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重心南移论文参考文献

吴越修建钱塘江海塘 五代十国时期，为了使杭州城和钱塘江边成千上万亩农田免遭海潮侵袭，吴越国王钱组织人力修筑了从六和塔到艮山门的钱塘江海塘。远在吴越以前，人们即已开始修筑钱塘江海塘。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引《钱塘记》里的记载说：钱塘县(今杭州)东一里许有防海大塘，名叫钱塘。这是历史上最早有关钱塘江海塘的记载。后来，唐朝又在钱塘江南岸，修筑了从萧山到绍兴以东的海塘。由于早期海塘是用夯土版筑的方法筑成的，因此经不起强大海潮的长期冲刷。钱的时候，采用了新的筑塘法，即在水中树起木桩和铁柱，再将装满石块的竹笼投下，以截住岸边的泥沙。这种“石囤（dùn，用竹篾编成的器具）木柜”筑成的海塘，比夯土版筑的海塘要坚固得多，能经得住海潮较长时期的冲击。 南方经济的发展逐渐超过北方 秦岭淮河这道天然界线，大致把我国领土分成南北两半。历史上，南方的经济发展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远远落后于北方，但后来随着北方人口不断的南迁，南方经济不但赶上而且还大大超过了北方。这种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大体上经过三个阶段才最后得以完成。第一个阶段，是从远古到西晋。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北方经济的发展远远超过南方，政治和经济的重心相一致，都在北方。直至三国时期，虽然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孙吴地区的农业得到开发，巴蜀地区也由于没有大的战争而维持繁荣的局面，但曹魏地区经济的发展仍然超过了吴和蜀，这是日后西晋统一全国的基础。第二阶段，从西晋末年至隋唐五代。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经济发展从南北基本上趋于平衡到南方开始超过北方。西晋末年和十六国时期，北方长期战乱，人口大量南移，南方得到进一步开发，特别是江淮、太湖地区荒地大量被开垦，成为我国新的财富之区。隋唐统一，南北经济得到盛大发展，封建经济地盘至少扩大了一倍。但到“安史之乱”前，北方经济总的说仍占一定优势。从五代起，南方经济才开始逐渐超过北方。第三阶段，从北宋到南宋。这是经济重心南移的最后一个阶段，经济重心已不可逆转地移到了南方，并不断巩固和发展。南宋时期，因为南方经济发展已超过北方，因此宋王朝的财赋仰给主要靠南方支撑，把南方作为立国之本。此后，历经元、明、清三代，经济上南重于北的形势始终没有改变，南方经济更加繁荣。 宋代从越南引进优良的品种占城稻 占城稻又称早禾或占禾，属于早籼稻，原产于越南中南部，北宋初年开始传入我国福建地区。根据我国古书记载，占城稻有很多特点：一是“耐旱”；二是适应性强，“不择地而生”；三是生长期短，自种至收仅五十余日。大中祥符四年(1012年)，江淮两浙大旱，水田不登，宋真宗遣使到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斛（hú），分给以上地区播种，获得成功。不久，今河南、河北一带也种上占城稻。南宋时期，占城稻遍布各地，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也成为广大农民常年食用的主要粮食。 “苏湖熟，天下足” 此谚语自南宋开始流传，出处见高斯得《耻堂存稿·宁国府劝农文》等书。苏指苏州，今江苏吴县一带，太湖以东。湖指湖州，今浙江吴兴一带，太湖以南。太湖流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小河流遍布，“百流众渎（dú，水道），曲折萦绕”，称“水乡泽国”。自宋高宗至宋孝宗时期(1127—1189)，兴修太湖地区水利，在昆山、常熟以北，开河口导湖水入江海。孝宗时，于太湖出口处，设置闸门调节水量。滨湖低田，高筑圩岸，以御风涛。由于水利浚通，排除了严重水灾，使低田与高田尽得灌溉。加上此地农业生产技术先进，农民深耕细作，“耕无废圩(墟)，刈(收割)无遗垄”，使用最新农具“连枷”脱粒，遂使苏湖一带成为南宋农业高产区，农作物一年两熟，上田亩产达五六石，故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 水稻在宋朝跃居粮食产量首位 北宋时期，水稻的种植已扩展到黄河流域。宋太宗时，雄州知州何承矩等提议在同辽交界的河北路屯田种稻，获准。何承矩被任命为河北沿边屯田使，率从各州调集来的军士一万八千多人，在雄州、莫州、霸州等地兴造水田，引淀水灌溉，试种水稻。由于北方霜冻期早，初年试种未能成功，遭到反对者的非议，几乎废止。以后，改用江东“七月熟”早稻品种，八月间成熟，终于获得丰收。何承矩把稻穗运到东京，朝廷里的反对派在事实面前改变了态度。从此，水稻在黄河流域不断得到推广。在我国南方，则出现了大量圩田。北宋中期，太湖流域及长江沿岸的许多地方，都有规模相当大的圩田。据沈括《万春圩记》说，从宣州(今安徽宣城)到池州(今安徽池州)，就有千区以上的圩田，其中最大的万春圩有田12�7万亩，圩中有大道长22里，整个圩像一座大城。在水田和圩田扩大的同时，水稻的耕作技术也不断提高。江南出现名为“靠田”的田间管理法。当秧苗长得壮茂时，即锄草中耕并把水放干，让阳光曝晒，促使稻根深扎，然后再放水入田。经过“靠田”的稻苗，即使遇到干旱，也可以保证成熟，上田亩产可达五六石。宋高宗时，明州(治今浙江宁波)亩产稻谷六七石，创宋朝亩产的最高纪录。水稻逐渐跃居粮食产量首位，成为宋朝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棉花的种植，由两广、福建扩展到长江流域 我们现在所说的棉花专指草棉，但古书上称的棉花既包括草棉，也包括木棉。古代传入我国的棉花有两种，一种是原产于非洲的草棉，一种是原产于印度的木棉。非洲草棉是经中亚传入我国的，时间是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当时人们称之为“白叠”。非洲草棉产量低、纤维品质也差，但生长期短，成熟早，适合新疆地区的气候特点，所以很早就在新疆得到推广。但总的说，它的种植面不广，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仅限于新疆。直到南宋末年，非洲草棉才得到了在关陕渭水一带迅速传播的机会。印度木棉是经东南亚传入我国的，时间要晚一些。当时人们称之为花或“吉贝”。印度木棉植株高大，高六七尺，有似江南的小桑树，结桃多，产量高。闽中一带，“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谢枋得《刘惠父惠木棉诗》)。南宋末年，印度木棉迅速向长江流域推广，成为农业中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课本讲的棉花的种植，重点讲的是印度木棉的种植。 茶树的栽培也有很大的发展 北宋时期，南方许多地区已经普遍种植茶树，并且出现了一批与粮食生产脱离、专门以种茶为业的园户。北宋政府实行茶叶专买专卖，每年收纳茶叶能达一千五百万斤左右。南宋时，茶树的栽种面积继续扩大，仅成都府路和利州路两个路，年产茶叶即已达2 100万斤，大大超过北宋全国一年的产量。宋代南北气温普遍变冷 历史上我国气候的演变大致呈现冷暖交替的状态，总的趋势是由暖变寒，即温暖期时间趋短，程度趋弱，而寒冷期时间趋长，程度趋强。7世纪中期，气温高于今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0世纪后半叶。11世纪初气候转冷，12世纪初更趋寒冷，气温比今天要低，13世纪初开始回暖，但气温仍然低于今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3世纪的后半叶。也就是说，唐、五代时处于温暖期，而两宋则基本上处于寒冷期。 唐宋时期，北方湖泊减少，南方湖泊增多 古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湖泊众多，星罗棋布，后因气候的变化、农业的发展以及黄河泥沙的淤塞，湖泊大量减少。如今山西境内的湖泊，北朝有16个，唐代有7个，宋代仅剩3个。今河北境内，北朝时有湖、渊、泽、池不下十余处，唐代也仍有不少，宋金之后这些湖泊池淀则多数湮灭。今河南境内，宋以前尚存不少湖泽、陂塘，黄河两岸周围数量尤多。由于黄河的不断决口、改道，大量泥沙的沉积，这些湖泽陂塘逐渐被淤没。特别是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南徙夺淮以后，原有的湖泽和历代所修的陂塘大多被堙埋。 长江中下游地区水资源一直比较丰富，这个时期不仅原有湖泊的面积有所扩大，而且还因黄河南徙夺淮，在淮河的支流两侧形成了一些新的湖泊，如淮河与运河交汇处以西的洪泽湖，运河西侧的高邮、宝应、邵伯诸湖(均在今江苏北部)，淮河中游的城西湖、城东湖、瓦埠湖、高塘湖、女山湖、花园湖、沱湖、香涧湖(均在今安徽境内)等。 中原地区的森林因长期砍伐，遭到严重破坏 中原地区原先覆盖着大片森林。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土地的垦殖，平原地区的森林植被开始遭到破坏。秦汉时期，大规模修建咸阳、长安和洛阳，营建各种宫室，在关中西部陇右地区的陇山、六盘山一带、关中南部的秦岭山脉、关中东部的太原、河东、狄道诸郡大肆砍伐森林，加上在北方边郡大修长城，移民屯戍，使天然森林资源不断下降。一些开发较早、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森林覆盖率更是急剧减少。如山东邹鲁之地已无“林泽之饶”。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营建宫室和贵族邸宅，又大肆砍伐黄河中游吕梁山和阴山一带的林木，阴山地区的森林几被伐尽。隋唐两朝修建大兴城(长安城)和洛阳城，更是伐木不止。到开元年间，长安附近诸山已无巨木可采，就到更远处的太行山伐木。到了北宋，长安附近的岐山和洛阳附近黄河南北的山岭，都已变成光秃秃的童山。北宋定都东京开封府，附近缺乏木材，又大肆砍伐西部秦陇地区的森林。到北宋中期，陕北的(治今陕西富县)、延(治今陕西延安)、绥(治今陕西绥德)一带已是林木奇缺，陕北地区的天然森林已被砍伐殆尽。为了阻止契丹的南进，北宋还在河北平原大修城池，为此又不惜砍伐太行山的林木。后来辽、金将北京定为都城，又大肆砍伐晋东北和北京附近的原始森林。这样，经过长期的砍伐，中原地区的森林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宋代南方丝织业的发展 北宋时，丝织业的产地逐渐形成江浙和四川两个中心。当时江浙一带“茧薄山立，缫车之声，达甍相闻”(李觏《直耕李先生文集·富国策》)。宋神宗时，那里每年上供的税帛就有98万匹。同时期四川的丝织业也颇具规模。宋神宗时，成都锦院就拥有117间房子，154台织机，580名工人，生产二十多种的蜀锦。蜀锦的产量几乎占到当时全国织锦产量的20%。到了南宋，丝织业更是遍布江南城乡，江浙一带所织“缣绮之美，不下齐鲁”。四川的丝织业不仅种类多，数量亦大。南宋初年的税绢等物，主要就来自江浙和四川。绍兴十七年(1147年)，东南诸路每年收绸39万匹、绢266万匹，绫罗三万余匹，四川仅上供和激赏两种名目的税绢就有44万匹，加上其他名目的税绢，数量远远超过北宋神宗时的夏秋税帛三百六十七万二千余匹。 棉纺织业南宋时已发展到东南沿海地区 南宋后期，棉纺织业首先兴起于广西和海南岛。那时候广西民间是使用铁杖碾去棉子，用手握棉葺纺线织布的，有些地方还增加了弹花和卷棉的工序。广西雷、化、廉等州生产的“吉贝布”(棉布)在当时很有名，既有幅宽细白的“慢吉贝”，也有幅窄质粗的“粗吉贝”。海南岛棉纺织品的种类更多一些，用途也相当广泛，除做衣服外，用两幅布拼成的卧单称作黎单，用四幅布拼成的幕帐称作黎帐，还有用于文书几案的布称作鞍搭。许多棉布还染了色，颜色鲜明，非常美观。黎族妇女还把内地贩去的丝织品拆开来，与棉线搭配，用织机生产出彩线交织成花纹的棉布，运往广西一带销售。 北宋兴起的景德镇 景德镇原名昌南镇，那里的窑场始烧于五代。昌南镇有优质的制瓷原料，交通也很便利。北宋时期，从全国各地来了不少工匠，使这里的制瓷业迅速兴起。宋真宗时，这里上供的瓷器款识有“景德年制”四字。南宋时，景德镇的制瓷业有很大发展，窑区从市区扩大到郊外几十里远的地方，有瓷窑三百座。工匠注意吸取各地名窑的长处，大大提高了瓷器的质量和工艺水平。瓷窑内部已有很细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车坯、釉坯之分，还有印花、画花、雕花之分。除大批民窑外，还有官窑。出产的各种品类的瓷器，除部分上供外，大量远销各地。 开封的繁荣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是在后梁、后晋、后汉和后周四代旧城的基础上，经过多次改造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有皇城、里城、外城三重城墙，它们的周长分别为9里、20里、48里。皇城是东京城的核心，供皇帝办公及与后妃居住，而中央朝署官衙则多分散在里城办公，杂处于居民和商业区之间。自皇城正南门宣德门起，向南经过里城正南门朱雀门，直到外城正南门南薰门的中心大道，宽约二百余步，称为“御街”，为全城的中轴线。东京有四条被称为“御路”的街道，它们既是皇帝出入所经之路，又是商业的集中处。其一就是前面提到的御街，以朱雀门内的州桥至朱雀门的这一段最为繁华，这里酒楼、饭店、香药铺、茶馆、商店林立，夜市尤其著名，称“州桥夜市”。其二是从宣德门外向东经土市子，到潘楼街折向北，经马行街到新封丘门止。这一路中的潘楼街是大商人云集的场所，珍珠、匹帛、香药等店铺，“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严，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马行街一带，经常是“车马阗（tián，充满）拥，不可驻足”，这里的夜市又盛于州桥夜市。其三是从州桥向东，经相国寺前门，至新宋门止，有鱼市、肉市、金银漆器铺等。其中相国寺为最大的定期集市，每月举行5次万姓交易，各种货物“无所不有”。其四是从州桥向西，一直到新郑门，有珠玉铺、鲜果行等。 临安的繁荣 南宋都城临安是在吴越都城杭州的基础上扩建成的。它有宫城、子城、罗城三重城墙，它们的周长分别为9里、50里、70里。临安城南跨吴山，北到武林门，东靠钱塘江，西近西湖，是一座气魄雄伟的大城。城墙高3丈，厚约1丈，有13座大门，城外有十余丈宽的护城河。临安城商业繁华的程度，超过了北宋东京。城内自大街到各个坊巷，大小店铺连门皆是。大街上的买卖昼夜不绝，也有繁盛的夜市和早市。交易量也很大，特别是珠子市的买卖“动以万数”。城外东西南北各数十里，也都是人烟聚集，货物充盈。临安城最繁华的街道，是一条贯串南北的“御街”，也称天街，全长万尺，用石板铺成。天街把临安城分成两大部分，天街两旁店铺林立，到处是奢华的贸易店、服装铺、大酒楼、瓦肆等。后来，元朝之初马可·波罗到达杭州时，称该城是“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 闻名世界的大商港广州、泉州 广州位于广东珠江的入海口，是北宋的第一大港，海外诸国的商船大多集中到这里贸易，号称“宝货雄富”。开宝四年(971年)，宋灭南汉后，即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作为对外贸易的税收机构。开始时，官府完全控制海外贸易，严禁民间私自与外商进行交易。外商船只到达广州后，先由市舶司抽取1／10的货物作为税金，然后将其余货物折价交易。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因各地药材紧缺，决定放宽蕃货的限制，规定除珠贝、犀象、镔铁等八种货物禁止私下买卖外，其余37种药物可以通行买卖。雍熙四年(897年)，宋太宗还派人带着敕书金帛，外出招诱南海诸国的商人。外商到中国贸易的日渐增多。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广州城也不断扩建，分东城、子城、西城三个部分，比唐代扩大了几倍。宋真宗时，又沿城开凿了一条内濠，以便于船只的停泊、抗拒飓风的侵害。到南宋初年广州市舶司的收入“倍于他路”。 泉州位于福建南部。那里水道深邃，港湾交错，具有开港的良好条件。唐朝时，泉州已与广州、扬州同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大港口。元二年(1087年)，北宋正式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开始确立泉州在全国外贸港口中的重要地位。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北宋又在泉州设立了“来远驿”，负责接待各国的友好使者。宋王朝南迁后，福建成为南宋王朝的大后方。泉州离京城不远，又处在南宋海岸线的中心，南可通两广，北又近江浙，所以得到了南宋朝廷的格外重视和扶持，对外贸易得到大幅度发展。到了南宋末年，泉州终于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附近福州、漳州等地海船要出海同外国贸易，也必须经泉州市舶司领取官券后才能出海。 交子的出现和发行纸币的官方机构 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成都16家富商联合起来，发行世界上第一批纸币——交子。这些交子“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交子的面值，要到具体使用时，临时填写。持币者到“交子铺”交纳现钱，交子铺如数在交子上填写贯数，然后交给持币者。以后，交子持有者可以到任何一个有联系的交子铺，将交子兑换成现钱，不过在兑换时每贯要多交30文，作为手续费。交子的使用，免除了人们特别是商人肩挑车载负铁钱到处奔波之苦，便利了商品的交换。 由十几户富商创办的交子，无力解决纸币伪造的问题，又因为经济力量薄弱而难以维持信用，伪造交子和交子无法兑现的案件时有发生。天圣元年(1023年)，北宋官府在成都设立了“益州交子务”，将交子改为官营，从此纸币开始成为法定货币。官营交子，票面规整，自1贯至10贯，每张都有固定价值。每三年发行一界(期)，每界款额为万贯，以36万贯铁钱为后备钱。这就解决了伪造和无法兑现的问题。界满时，制造新交子，换去旧交子。商民向官府以旧换新时，每贯需缴纳纸墨费30文。如果界满而未及时调换，过期的旧交子便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 南宋时，采矿业逐渐衰落，铜钱铸造额大减。加上对外贸易，铜钱大量外流。南宋政府为了应付铜钱短缺的局面，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在杭州设立了“行在会子务”，正式在东南各路发行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等，与铜钱同时流通。后来为了流通的方便，又增印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三种票面。规定以三年为一界，每界1 000万贯为额，每界都以旧换新，称为“东南会子”。纸币在南宋时成为一种全国流通的法定货币。 学术动态 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探讨 一、经济重心形成的标志。一种意见认为，所谓经济重心，其农业生产条件、运输设施以及提供的谷物，应比其他地区优越得多，哪一个集团占领了它，就有可能征服和统一全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判断一个地区是否成为经济重心，应着眼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水平以及该地区赋税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还有一种意见主张，判断一个经济重心，应注意农业发展水平、人口数量与素质、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比例、手工业和商业城市经济的综合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二、经济重心南移的时间。有六朝南移说、隋朝南移说、隋唐南移完成说、唐代南移说、唐后期南移说、隋唐五代南移说、北宋南移说、宋代南移说、南宋南移完成说等。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不存在所谓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持无南移之说。 三、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引起经济重心南移的表面原因是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但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有的学者认为，这纯然是受我国南北地理条件的差异所决定的。有的学者认为，北方不断受到强大的少数民族的威胁、长期陷于战乱所致。有的学者认为，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乱，加上黄河中下游经过长期的开拓，水土难免失去保养，从而迫使汉族大规模向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南方迁移。有的学者认为，引起黄河下游地区经济局势重大变化的，除政治因素外，黄河的频繁泛滥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对大自然过度索取和急功近利式的开发，导致北方自然生态环境的失衡，黄河水患日益严重，迫使中原人口向开发较晚、自然灾害较少的南方迁移。有的学者认为，历史时期气候的变迁，也是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有的学者认为，由封建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起的两次大动乱导致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使封建生产关系由中原向南扩展，结果一方面促成南方较原始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一方面使封建生产关系在新的环境内增添了活力，从而促成经济重心的南移。又有学者认为，北方地区开发较早，但囿于传统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人们只单纯重视种植业粮食作物的发展，而忽视畜牧业和林业，造成生态环境的失衡。中原人口于是向开发较晚、生态环境未遭大的破坏、自然条件又较优越的南方迁移，南方经济便迅速得到发展并超过了北方，从而导致经济重心的南移。 图画说明 《耕获图》 这是故宫博物院藏品，描绘的是宋代农民从耕作到收获的情景。整个画面是一个地主庄园，许多短衣赤膊的农民正紧张地劳作着。他们有人播种、插秧，有人收割、打场、舂米、入仓，还有人用龙骨车浇地和堆积稻草，都画得清清楚楚。画面上还有宽衣袖、不劳而获的地主，静等着分享劳动果实。狗腿子指手画脚地监视着、叱喝着人们。这幅图把不同时期的农业劳动，都画在一张图上，也把封建社会人剥削人的阶级关系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是很难得、很少见的作品，同时也展现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新发展、新气象。 福建泉州的海船 这是一艘南宋远洋货船，1974年在泉州市后渚港海泥中挖出。船体甲板以上荡然无存，仅残留底部。船身残长米，宽米，平面近于椭圆形，尖底。船侧板以三层木板叠合，底板则以二层木板叠合。分13个隔舱。舱与舱之间的木隔板，厚10～12厘米，隔板与船壳用扁铁和钩钉紧紧相联，形成一道不透水的隔壁。这种舱在造船工艺上叫水密舱。据考证，该船系南宋晚期福建造的中型远洋货船，航行于东南亚一带。可能是从海外返航抵港后，遇意外事故而沉没。参考宋代船舶文献记载与造船传统经验复原，该船长度应为34米，宽11米，深四米左右，载重量二百吨以上。海船出土时，舱内遗物非常丰富，有香料、药材、木牌、铜钱、陶瓷器、竹木器等。此船可说明南宋造船事业的成就及海外交通、贸易的发达。该船残存部分，现展出在泉州市泉州湾古船陈列馆。

一、过程1.东晋南朝：趋向平衡。西晋灭亡以后，南方地区经历了从东晋南朝的政权更替。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使南北经济差距缩小、趋向平衡，为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下了基础。2.隋唐五代：开始南移。隋唐时期，南北方经济均获得极大发展。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北方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破坏，至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频繁，而南方战祸较少，相对安定。整个五代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南方日益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地区，人口数量超过了北方。3.两宋时期：最终完成。两宋时期，北方同样战乱频繁。北宋灭亡以后，南宋政权偏安于东南一隅，使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当时太湖流域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表明江南的农业生产已经超过北方，完全取代了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至元朝，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还大力兴办漕运和开辟了规模空前的海运，足以说明南方经济的重要性。可见，南宋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的阶段。明清时期，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二、原因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发生南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在：1.北方长期战乱，南方相对安定，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例如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比较繁荣，但后来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影响，北方的社会安定受到了破坏；五代十国期间，北方几乎平均每十年就要爆发一次大规模战争；两宋期间。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战争更是接连不断。2.北方大量劳动人民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并且带去先进的工具和技术。例如从西晋末年到南朝开始，北方南迁的农民达九十万之多，占北方总人数的八分之一。这就为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南迁的北方人民还给南方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地区从火耕水耨的原始耕作方法，发展到用粪来作肥料。牛耕得到推广。3.政治中心的南移(如南朝、南宋)或者东移（如明朝和清朝），加快了南方的开发。南方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统治者在楚州“筑白水塘以溉田”；吴越兴修了许多水利设施，例如著名的捍海石塘等。4.南方自然条件好，适合农业发展，而且对外贸易条件比北方优越。

【简述】 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从远古至西晋中国北方经济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的发展水平都远远超过南方，虽然三国时期吴蜀对南方有所开发，但和处在中国经济中心的魏国比起来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因此这一时期经济重心是在北方的。从西晋末开始，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到唐中晚期，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同。从唐中晚期至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移到南方。 到南宋时，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超过了北方，成为了中国新的经济重心。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呢？原因何在？ 1天时：宋朝时候，中国的气候环境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原先气温高，降水丰富，自然环境优越的北方开始转冷。再加上中原地区森林长期被砍伐，因此，北方的自然条件开始恶化。 2地利：从唐中晚期的安史之乱至五代，中国的北方地区战乱不断，而南方战乱少。 3人和：许多中原人南迁，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 终上所述，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从唐中晚期，也就是安史之乱开始，结束于南宋时期。 【详细介绍】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是中国开发最早的的地区，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成为最早经济中心。但是自安史之乱后,北方因为藩镇割据、契丹崛起和南侵而备受影响,生产遭到破坏,而南方又相对安定,北方人口开始大量向南迁移,并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自此,经济重心开始向南转移! (一)发展历程 1．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南方得到重点开发。 2．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南朝末年开始赶上北方。 3．隋唐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北几无差距。 4．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大发展。 5．南宋至元朝时期，南方经济突出发展，完全超过了北方。 6．明清时期，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 （二）经济重心南移的重大发展时期 1．从西晋末年“八王之乱”至南朝末年为止的时期。此期，由于北方自东汉末年以来战乱及少数民族内迁，北方经济衰退。而江南相对稳定的环境，使北方人民为逃避战火纷纷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发展，福建、广东和广西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到南朝末年，南方经济开始赶上北方。 2．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北方再次经历了长期战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直到后周世宗时才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南方相对稳定，各国统治者为了保存和增强自己的实力，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同时，许多中原人民流迁江南，增加了当地的劳动力。所以，南方社会经济又获得较大的发展。 3．以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为转折点的南宋时期。此期，人民的抗金斗争阻止了金军南进，北方劳动人民的纷纷南迁，使南方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农作技术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水田增加，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产量大幅提高，“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形象地反映了太湖流域地区生产在全国所占的重要地位。此外，棉花的种植推广、棉纺织技术的提高、造船技术的进步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都是北方所不能企及的，这都说明南方经济已经超过了北方，取得了不可动摇的经济重心地位。至于元朝开通漕运和海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首先产生于江南地区，进一步说明了这种不可动摇的经济重心地位。 （三）经济重心南移的特征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具有三个明显特征： ①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最高水平； ②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割据战乱时最突出； ③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一定影响。 （四）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①北方战乱较多，南方相对和平稳定； ②北方农民大批南移，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并补充了江南的劳动力； ③江南统治者为发展实力，比较重视发展经济； ④南北方劳动人民共同辛勤劳动，开发了江南； ⑤南方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比较优越。 （五）经济重心南移的规律： 由北向南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和江南一带；由内地向沿海逐渐转移。 地理：经济重心转移的原因还可以从地理角度来认识：气候影响，宋代以前粮食主要以旱地作物小麦、粟为主，这类作物适宜生长的环境是北方的温带大陆气候。北宋时占城稻传入，到南宋时成为主要农作物，明朝时产量提高、面积扩大。水稻不适宜在温带大陆性气候下种植，而适宜在江南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内种植，这里光热条件好，雨热同期，水资源丰富，水利工程开发好。 江南多以平原丘陵区为主，土层深厚，易于开垦和操作。茶树、甘蔗、柑橘这些经济作物更是适宜在江南种植。 北方水土流失严重，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环境恶化，影响了农业生产。这种情况主要是人为的烧毁森林、滥垦荒地造成的，结果造成水土流失，土地面积减少。 交通运输及对外贸易也促进了江南的发展。 政治：经济重心南移是当地所在的自然环境与整个社会生产力之间辩证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现象的启示：政局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统治者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及时引进、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于经济建设中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结合上述原因和联系有关时事理解，在我国当前的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开发与保护生态平衡是辩证统一的道理，应走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当前的西部大开发，不是经济重心西移，而是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大举措，体现了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

这就是故事,不是有了张三李四才是故事地域歧视产生的前提是地域差异，即不同区域间因种种原因存在着差异，如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既有发达程度的不同，也有价值观念和习惯方面的不同。在这些差异中，以物质为主的方面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但以精神和观念为主的方面更多的是主观标准。例如中原的儒家从先秦时就强调“华夷之辨”，歧视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当时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的确落后于华夏诸族，但华夏人在精神上的优越感却只是一种虚幻的自信，并没有得到少数民族的认同。 随着不同区域间人口的流动，相互间的文明或野蛮、贫穷或富裕、先进或落后就会显现在对方面前，而相对野蛮、贫穷、落后的一方，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尽管流动人口只是当地人口的一部分，但由于外界只与他们接触，对他们的印象也就成为对当地全部人口的印象。所以，一个地方外迁或流出的人口的形象，往往会成为整个地方的形象。 例如，北宋南宋之际，大批河南人随宋室南迁，由于这批河南人中包括了皇族、高官、名流、巨商、富户，在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举足轻重，杭州人非但不敢歧视，还学着说河南话，以至今天的杭州方言还带北方味。但到后来大批河南人因天灾人祸四出逃荒时，操河南方言的人就成为被歧视者。 自古以来，一个地方的人受到歧视，基本上都是发生在这一地区由盛转衰、由富变贫、由中心而边缘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