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制度论文相关文献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实属罕见。明代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200多年来，宦官都活跃在明代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 明初，宦官是很不得势的，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得干预朝政，与官吏交往，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这是因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发迹于民间，亲眼目睹过宦官的危害，彩塑明代太监像他认为，宦官这个群体对于国家来说不起什么好作用，其中好人不多。 朱元璋对宦官限制极严，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还在宫门上挂一块高3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曾有一位做镊工的老宦官，服侍朱元璋几十年了，有一次说话时没有注意，谈到了朝廷政务，朱元璋立即把他打发回老家种地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朱元璋自己费尽心机、不遗余力推行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为日后宦官干政预埋了祸乱的种子。朱元璋在心里虽然想着宦官这种人不宜过多，越少越好，但实际的需要却由不得他。早在朱元璋称帝之前，还是称为吴王的时候，宫中的宦官人数已经超过千人，到洪武初年，内监的二十四衙门就建立起来了，宦官的人数就更多了。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委以权力，完全是因为当年的“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其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也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也为朱棣在战场上立过功。可见，明成祖授宦官以权柄，完全是一笔政治交易。世宗统治时期，宦官势力一度被压抑，但到神宗时又发展起来。宦官冯保可左右内阁，权势极为显赫。天启时，宦官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独揽内外大权，同朝内文武大臣结为阉党，有权倾帝王之势。崇祯帝(思宗)虽然定逆案，逐阉党，但最后仍不免走上宠信宦官的老路，让高起潜、曹化淳先后得势，直至明亡。 明代宦官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选用制度、管束制度、奖赏制度、病老丧葬制度等。 选用制度。当时规定，凡自愿阉割要求成为宦官者，事先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明代曾规定，一家有四五个孩子以上、愿意将其中的一个孩子阉割者，由相关部门登记造册，待收补之日选用，如果私自阉割，一经发现，课以重治，邻居知而不报者，一并治罪。但是，这一规定并未能严格遵行。从明代录用宦官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按照规定报名就阉、候补收用者之外，朝廷还大量直接录用了那些未经报名起送而私自至京的自宫者。明代宦官录用事务的主管机构为礼部。但是，随着司礼监地位的不断提高，录用宦官事务逐渐由司礼监会同礼部办理，宦官机构在实际上已拥有相当的决定权。 管束制度。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明确规定，“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除此之外，明廷还曾陆续制定了一些有关宦官管束惩罚的具体制度。宦官犯法，照例由司法机构逮问治罪。或下刑部狱，或下都察院狱，或下锦衣卫狱，并由法司议罪。为了惩治宦官在外犯法，明廷还特意强调了“有司”惩治犯法宦官的职权。对犯法宦官的惩罚方式，主要包括死刑、籍家、革职、革荫、降职、调斥、杖笞等。 明宣宗赐宦官银皿奖赏制度。宦官因功劳或因受到君主宠幸，除擢升官职外，其他奖赏方式还有赐金银、加禄米、赐免死诏、赐印记、赐敕旌励、赐祭赐祠、父母授(赠)官号、弟侄族人荫官授爵等。 病老丧葬制度。宦官年老有病，多退居京城内外各寺庙，供给柴米、冬衣、靴料，以颐享天年。宦官供职内廷期间，如患病可到安乐堂就治，病愈后销假继续供职。如果病故，则由内官监给棺木，由惜薪司给焚化柴，抬至净乐堂焚化。地位较高的宦官死后，可以特旨赐葬并建造碑亭享堂。 明初，内廷宦官机构开始设立。明太祖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到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已基本形成定制。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在皇帝周围服役、为其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司礼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明代历代擅政的宦官如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均为司礼监太监。司礼监的职权主要有三项，一是批答奏章，传宣谕旨，这是司礼监最重要的职权；二是总管有关宦官事务，司礼监不仅在各宦官机构中处于“第一署”的地位，而且实际上也居于总管、统领其他宦官机构的地位；三是兼顾其他重要官职，当时宦官系统的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如东厂提督、南京守备等，或专由司礼兼领，或为司礼外差，这也是司礼监职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御马监铜牌司礼监的第一项职权成为历史上宦官所拥有的最大权力，也是明代司礼监权势显赫的根本原因。 其他十一监是：内官监(主要掌管采办皇帝所用的器物，如围屏、床榻、桌柜等)、司设监(掌管卥簿、仪仗、围幙、帐幔、雨具等)、御马监(主管内府马政)、神宫监(掌管太庙及各庙的洒扫及香灯等)、尚膳监(掌管御膳、宫内食用和筵宴等)、尚宝监(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印绶监(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图书、勘合、符验、信符等)、直殿监(掌管各殿及廊庑洒扫之事)、尚衣监(掌管皇帝的冠冕、袍服、靴袜等)、都知监(起初负责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来专门跟随皇帝，负责导引清道)。 宦官四司是：惜薪司(掌管宫中所用柴炭和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臣柴炭等)、钟鼓司(掌管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以及演出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宝钞司(掌管造办粗细草纸)、混堂司(掌管沐浴之事)。 宦官八局是：兵仗局(掌造军器，包括刀枪、剑戟、鞭斧、盔甲、弓矢等各类兵器)、银作局(负责打造金银器饰)、浣衣局(该局是二十四衙门中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局址在德胜门以西，由年老及有罪退废的宫人充任)、巾帽局(掌管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针工局(负责制作宫中衣服)、内织染局(职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事)、酒醋面局(掌管宫内食用酒、醋、糖、浆、面、豆等物)、司苑局(掌管宫中各处蔬菜瓜果及种艺之事)。 可见，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和职权都达到了最高点，职权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及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二十四衙门已大大超过了明代以前宦官组织机构的规模，但是，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绝还不仅仅限于这二十四衙门。在二十四衙门以外，明代宦官还拥有相当多的组织机构。如内府供用库、司钥库、内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御酒房、御茶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房、盔甲厂、林衡署、织染所、安乐堂等。 明代的宦官人数到底有多少，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政治的日趋腐朽，宦官的人数呈急剧增加的趋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说七万人，一说十多万人)。比如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就一次录用自宫者3000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就录用了6000多名宦官。 历代宦官都没有什么学问。明朝也不例外，如大宦官刘瑾就是个文盲，魏忠贤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但明朝的宦场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宣宗时设立了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容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两三百人，司礼监总督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宣德四年(1429年)，具有小学士头衔的礼部尚书陈山担任教师。学生所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评定成绩的标准是以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总督。明朝第一个开始专权的宦官王振就出自内书堂。 伴随着明朝灭亡，猖獗了200多年的明代宦官集团也土崩瓦解。关于这个群体的下落，除死于战乱者之外，留在北京城内的宦官并未实现他们“富贵固在”的美梦：他们有的因“背主献城”反而遭到了农民起义军的斥责驱逐，有的则在义军将士追赃过程中被“拷死”。清军入关、农民军兵败撤离北京前夕，大批宦官被逐出京城，残留京城的亡明宦官又一次遭到了灭顶之灾。

1.朱元璋是禁止宦官干政的。2.朱棣夺位时依靠了宦官的帮忙，开始重用宦官，并且设立专门的学校，让宦官读书学习，帮助皇帝日常工作。因此明朝宦官与以往不同，都具有一定文化的。像郑和就是宦官。3.明朝时期，文官集团权利很大，皇帝往往身不由己。比如嘉庆要追认自己的生父为皇帝，用了三年时间和文官斗争才搞定。而万历想废皇后改太子，用了二十多年直到死都没有干成，二十多年里郁郁寡欢不再理朝政，不与文官们合作。因此，皇帝只有倚靠宦官集团来和文官集团斗争。4.宦官拥有官职，很多相当于皇帝的贴身秘书。明朝的朝廷分为内廷和外廷。内廷就是以司太监掌印太监为首的，外廷是由内阁首辅为首的文官集团，相互制约。在明朝，由首辅领导的内阁拥有上奏建议权，六部负责行政权，决策权由皇帝亲自掌握。由于皇帝无法过问全部事情，因此一些事情交由内廷处理，从而实际上内廷太监代替皇帝取得了决策权。必须要由内廷签署，这些建议和行政才能生效。5.此外太监还掌握东厂。实际上东厂并非电影电视里面的那样横行霸道。京城中有三大狱，分属刑部、东厂和锦衣卫北镇抚司，三家刑治机构功能虽有重叠，但大略也有分工：盗匪奸杀等民案，由刑部管辖；涉及宦官及公门中人犯罪，由东厂管辖；凡大臣谋反弑逆或忤犯皇上，则由锦衣卫缉拿。一些重要的案件则往往由三司会审。6.在明朝漫长的历史中，真正太监乱政的时候有几次，一次是武宗时的刘瑾，一次是熹宗时的魏忠贤，此外还有一个英宗时的王振。他与秦汉唐等朝的乱政还是有区别的。他们依靠的是皇帝（实际上皇帝也是依靠他们），而不是要挟皇帝，所以当得不到皇帝支持的时候，这些人就立刻被文官集团砍了脑袋。7.明朝太监的乱政，实际是由于明朝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导致皇帝扶持起来的一个势力集团，他们在为皇帝服务的同时，趁机为自己牟利。明朝太监集团和皇帝往往是一体的，相互依靠的。

摘录的，希望有用。试论明代宦官权力的扩张及其原因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6-01-15 14:50:00 ] 作者：佚名 编辑：studa9ngns 明代的宦官权力在经过一段冷寂之后，居然死灰复燃，悄无声息地扩张成弥漫之势，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重要领域，成为历代宦官权力中最为炙手的一朝，这确实是一个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这一现象是怎样发生与发展的？它根植的土壤究竟在哪里？本文试作探讨。 据史书记载，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无任何权力可言。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征战一生，马上得天下，殊属不易，权力禁脔，旁人当然不得染指。朱元璋先是诛杀功臣，后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又杀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朝政不论大小，事必躬亲，目的就是要将大权独揽于自己手中。朱元璋对功臣故吏尚且如此，那些非亲非故的宦官就更不用说了。况且，朱元璋深谙历史上阉宦之祸带来的灾难，便决定从制度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明史·职官志》： 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日：“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 又，《明史·王徽传》： 自古宦官贤良者少，奸邪者多。……愿法高皇帝旧制，毋令预政典兵，置产立业。家人义子，悉编原籍为民，严禁官吏与之交接。 由是可知，明朝初年，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得干预朝政，与官吏交通，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据《明史·宦官传》：“有内侍以久事内廷，泛言及朝政，即日斥还乡，终身不齿。”可见，朱元璋对宦官的防范措施不可谓不严。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自己费尽心机、不遗余力推行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为日后宦官干政预埋了祸乱的种子。 朱元璋当政不久，就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成为空前的封建专制的独裁者，并将此规定制度化，让子孙后代依样画葫芦：“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①本来，即便是有丞相协助处理政务，朱元璋也已累得疲乏不堪，仅每天的奏疏，就令他头晕目眩，难以将息。如今，废除中书省，罢丞相，揽大权于一身，日理万机，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这种情形难以持久，其结果必然仰赖宦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君心。”②所以，严禁宦官干政的朱元璋在不知不觉中将那些曾被他视为权柄天敌的宦官当作助手，继而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了。如洪武八年（1375年）派“内使赵成往河州，以绫绮帛市马”③。洪武十一年（1378年），“遣内臣吴诚诣总兵官指挥杨仲名行营观方略”④。洪武十九年（1386年），“行人刘敏、唐敬偕内巨赉磁赐真腊等国”⑤。由此可见，明代宦官参与政事，实由朱元璋开其端。 然纵观洪武一朝，宦官虽参与政事，但由于朱元璋对太监管束非常严格，只要稍有违法，就严加惩罚，因此，尚未酿成祸害。不过，仅仅到了儿子朱棣手中，就使这一祖训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明史·职官志》： 成祖亦尝云，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朱棣明曰遵奉祖训，但却将乃父规定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悄悄地改为不得擅自作主。换言之，只要在皇帝可控制的范围内，宦官自可做主。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走上了问鼎权力峰巅的第一步。永乐元年（1403年），内宫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永乐三年（1405年），遣太监郑和率舟师下西洋。永乐八年（1410年）都督谭青营内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太监马骐镇交趾。永乐十八年间（1420年），设立东厂，由太监头目掌握。从此，明代宦官权力从无到有，获得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与刺臣民隐事之权。此明代宦官权力嬗变之一。 至朱棣儿子宣宗时代，采取了一项措施：在宫中设立“内书堂”，收容十岁以下净身儿童二三百人，由翰林院学士当教师，学习儒家经典，对宦官进行文化教育。《明史·宦官传》： 后宣宗设立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 如果说成祖对朱元璋之祖训还有所顾忌，而只是阳奉阴违的话，那么，宣宗则是公然阳奉阳违了。众所周知，历史上太监大多不学无术，甚至识字无几。在唐朝曾有不通文墨的太监抱来通晓文字的女官刺听皇帝与大臣密议内容的笑话。有鉴于此，朱元璋立下祖训：“内臣不许读书识字。”《明史·宦官传》载，宣宗设立内书院，事在宣德元年（142年）七月，目的是提高宦官的文化素质，以便让他们将来做秉笔太监时，能够遵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批文，以减轻宣宗本人每日批阅大量奏文的政务负担。从设立内书院始，宦官读书成为定制。这就为日后宦官在荒主执政时干预政治作了重要的铺垫。此明代宦官权力嬗变之二。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到了英宗时代，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握有典兵之权。《明史·叶钊传》： 应诏陈八事，中言……宦官典兵，于古未见，唐始用之，而宗社丘墟；我正统朝用之，而銮舆北狩。 正统是英宗的年号，他重用宦官王振，不断地委以重任。然自正统元年至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凡十四年，前七年上有太皇太后，下有三杨，号称治平，王振尚不得逞其奸。而后七年太皇太后及杨荣、杨士奇相继去世，三杨在世者唯有杨溥，但也年老多病，于是王振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他竟然把太祖立于宫门上的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了下来，世人无不知权在王振，公侯勋戚皆呼之日“翁父”。及瓦刺来攻，英宗亲征，授王振以指挥军事的大权，这是明代宦官直接握有兵权之滥觞（以前仅是充任“监军”）。此明代宦官权力嬗变之三。 明代宦官权力全面扩张，是在宪宗朱见深统治时期，他赋予亲信宦官以军政大权。邹智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上疏： 臣又闻高皇帝制阍寺，惟给扫除，不及以政。近者旧章日坏，邪径日开，人主大权，尽出其手。内倚之为相，外倚之为将，藩方倚之为镇抚，伶人贱工倚之以作奇伎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官禁，此岂高皇所许哉。 邹智所言，指的是宪宗任用宦官汪直。汪直当时领西厂，气焰熏灼。汪直每次外出，随从甚众，前呼后拥，遮街塞巷，朝中公卿大臣遇之皆避其道。一次，兵部尚书项忠遇之不避，备受其辱，可谓一手遮天，以至“今人但知汪直太监也”，朝中大臣皆唯其马首是瞻，汪直实际上掌握了朝政。并且，汪直还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成化十七年（1481年）两次外任边将，指挥军队打仗。明代宦官被用如将相，此明代宦官权力嬗变之四。 至此，明代宦官的权力完成了其扩张的全部过程，明代宦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以后刘瑾的肆虐，魏忠贤的专擅，不过是上述先例的历史延伸与再现罢了，从实质上说，明代宦官于政的法定手续，在宪宗时代就已完成。此距洪武颁布“不许宦官干政”的祖训仅一百年耳。何以洪武之祖训会背弃得如此之速呢？究其原委，笔者认为有三： 其一，政治需要。明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委以权力，完全是因为当年在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就是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太监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其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太监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也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明史·刑法志》云：“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劈昵者提督之。”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也为朱棣在战场上立过功。说白了，明成祖授宦官以权柄，完全是一笔政治交易。 其二，主怠赖宦。与创始基业的开国帝王们不同，越到后来，其继承者们便越趋于荒怠、腐化，这是中国每一个朝代都反复上演的一部回旋曲。继位的帝王们坐享其成，当然体会不到其先祖创业的艰辛，遂享乐深宫，不问政事，权柄往往被委以亲信宦官。于是，宦官的权力便得到了不断地扩张。宣宗设立“内书堂”，提高宦官的文化水准，本意是把他们培养成秉承旨意的帮手而已，所谓秉笔太监。故宣宗虽然让太监批阅文书，自己亦每日亲笔批阅奏本，并对太监的批文进行审查，秉笔太监未敢售其私。但后来的帝王们就没了这份闲情逸致，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享乐，有的干脆撒手不管，宦官们“遂逞其志矣”。武宗时的宦官刘谨，遇一军人向其贿赂，他便批示：授某某官，转发兵部。兵部在批示上盖上大印，就成了正式任命书，武帝则完全蒙在鼓里。至于熹宗，更是历史上有名的“顽重”，走马、戏水、做木匠，无所不能，就是不理朝政，因此，魏宗贤才得以售奸。其三，人治随意。缺乏法治的保障，政策的决定完全取决于人主的个人意志，这是明代，也是历代宦官权力失而复得的根本原因。明朝并非没有制度，甚至应该说，制度还很严厉。明太祖把宦官不得干预朝政的规定不仅定为祖训，还被制成铁牌立于宫门外，其用意就在于永远地告诫子子孙孙，谨防大权旁落宦官之手。但为何仅仅隔了一代，从建文帝开始就渐渐地弃之不顾了呢？关键就在于封建社会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个人随意性，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颁布新的法律，而不受包括祖训在内的一切制度的约束。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这个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被人们耻之为“最大的太监帝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注释： ①《明太祖实录》卷239。 ②《明太祖实录》卷112。 ③④《国榷》卷6。 ⑤《国榷》卷8。

1、《明清两代宦官专权与封建专制的关系》，《汕头大学学报》1985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分册 1986年2期全文转载，《全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文摘》1985年2期登载。获汕头大学1986年科研二等奖，汕头市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社会1986 年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从临清的兴盛看明代漕运的经济影响》，《松辽学刊》1986年增刊。3、《历代宦官名称及其演变考述》，《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2期。4、《历代宦官来源考述》，《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4期。5、《试论宦官的生理与心理特点》，(中国社科院)《未定稿》1986年11期。6、《从临清的衰落看清代漕运经济影响的终结》，《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2期。7、《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看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4期。8、《试论北魏宦官制度》，《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1、2合期。9、《略论北宋宦官》，《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4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元明清》分册1989年3期全文转载。10、《宦官生理及心理特点再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5期，《全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文摘》1989年2期登载。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心理学》分册1988年12期全文转载。11、《司马迁是不是宦官》，(吉林)《史学集刊》1989年1期。12、《建国以来宦官制度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9期。13、《张居正与宦官关系述评》，《汕头大学学报》1990年2期，获汕头大学1992年科研二等奖。14、《近四十年来港台地区宦官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12期，本人为第二作者。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一）（先秦至隋唐）1991年2期。15、《三杨与宦官制度》，《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分册1992年9期全文转载。获汕头大学1994年科研论文奖三等奖。16、《略论明朝初期军事制度之转变》，《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4期。17、《也谈崇祯朝宦官》，(上海)《学术月刊》1993年3期。18、《翁万达与安南莫登庸之“招抚”》，载于1992年《翁万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潮汕文化研究论集二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19、《无法超越的困惑━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论宦官制度》，载于第五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20、《明代宦官监军制度述略》，《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3期。21、《明代思想家与宦官关系》，(上海)《学术月刊》1994年10期。22、《明代政治家与宦官关系论略》，《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2期。23、《叶向高与宦官关系论略》，《汕头大学学报》1995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元明清史》分册1995年10期全文转载。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当代思潮》，汕头大学学报1996年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研究》分册1996年9期全文转载。25、《东南亚潮人的文化特点》，汕头大学学报1997年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分册1998年3期全文转载。26、《明清以来韩江流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几点意见》，《潮学》创刊号，1993年12月。27、《浅论榕江流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潮学》2期。28、《榕江流域社会经济史资料及研究目录索引》，潮汕历史文化中心揭阳市研究会1994年出版。29、《十六世纪历史变化中的潮汕海上“盗商”》，1994年《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30、《东南亚海外潮人在汕头的投资及其反映》，第一届马来西亚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英文)，1997年6月出版。31、 《叶向高与东林党》，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1期。32、《东南亚海外潮人移民形态的演变轨迹》，《广东史志》1998年3期。33、《严嵩与宦官关系论略》，《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3期34、《明嘉靖朝的安南之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3期35、《中国古代农业对西方的贡献》，《农业考古》1998年3期。36、《海外潮人与暹罗曼谷王朝初期的制糖业》，《汕头》1998年1期。37、《泰国曼谷王朝海外潮人制糖业的兴衰》，《汕头大学学报》1998年5期38、《李时岳与汕头大学的历史学科建设》，《纪念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39、论文《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分册1999年2期全文转载。40、论文《社会思潮变化中的汕头文化建设》，《社科大观》1998年3、4期41、论文《中国制糖业在日本的传播》，《学术研究》1998年12期。42、《海外潮人与马来西亚麻坡的德教会》，《汕头》1999年1期。43、《明清海禁政策对闽广地区的影响》，《人文杂志》1999年3期44、《18世纪清朝与缅甸及暹罗吞武里王朝的关系》，《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3期。45、《中国瓷器在东南亚的传播》，《东南亚纵横》1999年1期46、《叶向高‘东林党魁’考辨》，台湾《明史研究专刊》第12期。47、 《东南亚海外潮人与德教的关系》，《当代宗教研究》1999年2期48、《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朝鲜的传播》，《东北亚研究》1999年2期。49、《发挥历史学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教育发展研究》（原《上海高教研究》）1999年6期50、《明清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51、《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朝鲜的传播》，《海交史研究》1999年1期52、《中国古代炼丹术在西域的传播和演变》，《化学教学》1999年10期53、《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在欧洲的传播》，《历史教学》1999年11期54、《蓝鼎元视野下的清初潮汕社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4期55、《潮汕地区的制糖业》，《中国农史》1999年4期，页74-80。56、《郑信与暹罗吞武里王朝的灭亡》，《潮学研究》7期57、《双性同体的历史衍变及文化含蕴》，《文艺争鸣》1999年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分册》1999年12期全文转载。58、《妇女在中国传统性别观念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妇女研究论丛》1999年2期59、《潮州学与客家学刍议》，《广东史志》1999年1期60、《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地理》分册2000年8期全文转载。61、《90年代中国宦官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0年3期62、《妇女解放运动与“双性同体”观念的衍变》，《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2期63、《海外潮人在汕头的投资》，1998年晋江《中国侨乡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文卷，页306-316，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64、《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与地方社会研究述评》，《海交史研究》2000年2期65、《潮汕海外移民研究管窥》，《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1期。66、《戚继光平定海盗吴平论析》，《戚继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67、《理想完美人格的追求--教育学、心理学中的“双性同体”》，《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分册2001年12期全文转载。68、《国家、区域社会的外延变异—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1999年湖南石门《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69、《“双性同体”在文学中应用综述》，《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分册2002年1期全文转载。70、《历史教学信息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2期。71、《历史信息化研究》，《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6期。第二作者72、《明代潮州海盗论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2期。73、《开设全校选修课的几点体会》，《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9期74、《“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5期，页149-151。第二作者。75、《“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清史研究》2003年1期，第二作者。76、《明清潮州海商研究》，《地位、权力、角色：明清时代中国商人与社会的分区域研究》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2001年2月出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77、《戚继光视野下的明代潮州社会》，《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3期。12000字。78、《论明代潮州海盗》，《李询先生纪念文集》页351-36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79、《增设历史与社会新专业的实践与探索》，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80、《中国火药和火器在亚洲的传播和演进》，《历史教学》2005年9期。核心期刊81、《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师德观》，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2005年12月出版。82、《郑和下西洋与岭南关系论略》，广州大学学报2006年1期。

据＜史记＞记载，秦王政九年，便制造了御玺，刘邦灭秦得天下后，子缨将御玺献给了刘邦，御玺成为“汉传国空”。到汉末董卓之乱，御玺先后落入孙坚、袁术之手，再传魏、晋。五胡十六国时，一度流于诸强，后被南朝承袭。隋灭陈后，御玺被陈朝的萧太后带到突厥，直到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御玺归唐。五代时，灭下大乱，流传的御玺不知所终。在六朝以后的记载中，大都认为被秦始皇所用的御玺是用和氏壁改造而成的。 清代以后，人们开始对和氏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乾隆皇帝在＜卞和献玉说＞中，认为这只是韩非子的寓言而已。 .明朝太监的乱政，实际是由于明朝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导致皇帝扶持起来的一个势力集团，他们在为皇帝服务的同时，趁机为自己牟利。明朝太监集团和皇帝往往是一体的，相互依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