略，是儿童就母亲最初的指令和要求提出一个代替物或来一个折衷，以致母亲要解释或证明她的要求是正确的。他们发现，母亲控制时使用说理、建议与儿童以协商作为不顺从方式有关，而较直接的控制策略与儿童的直接对抗有关[6].【参考文献】[1]Maccoby E E, Martin C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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