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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爱情与死亡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书桌上至少摞着六本印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名字的中文书。《百年孤独》与《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全新译本、演讲集《我不是来演讲的》、杰拉德·马丁的《马尔克斯的一生》、依兰·斯塔文斯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传:早年生活(1927-1970)》以及陈众议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传》,而且全部是最近一两年出版的。据波哥大的《时代》2012年7月6日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弟弟海梅在一次讲座中透露,哥哥因为癌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病症困扰,已经无法写作。那么,这一轮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热似乎是提前到来的文学“葬礼”与“悼念”。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再写作的原因是他失忆了。吊诡的是,他写作的原因正是要与时间抗争,要留存记忆。从他十八岁开始在心中酝酿一部名为《家》的伟大作品(直到四十岁才以《百年孤独》的名字出版)到最新的小说《苦妓回忆录》,他始终在追忆、回溯自己的成长,家庭的谱系,国族的历史。他在回忆录《活着为了讲述》中开宗明义地说,“生活并非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他的记忆,为了讲述生活的记忆”。《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加冕了诺贝尔桂冠之后推出的第一部作品,选择“爱情”与“回忆”的主题,似乎出人意料,但也同时可见这一主题是他的“杀手锏”,足以担当“诺奖得主”盛名,足以满足万众期待。
尽管是一部“怀旧伤感的罗曼史”(《剑桥拉丁美洲文学史》的描述),但《霍乱时期的爱情》却并非《情爱笔记》,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未像竞选总统失败的巴尔加斯·略萨那样迅速地“去政治化”,相反在这部被视为“爱情百科全书”的作品中依旧涵纳了宏大的历史与政治议题。它的三个关键词霍乱、爱情、时代,不仅揭示了作品的主旨,也暗示了它与加西亚·马尔克斯此前作品的连续性。
霍乱
1981年,接受《巴黎评论》的Peter 采访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就说过,“从俄狄浦斯开始,我对瘟疫发生了兴趣。我对中世纪的瘟疫做过深入研究。……笛福的《瘟疫年日记》是我最喜欢的著作。……瘟疫在我这里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形式有所不同”。不错,我们在《百年孤独》中几次与瘟疫相遇,“在波斯患过癞病,在马来亚群岛患过坏血病,在亚历山大患过麻疯病,在日本患过脚气病,在马达加斯加患过淋巴腺鼠疫,在西西里碰到过地震,在麦哲伦海峡遇到过牺牲惨重的轮船失事”的梅尔加德斯是“从人类遇到的各种瘟疫和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史上最幸运倒霉蛋。乌苏娜死的时候,无数的鸟意外死亡,也带来一种瘟疫的表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在梅尔加德斯的房间里细读诺斯特拉达马斯的《世纪》和他关于瘟疫的研究文章。但是瘟疫还没有与爱情相连,直到《霍乱时期的爱情》出版。有趣的是,这本书在台湾出版时,中译名被改为“爱在瘟疫蔓延时”。2003年非典肆虐时,这部在大陆已经被翻译出版了快十年的作品,突然流行,人们似乎急于想从书中获取关于瘟疫蔓延、死亡威胁之中的爱情的想象与认同。
其实,瘟疫/霍乱并不是《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主角,也不构成情节推动力,它只是一种灵氛。198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次接受古巴Gramma报采访,面对记者“愿意死于什么原因”的提问时,他说,“爱情挺好,但不要死于艾滋病。作为话题,染上艾滋病的爱情我是不感兴趣的。因为艾滋病这个瘟疫与个人行为密切相关。艾滋病与霍乱或其他瘟疫不同,后者无法控制,无法判断,就是足不出户,这些瘟疫也能找上门来”。霍乱是逃不开躲不掉的,因此小说中也没有表现人们对霍乱的恐惧,相反,乌尔比诺医生的声望正源于对霍乱的有效控制。结尾,如果没有霍乱的黑旗,阿里萨与费尔明娜的永不靠岸的航行也无从实现。所以,霍乱在作品中不是消极的角色。Colera,在西班牙语中除了指霍乱这种病,也指狂热的状态。所以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 la colera,也可以理解成“狂热中的爱情”。阿里萨在费尔明娜拒绝他之后,发烧、呕吐、卧床不起,病症极似霍乱,他苦苦等待了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在与六百多个女人做爱之后,内心仍然只有费尔明娜一人,这种狂热真是空前绝后。阿里萨就是费尔明娜染上的“霍乱”。乌尔比诺医生治得好别人,却治不好自己的妻子,最终在阿里萨长达半个世纪的默默“期盼”中死去。当费尔明娜也染上阿里萨的“霍乱”时,他们一起获得了拯救。爱情就是忘我,就是狂热,就是霍乱。 爱情
如果小说只是描写青年男女狂热的爱情,也很难脱颖而出。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的高潮是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年过八十才发生。就像《哈姆雷特》复仇迟迟不上演,《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爱情一直被延宕,阿里萨与费尔明娜直到死亡临近才最终相爱相依。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99年得知自己罹患癌症之后写过一封与读者告别的信,信中说,“上帝啊!如果我有一小段生命,我要告诉爱人,我爱她。我愿意启发世人,别以为年纪老了,就不该谈恋爱,这是大错特错的。人就是因为不再恋爱,才会衰老。”
小说以死亡开篇,但使人震惊的并非德圣阿莫尔的自杀,而是他拥有的隐秘的恋情。死亡来临,上帝通过带走乌尔比诺的棋友德圣阿莫尔向他揭示了这个奥秘;而直到死,这个同医生交情最深的摄影师的爱情与真实身份才曝光,这更让乌尔比诺恐惧,还有多少他身边的人的秘密他不知晓?他开始感到忧郁,“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无可挽回的事情”。他是无力抗拒的。接下来全部的情节都不过是证明医生的预感是对的——他自己的“意外”死亡和他妻子随之复活的爱情。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只有两种东西能与死亡抗衡:爱情与记忆。“死亡不会和高龄一起来,死亡通常与善忘结伴”。《百年孤独》中对外祖父的回忆,《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对父母爱情的借用,回忆录则直接将生命的意义定义为“讲述过去”。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试图用书写记忆来永远定格自己人生中的种种片段。《霍乱时期的爱情》中阿里萨不停地跟各种各样的女人做爱,不是为了欲望,而是为了对抗对欲望的遗忘。他生怕自己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锈住,并最终销蚀他对费尔明娜强烈的爱恋。他最后一个性伴侣是个小萝莉。后来在《苦妓回忆录》中,老作家单独展开了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老人的生日愿望:“想在我九十大寿时送自己一个礼物,那就是带着疯狂的爱和一个年轻的处女过上一夜。”对自己九十岁人生的回望与同处女之间的爱情两条线交织,错落有致。对一个老男人而言,性不是重点,重点是青春期的女孩子的身体,借由触碰、抚摸、占有这样的身体而确定自己仍然活着的事实。阿里萨通过阿美利加富有活力的身体复活了自己,并终于迎来了等候了半个世纪的爱情。 时代
《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典型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千日战争、香蕉公司、保守党与自由党、家族史,他的基本元素一个不少。虽然以爱情为题,似乎并未直接书写历史,但其实爱情关系本身已经携带深刻的历史隐喻。
费尔明娜——阿里萨——乌尔比诺三人的爱情纠葛事实上并非信手涂鸦,随意设计。乌尔比诺,受过良好的欧洲精英教育,崇尚现代化,试图用科学、艺术、法治改变自己的故乡。阿里萨,没读过大学,从邮电局的学徒到电报员到航运公司的职员到董事长,一路打拼,最终成为当地一方诸侯。阿里萨与乌尔比诺代表了哥伦比亚上流社会的两条脉络。当年费尔明娜在乌尔比诺与阿里萨之间的犹豫与取舍,与哥伦比亚本土主义与欧洲主义之间的徘徊与反复不能说毫无关联。阿里萨与费尔明娜分享共同的成长记忆,但他除了爱情高烧中的呓语与诗意,并不能许诺她一个美好的未来;乌尔比诺没有绵绵情话,但他的绅士派头、家族身份、医生职业、欧洲学历都保证他成为社会栋梁。在他与费尔明娜的关系中,不是爱情而是稳定最重要。但是尽管费尔明娜随同乌尔比诺游历了欧洲,可是她与欧洲格格不入。在他们漫长的婚姻中,他们相依为命,但乌尔比诺始终未能刺穿费尔明娜内心的屏障。所以她常一个人躲在浴室,吸烟、哭泣、自慰。这道屏障在乌尔比诺死后,却被阿里萨打开,还是用他的诗,用他的琴。只有阿里萨了解她,只有阿里萨能带给她幸福。
在拉美小说中,本土传统战胜外来势力的例子比比皆是。从政治上摆脱欧洲宗主国的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但如何从文化中祛除深刻内在化的欧洲中心主义则依然任重道远。拉美文学现代化的标志就是它如何将自己的传统现代化。聂鲁达的《漫歌》、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卡彭铁尔的《消逝的脚步》都有筚路蓝缕之功。
莫雷诺·杜兰曾经说,“没有死亡,哥伦比亚便没有生的迹象”;加西亚·马尔克斯稍稍乐观,他相信,“无论洪水、瘟疫、饥荒、灾难,还是连绵不绝、永不停息的战火,都无法战胜生的顽强,生命对死亡的优势”。《霍乱时期的爱情》通过阿里萨对费尔明娜的爱要传达的不仅仅是个人对死亡的战胜,也是哥伦比亚浴火重生的信念。
滕威,学者,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边境”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