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拒绝研究论文

幸与不幸———日本文化之我见

贵州大学蔡雯静

将近九十年前,匈牙利作家梅尔彻·

伦吉尔(Melchior Lengyel)写过一个剧

本,名为《台风》。

在这个剧本中出现了一

批在巴黎学习的日本留学生,他们在剧

中有如下的对白“:西方数千年来发展起

来的古老文化,我们日本人只要十五年

就把它变成囊中之物了。

西方学者花费

三十年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要读五

天书就握于掌中了。

”“让欧洲人去费脑

子好了!让欧洲人去干好了!等他们创造

出什么好东西,我们再学过来那该多

好!“”为了达到今天的水平,欧洲人已牺

牲了多少代人,有多少人成为殉道者而

倒下。

但我们只用十五年就把西欧文化

中有价值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了。”

这些话是作为讽刺日本人在文化方

面吃现成饭的事实而设计的。

该剧写于

1909年,去日俄战争不远。

正当日本人

在十年的时间里相继打败了中国与俄国

两个庞然大物后,用这样的话来描绘他

们当时的洋洋自得的粗俗嘴脸是并不过

分的。

日本留学生是不是说过上面那些话

不必当真,但这些话却是道出了日本文

化幸运的一面。

所谓幸运就是指他们在

历史上有几次直接输入了比自身文化先

进数百上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外来文化,

从而使自身文化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跃

进,跨越了其他民族必须循序渐进耗时

费事而无法省略的社会发展阶段。

但是日本文化也有不幸的一面。

日

本文化的不幸就是在自己的文化尚未成

熟时,已然遇上外来的发达的大文化,这

个大文化压制未成熟的日本文化的自然

发育,使之在精神方面始终处于侏儒状

态。

前述的文化方面的大跃进其实主要

只是在物质方面与部分的制度方面。

无论中国,无论欧洲,其精神文化都

是在物质文化的发展上同步发展起来

的,自身精神文化的建立绝对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观念的东西很难超越。

对任

何一个民族而言,不与其他民族发生文

化交流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当这一交流

发生时,往往使自己的文化产生新的活

力,不但在物质文化方面增添新的内容,

使之更显丰富,而且也在精神文化方面

有所更新而发出异彩。

但不管如何变化,

对于循序渐进的民族而言,其物质文化

与精神文化都是齐头并进的,不会发生

上下不整合的现象。

无论是卡尔·马克

思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不过

是作为基础的物质条件(特别是经济条

件)的反映;或者是马克斯·韦伯所主张

的: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既定的,任何

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与这种伦理道德相

一致,就必然要兴盛起来;上两理论说的

都是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问

题,尽管两人的观点完全相反。

但是当一

个弱势文化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发生

文化上的大跳跃时,情形就有些两样。

在这种情况下,弱势文化常常发生物质

文化方面的跳越发展阶段的变化。

但是

跳越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也必须

跳越精神文化的发展阶段,否则必然要

发生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伦理道德方面出现痛

苦的分裂现象。

日本人的不幸即在于他们的物质文

化已经发生大跃进,他们的精神文化却

产生分裂,一部分随着物质文化一起跃

进,几乎是全盘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与

伦理道德;另一部分却依然停留在跃进

前的水平之上,仍然以自己日常生活中

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付外部世界。

这就使得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为奇特的

民族:他们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

美,既彬彬有礼又妄自尊大,既温文尔雅

又蛮不讲理,即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

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贞不二又会背

信弃义,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在

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又常常一意孤行。

而且更要的是,这一切相反的行为方式

又都是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使人

很难对日本民族的性格下一个准确的断

语。

纵观日本文化发展历程,可以看到

日本的精神文化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

全盘接受外来的精神文化吧,又与本身

原有的精神文化不能合拍,于是常常要

发生回归日本文化的运动;全盘拒绝外

来精神文化吧,自己原有的精神文化又

要与已跃进了的物质文化发生裂痕,又

不能不接受外来的精神文化以弥补这个

『关天茶舍』暧昧？清晰？——日本人的性格两极 作者：wssxasd 提交日期：2005-9-8 8:52:00 访问：258 回复：2 ??十多年前，我有机会到日本，在那里住了将近四年，打过各种工，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在大学里做过客座研究，对日本学界有所了解。实际的生活体验，纠正了我对日本的想象和认识。——李兆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专家，艺术评论家,《暧昧的日本人》的作者。在以往的中国人关于日本的叙述中，日本人要么是杀不不眨眼的恶魔，如小说《烈火金刚》里的“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猫眼司令”之类，要么是温文尔雅、成天蹶着屁股鞠躬的礼仪的符号，两者其实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这种分裂,无疑是近代以降特殊的历史处境与险恶的中日关系造成的。中国人对于日本，大而化之、自以为是的想象中藏着种种错觉和无知，尽管中国与日本已有近两千年的交往历史，而且，近代以降屡屡吃日本的大亏，差一点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无知是很难原谅的。我考察过一百年来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和日本人，大体上经历了漫画化→妖魔化→符号化这样几个阶段，与真实的日本和日本人总是隔着一层，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当然,这本身未尝不是中国民众对日本的集体想象，暴露了认识上的巨大盲点。中国人看日本，常常受三种不良心态左右：一曰“大中华”，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日本的一切都是从中国照搬过去的，许多人到了京都、奈良，一看见古色古香的建筑街道，就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这也是汉代的，那也是唐代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认宗归祖也许不借，但是仅仅只看到这些，我觉得就很危险。由这种“大中华”的心态，必然派生对“小日本”的蔑视，当年，昏聩的清朝官员将日本称作“蕞尔岛国”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日本的确切地理位置，结果是，“小日本”打败了“大中华”；二曰“受害者”心态，近代以降，日本确实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仅仅记住这些，而不知反思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尤其是不知反省自己的弱点与劣根性，就很危险，谁也不敢担保类似的受害从此不再发生；三曰庸俗社会学，比如关于那场战争，多年来我们总是认为，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反战的，充其量只是受了蒙蔽，好战的只是一小撮日本统治者。作为一种外交策略，这种做法固然很必要，真的这么认为，就很危险，只要对日本的社会历史稍有了解，就可发现这种看法是多么错误。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没有反战人士，没有正义之声，然而他们的声音与占绝对多数的同仇敌忾的宣誓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到后来，在各党派对战争议案的投票中，连日本共产党都投了赞成票。战后追查战争责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就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从军纪和道德方面检讨战争失败的原因，日本共产党则干脆认为“一亿人民一亿战犯”。可见，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日本人民反战”，这种把统治者和老百姓一分为二的庸俗社会学思维方式，至少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并不合适。那么，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日本人文化心理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是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作了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其中这样讲到——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公民。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指获得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下面一段话很要紧——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坚定地、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大江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的层面，对近代以降日本的所作所为和由此导致的尴尬处境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揭示，可谓目光如炬。在它的启发下，长期以来我对日本文化的思索和困惑也豁然开朗。我觉得“暧昧”这种说法，至少在现象上，精到地概括了日本文化的特征，为我们认识日本的提供了重要门径。暧昧，自然不是日本独有，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它暧昧的地方，只是程度与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然而，像日本那样走得如此之远，表现得如此极端，足以成为国民性格“品牌”的，却是十分罕见。就日本而言，“暧昧”绝不是近代催生的新生事物，而是由来已久的性格，大江所揭示的日本在近代的“暧昧”表现，其实不过是日本固有的民族性在近代的延伸和发展罢了。换句话说，当日本土著的世界观（本质上的虚无主义、现世主义）与先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到一起时，便产生大江所指出的上述种种“暧昧”现象。从地理风土中看，东瀛岛国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存在，包围在辽阔在海洋中，它介于封闭与开放、狭窄与辽阔之间；位于极东，使它在东亚册封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大中华帝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国际地位介于宗主国与藩国之间；生存资源的匮乏与自然风景的优美，涵养了尚武与爱美的国民性；地震、火山、海啸、台风等天灾，培养出搏击命运、顺从命运的二重性；四季分明、变动不居的地理气候，发展了日本人的不匀整美感，视“瞬间”为“永恒”，——所有这一切，构成一幅幅似是而非、自相矛盾而有内在联系的图景。 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著名的《菊与刀》里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话就是：“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强大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至于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在描绘过西方人对日本人性格的种种迷惑之后，作者这样概括——所有上述这些矛盾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菊与刀，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其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作为一位既不懂日语、也没有到过日本、对东瀛生活缺乏切身感受的西方学者，本尼迪克特凭借渊博的知识和西方的理论模式，对“琢磨不透”的日本人进行了解读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发现了日本文化“菊与刀”的二重性，显示了西方理性思辨的强大威力。然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更喜欢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把握。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一句话就很有穿透力，他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这个“特别”是什么呢？李光耀有详细的讲述，概括起来，就是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的、无以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也就是说，不管“菊”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在我看来，日本人的“暧昧”，恰好表现了日本人特有的明确；日本人纵然有一千个暧昧，一万个暧昧，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从来不暧昧，只要有利于日本，怎么都行，甚至改变人种也行，废除日语也行，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洲也行。惟其如此，历史上，日本时而开放，时而闭锁；时而崇洋媚外，时而英美鬼畜；时而脱亚，时而入亚；时而入欧，时而脱欧……一切都是以这个大前提为转移。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暧昧”，其实是清晰到极致的一种表现。

很多吧 最先想到的就是 难しい 日本人很少会直接拒绝一般不会说 不行或者什么的 但是只要说、、、难しいですね基本上就是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