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论及日本文学，均以明治时期为日本近现代文学之权舆，并以红露逍鸥（尾崎红叶、幸田露伴、坪内逍遥、森鸥外）为宗主。自1885年坪内氏发表《小说神髓》倡导写实主义起，日本文學便走上了近现代之路。这一时期的文艺，对其后的大正、昭和文学起到了辟芜除莱的作用。之后的文艺里，无论是耽美派的谷崎润一郎，还是自然主义派的岛崎藤村，抑或是新感觉派的川端康成，甚至是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小林多喜二，他们的作品中都可以觅到那个时代文学的影子。然而，正如陈子昂虽然一洗六朝绮靡诗风却没能真正开创唐风一样，以坪内氏为代表的写实主义派也仅为明治文学趟出了新路。直至19世纪末大量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大量被介绍到日本，日本写实主义文学才真正成为一股自觉的文化运动，德富芦花及其《黑潮》就是其中的名篇之一。细味这部长篇小说，不仅可以了解明治后期日本处于“盛世”阶段的社会现实与矛盾，甚至对认识今天的日本民族的心态也是很有裨益的。
作为一部小说，《黑潮》的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主要讲德川幕府的旧武士东三郎在明治政府建立二十年后，为了治疗眼疾和考察自己从报纸和别人口中听到的政府的腐败情形，应故友桧山男爵之邀，从甲州乡间来到东京，在鹿鸣馆与派阀势力代表、内阁总理大臣藤泽茂光伯爵和一众大臣舌战，尖锐地揭露、批判了当时明治政府的专横暴虐，却最终在敌人的嘲笑声中败下阵来，回到乡间孤独地死去。小说中还穿插了另一条线索，描写了喜多川贤道伯爵的妻子贞子受尽喜多川的折磨，最终含恨自尽的故事。
黑潮本是一个自然地理上的名词，指沿日本列岛由南向北流动的一股暖流，德富氏创作这部小说的本意在初版扉页上已经写明，就是：“正如黑潮的热流着我们的海洋一样，让人道主义的潮流也来清洗我们的国家。”他还把写给其兄德富苏峰的信作为小说的代序：“是以强健如兄者必然同情强力，孱弱如弟者必然同情弱者矣”，“兄重视国力之膨胀，走帝国主义道路；而弟则愿承雨果、托尔斯泰、左拉诸先生之教诲，执人道主义之大义，因循自己之社会主义。”
从作者的自述看，颇有“哀民生之多艰”的意味。所以在小说中，德富氏借东三郎之口，对明治政府作了在当时可谓最强烈的抨击：“你们这些靠着国库里的钱生活的人，也许真的会认为这些农民难道每年只有五块钱都拿不出来吗？可是，对于乡下的农民来说，五块钱却和一条生命一样宝贵哩。”“你们上欺君、下欺民；可是，人民是不可能永久地被欺骗下去的。”“明治政府是亡国政府。”
然而，囿于自身的认识，德富氏针对这种现象，也提不出疗救的方法，作为作者的利刃，东三郎仅是站在旧时代立场上针砭当时的社会的，可是，即使是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德川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绪。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个角度，东三郎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遗老”的概念，真正树立了一个人道主义形象，这或许与德富氏出生时已经是德川氏败亡后的明治时代的1868年，没有亲身经历过江户幕府时代有关罢。
笔者之所以把小说中主人公的抗争视为“挽歌”，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作者通过东三郎表达的思想确实已经与时代脱节。东三郎在舌战群臣时，时常表露出对德川政权的怀旧，这就注定了无论他的话语是多么尖锐激愤，也终归是软弱无力的。就像同情他的朋友桧山男爵说的那样：“今天的地租是二分五厘，但从前几乎是五公五民；从前的武士杀了人可以不问罪，今天却是四民一律平等……今天只要是有能力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大政治家、大学者，或是大财主；对一般人民的情况来说，到底是哪一个时代好，哪一个时代幸福，恐怕用不到比较就可以知道了吧！”对此，东三郎也只以“这是时势所趋，自然的赐物”这样虚弱的话来无力地回击。其实，在他心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是比旧时代进步的。然而，他的心依然为新时代华丽外貌下呻吟的群氓感到悲悯。二是作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强者之世”。面对东三郎的攻击，藤泽只是得意地告诉他：“世界上的胜负就靠实力”，“像东兄这样的时势落伍者却是不行的了，对不起，你就只能站在我们的下风。”“你要搞我的话，就搞起来吧！甚至像刚才南条兄说的，来个造反也可以！”就连主管教育的原子爵也当面对他说：“像这样子的私塾（东三郎所开），有一百个封一百个，有一万个封一万个，一家都不能让他开下去。”
虽然如此，这部作品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主要就是作者在当时日本国力处于上升期，不断取得胜利的时代，用一颗“人的心”关注到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普罗大众。虽然没能提出疗救那个社会的良方，但这种悲悯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良心所在！这一点，从作品中两个悲剧人物东三郎和贞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从性格上讲，东三郎刚烈如火，贞子作为旧时公卿家的小姐性格娴静如水，东三郎似乎是强者；从地位上讲，东三郎是幕府旧臣，蛰居乡野艰苦度日，贞子本人是皇太后的女侍，丈夫也是维新从龙之臣，是时代的新贵，但两个人却被同一个时代摧残。作者通过他们的境遇，深刻揭示了明治时代“盛世”下的残酷面目。
小说中还有一个细节，书中所有人物都有名有姓，只有主人公就叫“东三郎”，没有交待他的姓。日本古代除贵族、武士之外，百姓、商人等都是没有姓的。但东三郎是武士，应该是有姓的，而且明治政府于1875年颁布了《苗字必称令》，要求每人都要有自己的姓氏。特意不说东三郎的姓氏，是否是作者在暗示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呢？
作为一个注解，小说设置的背景是明治维新后二十年，即1887年，当时日本国力迅速上升，七年后中日发生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小说创作的时间是1902年，出版于1903年，翌年就发生了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从此，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二战结束前，作者盼望的清洗日本的人道主义暖流始终没有出现。
参考文献：
[1]何乃英，《日本当代文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06.
[2]德富芦花，《德富芦花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2.
[3]濑沼，茂樹，《明治文学研究》，法政大学出版社，197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