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金锁记论文答辩稿

王安忆谈《金锁记》一个苍凉的故事衍生出多个艺术版本就在王安忆将自己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改编成话剧之后不久，这位当代文坛颇负盛名的女作家再一次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戏剧界关注的焦点。记者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位女导演的协助下，采访了正忙于排练的王安忆。王安忆介绍说，话剧《金锁记》将参加即将举行的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演定在10月19日。王安忆认为，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之所以能成为名篇，并非故事情节多么跌宕起伏，而是因为出色的语言张力以及对封建制度犀利的批判性。《金锁记》讲述了女主人公曹七巧富有悲剧性的一生。曹七巧本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泼辣而富风情，却不幸被贪钱的兄嫂嫁到大户人家，因出身低微，备受歧视与排挤，在瘫痪的丈夫去世后，曹七巧分得一份遗产。但是长期以来的种种压抑、煎熬与旧式大家庭气息的熏染，已使她人性扭曲，被黄金枷锁紧紧套住，只知一味敛财，了无亲情，甚至戕害儿媳，断送女儿的婚姻，变得极其自私、乖戾、刻毒。作品有层次地展现了曹七巧的人性被践踏、受残害，最终灭绝的过程。记者：目前电视剧《金锁记》正在播出，这个电视剧版本大大地丰富了张爱玲原著的故事情节，对主人公曹七巧的少女时代进行了一番美好的描绘。但您在改编原著的过程中恰恰相反，开场便把婚后性格开始畸变的“曹七巧”和盘托出，没有一个从单纯的少女性格渐变的过程，是否会让一些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难于理解和接受？王安忆：我认为张爱玲的小说本身就很通俗，并不难理解，相信观众也可以读懂舞台上的《金锁记》。再者，对于曹七巧的少女时代，原著中本来就着墨不多，我只是想表现她的性格的变异和命运的悲剧性。记者：电视剧《金锁记》的故事很好看，但不是张爱玲小说的韵味。导演说，小说读者与电视观众的欣赏习惯与角度不同，如果完全按照原著拍，电视观众肯定看不下去。您改编的《金锁记》更侧重于展现原著的哪些方面？王安忆：原著衍生出的不同艺术形式，一定是各有侧重的。《金锁记》被多角度地演绎是不可避免的。张爱玲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各自优长汇于一身，将小说推向大俗大雅的境界，从而形成自己的魅力。我认为《金锁记》吸引我的是世俗性，是人间烟火气。这使得她的小说从晦暗中明朗起来，世俗性其实也是人性，是大众的人性。张爱玲受鸳鸯蝴蝶派的影响很大，但又不是一味沉迷在男欢女爱的主题中，她很冷静，很敏感，所以《金锁记》这部小说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性。我的版本中批判性是强于张爱玲原著的。当然故事性与戏剧性也会兼顾到的。两位才女重铸《金锁记》王安忆与黄蜀芹分别是当代文坛、影坛才女。二人此番联袂排演《金锁记》备受瞩目。其实，两位才女的父亲曾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同事。王安忆的父亲是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作家王啸平，黄蜀芹的父亲则是被西方戏剧界称之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齐名的戏剧大师、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先生，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写意戏剧观，对戏剧界的影响至今不减。因为话剧，两位老艺术家的女儿再续前缘，共同排演《金锁记》。记者：您改编《金锁记》的初衷是什么？王安忆：我很喜欢戏剧，喜欢它在空间中展开与实现的虚拟方式。但我个人写作的特点比较含蓄。所以，我要写戏剧，必须先到别人的东西里借一个“核”，这就是戏剧的“核”。记者：改编《金锁记》，您遇到的挑战是什么？王安忆：我改编剧本最大的挑战便是将藏着的推到表面，黄蜀芹导演给我最重要的提示就是这一切都要正面表述。还有，人物的纠缠回合要多。我理解这就是戏剧性。而我向来是倾向于含而不露，写小说本来就容易伤于纤巧。所以这次写作也可给予我一次练笔的机会，练的就是“强烈”。记者：话剧《金锁记》您改了几稿？王安忆：改了三稿。第一稿是按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写，与原著差异比较大，现在的这稿基本是按小说的顺序来写的，比较忠于原著。记者：张爱玲对《红楼梦》很有研究，读过《金锁记》的人会感觉到小说的语言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在改编过程中，对于这点，您是如何把握的？王安忆：《金锁记》里原有的人物语言我几乎全部调动起来，当然还需要增加、加强、夸张。小说的语言与戏剧完全不同，小说是叙述性的，是客观的表意表情，而戏剧却是主管。我要学习各种人的说话风格，还要有较为响亮的节奏，我不知道是否做到了。记者：黄蜀芹导演称赞您改编的剧本非常好，戏剧冲突很到位。对于黄导这部话剧“处女作”，她强调话剧的本质，即话语本身所带来的戏剧张力。她加强了演员的形体表现。您对导演与演员的表现还满意吗？王安忆：满意。我认为，由于黄蜀芹强调话语冲突和形体表现，全剧高潮迭起。演员在表演上都下足了功夫，无论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吴冕、这次跨行上阵的京剧名角关栋天，还是一批年轻演员，他们的表演整体感觉恰到好处，并且丝丝入扣。

论张爱玲的小说迅雨（傅雷）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着，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于意外怔住了。也许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未成立以前，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而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战争与和平》的原稿修改过七遍；大家可只知道托尔斯泰是个多产的作家（仿佛多产便是滥造似的）。巴尔扎克一部小说前前后后的修改稿，要装订成十余巨册，像百科辞典般排成一长队。然而大家以为巴尔扎克写作时有债主逼着，定是匆匆忙忙赶起来的。忽视这样显著的历史教训，便是使我们许多作品流产的主因。譬如，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第一是斗争的范围，过去并没包括全部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可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得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廉取时情的机会。至于个人在情欲主宰之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忿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一类的谴责。第二斗争的表现。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其是情欲的舞台。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了活力。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在此我并没意思铸造什么尺度，也不想清算过去的文坛；只是把已往的主张缺陷回顾一下，瞧瞧我们的新作家为它们填补了多少。一 金锁记由于上述的观点，我先讨论《金锁记》。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情欲（Passion）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从表面看，曹七巧不过是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末不足道的渣滓。但命运偏偏要教渣滓当续命汤，不但要做儿女的母亲，还要做她媳妇的婆婆，——把旁人的命运交在她手里。以一个小家碧玉而高攀簪缨望族，门户的错配已经种下了悲剧的第一个原因。原来当残废公子的姨奶奶的角色，由于老太太一念之善（或一念之差），抬高了她的身份，做了正室；于是造成了她悲剧的第二个原因。在姜家的环境里，固然当姨奶奶也未必有好收场，但黄金欲不致被刺激得那么高涨，恋爱欲也就不至压得那么厉害。她的心理变态，即使有，也不至病入膏肓，扯上那么多的人替她殉葬。然而最基本的悲剧因素还不在此。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来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可怕的报复！可怕的报复把她压瘪了。“儿子女儿恨毒了她”，至亲骨肉都给“她沉重的枷角劈杀了”，连她心爱的男人也跟她“仇人似的”；她的惨史写成故事时，也还得给不相干的群众义愤填胸地咒骂几句。悲剧变成了丑史，血泪变成了罪状；还有什么更悲惨的？当七巧回想着早年当曹大姑娘时代，和肉店里的朝禄打情骂俏时，“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肉体的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她的丈夫，那没生命的肉体……”当年的肉腥虽然教她皱眉，究竟是美妙的憧憬，充满了希望。眼前的肉腥，却是刽子手刀上的气味。——这刽子手是谁？黄金。——黄金的情欲。为了黄金，她在焦灼期待，“啃不到”黄金的边的时代，嫉妒妯娌，跟兄嫂闹架。为了黄金，她只能“低声”对小叔嚷着：“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为了黄金，她十年后甘心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地吹破了。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沐浴在光辉里”，一生仅仅这一次，主角蒙受到神的恩宠。好似项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人地都沉没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着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直透入我们的内心。季泽立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念便使她暴怒起来了……这一转念赛如一个闷雷，一片浓重的乌云，立刻掩盖了一刹那的光辉；“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被爆风雨无情地扫荡了。雷雨过后，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已晚了。“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完了，永久的完了。剩下的只有无穷的悔恨。“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留恋的对象消灭了，只有留恋往日的痛苦。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会减少圣洁。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没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脑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她的痛苦到了顶头，（作品的美也到了顶），可是没完。只换了方向，从心头沉到心底，越来越无名。忿懑变成尖刻的怨毒，莫名其妙地只想发泄，不择对象。她眯缝着眼望着儿子，“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多怆痛的呼声！“……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于是儿子的幸福，媳妇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作恶毒的嘲笑，好比公牛面前的红旗。歇斯底里变得比疯狂还可怕，因为“她还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凭了这，她把他们一起断送了。这也不足为奇。炼狱的一端紧接着地狱，殉体者不肯忘记把最亲近的人带进去的。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爱情磨折了她一世和一家。她战败了，她是弱者。但因为是弱者，她就没有被同情的资格了么？弱者做了情欲的俘虏，代情欲做了刽子手，我们便有理由恨她么！作者不这么想。在上面所引的几段里，显然有作者深切的怜悯，唤引着读者的怜悯。还有“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十八九岁姑娘的时候……喜欢她的有……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也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这些淡淡的朴素的句子，也许为粗忽的读者不曾注意的，有如一阵温暖的微风，抚弄着七巧墓上的野草。和主角的悲剧相比之下，几个配角的显然缓和多了。长安姊弟都不是有情欲的人。幸福的得失，对他们远没有对他们的母亲那么重要。长白尽往陷坑里沉，早已失去了知觉，也许从来就不曾有过知觉。长安有过两次快乐的日子，但都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自愿舍弃了。便是这个手势使她的命运虽不像七巧的那样阴森可怕，影响深远，却令人觉得另一股惆怅与凄凉的滋味。Long，long ago的曲调所引起的无名的悲哀，将永远留在读者心坎。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下列几点：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七巧，季泽，长安，童世舫，芝寿，都没有专写他们内心的篇幅；但他们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两次叔嫂调情的场面，不光是那种造型美显得动人，却还综合着含蓄、细腻、朴素、强烈、抑止、大胆，这许多似乎相反的优点。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使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例如童世舫与长安订婚以后：……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还有什么描写，能表达这一对不调和的男女的调和呢？能写出这种微妙的心理呢？和七巧的爱情比照起来，这是平淡多了，恬静多了，正如散文，牧歌之于戏剧。两代的爱，两种的情调。相同的是温暖。至于七巧磨折长安的几幕，以及最后在童世舫前诽谤女儿来离间他们的一段，对病态心理的刻画，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彩文章。第二是作者的节略法（racconrci）的运用：风从窗子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已经褪色了，金绿山水换了一张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也老了十年。这是电影的手法：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第三是作者的风格。这原是首先引起读者注意和赞美的部分。外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见。何况是那么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例如：“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惘。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些凄凉。”这一段引子，不但月的描写是那么新颖，不但心理的观察那么深入，而且轻描淡写地呵成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从开场起就罩住了全篇的故事人物。假如风格没有这综合的效果，也就失掉它的价值了。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在扯了满帆，顺流而下的情势中，作者的笔锋“熟极而流”，再也把不住舵。《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四 结论我们在篇首举出一般创作的缺陷，张女士究竟填补了多少呢？一大部分，也是一小部分。心理观察，文字技巧，想象力，在她都已不成问题。这些优点对作品真有贡献的，却只《金锁记》一部。我们固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只产生杰作，但也不能坐视她的优点把她引入危险的歧途，更不能听让新的缺陷去填补旧的缺陷。《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以题材而论似乎前者更难处理，而成功的却是那更难处理的。在此见出作者的天分和功力。并且她的态度，也显见对前者更严肃，作品留在工场里的时期也更长久。《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时代，环境，心理，都距离甚远，使她不得不丢开自己，努力去生活在人物身上，顺着情欲发展的逻辑，尽往第三者的个性里钻。于是她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至于《倾城之恋》，也许因为作者身经危城劫难的印象太强烈了，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减少客观探索的机会。她和她的人物同一时代，更易混入主观的情操。还有那漂亮的对话，似乎把作者首先迷住了；过度的注意局部，妨害了全体的完成。只要作者不去生活在人物身上，不跟着人物走，就免不了肤浅之病。小说家最大的秘密，在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生活经验是无穷的。作家的生活经验怎样才算丰富是没有标准的。人寿有限，活动的环境有限；单凭外界的材料来求生活的丰富，决不够成为艺术家。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渐超过自己。巴尔扎克不是在第一部小说成功的时候，就把人生了解得那么深，那么广的。他也不是对贵族，平民，劳工，富商，律师，诗人，画家，荡妇，老处女，军人……那些种类万千的心理，分门别类的一下子都研究明白，了如指掌之后，然后动笔写作的。现实世界所有的不过是片段的材料，片断的暗示；经小说家用心理学家的眼光，科学家的耐心，宗教家的热诚，依照严密的逻辑推索下去，忘记了自我，化身为故事中的角色（还要走多少回头路，白花多少心力），陪着他们身心的探险，陪他们笑，陪他们哭，才能获得作者实际未曾的经历。一切的大艺术家就是这样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这些平凡的老话，张女士当然知道。不过作家所遇到的诱惑特别多，也许旁的更悦耳的声音，在她耳畔盖住了老生常谈的单调的声音。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在下意识中，技能像旁的本能一样时时骚动着，要求一显身手的机会，不问主人胸中有没有东西需要它表现。结果变成了文字游戏。写作的目的和趣味，仿佛就在花花絮絮的方块字的堆砌上。任何细胞过度的膨胀，都会变成癌。其实，彻底地说，技巧也没有止境。一种题材，一种内容，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去适应。所以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心灵探险史，往往就是和技巧的战斗史。人生形象之多，岂有一二套衣装就够穿戴之理？把握住了这一点，技巧永久不会成癌，也就无所谓危险了。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旧文体的不能直接搬过来，正如不能把西洋的文法和修辞直接搬用一样。何况俗套滥调，在任何文字里都是毒素！希望作者从此和它们隔离起来。她自有她净化的文体。《金锁记》的作者没有理由往后退

这些男人的共同点哦

张爱玲小说的底色是：荒凉。 鲁迅的小说、散文诗写的也是人世的荒凉，那种荒凉是由于传统的朽腐、人心的麻木对于人性觉醒的摧残、压抑，人的世界布满了鬼影，阴森而寒冷，人的声音在野地里如野狼孤独地长嗥。这是鲁迅体察到的荒凉，是一个先知式的思想家在时代的转折关头对于生活的独到捕捉。《红楼梦》的繁华衬托了另一种荒凉。“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是发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世界里。”卡夫卡的小说充满着恐怖的荒凉，人在体制的惯性中丧失了一切的自主意识，成为“动物”，而世间的一切规则、机构，就像永远无法进入的封闭的迷宫般的城堡。 鲁迅、卡夫卡的荒凉带有寓言的色彩，是思想家思想的产物。《红楼梦》的荒凉带有日常色彩，是作家体验的产物。张爱玲无疑是近于《红楼梦》的，她作品中荒凉的基调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上的，而且是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的。“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张爱玲的荒凉是一种悲观的感叹，一种女性化的敏锐细腻的感叹。时代、国家、革命等一切的大题目都被浓缩在家庭生活的一幕或一角，社会的波澜壮阔是遥远而短暂的，长久的是那些平凡男女的平凡的悲欢，其间的曲折、跌宕才是生命的底蕴。 张爱玲作品中最触目惊心的是；人淹没在日常的细节中。人的灵性；人的活泼与绚烂，僵死在程式化的生活里，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情，遇见同样的面孔，谈论的是同样的话题，时间变得虚幻，一天与一年与一生，没有什么区别。父母亲只盼望着女儿嫁人，嫁了人的女儿又成为母亲的翻版，又接着造人，那些小人又会长大，又会重复他（她）的祖父母或父母亲的生活。就这样循环下去。家里的卧室、客厅、公司的办公室、电车、咖啡厅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局促于这些狭小的空间，每天往返，一点点地磨蚀生命，一天天地萎缩下去。 热闹、拥挤，然而陌生、隔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充塞着幻觉、烟幕。这个世上“好人” 很多，但“真人”很少”。“好人”的好是社会赋予的，是一种客套或习惯。人们相互亲热、敷衍，仿佛人情味十足，但内心的想法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仇恨、嫉妒、鄙视、猜忌，掩饰在冠冕的言词之下。 因而，张爱玲的人物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更没有“爱”，即使在爱的名目下走到一起的男女，那“爱”字也是着了不少杂色的。《留情》中淳于敦凤与米晶尧那种相儒以沫的样子，别人看来都以为是一对恩爱夫妻，但敦凤心里明白：“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这些男女甚至连简单的情歌都似乎丧失了，剩下的只有强烈的愿望，抓住一些实在的、物质的形质。 现代女作家中，张爱玲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将男女之间的“爱”还原得透彻明白的人。 人的本质始终是自私，这也许是张爱玲的观点，因而，她笔下的人心总是那么寒冷、荒凉。一颗一颗的心是迷失的，是孤单的，在自己的家里，也永远有着异乡人的凄楚。 《花凋》中川嫦的父亲不肯花钱给川嫦治病，因为她的病治不好了，“明日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敦凤的心里盼望着米晶尧的前妻早点死掉；而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姑母设下了圈套让自己的侄女往里钻。为了自己的贪欲．也为了自己隐秘的复仇心理；……世界是嘈杂的，然而用张爱玲笔下一个人物的话说：多么寂寞，死一样的寂寞。 张爱玲作品荒凉的气氛还在于她叙述的调子，那种特有的回忆的调子。读她的作品，总想起小的时候，在古老的临河的大墙门前，在月光里，听老爷爷老奶奶讲从前。讲的人是眷恋的，哀伤的，听的人则是萧瑟的、恍惚的。张爱玲曾经说过：回忆总是令人惆怅的，过去的美好只会使人感到一切都已完了，而过去的烦恼，只会使人再度烦恼。 回忆的语调之所以苍凉，是因为时间的阴影，那种犀利而黯败的光芒，足以击败一切的抗争与反叛。 张爱玲的场景都是时间性的场景，例如家传的首饰，出嫁时的花袄，雕花的家具，重重叠叠的物质的影子间，晃动着沧桑变幻，辉煌衰败，喜怒哀乐，人的面影越来越黯淡，直至虚无。而她作品的取景往往集中在某个时间点，典型的如《封锁》，只是电车中短暂的一幕，然而，却仿佛将长长的一生写尽。生命的真相——壮丽与苍白，在这一刻中已呈现无遗。 张爱玲的笔调一方面让我们感到时间过于短促，另一方面却又感到时间过于漫长，年复一年，不断地，演着老一套的戏。就如她的姑姑说到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张爱玲曾谈到：中国人与众不问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已就停留在这阶段。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干是临风流泪，对月长叹，感到生命的短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上，不往前想了。实则上，读完张爱玲的作品，觉得张爱玲说的好像是她自己。张爱玲最明显的不是正在于：反来复去感叹的是同一种荒凉的情绪，而选取的角度、空间似乎始终相似，连许多人物都是相似的。 有人把张爱玲与鲁迅相比，但很显然，鲁迅是一位能够承担“伟大”两字的作家，不单单因为他与时代的关系，他与民族的联结，也在于他在艺术表现上总是能够不断超越自己，他的主题固然集中，但他的每一篇作品总能打开一个新的天地，以及开创一种新的格式，从狂人日记》到《故书新编冲的作品，没有一篇是重复的。 相比之下，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到《五四遗书》似乎始终没有“长大”，唱的仍是同一种腔调。一个不能不断地突破自我的作家，终究难以以“伟大”形容。 张爱玲只是一位创造了一种独特风格的优秀作家。民国女子——张爱玲胡兰成当年为取悦张爱玲所写的捧场文章倒是有很多精到准确之处，比如，“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再如，“她的生活里有世俗的清洁。”还有这段话，看来就像是胡兰成捏住了张爱玲的七寸，“她写人生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屈，读她作品的时候，有一种悲哀，有时是欢喜的，因为你和作者一起饶恕了他们，并抚爱那受委屈的。” 一个女天才和一个男才子之间的结局，是后者又“欢喜”又“悲哀”地制造了罪恶、残酷，前者因为清洁，因为不纠缠，因为那种凄美的“萎谢”意象的暗示，于是只能自己抚爱自己的委屈，甚至抚爱自己的绝望。 台湾作家季季曾在文章里说，当年她主持某大报副刊时，拒绝刊发一篇侵犯了张爱玲隐私的文章，此事为张爱玲所知，来信称：“肝胆相照”；在此之前，季季曾有心促成张爱玲重回上海，去看望久病在床的姑姑（熟悉张爱玲作品的读者自然熟悉当年她和她姑姑之间的深厚感情），但在这封信里，张爱玲拒绝了。两相对比，季季大为感慨，“她不回去探望久病的姑姑，却对从未谋面的我写出‘肝胆相照’这样的字眼！同样的张爱玲，同样的一封信，为何一则看似寡情，一则形似深情呢？”这也就是张爱玲，一个寡情薄意却又可以生死相许的女子。要分析得刻薄一点，寡情薄意是本性，生死相许是希冀；前者是不奇怪的，特别是其心境寂灭的晚年，更是打不起精神，对于亲情，别说回报，连应付也懒得了；后者是她的一种自我塑造，要知道，张爱玲是喜欢传奇的，也是喜欢戏剧性的。如果我的这段臆测可以成立的话，张爱玲给予胡兰成最后那段飞蛾扑火般的牺牲，也就可以解释了。我不是说在张爱玲这方面没有一种年轻女子单纯的情感，只是这种情感里掺加了太多的幻觉和一种对背叛和决绝自虐似的偏爱。 这样说成立吗？ 不敢肯定。因为张爱玲不说话。几乎所有关于张胡二人的说法均出由胡兰成之口。感谢这个饶舌的才子成全了我们这些张迷的窥视欲，哪怕它不完全真实。胡兰成自己说，他将《今生今世》寄给了张爱玲，她简单而客气地回信说，书收到了，谢谢。别无它话。 这几个字让胡兰成好生伤感，说是爱玲的确将他完完全全置于脑后了，哪怕是她不作回音也好啊。而这种冷淡完全是张爱玲式的。读者都知道，张爱玲当年在文章里将她家的恩怨情仇向大家—一交待，她是一个不讳言私事的人，但关于她和胡兰成，我们看不到她的任何交待，这真是应了老话，“曾经沧海难为水”，无话可说他应了她祖父张佩纶的一句诗，“秋色无南北，人心自浅深。” 张爱玲曾说人生恨事有四：一、海棠无香；二、鲥鱼多刺；三、曹雪芹《红楼梦》残缺不全；四、高鹦妄改，死有余辜。她用的是闲笔，人生的要紧处全被她荡开，天凉好个秋的意境。 对于很多张迷来说，人生恨事之一就是，爱玲无话，兰成多嘴。而人们偏偏想把这段男女情事探个究竟。浅析张爱玲作品中女性的“自我爱恋情愫”——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内容提要：张爱玲小说以爱情为创作的题材，表面看并无新颖之处。但是，她却从男男女女的平凡琐事中抽出了女子特有的“自我爱恋”情结，这表现出张爱玲的特异之处。作家认为这是女子最本质的情感之一。所以，以此为机缘，作家解开了女子难解的复杂感情，这使作家从更深层面表达出了女性的自我意识。本文试图通过对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的解读，深入认识张爱玲小说女性刻画的这种特异性，并进一步探讨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关键词：爱情；女子；“自我爱恋”情结；女性自我意识

一般不会提特别难的问题来为难你的，基本是你论文你出现的问题的观点的延伸，还有就是对你论文格式的不规范的地方的纠正，答辩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基本都能从容回答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