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质疑的议论文素材

自从有人类以来，我们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创造的历史、“女娲补天”、“精卫填海”、“仓颉造字”“木牛流马”都反映出古代人类对创造力的想像和实践。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为全世界的文明和进步点燃生生不息的火种。正是有了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传播使世界进入了原始信息的时代。由于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促进了世界各民族的繁荣；火药的应用提高了战争的效率，战争在对落后生产力破坏的同时加快了民族的融合和文明的传播。由于四大发明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版图和地域格局，才有了生产力的一次又一次的飞跃，才使我们用机械制造代替手工劳动，才有了我们人类今天幸福的生活；因此创造力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无可估量的，他的巨大影响力可能要贯穿全部的人类文明史。可是曾几何时，我们中华民族似乎永远趟在四大发明的功劳薄上不能前进一步，这是为什么？教育的沦落和思想的禁锢永远阻碍、窒息创造性思想和智慧的火花。封建伦理文化崇尚的是经验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永远只在认知的基础领域徘徊。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似乎一直以来都在推崇三皇五帝，静止的生产力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认知层面上的今不如昔，当创造性成果停滞不前时，这种怀旧的心态犹为迫切和焦虑；因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固守前人的成功经验和生活逻辑就是真理，一切都以前贤的教导作为行动的指南。尧、舜、禹、汤、周公、文王、武王再后来就是孔孟、朱子几乎被所有的古代文章典籍所推崇；因此无论西洋文化如何对我们的“博大精深”进行冲击，我们似总离不开那种怀旧，就像那放飞的纸鸢永远被后面的一根绳子拽住，想飞也飞不高。我们的历史所以喜欢怀旧，是因为古代的先哲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榜样。经久不变的农业社会使人的思想变得自私和空洞，看不见希望的生产力只有追溯过去方能找寻心理的安慰。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大胆地突破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思想僵化，但是其成就很快就被各类战乱的狼烟峰火所夭折。在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思想领域的革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在激发着人们创新型思考的同时，中国人第一次迈出大胆探索的步伐。那是一个激情四溢的时代，人们在对传统进行批判的同时开始追寻着一条符合自己发展的新路；可是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尽管权力在对市场经济作出了巨大让步，使中国追赶世界经济的脚步明显加快，但在思想领域的更深的层面，我们仍然裹足不前，无论在宏观和微观的技术领域，我们没有像“微软”“英特尔”“ipad”引领世界进步的火车头，这与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与我们向现代化看齐迈进的人口大国是极不相称的，这不符合大国经济腾飞的逻辑。没有创造性成果，市场经济的源泉将会枯竭，我们的经济将永远在低端领域徘徊，国民对财富的渴望日益焦虑的心态在没有科技成果的推动和不断创新的技术支持下，低端产业重复建设，在市场中恶性拼杀将永无止尽；国民的道德水准，和精神追求将进一步沦落；对钱的追求以及在追求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败，使全社会对生存环境充满着怨气和失望。而这一切的症结究其原因就是教育的官僚体制，学术的浮夸，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我们今天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只是科举考试的延续；虽然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有所变化，但教育的目的和宗旨在教育和受教育者的心目中仅仅是以改变人生地位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炼狱过程。不是通过对原理的掌握不断探求未知世界，在科学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地进行开创性的实践，以创造性成果作为自己学习和奋斗的方向。这种庸俗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应试教育通过晦涩艰难烦琐的试题进行“优胜劣汰”，因此几十年的茹苦含辛的教育，我们仅仅煅烧出做官的精英而鲜有世界技术的领军人才和科学巨匠。应试教育如科举考试一样，整体学制教育培养出一批背诵的天才，最优秀的中学不仅猜题押题的命中率高，甚至那些偏题难题怪题的解题步骤都让学生牢牢地记住；但变化的世界是不会为人们提供背诵好的答案的。卢梭说：大自然给了一种才能，就拒绝再给第二种才能。当一个人有超强的记忆力时，他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就会受到限制。曾经有人问爱因斯坦光的速度，这位以光速的对比建立相对论学说科学巨匠居然回答不上来，他说任何一本教科书都能找到的答案我干吗要劳心费神地记忆。垃圾的记忆将严重影响思考研究的效率和质量。有调查显示历年高考状元的职业状况鲜有突出建树，正说明了我们教育的手段和方式存在着盲点和误区。一种原理的掌握做五十道题是掌握，做五百道题还是掌握，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这无意义的折腾中。对原理的掌握其目的就是要激发出我们对未知世界的符合逻辑的思考和想像，以现有的知识和技能作为开启未来的钥匙，这就需要培养学生批判性的思考，激发出学生探索的激情，而不是用原理对已知世界的那些对人类生活毫无意义偏题难题怪题没完没了地钻牛角尖。或者说这是为使学生基本功更加扎实，但是这种思维、教育方式本身就决定固步自封，不敢逾规越距的治学心态。基本功的掌握如果没有配上腾飞的翅膀，我们永远停留在对已知世界的认知基础上，要么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继续走老路，要么就是翻译、克隆他人技术成果，要么当成标签以求仕途上的进取。抄袭、剽窃、伪造的成功极大败坏了现有的学术风气。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是社会进步的引擎，失却诚实、正直的秉性，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不仅是对教育的亵渎，更痛心的是辜负社会殷切的期望。中国大学的官本位造就了一批“双肩挑”的人才，所谓双肩挑就是既在教学岗位上任教，又在行政岗位上做官，严重贬损了教育和治学的严谨。教育和学术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伟大事业，一个有志于科学和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首先要具备的是忘我无私的奋斗精神，在利益的诱惑下什么都丢不开的人如何能做到“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双肩挑”的“别有用心”严重腐蚀了教师队伍，有的教授、副教授非要得到一个官职方能安心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一到干部换届排着队找党委书记要官做。为师者的品质如此庸俗和势利，怎么以为师之道给予学生以创造性的榜样和鼓舞。创造性的成果来自于独立思考和独立思考的自由表达。大家都能理解、认识的事物那不叫真理。真理产生于特殊的灵魂，其特殊性就在于跨越常人的思考和想像，以对传统、世俗的批判和质疑的精神发现未知世界客观规律，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须要学术自由和宽松、诚实的研究环境对真理的表达予以真诚的关心和支持。人类的生理因素决定创造性的黄金年龄是25岁到40岁；可是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这部分人的思想成果很难“顺产”；技术官僚和学术官僚体制严重束缚崭新思想的产生。所谓技术官僚就是有着行政官职的专家以自己左右逢源的人脉操控着研究经费的落实；学术官僚就是那些已进入学术更年期的“德高望重”的人物，他们同样垄断着研究经费的申报。年轻的后生即使有怀揣着超凡的思想，激发起创造性的冲动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是被闷杀就是被剽窃；因此智慧的火花湮灭在心中就像封建时代的爱情一样默默地伴随着自己的一生而去，这种看不见的损失在一个麻木的不求上进的社会中习以为常，没有引起丝毫的惋惜和不安。自私、顽固、僵化、让“出头的椽子先烂”严重妨碍着创造性思想的诞生。知识和创造是没有国界的，职业的特点决定了知识分子的崇高品德。创造性思想来自于无私的奉献，这种“无私’不是仅停留在口头上的，以对人类和世界的责任，秉承着全人类的立场，创造性的成果才具有传奇的生命力；任何以国家、民族地域为限的创造其意义都是狭隘的；以自私为目的的创造，其成果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和检验。研究经费一部分用于公关，一部分留为私用，一部分用来应付差事，学术领域的“豆腐渣工程”比建设领域的现象还要糟糕，纸糊的象牙塔连一块砖头都看不见。今天我们擎起先辈的火炬，承载着民族的重托，以领先世界经济崛起的雄心阔步向前迈进，如果教育、学术、研究领域被私心杂念所困扰，在征服未知世界前未能征服自私、狭隘的主观世界；生产力在低端工业的平台上止步不前，领跑世界的底气从何而来。世道浇漓、人心不古，民族的心理重新回到那怀旧的惆怅中，复古魔咒的悲剧还会重演吗？

敢于质疑人们说有成就的人有“学问”，既然是“学问”，那么就要既“学”且“问”。“问”从何来？从疑而来。只有多疑、善疑、质疑、探疑，才能获得渊博的学识，用之于我们的事业。所以我们说：学贵质疑。明朝学者陈献章说：“学贵置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拉瓦锡因质疑"燃素说"而创立了氧化说 并验证了质量守恒定律伽利略因为质疑"日心说"而创立了"地心说爱因斯坦质疑经典物理，产生了相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