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税收问题研究论文

我与税收征文------我们都是纳税人 自有国家起，税收也便应运而生，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完善。纵观我国历史发展进程，历朝历代的君王无不把减轻税负、轻徭役作为立国之本。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无论是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年代，税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成为文教、卫生、国防、科技领域资金的重要来源。而每一个公民，都是纳税人，对于这些，有些人会产生疑问，我们又不做生意，也没有上过税，怎么会成为纳税人呢？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比方说，我去商场买一瓶洗头液，那么在付洗头液的价款中就已经支付了增值税与消费税，如果单位给职工发工资超过1600元钱，也要给国家上税，如果我们想改善居住条件，购买一套新房，购房价款中已也包含了房产税、营业税等。同样，如果买彩票中奖了，在银行存钱取利息时，都要支付20%的个人所得税。而我国政府为了扶植农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已取消了农业税。总之，税收多种多样，它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国家收取了这些钱又做些什么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它又用于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因此，税收的作用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是共和国的基石，是经济平衡发展的保障。 从深处说，税法很抽象，也难以理解，但是通过上述的几个例子，会让我们看到税法的具体性，也便于理解，如果有兴趣深究的话，不妨借几本有关税收的书看看，一定会对税收加深理解、受益非浅的。 扬荣弃耻——从依法诚信纳税做起！ 也许有人会问，扬荣弃耻，同依法诚信纳税有什么联系？这句话问对了，扬荣弃耻同依法诚信纳税的关系可大着呢。且听我细细说来： 只有扬荣弃耻，才能提高依法诚信纳税的遵从度。现在我国的税收意识还很淡薄。人们对税收带有偏见。几千年的旧税收制度，是剥削阶级榨取人民血汗的工具，在人们传统的思想上对税收有一种抵制心理。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思想意识并没有随着国家和税收性质的改变而消除。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税收意识的发育先天不足。有一部分人，总是削尖脑袋，想空了主意，用尽了办法，盘算了又盘算，想在国家税收上“捞一把”，能偷就偷，能就，能逃就逃，并把偷逃税作为一种本事和能力。纳税人税收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是导致税收大量流失的直接原因。 依法诚信纳税是祖国繁荣昌盛的前提条件。就拿保康来说吧，改革开放以来，保康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翻开《保康县志》，最早的县城城墙周长仅有1717米，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保康县，赛猪圈，堂上打板子，河边大听见。如今展示给我们的是“十里长街、百家企业、千幢楼房、万家灯火”花园般的县城。保康面貌焕然一新，一跃成为全省的旅游热县，文明城市。保康面貌的巨大变化，税收功不可没。当我们漫步在新街，散步在紫徽广场的时候，深深感到城市建设的大大改善。我们保康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全山区农业县，全县财政收入去年刚刚过亿元。文化、教育、卫生、城镇建设等公益事业资金从哪里来？要靠财政拨款。财政拨款从哪里来，要靠税收。 只有把扬荣弃耻落实在诚信纳税上，才能更快更好的发展经济。中国的建设需要税收，而税收又呼唤依法诚信。国外有一句名言，人的一生只有纳税和死亡不可避免。由此可见他们的税收诚信度。近年来，国家税务机关正在建立纳税人信用机制，对纳税人进行分类管理，让不同信用程度的纳税人享受不同的待遇，信用程度高的，优先办理各项涉税事宜，并在某一个时段免予稽查，对信用差的，严格跟踪监控，对偷逃税的“无信”纳税人，予以严厉打击，从而倡导依法诚信纳税。如果没有扬荣弃耻的思想，何来依法诚信纳税的好风气，如果没有诚信纳税的好风气，何来足够的财政资金搞好保康建设，改变全县面貌就等于一句空话。 保康县尧治河村就是一个明荣耻、依法诚信纳税的典范。与神农架原始森林相邻、有着大森林的原始与梦幻，更流传着尧祖圣地、野人故乡的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曾经是特困村，但经过10多年矿电滚动发展，一举告别贫困，跨入全省300强村，人均贡献国税万元，创造了让人惊叹不已的神话。尧治河村的龙头企业——尧治河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自开立来累计交纳国税超过四千万元，仅2006年入库国税790万元，在保康县年度国税排行榜中列第二，成为全县纳税最多的磷矿企业、乡村企业和人均交税最多的全县纳税第一村。谈及纳税意识，国税部门不禁赞叹：尧治河人致富靠的是艰苦奋斗精神，在纳税意识方面也堪称全县楷模，村党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孙开林，企业法定代表人许列奎等支持税收工作更是没说的！ 在这里，我要再一次大声疾呼，扬荣弃耻，要从依法诚信纳税做起，提高公民的依法纳税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祖国更加强盛，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明朝——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役、杂税合并为一，一律折银交纳，改按丁数和田粮摊派。简化了征收名目和手续，有利于防止豪强官吏隐田逃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折银制度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有积极推动的作用；

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财政危机。

国家财政困难，导致发生饥荒，没有钱去赈济;发生战争，没有钱支付军饷。

没有钱赈济灾民，饥民作乱;没有钱发军饷，饥兵作乱。

饥民与饥兵结合，导致大规模的国内叛乱。

政府军缺乏战斗力，导致国家既无法消除外族入侵，也无法肃清内部叛乱。

财政危机，导致军事危机;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

如此恶性循环，明朝最终走向灭亡。

表面上的原因是如此，但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发生财政困难?难道说，象明朝这么一个当时世界上，经济数一数二的发达国家，赋税收入，居然还无法应付一些意外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要知道，中国历史上许多比明朝小得多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连年军事行动，尚且游刃有余。战国时期的诸国就不必说了，赵国、秦国，许多次战争都动用几十万大军，以后的三国、五代十国等等，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反观明末，不说名义上军队数量多少，真正实质意义上动用军队十万进行一次战争，已经是接近极限，超过十万一点还可以，如果接近二十万，则国家财政就已经无法维持。

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一个耕地面积十亿亩以上，人口接近二亿的国家，赋税收入，居然少到连招募二十万真正有战斗力的精兵都做不到，那这样的赋税收入，只能说已经少到了不正常的地步!

随之而来的是如下几个问题：

为什么在明朝初期的时候，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以及发生饥荒的时候，赈济灾民没有任何问题，而到了明末就不行了呢?

难道是因为明初的经济比明末更发达，明朝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经济处于不断衰退中?这显然背离了事实。任何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及任何当时人的记载，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明朝的经济，越到后期，就越繁荣发达。

万历时期，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达，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明初与之相比，望尘莫及。即便在连续发生了自然灾害后的崇祯年间，尽管相对于万历时期，经济有所衰退，但在总体上，远远高于明初，则是不成问题的。经济是更繁荣了，生产力是更发达了，而国家的财政，却是更加困难了，这是什么道理?

我们注意到，明朝初期到末期的赋税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那么，明朝末期的财政困难，自然是因为国家的赋税，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了。收入基本不变，开支却随着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这样当然就造成了困难，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还有一点，如果说赋税收入，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那么至少每个人感觉到的税收压力，应该远远低于明初吧?可为什么反而明朝末期，到处都是一片对赋税过高的抱怨，到处都是叫苦连天的声音呢?

如果说，是后来增加的军饷，或者额外的加派过多，这也不通。要知道，明成祖时期，修建紫禁城、营建武当山建筑群、郑和七下西洋、五十万大军五次北伐蒙古、几十万大军屡次南征越南，这几个事件，随便单独拿出一项来，所造成的财政开支，就远远高于崇祯时期所有的赋税收入、辽饷剿饷练饷的加派，以及地方上额外的加派的总和。但为什么明成祖时期，百姓对负担虽有一定抱怨，总体上却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社会保持安定，而到了明末，增加赋税，造成的反对声音，会这么巨大?

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系统的解答，才能解答明末财政危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从而解答明朝灭亡的真正实质原因是什么!

但是，对这些问题给予一个透彻的回答，我们还是需要一步步进行分析。

首先，从黄仁宇著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论文专著论述中，我们可以确认如下三个事实，然后从这三个事实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给上面这些问题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

这三个事实是：

1、明代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2、明代的税收，几乎在25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实际上是在不断减少，农业税减少，商业税减少的更多。

3、明代晚期，人们对任何一次增税的行为，都叫苦连天，以致于当政府试图增加赋税时，阻力重重。

关于第一点，明代税收过低的问题，可能许多人都难以相信。

中国人一直以来被灌输的观念、受到的教育就是：明代的统治者如何残暴荒淫，如何横征暴敛，如何敲骨吸髓，广大人民在沉重的剥削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明代的灭亡，都是由于统治者征收的赋税过重，人民难以负担，奋起反抗的结果。

满清统治者是这么宣传的，现代教科书上是这么写的，甚至一些所谓的历史学家的文章专著中，也是这么宣扬的。但是，事实果真如此么?

只要稍微了解一些明代的生产和财政情况，很容易就能做出否定的回答。

事实上，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讨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

(1)农业税低

“王朝周期循环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是王毓铨，按照他的观点，明朝的崩溃是因为“向农民征收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就明代的税率而言，这种指责得不到证实。

(2)商业税更低

农业税虽低，无论是4%还是2%(从政府实际征收到的角度来说)，总还是实实在在的征收着，那么商业税，在明代基本上是名存实亡，剩下的也仅仅是点缀。

如果说农业税偷税漏税的行为，占据总体税收的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商业税方面，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偷税漏税掉了。这种情况下，用税率来衡量明代商业税的征收，已经失去了意义。

明朝倒是很符合现在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主义”信徒的理想。

经济的发展运行，基本上不受政府的干涉控制，对私人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无心、也无力管制约束。

于是，在满清这最后一根稻草的压力下，明朝走向了灭亡。这是全体明朝人的悲哀，而不仅仅是崇祯帝。

明代财政制度和现代相比，明代财政有两个重要特点。 其一，户部控制的并不是国库的全部。户部从来没有如今天的中央财政部门那样统一规划过所有的帝国资源，其他五部都有独立的财政自主权。 其二，明代初期，最大税收的田赋并不征收金银，而是征收粮食（事实上，明代任何时候都没有以白银作为官方标准，而是以粮食石数作为基本财政单位）。只有矿税等税收是金银形式上缴，这部分银两不多，基本放入了内承运库。在偶尔的情况下，田赋折合成了金银，就送往南京作为武将的俸禄。明代财政税收制度设计和安排：明代的内库很是有名，明代中后期，因为屡屡征战，军事开支骤增，国库资金收入远远不能应付其巨额开销，屡有大臣上书要皇帝从内库支取费用以供国用，但皇帝总是很不情愿，宁可向人民加税来弥补入不敷出的国库，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产”拨出来。这个小金库收入不菲，又因为皇帝本人过分吝啬，向来为史学家所诟病，以为亡国之祸。其实明代建国伊始，只有内库，内库即国库。在正统七年，设立了户部的太仓库，现代正意义的国库正式成立。太仓库专门是用来存储金银，所以又叫做“银库”。太仓库建立后，就有了国库和内库的正式区别。明帝国财政的管理是分属多个政府结构的，户部只是其中之一。财政管理制度取决于帝国的政治制度。开支方面，其最大的特点是宫廷开支与公共资金严重混淆。这是明朝家国一体化的政治制度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