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术语的翻译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域存在的文化差异，以及历史背景的变化的影响，有些西方术语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词来对应。在我国哲学界中，对humanism—词的翻译，就存在这种情况"有人主张把humanism翻译成人道主义。这以周辅成和王太庆两位先生为代表，尽管他们所说的理由不尽相同。
周先生不认同把humanism译为人文主义。他认为，那些主张把humanism译为人文主义的人，只注意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科的教育，把两者等同起来，未免肤浅。他认为，如果不“把‘文’字解释为‘古文’、‘古典教育’或‘人文科学’，而是采用孔子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斯文扫地’以及‘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中‘文’字的意义，就是以时代精神来说，它含有‘道德’、‘文化’的意思。”按照这样的含义，把humanism译为人文主义，“这和我们译为人道主义的着眼点相同。如果着眼点相同，所指意义也大致相同，我们认为或译为人道主义，或译为人文主义，皆可。但人道主义一辞，似乎通俗易懂些”。因此，基于以上原因，他赞成把humanism—词通译为人道主义，“而且历史上一切以‘人’为本的思潮，都可解释为人道主义思潮”。
英文的humanism是从德语humanismus翻译过来的。王太庆先生认为德语humanismus来源于拉丁文的humanus，他也主张把humanismus翻译为人道主义较好。他说：“所谓humanismus是用humanus[人的]加上-ismus[主义]构成，以示与‘神的主义’[theismus]相对立。‘神的主义’在汉语中不成词，因此译为“有神论”，其实译得不大恰当。而‘人的主义’也不成词，只好垫一个字译为‘人!主义’。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着重复兴古代语言文学，就垫上一个‘文’字译为‘人文主义’。这个译法显然不太理想，因为‘人的’不限于‘人的文学’，‘人文’的外延太窄。补救的办法是把‘文’字换成‘道’字，写成‘人道主义’。‘道’字比较抽象，足以补救外延太窄的不足。‘人道’大致相当于‘humanitas’，可以指人事的总称。这里面既包括人的物理方面，如饮食、男女之类，也包括人的精神方面，如人情和理性。在这里，王先生虽然主张humanus这个拉丁文词根是humanismus的来源，但humanismus词义相当于humanitas(有关人事的.，比人文一词的外延广，因此主张用人道主义而不用人文主义去翻译humanismus。
杨适先生则主张用“人道”去解释humanism。他认为，中国文化中的“人道”概念与西方文化中的humanism概念，就词义看是一样，“因为human指人，‘-ism’是思想、主义，就是道理，合起来就是指关于人和人事的道理，‘人道’”。所以，humanism即人道，把它译为人道主义就有点画蛇添足了。只不过现在用人道主义已约定俗成，只随其便了。当然，杨先生这里只是就字面上的词义说明两者的相同，至于中国文化所讲的“人道”与西方文化所讲的“人道”(humanism)，“在内容、方法和形态上都大不相同，各有自己的结构，各有自己的特殊发展过程，也就各有自己的优劣点，这些都是无法用‘人道’的上述抽象词义来加以说明和概括的。
有人主张用人文主义去翻译humanism。张椿年先生就持此观点。他不太同意王太庆先生所说的“人文主义”中“文”字是垫上去的说法。他根据外国专家考证的结果，说明人文主义是直接从人文学派生出来的，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推动古典文化研究，树立人文学在教育与文艺中的中心地位有关。正是基于这些理解，他主张把humanism译为人文主义，并且限定在文艺复兴时期。他赞同罗素用humanism表示历史，特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而用humanitarianism表示道德，指称人道主义，把人道主义理解为道德规范。这样，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对应于英文的humanism与humanitarianism。他认为“人文主义是一个世界观，它包括对自然、对社会的看法，涉及文学、语言、宗教、历史、政治等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现象。”人文主义的外延比人道主义宽，这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历史人物，有的既是人文主义者，也是人道主义者;有的只是人文主义者，但称不上是人道主义者，这取决于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及活动是否体现道德上的要求。
其实，对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做出humanism和humanitarianism区分的，较早的还有美国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白壁德(IrvingBabbit"。他在1908年出版的〈〈文学与美国大学〉〉这部著作中对当时美国的教育、政治、道德、文学等方面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什么是人文主义(Humanism"”。在这篇文章中，白壁德对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做出了不同的界定。他认为，一个总的来说对人类富有同情心，对未来的进步具有信心，也情愿为进步这种伟大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可以称为人道主义者，他所奉持的信条也就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几乎只把重点放在知识的宽广和同情心的博大上，相对于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者感兴趣的是个体的完善，而非使人类全体都得到提高这类空想;虽然人文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同情，但他们坚持同情须用判断加以训练和调节。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在同情与选择两者之间保持着一种正确的平衡。人文主义者极力避免过度，主张适度法则是最高的人生法则ra(pw«。过度的自然主义与过度的超自然主义都是对适度法则的背离。他认为，文艺复兴反抗的是中世纪过度的超自然主义，它扩大了自然与人性之间的分裂;而文艺复兴以来却趋向另一个极端，走上过度的自然主义的道路，抹掉了自然与人性之间的差别，把人性归于自然。他认为培根与卢梭是这种过度自然主义的代表，虽然他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道主义倾向，一种主张用科学知识的力量不断地扩张对自然的征服，具有严重的功利主义色彩;一种主张不断地扩张人的自然情感，具有浪漫主义特色，但这两种人道主义在本质上都是过度的自然主义，忽视了自然与人性的区别™KM8"。
因此，他主张人文主义在今天所要捍卫的是不受自然科学的侵犯，正如它曾经所需捍卫的是不受神学的侵犯一样;同时，也要警惕卢梭的浪漫主义在教育中的影响。白壁德的这种人文主义的主张，显然是对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解放运动，特别是19世纪浪漫主义的批评，它和以往的人文主义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反对的对象上，而且也表现在理论的旨趣上，所以，它以新人文主义命名。他所说的人文主义这一概念的含义与指称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思潮的人文主义是不同的。在形式上，张棒年先生以humanism和humanitarianism去区别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与白壁德所作的区分一样，但在对其内涵的理解上两者之间有很大不同，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humanism既可译为人文主义，也可译为人道主义'这里的关键是既然中文的这两个概念都是对humanism—词的翻译，它们是否具有同等意义呢?如果具有同等意义，人们说人文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岂不是一句同义反复,如果不具有同等意义，又该如何来理解humanism—词二译所发生的内涵变化呢。就此问题，王若水先生提供了一种简便的解答方案。他把人道主义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他认为，人道主义一词“最初是指文艺复兴的思想主题”，这是狭义的人道主义，也可译为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一词“后来泛指一切以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利益或幸福、人的发展或自由为主旨的观念或哲学思想”™。这是广义的人道主义。如果对人道主义不做广义、狭义之分，我们经常遇到的这句话：“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一句令人费解的话。若按照王若水先生的区别，这句话可以改写为人文主义是狭义的人道主义，广义的人道主义是人文主义(即狭义人道主义"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进一步发展，这样处理，逻辑上就清晰了许多，尽管这两句话的语义还很模糊，用英语直译还要遇到同样的困难。
以上，我们描述了哲学界对humanism—词的不同理解及译法，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对我们理解humanism—词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在对humanism—词作出新解释之前，有必要追根溯源。
Humanism一词在英文中最早出现在19世纪之初，它是从德语humanismus—词直译过来的。德语humanismus，据瓦尔特•罗格在《西塞罗与人文主义》)8]中提供的资料，是由德国一位名叫FJ•尼特哈默(FJ.Niethammer(的教育家，于1808年在一次关于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的辩论中首次提出来的。他呼吁人们重视中学里的古代经典教育，把古代经典教育的知识称为humanismus。1859年，乔治•福伊格特(GeorgeVoigt)在《古代经典的复兴》中首次将humanismus一词运用于文艺复兴，用于表述一种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新的世俗文化的出现。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根本不存在humanismus这个词，更谈不上humanism，它们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新词。
尼特哈默虽然自创humanisimus这个新词，却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它与文艺复兴时期常见的两个拉丁文humanista和studiahumanitatis有关。humanista虽是拉丁文，但在古代拉丁语中并没有这个词，它是15世纪后期才出现的，并且在16世纪已被通用。它源于意大利语umanista。15世纪末，在意大利学校中，人们流行用umanista这个词来称呼那些教授人文学的教师和学习人文学的学生。它原是一个俚语俗称，后来被吸收到拉丁语中，就成了humanista，意即人文学者;到人文主义一词出现，就被称为人文主义者。在19世纪末以前，人文主义者主要还是指从事人文学研究、教学和学习的教师和学生。与humanista相比，studiahumanitatis这个词就显得历史悠久，它在古代拉丁文中就存在了。humanitas(humanitatis是它的所有格?的意思是指“人性”或“教养”。studium(studia是它的复数)的意思是指追求、研究。两个词合起来，可称为人性之追求或文化之修养，亦即人文学。所以，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最早出现的是studiahumanitatis(人文学)，而后是humanista，教授与学习人文学的教师与学生，即人文学者，最后出现的是humanismus，作为与前两个词具有相关性的一个名称，又特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世俗的文化运动，译为人文主义是一个较妥帖的方法。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特别强调通过人文学科的教育来提高人性的修养，使人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文艺复兴的这种教育理念与古代希腊罗马的教育理念有相合之处!
希腊人有两个词表示教育，一个是agoge，另一个是paideia。前者意为指导、约束、管教;后者意为有目的的指导和培养，使儿童在教育中，身心都得到自然而和谐的发展)9]。他们创立了七门学科，即语法、修辞和逻辑(Trivium，二科)和算术、几何、首乐、天文学(Quadrivium，四艺)，它们统称为liberalarts，即自由学科。对这些学科的学习不是出于实际的目的，而在于获得身心全面培养，即paideia。不过在柏拉图的传统中，更倾向于心灵的塑造，他的教育目的在于造就一个完善的人，具有知识的丰富及心灵的完美。而在智者的传统中，倾向于培养具有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就声称他可以教人技艺，“这种技艺即是在私事中如何能把家庭料理得井井有条，在公事中如何能在言语上和行动上对城邦产生最大的影响。
罗马人承袭了希腊人所创立的七门学科，但罗马人的教育目的是出于世俗的实际目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精通修辞，娴于演讲术，修辞和演讲术使他们在公共事务一议会和法庭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当然，这种能言善辩的表达及思维能力，需要在自由学科中受到全面教育才能获得。西塞罗与格里乌斯(AulusGellius)根据希腊人全面教育的理念(paideia)，在拉丁文中找到一个对等的词humanitas来翻译希腊文的paideia，主张为培养自由的成年公民而实行全面的自由学科教育，使人性得以完善。因而，humanitas在拉丁文中就有人性、教养、教化之意思，而studiahumanitatis就成了人性之研究与学习，成了人性之学，即人文学。
西方进入中世纪后，基督教会获得了统治的权力，教育的权力也从国家转到了教会。这时学校里的学科虽然还保留古代的七门学科，但还设立了二门高级学科.神学、法学、医学，七门学科作为初级学科是为高级学科作准备的。所以，古代的七门自由学科在中世纪虽被保留下来，但它们的性质和目的都完全不同了。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完人(希腊)或好的公民(罗马)，而在于培养神圣人员。神学处于统治地位，教育受到了教会的垄断。教会控制了解释权利，它在用自己的逻辑、语言去解释古典文化，使之失去原有的意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所要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恢复古典文化的原意，以及古典文化中所表达的世俗生活。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恢复了人文学的地位，强调了它的教化及世俗功能。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虽然沿袭古代人文学的名称，但内容已经发生变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科包括五门：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这些学科与我们现在通常所理解的不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法教育与研究首先是指拉丁文的语法，因为拉丁文在当时不仅是教会的语言，也是大学教育和国际间交流的通用语言，因此，掌握拉丁文是学习其他学科的首要工具。当时的人文学者在教授拉丁文的过程中也推动了拉丁文本身的改进和完善。更为重要的是，人文学者还推动了希腊文化的传播。
诗歌研究的直接教育目的在于教会学生阅读和理解古典拉丁文诗歌，并且通过精读拉丁文范本，学会写拉丁文诗歌。不管是阅读还是模仿创作拉丁文诗歌，最终目的都在于为道德服务，通过精湛的技巧和华丽的词句，用高尚的德行来教化人们的思想。
修辞学是相对于诗歌的一种散文文体，通过阅读和理解古代拉丁散文作品模仿古代范本进行拉丁文文章写作是学习和研究修辞学的目的。当时，书信和演讲是学习修辞学的主要两个部分，它们比诗歌具有更大的实际用途。当时的人文学者是学过专门写作和讲话训练的人，他们不仅采用书信形式交流个人之间的思想情感，而且也运用书信形式发表新闻报告、政治宣传、学术见解等;演讲使人文学者介入公共生活中，人们经常可以在公共场所一行政官员的就职典礼、欢迎外宾的仪式或婚礼葬礼上一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或成为政治显赫人物的秘书，或成为共和国的行政长官，发表演讲和撰写书信，从中也表达出自己的政治理念。“修辞学把实用、理性与古典集于一身，修辞学的教育在当时是培养新文化人士的最好途径，也是形成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温床。
历史作为人文学科之一，也是人文学者所热衷的对象。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是他们喜欢阅读的散文，他们研究、模仿古代历史的著作。有些人文学者受王侯、政府的委任，为他们撰写历史，成为历史学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人文学者认为，历史才是人的教育者和塑造者，历史是比所有哲学和神学的精深造诣更为具体的知识，因为人性就是人在世界上行动的记录，就是“泛爱”，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会晤和交往。
道德哲学是人文学科中最为重要的一门，它与人文学科即人性之学有直接的关联。人文学者发表了大量的道德论文和对话，表达了他们对道德和人的问题的关注。他们讨论幸福、善恶，人的尊严与爱，积极生活与沉思生活的优劣，自由意志与命运的关系等。这些讨论不仅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道德的思考，而且也提供了许多世俗的观念，对当时和后世都起到了催化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科虽然在内容上不同于古代，但在目的上还是与古代颇为一致的，它们都把人文学科看成是人性之学，人性完美要靠人文学科的教育来完成，教育在文艺复兴时期具有非凡的意义。人文学者正是以教育为手段，以人文学科为内容，不自觉地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因而，用来指称这一运动的humanismus，还是译为人文主义为妥。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它不和大众文化认同，不以大众为对象，只以受过教育的少数精英为对象。
同一个术语，由于人们对它指称对象的意义的不同理解，或者由于历史的变化，术语本身虽被沿用，但它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而出现了不同的译法，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对humanism一词的翻译，就存在这两种现象。关键是，人们对任何术语的考察与翻译，都不应脱离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情况及历史文化传统，否则就会落入抽象的一般议论之中而无的放矢;反映在文本中，就要根据文本的内容及上下文的意思，对术语的涵义做出正确的理解，从而达到恰当的翻译。把humanism译为人文主义，一般是根据《周易》“贲”卦中所说的文明为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主张用文化去规范人的行为，使其止其所当止，从而达到教化天下。这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主张用人文学去塑造人性，在手段和目的上颇为吻合，都强调用文化去改变人。但它们所讲的文化的内涵是不同的，改变人的最终结果也不一样：一个强调用礼教文化去教化规范人的行为，使社会处于一个文明有序的整体;一个主张用人文学去塑造个人的美德，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成为一个完美全才之人。
主张用人道主义去翻译humanism，所依据的是《左传•召公十七年》：“天道远，人道迩”，或《礼记•丧服小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这里的‘‘人道”或指人的道理，或指人际间的道德规范。前一个‘‘人道”太空泛，后一个‘‘人道”太具体，用它们翻译文艺复兴时期的humanism，就显得不如用人文主义翻译那么妥当切题。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对人的重视和道德问题的关注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humanism也可以说是一种人道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通过人文学的教育与传播，通过著书立说与演讲等，批判了教会所鼓吹的苦行生活和禁欲主义，倡导积极生活，追求快乐。他们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们具有强烈批判现实的精神，首倡尊重个人尊严与自由，鼓励发挥个人的创造才能。皮科在《论人的尊严》中说：人只有从事活动时才成为其人，人是自己的主人，人的惟一限制就是要消除限制，就是要获得自由，人奋斗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成为自由人，自己能选择自己的命运，用自己的双手编织光荣的桂冠或是耻辱的锁链—p_。这种人道主义所注重的是个人的内在价值，即使人成其为人，既要追求肉身快乐，更要实现自身的内在价值:尊严、自由与创造力。只不过这种人道主义仅仅是停留在当时中上层阶级的少数精英的意识观念上，可称为哲学观念上的人道主义。它与当时整个阶级，甚至民众无关。但它所倡导的思想，人的尊严与自由，对后世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到了17~19世纪，人道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这时的思想家以自然人权和契约论为根据，批判封建特权及君权神授论，使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理念落实到政治的层面上，人道主义以人权的面目出现，要求国家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体现人的自由与平等，把人当人看，不能剥夺个人的基本权利。这是资产阶级用以反对封建专制与等级的政治纲领，最终体现在法国的〈〈人权宣言〉〉之中，可称为政治观念与制度的人道主义。同时，人道主义也以伦理原则和规范出现，主张把人视为最高价值，在个人行为上，要求把人当人看，即康德所说，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当成手段，尊重别人，承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这可以视为是伦理原则上的人道主义。
随着公民社会的出现，以政治制度和伦理原则为载体的人道主义，通过制度安排与教育，获得了大众的认可，成为了大众的常识。这样，原先少数精英的思想在社会上就被常识化、世俗化了。这时的人道主义就不是一种观念、制度或原则，而是一种行动、一种实践。这种行动中的人道主乂就可称为humanitarianism。
简略地说，人道主义有两种：一种是理论上的人道主义(humanism)，一种是实践上的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理论上的人道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体现为文艺复兴时期哲学观念上的人道主义(使人成为人，不涉及个人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17~18世纪的政治观念与制度上的人道主义(要求国家把人当作人，涉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19世纪的伦理原则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要求个人把人当作人，涉及到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理论上的人道主义，一般也被称为广义上的人道主义，即抽象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指以人的尊严、自由、价值、平等、权利等为主旨的学说。
根据这些具体的分析与界说，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判断在什么情况下，humaniSm—词应该译为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也能够较好地回应上面几位学者的说法!周辅成先生反对把humanism一词译为人文主义，是因为他担心人们仅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科教育去理解humanism，失去了humanism—词的道德意义(更不用说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去诠释所有不同时期的humanism)，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若用人道主义去翻译所有不同时期的humanism，是不是也矫枉过正了呢'把文艺复兴时期的humanism，译为人文主义，是否就体现不出它的道德意义呢'其实，了解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的人都清楚，人文主义提倡人文学科教育，意义就在于要塑造人性。人文学科即是人性之学，它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教化、修养，自身价值及创造力的实现。把它译为人道主义，反而失去了它与人文学者、人文学科词源上的渊源关系，也看不出人文学者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和传播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人文学科本身的功能。
王太庆先生主张用人道主义而不是用人文主义去翻译humanism，是因为他认为人道比人文的外延更宽，不仅包括人的精神方面的，也包括人的物理方面的，这也许与他把人文主义仅仅理解为复兴古代语言文学有关。如果历史事实是这样，他的见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知道人文主义不仅仅在于复兴古代文化，而且在于通过复兴古代文化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把所有不同时期的humanism都译为人道主义，也会碰到与周辅成先生一样的问题。
张椿年先生主张用人文主义翻译humanism，并把它限定在文艺复兴时期，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似乎趋向于另一个极端，主张用humanitarianism表达人道主义，用humanism表达人文主义，并视后者为一个历史范畴。这种划界虽然分明，却忽视了humanism—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续性，有点勉强。况且，humanitarianism主要是指行为上的，而不是理论上的人道主义，我们可以说一个救死扶伤的人是humanitarian，但不可以说他是humanist。
王若水先生把人道主义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认为狭义的人道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先出现的，广义的人道主义是后出现的，他看到了humanism—词的历史延续性。但是“狭义的人道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什么意思呢'这在英语里是不好直接表达的。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文艺复兴时期的humanism从不同的方面看，既可以是人文主义，也可以是人道主义。那么，这句话无非是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提出了自己关于人的(尊严、自由、价值的)主张。他所说的广义人道主义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理论上的人道主义，是抽象意义的，是对后来各种人道主义的概括，而不是一种历史事实。
