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孙悟空论文开题报告

孙悟空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他的故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花果山称王到大闹天宫，主要表现他反抗神权正统、追求自由的叛逆性格。二是护卫唐僧西天取经、集中体现他不畏自然艰险。征服邪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前后两个阶段的斗争对象不同，性格基本一致。 要分析他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聪明机智、不畏艰辛、心丝急躁还有是他敢于斗争、藐视一切封建权威的叛逆精神的化身。 孙悟空本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上的一只石猴子，他出世后，就在仙山福地过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府所拘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在龙宫、他“唬得老龙王胆战心惊，小龙子魂飞魄散.”在冥府、他使十殿阎王躬身作揖。他敢自称齐天大圣，高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号。大闹天宫、打那些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把玉帝吓得惊慌失措。平日里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水界、冥府、天宫等最高权威在他面前一个个威风扫地。此外，他还敢于辱骂如来佛是妖精的外甥，骂观音菩萨“该她一世无夫.”对人间之王,他更是蔑视.他对乌鸡国国王说:"老孙若肯做皇帝,天下万国九州皇帝都做遍了.朱紫国国王生病,他就用马尿配药丸给国王治病. 这种无法无天,敢于向神、佛、天庭、地府、水界、人间一切权威挑战的反抗精神,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强烈愿望,是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的基本特点

近百年来，关于孙悟空形象的原型研究始终包括文化原型和现实原型两个层面。关于文化原型的探讨影响很大，几乎构成孙悟空原型研究的主体。其开始于本世纪初的两位文学史大家鲁迅和胡适，他们的学识、地位使他们的结论获得了无可争辩的权威性，而且也使文化原型显得更具有原型意义的重要因素。八十年代之前，鲁迅的“国产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唐人传奇《古岳渎经》中的淮涡水神无支祁演化而来的，详见《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卷九）和胡适的“进口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猴子国大将哈奴曼衍化而来的，详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版）影响相当深远，相继生成的其他观点亦与之大同小异，多无法绕过他们。 八十年代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鲁迅和胡适的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其中，风行于八十年代中期的所谓“混血说”影响最大。“混血说”的首倡者是持“进口说”的季羡林先生。他在《罗摩衍那初探》中指出：“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基本上是从印度《罗摩衍那》中借来的，又与无支祁传说混合，沾染上一些无支祁的色彩。这样看恐怕比较接近事实。”这是“混血说”的滥觞。之后，蔡国梁、萧兵等先生的论述（详见蔡国梁《论孙悟空的血统》、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明确阐述了孙悟空形象原型与无支祁和哈奴曼的承继关系。混血说渐具形态。 八十年代末，张锦池先生率先将取经故事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加以观照整合，纳入一向受到忽略的《三藏法师传》，并将其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平话、小说等构成完整的流变系统。他从对“说话家数”的考辩入手，捕捉出潜隐于孙悟空形象流变过程中的宗教文化密码，指出孙悟空形象在流变过程中曾经具有的长生、修炼、偷窃、好淫等特点，恰恰契合于道教系统的“修炼猿”，与佛教猿猴故事的“听经猿”关涉甚少，从而论证了孙悟空的形象孕育于道教猿猴故事的凝聚、发展于释道二教思想的争雄、定型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崛起（详见《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北方论丛》1987年第5期）。 张锦池先生的论述仍可以归之为“国产说”，它为鲁迅以来的国产说提供了扎实有效的论据，从而为诸多研究者所认可。 关于孙悟空形象的现实原型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影响较大有两说。一是五十年代起流行至今的唐代高僧释悟空说。释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车奉朝，天宝十年随张光韬出使西域，因病在犍陀罗国出家，贞元五年回到京师，在章敬寺修行。释悟空较玄奘晚了四十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点也始自安西，并且回来时在龟兹、于阗等地从事翻译和传教活动多年，在当时的西域地区影响很大，亦在民间留下了许多事迹和传说。由此，多有学者认为，在“取经”故事漫长的流变过程中，人们逐渐将释悟空的名字与传说中陪同唐僧取经的“猴行者”的名字联系并捏合在一起，逐渐形成后来《西游记》故事里的“孙悟空”艺术形象，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参见孟繁仁《西游记故事与西夏人的童话》）。目前，此说还留有进一步研究和发现的空间。 张锦池先生从取经故事流变系统中亦得出结论，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为《三藏法师传》所载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所收胡人弟子石磐陀。理由是：孙悟空之于唐僧和石磐陀和石磐陀之于玄奘，（1）向导作用相类；（2）解厄作用相若；（3）行者身份相同；（4）师徒间微妙关系相似；（5）石磐陀乃胡僧，胡僧与“猢狲”音近，在宗教思想指引下，“唐僧取经，胡僧帮忙”易传为“唐僧取经，猢狲帮忙”，从而也就为玄奘取经故事的神魔化提供了契机（详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故事源流考论》，《求是学刊》1990年第1期）。作为“一说”，张锦池先生的结论是否颠扑不破，还有待于学界的继续研讨。 2001年12月11日《工人日报》的记者署名文章让人吃惊不小。文章指出，著名的敦煌学学者段文杰先生多次考察敦煌壁画并根据历史资料确证：孙悟空原型是石磐陀，其家乡在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一带；甘肃省安西县据此在日本东冈、东京举办了敦煌壁画临摹摄影展，影响很大云云。新奇之余，笔者重新拜读了段文杰先生的相关著述《新发现玄奘取经壁画考》等，得知，原来段文杰先生在孙悟空形象文化原型方面亦是持鲁迅“无支祁”说，不过他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是释悟空，并没有提及石磐陀，所谓“根据史料确证”云云在段文杰先生的论述中寻不到蛛丝马迹。如此看来，可能是记者的疏忽导致了“张冠段戴”，以至误导了数十家媒体的纷纷转载（仅笔者于互联网了解，即有十几家媒体转载了这一消息），甚至加以生发。其结果，或许能实现为文学形象孙悟空落实籍贯的良苦用心，却没有表现出对学术前辈段文杰先生负责的态度。敦煌学是国际显学，海外学者都十分关注其研究动态，当他们面对段文杰先生的著述和某些媒体的炒作时，或许会提出疑问，甚至产生困惑。如此，则难免损伤段文杰先生以及相关媒体的声誉。这不能不让《西游记》研究者和爱好者忧虑。

：《西游记》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而其主人公孙悟空的形象更是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长期以来存在着许多不同看法。有人说是农民英雄，有说人是起义叛徒，有人说是新兴市民，有人说是开明地主；还有人提出，大闹天宫时他是急于向上爬的野心家和愚蠢的罪人，而西天取经时则是理想的奋斗者和改革的英雄。其实，不去追述他的政治倾向，单就其人格魅力，以我们当今时代的眼光去看，无论是大闹天宫时的英雄气概和叛逆精神，还是西天取经时屈服的嫌疑和造福于人群，都只是他人生里成长的阶段，是一个人实现其人生意义的路程。在孙悟空的人生里，前一阶段他是个率性而为天真烂漫勤奋聪慧的孤儿，后一阶段这个孤儿在多年沉寂后一举奋发，一路斩妖除魔，忠心护主，为民除害，造福苍生，终于修成正果，功德圆满。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展现英雄性格发展的光辉著作。提到《西游记》不能不讲到孙悟空，就像提到《红楼梦》必须谈及王熙凤一样。孙悟空对于《西游记》的重要性，在于他身上英雄性格所具有的无比力量。正是基于这点，才使他成为全书的焦点人物，成为倍受世人关注与讨论的对象。孙悟空是一个“大英雄”，“真英雄”，这无庸置疑。至于他是一个怎样的英雄，给他一个完整而全面的定义，未免太难。由于作品内容，人物，思想的庞杂，加上“西游”、“神魔”、“诙谐”这道道神秘的面纱，给作品增添的朦胧，迷离和神韵，立场不同，角度各异，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文艺鉴赏的二度创造性是允许这么做的。是什么类型的英雄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在于英雄性本身所具有的感召力，启发力，影响力。要知道一个真正英雄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经一番寒砌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本文主要从剖析孙悟空英雄性格的成长，成熟，完善，来认识孙悟空崇高的人性美，感受与体味英雄本色背后的英雄意义。·孙悟空形象分析 孙悟空的性格特点是好名，勇敢好斗，爱开玩笑，活泼乐观，重视承诺。大闹天宫的起因是由于好名。他接受招安以后，第一次打出天门是因为弼马温的官儿太小，根本未入流，面目无光，因此怀恨而去。第二次大闹天宫是由于齐天大圣有名无实，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因此不请他，于是跑去偷食，后来连太上老君的金丹也偷吃了，更进一步把蟠桃会的玉液琼浆偷来开“仙酒会”才犯下弥天大罪。结果失手被擒，太上老君把他推进丹炉，炼就不坏之躯，出来后造反虽是为了报仇雪恨，但提出“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口号，显示他是不满意才高而位低的待遇。后来在取经路上，他经常想到不要坏了名头，如七十六回，大鹏雕说他不像是万里传名的好汉，是个小辈猴头，专在人肚里做勾当，他为了顾全名头，只好出来决斗，他被唐僧赶走。三十一回猪八戒故意使用激将法他出山降妖，也是因为悟空好名才受激，他后来还为此当面质问黄袍怪：“你害他便也罢，却又背前面后骂我，是怎的说？”可见他对“名”看得很重要。孙悟空的好斗表现在他经常主动捉妖，视作一桩桩好买卖。当然，他是勇敢的，每次临敌，丝毫没有恐惧。他认为自己的买卖“一定先输后赢”，自信心十足。一、“仙石迸猴”成佳话，洞天福地猴中王——“美猴王”英雄《西游记》开篇明义，第一回标题“灵根充孕源流出，心性修成大道生”这两句话实际讲的是小说中心人物孙悟空奇异的诞生历程：“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风化一石猴，五官俱全，四肢皆备……”“仙石迸猴”的传奇诞生，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纯天然的生命体，又预示了日后必有一番奇特的人生经历与轰轰烈烈的作为。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石猴，一跃而为“花果山水帘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既不是天意造化，更不是靠虚伪，欺诈手段谋取，而是凭真本事，真功夫。发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他的勇敢，机智可见一斑：众猴白手连呼三声：“哪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来，不伤身体者，我等拜他为王。”石猴随即两声高叫“我进去！我进去！”……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使他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石猴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猴王”的位置。但这毕竟是他的少年时光，生命的“懵懂”之龄，心智肤浅。勇敢之举难免夹带“自发”意识。自己这一跳，能不能达到他们预定的要求，顺利完成任务，心里肯怕还没底，只因难抑一时冲动，只为要出人头地，别无他虑。再加上他是趁“王”这重赏而去，勇敢本色中又掺杂着几许争强好胜。发现“洞天福地”后，众猴们都已陶醉于快乐之中，他却一人端坐在上，‘列位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何不拜我为王。从他乘“王”而去，得“王”而归，这种实至名归的背后掩盖不住的是他的逞强好胜，好出风头的顽劣性，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少年式英雄“美猴王”的应有表现。“仙石迸猴”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他自命不凡，伴随他一生历经无数的坎坷磨难，英雄豪气始终未被困厄所消磨。二、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齐天大圣”英雄生命总要不断向前发展，人生也要从懵懂之态走向新生。对于孙悟空还是美猴王的他，其思想早已超越了年龄的限制。思想的先行，使他的生命日渐成熟起来，从而为他由美猴王顺利过渡到齐天大圣敞开了大门。这是一种生命的自觉，为他那种挑战传统，蔑视权贵，战天斗地的反抗精神铺平了道路，这时候的孙悟空已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齐天大圣”。生命的自觉首要体现于他对生命的深虑：“众猴又笑道‘大王好不知足，我等日日欢会仙山福地，古洞神州，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王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为何远虑而忧也？”猴王一语道破心机：“今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老王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内？”“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美猴王忧的是“不能躲过轮回，不能做到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于是海外“寻师访道”，求学问能也就势所必然。正因为他畏惧的是生命无常，那么他想要的必然是“永生永寿”的法术技能，对于师父须菩提祖师提供的“流字门中之道，静字门中之道，动字门中之道”，根本不会放在眼里，而对“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七十二般神异变化”情有独钟，也正如此，为他后来西天取经“降妖服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齐天大圣”之旗的打出，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不仅要做一个与天地山川“齐寿”的“大王”，更要做一个与天地神佛“齐平”的“大圣”，从大王到大圣，这可谓生命自觉的第二个标志。“齐天大圣是什么？”“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第7回），这就是他的铿锵之言，也是他以“英雄”为自己正名的豪迈之气。为什么要做“齐天大圣”？仅仅因为玉帝的“轻贤”（“弼马温”未入流）？不！这顶多只是诱因。根本原因在于他骨子里所渗透的反抗权威，蔑视尊严的勇气与胆量。加上他有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上天，入地，下海，七十二般变化超强的本领，一根横扫天下妖魔的如意金箍棒，又何愁“齐天大圣”旗帜不出，名号不响。学成归来的他没有忘记他的理想乐土“花果山水帘洞”，更没有忘记他的“猴子猴孙”们。当听说他的家园被占，猴儿遭受欺侮时，他咬牙切齿，“力逐”混世魔王，拉开了他反抗的序幕，同时为了重振家园，永葆基地，他“九幽十类尽除名，四海千山皆拱伏”（第3回），这一切为他接下来的“大闹三界”准备了现实基础。“大闹三界”是他震天动地反抗性的集中体现，又是此时英雄本色的淋漓尽致的表现。“地府除名，龙宫索宝，大闹天宫”这是孙悟空欲将自己的威名“远播”而做的三件大事，使“无人不知其名，无人不晓其能”。特别是“大闹天宫”更把他敢争，敢拼，敢斗的反抗性英雄性格展露无遗。大闹天宫实际上有“两闹”。缘于天廷的两次招安都不遂他之意愿，因而有“大闹”之举。一闹天宫是一次招安他当了“弼马温”，而“弼马温”（未入流）即不入天神之流，孙悟空一气之下打出南天门。“二闹”天宫是二次招安“齐天大圣”之职有名无实，连参加蟠桃大会的资格都没有，于是他“搅乱蟠桃大会”，“偷御酒”，“窃仙丹”把他的满腔愤恨尽情发泄。与天廷的“神兵神将”进行了正面交锋，其场面之激烈可以想象。然而，纵有十万“神兵天将”也难敌“齐天大圣”只手。“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第7回）。纵观“二闹天宫”，“一闹”远不如“二闹”，一闹其实是为“二闹”作铺垫，是“二闹”的预演，从而把孙悟空的反抗性层层深入地推进。“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第7回）更是把他那反抗精神推向了一个光辉的顶点。青年时代的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但难免行事鲁莽，不考虑行为后果和应担负的责任，有力量，有本事，而无深刻的理想，有对生命的自觉，而无追求理想行为的自觉，以“英雄”为自己冠名未免“狂妄自大”，“皇帝轮流坐”更暴露其“目空一切”。言行举止凡此种种，无不是在炫耀自我。“自以为是”的嚣张气焰必然遭到震慑，“大闹天宫惨败遭压五行山下”就是明证。是他那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的情理必然。所谓“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这既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更是一种宝贵的经验。三、西天取经显英豪，功成正果美名扬——“斗战圣佛”（一说“圣战斗佛”）英雄“吃一堑，长一智”。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五百年，这是怎样的五百年？与孤独寂寞为伍，靠“渴饮铜汁”，“饥餐铁弹”度时光的艰苦生活。这种落难落魄的煎熬，与其说是一种惩戒，即对他那种年轻气盛，唯我独尊的傲岸品性的威慑，不如说是对他人格，人性的一次磨练。是一次自我重新认识，重新定位的良机。这既是他生命旅程中必经的一个过程，又暗示了他日后必将干出一番“惊天纬地”的业绩。诚如孟子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卷十二《告子下》）。这段艰难的岁月，孙悟空进行了沉痛的反省与深刻的反思“靠意气用事，大闯大闹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唯有干一番大业绩，才能取信于人，‘英雄’二字才会名副其实。”“西天取经”是孙悟空毕生为之追求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的正义事业。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从“齐天大圣”自诩英雄美名到“斗战胜佛”（这是取经后如来封赐的），昔日不可一世的孙大圣，如今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英雄。这是英雄性格的完善，人性之美的升华。“追求理想的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忠于事业的矢志不移，一往无前”是这一阶段英雄性的核心，也是由生命的自觉到生命的自为的光辉再现。（一）坚定，彻底的斗争精神西天路上孙悟空以力保唐僧取经为神圣使命，“降妖服魔”责无旁贷。一根如意金箍棒“扫尽天下不平之事，除尽天下不仁之人”，“敢问路在何方！”的英雄豪气跃然纸上。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画皮，什么刀山火海，什陷阱诡计，孙悟空万难不屈，百折不回，顽强与之奋战，直至最后的胜利。八十一难之中，无论是“黄风怪”，还是“大蟒精”，抑或是“白骨精”等等，孙悟空那种除恶务尽，决不与任何邪恶势力妥协的斗争精神贯穿取经始末。（二）敢为崇高理想而献身西天取经是孙悟空追求的崇高理想，而这一理想的实现过程与他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交织，渗透在一起，互相辉映。1，战胜自我：勇于战胜他人的人不容易，而勇于战胜自己——自我内在缺陷人性弱点的人更不容易。孙悟空确是这么一个“斗战胜佛”。“真假美猴王斗争”一回，非常精彩。“六耳猕猴”假冒充猴王，招摇撞，孙悟空怒不可遏，从花果山到“落伽山”，南天门，“阴司地府”，直到“雷音寺”，搅得天翻地覆。如来指出妖猴的真相，孙悟空难解心头之恨，“一棒”将他打死。这是两种思想的正面交锋，也是两种人生追求的“现实碰撞”。五百年的磨难与反省，孙悟空脱胎换骨，就必须与内心另一个自我“彻底绝裂”。2，忍辱负重：西行途中孙悟空被师父“一度气跑，两次遭贬逐”。首次气跑是“心猿归正，六贼无踪”（第14回），孙悟空对拦路抢劫的歹徒首开杀戒，反遭师父责备“无故伤人性命，全无一点好善之心”，孙悟空一气之下跑至东洋大海，“一度遭贬逐”是“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第27回），孙悟空对狡猾多变，想吃唐僧肉的白骨精义无反顾地给予“三打”，唐僧反而将功变罪，“一纸贬书”，无情地“逐走”孙悟空。“二度遭贬逐”是“神狂诛草寇，道昧放心猿”（第56回），对于一伙剪径的强盗，孙悟空毫不留情，一一除尽，师父决然将他再次“逐走”。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贬逐”，莫大的冤屈，孙悟空却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一心以事业为重。“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第30回），从而表现出宽广的胸襟与气度，这些放在“齐天大圣”那时的他是万万行不通，办不到的。3，勇于牺牲：作为“圣僧”的高徒，每遇妖魔鬼怪，或遭阴谋诡计，他都主动请缨，冲锋在前，与邪恶势力，搏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孙悟空的身影。“圣僧夜阻通天水，金木垂慈救小童”（第47回），通天河的金鱼精“为祸一方”，每年要吃一对童男女，孙悟空为民除害，与猪八戒变成陈家的小儿小女，充当妖怪的“口中之食”，其敢于牺牲的精神，苍天可鉴。在对敌斗争中，即使身遭伤害，一样毫无畏惧，舍生忘死。迎战红孩儿时，被“妖孩”的“三昧真火”，弄得“火气攻心”，“三魂出舍”，差点丧命，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师父啊！”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师父的安危，以及取经大业的成败。其勇于牺牲之志，感天动地。4，接受磨难：“艰难困苦，玉浴于成”。艰难困苦是磨厉人格之最高学府。“斗战胜佛”这道神秘光环的背后是泪水，汗水，甚至血水的凝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西行路上的磨难一为身外的“邪恶势力”，对此孙悟空凭借大无畏的精神与超强本领（筋斗云，七十二变化，如意金箍棒）能够较顺利驾驭。一为取经路上与孙悟空形影不离的紧箍儿与紧箍咒，这可谓最大的磨难。它的作用与威力，不止是肉体上的折磨之苦，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蜕化之痛”，这就需要孙悟空有超越常人的意志与毅力，接受它的考验。实践证明，在每一次那阵阵撕心裂肺，生不如死的惨痛之声中达到自我人格的不断完善，人性的不断提升。（三）不为狭隘的物质利益所囿，坚定的信念“英雄难过美人关”。西行中有多少美色的诱惑，孙悟空都不为所动，其心诚志坚，非同一般。而同为取经营垒中的猪八戒，却抵挡不住贪色之欲。每遇美女子，就心旌摇荡。他本为天廷的“天蓬元帅”，只因“酒醉戏嫦娥”，而“被贬”凡间为猪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他在“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第23回）得到深刻教训后仍不思悔改。无论是高家庄的“浑家”，还是西梁国女王，都使他“垂涎浴滴”，“心痒难挠”。甚至对“盘丝岭盘丝洞中的七个女妖（蜘蛛精）也要尽情调戏一番，贪色本性暴露无遗。权势与金钱同样是考验英雄的试金石。孙悟空为了取经大业的成功可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还会在乎那权势与金钱吗？把他们视同无物。我们看到了一个忠于理想事业，保持崇高精神生活的“英雄大丈夫”的光辉形象。什么才是真正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而猪八戒贪财爱钱，瞒着师父，师兄，师弟私藏银两，为一己之私，“意乱情迷”，时有表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被师父“贬走”后，他却想着与师弟私分行李，“各奔前程”，“一拍散伙”。虽然他最终没有离开取经队伍，但他这种被猥锁的物欲所“迷塞心胸”，目光短浅的毛病确实给取经事业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有时甚至是很坏的影响。（四）警惕之心，清醒之志，深隧之神“识时务者为俊杰”。何谓“时务”？即指我们生活的环境，其中隐含着许多对我们不利的因子。既要“识”，首先必有警惕之心。“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防人之心不可无”。只有明辨善恶曲直，洞悉正邪黑白，才能“有理有利有节。”《西游记》虽以唐僧西天取经故事为线索，但唐僧似乎并不是全书的正面人物形象，很多时候作者把他放在与孙悟空对立的层面加以善意的讽喻。唐僧身上集中了封建儒生的迂腐和佛教信徒的虔诚，他成天念叨着对一切“妖魔虫豸”讲仁慈，“行恕道，”是非不分，善恶不明，正邪不清，人妖颠倒，自己对恶势力一味的屈服，软弱，却对忠心耿耿保护他安全，肃清西行路上障碍而“除妖灭怪”的孙悟空不能容忍。轻则斥责惹祸生事，残酷不仁，重则骂他“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甚至“念咒贬逐”。唐僧这种迂腐不堪给西行之途“蒙上”多少阴影，给孙悟空频添多少艰难困苦。由“美猴王”到“齐天大圣”再到“斗战胜佛”，孙悟空一生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战斗历程。生命从“自发”到“自觉”再到“自为”，我们看到了一代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四，孙悟空英雄形象的底蕴一个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有品格的孙悟空用勇敢与执着谱写正义之歌。（一）作者理想的化身孙悟空是作者在《西游记》中精心塑造的英雄，因而他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追求。作者之所以这么浓抹重彩，为的是“若得英雄重展挣，他年奉佛上西方”（第7回回末诗句）。“齐天大圣”大反天宫被压五行山下，作者极力歌颂他的反抗精神并称之为“英雄”，然后又历史性地安排他忍受天灾困苦的磨难，以“奉佛上西方”，这“隐喻着”吴承恩对心目中理想人物的追求，意味着作者希望培育社会的一个理想人格来使国家天下达到太平。表现他渴望在孙悟空身上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寄托他美好的社会人生理想。（二）建功立业的儒家英雄史观作者生活的时代是封建大一统的明朝，儒家思想是正统，主流。曾作为一名封建知识分子的他，既痛恨这种腐朽的制度，又对之予以了深刻的反思，但儒家所宣扬的那套“英雄理念”深深植根在他的脑海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生理想实现的铁的法则。孙悟空既然是代表作者意志的理想人物，但这个理想人格能不能经受得住时代，社会的考验，必须从实践中求得答案。西天取经是一项神圣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作者特意为孙悟空安排的一番“磨心厉志”之旅，“八十一难”的漫漫“修身”，这是孙悟空必经的一个过程，谁能经受得住考验，奋战到底，取得最后的胜利，才能谓之为“英雄”，也才是真正的一番“建功立业”。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为将来的“治国平天下”，奠定坚实的基础。（三）作者英雄理想与针对腐朽黑暗的政治现实作者在《禹鼎志》序中称：“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徽有鉴戒寓焉。”可见，借助神话以“鉴戒”现实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作者通过超凡的想象，神奇的夸张，怪诞的变形的艺术手法所描绘的漫漫“西游”全景，无不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西行路上，除了遇到那些“为祸一方”，兴风作浪的妖魔鬼怪之外，还经历了“宝象，乌鸡，车迟，西梁，比丘，灭法，祭赛，朱紫，天竺”九个人间国家和“凤仙郡，玉华州，金平府”三个地方。这些国家与地方，之所以妖精横行，因为这里“君政混乱”。“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这一切，无不是明朝中后期朝政腐败，宦官专权，特务横行等等丑恶黑暗现实的大胆暴露与反映。“国势日蓑”的混乱时势必然造就作者笔下“孙悟空”这样的英雄形象。这是时代的迫切需要，呼唤这样的理想英雄人物来扫清天下，正本清源，匡国救民。（四）历史英雄的渊源孙悟空是一个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英雄人物，身上那神异的本领，人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孙悟空又是神，人，物的三位一体。西天取经路上，作者是把他作为“人类英雄”的典型来重点塑造的，从而使得形象亲切感人。对于英雄性格的刻画作者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与历史上那些记载与歌颂英雄人物的文学著作有着内在的联系与统一。《三国演义》中一代枭雄——诸葛亮为全书的关键人物，为报答刘备“三顾茅芦”之恩而穷尽毕业生精力辅佐，治理蜀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忠心耿耿，感人肺腑。《西游记》中孙悟空也是为了报答师父救他出五行山之恩，而对之四拜（孙悟空一生只拜过三个人：观音，须菩提祖师，唐僧）。“师命”与“父恩”交织在一起，使他一心一意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八十一难，十万八千里路途，十四载寒暑春秋，矢志不移，忠心不改。《水浒传》塑造了梁山泊上以宋江为核心的一百零八条英雄好汉那种疾恶如仇，见义勇为，锄奸扶弱，除暴安良，与黑暗腐败势力作斗争的英雄史迹。而这又显然与孙悟空那种与邪恶势力作坚决，彻底斗争的反抗精神构成了鲜明的映照。五，英雄性的深远意义（一）孙悟空英雄人格的完善与升华孙悟空由一代“美猴王”终成“斗战胜佛”。昔日那个勇敢中难免年少轻狂的孙猴王消失了，代之以一个有理想，有能力，有个性，有品格的，散发着人性美光华的“斗战胜佛”。一代英雄的真我本色与风采永远定格在了人们的脑海中。孙悟空凭借自身所具有的那种不断完善，成熟的英雄性，使自己的思想与灵魂获得了再生，也就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孙悟空”形象，这是一种质的飞跃。（二）取经大业终成正果“斗战胜佛”的被封赐，也就表明取经已获得圆满的成功。西天取经的成功，孙悟空功不可没。西天取经是他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与正义事业。为了它，他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矢志不移，勇往直前与邪恶势力作彻底斗争，为理想而勇于献身等等，这些英雄性格为他赢得无可否认的头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很难想象，西天取经缺少了孙悟空，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再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孙悟空身上那英雄性格作保障，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别说取经成功，就连“踏进”西天“雷音寺”都是“难于上青天”。（三）对后世的深远启发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每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不仅能够影响一个时代，而且对后世都有深远的意义。文学的这种影响既有文学作品的题材，立意，构思，艺术手法等等文学本身物质形态方面的，更重要的在于一种精神，一种思想的时空穿透力。《西游记》的成功得益于孙悟空形象的塑造，而孙悟空身上“最闪光”之处集中在“英雄性格”这一内在灵魂之上。这是作者理想在现实中的超越，是时代精神与社会现实碰撞的产物。孙悟空虽是一个神话式英雄人物，但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富于人性美的英雄品格，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群众的普通要求，美好愿望，理想追求。因而这“神话”外衣的内里或多或少地集中了人民群众自身的力量与智慧。在市场经济之旗高高飘扬的时下，商潮翻滚，货币坚挺，金钱飙升，各种腐朽的封建思想沉渣泛起。加上西方文化思潮的渗透，浸入，体制本身的不完善，不健全，各种邪恶势力猖獗，“卖毒，贩毒，制假，售假，坑门拐”等等丑恶现象弥漫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道德的滑坡”，“精神的贫血”，“理想的阙失”，也呼唤孙悟空这样的英雄形象的“再生”。1，敢于同邪恶势力作坚决斗争，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一方面既要与之严格划清界限，特别是思想上要划清界限，保持高度警惕，即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同流合污。在斗争策略上，不能逞匹夫之勇，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孙悟空在除妖降魔的过程中经常与猪八戒，沙和尚合作且配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尤其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不能忽视，从而达到最有效地打击邪恶势力。一方面又要与之作坚决，彻底斗争，无所畏惧，我们不能屈服妥协。对于他们我们既要准备“最狠的心”，又要把握住“最利的刀”，只有在斗争中求得胜利，不能在屈服中求得生存。2，有大志，有情操，不为狭隘物欲所囿，坚定的信念有志向，有崇高追求，才会有无比的动力，才能激发自身的潜能。但任何理想的实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直线上升的，要经受住时代与社会的考验。有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是血的代价（孙悟空大战红孩儿时，差点送命），有时要抵挡住各种诱惑，特别是权势，美色，金钱，要做到“坚如磐石”，心不被外物所役使。没有坚强的意志与超人的毅力是办不到的，有时需要调整自我，改变自我，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不断修身养性，完善升华自己的人性与人格。我们要靠一种心灵之美，精神之光去赢得自己的未来与生活，赢得社会的重视。当然，对于孙悟空那种神奇怪异的“非人”本领，我们无能为力。但那种英雄品格与精神确是我们光大发扬的瑰宝。在这样一个“乏英雄”，“非英雄”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样一种“精神脊梁”来坚强自己，锻造自己，锤炼自己。不仅我们，时代亦然。传说：孙悟空，之所以能够成佛，是因为他的渊源太大了，女娲补天的时候召集各地灵石来报名。补到最后只剩下了最后一颗石头，这颗石头由于一直在女娲的身边，久而久之，自然产生了灵性。直到有一天这颗石头迸裂了，便有了石猴——孙悟空。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闯下那么大祸，还能有保护唐曾，最终修得正果——斗战胜佛。是因为他在女娲补天时，早就应该象那些石头一样修成正果了，所以孙悟空修成正果一切都是缘分与命中注定好的。

《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孙悟空之形象是否有原型，原型为何，始终是一个难以被淡化的学术问题。凡治《西游记》者，大都难以回避这一学术悬案。 近百年来，关于孙悟空形象的原型研究始终包括文化原型和现实原型两个层面。关于文化原型的探讨影响很大，几乎构成孙悟空原型研究的主体。其开始于本世纪初的两位文学史大家鲁迅和胡适，他们的学识、地位使他们的结论获得了无可争辩的权威性，而且也使文化原型显得更具有原型意义的重要因素。八十年代之前，鲁迅的“国产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唐人传奇《古岳渎经》中的淮涡水神无支祁演化而来的，详见《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卷九）和胡适的“进口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猴子国大将哈奴曼衍化而来的，详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版）影响相当深远，相继生成的其他观点亦与之大同小异，多无法绕过他们。 八十年代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鲁迅和胡适的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其中，风行于八十年代中期的所谓“混血说”影响最大。“混血说”的首倡者是持“进口说”的季羡林先生。他在《罗摩衍那初探》中指出：“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基本上是从印度《罗摩衍那》中借来的，又与无支祁传说混合，沾染上一些无支祁的色彩。这样看恐怕比较接近事实。”这是“混血说”的滥觞。之后，蔡国梁、萧兵等先生的论述（详见蔡国梁《论孙悟空的血统》、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明确阐述了孙悟空形象原型与无支祁和哈奴曼的承继关系。混血说渐具形态。 八十年代末，张锦池先生率先将取经故事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加以观照整合，纳入一向受到忽略的《三藏法师传》，并将其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平话、小说等构成完整的流变系统。他从对“说话家数”的考辩入手，捕捉出潜隐于孙悟空形象流变过程中的宗教文化密码，指出孙悟空形象在流变过程中曾经具有的长生、修炼、偷窃、好淫等特点，恰恰契合于道教系统的“修炼猿”，与佛教猿猴故事的“听经猿”关涉甚少，从而论证了孙悟空的形象孕育于道教猿猴故事的凝聚、发展于释道二教思想的争雄、定型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崛起（详见《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北方论丛》1987年第5期）。 张锦池先生的论述仍可以归之为“国产说”，它为鲁迅以来的国产说提供了扎实有效的论据，从而为诸多研究者所认可。 关于孙悟空形象的现实原型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影响较大有两说。一是五十年代起流行至今的唐代高僧释悟空说。释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车奉朝，天宝十年随张光韬出使西域，因病在犍陀罗国出家，贞元五年回到京师，在章敬寺修行。释悟空较玄奘晚了四十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点也始自安西，并且回来时在龟兹、于阗等地从事翻译和传教活动多年，在当时的西域地区影响很大，亦在民间留下了许多事迹和传说。由此，多有学者认为，在“取经”故事漫长的流变过程中，人们逐渐将释悟空的名字与传说中陪同唐僧取经的“猴行者”的名字联系并捏合在一起，逐渐形成后来《西游记》故事里的“孙悟空”艺术形象，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参见孟繁仁《西游记故事与西夏人的童话》）。目前，此说还留有进一步研究和发现的空间。 张锦池先生从取经故事流变系统中亦得出结论，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为《三藏法师传》所载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所收胡人弟子石磐陀。理由是：孙悟空之于唐僧和石磐陀和石磐陀之于玄奘，（1）向导作用相类；（2）解厄作用相若；（3）行者身份相同；（4）师徒间微妙关系相似；（5）石磐陀乃胡僧，胡僧与“猢狲”音近，在宗教思想指引下，“唐僧取经，胡僧帮忙”易传为“唐僧取经，猢狲帮忙”，从而也就为玄奘取经故事的神魔化提供了契机（详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故事源流考论》，《求是学刊》1990年第1期）。作为“一说”，张锦池先生的结论是否颠扑不破，还有待于学界的继续研讨。 2001年12月11日《工人日报》的记者署名文章让人吃惊不小。文章指出，著名的敦煌学学者段文杰先生多次考察敦煌壁画并根据历史资料确证：孙悟空原型是石磐陀，其家乡在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一带；甘肃省安西县据此在日本东冈、东京举办了敦煌壁画临摹摄影展，影响很大云云。新奇之余，笔者重新拜读了段文杰先生的相关著述《新发现玄奘取经壁画考》等，得知，原来段文杰先生在孙悟空形象文化原型方面亦是持鲁迅“无支祁”说，不过他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是释悟空，并没有提及石磐陀，所谓“根据史料确证”云云在段文杰先生的论述中寻不到蛛丝马迹。如此看来，可能是记者的疏忽导致了“张冠段戴”，以至误导了数十家媒体的纷纷转载（仅笔者于互联网了解，即有十几家媒体转载了这一消息），甚至加以生发。其结果，或许能实现为文学形象孙悟空落实籍贯的良苦用心，却没有表现出对学术前辈段文杰先生负责的态度。敦煌学是国际显学，海外学者都十分关注其研究动态，当他们面对段文杰先生的著述和某些媒体的炒作时，或许会提出疑问，甚至产生困惑。如此，则难免损伤段文杰先生以及相关媒体的声誉。这不能不让《西游记》研究者和爱好者忧虑。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编辑部（150080）副编审，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原载《光明日报》2002年4月27日）

把水浒传改一下，“宋江”为“孙悟空”，赶脚就很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