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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受访者提供

编辑 / 杨静茹

你可能没听过郭培这个名字，但一定看到过她设计的礼服。从北京奥运会的颁奖服到流行天后蕾哈娜亮相Met Gala红毯的大黄袍，再到春晚主持人的定制礼服、明星们的刺绣嫁衣……华美的工艺、别致的剪裁和奢华的质感是郭培作品的标志。

从大学时代开始，郭培就梦想“做一条大大的裙子”。做毕业设计的时候，她去问老师，电影《茜茜公主》里的大裙子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可以撑那么大？老师说他也不知道，但记得人艺的话剧演员穿过那种裙子。于是郭培跑到人艺后台，在服装老师的帮助下，掀开裙子一层层地看：竹子做的裙撑和层叠的塔裙，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裙子里面的样子。

2006年，上百名绣工耗时5万个小时制作完成的“大金”礼服压轴登场郭培“轮回”时装发布会，她的“大裙子梦”终于得以实现。

16年后的2022年4月，“大金”连同其他八十余件郭培的高定代表作亮相美国旧金山美术博物馆荣勋宫，这场名为“郭培·奇幻高定”的展览将在此持续五个月。

“郭培的作品从欧洲与中国的艺术传统中汲取灵感，将艺术与时装融为一体。在荣勋宫新古典主义氛围中，郭培的作品在欧洲艺术藏品的衬托下，让参观者感受中国与西方 历史 悠久的多元连接。”旧金山美术博物馆馆长兼首席执行官Thomas P. Campbell说。

这不是郭培的作品第一次以静态的形式展出，但却是规模最大的。之前最出名的一次是2015年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现象级” 时尚 展览“中国：镜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上，郭培携作品“大金”和“青花瓷”参展。

2016年，郭培被《Time》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获奖词由邓文迪撰写：“郭培的作品如同艺术品，无处不体现着复杂的手法和绝佳的工艺。她在 时尚 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已经遍及全世界，打破东西方的界限。”

郭培曾说，“我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她的职业生涯一直“踩在时代的点上”。

作为改革开放后新一代服装设计专业的大学生，郭培1986年毕业后去一家成衣公司做了近十年的首席设计师，在那个人们从统一的灰、蓝、绿制服中解放出来的年代，郭培设计的一款卡其布风衣，风靡一时，销量过万件，奠定了她在成衣公司销售冠军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郭培的年薪在30万元以上。

因为不想被市场和销量所束缚，1997年，郭培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玫瑰坊”，这是国内最早提供服装定制服务的公司之一。客户大多是 社会 名流、商业精英和 娱乐 明星。

2006年的中国国际时装周是郭培职业生涯的重要节点，“轮回”实际上是她的第一场高级定制时装秀，虽然那时还不能使用“高定”这个名字。

2006年郭培《轮回》系列部分作品，《轮回》实际上是郭培的第一场高定发布会

邱越记得，发布会后，国内媒体的普遍反馈是不理解，“这样的衣服怎么能穿在身上？”但有些国外媒体在说，“中国有高定设计师了。”邱越是“玫瑰坊”副总经理，兼副线品牌Rosestudio by GuoPei的主理人，她也是郭培二十多年的好友，当年在电视台做 时尚 节目编导的她跟郭培一起策划了这场时装秀。

“当时我们俩都对‘高定’这个概念比较陌生。郭培对自己的作品被定义成什么也不是很在意，她只想遵从内心，做自己最向往的设计。”

“高级定制”一词源于法语“Haute Couture”，原意是“顶级的服装缝制工艺”。“它在国外有一套严格标准。首先它跟艺术最接近，比如当年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在迪奥和拉格斐（Karl Lagerfeld）在香奈儿的高定作品，它与成衣最大的不同是，高定是以服装为媒介，去承载设计师在文化和思想层面的个人表达，而不是为了市场和销售。很多品牌同时拥有成衣和高定系列，比如像香奈儿有成衣，也有香奈儿手工坊，那就是它的高定系列。高定的标准里还有量身定做，并且基本由纯手工完成。我认为高定精神的实质是手工精神，就是我们现在倡导的工匠精神，它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和工艺技法的坚持。”邱越介绍。

在法国，Haute Couture一词受到法律保护，只有经过法国高定 时尚 联合会（FEDERATION HTE COUTURE MODE，简称FHCM）的认证，才能在作品中使用“高定”的称呼，并受邀在巴黎举办高定发布会。非永久会员加入FHCM，需要在满足严格条件的前提下提交申请，由评委会投票决定，并且每年都要重新评选。

邱越记得郭培2015年第一次申请入会时，要在巴黎拍一组服装的照片，每件衣服在搬运时都用白披布包裹着。有一次经过酒店大堂，白披布突然掉了，衣服暴露出来。大堂的接待员首先看到，他瞬间惊呆了，一路小跑到衣服跟前，捡起白披布，又弯着腰盯着这件衣服看了半天。

“我们在酒店住了好几天，一直没什么人搭理我们，因为这个意外，我们享受到了五星级的服务，接待员为我们清出通道，又出门帮忙叫车。酒店门口的行人也都驻足观看，问我们是哪个国家的设计师。我们特别骄傲地回答，‘我们来自中国。’”

这个插曲让郭培和邱越心里有了底。不出所料，郭培在2016年顺利通过了FHCM的认证，并受邀在巴黎高定时装周发布自己的作品。“在 时尚 界，法国高定 时尚 联合会是西方的权威 时尚 机构。”邱越说。

一直以来，无论是业内还是大众，对郭培作品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一种声音认为它代表着工匠精神，把中国风带向世界。另外一方则将它视为符号化的中国元素的堆砌，仅靠繁复的工艺和裙子的尺寸撑场。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贾玺增教授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表示，对一个服装品牌和设计师来讲，最重要的是在时装史上留有能传承下来的作品，让世人在十年、二十年后依然可以看到；还要形成某种风格，这个风格的形成可能是很多设计师和品牌的贡献，但是总会有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旗帜性的、开辟者的作用，甚至他独当一面，形成一种风格，然后带动很多其他的品牌和设计师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这个是最有价值的。

“郭培的设计对中国服装高级定制产业有显现性的推动，它让中国服饰呈现了一个更辉煌、更精彩的形态——体量更大、工艺极致精美，更强的表现力和视觉张力。同时，它也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体现——这种金碧辉煌的服饰文化与隐逸的布衣文化互相衬托，互为补充。此外，郭培在设计中融入了一些西方主题、工艺和元素，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在保持中国文化底蕴的同时，形成东西相融的特色。”贾玺增教授评价道。

近日，郭培向《南方人物周刊》讲述了她三十多年来的设计之路，在分享创作理念的同时，也回应了质疑。

以下是郭培的自述：

做一条大裙子，一直是我的梦想。

大学毕业后我在成衣公司设计的衣服几乎都是爆款，被称为“零库存设计师”。但我知道这些在市场上卖得好的款式，不是我想要的，它们都太现实了，我还是想做一条大大的裙子。我的老板却说，你做它干嘛，又没人买？

因为这句话，我辞职了。

辞职后，我拿出60万元，在1997年创立了“玫瑰坊”。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终于自由了，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玫瑰坊”创立之初，我就没想过赚钱，只想着花钱。我当时计划两年内花完60万，然后再去外边打工。到现在“玫瑰坊”也没赚到多少钱，可以说是初心使然了。

但真正开始创业，我意识到自己要有责任心，背后是一个团队，不能说解散就解散。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要想办法卖衣服，解决房租和员工的工资，自己的理想暂时让位于现实。

爱上你的客户

“玫瑰坊”可以说是国内最早做一对一定制设计的，二十多年来积累了一批稳定的客户。作为一名定制设计师，只有发觉客户的独特性，才能做出符合他个性的设计。我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办法爱上你的客户，你就不能去给他们做定制。”

记得有一位客户，她因为身体原因，服用激素类药物，体重高达两百多斤。刚开始是我的助理接待她，为她设计了一款袍子，她不是很满意，因为她找的其他设计师也是给她做的袍子，她看不出我们的特别之处。

我听到他们的讨论，就走过去了。我跟她说，我给你设计一款不一样的袍子：这边加个蝴蝶结，那边给你定制一颗特别大的扣子，这边再设计一个圆圆的兜。我告诉她，胖瘦没关系，女人最可贵的就是可爱，无论多大岁数的女人都要可爱，我就把你设计成一个特别可爱的女人。那个客户最后特别满意。

我认为作为一名定制设计师，首先要学会聆听，还要知道如何去满足客户的愿望，然后在专业范围里给出最好的建议和选择，最终让客户满意。

我多次为一位主持人设计春晚礼服。记得有一年，晚会马上就要开始，她对一件礼服的颜色不太满意，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我们就加班为她赶制。最终两件衣服摆在面前，可能很多人会感到诧异，因为这两个颜色几乎没有太大区别，都是绿色，只是色差上有一点点变化。最终她选择了第一件。

其实我特别理解，作为主持人，她在这个晚上要站在十几亿中国观众面前，对自己的形象必须要绝对的自信。我们往往会为了给她这个自信，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摆在她面前。正是由于有了后面这件作废了的衣服，她才能够信心十足地相信她的选择是最好的，同时也给整个春晚以及春晚的观众带来最好的视觉效果。这个自信其实是定制服务带给她的。

我们的客户并非都是 社会 名流，也有普通百姓。曾经有位下岗女工，用自己一年的积蓄，为女儿定制了一套嫁衣。这位母亲离异了，女儿没有跟着她一块儿成长，她觉得要在女儿出嫁的时候送给她一份最好的礼物。正巧她在电视上看到我的采访，被我们“要做有传承的嫁衣，让嫁衣成为女人一生中最珍贵的那件衣服”的理念所打动，最终选择送给女儿一件值得珍藏的嫁衣。

光芒万丈的太阳

我跟各行各业的客户都相处得很好，但时常感觉自己的表达被客户的需求所限制，“做一条大裙子”的梦想我一直没有忘。

从2003年开始构思，直到2006年“大金”出现在中国国际时装周的发布会上，它其实是一种爆发力的体现。我就非要做一件最美的裙子给自己，不是给任何人的，因此也无需任何人喜欢。与之前我参加无数次的成衣发布不同，这件疯狂的作品不为市场，也不带货，只为我自己心中的梦。

我当时还没有加入法国高定 时尚 联合会，严格说来不能用“高定”的称呼，但“大金”可以说是我设计生涯的第一件高定作品。

“轮回”发布会是我创业十年来第一次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的舞台。我用色彩的渐变诠释了时光的更替，从苍白到深蓝，从沧桑到璀璨，夜光、星光、晨光与日光的变化，演绎着生命的轮回，而“大金”就是压轴出场的太阳。

展出之前它一直放在公司，有一天，我无意间抬头从办公室的镜子房顶看到它，真的就是我心中那颗光芒万丈的太阳。

“大金”的廓形源自我对太阳的理解——裙摆一条一条延伸出来，呈放射状，像太阳的光芒，而且有足够的体量。图案是唐卡里的花纹，当时我正迷恋唐卡，对里面的吉兽和花纹喜欢得不得了。之所以选择花纹图案，是取意花的“绽放”，契合了太阳释放的能量和张力。

当时台下的观众都很感动，还有流泪的，但是媒体的反馈普遍是不理解，都说它太夸张了，已经不是一件可以穿在身上的衣服。

这场秀的时装顾问、意大利人亚伯特的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郭培，我要租一架大飞机，带着你的作品给全世界看。

后来我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大金”是每个博物馆必要求的展品，我看到一些国外媒体对它的评价：让世界看到了中国 时尚 的存在、它代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 时尚 业的崛起和复兴。

其实创作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做出我心中所想。但任何事物都无法脱离它所处的时代，“大金”是21世纪初中国 时尚 舞台的时代记忆。

创意是无价的

我是中国人，至今没有改变国籍。我认为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艺术家应该站在人类的高度。我的创作，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启发，也受到非洲文明的启发（2020年《生命》系列），文化的碰撞是多么重要。我的设计之所以被东方和西方的观众所接受，是因为他们从中都看到了自己熟悉的影子。

我的刺绣工艺是东西方技法的融合。在做刺绣之前，我不知道哪有绣工，我是在河北找的一些会针线活的妇女，她们有刺绣的手艺但没有技法的束缚。另外，我本人也没学过刺绣，但我是一名有鉴赏力和审美的设计师，能够跟绣工说清楚我想要什么。

我的先生是一位面料商人，2000年左右，我有机会经常跟他去欧洲。我很多的刺绣技法是受欧洲博物馆里艺术品的启发。

因为我语言不通，又不认路，我先生就把我丢在博物馆，一待就是一天，我总是看不够。那时候还没有拍照手机，也不让带相机。我就站在展品跟前，琢磨它的每一个细节是怎么做出来的。我是一个图像型记忆的人，等我回来再凭着记忆，把研究出来的方法传授给我的工人，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这个过程可以说是用我的脑子和绣工的手共同创造的。

“大金”刚做完的时候，我总觉得它太平淡了，刺绣不够立体。正巧那时我在法国的战争博物馆看到拿破仑的衣服，它里面像是有一种金属丝绕在针上做出来的效果，看起来很有冲击力。

我回来就用小铜丝尝试，后来我先生说这是一种印度的线，他就帮我找了这种线。找来了我也不会用，我和工人就用传统的盘金线的方法去固定它。

其实这件衣服的制作方法是不对的，后来它在搬运中来回剐蹭，所有的金属丝都被拉出来了，衣服表面像漂浮着一层金色绒毛。我知道从技法上它是失败的，但最终的效果却很好看，像发光一样。

后来有了拍照手机，我出国一趟都要拍上万张照片，它们记录了我对新鲜事物的好奇——除了大量博物馆里的影像记录，面料展销会上的“奇装异服”、机场杂志上的图片都可能成为我之后创作的灵感。

因为我先生的引荐，我很早就用意大利和瑞士的面料，即使是跟西方的工厂合作，我也绝对不是选择他们已有的面料，而是跟他们共同研发。他们太想知道我想要什么东西了，在他们眼里创意是无价的。而且即使我订的数量不多，比如一款面料就要10米，他们也愿意做。但是国内的纺织业一直追求“量”，至今在研发上进展相对缓慢。

我用的超细金线源自一种仿真纤维，是我跑遍全世界最后在日本找到的。

2017年我做的《传说》系列，取材自瑞士圣加仑教堂穹顶的宗教画，选用了瑞士面料和立体刺绣，发布会在巴黎的古监狱举办，似乎一切都很“西方”。但看过的人说，一看就知道它出自东方设计师之手。

生命的停驻

我也在思考这其中的原因，我想我的设计跟我的刺绣一样，是有根脉的，中国文化早已化为血液，流淌在我的生命里。

我是北京人，生长在皇城根下，从小由外婆带大。外婆生于清朝末年。记得每天睡觉前，她关上灯，给我讲她那个年代的故事，讲她年轻时穿的衣服——面料滑滑的，上面绣着花和蝴蝶。我闭着眼睛想象一只飞舞的蝴蝶落在衣服上。当时我们穿的衣服都是棉布的，我想象不出滑滑的面料是什么，但是印象很深。我现在这么爱面料，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总想找到那种滑滑的感觉。

外婆家就在日坛公园边上，每天吃过晚饭，她就带着我去日坛公园，边走边讲路过的壁画和雕刻。长大后我最爱去故宫和天坛，喜欢看大殿顶部的图案。我后来喜欢在作品里画龙和凤以及各种图腾的纹样，因为这些东西从那时候起就刻在我脑海里了，还有那种天人合一的东方精神，那是融于血脉的记忆。

创业二十多年，我不认为自己是个成功的商人，我对赚钱一直没有太大兴趣。我卖衣服赚钱（给客户做定制设计），然后再把钱用去做衣服（高定发布会的个人作品）。在生活中，我是个欲望很低的人，至今不会开车，也不会上网，穿的衣服都是我先生给我买，我平时不舍得穿自己设计的衣服。

我现在馆藏级的高定作品大概有四百多件，全都存放在仓库，舍不得卖。当年有人出价500万要买“大金”，被我拒绝了。我认为自己的作品不是商品，而是艺术品。商品是复制得越多越成功，而艺术品是不能复制的，复制第二件可能工艺上更完美，但就失去了生命，因为它承载着创作者当时的思想和内心世界。

我热爱高级定制，她是一种生命的停驻，不像成衣那样简单地流行，迅速地被遗忘。我希望我的高级时装都能是馆藏级的精品，成为传世杰作。

喜欢虐待动物，是什么心理?多数人们倾向于对可爱的，体积小的东西表达喜爱之情，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有的人喜欢虐待动物，从而感化他们。下面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虐待小动物的人的心理，希望对你有帮助!虐待小动物的人的心理 一、恻隐之心，是道德的底线，人性的天良 最近，反对虐待动物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呀? 这就先得说清楚，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虐待”。为什么呢?就因为人性中有一条道德的底线，同时也是起点，叫“恻隐之心”。所谓“恻隐之心”，就是不忍心看着别人受苦受难受折磨的善心，所以又叫“不忍之心”。按照孟子的观点，这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天良，故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只要有这份心，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好人。相反，如果没有，就麻烦大了。弄不好，会“禽兽不如”。 但，这跟不虐待动物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恻隐之心或不忍之心，其实有一个心理依据，即将心比心、由此及彼、推己及人。一个人，为什么不忍心看着别人受苦受难受折磨?说到底，就因为自己不想受这活罪。比方说，自己不愿被烧死，才不忍心烧死别人。这就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问题是，“己所不欲”易，“勿施于人”难。这就需要培养。而且，为了保证培养成功，还得把这善心和天良，从“勿施于人”扩展到“勿施于物”。当年，孟子讲“恻隐之心”，举出的例证，就是齐宣王对一头将死的牛，表示“不忍其觳觫(吓得发抖)，若无罪而就死地”。牛如此，狗和熊，也一样。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动物侵犯了人权，威胁到人的生存呢?也要善待吗?也要。即便万不得已，比如出现了鼠疫、鼠灾，也不可虐杀。为什么?因为虐杀即虐待，虐待即残忍。不仅是对别人或动物的残忍，也是对自己的残忍。你想嘛，虐待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做不出来?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事实上，一个人，如果不把虐待当回事，下一步，就有可能以此为乐。这时，他就会完全丧失了人性。所以，必须反对虐待，反对虐杀。比方说，在不得不保留死刑时，坚决废止凌迟、腰斩、砍头等方式;在无法避免战争和执刑时，决不虐待俘虏和犯罪嫌疑人。当然，也不虐待动物，哪怕它“丑恶”如老鼠。 二、只有彻底到连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恻隐之心” 写到这里，我想起刘瑜的一篇 文章 ，标题叫《老鼠，作为证据》( 2006年4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文章说，有一只老鼠，在厨房里被粘板粘住了，垂死挣扎。这让她想起了另一只也是被粘住的老鼠，叫了两天才死去。她还想起自己小时候，有一只老鼠被邻居老爷爷用开水烫死了。 这些事搁在任何地方，可能都稀松平常。灭鼠嘛，好像没什么不对，作者也没说不该。让她受不了的是：一，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二，如果一定要死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它死得痛快一点，不那么备受折磨呢?文章说：“便是‘龌龊’如一只老鼠，也会痛，也会绝望，也会挣扎。更糟的是，它的痛，也会传染给你。” 说实话，这篇文章让我很感动。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恻隐之心竟会及于一只老鼠。在许多人(也包括我)看来，老鼠是肮脏的、丑陋的、作恶多端和死有余辜的。不是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么?既然必须消灭，又何必管它怎么死呢? 但我们，不，就说我吧，却从来没有想过，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也没有想过，即便它“罪该万死”，也不意味着就该折磨至死。然而刘瑜想到了，这让我感到惭愧。是的，惭愧!因为只有彻底到连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恻隐之心”。 三、恻隐之心，要从善待动物做起 的确，连老鼠的惨死都于心不忍的，还会虐待人吗?是心足以王矣(《孟子•梁惠王上》)!相反，一个人，今天能虐待老鼠，明天就能虐待狗，后天就可能虐待人。因此，为了保证人不受虐待，必须反对虐待动物。这不是什么“动物福利”或者“狗权”(动物权)，反倒是“人权”，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问题。 事实上，不忍心其无罪而死，不忍心其折磨至死，正是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权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比方说，国际社会一致公认不能虐待俘虏，不能虐待犯人，不能虐待动物。我永远不能忘记中央电视台的一期节目：医学院的学生们带着担架，拎着兔子牵着狗，走向实验室。解说词说：担架是为狗准备的，兔子没有，这意味着兔子将不再生还。 影片的结尾，是师生们为实验动物建立了纪念碑。每年 清明 ，他们会去献上鲜花。这不是虚伪，而是人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生命尽可能的尊重。要知道，只有尊重一切生命，才能最后真正尊重人自己。 因此，恻隐之心，要从善待动物做起。而且，只有当所有人都不再忍心虐待动物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否则，下一个被按倒在床，挖肝取肾抽胆汁的，没准就是我们自己。 虐待动物的事件在拷问着我们。拷问着我们的天良和人性，也拷问着我们的国民性! 小孩子喜欢虐待小动物的解决 方法 1.通过童话、 故事 等生动形象的内容 教育 孩子，给孩子绘声绘色地描述小动物的善良、可爱和可怜，讲述它们被野兽捕捉、吞食时的悲惨情景，借以引起孩子对小动物的同情或爱护。 2.创设条件，让孩子自己 饲养 一些小动物，诸如金鱼、小鸡、小鸟、小兔、家蚕等，让孩子在长期的饲养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这些小动物的成长，与这些小动物建立起深厚的情感。孩子就会逐步养成主动地关心动物，爱护小动物的习惯。 3.丰富孩子的生活内容，把孩子的剩余精力引导到游戏、劳动、学习等方面来。 此外，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孩子，家长要注意孩子生活环境的净化和检点自我的行为，培养孩子同情心。一旦发现有虐待小生命的现象，要加以批评，而且家长要说到做到。相信孩子在你的关爱之下，一定会转变的。 喜欢虐待动物的原因 首先，虐待小动物是一种心理发展退化的返祖行为 我们的祖先，在进化和生存的过程中，从猿类进化到智人，学会了使用武器打猎，也就是对 其它 动物的捕捉和杀害，当然这是一种原始性和生存的本能，随着进化和社会发展，这部分的心理倾向并没有因为社会供给的充足而完全消失，只是暂时被压抑，当我们的心理发展受阻的时候(受阻的原因可能是挫折，或者是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化)，心理就会固化或者是倒退，出现返祖行为，本我急速发展，单一的追求快感来弥补心理的创伤。 其次，自我强化 这个因素适用于所有的作出非常规行为的人身上，这些非常规行为人或不被重视，或没有社会存在感，或被质疑各方面能力，虐待动物并且发到社交媒体上给人看的原因，就是要吸引别人的注意，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是可以做出一些一般人不敢做出的行为的。这是一种自我心理的强化，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个体对于通过正常 渠道 彰显自我能力的缺失和实际能力的低下。 再次，负面情绪发泄目标的转移 由于挫折，被打击，或者是生活环境剧烈变化带来的负面情绪如果得不到正确的释放，那么就会引发人类的暴力行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直接发泄目标不能的时候，这种发泄暴力行为就会下意识的选择新目标，也就是进行目标的转移，一般都会选择没有攻击性的，可以肆意发泄目标，就是小动物来动手，因为可以把情绪宣泄到极致。 最后，童年缺少关爱以及成年后的人格障碍 童年时期对于动物的虐待，会不会造成成年后的暴力行为比例增加或者犯罪?答案是肯定的。童年时期对于动物的虐待，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得不到足够的家庭关爱，这个时候就可能造成沟通能力和 人际交往 的社交障碍，而为了引起家庭成员的足够关心，不管这种关心是什么性质的，责备也好，维护也罢，孩子就会做出出格的行为去吸引注意，关爱缺失情况越严重，行为的程度就越深。 成年后，由于对于动物的虐待，造成的成长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因素缺失，比如同情，责任，还有羞耻感，以及对待动物进行虐待时养成的冷酷，冷漠性格，很容易发展成反社会人格障碍。这种由于童年虐待行为形成的固有模式，会投射到社会中，变成对社会规则以及法律的蔑视。而更加严重的，就是随着虐待动物行为的增加和反馈，个体遇到不可发泄的情绪的时候，已经不满足于小型不会反抗的动物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严重的针对人的暴力发泄和虐待行为，同样也是在发泄自己无法发泄的情绪。 对于动物的虐待是一种不道德的非正常行为，不要认为这种针对非人类动物的虐待是儿戏，可以肆意妄为，抛开道德因素，这种行为会深深的影响个体心理的发展，为成年后的针对人的暴力犯罪埋下伏笔。

峻厉、温煦的大儒钱穆邹金灿①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②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一次，商务印书馆约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邀请钱穆合写。钱穆拒绝了，明确告诉胡适：你我关于中国文学的意见迥异，如果各写一本书让读者比对着来读，那样会对读者有益，但合写一本则不行。③这符合钱穆某些时候的峻厉形象④叶龙告诉我，钱穆先生相处起来很和气，但非常有威严。有一次他请钱穆改文章，钱穆提出意见，他随口说了些反对的话，钱穆马上就不改了——认为他所持的并不是虚心请教的态度。这令叶龙极其后悔，数十年后谈起此事，仍懊恼不已。⑤《朱子语类》里记载了朱子这番话：“凡事回互，拣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却笑人慷慨奋发，以为必陷矫激之祸，此风更不可长。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盖狂士虽不得中，犹以奋发，可与有为。若一向委靡，济甚事！……大凡只看道理合做与不合耳，如合做，岂可避矫激之名而不为？”⑥1930年，钱穆撰文介绍近百年几个儒者的读书主张，谈到陈澧（1810-1882．字兰甫，清末广东大儒，著有《东塾读书记》等书）的读书方法时，他认为陈澧只是看到了时人的病，开出来的药方却“温和有馀，峻厉不足”，不能振聋发聩。这个“峻厉”的主张，可与朱子的“慷慨奋发”互相发明。⑦峻厉与温煦，并存于钱穆身上。在叶龙的记忆中，钱穆很能克制自己的情绪，评议他人时，口不出恶言，比如他对于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不聘请他这件事，其实是有意见的，但多年相处，也只听他不经意地提过一两次。⑧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有人向钱穆请教。学生对这位老师，先是敬畏，熟悉后变成敬爱。每逢周末，学生成群结队去钱穆宿舍问学。由于地方小，来的人往往是一批出来，另一批再进去。⑨这些前来请教的人各式各样，西南联大的学生，其他大学的学生，银行、报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年过50岁的人……对于他们，钱穆没有丝毫疲倦厌烦的神态，一一耐心作答。学生李埏不解，说：“有的人只是慕名而来，只是来瞻仰先生风采的，为何也耐心作答？”钱穆举了范仲淹的例子：范仲淹带兵打仗时，18岁的张载带着兵书求见，范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记取这番话，后来成了一代儒宗。钱穆告诉李埏：“孔子说，‘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宁愿失言，也不肯失人。”⑩严耕望1941年来到齐鲁大学追随钱穆，报到的第一天，钱穆领他到住处，对起居饮食、铺床叠被、整理书物等一切琐事都耐心指点，并且一天里来其房间五六次，对这位学生关怀备至。50年后，严耕望回忆起这个场景，仍然不禁涕泪横流。11龚鹏程说：“钱先生回台湾演讲，在淡江大学礼堂倒塌被砸之后，身体肯定是受损了（注：1952年，钱穆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演讲时，屋顶水泥大块砸落，伤重入院）。晚年楼居为常。古人云，筋力之减，皆称新来懒上楼，钱先生则是罕得下楼出门。问学者都在客厅中见。政界人物来，亦不接待，任其随席听讲而已。对我辈，因非真正弟子，较客气，多称兄。于我则称龚先生，我称他钱老师或先生。怡然蔼然，论学若话家常，大关节处却极敬肃、不苟且。而不甚道人是非，评价师友均极见分寸。许多成名学者，恃老卖老，动辄狂言骂世、自吹自炫，先生不然。”12太史公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在人海与时间的磨洗下，个人往往迅速湮灭，死后还为后人纪念的，无疑是“倜傥非常之人”了。132015年是钱穆诞辰120周年，“我们没有做什么纪念活动，对他的最好纪念，就是读他的书。”钱辉（钱穆的女儿）对我说。（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相关链接（1）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生唐端正回忆，钱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打太极拳，呼吸深长，全套每次可打30分钟，有一天在新亚上课，突然来了两个青年流氓，在门口探头探脑，还旁若无人地在课堂内左右穿插，钱穆警告无效，怒了，“把长袍的两只阔袖拉起，露出两只结实的手臂，一个箭步就抢到那两个阿飞的面前，摆出个揽雀尾的姿势，把他们吓得一溜烟跑了。”从钱穆身上充盈的生命力来看，他如从军，将会是个勇猛的士兵。（2）胡适有次去苏州中学做演讲，因钱穆已在当地颇有名气，东吴大学的教师陈天一叮嘱胡适，到苏州不要忘了见一见钱穆，那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两本很生僻的讨论《史记·六国年表》的书，他怎么都找不到，于是当面向胡适询问。不料胡适也答不上来。事后钱穆反省自己“书生不习世故”，初次见面就问生僻的书，无疑是在刁难对方，但因为这个问题积压在心中已久，突然见到一位“天下名人”，是以不禁冲口而出。这件事没有妨碍胡适对钱穆的肯定。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后，胡适在日记里说：“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1931年钱穆进入北大历史系任教时，主持该系工作的正是胡适，其时是文学院院长。

喜欢。书是主要是专栏文章构成，讲述美国人最普通的生活以及背后的制度理念等。一本讲述民主，自由，伦理的书，不是理论的堆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活中的例子。读起来没有理论的生涩，充满了生活的趣味。

我还是非常喜欢的，这本书的思想高度是非常高的。写的还是很不错的，里面的一些东西还是很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