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为了总结、交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课程教学评价的新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深入探讨、研究课程教学评价中的突出问题,以及提高课程教学评价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应用功能,海峡两岸的同行通过多方协商于2006年4月22—23日在天津召开了海峡两岸课程教学评价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市教育科学学会和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和天津市河西区教育局承办。来自全国的与会代表约有二百人参加了研讨。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课程教学评价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代表们集中研讨的议题主要有四方面:课程评价的现状与展望;课程评价的基本问题;有效课堂教学的评价标准;课程教学评价与教师专业化发展研究。围绕议题,代表们提交了四十多篇有一定研究价值和学术原创性的论文。研讨会采取专家代表发言与分组交流讨论相结合、理论学习研究与实际操作实践相结合、教师上示范课与代表集中听课和评课相结合等形式,对几个主要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一、我国课程评价的现状和主要问题毋庸置疑,课程评价是制约课程改革深入推进的“瓶颈”。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向前发展,人们对课程评价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对课程评价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多,对课程评价现状和突出问题的反思和探讨越来越深。但是,在我国课程评价的现状与人们对课程评价的理想和期待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海峡两岸在课程评价的现状和突出问题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一)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课程评价的现状在祖国大陆,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课程评价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心的重要话题和研讨的难点问题。有学者认为,从总体上看,与台湾地区相比,大陆对课程评价的理解更为宽泛。在功能方面,人们要求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教学实践改进的功能。有人主张,我国中小学的课程评价应发挥诊断课程问题、调控课程设计、监督课程实施以及推进课程建设的作用。在课程评价体系的建构方面,大陆的课程改革要求建立三种评价体系。一是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学生发展中的需求,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通过发挥评价的教育功能,促进学生的发展。二是建立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体系。这种评价体系强调教师对自己教学行为的分析与反思,建立以教师自评为主,校长、教师、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的评价制度,使教师从多种渠道获得评价反馈信息,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三是建立促进课程不断发展的评价体系。周期性地对学校课程的执行情况、课程实施中的问题进行分析评估,调整课程内容,改进教学管理,形成课程不断革新的机制。同时,继续改革和完善考试制度。在实际评价运作方面,人们在课程改革前后已经或正在实施多种形式的课程评价。比如,课程改革开始之前需要进行的需求评价(即课程问题的诊断性调查);对课程标准的事前评价与修订评价;深入开展的教材评价研究;课程改革实验区有关课程实施状况的评价(如课堂教学评价);以及各地开展的形式多样的课程评价活动(如校本课程评价);等等。由于各人在价值观、知识观、教育观以及人生经历经验的不同,人们对课程评价的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人认为,课程评价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和系统的信息对一定课程产生的效果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也有人认为,课程评价是在课程开发过程中通过对课程价值的调查、分析、协商、判断,逐步达成共识,促进课程不断改进和发展的反馈调节系统。又有人认为,课程评价是一种研究课程价值的过程,是由判断课程在改进学生学习方面的价值的那些活动构成的。在我国台湾地区,课程评价习惯上称为课程评鉴。台湾地区教育研究院的同行认为,台湾课程评价研究大致可划分三个时期:1995年以前为第一个时期,主要是台湾地区控制的课程改革与评价;1996—2000年为第二个时期,主要是指教科书开放后的课程改革与评价;2001年以后为第三个时期,主要是指九年一贯课程实施后的课程改革与评价。现在台湾的课程评价范围主要包括课程教材、教学计划和实施成果。课程评价实施的权责分三个层次:1.台湾地区──建立各学习领域学力指标,并督导地方和学校课程实施成效;2.市县当局──负责办理与督导学校举办各学习领域表现测验;3.学校──负责课程与教学的评价,并进行学习评价。评价方法采用多元化的方式实施,兼顾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人们把评价结果作为改进课程、编制教学计划、提升学习成效以及进行评价后的检讨的依据。(二)我国课程评价中的主要问题课程评价研究,在我国大陆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历时并不长。可以说,课程评价研究,在我国课程研究领域依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当前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已进入关键阶段,课程评价问题已成为这轮课程改革的难点、热点和焦点问题。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课程评价的组织系统有待进一步完善从理论分析来看,课程评价的主体具有多元的特点,课程评价的范畴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整合性,根据系统论的观点,课程改革的推进需要具体明确中央、地方和学校应有什么样的课程评价职责。有代表指出,课程评价的组织需要建立国家、地方和学校三个层次的评价体系。但是,从实际评价的运作来看,评价主体流于单一,过于强调或应付自上而下的行政意义上的评价(包括外部专家受行政部门委托进行的评价)。而地方和学校层面的课程评价却存在缺失的问题。2.课程评价理论与课程评价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亟待进一步研究解决众所周知,科学的课程评价理论是来自客观现实的课程改革与评价实践活动,并对课程改革与评价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的。目前,课程理论工作者在课程评价研究领域业已取得比较丰富的理论成果,有些理论对课程改革实践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并不是说课程评价的理论研究已经健全成熟了。在我国,课程评价的“实有功能”与“应有功能”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对课程评价在课程决策、课程研制、课程实施以及课程改革与创新方面的作用认识与研究得还不够。这说明课程评价理论研究对课程改革的实践层面上的问题关注得还不够,对一些诸如课程评价机制的健全问题、具体可操作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的研制问题等缺乏深入的研究。同时,部分理论研究者在译介和借鉴国外课程评价理论方面还存在严重的不足,比如,脱离本国国情实际的照抄照搬,认为国外的都是先进和创新的等等。课程评价理论不能转化为指导课程改革与评价实践的依据,评价理论与课程改革实践之间“两张皮”或油与水的现象日益凸显。3.课程评价的价值取向存在不平衡有代表提出,课程评价在价值取向上存在三种偏向:一是,课程评价更多地着眼于课程实施及其效果,而对相关的课程决策和课程设计的评估比较薄弱;二是,更多地考虑课程的工具价值,而对课程的内在价值有所忽略;三是,更多地关注课程评价的监控功能,而对课程评价的反馈功能体现不足。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现在已逐渐认识并积极解决这种课程评价中的不平衡问题,比如,人们在思想上已逐渐接受关注整体、关注过程、关注发展等新的课程评价理念。4.课程评价的内涵与外延需要明确和规范与会代表对一些课程评价的相关概念的认识还存在不大一致的地方。有人认为,我国目前的课程评价主要还集中在学业评价方面,把学生的成绩作为评价的主要依据;教学评价是我国比较重视的一项评价活动,但它往往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过程,没有重视与课程之间的联系,没有把课程作为教学活动的起点和基础来对待,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学生的学业评价或教学评价就代替了课程评价,这样课程评价也就失去了很大部分的改进与决策功能。也有相当部分代表基于课程方案说和教学事件说,认为课程评价与教学评价和学业评价之间有联系,但三者不是一回事,应该有所区分,课程评价是一个独特的领域。二、有效课堂教学评价标准的研究关于有效课堂教学评价的标准问题,是本次课程教学评价学术研讨会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也可以说,是课程评价研究中更加具体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无论从代表们向会议提交的相关论文的数量和比例来看,还是从实际研讨中代表们听课、评课的投入来讲,都说明大家对有效课堂教学评价的极大兴趣和关注。根据代表的大会发言和提交的论文,有效课堂教学评价及其标准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课堂教学评价还存在一定问题有代表认为,由于课堂评价思想多样、课堂评价情景复杂、课堂评价指标难度大等原因,导致人们对课堂评价的把握不一,以至于现实课堂评价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课堂评价的定量化问题、理想化问题、权威化问题、形式化问题以及功利化问题等,有人把这些问题比喻为课堂教学评价的“痼疾”。也有代表从教学价值观的角度分析认为,以往的课堂教学评价存在价值错位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三点:以经济学中“投入产出”的观点简单机械地套用到教学活动中;强调量化和可测性,忽视质性评价;注重结果的有效性而忽略过程的有效性。(二)有效课堂教学评价的理论依据和价值取向1.理论依据科学的富有创新的高层次的理论,是课堂教学评价活动的指导和依据。有代表认为,指导课堂教学评价的理论可能有很多,但人们无法回避课堂评价的教学原理,教学原理是衡量课堂的砝码。如果课堂教学评价不以教学原理作为衡量标准,可能会使评价偏离主题和目的,使评价成了为了评价而评价。因此,教学原理是课堂教学评价的主要依据和理论基础。不同的教学理念会产生相异的评价运作方式,其中发展性教学、教育性教学、社会性教学和建构性教学是适应当代教学要求的现代教学原理,可以作为有效课堂教学评价的教学论基础。也有代表主张,把系统科学理论引入课堂教学评价,认为课堂教学是一个由教师、学生、教学信息等要素组成的系统,将系统科学理论引入课堂教学评价目的在于改善并增强课堂教学系统的功能。2.价值取向课堂教学评价标准,实际上反映了评价研究人员的价值取向。有代表认为,课堂教学评价是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价值判断,评价的价值取向决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方向。有效教学实际上是一种教学合理性的追求,而这种合理性就其内在结构来说应该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有效课堂教学评价要体现这种合理性,并要处理好过程价值和终极价值、中心价值和非中心价值的关系。也有代表认为,以人为本是课堂评价的指向标。因为课堂是学生成长发展的重要地方,课堂的好坏会严重影响学生今后的健康发展,所以有效的课堂教学评价要以学生的发展为导向,以师生的共同成长发展为目的。知识(课堂的中介)、美德(课堂的理想)、交往(课堂的本质)和发展(课堂的价值),是课堂教学评价的重要方面,评价它们的核心就是要体现人的存在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为了克服评价中单一价值取向的弊端,有代表主张,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甄别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之间、一元评价与多元评价之间、外部评价与内部评价之间、成果评价与过程评价之间、纸笔评价与表现评价、科学主义取向评价与人文主义取向评价之间的关系,并让它们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三)有效课堂教学评价的标准顾名思义,有效课堂教学评价的标准,就是教学评价活动的准绳和尺度,主要是解决教学评价“评什么”和“怎样评”的问题。在这方面的研究,代表们也都有自己的见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教学评价标准由教学活动评价标准、师生发展状态评价标准和师生工作绩效评价标准三方面构成所谓教学活动评价标准,是指内含于教学活动中的标准,主要包括活动的目的性、活动组织的精巧性、活动的参与程度、活动的连续程度、活动的吸引力、活动参与者的自由程度、活动的灵活程度、活动的高雅程度、活动的层次性、活动的合适性以及活动的独创性等等。所谓师生发展状态评价标准,是指师生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发展状态,对学生而言,发展状态目标体系一般包括知识发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发展、社会性发展、品德发展、独立性发展、个性发展、实践能力发展、创新能力发展以及学习能力发展等;对教师而言,其发展状态主要包括讲授水平、学术水平、实践智慧、人格魅力、驾驭课程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指导学习的能力、反思能力、回应学生的能力、促进知识内化的能力、教学观照生活的能力、培育主体的能力、促进学生发展的能力以及教学创新的能力等。所谓师生工作绩效标准,是指教学活动结束后教师和学生的外显的效果,一般是以学生的学习效果作为标志。2.有效教学评价标准一般包括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定标准所谓评价指标体系,是指有效教学评价的内容规定;而评定标准是对指标体系的程度规定。有效教学评价标准要关注四个变量:教学主体的复合性,教学内容的发展性,教学过程的和谐性,以及教学环境的支持性。基于这些教学变量的考虑,有效教学评价标准主要有五项:其一,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是有效教学的前提;其二,用教学目标引领学生发展是有效教学的依据;其三,学生主动参与是有效教学的关键;其四,重视学习策略教学是有效教学的重点;其五,突出创新素质的培养是有效教学的最高境界。3.课堂评价标准具有一定结构性课堂教学评价标准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包括善于讲解、设计环境、调动学生、运用手段和选择目标五个维度。评价研制者在考虑教师的实际和学科专家关于评课标准的建议的基础上,制订更加正式的课堂教学评价量表。在此基础上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编写评价手册,最终形成具有导向性、适切性、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四)有效课堂教学评价的运作有效课堂教学评价的运作,主要解决的是教学评价的设计和实施的问题。教学评价的设计,实际上是教学评价标准的具体分解。教学评价的设计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工作:确定评价类型,制订教学目标,规定评价内容,选择评价方法,以及选用评价工具。具体地讲,第一,就评价类型的确定来说,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区分出不同的评价类型。比如,根据评价实施的时间,可将评价分为安置性评价、形成性评价、诊断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第二,教学目标的制订,是教学评价设计中的重要环节,在教学目标的陈述中应包括具体行为(包含具体行为的目标被称为表现性目标或表现性标准),让评价者根据这些行为判断目标是否实现。第三,在评价的设计中,评价内容是围绕教学目标来确定的,不同类型的教学评价所关注的内容是不同的。第四,评价方法的选择是依据评价内容而定,常用的评价方法是测验、观察、鉴定和调查等。第五,评价工具的选用旨在支持不同的评价方法,不同的评价方法需要相应的评价工具。比如,测验法对应的工具有试卷、答卷纸、答题卡和评分标准;观察法对应的工具有行为检查表、等级评定表和学习日志;鉴定法对应的工具有任务单、材料与工具、量规;调查法对应的工具是问卷和访谈提纲等。有效教学评价的实施一般包括三个前后相连的环节,即收集信息、分析信息以及反馈结果。当然,有效课堂教学评价的实施,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改进或改革的过程。有效课堂教学评价的改革,需要把握两大重点,一是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生动活泼的全面发展;二是课堂教学评价要突出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与发展。为了指导学校课堂教学的良性发展,推进有效课堂教学评价的实施,有的实验中学通过认真研究一堂好课的评价标准制订了“三优化”和“六维度”的课堂教学评价量表。所谓三优化,即优化教学目标(20分)、优化教学过程(60分)和优化教学手段(20分),所谓六维度,即参与度(包括全员参与、全程参与和有效参与三个二级指标)、亲和度(表现在主客体之间和教学环节之间)、自由度(体现在时空上、学习面貌和训练中)、整合度(主要包括三维课程目标的有机整合,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与教学目标的整合以及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整合)、练习度(包括动口、动手和动脑的全方位训练、体现学以致用的意识以及设计练习题)以及延展度(时间、内容、教学预设和生成、学生发展)。有的中学在课堂教学的个案评价分析和统计检验的基础上制订课堂教学评估导向量表,表中设列一、二、三级指标和对应的权重。三、课程教学评价与教师专业发展教师和课程是构成学校教育教学的两个基本要素。中小学教师是学校课程实施的主体,也是课程评价的主体之一。可以说,课程教学评价不是单一的评价问题,它与教师专业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有人认为,课程教学评价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对教师来说,最直接、最具体的课程教学评价就是课程实施中的评价。有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有很多教师要求改革教师评价机制,要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就要对学校管理评价制度进行改革。有些教师呼吁:“减少不必要的量化评价指标”,完善工作中的评价机制。这说明的是,学校要建立有利于教师长期发展的评价机制,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保障。有代表提出:同行评价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评价的一种重要方式,其有效性深受教师文化的影响。根据实际评价结果,同行评价可分为事不关己的同行评价、基于人际关系的同行评价和真实的同行评价三种类型。但是,只有当教师真正把同行评价当做一种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式时,评价才能发挥出效果。因此,也有代表建议,应该把评价标准作为教师教育的内容。有的学校把课程教学评价的研究纳入“名师工程”计划,认为建立科学的课堂评价体系对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是十分有利的,它能激励教师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强烈的研究欲望,自觉地把科学的评价(如评课)当做提升专业技能的有效途径。四、对课程教学评价研究的展望课程教学评价的主体与客体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课程教学评价的研究也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与会代表对未来的课程教学评价进行了建设性的展望,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主要有:1.进一步加强课程教学评价的理论研究,提高理论的原创性、本土性和实用性;2.明确各级课程评价主体的职责;3.建立系统的合理的课程教学评价机制,比如,评价的中介机构等;4.加强学校层面的课程评价,厘清校本课程评价的图像;5.拟订完整的课程教学评价指标;6.建立丰富的系统的课程教学评价数据库;7.切实改变课程教学评价中的不利现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过度注重结果导向、由上而下的外部评价、评价目的模糊、评价结果未能善加利用;8.通过制度改造(取得制度支撑)、观念改造和方法改造,走出课程教学评价的两难困境。
教育管理创新是教育管理对社会、教育管理理论自身发展的一种回应。教育管理创新对于促进社会和教育管理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教育管理类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有效实施创新知识管理的策略
1.明确核心目标,透彻了解知识管理的内涵
如果想有效地实施创新知识管理,那么首要条件就是明确自己的目标,深刻了解到底什么是知识管理。知识管理,就是把知识作为一个主要的资源,对一个群体或者组织来进行一种科学有效地管理。利用知识来提高效率,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并创造出更好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的新维度。
2.与传统的教育管理理念相结合
虽然原有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理念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传统管理理念非常注重知识的积累和集中的管理。传统教育管理中的教学系统性比较强,管理严格规范;师生、生生之间有充分交流。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知识管理的创新发展,但同时也为创新积累了足够的可参考资料。而新的教育理念中更看重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管理方式也比较自由。正所谓有反思才会有创新,要把积累的知识合理地运用到创新中去,两者相结合,取长补短,方能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也就是说在系统性的教学管理思路中让学生自主学习,再由老师从中加以引导。
3.建立有效知识管理的安全架构和知识管理机构
我们需要在不损害原有研究生教育管理理念优点的基础上,合理构建一个安全有效的创新知识管理结构。同时,需要发展一种创新的知识管理模式,制定一种灵活的、参与性强的、安全有效的知识管理结构,以团队合作的概念,将相关人员集中起来进行有效的教育管理。这就需要建立一个专业的知识管理机构,而一个专业的知识管理机构需要对知识进行蒐集和加工,为研究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学习机制,提高研究生对知识的利用率。只有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才可以更好地发挥知识管理的作用,并依靠这样的专业团队来指导知识管理机构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调整知识管理的方式方法。
二、结语
知识管理是一个提升各国核心竞争力和组织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我们也正处于一个高度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当前高校研究生的教育管理程度,直接取决于整个研究生教育管理阶层对于知识管理的认知和对知识管理创新的实践应用。只有不断地提高知识管理水平,才能有效地激发研究生的潜能,从而使各高校的•研究生们更好地学习与创新,更好地提升自我。把不同学科的知识不同的领域相互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知识。
一、问题视角下的学生管理
问题视角,这种思维模式是以问题为核心,建立于对学生的被动理解上,对问题、差错给予过度的关注。
1.问题学生标签化,消解学生主体性和能动性
问题视角下的教育管理工作将学生问题化,而学生一旦贴上问题标签,便对学生具有“蚕食效应”,久而久之就会改变学生对自己的看法和周围环境对他们的看法。这些变化会影响学生的自我认同,在集体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心。而教育管理在为学生服务过程中,老师处于主动权威的地位,学生被贴上“问题人”的标签,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传统的问题视角把有问题的学生独立出来,在集体生活中产生了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学生的主动性与能动性被削减了,甚至有的学生出现一蹶不振、“破罐破摔”的现象。
2.干预方式单一化,忽视环境对学生的影响
在学生管理工作中,传统的开展工作的模式是:发现学生问题———找学生及学生家长谈话———探寻原因———找到帮助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帮助学生走出困境。问题视角下的教育管理工作大多从问题视角入手,忽视了学生自身与环境互动的影响,并由此进行干预。在遇到问题时,往往会从学生自身去发掘原因,学生个人的特点、性格、行为等方面形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事实上,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学生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家庭环境等方面遇到困惑或逆境而引发的,在寻找问题原因时往往忽视环境对学生的影响,显然很难真正解决学生的困扰,通常治标不治本,也很难实现教育管理工作的实效性与针对性。
3.工作过程工具化,师生关系不对等
问题视角下的教育管理工作,老师常常以专家、家长身份出现,在教育过程里,老师与学生之间是一种明显的主客体关系。学生的独特性、个体性、价值被忽视,教育管理过程被定义为工具化的过程。导致老师与学生之间缺乏情感交流,教育管理工作中最为重视的“人文关怀”中人的因素被掏空了。在大学校园里,甚至还会出现叫家长这样的局面,很多学生不愿意被叫家长,这对学生的心理造成了负担,对老师的教诲不接纳。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工具化的工作模式,呈现出学生对老师教育的排斥现象,不利于师生关系的良好构建。
二、优势视角下教育管理工作的内涵
“优势视角”StrengthPerspective是一种关注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的视角。运用这一视角开展教育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优势视角对人性的假定上是种乐观的人性观,不再专注于问题,而是把眼光投向可能性。优势视角在评估学生问题和需要时强调将他们的优点包括进来,发掘和运用学生的优点和自身资源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它强调学生的能力、价值、兴趣、资源、成就和抱负在满足自己需要和解决问题中的作用。优势视角超越了传统的问题视角的理论正规化,其核心内容为以下方面。
1.优势视角强 *** 育过程中所关注的焦点
应该是学生与环境互动的资源与优势,而非问题本身。在具体工作中,教育管理工作的目标是发掘学生优势,创造资源,开发学生潜能。优势视角强调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势,都有他们的天赋、知识、技能或才干,有的较明显地表现出来,有的则未被发现或调动起来,人与人是不完全相同的。在某种情境下,这种潜能是可以激发和调动出来的,通过个体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在操作层面上,教育管理工作的目标应逐步转移到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寻找可发掘的资源,开发学生潜能。
2.优势视角认为在教育过程中每个学生都应受到尊重
包括学生的尊严、主体地位与独特性。所以教育过程中应优先考虑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对学生个体独特性的尊重。
3.优势视角相信学生是可以改变的
这种改变主要依靠学生自身的优势,个人的经验是一种优势资源。每个学生都拥有自己解决问题的力量与资源,并具备在逆境中生存下来的抗逆力。在具体工作中,优势视角要注重学生如何学习、生活、与他人交往,如何走出困境。
三、优势视角在教育管理工作上的构建和应用
1.承认问题的存在
在开展学生工作时,优势视角理念不能忽略学生所面临的问题。在处理学生遇到的问题时,可以让学生讲述遇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宣泄情绪,有利于学生放下心理包袱。在讲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中,学生会表现出哀伤、焦虑甚至愤怒的情绪,这有利于教育管理者更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境况,了解他们经历的事情以及他们为改善自己的境况所做过的努力。在教育管理工作中,教育者要承认问题是存在的,通过问题来发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改变传统教育方式,使学生从困境中获取动力。
2.构建平等合作的师生关系
优势视角下的教育管理强调老师与学生相互之间的双向理解沟通,追求多样性和个别性。优势视角下的教育管理工作是一个递进过程:交流———理解———解释———互助。这里的交流是一种师生之间平等真诚的有效交流,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使学生处于平等地位,充分尊重其主体地位,老师则扮演指引者、支持者、倾听者、促进者、合作者的角色,师生之间搭建起一种平等合作的平台,为学生营造一种安全、信任、自在的环境,和他们一块讨论并发现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协助学生从困境中走出来。
3.较少关注问题,关注焦点集中于挖掘学生的能力
问题视角关注如何解决“问题”,忽视对学生自身能力及资源的挖掘,贴标签的做法又放大了所谓的“问题”。从优势视角来进行教育管理工作,在实践上就要求老师较少地关注问题,而把眼光投向可能性,更多地关注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帮助学生发掘自身潜能,促使学生形成充满自信的自我认知,实现学生的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在我们学校的很多活动中,其实已经蕴含了这种做法。比如各种才艺大赛、歌唱比赛、校园之春等团队活动,都是旨在发现并放大学生的优势,促进学生的发展。
4.使用激发学生优势的语言
优势视角下的教育管理工作,需要老师使用激发学生优势的语言。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优势,然而当他们经受长期的困惑时,往往会忘记甚至隐藏自己的优势。使用能够激发学生优势的语言,并用这样的语言同学生交谈,传递给学生积极的心态。这种暗含的期待和赞美会增强学生进取心,使他们更加自尊、自爱、自信和自强,奋发向上,并会慢慢发现并承认自己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老师还要积极回应学生的成功,并帮助学生去发现自身更多的优势,有一颗真正关爱学生的心,并能在日常工作的开展中敏感体验,善于观察,善于捕捉学生思想、心理、心情、学习和生活的细节,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微笑面对,泰然处之,与学生在思想、心灵上的沟通与交流达到以心交心、以情动情,从而真正做到:用爱去感染学生,用心去感化学生,用情去感动学生。当大学生获得老师积极的关注和较多的赞赏时,就会产生一种优越感,自我认知水平就会提高。大学生在愉悦的体验中学习,会以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来应对逆境事件,相反,那些得不到老师关注的学生,由于自己的能力得不到老师的赏识,在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也不会及时向老师求助,就会采取消极的方式应对。根据自身经验,老师的每一句鼓励、每一声赞许都会对每一个学生的心理产生积极的 *** 作用,激发学生向更高的目标努力。
5.重视环境因素,将个人和社会环境有机联络起来
优势视角下的教育管理工作,不仅强调发掘学生自身的潜能,也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强调将个人和社会连线起来。教育管理工作的目标也由关注学生个体独特性的同时关注学生生活环境和社会资源的独特性,挖掘其中优势的资源和社会影响力量,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优势视角下的教育管理工作以帮助学生发掘环境中的优势资源和支援力量为工作取向,不仅有助于改善学生当下的问题,更可以形成一种持续的力量,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中类似的问题,提高学生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增强教育管理工作的时效性。
6.让优势视角成为一种思维习惯
优势视角是一种理论,是一种看待事物,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视角。优势视角不会自动带来积极效果,需要铭记于心,落实在日常工作中,形成一种思维模式。优势视角不只是为教育他人提供了指导,对于教育工作者自身而言,也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可以使生活更愉快,避免聚焦于问题,有好的人际关系。合理分配发挥自身优势和弥补缺陷的时间,实现高效发展。只有教育工作者自身相信并坚信优势视角是一种好的思维品质,而不只是当作一种教育管理工具,才会更好地利用这一视角来指导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
教育自身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篇一
《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述评》
摘要: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开始开展。本文根据不同时期呈现的特点,将其分为起步时期、初步发展时期和多元化发展时期,通过对各个时期的研究概况作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总结出研究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以对进一步研究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高等教育;文化关系;研究述评
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界,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当时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教育理论、教育实践的发展备受各界人士的瞩目。此外,80年代出现了“文化热”,促进了此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及新世纪以后呈现出了新态势和新特点。总的说来,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并不成熟,探究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颇有意义。我根据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并总结出一些特点,为进一步研究提出建议。
一、起步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
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的阐述,是在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中初见端倪的。1980年,潘懋元在为一机部所属高校领导干部教育科学研究班讲学时,第一次提出了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其中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指:“从整个社会来说,教育跟政治经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教育所摆的位置和在社会中所承担的任务。”[1]这里的“其他社会现象”还未提及文化的因素。1983年,潘懋元编写的《高等教育学讲座》对教育内外部规律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和分析,把外部关系规律修正为:“教育的外部规律是指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2]明确提出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1988年,潘懋元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论文――《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将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表述为:“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服务。”[3]认为教育受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受社会制度的制约,这两种制约因素又需要文化传统这个制约因素的折光反射出来。以上所述都是由一般教育层面来论述的,并未涉及高等教育层面,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掀起一股“文化热”,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开始受到高等教育界的关注。1989年,潘懋元、邬大光合作发表了《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的理论思考》,第一次从理论上明晰了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他们首先分析了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作用:“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社会活动和传递文化的载体与文化传统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各种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制约往往要通过文化传统的折光反射出来。”[4]如前所述,潘懋元在1988年论述教育的基本规律问题提及教育受文化传统制约,是从一般教育的层面来阐述的,而这篇论文将教育的基本规律问题具体化到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上来。1990年,潘懋元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辨析》一文中再次明确提出:“文化传统也是制约教育的重要因素。”[5]并论述了高等教育对文化的作用是保存、传递、改造和创新文化。储皖中则对专门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作了更为具体和深入的分析,分别为:一是传递文化,二是促进文化传播、交流和融合,三是助于对文化进行选择、整理和改造,四是创造文化。[6]
在这一时期,对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一部分研究只是从一般教育的层面简要探讨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散见于几本著作之中。尽管如此,起步时期的研究为高等教育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体现在:首先,开始认识到高等教育与文化是有着重要关系的;其次,明确高等教育面对文化传统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和取舍原则。
二、初步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才在高教理论界得到重视。主要代表人物有潘懋元、张应强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此外,朱国仁、何云坤、刘海峰、黄福涛、吴岩、侯定凯和薛彦华等人也发表文章参与讨论。归纳如下:
(一)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推向深入。潘懋元对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述概括为两种关系(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两重作用(直接作用和中介作用)和两大功能(传承和创新)[7],为此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线索。一些学者对上述关系、作用与功能及其他相关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的研究较为集中,朱国仁、薛彦华、张应强和何云坤等对文化的选择、创造、批判、整合等功能专门撰文阐述。黄福涛则从比较和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8]此外,开始明确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意义。张应强提出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摆脱苏联教育学模式,形成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有利于人们加深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解;推动和深化人们对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研究和认识;还可能促使“高等教育文化学”的产生。[9]正如潘懋元为张应强的著作《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作序时谈道:“研究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瞻望高等教育的未来,都不能只看到经济、政治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而不对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有深入的理解。否则就会对许多高等教育现象迷惑不解,对许多高等教育问题思考不周,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预见简单化;从而对21世纪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也难以提出周详准确的对策。因此,从文化的视野研究高等教育很有必要。”[10]
(二)加深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确立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注重阐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纳、传承和传播,并与现代化、国际化接轨。刘海峰用历史的视角分析了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的深刻关系,传统文化对近现代高等教育有相当的影响,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中西教育模式经历了冲击、汇聚和融合的过程。[11]别敦荣提出我国的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鲜明的、强烈的民族特性,必须认清我国高等教育的民族特性,而不能一味地“国际化”或“某国化”。[12]张应强总结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分别是高度的综合性、广泛的弥漫性、显著的民族差异性和强大的历史惯性等四个方面,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13]吴岩则提出“新生中国本土化文化”这一概念,新生本土化文化是西方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自然在这个群体中经过比较、冲突、碰撞、融合、提炼而形成的新型文化。[14]此外,潘懋元和张应强在合作的两篇文章分别谈及了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问题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现代价值。[15]
三、多元化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90年代研究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有关学者,兴趣转移,并未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一直坚持下来。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从理论上系统探讨“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较少,大多研究以高等教育的微观领域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走向多元。总结如下。
(一)联系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背景。21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国际化、大众化、民营化、地方化和终身化。在近十年来,已有的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从国际化和大众化出发。从国际化出发的有郭继超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的文化双向互动》,宋彩萍的《全球化・民族文化・高等教育》,张红霞的《高等教育课程国际化的文化思考――兼谈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戚务念和何齐宗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取向》,白杰瑞和赵振洲的《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国际化与多元文化的链接》等文章。从大众化出发的有洪芳的《社会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李雯和欧阳玉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文化解读》,薛天祥的《大众化是一种文化精神――兼评〈大众高等教育论〉一书》。此外,还有学者将多元文化格局作为大背景,如张云洁的《试论多元文化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的文化使命》。
(二)关注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一些学者关注到由此而引发的教育发展问题,体现在关注西部高等教育、农村教育和家庭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等。比如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认为高等教育应该承担起农村教育的文化使命。[16]
(三)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方法更为丰富。除了涉及高校内部的微观领域外,还涉及社会的宏观领域。除了用本学科的知识进行阐述外,还运用了跨学科的视角。在高校微观领域方面,比如以“大学文化”或高校“校园文化”为主题进行的研究比较丰富。在社会宏观领域方面,比如黄琦提出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17]在跨学科视角方面,如张万红和彭勃合作的文章《高等教育资源的分类及文化资源的培植》有所体现。在研究方法方面,一些研究运用了比较研究法对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进行探讨。陈昌贵和王璐从美国传统文化出发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18]高桂娟和李敏则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为考察对象,分析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之所以享誉世界是因为英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以此作为中国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参照。[19]
(四)出版了几本专著。继1999年张应强的专著《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后,2000年,顾冠华和沈广斌合著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一书,全书从文化与高等教育之本质特征及相互关系出发,分别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操作层面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特点与优劣,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借鉴意义,以及两者间内在的互动功效。2001年,潘懋元主编了《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里面有专门一章以文化的视野来看高等教育。可见,专门论述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专著并不多,但文化的研究见于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或教育哲学的书籍之中。在承认已取得的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还有发展的余地。
四、结语
本文梳理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概况和特点,由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此研究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对于高等教育与文化的研究,我提出一些见解。
(一)要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论思辨的方法。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运用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等。从宏观走向微观,是发展的必然,也必然要求运用更为丰富的研究方法。在西方,对文化的研究更多地采用人类学的学科知识进行分析,亦值得我们借鉴。
(二)要考虑高等教育如何为建设新文化服务。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对文化具有创造功能。进入21世纪,高等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文化的适应和创造上,就显然是不够的,高等教育对文化应该有引领的作用,从而实现从适应―创造―引领的功能的转变。
(三)要注意新兴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及作用。目前,进入多元化、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时代,瞬息万变,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层出不穷,高等教育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吸取有益的成分为高等教育服务,亦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54.原引自潘懋元.高等教育学及教育规律问题.湖南大学教务处,.
[2]潘懋元.高等教育学讲座[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34.
[3]潘懋元.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相互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1988,(3):1.
[4]潘懋元、邬大光.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的理论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1989,(1):1-2.
[5]潘懋元.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辨析[J].厦门大学学报,1990,(2):5-6.
[6]储皖中.试论高等教育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J].高等教育研究,1991,(2):18-24.
[7]潘懋元.全面深入地认识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J].教育研究,1996,(11):17-18.
[8]黄福涛.谈谈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J].教育研究,1996,(11):20-22.
[9]张应强.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J].上海高教研究,1995,(3):22-24.
[10]潘懋元.《序》.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
[11]刘海峰.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J].教育研究,1996,(11):27-29.
[12]别敦荣.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民族性[J].教育研究,1996,(11):29-30.
[13]张应强.论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1996,(3):6-12.
[14]吴岩.新生本土化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J].上海高教研究,1997,(3):21-22.
[15]潘懋元,张应强.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7,(1):15-21;潘懋元,张应强.华文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彰显[J].高等教育研究,1998,(3):12-15.
[16]林健.高等教育应担负起农村教育的文化使命――来自西部农村的几则田野调查及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6,(8):19-22.
[17]黄琦.高等教育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J].教育研究,2009(7):104-106.
[18]陈昌贵,王璐.从文化视角透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J].江苏高教,2002,(2):117-121.
[19]高桂娟,李敏.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文化力量[J].江苏高教,2008,(6):146-148.
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篇二
《浅谈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摘要:教育自身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本文在分析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基础上,探讨了新时期教育与文化的应变,从而深刻揭示了教育与文化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对于准确把握教育的文化本性和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教育;文化;关系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教育”与“文化”词源上的同义性,反映了教育与文化关系的密切性。在汉语中,“文化”一词由“人文化成”简化而来,按照其字面意义来解释就是“文而化之”,其基本含义是通过文治教化把人培养成有教养的人的过程,即“教化”的意思。由此可见,“文化”与“教育”在词源上都是有直接联系的,以至于有人认为“教育即文化,文化即教育”,这些都反映了教育与文化的紧密联系。
一、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1.教育是文化的表现形式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名词,它包括人类通过后人的学习所掌握的各种思想和技巧,以及用这种思想和技巧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文化人类学是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且比较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团的文化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借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社会学家认为,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所有群体和社会的人们共享非物质文化――抽象和无形的人类创造,如“是”与“非”的定义、沟通的媒介、有关环境的知识和处事的方式。人们也共享物质文化――物质对象的主体,它折射了非物质文化的意义。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不仅仅依赖于遗传,而且还依赖于人类文化。人类行为深受我们生长在其中的文化的影响。
就教育而言,可分为两个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教育活动和教育理论。两者实际上分属文化的不同层面。教育活动隶属文化的制度层面,而教育理论则隶属文化的精神层面。在教育活动中,学校教育本身就是“制度化教育”的代名词,其“制度”色彩自不待言,就是非正规、非正式教育也并非是杂乱无章的、零散的,“制度化”的成分在其中仍占着重要地位。从教育理论的角度来讲,教育又是文化的精神层面这一大家庭中的一员。它所产生的思想观念是人类知识宝库的一部分;它所形成的价值规范是人类价值判断体系的一分子;它所需要的技能、技巧是人类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枝;它于文化的精神层面,实是生于斯,长于斯,又丰富于斯。
2.文化的流变制约着教育发展的历程
文化并非只是静态地固守其传统,它在历史长河中屡有变迁,教育也随之嬗变更迭。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知识的构成形态具有原始性,是以直接经验为主,并以感性的、现实的形态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的。这种原始的文化形态,完全可以用口耳相传的教育方式传至下一代。在这里,原始的、自然形态的教育方式与文化积累之间并不存在不相适应的矛盾。传授知识,要求施教者和受教育者付出更多的劳动,进行更多的专门训练,因而不能仅仅通过生产和生活中运用简单的示范和模仿,必须要创新专门的传授工具、专门的传授场所以及专门的途径,当然更需要专门的施教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逐步成为专门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成了专门施教的场所。
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已成为一个中心议题,一些发达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付诸于实践,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吹响了现代化的号角。文化现代化,建构新的文化观――这一现代化中或许是最富有渗透性的一面正在深入人心。与此相应,教育的现代化也扬起了风帆,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正在使自己的一套教育制度适应其具体的要求,使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整合于一个共同的制度框架,不断加强教育活动之间的统一性和相互联系。
3.教育可以传播文化,蕴育和创造文化,促进文化变迁
传播在文化变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指文化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传到另一个区域的流动现象。文化传播离不开一定的传播关系、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教育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文化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一,教育可以对传播内容加以选择整理;第二,教育过程中可随时接受反馈,修正传播内容、渠道,避免所传文化的失真;第三,传播者大多是“闻道在先”的,值得信赖,易于为受传者接受;第四,传者与受传者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可建立起稳定、亲密的联系;第五,可利用远距离教育、班级授课等组织形式,大范围地进行文化传播。创新是文化变迁的另一重要维度。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过程就是创造文化的过程。教育在传递、传播文化的过程中,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复制文化,它或因社会变革、受教育者不同的身心状况以及教育者自身价值观的差异,赋予已有文化以新的文化意义;或因融合、汇总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使原有文化发生性质、功能等方面的变化,衍生出新的文化要素。这些新的文化意义或文化要素往往会成为文化创造和革新的萌芽。
二、新时期教育与文化的应变
教育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决定了新时期的教育必然会对文化的变迁有所应对,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文化对教育的调适
教育对新时期文化的适应性调整不仅是教育中人的主观意欲而且也是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新时期教育变革的大势所趋。教育受文化所趋而进行的调适在教育的各个层级都应有所体现,但鉴于任何文化首先是一种价值之源,则文化对教育的调适最应该在教育价值的提升上有所反映。
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实践活动,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因此,从它产生的时候起,便具有了价值属性。“所谓教育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教育现象的属性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不同认识、评价、界定或描述就构成了人们的教育价值理念。教育价值理念作用于人们的教育行为是以意识为中介的,而这种意识的形成必然来源于意识主体所处的文化语境。这一点在当前文化形态下表现为,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把教育当作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重要手段,作为实现自己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在新时期的文化形态下,教育价值要凸显文化中的主流因素即现代性文化的精华,就不应只是有利于实现技术的现代性文化而更要追求解放的现代性文化。亦即,教育价值不应只是迅速发展的社会所需求的有利于创造物质财富的价值,这种价值如同技术的现代性文化一样,虽然是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发展正需要的,但它只是一种阶段性的价值而非教育的永恒价值。教育价值对新时期文化的调适还应该表现在教育对人性的合理自由与相对理性以及对社会民主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在此,教育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与传递者,理应承担起创新文化的使命。
2.教育对文化的创新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综合探讨教育对文化进行创新的可能。
一方面,我国传统型文化的核心就在于道德中心主义,这种道德中心主义重伦理规范、人伦关系,对维系社会及家庭的和谐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极端的道德中心主义又确实钳制了人们的自由意志和民主意识,一直以来的教育活动也是以社会道德及伦理规范为蓝本来塑造受教育者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在这种保守的道德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化导引下,教育之于社会生产力及人自身意义上的生存发展的价值就难以得到彰显。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期,教育应该培养具有独立理性、科学精神、民主观念等现代文化精神及公德意识的现代公民,而不是缺乏自主判断和个人意识的传统意义上的臣民或顺民。唯此,教育方能通过对人的影响反作用于文化,进一步推进当前文化的现代创新,步入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核心精神如自由、理性、科学、民主等意识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无疑应该在新时期深深地植根到我们的教育价值中。那么,我们的教育应辩证对待西方现代文化,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就应该更多地弘扬人文精神,突出受教育者的个人生活空同的建构和人文关怀精神的养成。亦即,当前文化形态下的教育理念在输入西方现代文化中那些我们所缺乏的诸如科学民主意识和自由理性精神等优秀元素的同时,不应舍弃传统型文化中仍具有现代意义并且经过适度改造后将具有永恒价值的精华元素。在新时期,教育负载着现代理性文化启蒙的时代重任,同时也应承担起传统人文精神升华的历史使命。
此外,相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而言,尽管其语义含混、内涵不明,但其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反绝对主义、反基础主义等理论特征,零散化、边缘化、平面化等文化特征,以及分裂、偶然、不确定、非连续、不可表达、不可设定等思维和心理特征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我们在今天的教育过程中则应更多地给人以自由思维的空间,给人的个性以充分发展的可能。但是,“后现代性从现代性而来,只有吸纳了现代性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后现代性潜质才能转化成同现代性相辅相成的活力。”因此,新时期的教育对文化的创新关键,仍在于从传统型向现代性文化嬗变过程中对道德中心主义的扬弃及对工具或价值理性的审度。
结语
从文化与教育关系的认识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与教育的确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文化,就不会有教育。如果抽去了文化,教育就不仅失却其内容,而且会失却其作用,教育也就无从谈起。同样,抛却了教育,文化就成了不可思议之物,无由存在和发展。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是互相部分包含,互相作用,并互为目的与手段的交融关系。
参考文献
[1]周昌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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