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论文

分封制和郡县制并行，在汉景帝时期导致了七王之乱，后来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推恩令，让诸侯国势力越来越弱。说明郡县制比分封制更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

1汉代：“中朝”与“外朝”、(1)汉初，任命功臣为相，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丞相掌握行政实权；（2）汉武帝时，频繁任相，设立“中朝”（中朝的概念：由随侍皇帝左右的、出身低微的、皇帝亲自任命和直接指挥的近臣亲信和将领组成,是决策机构）对抗“外朝”（外朝: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朝廷官僚组）形成“中外朝”汉武帝故意提拔布衣亲信组成“中朝”，并有中朝对国家政事先做出决策，将原属丞相的决策权分割给了中朝，“中朝”拥有决策权，“外朝”变为执行机构。由此达到了削弱相权、强化军权的作用。概括汉朝政治特征：汉武帝用内朝官来压抑外朝官以侵夺相权，是汉代中央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2、唐朝时期的相权：三省六部制出示三省六部制示意图，解释三省的职责，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决策、执行，以前都是丞相的职责。唐朝将其分开，同时增加了审核部门，即门下省，进一步分化相权。将相权一分为三。三省相互牵制，相互配合，首长均为丞相。同时，唐朝还设置政事堂，参政议政。各省长官和被冠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官员，即可进入政事堂议事。凡进入参政堂议政的都是丞相。这些被冠以头衔的官员，由于本官品位都不高，因而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这既有利于发挥臣下才智，又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的权力。3、宋朝：“二府”统治者鉴于唐朝后期割据混乱局面教训，不断削弱和分割相权，以进一步加强皇权。三省六部有名无实,设中书门下、参知政事。宋朝从三大方面来削弱相权：设副宰相参知政事，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设枢密院，分割宰相的军权；设三司，分割宰相的财政权。引导学生总结君权和相权互动的趋势：皇帝制度不断加强，在君权与相权这对矛盾中，君权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相权却处在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三、中国监察体制的变化引导学生回顾秦时期的监察部门：御史大夫。西汉：刺史，十三州，六百石制约二千石，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体现，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州从临时性转变地方行政单位。东汉末年，地方三级行政机构：州－郡－县。东汉－元，御史台；明，都察院。皇帝设置监察机构的目的：官员之间相互监督，以便于皇帝对官僚机构的控制。但是皇权却没有人监督和控制，因此，专制制度的存在势必影响监察的效能。结合当代中国领导人加强自我监督，真正推行依法治国。四、选官制度的变化过渡：皇帝要维护专制政权，必须要不断输入新鲜血液，为其服务。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建立了哪些变化？世官制度、察举制度、科举制度。1、世官制以天子－三公九卿－郡县制立体图，说明世官制度的运行情况。世官制不等于分封制：一无土地，二官职不能世袭。分析世官制的弊端：政权为世家大族控制，底层优秀人才无法进入政权参政。2、察举制察举制作为选官制度，即选官要先经官吏察访，然后推荐给中央予以任用，举荐的标准是看德行和才能。（1）汉武帝征召解决世官制的弊端，向底层征召优秀人才。张謇的故事。征召的弊端，插入东汉时期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清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将怯如鸡。说明征召制度到了后期，弊端丛生，征召权利被世家大族控制，形成了士族。寒族人士很难跻身上层，不利于统治。（2）曹魏九品中正制建立上中下三等九品制度。考核有了一定的参考标准。如，才学、相貌等等。比征召制要公正客观一些。但后期还是显露出一系列弊端。3、科举制度科举制是考试选官的制度。这一制度产生于隋，确立于唐，发展于宋，成熟、衰亡于明清。与察举制相比，科举制是一种更完备、更合理的选官制度。科举制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显然要把察举制时代仅凭现任官僚的主观印象取官要合理得多。科举制的优点，考试一视同仁，官僚子弟和平民子弟站在了一条起跑线上，给底层民众参政提供了机会，打破了贵族垄断官场的情形,扩大了统治基础。同时也有利于中央集权。从追求公平公正的角度来看有一定合理性，保证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士人从政,为行政效率提高创造了条件，有益于社会形成重学风的风尚。扩大了统治基础。分析科举制的弊端:科举考试的内容多不出儒学经典范围，特别是八股取士被选拔的多是缺乏进取和创造精神的人。五、地方政治制度的演变秦地方行政区划:郡、县(道)；西汉初郡国并行制；东汉地方行政区划：州、郡、县；唐地方行政区划:道、州、县；宋地方行政区划:路、州、县；元代:行省制度。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或简称为省。行省即中书省派到地方的临时机构。出示元朝地图，地域辽阔，如果都到首都汇报工作，非常的不方便，因此设立行省。行省官员原本代表中央到地方执行政务，因此可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它和中书省不同，重大民政事务权、军政要务权、赋税权被剥夺，官员定期到中央觐见，汇报工作。后来它从临时暂住转变为地方行政机构。行省制度创立的意义：行省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行省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是中国省制的开端，影响深远。介绍明清的地方行政区划：明地方行政区划：省、府、县；清地方行政区划：省、道、府、县。中央对地方管理的方式：设立监察机构进行监督；省官互迁制度。总结地方行政区划变迁过程，引导学生概括变迁的目的：一、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二、保证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加强中央集权。[课堂小结]从秦汉至元统治制度总的趋势是皇权不断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日益加强，这样有利有弊，有利是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维护了封建国家统一；弊端则是地方没有自治权，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

一、专书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30 ， 1947 。唐仆尚丞郎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36 ， 1956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45 ， 1961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晋魏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45 ， 1963 。原刻景印石刻史料丛书甲乙编，严耕望辑，台北：艺文印书馆， 1966 。唐史研究丛考，香港：新亚研究所， 1969 。治史经验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1 。治史答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 。唐代交通图考卷一至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83 ， 1985 。严耕望史学论文集选，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91 。钱宾四先生与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2 。唐代交图考卷六，严耕望遗著，李启文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 ， 2003。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严耕望遗著，李启文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05 ， 2005 。唐代交通图考—第一至六卷引用书目及纲文古地名引得，严耕望遗著，李启文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83 ， 2006 。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6 。二、论文两汉郡县属吏考，《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 2 （ 1942 ）： 43-94 。楚置汉中郡地望考，《责善》 （ 1942 ）： 8-12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武帝创制年号辨，《责善》 （ 1942 ）： 7-8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楚秦黔中郡地望考，《责善》 （ 1942 ）： 9-16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论秦客卿执政之背景，《责善》 （ 1942 ）： 4-8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秦宰相表，《责善》 （ 1942 ）： 4-11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两汉郡县属吏考补正，《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 3 （ 1943 ）： 13-18 。北魏尚书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8 （ 1948 ）： 251-360 。北朝地方政府属佐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 （ 1948 ）： 267-324 。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 上（ 1948 ）： 445-538 。汉代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2 （ 1950 ）： 233-242 。秦汉郎吏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3 上（ 1951 ）： 89-143 。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4 （ 1953 ）： 1-68 。略论唐六典之性质与施行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4 （ 1953 ）： 69-76 。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5 （ 1954 ）： 135-236 。汉书地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中央研究院院刊》 1 （ 1954 ）： 19-39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大陆杂志》 （ 1954 ）： 237-243 。唐代人文地理，《中国历史地理》册二，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出版委员会， 1954 。杜黄裳拜相前之官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6（1955）：309-313。魏晋南朝都督与都督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7 （ 1956 ）： 47-105 。旧唐书夺文拾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8 上（ 1956 ）： 335-362 。旧唐书本纪拾误，《新亚学报》 ， 1956 。唐代纺织工业之地理分布，《大陆杂志》 （ 1956 ）： 341-344 。唐宋时代中韩佛教文化之交流，《中国佛教史论集》册一，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1956 。从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积弊论隋之致富，《新亚学报》 ， 1959 。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0 下（ 1959 ）： 689-728 。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四种， 1961 ，页 643-679 。北魏军镇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4 上（ 1962 ）： 199-261 。两汉郡县属吏考补正，《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 3 （ 1963 ）： 13-18 。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5 （ 1964 ）： 301-319 。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6 上（ 1965 ）： 115-121。唐代方镇使府军将考，《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上册，台北：清华学报社， 1965 ，页 259-274 。唐代方镇使府之文职僚佐，《新亚学报》 ， 1966 。汉唐?斜道考，《新亚学报》 ， 1967 。唐上津道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8 （ 1968 ）： 285-292 。唐骆谷道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9 上（ 1969 ）： 15-26 。唐蓝田武关道驿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 下（ 1969 ）： 1-26 。唐金牛成都道驿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40 上（ 1968 ）： 215-254 。通典所纪汉中通秦川驿道考，《新亚学报》 ， 1968 。唐代茂州西通吐蕃两道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 ， 1968 。唐代洛阳太原道驿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1970 ）：5-34。唐代凉州西通安西道驿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1971 ）： 335-402 。唐代长安西通凉州两道驿程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971 。唐代长安东北通胜州振武军驿道考，《新亚学报》 ， 1973 。唐代关内河东东西交通线，《新亚学报》 ， 1973 。唐代安北单于两都护府考，《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香港：新亚研究所， 1974 。唐代河湟青海地区交通军镇图考，《新亚学报》 11 上， 1974 。唐代滇越通道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 1976 。汉晋时代滇越通道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 1976 。唐代北庭都护府通西州伊州诸道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 1976 。唐代黔中牂牁诸道考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1979 ）：361-380 。北朝隋唐滏口壶关道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1980 ）： 53-69 。隋唐永济渠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1982 ）： 21-56 。唐代盛时与西南邻国之疆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1988 ）： 957-976 。中古时代桐柏山脉诸关道，《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 1989 ，页 651-674 。《元和志》户籍与实际户数之比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1996 ）： 1-42 。

自尹湾汉墓简牍部份资尹湾汉墓简牍料和释文在《文物》 1996年第8期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包括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当前已公开出版的有关专著五部和70多篇论文。论文的触角已接触到汉代生活的各个层面。一时间，尹湾汉墓简牍成了国内外历史界、考古界特别是简牍研究专家瞩目的焦点。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廖伯源先生，1997年初，才获见国内出版的1996年8月号《文物》，1998年7月，其专论尹湾墓简牍文书考证的专著《简牍与制度》已经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今年五月廖先生又利用尹湾简牍资料新出《秦汉史论丛》一本，约二十万字。其考证之精辟，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从文物的抢救、保护直至合作研究的全过程，得到了市县文化局诸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这是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的保证。尹湾汉墓简牍，从发现到成书出版历时三载，文易六稿。张政烺先生在鉴定书中的评价是：“从我 94年8月初见到这批文物照片到今年结集成书出版，时仅三年，是我多年来所见简帛书整理中速度最快的高水平的著作”，原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教授认为：“此书释文准确，达到当前的高水平。”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认为此书“在已有的关于汉代简牍释文和整理工作中，是一项高水平的成果，完全达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所要求的标准。”李学勤先生在《尹湾墓简牍》出牍鉴定会上指定：“这次《尹湾汉墓简牍》的出版，属于整理的成果。研究工作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完成的。”是的，将这些资料公布于社会，为专家学者的研究活动提供第一手资料，促进历史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另外，由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尹湾汉墓简牍综论》也于 1999年2月出版发行，其中收集了国内27位学者有关尹湾简牍研究的专论。1999年4月，由日本国社团法人日本书艺院，编辑发行的《尹湾汉墓简牍》，选取了尹湾简牍中有重要书法艺术价值的《神乌傅》等重要简牍，作为1999年日本书艺院展的特别纪念品，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从《尹湾汉墓简牍》公开出版不到一年，利用尹湾简牍在汉史研究上有六大突破：1、校订《汉书》、补正史籍之突破： 《汉书》是研究汉史的信史之作。但在两千多年的转抄、点校和翻印过程中，由于人为的因素，传世典籍，递相传录，极易羼入后人的修改乱窜。《集簿》、《吏员总簿》、《设置簿》等簿籍中揭示的第一手资料，时人实录，原物原貌，原字原形，无窜改之嫌，因而填补了一些关键性的空阙，可以直接用来校订《汉书》，补正史籍，评判前人研究成果的有关结论。《集簿》中有关一些县的名称，可以用来校正《汉书·地理志》中一些县名的讹错。如“海曲”乃“海西”之误。“祝其”当为“况其”之误。“于乡”当为“干乡”之误。“兰祺”当作“兰旗”，“南成”当作“南城”。东海郡有：“平曲”，一为县一为侯国。有人或以为侯国之“平曲”，一为县一为侯国。有人或以为侯国之“平曲当作“曲平”，现在可以断定二平曲是正确的。《汉书·地理志》中有“朐有铁官”之记载。而《吏员总簿》和《长吏名籍》中东海郡下仅有下邳铁官之设，而伊芦有盐官，另有“郁洲”、“北蒲”两个盐官别治。这三地皆为朐地，可证《汉书·地理志》中“有铁官”当为“有盐官”之误。2、汉武库研究之突破尹湾汉墓简牍中《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的发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有关汉代武库建设中时代最早、内容最完备的统计报告，而且是发现在内郡政府文书档案上，其文献价值更非同寻常。正如中国文研所李均明先生在其武库《初探》中所言：该报告“指标项目甚多，数列明确，对我们深入了解汉代武器装备的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集簿中开列的是一个郡武库中珍藏车马器及与其相配应的作战武器和其它装备。其中皇室器物与库存器物分列清单。皇室器物冠以“乘舆”，库存武备以“库兵车”统称。其中库存武备之数量足以惊人，两项合计，“凡兵车器二百四十二千三百二十六万八千四百八十七”。东海郡武库当为国家设在内郡的武库之一。《汉书·成帝纪》如淳注引记载：“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置令。”汉代不仅在长安，洛阳建直属中央的国家武库，而且在边郡、内郡分设武库。从集簿中档案记录来看，东海郡武库有两个特点，一是库存量大，如弩的总数即达 537707件，矛的总数达52555件，有方（戈类兵器）达78392件。仅以此三顶足可装备50万人的军队，远远超出一郡武库之所需。二是该武库不属东海郡管辖。因为在东海郡吏员总簿或吏员设置簿都未见有“库令”的设置，因而可以断言，东海郡武库是国家设在东南沿海的直接受中央管辖的国家武库。3、西汉上计制度研究的突破尹湾汉简中《集簿》的发现为研究两汉时期的上计制度提供了迄今为止第一份实物范本，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中各种簿籍可谓大量发现，但还没有县、郡级上计文书的发现，因此尹湾《集簿》就更为珍贵。所谓上计，即由地方行政长官定期向上级呈报上计文书，报告地方治理情况。县令长于年终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等，编制为计簿。从尹湾出土的实物看，它的准确名称应为《集簿》。呈送郡国，郡国再由计吏根据各县的集簿分类统计，再编制郡国向中央上报的集簿，由上计吏专程送长安，上报中央。朝廷据此考核、评定地方长官的政绩。这种制度至西汉已十分完备，并有专门刑律《上计律》来保证上计制度的规范实施。关于上计具体内容，过去从未见过完整的范本，研究者只据胡广《汉官解诂》所言，为“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等几项。而尹湾汉墓中出土的 1号木牍是2000年前西汉晚期东海郡上计的原始资料，即使不是原件也是上计的副本，凿凿可信。《集簿》的木质为侧柏，长厘米，宽6厘米，厚厘米。正反两面书写，正面12行，反面10行，约700字，草书墨写。 这 700字22项的统计，就是东海郡向中央上计的完整的内容实录。看起来是一组组枯燥无味的数字，而正是这一组组数字，具体地反映了西汉晚期社会形态的各个层面，再现了西汉时期人民的多彩的社会生活的画画。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惊奇、浩叹。他们从这一组组数字里获得了汉代人透露的历史信息；他们从这一组组数字里汲取起无数的源泉，流淌出一篇又一篇的宏文巨制。4、西汉政治制度研究的突破西汉政制定度研究的范围很广，包括政府机构的组成及其运作，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其应用，军事制度的形成及其变化，文化教育制度的设施及其影响等。汉代职官制度的研究，以往多注重于文献，大多没有跳出《汉书·百官表》、《后汉书·百官志》、《汉旧仪》、《通典》等一些古籍中关于汉代职官设置的记载。而且多侧目于中央政权中的职官设置，最多到郡县职官设置。自居延汉简、敦煌简牍等一些边郡档案文书出土以后，汉代职官制度、政治制度的研究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成果丰硕。自 60年代始，台湾严耕望先生力致于汉代地方行政治制度的研究完成了系统力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将汉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推向深入，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史学界所推崇。但囿于文献，新的考古材料的阙略，使许多问题，诸如亭制、乡里等机构问题也未能作深入的探讨。翦伯赞先生在其《秦汉史》著作中对西汉盐铁官的设置从郡官以下即语焉不详，甚至有所臆测。自王毓全先生《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一文发表后，聚讼纷纭，论争近三十年。而尹湾汉简一出，各项簿集中的有关记载，条理分明，系统有别，多年的论争问题开始明朗。新的史料，为秦汉史的研究拓了新的渠道，提出了新的课题。5、西汉术数类简牍研究的突破术数作为学科的类目，始于西汉。《汉书·艺文志》载：“（刘）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录，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术数类包括天文、历谱、五行、龟占、杂占、刑法等。尹湾简牍中发现的术数类简牍，有如下几种：一是记于木牍之上的《元延元年历谱》、《元延二年历谱》、《元延三年日书》、《神龟占》、《博局占》；二是记在竹简上的《刑德行时》和《行道吉凶》。《元延元年历谱》和过去出土的西汉历谱相对，其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其一年中的四时八节、伏、腊、祭日记载齐全，为过去居延简中发现的历谱所未见。为我们研究西汉的历法又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实例。对于纠正《万年历》中的错讹将起到直接的校正作用。对于重构西汉朔闰表及历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6、《神乌傅》与文学史研究的突破《神乌傅》是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中唯一的一件文学作品。它写于 21支宽简上。出土时顺序散乱，其中18支书写正文，一支书写标题，一支字迹漫漶不清，所记或为此赋的作者或为抄写者。另有一支素面简。“傅”在汉代是“赋”的通假。《神乌傅》是创作于西汉晚期一篇佚赋，全文约 664字。它讲述了一个十分动人的禽鸟故事。这是一篇亡佚两千多年的非常完整的汉代俗赋，其风格和以往传世和新发现的一些属于上层文学上的汉赋相比，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来看，更接近于民间文学。此赋以四言为主，用拟人化手法，讲述乌、鸟争巢的故事，与曹植的《鹞雀赋》和敦煌发现的《燕子赋》四言为主的写法如出一辙。它的发现把这种俗赋的历史提早了2000多年，这在古代文学史上特别是赋的研究上，大大地丰富了古代俗赋的研究内容。《神乌傅》的发现价值不可低估。它为汉赋增添了一个新的源头，它补充了古代禽鸟寓言文学系列中的又一个实例。使人们对这一类文学现象，从产生发展延续、变化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更系统的认识。通过对《神乌傅》源流的观察，起到举一反三，提高人们对古典文学某些主题、题材、意象的产生、发展、继承嬗变的兴趣，从中总结出某些艺术思维的经验与教训，这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的视角。《神乌傅》是我国古代文学史资料的重大发现。补了费振刚先生主编的《全汉赋》的一个空白。更为重要的是《神乌傅》的发现与发表给文学史家一个新的反馈。研究文学史不能孤立地去注意文学现象，更要注意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曾出土《唐勒》佚赋的残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曾出土《楚辞》及辞赋的残简以及东海尹湾《神乌傅》的发现，将把西汉赋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里程。“文史一家”文学和历史双双携手，将会开辟出文学研究的新天地。这批简牍作为西汉末年内郡政府的文书档案，其细致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确为过去所发表的五类汉简（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罗布泊）中所仅见。这批文书档案出自一个确切纪年、明确身份的西汉东海郡功曹史师饶的墓中。文书档案，包括私人文书和汉赋佚篇都是墓主人生前特定地位应该掌握占有或保管收藏的档案和资料，完全可以排除随意制作的可能性。而作为陪葬品带入地下，不仅是汉代葬俗的反映，而且为了希企其仍然具有位宠职高一如生前的地位。因而又确立了这批简牍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尹湾汉墓简牍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它对于秦汉史、中国政治制度史、档案史、军事史、术数史、文学史、书法史、简牍史以及古籍整理和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都将提供全方位的第一手资料。北大裘锡圭先生说：“对尹湾汉墓的简牍怎样评价都不过份。”尹湾汉墓简牍区区 4万余字，但文献价值极高，等待专家学者的继续研究。

西汉初年，汉朝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郡国并行制度，有郡县，又有诸侯国，这也为后来的诸侯国叛乱埋下了伏笔。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了思想控制，打击了王侯势力；后汉武帝又推行“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解决了王国的威胁，加强了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