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亚里士多德与孟子是轴心时代东西方两大思想巨擘，他们的伦理思想和以之而形成的政治主张均因当时社会东西方两大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前者的伦理思想更侧重于理性，后者的伦理思想则偏向人的本性中的固有道德情感；前者主张法制政治、民主执政，后者青睐将家庭的人伦道德扩充到社会，由开明的君主实行仁政以实现其所坚持的道。本文以二者的伦理思想作为出发点，沿着伦理思想的差异路径探索二者政治思想的异同。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孟子；伦理思想；政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9 — 0021 — 02
亚里士多德（384BC—322BC）和孟子（372BC—289BC）作为轴心时代东西方两位思想巨擘，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他们的伦理思想的认知是分不开的，二者在伦理思想和政治主张上既带有两个形态迥异的社会的时代背景，又预示了中西方伦理和政治运作在以后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和孟子伦理思想特点
伦理学，即探讨人类道德的科学，是关于人类道德价值终极追求，关于真、善、美的价值判断标准的知识，是亚里士多德和孟子思想的基础。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部分，亚氏说道：“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一种善为目标。因为人们都有美好的想法，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 〔1〕 桑塔耶那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人性的概念是十分健全的：“每个理想都各有自然的基础，每一件自然的事物都各有理想的发展。” 〔2〕人性的拷问就成了理解亚氏伦理思想乃至于其政治思想的首要问题。
亚氏指出，“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 〔3〕而灵魂本身包括非理性和理性两个部分，非理性部分是指人类获取营养与生长，是全体生物所有的，因而它不是区分人类与其他事物的根本点，亚里士多德认为，为人独有的，构成人之为人的是人的灵魂中的理性，“对人来说这种东西就是合于理智的生命。” 〔4〕正是凭借这一点，人类有了超越其它生命的形式。幸福在于人类自然本性的实现，而人类的根本本性就是理性，因而在亚氏的思想系统中，理性成了全部出发点，理性是亚氏追求幸福与德性的前提条件。
在集大成于一身的亚氏认为，幸福就是灵魂合于德性，德性的培养与幸福的追求是一致的，而且二者均需要依据理性获得，理性成为唯一实现路径，于是，在亚氏哪里，至善德性的达成正是理性的功能。
亚氏将德性切分成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理智德性靠教导，与理性密切相关，伦理德性源于风俗习惯的熏陶，与情感相联系。理智德性具有决定作用，是灵魂当中最为珍贵的德性，为伦理德性提供了行动的准绳。
亚氏认为，“德性先以潜在的形式被我们随身携带，然后再以现实活动的方式被展现出来。” 〔5〕在亚氏这里，德性与人的现实活动相联，人的德性潜能有多面性，现实活动存在多方向性，因此人在此过程中，品性形成呈现多样性。因此，通过现实活动的有效选择与安排，去恶存善、去劣存优，培养美好的德性。
亚氏认为，德性是关联情感和行为，不可避免的涉及到过度与不及，而过度和不及都是不好的。因而情感需要受到理性的规约，“应该”的理性规范成为选择。
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相比，孟子的伦理思想则有很大的区别，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更加的息息相关。
尽管孟子同样也从人的根本性出发，得出了“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6〕的结论。但是这种性善论的起点并不是亚氏所说的理性，而是基于人的自然情感。在孟子看来，人生来就普遍具有自然的情感，而且这些情感就天然的具有道德的倾向性，从而为外在的道德培养提供了内在的根据。“今人作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7〕孟子认为，看到孩童有了生命危险而替他担心害怕并不是来自后天，而是人类天然情感的自然流露。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8〕
但是，孟子也意识到，人性本善并不一定会导致每个人“言必称尧舜”，人性善是成为“尧舜”的可能性，并非必然性。孟子用“浩然之气”来构建“可能性”的后天培养路径，“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9〕
与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德性培养最需要理性分析和选择不同，孟子认为，德性的培养不是通过理性分析选择而是通过人的内在情感自然而然地流露而展开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因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10〕孟子认为，道德规范不是对现实的强制，而是固有人性的自然外在呈现。
孟子的德性思想并不是把德性当做一个客观的对象进行分析认识，而是把它设定为一个对自我存在深切体悟的基础上追求本心四端的过程，他不是理性的认识，而是情感的实践，是对具有道德倾向的自然情感的存养，人的精神性存在和社会性存在的双重身份是统一的。在孟子这里，自然情感作为人类的自然本性，正是它所包含的道德倾向使人类社会展开为一个道德的世界，道德就是人类自身的存在体验，由此，孟子与亚氏在此殊途同归，即要求检验德性的标准有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不同的情景场合。与亚氏的中道观相似，孟子提出“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11〕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与孟子的政治思想
孟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均奠基于各自的伦理思想之上，其伦理观的差异导致了二者政治思想的不同。由于孟子和亚氏在德性观上的区别，导致了二者在政治思想上出现差异。前者主张法律政治，后者主张伦理政治。前者青睐民主政治，后者倾心于开明君主制。
在孟子的视野中，人子为了尽孝，可以背弃国家，蔑视法律，在孟子的思想中，王法要让位于宗法伦理，并且将之作为王道的一个部分
。孟子以情感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所构建的伦理政治体系带有鲜明的时代特性，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农业的生产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展开的，所以家庭一直居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形成了家国同构模式，治理家庭与治理社会表现出一定的共同性，伦理所调解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在家国同构的情况下，伦理关系不可避免的向整个社会和国家延伸，从而使中国的政治治理带有很大的伦理色彩。“这种情感伦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根主线，情感注重的是的道德感染力，而非道德强制力，所以，中国人始终没有将道德法制化，用法律的强制力量来保证道德的推行。” 〔12〕
与孟子相异，亚里士多德更加重视理性的现实产物——法律的作用，他强调，为政需要遵循法律，不以私意左右正义。正义的真实意义主要在平等，因为公民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 “法律不应该被看作是和自由相对立的奴役，法律毋宁说是拯救”。〔13〕亚氏从另一方面论证了公民守法的重要性，他认为，法律是集中了众人智慧而制定出来的通则，并且法律作为通则，本质目的在于谋求城邦的长治久安，以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为根基，没有感情偏私。亚氏在认识到法律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没有将之教条固化，他指出，实行法治还要明白，法律在某些情况、某些时候应该实行变革，变革而后才能获得进步，如果专守前人旧制也未免失之荒唐，但是变革是一件应当慎重考虑的事情，轻率的变革不是城邦的幸福。
亚氏和孟子政治思想的另一个差别表现在他对优良的政府形式的论述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多数平民执政优于少数贤良执政，多数人的集体智慧优于少数人，并且不容易腐败。亚里士多德向往民主政治，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以平等、中道的原则组织而成，兼顾富人和平民的利益，排斥作为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的政治参与。共和制之下的公民是平等的，并可以轮流担任政府公职。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以至于今日探讨法治者，几乎不可避免的都回头求助于亚里士多德的论断。他的政府形式思想也被后人视为圭臬并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地得以借鉴应用。
我们应该看到，孟子所说的忠君、仁政思想更多的是说给位于统治阶级的君主是贵族。希望他们可以“不嗜杀人”，实行仁政、弘扬王道。孟子为他所代表的士阶层提供了一个历史的使命，即“屈君以伸道”。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现实中的政治更多的是外儒内法，杂用王霸，但是秉持王道理想的士人并未因此而放弃追求。至于道，以道自任，传承道，护卫道，弘扬道就成了士人的天职。但是由于这种弘道的任务不可避免的要以君为本位，即企图依仗君主行道，而不曾设计出超越君王之外的制度性安排，所以，道统与势统固然存在权威二元化的取向，但二者之间又相互促进，彼此需要对方的支援，一方面权势需要道的粉饰或软化，另一方面，道离开了权势便无以施行。由君王行道的理想越是落空，像孟子这样的怀道之士越是向君王靠拢以求得以行道“务引其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25〕。然而由于他们所弘之道，其主导思想本身即是君主专制政治秩序所固有的理念，同样也由于他们在依仗君主行道时缺乏对君王的制度性制约，故而他们的弘道只能导向忠君，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求弘王道的孟子，乃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真正的大忠臣。
总结
总括言之，孟子和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差别导致了其政治思想的迥异。孟子以人伦宗法为基础的伦理观奠定了孟子伦理政治的基石，由于孟子在中国政治思想中的承上启下的重大地位，很大的程度上说，孟子的思想影响了后世作为政治主体的士大夫阶层，进而影响了中国后世的政治走向，孟子给士阶层灌输的现世主义路线和借君王行王道的思想，导致了中国文化中展示出超乎寻常的对现世的关切，特别是对现实政治的关切。从而使得政治的运作表现出更大的现实取向，使得统治者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现世的发展中。但是，这也使得士阶层与官僚阶层形成紧密的联盟，排除了任何其他社会精英尤其是商业精英出现并发挥作用的可能。此外，中国社会中文化与政治的高度结合，文化精英和政治管理精英的高度结合，极易发展成为权威主义政治。当社会精英大都为权力中心吸纳时，在政治权力之外出现其他政治势力的可能性便大为的减低，多元主义政治的可能性就会十分微弱，大众参与也不可能发展，从而导致中国政治文化中缺乏太多的民主成分。与之相反，亚里士多德对理性的高度重视，从学科角度划分了政治学与伦理学，前者追求集体之善，后者追去个人之善，政治学与伦理学有了清晰的界限，为政治学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亚里士多德把研究起点放在了现实调研中，放在历史比较中，不再高度抽象的如柏拉图老师一样，他对人性的怀疑，对法治的高扬和对民主共和政治的认识都被后世西方政治运作逐渐吸收和接纳，形成了较为现代化的政治文化。这些是孟子的政治思想中所不存在的。
〔参 考 文 献〕
〔1〕〔3〕〔4〕〔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美〕 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上）〔M〕. 金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08.
〔7〕 〔8〕 〔9〕 〔10〕 〔11〕 〔12〕 孟子.孟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2〕吴先伍.理性与情感：亚里士多德与孟子伦理思想的差异.〔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01）：36—41.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67、172、192、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