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传播艺术研究论文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摘要:语言行为是交际的主导因紊，非语言行为是语言行为的重要辅助手段。跨文化交际中，保持两者的和谙一致是交际双方都应遵循的原则。文章拟在非语言交际行为及其与语言交际行为之关系论述的基础上，阐述两者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并对于如何进免冲突、保持两者间的和谐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关锐词:语言行为;非语言行为;跨文化交际人类交际有两种渠道: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生活中，人们主要通过语言进行交际。在研究交际的过程中，人们通常只注重语言行为，而忽视了非语言行为。但是，同语言行为的交际功能相比，非语言行为具有更真实地传递信息、更准确地表达情感等功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同语言行为一样，非语言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会受文化的影响，同样的形式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亦有不同的含义，这些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引起交际双方的误解，严重影响彼此的交际。本文拟对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进行分析。一、非语盲交际1.非语言交际的界定“非语言交际(NonvethalConununieauon)指的是在一定交际环境中语言因素以外的，对输出者或接受者含有信息价值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既可人为地生成，也可由环境造就。，，[’〕广义的非语言交际包括除言语交际以外的所有交际行为。狭义的非语言交际包括那些个人发出的有可能在他人头脑中产生意义的非语言暗示的加工过程，它是一种体现非语言行为的过程，在特定的场合或语境中要么独自出现，要么与语言行为同时发生。非语言交际是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它的涵盖范围广，涉及到多个知识领域，如:人类学、心理学、跨文化交际学、社会语言学等。非语言交际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体态语(Bodyhanguage)，由人体各部分的动作来提供的交际信息，包括头部动作、面部表情、目光交流、手势、姿势、体触等。一类是场景(setting)，由个体与环境相结合来提供的交际信息，包括时间概念、空间取向、沉默等。2.非语言交际的特点非语言交际相比语言交际有着几方面的特点:首先，许多非言语行为是多义的，它们在不同文化或地区有多种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含义。如果对这种现象了解太少，一旦置身于不同文化之中，便很容易感到困惑并产生误解。其次，非语言交际具有非结构性，即:非语言交际没有正:式的结构或固定的模式，绝大多数非语言交际是无意识的，无章可循的。再者，非语言交际具有连续性。语言交际有始有终，持续的时间有限。非语言交际则不然，譬如，在激烈的讨论之后，辩论双方虽然不再开口，但是，丰富的面部表情却仍在传递着许多信息。3.非语言交际的模式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有各自的规则。人们用语言交际时所使用的词语、句子等语言符号有着传情达意的功能。非语言交际也是一个符号系统，也有其特殊的传达信息的符号特征和功能。如，人的面部表情能通过眼、眉、嘴、鼻和脸部肌肉的运动变化传达快乐、悲伤、惊奇、恐惧、愤怒、蔑视、困惑等多种情感。因而非语言交际是一种通过对非语言信号的编码和解码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非语言交际的基本模式:信息发出者(编码)—非语言信号(解码)—信息接受者如上所示，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是交际双方本身，他们在各自的文化、知识、经验、心理等背景和具体语境下发出和接受信息。化差异带来的“咫尺天涯”的感觉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避免冲突就要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可能同语言行为发生冲突的非语言行为。此外，如果为了获得某种特殊的交际效果而使用与语言行为相冲突的非语言行为，交际者应持特别审慎的态度，并要及时考虑到对方能否接受这种冲突信息，以免造成不应有的冲突。因此，研究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最为现实的意义就是要解决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问题。三、语官交际与非语言交际关系的确认二、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际，即信息的编码和译码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发出或接受。首先，应该肯定的是，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形式在跨文化交际中会毫无疑问地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当语言交际发生障碍时，非语言交际的替代、维持甚至挽救交际的作用则不可低估。众所周知，能说会写另一种语言并不意味着对这种语言的理解不会产生偏差。因为词汇的字面含义毕竟有限，而理解的决定因素与文化息息相关，文化因素又往往隐藏在词汇之后，它包含了许多非语言交际因素在内。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往往比较注意语言交际行为的正确性、合适性和可接受性，却容易忽略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的文化差异及影响，结果文化误解和冲突频频发生。虽然先进的交通和通讯手段缩短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然而这并未消除人们在心理上的隔阂。文有学者认为，在面对面的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语言行为，其他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川还有人认为90%的信息来自非语言交际，由此，非语言交际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在交际中，一个人的举止和仪态所提供的信息量往往大大超过其谈吐所提供的信息量。人们自然流露出的各种表情、手势等非语言行为所反映出的信息同语言交际相比更真实、更准确、更适宜传达隐含的示意。依赖非语言的迹象来判断对方的真实意图和想法，能更好地体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交际内容，从而使交际的质量升华。在很多语言表达不好或不屑用语言来表达的场合中，非语言交际行为能够或必须替代语言行为，使交际更精确、更具表现力。如果在跨文化交际中发生语言障碍，对非语言行为的依赖性就会更高。当然，对于非语言交际行为在整个交际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与语言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一方面要看到，脱离非语言行为的孤立的语言行为往往难以达到有效的交际目的;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非语言行为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表达明确的含义，而且一种非语言行为只有与语言行为或其他非语言行为配合，才能提供明确的信息。而脱离了语言行为，孤立地去理解或研究某一非语言行为的含义常常是难以奏效的。陈原认为:“人类进行交际活动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当然是语言，但是交际工具决不只是语言。实际上，社会交际常常混合了语言与非语言这两种工具。”在语言交际中，语言与非语言之间是主与从的关系，客观地讲，语言是交际的主体，理所当然地处于主导地位，非语言暗示是语言的有力辅助工具。对于这一主从关系的确认不应有任何的动摇。在一般情况下，非语言交际行为对语言交际行为起到的主要是强调和补充的作用。它包含六个方面:补充(Co呷lementing)，抵触(Contradic-ting)，重复(R伞ating)，调整(Re，lating)，强调(Aeeenting)，替换(substituting)。[，]首先，交际的主要意图要通过语言手段来实现，尽管非语言暗示传送的信息量很大，但对交际有实际价值的信息却是有限的，它们无论如何无法与有限的、但却系统连贯的语言表达相提并论，而非语言暗示则为交际的顺利进行提供必要的交际情景以强化和补充语言手段。其次，从交际的角度来看，两者的性质和作用大不相同。在某些方面，如准确、细腻地刻画交际者的心理活动，形象、生动地描述事物的形状、运动状态等方面，语言行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非语言暗示是影响语言交际效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能更丰富且准确地表现较为细腻的心理活动。与语言行为相比较，非语言手段有诸多优势:(l)更可靠;(2)有时更方便、更恰当。但是，当我们在肯定非语言暗示相对于语言行为有许多优势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1)非语言交际是非结构性的，往往无章可循，变通性大;(2)非语言行为较多的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容易产生歧义;(3)文化背景的不同使非语言行为的研究者们很难找到诸如音素、音节、单词、句子等清晰的分析单位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四、语盲交际与非语育交际冲突的产生在谈论语言与非语言交际的冲突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词语的常规语义和隐含语义。所谓“常规语义”主要指一个单词、词组或句子的字面含义(uteralmeaning)。该意义为一般人所普遍理解，在具体的情景中不会产生歧义。同时，常规语义还包括那些约定俗成的引申含义。例如，pig一词的字面含义是“猪”，但该词还常用来比喻“贪婪的人”。这两种含义都已被人们普遍接受，都属于常规语义。而“隐含语义”是指一个单词、词组或句子所具有的通常不为人知的含义。这种语义由于使用频率较低，交际者无法依赖语言本身来揭示其隐含语义，因而常常130需要借助非语言的手段来进行确定。某些词语的隐含语义是无限丰富的，这些无限丰富的隐含语义与该语言单位的常规语义有着或疏或密、或正或反的联系。由于隐含语义不但具有隐蔽性，而且内容多样化，因此要使非语言行为与语言的隐含语义保持一致并不总是件容易的事。隐含语义的理解如果离开非语言行为的帮助，语言与非语言的语义指向有时会发生冲突。概括起来，语言与非语言的冲突有三种结果:(l)使信息的接受者无所适从，无法断定传递的哪一个信息是真实的。(2)两者搭配，传递出一种特别的混合效果。这种混合不是两种语义的简单叠加，而是在此基础上营造出的一种特别的语义或情感氛围。(3)两者搭配，但唯有非语言行为传递的信息是真实可信的。在跨文化交际中，当目的语使用者的语言表达能力欠佳时，交际者要从对方支离破碎的言语中判断出对方的真实意图，其理解的难度可想而知。此时，非语言行为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非语言行为要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下列条件:行为本身必须是信息的载体;编码和解码的程序必须是交际双方所熟悉的;载体的形式必须是双方都承认的。如果双方用不同的载体形式(非语言行为)表达某个意义，交际就会发生障碍。例如，拇指与食指合拢，其余三指伸直，这个动作在英美文化内是“很好、没问题”的意思，在我国是“三”，但在有的拉美国家它却是狠裹的动作。[3]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的冲突并非只会对交际产生负面影响。实际上，我们时常会有意无意地利用两者的冲突关系以获得某种特殊的交际效果。例如用愉悦的面部表情去搭配包含负面意义的语句则会给人以不真诚的，或是“玩笑”的感觉。因此，交际中保持语言与非语言行为的和谐一致才是至关重要的。五、避免冲突、保持和谐1.使用一个“公共信号库”所谓“公共信号库”即交际双方知识和经验范围内的交叉重叠。只有存在这样一个信号库，发信方所要传递的内容才有被正确接受的可能。如手势“V”能正确传达“胜利”的含义是以交际双方都有这一先验信息为基础的。2.正确利用语境语境因素决定谈话的含义。谈话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具体的文化背景下，话语的生成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交际者根据对语境的认知而确定的。语境包括非语言语境、语言语境和认知语境。非语言语境包括交际场合、双方的身份、地位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及社会、文化背景等。语言语境和认知语境是指谈话的前言后语、过程及交谈者对影响交际效果诸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判断的能力。由于个体交际者的背景经历相异，必然会使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的认知和解码能力相异，最终导致交际双方认知和理解能力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要正确地推导和理解特定语境下的特定含义，就要综观语境诸要素。如果说语言交际的内容会因语境不同而变得模棱两可的话，那么非语言行为一般是情感或情绪的表露，它能丰富而准确地表现交际者的心理活动。同时，就效率而言，前者是无法与后者相媲美的。在不同语境下，对非语言信号的解码可实现情与景的完美交融。每一非语言行为都不是孤立出现的，也不一定都是有意识地要传递某一信息。因为非语言交际常常捉摸不定，难以察觉，同时，它又贯穿于整个交际过程中。非语言交际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态度、心里活动和价值观念。[’]因此，交谈双方只有对语境统一建构和把握，使话语与语境有机结合，彼此才能应对自如，交际才能有效、顺畅。正确利用语境是避免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发生冲突的另一重要前提。需要注意的是:在跨文化交际中识别非语言行为信息时要严防模式化或只看表面现象。排除非语言交际行为因文化差异带来的干扰就可以尽力避免冲突，实现语言与非语言行为的和谐沟通。3.正确理解非语言信号成功的交际仅仅依靠对语境的把握是远远不够的。在非语言行为的交际功能中，其伴随及协助语言表达这一功能尤为重要。非语言与语言行为的和谐在很多场合下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达成的，或者说，伴随语言行为出现的非语言行为很多都是习惯性的。所以说非语言信号的正确解码对于语言表达的深层含义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是正确的言语理解的重要保证。在有些场合，交际者需要有意识地使用某些与语言相和谐的非语言行为，以便使双方借助这些非语言行为确定语言行为所传递的信息是否正确。因为与语言行为相伴随的非语言行为往往不止一种，如果其中某一非语言行为背离了与语言保持和谐的原则，交际对方就可能对所接受到的信息表示疑惑不解。因此，保持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的和谐，还应保证每一非语言行为传递的信息彼此间不发生冲突。4.进免文化冲突非语言行为和语言行为一样，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性。同一国家或民族的人们非语言交际行为并非完全一样，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文化水平的人之间，非语言行为也是千差万别的。在一种文化中，与语言行为相伴随的非语言行为的语义指向是和谐一致的，但在另一种文化中，两者的语义指向却可能是冲突的。对他种文化理解的欠缺会导致对非语言行为理解的偏差。例如，中国人在表示“吃饱了”时习惯用手轻拍自己的肚子。在这里“拍肚子”表示“吃饱了”是中国文化所做的诊释;而在美国文化中，表示“吃饱了”却是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喉头，手指伸开，手心向下，意思是“已到这儿T”。[’]值得注意的是，非语言行为的差异比语言行为的差异所引起的文化冲突还要严重。非语言行为和语言行为一样，也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与非语言交际同样是密不可分的，非语言行为作为信息传递的手段也是文化的产物，是某一社会的共同习惯，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行为准则。非语言行为的形成往往都由一定的文化环境所决定。在跨文化交际中，对异文化冲突信息的认知取决于信息输人者对对方语言、非语言行为及文化的熟悉程度。因此，文化差异是导致文化误解和冲突的主要原因。文化差异在非语言交际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文化不同，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有别。相同的信息在不同的文化中会以不同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表现出来。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人们用点头来表示肯定，而在非洲某些国家，人们则用摇头来表示同意。其二，文化不同，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相同。有些手势或动作在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可使用，因而传达的信息基本相同。但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这些手势时，首先要准确理解其含义，并注意其使用场合。其三，文化不同，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部分相同。有些非语言交际手段或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使用范围。有些还具有高度的地方性，仅仅用于某些特定的文化或语言区域。例如:对亲密距离的理解，中国人和西方人亦有不同。在西方一些国家中，人们相互击掌、拥抱、亲吻面颊等是很常见的事情，但在中国，一般不会使用这种体触行为。要解决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交际的文化冲突问题，就要在理解他种文化非语言行为的含义时牢记三条原则:第一，在注意某一非语言行为表现时不能忘记:在实际交往中往往是多种非语言行为同时配合行动。第二，任何人都无法列举和描绘出每种文化的所有非语言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在跨文化交际环境中正确理解一些常见的非语言行为的信息，就可以对所需要的信息有一个概括的了解。第三，我们只有先了解本族文化的非语言行为，才能理解他种文化的非语言行为。I’1由此可见，要实现语言与非语言交际之间的和谐一致，就要充分重视非语言交际的文化冲突问题。跨文化交际成败的关键在于正确对待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根本在于文化对比研究。通过文化对比，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同点和相异点，以及交流中可能造成的误解和冲突，排除文化干扰，实现顺利、成功的跨文化交际。那么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就要学会排除文化干扰的正确、得体的方法。在了解目的语国家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与手段的含义和特点的同时，了解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所在。其次，要学会正确、得体地处理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方法。正确理解在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相结合的话语结构中的非语言行为的含义和文化特点。川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一、不同类型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

（一）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

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语言是为节目的新闻性所决定的。其语言运用只有在新闻性原则下显现个性特色，才能赋予节目魅力和生命力。新闻以真实性为第一准则，坚决反对弄虚作假，欺大众，这就要求主持人实话实说，开诚布公地进行报道和评论。在多数情况下，主持人依据记者、编辑的新闻稿说话，但话语要达到清晰明确、情真意切的要求，还要靠自己来把握。例如，要使语音、语句、语速、语调与报道事实的起因、发展、高潮、结局相适宜，与事件中人物的情感变化相吻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几位主持人，他们的语言各具特色，有的平和冷静，不动声色；有的犀利、亢奋，锋芒毕露；有的儒雅、潇洒，文质彬彬。他们的共同点是学者谈吐，大气自如。他们的语言背景是思想感情。新闻节目主持人语言的个性特色在于他们对新闻价值的把握、处理的洞察力和敏锐眼光，在于他们对新闻工作的责任心和对公众的关爱心，而不是一个单一的语言处理技巧问题。知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谈到《焦点访谈》的评说、评点时说：“有些话尽量不用。比如，‘我们必须……’‘各部门应该……’这种指令色彩的语言像是政府的指示，像是首长的命令，不像主持人的话。”

（二）综艺娱乐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

我国的综艺娱乐节目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晚八点半》是融音乐、戏曲、曲艺、文学等多种文艺形式于一炉的综艺娱乐节目。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于1983年春节，各门类文艺节目通过主持人精心组织安排，巧妙穿插解说而融为一体。作为节目主持人既要与参加演出的演员交流，与场上观众交流，在交流中做到心灵沟通、情感契合；同时，主持节目的过程也是体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综艺娱乐节目主持人必须以此作为语言运用的依据。倪萍说：“……特别是娱乐性的节目，谁愿意看那不高兴的脸啊！……再说，节目主持人不高兴时是说不出热情、轻松的话语的，更谈不上用心去碰撞观众”。综艺娱乐节目主持人有两人同台主持或多人同台主持的方式。最常见的是两个人主持，两个人话语的编串要做到随机应变、灵活巧妙、严丝合缝、滴水不漏。配合中相互协调，避免出现互让中冷场、抢话中尴尬、反差中缺少互补等主持人用语之大忌。如上海东方电视台《共度好时光》节目主持人曹可凡出语潇洒利索，略带雅趣，而搭档袁鸣出语爽朗轻快，略带奔放，两人珠联璧合，相映成趣。

（三）教育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

教育节目要求语流平稳，节奏缓慢，音调偏中。除一般表达方式外，说明表达方式用得较多。从需要来说，主持人的话语在客观性、科学性的基础上，尽可能贴近实际、贴近实用；从兴趣来说，教育节目要吸引受众，要求主持人话语注重艺术性和趣味性，像中央电视台《环球45分》介绍国外地理历史、风土人情那样让观众动心动情。教育专题片《话说长江》《话说运河》《西藏的诱惑》等，之所以有那么多观众乐此不疲地一集一集看下去，除节目本身传递一定的地理、历史、文化、经济、民俗风情的知识外，还在于主持人富有东方神韵的话语，让观众在汲取知识的同时得到了审美享受。

（四）服务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

服务节目与一般节目相比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服务对象特定；二是内容贴近生活；三是效益来得直接。上述特点，决定了服务节目主持人的话语定位：善解人意，真诚亲切，务实求是。我国许多主持过服务节目的`主持人像沈力、张悦、蔚兰等都以各自不同的、个性化的语言征服受众，受到大家的喜爱和尊重。一位评论家评论沈力主持的服务节目时说：“看了她的节目，不光学到了知识，也是一种艺术享受。确实感到她是在诚心实意地为大家服务。”服务节目主持人为观众服务时特别周到、耐心、细致，但话语运用要随和却不可随意，婆婆妈妈、唠唠叨叨、喋喋不休，会把真实有用的信息给冲得松松垮垮、残缺不齐，这样就无法实现“适其需要，合其情理”的服务宗旨。服务节目同其他类型节目一样，话语简洁、明晰的同时还应注重格调、韵味，正所谓“说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却有琴棋书画诗酒花的韵味”。

（五）体育竞技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

体育竞技节目主持人是把场上竞赛与观众连接起来的桥梁，他（她）要用“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生而不紧，熟而不油”的话语把场上千变万化的比赛情景，甚至与比赛有关的场内外的人和事瞬间滔滔不绝地传递出来，并要求主持人口才出众，话语到位，清晰流利。这些与主持人对体育比赛项目的熟知程度、敏锐感觉和应变能力直接相关。正如吴冷西说的那样：“体育解说是一种相当高级的艺术，是解说员思想状况、文化修养和专业知识的综合反映。”宋世雄在《宋世雄自述——我的体育世界与荧屏春秋》中回忆我国体育转播解说的拓荒者之一张之时说：“张之老师在实况解说中，非常重视语言的艺术性。他平常很注重语言修养，从古今中外的文艺宝库中汲取营养。他用李白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诗句来形容足球守门员的防守严密，用陆游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描绘比赛过程中的战局变化，用李贺的诗句‘黑云压城城欲摧’来比喻球场上的重兵压境，多么形象而生动。他把李富荣勇敢拼搏的性格比作‘勇猛的公鸡’，把张燮林远台削球的绝技称为‘海底捞月’，给人留下何等深刻的印象。”书中谈到他和老师张之的主持风格：

（1）精神饱满，情绪高昂；

（2）掌握节奏，张弛有度；

（3）穿插背景，扩展层面；

（4）述评结合，客观公正；

（5）轻松幽默，风趣自然。体育竞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高尚的风格、拼搏的精神、人与人心灵的沟通是体育竞赛的灵魂。作为体育竞技节目不用说也应体现这一精神，并表现在主持人的话语中。“场上一分钟，场下十年功”。就主持人语言发音来说，没有声母、声调、语速的训练，没有吐字归音、运气与口舌活动的技巧，很难达到体育比赛解说述评的高水平。另外，在转播、直播体育比赛时还要根据不同的体育竞技项目采用不同的语体、语调以显示各自的话语特点。

二、结语

总之，节目主持人要艺术地使用语言，凭借的是扎实的语音功底和丰富的知识文化修养。主持人若能积极地参与节目的策划、采访、编导，有利于他们在所主持的节目中更好地发挥语言主宰、驾驭节目的功能，使节目的传播效果和审美效应达到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